最是人间留不住1

江红 · 发表于 2018-4-20 16:30:47

最是人间留不住1 谨以本文献给童年小伙伴黄超然先生，以表深情的怀念。应当事人要求，本文个别人名以别名替代。一.阴阳永隔情何以堪。家乡突然传来噩耗，我童年的玩伴和好友阿然骤然辞世，令我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在我印象中，阿然虽年过60，但身体异常硬朗，少有病痛，怎么一下子就山崩海裂般倒下再也爬不起来？是邻居嗅到阿然独居的房间发出强烈异味，想及已很多天没看到这个衰颓万分的老头迈出房门，情知不妙才赶忙报警的。镇派出所的人最先赶到现场，市公安局随即派来干警。打开房门，只见阿然躺在床上，早已气绝。他极端消瘦，那张胡子拉茬的脸，只是一张皮裹着骷髅。但那空洞的眼睛，依然保存似是依恋又似是绝望的神情，显见灵魂在挣脱躯壳的那一刻是极度的不情愿。出了人命，非同小可！警察在房屋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上报市公安局。公安局派出刑事侦缉员和现场鉴证人员。尸体检验报告很快出来，死者阿然的胃部空无一物，两肋及腰肾部有少许瘀血点。法医的结论是：先受外伤，卧床一个星期以上，因无人照顾，他无力爬起来觅食，日逐日挨饿，终于毙命。在街坊指证下，警察把因口角而出手伤人的市井“恶爷”抓获，作出行政处罚。阿然生前所住的房子是他父亲建造的，高两层，与周围的民房别无二致，是实用型，并不着意装饰。楼下是客厅兼有一个边房，房后有楼梯通向二楼。二楼分隔成多个房间。阿然携同幼子从广州还乡后，与母亲一起住在这栋房子里。从前，然的母亲住楼下的边房。老人家去世后，阿然与儿子一起住在这里，后来阿然独自搬到楼下偏房。儿子长大后，外出寻求生计，常常多天不回家。这次，就在儿子长期离家时出了事。在物质颇为丰裕的當今，在著名侨乡出现饿殍，实在匪夷所思，此中折射出多少人生的无奈和悲怆！我们生逢乱世，穿越过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好不容易步入老年之列，儿女长大成人，本该过点安稳日子，岂料我的童年玩伴和多年同事，竟获这等下场！消息来得太晚，我不但来不及为阿然送最后一程，也无法参加任何吊唁与追思。如若兄弟和睦，他决不至于死得不明不白，早与他成为陌路的弟弟不闻不问不相往来，致使他的消失一如河中的泡沫。不难想象，和家乡的小混混争吵，被殴伤后的阿然，是怎样艰难地拖着伤痛回到家中，就此卧床不起的。他一直挨饿，可是头脑清醒，两条干痩的小腿伸开，蜷回，又伸开，也许这痛苦的灵魂在彻底绝望之前，还想去找寻踪迹杳然的爱妻托付什么呢。弥留之际他想到什么呢？他会不会忆及先是平坦后是坎坷的平生，既依恋又哀怨?他定然会想念分隔多年的发妻小梅，他向小梅忏悔，请求宽恕吗？他向她哭诉吗？会不会记起李白诗“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还有，独力抚育稚儿的辛酸；因自己的错失而葬送爱儿大好年华的痛悔；阿然似乎看到小梅对自己的怨责和哀怜-------，默然望着阿然热泪长流。突然小梅掩面转身而去，身影愈行愈远，迷失在茫然的天际… 阿然的儿子赶回家中时，父亲的脸已被覆盖，躺在房间一角，警察让这位唯一的直系亲属签字，然后把尸体送去火葬。尸体已腐烂，不能再拖。儿子被街坊邻里的叔伯劝住，没有伏在尸体上。他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父亲中年得子，曾一度把自己视作掌上明珠，有什么好吃的总是留给自己，并身兼师责，教予自己文化知识，才使自己不致于沦为目不识丁的文盲人。后来家庭生变，父亲独力含辛茹苦把自己抚养成人，廿多载日夜相处，舐犊情深。阿然的弟妹们终于赶到，帮忙料理长兄的后事。这时两个和哥哥因争产而决裂的弟弟，才心生无恨懊悔，真个痛切同根了！他们悔不该在长兄身处艰难境地极须扶持的时候没有伸出援手，反而为身外物与兄长反目，责怪哥哥败光了父亲的积蓄。和久没见面的侄儿抱头痛哭一场，最后叔叔们表态，今后尽最大能力扶助侄儿。二.小镇风云他的名字大气，叫黄超然，似要在玄黄世界超然于万物。他是我童年小伙伴，我们习惯称他为阿然。我们是同龄人，皆出生于国民政府溃退的前夕。我们的家乡台山水步镇，分布于海外的乡亲比居留家乡的乡亲多得多，号称“中国第一侨乡”。它是珠江三角洲西南侧一个曾经无比富饶的小镇，由三个小圩——公和市、水步市和新荣市组成，而公和市是水步镇的政经和商业中心，是水步镇的灵魂和枢纽。小镇与新会和开平交界，距台山城9公里，距公益港、三埠港各9公里，距江门市区56公里，距广州和珠海都是130公里，台鹤公路穿越市区，市中心有水步河横穿而过，连通着珠江流域水网，乘船西可达肇庆和梧州、东可达江门而至香港，北可达广州甚而北江各县市。水陆交通便捷。清朝未年，台山先贤陈宜禧先生修建了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新宁铁路，铁轨傍着小镇东边而经过，直通江门北街。公和市建成后小镇百业兴旺，民熙物阜，镇民生活富足。我稚小时候看的第一场震动心弦的表演，是梧州杂技团的演出。这个杂技团就是乘船来到我家乡的。民国十七年（1928），公和市在水步墟北岸筹建，为此在镇里立碑，碑文为：筹建公和市弁言自强邻实行经济侵略而大陆遂起商战风云往昔且然于今益烈藩篱尽撤中国已为鹿逐之场桑梓关怀我邑犹是鸠安之地十年来亟图自治百里内咸与维新改造市场密如棋布经营商业竞尚潮流此同人之用是提倡亦本市之所由筹建也矧此处人烟稠密地点适宜轨道纵横胜似板桥之驿溪流环绕恍如桃叶之津择地而辟草莱集资以营街市匪持重交通而便往来挽利权而兴实业行见马龙车水胜迹留题鬓影衣香游踪弗绝惟是谋事最难创始立志犹贵坚持大禹凿山斧痕宛在始皇驱石鞭影犹存所望海外华侨咸怀梓里乡中巨贾共解荷囊勷阙成功完斯美举则轻裘集合于狐腋而平地即可起楼台谨弁浅言聊当小引民国十七年夏日汤伟夫撰建造家乡西式洋楼所需的进口钢筋水泥和玻璃等建材，从新宁铁路和潭江水道源源不断运送到小镇，幢幢西式骑楼式洋楼在水步河北岸拔地而起，自此故乡小镇有过二、三十载黄金年华，其繁盛热闹不亚于广州。抗战期间短暂受到日军侵扰，但日军的每次进犯多以县城和沿海为目标，为害时间不长，并未侵扰商贾市肆，其间小镇兴盛依旧。新宁铁路虽毁于抗战，但并非毁于日军之手，而是自毁免于日军所用。抗战胜利后，百姓来不及休养生息，西伯利亚刮来的狂飙掀起内战，此后带给人们无穷无尽的灾祸。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民政府撤离，家乡换政，聊以为生的一切资源皆被劫掠，镇民们瞬间由丰足陷入赤贫，成了新政体催生的新生“无产阶级”。这个政体是靠杀人和整人来立威的，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诸如镇压反革命、三反、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五反、公私合营、肃反、整风、反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整风整社、四清、忆苦思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三忠于四无限……等运动从未停歇过。一个运动未停，另一个运动马上又杀到，令镇民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无妄之灾突然降临，人们为无从掌控自己未来命途而忧心忡忡，在暴虐的强权面前，人们都显得那么卑微和孤立无援。经此摧残和劫难，1957年以后，百业萧杀，全镇只剩下一间百货店，一间文具店，一间影相铺，一间药品店，一间食品店，一间收购站，一间茶楼，一间粮食加工厂（碾米厂），所有店铺隶属镇供销社，沒有了可供就业的职位，镇民们因而大多都失业了，只好靠港澳和海外的亲友接济维生。镇政权时不时组织镇民们参加没有任何报酬的植树、在公路两旁挖“社会主义河”等名目繁多的义务劳动，还美其名曰“不养社会主义懒人”。镇虽小，镇民却来自四面八方，钟表师傅来自顺德；打铁师傅三兄弟来自恩平沙湖；糕点师傅来自恩平恩城；卖咸杂干货的“咸虾伍”来自新会崖门；一代武术宗师梁天柱来自广西；一路流浪，在本地找到扫街的差使而定居的一家子来自阳江，其儿子后来在“阶级斗争”年代因表现积极而当上镇长，是令镇民闻之生畏的权势人物。小镇从此衰败了，那些曾经见证过市景繁华兴旺的洋楼破颓了，仿若被战火洗劫过一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无从复苏，小镇的荣枯与兴衰，足证暴力夺政和苏式乌托邦政策带来的祸害远惨烈于日兵的侵占。我和阿然小时候，镇上常年游荡着一个衣着褴褛的拾荒者，他虽蓬头垢面，却难掩俊朗面容。老一辈告诉我们，他叫彼得，黄埔军校出身，是余程万将军的部属，曾参加过常德大会战。镇民们对彼得很敬重，不懂事的小孩对他使坏，定会遭到大人斥责。彼得主要由贫困的家姐接济，镇民偶尔会向给他一点剩饭施舍。水步乡亲移民彼岸归化异邦后，很多成为杰出人士：前美利坚驻中国大使骆家辉，祖藉台山水步镇长塘乡吉龙里；美国首位参政华人市长黄锦波，祖藉台山水步镇长塘乡的华宁里；与我同龄的总角之交、著名美国华文作家刘荒田先生出生在水步镇，并在镇上成长，而立之年以后才移民美国，终成大器，著作丰硕。刘荒田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假设骆家辉先生生活在大陆，所面临的种种境遇，结论是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家乡的海外乡亲商贾巨富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对家乡的发展更有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江红 · 发表于 2018-4-20 16:43:19

三.我们的童年我居住在小镇最繁华的中山路，房子是租来的三层洋楼老旧建筑。阿然一家住在水步河畔埠头附近的北盛街，面北向南，算得是风水宝地，三层洋楼是外祖父的产业，应是抗战胜利以后才建成的，相当气派。阿然的姨妈一直在广州居住，曾经姐妹情深，回乡和阿然的母亲争夺这幢洋楼的产权，反目成仇，是后来的事。我和阿然住处相距不太远。我和阿然的童年很穷，但快活。一起玩“玻珠”，玩拍“公仔纸”，拿个小胶球作排球在街上对垒。阿然的零用钱较多，那时有“袋装肥仔米”（爆米花）卖，内装用铁皮冲压成的迷尔铁锅、锅铲、饭碗、汤匙等漂亮小玩意，一百元（一分钱）一包，阿然买来，小厨具归自己，“肥仔米”与我们分享。我们一同去镇外田间的水沟捉“眼彼”（小鱼，广州人称为“花手巾”），这种身披五彩斑纹的小鱼，生命力特强，可惜养的时间一长，鲜艳花纹便褪变成惨白色，我们于心不忍，于是又放生，让它们回到稻田和水沟。夏天，我们去乡间树林，釆摘一种粘性浆果，捣烂，捏成团，附在竹竿顶端，拿来粘高枝上的知了。找合适的树丫做弹弓，夜晚去郊野捉螢火虫，割“蓈古”编织成小笼，用来放养生长在灌木丛，闪着紫蓝炫彩的小蜘蛛。还去釆摘酸酸甜甜的野果。阿然最有钱，他买了一支可击发火药纸的木制手枪，那击打火药纸的“砰砰”声很诱人，我没钱买，就找块木头仿照连环画上的军用手枪做一把，像模像样，令小伙伴羡慕不已。换政初期，镇上的两间教堂还开办，每当基督徒聚会，小孩们就聚集在教堂门口，做完弥撒后，神父或修女就会拿饼干和糖果（多是教徒们从香港带回来的），在教堂门口派送给等候着的馋嘴的孩子们，一派欢乐温馨的气氛。可惜后来基督教被取谛了，教父是我同学的父亲，夫妻匆匆逃到香港了，留下其儿子刘伟森生活在镇上。数年前我回乡，发现水步市的教堂已整修一新，十字架醒目地树立在屋顶，而公和市的那间教堂始终没有复办。儿时我们经常结伴在埗头戏水，或在埗头用缝衣针弯成的鱼钩钓鱼。这埗头是长长的花岗石台阶，从岸上一直伸展向河道深处，旁有约100米长的钢筋水泥筑就的三级码头，专供货船装卸货物。那时河里水清透底，河水涨潮时可浸到码头—、二级，这河水供全镇民众饮用。暑天，我们最喜欢到河中戏水，时而“冒险”潜水越过船底，时而惬意地躺在石阶上，让密集的小鱼吮吸脚趾，时而举行五花八门的泳式比赛，看谁先到达对岸。每年夏秋两季，暴雨降临，远方雷公岭的山洪掩至，不消三两个钟头，小镇就淹没在汪洋之中。这时孩子们兴奋无比，走到街上玩水，去河边看大人们在水深处张网捕鱼，待洪水消退后，去捉来不及随水流撤退的鱼虾。四.奋发的小镇少年阿然父亲任职于全民所有制的邮局，担任小小所长，门路颇多，生活较滋润。其时镇民尚不知电话是何物，他家就已安装上了电话。阿然是长子，备受宠爱，衣着总是光鲜整洁的，令小伙伴羡慕不已。而我直至上初中都没有鞋穿，寒冬腊月上学，赤脚走在台鹤公路，稚嫩的脚板被砂粒刺得生疼。我小小年纪要为生活而奔忙，捉鱼虾、捉蟛蜞、打柴草、釆野菜、到田野拾稻穗，待农家收获后，翻地寻找遗漏的花生粒和番薯仔，返祖居地的屋地（今官称宅基地）种菜，待农家收割晚稻后，翻地起畦种菜。印象中阿然从来没有象我有过这样的操劳，也没有我辛劳后享受收获的喜悦。我和阿然，上不同的小学和中学，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交往。那时小学采用乡土语言即台山话教学，中学则完全采用粤语教学，老师授课言语生动活泼，时时加挿些我们并未听过的乡土俚语述说故乡典故，引发我们无穷的学习兴趣。阿然志向高远，初中时就多次向《少年文艺》杂志投稿。我自小也爱读书，我家旁边的收购站，干活的叔叔见我爱看书，把收购来的《萌芽》杂志按斤卖给我，每当空暇，甚至走路都捧着书本看阅，也不知我何以竟有此酷爱读书的痴习。我们找来空木线“碌”和木条、铁线等依高年级物理书制成起重机等各种模型当玩具，被路过的老师看到予以赞扬，从此养成了喜爱物理课的习惯。阿然常有多余的零钱，依照教科书的指引，买来零件组装矿石收音机，在屋梁上用铁线架起天线，于是我们躲在阁楼上兴趣盎然的收听香港电台、香港商业电台和美国之音。那时收听“敌台”可是“犯罪”，轻则被监禁，重则惹来杀身之祸，可是我们往往忘记危险。我们曾在夜间走向镇外田野，仰望璀灿的星空，看着流星拖曳着长尾巴划过，一起探讨星空和人生的奥妙。我父亲是商人，也是手艺非凡的工匠，我们小时玩的胡琴（二胡）、三弦、秦琴甚而小提琴，都是父亲制作的。阿然常来我家学玩乐器，广东音乐是共同的最爱，《娱乐升平》、《饿马揺铃》、《走马》、《银河会》、《禅院钟声》等是我们百奏不厌的曲目，也爱那些悦耳的民歌如《花儿与少年》、《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爱我的台湾岛》、《跑马溜溜的山上》等。父亲胜在出身 “根正苖红” ，所以没有被历次政治运动所波及。阿然的父亲是“国家干部”，绝不会是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虽然两家幸免于政治运动的冲击，但耳闻目睹的种种恐怖景象，私刑式批斗“阶级敌人”时被批斗者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令我们心惊胆颤，从而使我们对阶级斗争痛深恶绝。镇上一位黄姓医生，因收到一封寄自香港的家信，闻讯而来的镇头目勒令交出家书，但因出自恐惧黄医生阅后马上把家信烧毁了，黄医生因此当即被定为“坏分子”，每次政治运动总逃不脱被批斗受折磨的厄运，其儿女此后也备受歧视和排斥。在小镇，权贵对主宰他人命运操弄生杀大权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本是市井无赖的打手们热衷于斗人，领了旨意后整人肆意妄为花样百出，整个世道充斥暴戾之气。阿然和我始终弄不明白，那些被“专政”的人，大多数本是镇上积善之家，不过是从前经商攒下一点钱，过着比常人较宽裕的生活，这也成为“罪状”，何等不可理喻的世界！也许我学业成绩较优，小学学费年年全免。小学毕业考上镇中学，每月竟有四元助学金（那时一学年学费也不过是四元），全校也仅是我每月有四元助学金，听说是因为我第一志愿报读这中学、升中学考试成绩特别优秀之故。在父亲启蒙下，我小学就开始为同学刻印章，同学们则送我作业本作回报，我以此減轻父母的生活负担。我和阿然那时学习很有上进心，见某个同学学业略优于自己，就暗下决心追赶。我和阿然经常交换作业本，加以比对，看谁的成绩优秀，彼此激励。阿然没享受到助学金，学业成绩也一向很好。十六岁那年，他和我一起考上省城的一所造船职业技术学校，引起镇上同龄小伙伴的赞羡，他更被父母和弟妹们引以为傲。那年头，没有可资谋生的门路，想出头，一是当兵，以期复员时被安排到厂矿企业，当局也以此作招徠；另一是升读技工学校及师范学校和大学，在毕业时可分配到工作。船厂职业技术学校只招收有城镇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且第一志愿是报读船校的。船校的录取分数较高，是和重点学校同时作为第一轮录取新生的，全台山仅收15名考生，水步镇就占了两位，阿然是培育中学的，我是水步中学的，台山侨中最多，有4位，台山一中2位，台山二中2位，此外端芬、四九、白沙、广海、那扶中学各一人。能考上这类职业技术学校，真有种乡试及弟的狂喜。五.上省城就读船校阿然的大姨母住在广州，于是他在父母的陪伴下提前到了广州。那时由家乡前往省城，一是乘坐每天仅三两班的巴士，票价两元多，沿途要在公益、九江、龙江、澜石四个渡口，让轮渡运载汽车过河，中途要在鹤山的沙坪就餐，整个旅程须六个来小时。另一途径是到开平三埠乘搭花尾渡，票价一元多，下午下船，在舖位睡上一觉，次日凌晨五、六时许就可抵达广州大沙头码头。这种建造于民国年间的花尾渡是一种自身没有动力、须拖轮牵引的船只，船用优质坤甸木制成，船体富丽壮观，尤如浮动的水上宫殿，乘坐分外舒适，人们往返广州都喜爱乘坐花尾渡。1965年8月25日，阿然在亲友陪同下，来到学校在大沙头客运站设立的接待站报到，能操台山话等各地方言的广州同学把全省各地乘船到来的新生引导至候车处，等候学校的车辆送往位于鹭江的校区。而今的鹭江已成闹市，那时却是广州的远郊，几座工厂和学校以及科研单位散立在田畴之间，人烟稀落。交通要道是条只有两车道的砂土路，若要到学校来，先在市区搭乘14路车（总站至今仍设在广卫路）到中山大学正门公车站，再转乘郊线新洲车，在鹭江站下车，下车后步行一两百米即可到达。这新洲线公车一个钟头才一班，穷苦学生平日出市区，总喜欢步行至中山大学正门公车站，再乘14路车，或干脆步行一个多钟头去闹市，一角几分钱的车资，于他们也是大数目。这学校是新建立的，与船厂厂名相同，任务是为正在建造中的船厂培训技术工人。以广州和潮汕籍的学员最多，广州学生有200人，而广州籍学员中，有先期（早我们7、8个月）招收的40人，他们是参加过东江输水工程的应届和往届 “老生”，因而个别“老生”比新生年长好几岁。招来这些学员后本想办校，因人数太少教育局不予批复，才扩大招生的。他们之中有一些颇多特长的学生，校花是来自海珠区文工团的，还有一位，是因早恋而退役的广东女篮球队队员。在欢迎新生的联欢晚会上，这些老生一曲专业水准的民乐合奏《喜洋洋》，那跳跃欢快的曲调营造出的喜庆气氛征服了所有人。这些“老生”在学校正式开学前，多已下车间跟班劳动。船校在佛山地区（那时四邑属佛山所管辖）招收70人，其中四邑地区招收了台山、新会和开平各15名学员。潮汕地区招收了100人。珠海驻军最高长官的儿子高曼华兴冲冲的前来报读，因现实与想像中差距过大，不到半年就叫父亲来接回去了。学校开设有船体专业、焊接专、钳工专业各分甲乙两个班，机电专业、车工专，船舶起重专业等各一个班，每班有四、五十人，全校500个学生左右。阿然分配在钳工班，所学课程有船舶钳工工艺学，船舶柴油机，金属工艺学、船舶管道布设等。老师是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大连海运学院、华南工学院等相关专业的高材生。学校适时地为每个学生申请了粮食补助，粮食定量由在家乡时每月不足20斤增至每月32斤至36斤不等，每个学生发两套工作服，第一学期依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发放不等的助学金，第二学期起每个学生每月有12元不等的助学金。一年多后助学金升至每月18元，相当于学徒工的薪酬。家贫的学生头次拥有这么多钱，欣喜若狂，顾念父母养育自己的艰难，每月寄10元返家，自身仅留8元为生活费，节余的粮票也寄回家。职校三十多四十来个同学住一间宿舍，是上下舖的碌架床，没有风扇，幸好校舍地处空旷的郊野，宿舍通风良好，前半夜较热时，同学以“心静自然凉”来自我宽慰，在虫蝍蛙鸣的天籁之音伴随下，安然入睡。到下半夜，有时竟会被凉醒。那时阿然性格爽朗，十分健谈，很快和班上的外地同学混熟了。个别同学后来成为他的莫逆之交。因没家庭负担，18元助学金全花掉，他很宽绰，不时作东请同学中的朋友吃上一顿。开学第二天，学校组织新生前往赤岗厂区参观。船厂共有三个厂区，鹭江厂区以制造船舶柴油机等船舶机械为主，学校就设在鹭江厂区。赤岗厂区的办公楼未建成时，船厂领导机构和办公机构都设在鹭江厂区。位于中山大学北门东侧的岭南厂区以修造内河船舶为主（现已成马路和“无敌江景楼盘”了），故拥有多个深水船坞，那时岭南厂区负责维修的，是未被淘汰的铆钉船等内河船只。居于赤岗塔下赤岗岛上的厂区最大，拥有最现代化的厂房，含八个室内船台的车间分列南北两端，中间是密佈铁轨的横移车区，横移车与车间路面相平。船造好了，横移车开到该船台，对齐路轨，开动牵引机把船从车间拖到横移车上，然后把船横移，送到西边下水车上，沿着下水车道斜坡把船送到河道深处，再由拖轮拖送到码头停靠。之后，油漆、电工，管子工、舾装工、木工、轮机工等诸多工种分别上船作业，直至完工，经往珠江口试航后就可移交船东。另外, 南北两端各有两个露天船台，船体分段造好后，拼装在一起，焊接成完整的船壳，有些大船在室内船台造好外壳后，就移送到露天船台，进行装设吊杆和烟囱等后续作业。驾驶楼等上层建筑事先建造完成后，分层吊装上船体，巨轮就是用这种“堆积木”的方式建成的。这是广东省属笫一间最具现代化的船厂，后来第六机械工业部意欲收归旗下，被当时的广东省长陈郁断然拒绝。同学们看到雄伟壮丽的现代化崭新厂区，心潮无比激动，阿然更是为能成为新一代造船工人而深感自豪。在船校，同学们头次接触到专业理论。通过老师的讲授，学生们了解到现代船舰的建造知识，开拓了视野，学到了赖以谋生的技能。学生时代虽然清苦，却是快活的。天热了，穿过校园外的果林，就是打捞公司属地的珠江岸边，下水畅游，说不尽的快意。天气最热时，大量鱼虾浮在江面，不一会就会捞到一大桶，同学们来到果林，用石头垒成炉灶，水桶当锅，拾柴草把鱼虾煮熟，美美地饱餐一顿。那时打捞公司有从沉船上打捞上来的物品发售，价廉物美，阿然曾买过一套出口的薄胎茶具，薄如蝉翅，瓷质分外洁白，令人爱不释手，一位识货的潮汕籍同学更是一下买了五、六套。我们还到毗邻的广州六中与学生进行足球友谊赛，那些广州同学球技了得，此后多次代表船厂参加市际足球赛，战果不俗。每个星期六，相邻的中山大学在球场放映电影，我们呼朋唤友前往，看高质素电影，如“天仙配”、“流浪者”“一江春水向东流” 等。离船校不远的珠江电影制片厂有时拍电影须要群众演员，就会到学校来挑选，参加演出是有报酬的，虽然极微，也令同学们有很大的滿足感。星期天或节假日，约上三五知己，步行上数小时，前往黄花岗的广州动物园等景点游玩，是最大的享受。星期天或节假日，阿然多是返回到姨母的家中。阿然姨母住在和平西路和珠玑路转角处南面西侧（和平西路99号）一幢战前唐楼的二楼。那时他和姨母一家相处融洽，姨母待他也相当不错。姨丈祖籍佛山人，但能讲地道的台山话，是位老于世故的长者。他的表姐已婚，住在西门口的中山六路邮局公寓楼上，一个表妹正上初中，另一个表妹小学将毕业。楼下住的人家，有个情窦新开的小妹妹，相貌普通，才十六岁左右，身量却异常丰满，每当看到阿然和他带去的同乡同学，就兴奋无比，穿上性感的衣服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希望引起注意。有一次他姨丈忍不住开腔：“小小年纪就如此风骚，将来定是难以驯服的女人，惹不得。” 这么一来，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江红 · 发表于 2018-4-20 16:44:35

六.以“革命大串连”的名义 1.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平和的学习生活过了大半年。岂知，1966年5月底，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自此掀起了红色狂潮。热血沸腾的青少年学生被当作制造红色恐怖的工具，学校老师成了牺牲品。从电台广播中，从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里，从《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里，学生们得知学校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教的都是“毒草”，老师是他们的“敌人”，用考试来“迫害”他们。考试从此取消。6月2日，北京清华附中的中共干部子弟学生贴出大字报，结尾署上一个新创的名字：“红卫兵”。那些血液里躁动着暴力，最容易受煽动的青少年，开始了为毛而冲锋陷阵。我们所在的船校，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盲目地加入批斗他们平日敬重的师长的狂热中。发难者是政工处一名专事刻印教辅材料的的教工郑定宜，这个带有浓重潮汕口音的政治投机者，贴出了第一张“炮轰”教导主任付在贤的大字报。此后每隔几天，贴出一张，几乎每个老师都被他在大字报上批斗。幸好船校的大部份学生都对此表现平和，激进者寥寥无几，因而学校不见有腥风血雨式的惨烈批斗。 8月18日，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现已移居意识形态敌对国美国的、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被选作红卫兵代表为毛泽东戴上了红袖标，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北京红卫兵开赴各地，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外地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纷纷奔向北京；而北京的学生则纷纷奔赴外地。这样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毛泽东在3个月内8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更助长了这种趋势。 2. 以红卫兵的名义北上“串连” 船校的同学不失时机，联群结队，北上串连。阿然和五六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团先到江城武汉，住在武昌地名三层楼的武汉水运设计院。在武汉，他们游览了东湖，登上了黄鹤楼故址（那时是一片废墟），登高望远，高吟李白七绝•《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其后下到在武汉长江大桥脚，影相留念。还往繁盛的汉口逛街，走进珞珈山下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武汉大学，遇上了武大学生批斗校长李达等“走资派” 的大场面，惊心动魄的口号，让他们领略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红卫兵架势。这群意气风发的学生，在衡阳小城稍作停留，转道往上海。在上海，他们被安排入住广东人开办的、位于南京路口的东亚饭店。饭店老员工知道他们来自广州，有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用地道粤语与他们倾谈，为他们的食住作了妥善的安置。这是阿然有生以来头一趟入住高等级饭店。阿然抱怨抽水马桶“这么窄的边沿叫人怎么蹲立”。他们游览了上海市容，了解到外滩昔日的租界才是大上海最繁盛之地，是中国近代建筑最集中，金融业最早聚集之地，但此时的“东方巴黎”已失却了往日的风釆。本应“灯红酒绿”的南京路，奢华、优雅、时尚了无影踪，跟广州长堤并无二致，“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商店很大，但商品匮乏，所有商品都须凭证购买。“大世界”已关门，有轨电车在空荡的大街上的“叮叮”声，令人感受无限的沧桑！前往复旦大学的路上，他们惊奇地发现，上海竟有一条完全由鹅卵石铺成的大马路。黄埔江流淌着灰黄的江水，两岸风光不如珠江妩媚秀丽，苏州河水黑污腥臭。他们发现，上海的公园面积很小，无特色可言，远逊色于广州的公园。他们还去了位于吴淞口的江南船厂，参观了广为报道的万吨水压机，观看了同行建造万吨级以上巨轮。在上海住了近廿天，深深感到上海人对广州人特别热诚友善。 3. 来到皇城 1966年10月初，他们来到了京畿、在天子脚下，被安排入住先农坛附近一间土产公司仓库改成的接待站。来到京城，阿然才知道“燕京”、“幽州”、“北平”也是帝都的原称，是有着八百六十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10月的京都，天气开始转凉，清晨起床洗漱，可见坑渠有玻璃一样薄薄的冰块，凉风挾带着沙尘吹拂在脸上令人生疼。他们领到了洗澡票，到附近大澡堂洗澡。来到澡堂，只见大热水池中象下饺子一样挤满了人，池水浮着一层灰白色的厚垢，人们很享受地浸泡着，他们可皱眉了。几经犹豫，才穿着底裤下池，却被人们喝止，非要赤条条的。他们在池中稍作停留，就火速离开，打开水龙头，用刺骨的自来水冲洗一遍，让京城人目瞪口呆：广东人竟如此耐冷！次日，他们要往天壇游玩，阿然顿觉头重脚轻，走路不稳，往接待站看医生，医生一测体温, 竟达40℃多，医生吓了一跳，忙给他注射了退热针，给了一大堆药，强留他观察一个小时，见开始退烧了，才让他离开。离开医疗站后，他们仍照原计划前往天坛。阿然在回音壁呼叫后静待回音，玩个不亦乐乎，在这皇天后土，病患竟也奇迹般好转.。他们本想去做一次“好汉”，因登长城的人太多，实在挤不上公车，只好作罢。他们穿越前门和天安门，来到了始建于辽金时期，曾经是皇宫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的景山公园。站在景山东麓“明思宗殉国处碑” 处，发思古之幽情。他们也去了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参观，这里充满政治偏见的展品令他们感觉不到丝毫兴趣。又沿着长安街漫步前往西单，转入窄窄的小胡同，小胡同里竟别有天地，市集商铺林立，很是热闹。在胡同里，他们惊讶地发现，北京的掏粪工是把粪桶背在背上的。他们还去过商业繁盛的王府井大街，到过北京天文台和北京动物园。他们也在前门的全聚德品味过驰名中外的北京烤鸭。当然，他们还到过故宫，但此时故宫不开放，于是转往天安门东侧的文化宫。然后再往颐和园，穿过建筑与装饰绘画都异常精彩，长达700多米的回廊，来到万寿山，登上佛香阁，绮丽的昆明湖尽收眼底，真个“春湖落日水拖蓝，天影楼台上下涵，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百鸟似江南。滿山松柏成林，林下缀以繁花，堤岸间种桃柳，湖中一片荷香。”颐和园显然也受过文化大革命红色风暴的冲击，长廊上端的彩画用薄薄的白灰水复盖着。及后，他们到了现代学生运动的发祥地和有“中国政治晴雨表”之称的北京大学。阿然老觉得北京大学的建筑远不及广州中山大学的雄伟瑰丽，他们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在“五一六通知”的煽动下，聂元梓带头贴出大字报，拉开了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序幕，既成冤假错案1000多宗，400余户学者被抄家，知名学者饶毓泰、翦伯赞、俞大絪等在内的60余人非正常死亡。他们到达未名湖畔时，北大批斗运动风起云涌，批斗声浪响彻天际，到处贴滿了大字报，红色恐怖此刻弥漫整个校园。之后，他们又到了相邻不远的清华大学。从红卫兵对师长蒋南翔、刘冰等人的批斗中，他们知晓，大劫难“文化大革命”是从文教领域首先发端的，清华大学给师长们带来的灾难和对优秀文化传统和道德伦理的冲击不亚于北京大学。 4. 接受“救世主”毛的接见 1966年10月18日晨早5时许, 接待站里的数百名外地学生被紧急叫醒，洗漱完毕后，马上食早餐，集合，清点人数，由军人挨个搜身，连锁匙、指甲钳都不让携带。完后每个人领到了四个煮鸡蛋、四两红烧肉块和半斤馒头、一本红皮“语录”书，依次登上数十辆军车，驶往东长安大街南侧距博物馆三两百米远的地方，排列在大街边最前列，最前面每隔五步就站立着一位军人。北京十月中旬很有凉意，阿然进京时仅带了一件厚绒卫衣，穿在身上也不觉冷。京城上空罩着一层薄雾。直至上午九时多，运送学生的军车仍然陆续驶来，东西长安大街和天安门广场顿时成为人的海洋，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报称这天有150万学生，在长安大街排了50里长。这时惊见平日走过的长安街人行道，撬起路边条石拉上帆布围栏就成了露天厕所。12时45分，广播接见《通知》的宣传车驶过。12时50分，“东方红”曲突然响彻上空，预示接见开始，12辆警卫车分列两旁护卫引导，毛泽东首先现身在护卫车的中间，林彪、周恩来乘坐的敞蓬吉普车随后，再后是刘少奇等人的6辆敞蓬吉普车，每车周边挤上近10名锦衣卫，车流慢速驶过两旁挤滿学生的街道，据称用了一个小时。人群地动山摇而又声嘶力竭地三呼万岁，翻腾着的红皮书似翻滚的波浪。阿然觉得，这是一伙手握权柄的凡夫俗子，却被包装成教世主，此刻这个新晋的帝王或许飘飘然地真以为自己会万岁。阿然身旁那胖嘟嘟的哈军工女生竟涕泪交流，把阿然紧紧抱在怀里，久久不肯放开。阿然不知所措。身上萌发出莫名其妙的臊动，那种奇妙是他此生不曾体验过的。他对这哈军工女生见到一个活神仙竟激动如此实在难明所以。 5. 离开帝都，一路向西阿然在京城逗留了20来天，感受到些许寒意，收到学校寄来的盘缠后，就启程南下了。11月初，乘火车到了中州之都郑州。入住粮食局接待站，这是他们 “串联”以来所受待遇最差的接待站，早餐是一碗碾碎玉米煮的粥外加两条番薯，正餐是一碗玉米粥两个馒头，再无他物。他们决定到街上食档就餐。服务员端上餐点，食了一会，转身与身后的小伙伴交谈，台面上的食物已被守候多时的乞丐一扫而空。这时他们才注意到，食店门前的都是乞丐，他们与之交谈，方知乞讨者都来自同一地方，每逢农闲， “生产队”就开证明让他们四出流浪，以帮补生计，怪不得郑州满城是乞儿。阿然很纳闷，这中原之地自古以来本是富庶之乡，何以沦落至此？郑州城区很小，最热闹去处仅是一个二七广场。高等学府郑州大学校园建筑平庸，远不及台山一中。逗留两天后，决定走人。坐上西向的火车，他们到了西安这个十三朝古都，参观了钟楼和鼓楼。6天后，启程南下重庆。火车晚点，夜晚被迫在车站滞留。岁未西安的夜晚寒气刺骨，身穿一件卫生衣无法扺御，只好紧紧相拥取暖。他们有些后悔：为什么不听接待站工作人员劝导，在接待站登记借件军大衣御寒？清晨，终于登上了西去的列车，驶出八百里秦川，进入黄土高原，沿途只见天黄地黄河水黄，树木都难见有一棵，景色无比苍凉。驶入汉中平原，眼前豁然开朗，车窗外山翠水秀。穿越重重山峦和墜洞，跨越道道沟壑和河流，列车终停在了长江之畔的重庆火车站。 6. 雾都重庆之行到了巴渝之都重庆，他们被安排入住市中区两路口体育馆附近一所中学。十一月的雾都整天雾罩云遮，太阳时或在中午时分才露一下脸，不到一两个钟头很块又隐没。他们在抗战胜利纪功碑亦即时下所称的“解放碑”附近观看了夫子池、会仙楼等古迹遗址。也依教科书上所述，寻找位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和歌乐山麓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见识了历史是可以装扮的，是为时势所利用的。他们走进吊脚楼里的茶馆，品尝地道重庆美食，金毛稣虾、酸汤滑肉麻辣卤猪耳朵等菜式，令他们赞不绝口。他们在重庆住了20多天，才启程前往贵阳。如此之多身穿布衣族和苗族服装的人在街头做小生意，教他们惊奇。他们观看了南明河上的甲秀楼，参观了黔灵山。 7. 串连的被中止他们正打算前往昆明时，1966年11月中旬，京都突然下发通知，从21日起到明年春暖花开前，一律暂时停止串连，说是为来年串连作好准备。12月1日，又补充通知：12月21日起交通工具不再免费。于是赶在免费结朿之前，他们回到了广州。无疑，不花钱东南西北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是他们在文革大串连中的最大收获。这时学校仅总务处依然运作，学校仅有的两个“当权派”——书记李静臣和教导主任付在贤被关在船厂“牛棚”，其余老师除唐彩老师外大都追随同学们到全国各地串联了，学校一派清寂。阿然与先后返回学校的同学交流此行的心得，哪里好玩、哪里景点多且秀美、哪里风味独特、哪里人好客，哪里最具地方特色…----掂量得失一番感叹，唯独那钟跃华带队、台山那扶中学的余金雄等车工班数位同学跟随的、徒步“重上井岗山” 后，在天寒地冻之中蓬头垢面回到学校的那些同学，受到一致的嘲弄。无课可上，无事可做，阿然就跟同学到各自的家乡和附近的城镇去探访，以步行串连的名义住在当地所设的串连接待站，直到春节前才回到家中。七.厂里的旗派和总派 1967年3月19日，春暖花开前，全国大串连停止，4月份，学生收到回校的通知。走进久别的学恔，发现宿舍已遭客村、鹭江村民洗劫，连门窗都被拆走，同学们留在宿舍里的家当尽失，学校未圏入厂区围墙内的地块如球场等也遭农民侵占种上农作物。幸好阿然事先把行李寄放在姨母家而避过一劫。同学们被安排入住鹭江厂区的单身职工宿舍。学校向各位同学颁发船厂厂长曹志友以校长的身份签发的毕业证书。后宣伂全校同学按专业分派到船厂各车间工作，数十同学被调派位于肇庆郊区小湘镇西江边的战备船厂，个别同学派送至军工企业。这批被调往西江船厂的同学于是前往广东省航运厅造反，闹了个天翻地复，恰这时广东省航运厅又接收了一批复员军人，于是调这批复员军人前往西江船厂取代了船校学生。船厂开建于1963年，他们分配到车间时，船厂大致建成，尚有一些扫尾工程施工中。船厂书记叫程光，由广州军区调派来的，来船厂前已是军师级高官。程光被批斗多次后，眼看势色不对，于是马上联系上广州部队的同袍和下属，不久，几辆军车就来船厂把他和家属及所有家当载回军营了，听说后来任职广东省军工局局长。副书记汤戈夫是趙紫阳秘书，被批斗后，受不了“委屈”，写信向趙紫阳诉苦，在趙紫阳安排下汤戈夫进京城另谋营生了。厂长曹志友来自广州海军基地，五十年代初在桂山舰上任政委，率舰队攻打珠江口桂山群岛上的国军守军，全军复没，他是唯一的血海逃生者，此后不再受重用，有人写大字报椐此说他是叛徒。曹志友尔后调往广东省水运研究所任高职。受冲击最少的是副厂长、山东大汉李会财，椐说他18岁就在“三大战役”中任过“支前队”队长，他主管职工福利，他待工人态度甚好，但对大小领导动辄大发雷霆，因之很得工人们的喜爱。船厂是新建的，头目来船厂的时间都短，没有多少“资反路线”可供批判。所以船厂的“总派”和“旗派”没在保还是反厂内头头上面发生过矛盾，更没引发过任何武斗。阿然被分配至轮机车间，报到时，车间指派他和十来个同学到管子车间（后改称铜工车间）工作。一只船舰，管网密如蛛网，有输送食用和日用水的管网，有经由 “海底门”直接抽取海水或河水用作消防和冲洗甲板用的高压管网，有冷库的管网，有轮机燃油管网，轮机润滑油管网，轮机冷却管网等等，管道粗的直径近一米，小的只有筷子粗细。管道于轮船就象人的血管。管子工负责把管道合理地排布在船体里，岗位相当重要，也够苦累。这时上级派来的 “工作组”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但生产秩序尚未恢复，工人们早上到班组报到，象征性的干点活，就跑回宿舍或回家去了，都较为清闲。阿然和同学们一样，每天早上从鹭江宿舍穿越田野和溪流（这些田野如今都成了高楼大厦和繁嚣的广州大道），步行30分钟，从工厂西门返回车间，那些住在二沙岛上渔家村的同学，在天暖时分就用塑料袋装着衣物做成气泡、捆在身后游水上班，天冷就由家人撑艇送过岸。这时，工厂的工人已分化为保皇的“总”派和造反的“旗派”，总派基本上是由老工人和工厂各级人事、政工、保卫、武装干部，以及怀有政治野心的底层工人中的“小爬虫”组成，而旗派内大都是年青人和底层工人，厂长曹志友的儿子曹四平是旗派中的中坚分子。两派在厂里表现得较为平和，虽然各自都和六中的“主义兵”和“广州兵团”以及中大的 “中山大学革造会”和“八三一”取得了联系，存在互动。前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政法委书记陈绍基、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都是那时广州最著名的大学生保皇组织——中山大学革造会的头目和骨干。厂里的总派加入了广州的“地总，”而旗派则加入了广州的工联。厂里的旗派较为激进，被省“工革联”指派进驻广州文化公园，他们参与了攻打省总工会大厦战役，此战中厂里叫谢凱和黄灿两位年青小伙中弹身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一个叫丁沛华的青工被击中右腿，此后只能跛行。他与这些旗派小伙在厂里住同一宿舍同一楼层，彼此相处很熟络，阿然也应邀前往他们的驻地参观，见识了各式军用武器，这些武器是从驻军那里抢回来的。阿然曾听这些小伙说前往离厂不远的大塘村外高岗上的高炮和探照灯部队及石榴岗海军基地抢军服和武器的故事，很佩服他们的胆色。但他反思，值得为毛的一句虚幻口号而出生入死吗？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州返回家乡，他们问他要不要带武器护身，随手递给他一把自制手枪和匕首，他谢绝了手枪，仅要了匕首，因为这些精钢打造的匕首锋利无比，正好用作家用刀具。留在厂里的“总派”也闲不住，几个骨干头目凑在一起商议，组织起来，随意的往资本家和“五类分子”家中抄家，把抄到的贵重酸枝、坤甸家具及华贵衣物等运回鹭江厂里的柴油车间仓库堆放，听说个别人浑水摸鱼把金银首饰和钱财往自己口袋里塞。他们不时就把资本家和 “五类分子”抓回厂里进行车轮式批斗，动拳脚。阿然对这些丧失人性的行为很是反感，发誓不参与。八.小镇文革风云回到家乡，与从台山一中、江门技工学校等少时小伙伴聚会在一时，免不了也议论起风起云涌的文化革命，觉得它最大的好处是给民众向官僚主义猛击一掌的机会，毛的“批资反线”被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把一向专横跋扈的单位头目推上了批判台。水步单车站的工友听说他从广州回来，就把他和另一位同是从广州回来的同学请到单车站（是一个以单车搭客和载货等苦力营生的集体组合），商讨向公社头目要回单车站向公社交的份子钱（实际上是管理费）。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听过工友的陈述和两位广州来的“红卫兵”激昂的声讨，公社女书记竟爽快地答应了工友们的要求。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从外地返乡的热血小伙成立了“星火燎原”兵团，冲着阿然工人阶级的家庭成分，被大家推为司令。兵团在步月桥头和侨联会外墙贴上了大字报，向小镇的“走资派”宣战，有声有势，在小镇引起了大众的热议和广泛的喝彩。可惜这些返乡学生后来奉召“回校闹革命”后，小镇自发的文革运动就此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严酷无比、令镇民不寒而慄心胆俱裂的“阶级斗争”狂风恶浪，那些曾参与过学生组织的运动的年青镇民，出身稍有问题的即被进行反复的游街批斗。红色恐怖再度笼罩着小镇。九.“省市革委会的铁拳头” 1968年8月为结束文革动荡局势，广州的军方以旗派头头做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为由（但谁也弄不清这个头头是何人），派兵铲除广州市旗派的各个椐点，开枪伤人，射杀据点内的抵抗者，外出的旗派只好撤回厂里。以人保、政工、武装部门成员组成的革委会（旗派也指派江玉恩参与革委会并任副主任），旗下的“工人纠察队”似乎拥有无限大的权力，他们被称作省市革委会的铁拳头，被指派参与配合军队荡平武斗椐点。为壮声威，“工人纠察队”时不时出动数以百计的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队员浩浩荡荡巡行在广州的街头。他们可以随意把人关进“牛棚”看押，这“工人纠察队”有很多成员是原旗派中的投机取巧分子，绝大部份是船厂的船体工、铸工和焊工等最辛苦工种的工人，他们善于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目的在于转到较舒适的工作岗位。他们经常开车上街去巡査，有次看到田野间有一对恋人依偎在一起，竟恶作剧地把他们拉回厂里羁留一整夜。他们也身负“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厂饭堂青工“高佬”和同是饭堂炊工外号“射哩眼（斗鸡眼）” 的姑娘在晓港桥“拍拖”亲热时，“射哩眼”竟被一干歹徒拖走欲施暴，恰“工纠”经过才被救出。随后的“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清查五. 一六”等运动中，“工人纠察队”都异常活跃，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公然行使起公捡法的职权来，大批出身于“黑五类”的职工及其家眷被他们遣送到农村去，船体车间青工麦充文因被表哥出卖揭发麦出言“侮辱”老毛及出身问题这时也被遣送到农村的。文革后期，有些专案组成员得到了升迁，如只具初中文化的扬卫东（文革前原名杨二苏）在天河区成立时，竟调往天河区法院任主审法官，主审过广东省交通厅厅长。当然，并非每个专案组成员都得以升迁。邓小平大权正式在握后，提出要彻底“清理文革三种人”，已进入党政部门任职的要清除出去。四清期间下台、文革期间遭专案组严酷整肃的原机器厂副厂长陈兆南复出后，专案组头目、原二轮机车间书记邓瑞云请调保养场，温振珍无本事，于是逃到厂交通船任“水斗”（船工），无处可去的冼继芳只好返回黄埔原籍去，他们怕陈兆南复出后利用职权对他们予以报复清算。阿然曾被引荐入“工人纠察队”和“专案组”，但被他坚决拒绝了，他不想无端的加害他人换来高升。阿然由这一系列政治变故中深刻感受到，中国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份子”，这些群体的可悲、可鄙在于：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施暴者，同时又是被施暴的对像，他们的残暴与荒唐来自盲从。也许旗派在厂里较强势，红旗派分子返回船厂后，除了一个叫范云青的小伙被控强奸罪抓走外，没有一人受到此后连串政治运动的冲击。

江红 · 发表于 2018-4-20 16:45:26

十.拜神造“劳模” 省市军管会派驻船厂的军代表吳鹤友来自南海舰队，一到船厂就卖力地推行拜神和“抓”典型运动。当工厂逐渐回复往日的秩序时，强制推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每天早上上班后，工人们被强求手拿小红书，面对工棚里供奉的活神像三呼万岁，三祝“万寿无疆”，然后参照小红书里的“语录”自我“斗私批修”一番，如此折腾上大半个钟头后，才由班组长指派任务。下午下班前回到工棚，再照此办理一次。毛每有“最新指示”发表，哪怕三更半夜也要集合起来上街庆祝。船厂曾树立船坞车间的邹细锦为劳模，并让他上京参加了1969年国庆观礼，回厂后作报告，照着厂里宣传干事写的讲稿也念不好。一次，军代表吳鹤友听取汇报说，铸造车间有个复员军人戴光前学毛著很有心得，把他所在炉前班的学毛著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每天“早请示、晚汇报” 就带领班组一众人高举“忠”字牌表忠心，跳“忠”字舞献忠心，就树之为典型标兵。这戴光前原是电白县农民，后来当兵，复员时被安排到铸造车间当炉前工，每天的工作是运送型砂、木模到车间，铸件铸成冷却后脱模清理铸件粘附的型砂等工作，这个炉前班只有他一人是男性。虽然工作没有任何技术性可言，但戴谈学毛选心得，滔滔不绝可以说上个大半天。他被树为“大庆式铁人”后，从班组走向车间，从车间走向全厂，一路窜升，1977年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跟着官运享通，官拜副厂长（管后勤）、市总工会副主席、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排名最后一名，享受厅局级待遇，其升迁之迅疾，令厂里工人大吃一惊。戴光前很能紧跟政治风向，邓小平再度落马时，戴在《广州日报》发表了“坚决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 的文章，用上了毛语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邓小平大权再握后，他又在《广州日报》发文坚决拥护邓的正确领导。在经济大潮下戴光前应邀担任深圳电白籍建筑商的“顾问”，政治资本也可成财富之源。船体车间有一位职校生，见戴光前从默默无闻的炉前工突然飚升为中央委员后，似有所启发，突发奇想，夜间在宿舍打着手电“刻苦学毛选”，希望有伯乐相中，此事一时成为笑柄。阿然虽然对戴光前不屑一顾，但也受戴光前现象影响，悟出了门道。此时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杨荣国教授，在《广州日报》等媒体连连刊登长文，称毛思想为一个哲学体系，阿然也想研究出毛思想与哲学的关联。虽然在宿舍扔了一地烟头，却找不出毛思想里的哲学，因为毛的老祖宗马列主义也尚未自成体系。可见阿然欠缺戴光前的运气和悟性。阿然却由此迷上了哲学，整天沉浸在哲学的境界中，为了穷究一个哲理，废寝忘餐地苦读哲学书，熬过通宵，第二天就蒙头大睡，既不上班也不请假，尽管车间与宿舍间相距仅三几百米。十一.神话终结、李一哲惊雷 “早请示、晚汇报” 制度维持不多久，因林彪1971年9月13日的出逃嗄然而止，人们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了。那一天早上刚一上班，全厂员工紧急集中，在厂礼堂听军代表吴鹤友宣读“中共中央绝密文件”，宣告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人们无不震惊。阿然实在难以理解，副统帅不是“宪法”和党章上铁定的“接班人”吗，何以非要 “抢班夺权”以至命丧异域？林副统帅不是毛的“最亲密战友”吗？怎么一下子反目呢？想想也是，那些与毛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左右手，不是假文革之名、少有幸免地一个个被毛“壮士断臂”式的斩下马来了吗？他是惧怕那些昔日的“战友”功高震主，使自己的王威受到的削弱，于是先下手为强把他们逐一打下马来，以至到死，落得个孤家寡人的冷清。接下来的“批林批孔批周公” 运动，随后还有“反击文艺黑线回潮” 运动，也令阿然很是费解。没有老谋深算的“周公”的支撑，毛能如此安稳地发着现代帝王的美梦吗？！人们在工作之余没有地方消遣，只好在宿舍自娱自乐，或拉二胡，或拉小提琴、南胡和弹奏秦琴等，弹奏最多的是广东音乐和曲调明快动听的民歌，还有一些前苏俄民歌。有人凑钱买来透镜头，自制照片晒放机来晒放花式照片；有人用不锈钢焊条和边角料锉制各种花式勾针和动物卡通形状的锁匙；有的捡来有机玻璃边角料，利用三棱镜原理，制作灯柱有如立体宝塔的台灯；更有的学习钟表维修，有的研习服装裁剪和缝制……。阿然依然酷爱读书，尽力找些列为禁书的中外名著和哲学典籍来读，运用想象力来解析。要不就到好友罗平那里串门，默默看罗平专心致意地作油画、水彩、雕刻和雕塑。他只是看，没有趁机向罗平学习。罗平能文能武，本职工作亦分外出色，美术功底深厚，尤其精于摄影，日后他考取了中山大学，留校做老师，并任中山大学校报摄影编辑。 1974年11月，李一哲在广州永汉路与中山五路交界处贴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长篇大字报，立论大胆，切中时弊，点穿了文化大革命的乖谬之处，因为说了一些人们不敢说的话，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强烈反响。阿然兴奋莫名，多次前往观看，摘抄要点。后来他才知道，“李一哲”是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的笔名，李正天那时是广州美术学院学生，陈一阳是下乡知青，王希哲是产业工人。他十分惊讶，这些同时代的年青人，何以有如此能耐，写出思想如此深广视野如此开阔的文章。其后，广东全省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李一哲反动大字报运动，省委宣传部专门成业了“宣集文”写作班子专对李一哲进行批判，李一哲被拉到厂矿机关去“辩论”。阿然有幸参加过其中一场，李一哲们的发言虽不时被排山倒海般的口号声所淹没，但他们丝毫没有怯场，待口号声浪退潮后依然侃侃而谈，其雄辩不能不令与会者折服。1979年习仲勋为李一哲平反，主持“李一哲”案平反的省委副书记吴南生在双方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对“宣集文”的负责人说：“你们‘宣集文’打不过‘李一哲’。” 多年以后阿然到美院探访朋友，见到李正天，李已是美院老师，光亮的脑袋蓄起了山羊胡子，穿起了类似和尚的长袍，令人莫测高深。叙谈中，李说蒋纬国先生曾托人向他索求字画，送了个“金劳（金质劳力士）” 给他，其夫人（其时芳龄廿九岁，是李的学生）的油画已卖到数以万计一尺了。朋友向其索字作念，朋友因与李相比自觉平庸，就要李书写“酒囊饭袋”四字以自贬，李略一沉吟，从笔筒上抽出一油画笔醮上墨飞快地书写完毕，题上“蔡广樑先生自嘲雅句李正天字” ，字体稚拙而又苍健，笔底透出深厚的功力。十二.邓小平时代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死了；1976年7月6日，朱德也死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最终死了，这是人们最希冀的赏心乐事。毛死无葬身之地，被开膛破腹，挖肝剜心割腸，腌制成腊肉，这中华千古罪魔因十恶不赦上天无门，地府拒收，其鬼魅飘荡着依然作祟人间。阿然恰好此时正回乡休探亲假，避过了被强制的集体哭丧的仪式。三巨头死去后，阿然渴望此后天下太平，人人安居乐业，不再遭受无穷无尽“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折磨。同年10月6日，又一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传来：毛所倚重的“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莫非是天理昭然？邓小平三起三落，九死一生，感悟到些许低层民众的思想情感，这个搞了大半辈子“阶级斗争”的家伙，到头来吃尽了阶级斗争的苦头，在再度复出大权在握后，于是宣佈终止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虽然其用意并非全然为民众的福祉着想，但也带来了很好的效果。阿然突然醒悟到，如果没有毛，中国大陆人很可能早就同台湾人一样，进入小康；如果没有邓，人们很可能仍活在毛的世界，饥寒交迫，却斗得你死我活；如果没有毛、邓，中国早就是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了！当初刚转为正式工人时，阿然的工资是39.80元，一年后升为45.60元，此后十年多工资一直没有提升过，毛死后两年寥寥一两次和有限名额的工资调整，都理所当然被班组长和那些党员所瓜分。开始实行包工到人了，车间把生产任务下达到班组，班组把任务分解到个人，完成任务所得的 “工时”，作为工资和奖金的标准。工人完成任务快、得到的“工时”多，车间就会悄悄削减工时，所以工人的收入大致保持在相对固定的水平，所谓“多劳多得”、“勤奋致富”只是“中国梦” 式美好的童话。十三.报考成人大学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在此号召下，上海机床厂率先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随后，“七二一工人大学” 在全国遍地开花。1969年船厂也在船厂技校开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首批数十名工人入学，依工种分成不同专业，学制全脱产，学习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不过多了份大学文凭，这为以后晋升为技师和领导职务提供了依椐。事实上这批“七二一工人大学” 学生以后陆续成了厂级领导和科室骨干。阿然的钳工班同学叶耀坤后来成了船厂厂长；另一船校起重班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学生谢彦标成了船厂党委书记。他们后来在经济大潮中陷入房地产商的圈套，双双系狱，厂长被判十年，书记判了三年。船厂在后期，从厂级领导到基层班组长，几乎都是船校学生所操持。阿然的知己朋友古明以高分考上了七二一工人大学，但他认为这不是理想中的大学，又听说粤中船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不肯来当辅导员，因而弃读。由于种种因素，阿然无缘进入“七二一工人大学”，不然，此后他的命运将会彻底改换。不过，他也被所在的铜工车间领导所看重，被任命为车间技术革新小组班组长。那时管子工弯制小口径（10来CM直径以下）可用相应的凹轮组来冷弯，大口径的管材不同角度的弯制，须先放样，然后分解成西瓜皮样的一瓣瓣，再组装成型，焊接而成，费时耗工，成品粗糙难看。技术革新小组在车间技术员“儍大哥”的领头下，到广州船厂和黄埔船厂参观学习回来后，几经试验，终于制成了利用高频感应线圈局部加热原理的大口径管材全自动弯制机，提高了工效，所弯制的大口径管材弯头也极之美观，技术革新小组做出了好成绩，一时好评如潮。 1977年恢复高考后，25岁以下的学生可凭学生证报考。25至30岁有特长的在职人员也可以报名，但只能报自己特长的专业。由于应考人数太多，所以允许有条件的大学招收“走读生”，白天在校上课，夜晚回家住宿。他的挚友罗平于是马上报名应试，罗平是以摄影专长报的名，但全国只北京大学开设摄影专业一个班，超额特大班也只限招收50人。于是全国各大报系、画报社的年轻摄影记者和摄影通讯员、摄影家协会等影像高手云集考北京大学摄影专业，罗平以318（四科）分名落孙山。罗平第二志愿是中山大学考古专业，本以为冷僻专业十拿九稳，但中山大学考古专业仅收一两人做研究生，各导师只收自己已在职的徒弟，于是改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卢平出身书香门弟，父母都是中学教员，二兄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二嫂在中山大学党史教研室任教，罗平业余时间不忘自学高中课程，因而基础课程功底扎实。在当年树戴光前为学毛选典型时，他摄制的很多作品入选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劳模风釆”图片展并获颁荣耀证书，所以他是以摄影专长报读中山大学的，他的考试分数也很好，加以他二嫂在中山大学任教，所住鹭江宿舍离中山大学咫尺之遥，天时、地利、人和他占尽了，所以很顺利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录取了。经三年寒窗苦读，罗平毕业后留校工作，被分配到校党委宣传部校刊编辑部任职摄影编辑。罗平的成功，使阿然和朋友古明大受鼓舞。而此时成人高校的兴办，使一些人得以一圆少年时代的大学梦。古明是中山小榄人，工余时间喜欢钻研科技书籍和自学整个高中阶段课程，常常照着书本自行组装电脑。1982年，船厂成立广东广播电视大学船厂分校，由华南工学院的老师授课，或前往华工与华工学生一起听课。阿然与古明先后前住应考，古明以较高分考取了机械工程与自动化系，而阿然因用过多时间和精力痴迷于哲理辩释，疏于研习复学基础课程而名落孙山。这时仍有一个机会，就是参加厂举办的“经济技术管理干部培训班” ，在古明的鼓励下，阿然前往报名。因有工作经验的人员可以免考数理化课程，仅考语文，且是写一篇议论文。开头他下笔很有气势，一鼓作气，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洋洋洒洒的，待结尾呼应时，方发觉时间已到，收卷了，于是他交了篇有头无尾的论文，又是落榜了。而古明历经三年苦读，其间前往上海沪东船厂和重型机械厂实习，以优异成绩毕业了，获得了大学文凭和工程师资格证。

江红 · 发表于 2018-4-20 16:46:45

十四. 商潮经济下社会和工厂情势社会经济日趋活跃，技术工人劳动力严重不足，有些厂矿企业就把一些生产任务分包给外单位的工人承包，这些工人或去开病假单或补休或回班组报到后马上逃离厂区前去外单位 “炒更”，所得报酬有时干三几天就相当在厂里干一个月的收益。这时兴起圈地拆迁潮，地产商为圈地，官商勾结強迁强拆血拆层出不穷，此时的公安和法官似乎都成了地产商的家奴，透着血泪的新厦处处拔地而起。他车间有很多人前往冷气公司炒更，承接一些新建大厦的冷气管道水电项目的安装工程，他们驾轻就熟，工作进度快捷，且质量上乘，很得冷气公司的看重。不知为什么，阿然较少参与工友们的炒更活动，或许他与这些外出炒更工友互动较少吧，或这些工友怕“多个香炉多只鬼”，或者他根本就不缺钱花而没有外出炒更赚钱的冲动。实际上他是经受不住炒更的大工作量和辛累艰苦的工作条件的。船厂的工人技术全面而且本领高强，是社会上炒更潮流的主力。面对日渐冷落的车间生产形势，领导于是实行工资全浮动制，工人挣得多少“工时”就是其工资收入全部所得，这促使更多工人外出炒更。不知出于什么利益关系，船厂里也开始把一些船只的建造分包给江苏泰兴船厂来的一班工人承包了，留在厂里的工人反而无工可做，无工做就无工薪收入，就纷纷逃离工厂。为防工人外出炒更，工厂就实行一上班就关闭工厂大门，大门关闭后工人既不准外出也不让进入，如囚徒般把工人禁锢在工厂里。工人的病假单一律经车间领导批准才可以休息。其实，这时也有一些车间领导如船体车间副主任领头带队外出炒更的。于是工人们纷纷爬围墙、涉河滩外出。管子车间对出那段河面，涨潮时水也很浅，退潮时有十来米宽的沙滩显露出来，这里连接着园艺场（现是珠江帝景苑），工人们从这里轻易就逃离出厂区了，厂保卫科就在这里架设铁刺网一直通向河床用以阻止工人的逃离潮。可是他们失算了，工人们利用铁刺网的脆性，随身只带一把杂锦銼，在铁刺上轻锉一微痕，用手一折铁刺马上断裂，三两下功夫就把铁剌网拆除得一干二净了。无奈之下，保卫科只好派人值守围墙下和河滩边，但值守人员也来自底层，对工人逃离潮视而不见，故也无法阻遏工人们的逃离潮。他所住的宿舍在赤岗厂区里，离车间仅两三百米远，无事可做时就返回宿舍看书或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这厂区里的职工宿舍前身是船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和只办了一届的“广东省船舶技工学校” 及 “广播电视大学船厂分校”的校舍，故每间面积有三、四十多平方米，学校停办后，单身职工搬入做了单身宿舍。有些家在农村并在乡间结了婚的职工，待同住的工友因结婚等搬离后，马上从家乡招来亲眷住入成了家属房。住在厂区宿舍里的好处自不言说，一日三餐可在厂食堂解决，到钟点上班了才施施然返车间，不象住在市区的工友那样晨早5时多就得出门赶车。无事可干或干得辛苦，就躲回自己的安乐窝求得半刻的安宁。那都是些平房宿舍，位于赤岗塔前的河道边，厂食堂的南面。他们花三几元买来发热丝和耐热陶瓷底盘，做个铁架装配成电炉，闲时就到河边抓些鱼虾回来开小灶。有心智的，就到车间找些不锈钢边角料等回宿舍制作些工艺品或生活用品。这自然引起了保卫科那些从底层上位的人们的注意，他们很了解和熟知工人们所有动态，这些工贼于是时不时突击抄査职工宿舍，查到的胶钳铁锤电铬铁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以及电炉等一律没收，每次突击抄查皆有所斩获。车间领导见生产现场少人工作时，也很喜欢到职工宿舍去“捉蛇王”。工人们很懂得应对之策，一听到宿舍有异动，就立马逃遁了。因应社会上活躍的炒更活动，宿舍区的人利用住在厂区里的有利条件开始偷盗生产资料，连保卫科人员也利用职务便利在值班时大批偷盗焊条等生产物料运出厂，厂领导一怒之下着令清理厂区宿舍，把所有人员迁回鹭江宿舍区。于是阿然回到了鹭江宿舍区临近厂门口那幢宿舍二楼一间临近厕所的单身宿舍，独占一个房间。 1985年下旬，邓提出了“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随之施行厂矿企业私有化改制，厂矿企业和事业单位停止福利分房等，大量国有企业员工失却了他们已享有的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权贵集团闻风而动，空手套白狼地一下子攫夺鲸吞了国计民生要害和垄断行业的国有资产。很多有背景的人以不到千分之一甚至更低价格购得一个厂矿企业，不用一个月单靠卖工厂富余物资或土地就还清了本息，此后就可以闷声发大财了。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寡头毫无例外地是权贵集团的子女或亲属所掌控。曾是船校共青团书记的钟跃华也在此时下海，看准动向，两手空空地成立一个叫“南天门”的房地产公司，通过关系获批得地块，然后凭此土地向银行贷款，边建楼房边售“楼花”，楼房建起后又以楼房向银行抵押获取贷款，三几下功夫就成了千万富翁。可能由于背后靠山不够硬，听说后来他只能收购城中村农民的宅基地来建房，建起的房屋无法取得产权证，生意就每况愈下了。再后来政策生变，银行收紧银根，闻风心惊的皮包地产商狠捞一把后迅疾逃遁，于是一时间广州全城到处都是“烂尾楼” 。由于社会缺乏公正公平、利益集团的出现造成了悬殊的贫富差距，经济蓬勃而又扭曲，发展而又变异，腐败、荒谬，混乱、无序，每天、每时所发生的事情，都挑战着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严的尺度及常情与常理。社会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十五.笫一次爱恋就在这时，他的表姐牵线介绍了一位在广州生物科学研究所任财会工作的姑娘与之相亲，彼此一见钟情一见如故。姑娘美丽可人，温柔大方，善解人意，自结识了这姑娘后，他青春勃发，朝气蓬勃，这姑娘给了他奋发向上的动力。他突然觉得生活竟是如此美好！他对未来生活憧憬着，努力构建着未来生活的蓝图。他们频频约会，喃呢燕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珠江岸边、流花湖畔、越秀山下频频留下他们的身影。他们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了，谈理想，谈对人生的感受，谈文学品味。他们最欣赏苏东坡那《水调歌头》，他们沉醉在苏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冠绝千古的意境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 ，“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范成大《车遥遥篇》）”。正当他们谈婚论嫁，着意燕子衔泥般抅筑共同的温馨之家、人间美景可期时，这姑娘花季之年突发红斑狼疮症而凋零了，这于他无疑是晴天霹雳，“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韦庄《女冠子二首其一》）”！女友流星一样飞走了，留下了瞬间倚丽辉映长驻心间，悲伤伴随了阿然不知多少岁月，阿然一下了变得沉默寡言了，个性似乎变得更加冷傲。与他同时且有同等遭遇的是他同班组的、在船校同为钳工班同学也是管子工且来自台城的谭晃韶。谭晃韶毕业于台山二中，身高一米七以上，长着一个鹰嘴鼻，排球打得很好，曾入选台山少年排球队参加全国联赛。文革结束后第一批高中毕业生分配进船厂当学徒工，谭晃韶很快看上了一个分到管子工车间外号“面包”的姑娘，展开了不懈的追求，两人终于相恋了。这也是个温婉动人、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可惜自小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他们不听从医生忠告，终使姑娘有了身孕了，姑娘终因分娩时心脏病发而颠殒。谭晃韶就此飞速地向船厂辞职，迅疾奔回到台城了。此后听说他在台城卖过家具，开过饭店，开过五金店兼承接水电安装工程等。可能因资金出现问题，曾回厂向已退休的、同为台山“乡里”的原轮机车间钳工谭球老师傅和梁牛老师傅借过三两万元，至今未还，弄到这两老师傅碰到那些台山籍原船校学生就问有没有见过谭晃韶。十六.试闯致富路再结情缘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一个人如果30岁之前不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一定是个冷血动物；但是，如果30岁之后还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就是个白痴了。阿然不想再做白痴，决心到社会上闯荡一番。这时大批船厂职工离开了工厂。有的自组工程队去社会承揽工程，有的弃工从商，从事图书、服装、电器批发或开饭店、五金交电商店等。有些通过特殊关係承包工厂，自己做老板。有些职工虽然不离厂，除了外出炒更外，还在西湖夜市租一摊位，每天下班后立即赶到西湖夜市开档。很多人真的很快富起来了，置业买楼买车过上了富足的日子。祖籍白沙、来自中山黄圃一个姓马的船校焊工眼光独到，趁那时楼价甚低，在有了原始积累之后，一气买了十来个住宅单元和商铺，在楼价飞涨十来廿倍的今天，不发达都难。阿然的朋友罗平人脉深广，在罗平的推介下，阿然认识了一些企业家和私人老板，从他们那里承接得一些工程，然后当起掮客，将工程转介给别人承包，从中获取回佣。起先获利丰厚，也着实风光过一段时光。然而后来人们绕过他直接接洽工程，事成后请他饱餐一顿或仅给他一个小红包了事。这时正值八九民运蓬勃兴起，社会经济运转停顿了，此后他境况就一日不如一日了。这时他已开始不上班，因而不再在船厂有工资收入了。经此挫顿，他分外苦闷，就试图从哲学上寻求路径和解脱。黑格尔说，如果你生活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无法改变的痛苦里，那么这痛苦是你的愉悦！给自我一个期望和勇气大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慷慨的说句“大不了就是一死” ！这段话令他思虑良久。他迷茫在哲学的乌托邦里。罗平适时地为他提供各位哲学大师的名作给他阅读，举凡柏拉图、亚里士多徳、叔本华、康德、尼釆等无不涉猎。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他认为是至理名言。“没有人生活在过去/也没有人生活在未来，现在是生命确实占有的惟一形态。” 似为他指眀路向。见阿然为生活出路而苦恼，于是罗平提议，由两人合股，在中山大学东片学生生活区商业街开影相馆。照相馆急需聘请一位女营业员，古明从磨碟沙园艺场物色到一位在此务工的海南姑娘王小梅推荐给阿然，经罗平同意，以月薪500元聘请了小梅为店员。照相馆开设后，他一度雄心勃发，用所有能抽得出的时间都蹲守在照相馆里，希望能焕发出人生的辉煌来。孤男寡女相处，时日一长自然情愫暗生。他虽己年过不惑，可心态正年轻，而小梅正值青春年华，这海南姑娘善良朴实，多年远离家人外出打工形单影只倍感孤单飘零，总希望有个精神依归，他那俊逸的外貌也很显男人气概，小梅认为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依靠，于是彼此日久生情了。虽然缺少诗意，但也不乏甜蜜，他们时常毫不避忌地在店里亲密地依偎在一起。1991年底，他们正式同居了，就住在鹭江船厂宿舍里，他们没有及时去登记结婚，因他的户口仍在姨母家，姨母移民海外时，在不事先通知他的情况下，顺便把他的户口也给注销了，可见姨母仍记恨着阿然母亲，他们间的亲情就此永远决断了。“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欧阳修《玉楼春》）”不知是什么原故，照相馆生意并不见好，有时所赚取的利润连交店租都不够，苦苦支撑了一段时间后，照相馆终告结业了，白白耗费了他不少积蓄。他的平生第一次自主创业就此折戟沉沙了。阿然仍仰赖罗平那宽广的人脉关系和在社会上长袖善舞的能耐，他们间“醉笑陪君三千场，不诉离伤”。人与人之间的这份郑重而留恋的对待，也许已经是奢侈的事，但仍值得追寻。不久，罗平因患舌底癌过早殒坠了。失去才华横溢交游广泛的挚友卢平后，阿然在生活道路上似乎失去了依傍，自此没了经济来源，他又不愿辛苦打工为生。这时他的同学、已晋升为修船分厂厂长（船厂后期升任船厂厂长）的叶耀坤偕同铜工车间主任李洪波找到他，劝说他返车间上班，他却抱着“好马不食回头草” 不服输心态拒绝了。此后重同窗情谊的修船分厂长叶耀坤仍不放弃，再三劝说他返厂工作，但他依然不为所动。再三劝说无望，叶耀坤厂长于是语重深沉的对他说，无论如何，你不返厂上班也要返厂办妥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手续呀！因为听人说，若当他是自动离职时，或许办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手续时须缴纳些许费用，这他又不干了，实际上他这时仍算是船厂职工，工龄超过二十年，办理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手续时也许是不须再缴交其他费用或仅交些许费用的。哲学乌托邦意境下的他并未回到沉重的生活现实，并未意识这退休保俭和医疗保险是他后半生性命攸关第一要务，这时他若听从劝导返船厂办妥退休和医疗保险手续，顾念同学情份的叶耀坤是会利用职权加以协助的，况这时阿然仍属船厂职工，阿然若听从叶耀坤的劝导，日后也就不必大费周章到处打听补办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手续，终因无身份证明而一无所获了。此后他甚至不肯接听叶耀坤的电话，但叶分厂厂长仍仁至义尽地屡屡托人捎话给他叫他返厂办理退休和医疗保险手续，他依然无动于衷，他的不恰当的倔强脾性和高傲的个性既就了他此后的悲剧命运。

江红 · 发表于 2018-4-20 16:47:36

十七.劳燕终分飞没有了生活来源，他开始伸手向家中要钱了，他以办塑料厂须资金为由，时不时要家里汇个三两万元给他。当初他确有办厂的打算，然而估算下来，租厂房、请工人等须费巨大，似样的塑胶模具委托加工工料费数以万计，家里给的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下渡路口有食杂商店要转让，阿然本是不屑一顾的，他志在办工厂。但为了稳住小梅而尝试接手该店，他真想接手过来经营而再向家中要钱时，家人见他要了那么多钱所说的工厂依然杳无踪影，就拒绝再给他予任何经济支持了。如果罗平尚在世，定会尽力在经济上给他予大力支持的，罗平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气量亦有这份友情担当。倘若他能接手经营那食杂商店，或许此后是终能过上安稳日子的。此时他仍不回厂上班，仍在寻觅奋发的目标，而不曾有跟随工友去为新建大厦做安装中央空调管道和水电管系工作的打算。在中国大陆，真正白手兴家成功创业者绝无仅有寥若晨星，多数是通过内部操作以极低微的价钱“拍卖”接手一些“资不抵债”的工厂企业后，遣尽食闲饭的政工人员，用现成设备和技术生产适销对路产品而暴发的。时日愈加窘迫了，他的脾性也变得越来越爆燥了，当小梅为柴米油盐发愁而抱怨他几句时，他竟对小梅拳脚相向暴打一顿。这时小梅已有四个月身孕了，一次被打后小梅去向古明哭诉，说想把孩儿打掉。古明一听急了，马上好言相慰劝，并给了小梅一百几十元解决两餐的燃眉之急，叫小梅今后遇到什么问题都可来找他。之后又多次送钱物予小梅，稳住了小梅的情绪，也为阿然保住了这唯一的血脉，真是功德无量呢！1992年他们的孩子出生了，中年得子，阿然自是无比欣喜，似又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然而此后日子愈加艰难了，阿然心境不顺时，就把小梅暴打一顿。一次被打后，小梅开始离家出走了，每次都劳古明出动，在磨碟沙园艺场小梅往日的好朋友姐妹那里找回她，在古明苦口婆心的劝导下才肯返家，如是者再三。真个“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元稹《遣悲怀三首其二》）” 不久，船厂发文通知阿然把阿然除名了，已不属船厂人了，所住的鹭江船厂宿舍自是要限期收回。这时他脑中显现了杜奇的身影，深知不自行搬离的后果和被动无助。杜奇是船体车间工人，长得高高大大，原为船厂旗派小头目，人称司令，人缘很好。杜奇与船厂医疗室一护士结婚后，先诞下一女儿，为追要儿子而生了第二胎，岂知这犯了“计生”政策的天条。这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责任要落实到基层，也就是若有人违反这政策所属基层及领导也跟着受罚，这阴毒的连座 “计生”政策已严苛到走火入魔了，简直要把违犯“计生”政策者置于绝境死地而后快（其实这政策仅是计对平民百姓，对如张艺谋般的猎艳名人、权势人物和暴发户是毫无作用的），于是夫妇双双被船厂开除，并限期收回船厂分配的宿舍。期限一到，船厂保卫科率一众凶神恶煞的打手到杜奇家把其家当搬出门外要封屋。杜奇一看急了，抄起斧头就要拼命，被娇妻死死抱住。杜奇要拼命，保卫科早就有预案，厂车上放滿了木棍铁叉等施暴器械，反抗只是徒然。杜奇一众好友闻讯赶来，连夜在附近的大塘村租下一农民屋帮杜奇一家安顿下来，以后就靠朋友相助找些流散工来谋生。不几年，杜奇就在贫病交加下离世了，遗下了孤儿寡母艰难度日。这把人逼向绝境的狠毒的“计生政策”，制造出了无数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为不致走杜奇的复辙，他只好搬离船厂宿舍回到水步镇了。这时船厂尚未把除名阿然的决定在厂里公布，显然是留有转圜余地的，只要阿然屈尊返船厂恳求复工，船厂肯定是会应允并撒消除名决定的。这也是有先例的，船厂捡验科一位船体捡验员在炒更潮下离厂多年并被除名，在外混不下了，回船厂自我捡讨一番后被允许复职了，不过不能回到捡验科，指派到船体车间做一线船体装配工。见阿然仍无回厂的意愿后，船厂才正式发文公布将阿然除名。复巢之下安有完卵？小梅此时虽生去意，但万般不舍稚嫩的雏儿，就随阿然返回故里，寄望此后可以过上平淡而安稳的日子。阿然的家里人见他挈妇将雏颓然还乡都万分错愕，都难以相信这是事实。阿然母亲认定是小梅贻误了阿然一生前程，拿小梅的八字与阿然的八字给算命婆一掐算，果然并不太合命数。从算命婆那里得到“印证”后，此后阿然母亲对小梅也动辄打骂，言辞极尽尖酸刻薄，连邻居也难以听入耳；然的弟妹也从未给过小梅好面色，见阿然家里上上下下并不当自己是家里人，小梅日渐感受着那寄人篱下的无比悽酸。最后一丝想望也幻灭了，痛苦思虑再三，终于一狠心，给阿然留下幼小的儿子后从此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劳燕就此分飞了。失去的方知弥足珍贵，儿子悽厉的哭娘声令全家人都心烦意乱。阿然于是启程前往寻找小梅，可是他走遍小梅在广州可能落脚的所有地方，并到了小梅的海南家乡去找，都再也无法觅到她的踪影了。这时他才好生悔恨，自己从未给过小梅正式名份，小梅都肯跟从自己同甘共苦，已属难为可贵了，有什么理由还不怜惜向来对自己逆来顺受的娇妻呢！可一切为时已晚了。自此他只好父兼母职，艰难地抚育着稚儿。孩子没户口，在教育商品化下，交不起掠夺式的“赞助费”，无法受到正规教育，就兼承师职，搜罗来弟妹们用过的教科书，空暇时亲自教儿识字计数。十八. 少小离家知命还回归故里，对这方生养过自己却又多灾多难的土地心生无限的沧桑感。故乡依旧，但物是人非了，深叹世界虽然美好，人生却是如此艰难！少小离家知命还，此时的阿然已全然没有了少儿时代的豪气了，伤感与悽怆涌上心头。走在镇上大街小巷，遇到的尽是陌生面孔，相熟的街坊难以再见到一个，更全然见不到少时的小伙伴，时代的风云令彼此风流云散了，从此再没有可吐露心声坦诚心迹的知己良朋了，积压在心头的郁闷和压抑无从倾诉。水步的母亲河已经枯浅，河水黄浊脏污，河岸新筑起高高的堤围，应是用以防范夏秋季节的洪灾吧。河岸边，几个妇女燃上香烛摆上三牲正虔诚地顶礼膜拜，祈求敬畏的神灵的庇佑。此刻阿然的祈愿也一样，在捉摸不定的命途面前，是亟需要超越自然的主宰来护祐的，虽然阿然并不信奉神灵。少年时代的遗痕依稀可辨，可欢快已远去了。经历五、六十年代剧烈的社会震荡和空前浩劫，小镇曾经繁荣无匹的老城区至今依然元气大伤难再复元，很多洋楼已人去楼空了，这些曾在“社会主义改造”名义被无偿没收的洋楼，除被拆掉的外现已发还其主人或亲属，但洋楼的主人及其后代大都移居了大洋彼岸，这些空巢洋楼也就成了窃贼们搬家式劫掠的目标。很有特色整齐划一西洋风格的骑楼街罕见有店铺复用以营商。空荡荡的大街上稀见行人，偶尔一两个“南飞雁”走在空旷的大街上，很惹人注目。这些“南飞雁”大都是年过三十的妇人，住在龙灼家旁那条通往世本街的小巷。小镇重心南迁了，本是荒塚之地的墟顶到处新楼幢幢，形成了比传统市区大数倍的新城区，新城区呈现出小镇应有的一番繁盛新景象。可能受开平雕楼文化的影响，扼台鹤、台开公路交汇点的水步雕楼已翻修一新，愈显雄伟壮观。夜晚，台鹤公路故道上，灯光夜市摊挡从水步桥头伸展至水步雕楼近一公里，卖服装的，卖日用百货的，卖电器的…售卖的货品应有尽有，其繁嚣热闹并不亚于日间。水步雕楼下那新建不久的小镇唯一的现代设施的灯光球场也被地产商鲸呑了，钩机正伸出钢牙利爪啃啮着花岗岩和水泥钢筋筑就的基座，也啃啮着当年捐资建造这灯光球场的海外乡亲的桑梓情赤子心。在连向横水的那片岗地上，地产寡头“碧桂园” 独圈大片土地正大兴土木建立别墅群和高档电梯洋楼。距此不远，阿然惊讶地发现，这里竟有一个颇具现代化气势恢宏的公园广场，似是镇徽的不锈钢雕塑、喷泉、凉亭、草坪、回廊一应具全，走近一看，这公园广场所有构成要素均由不同海外乡亲所捐建，每座凉亭等都有牌匾记上捐建者的名号，或许上世纪五十年，人们脚踏的这方土地，也是他们先辈的财产呢！这些海外乡亲和港澳台乡亲，在阶级斗争年代被视作敌对势力，曾遭无情讨伐，而今不计前嫌捐资造福乡梓。他父亲从邮局退休后，眼光独到地在水步桥西南岸河堤边开设沙石场，专营河沙、石灰、砖瓦、石料等建材，很能赚得一些钱。那石彻逼拱型水步桥是省道台鹤公路桥，台鹤公路穿镇而过，过桥南不远有一不大的农贸市场，市场摊位都滿了后，四乡来的摊贩们就沿台鹤公路两边摆卖，工商人员定时来收取摊挡管理费，这段穿镇而过的台鹤公路久而久之就自然形成了繁盛兴旺的露天市集，来往车辆途经此处往往寸步难行。于是公路部门在西侧数十米远的地方新辟一公路，以避开这人潮汹涌的露天市集。这新公路征收了他父亲在河畔开设的沙石场。他父亲就在水步墟顶买下一地块，用剰余的建材筑起了一幢两层楼房，是为水步镇同庆路6号，阿然母亲从与姨母因产权争执而反目成仇的北盛街三层洋楼搬迁到这新建楼房居住。他从广州还乡后，也就住在这新楼房里。新楼房建起不久，他父亲就因病故世了，为争夺父亲遗留的家产，兄弟间情同陌路了，更在阿然心头剜下一道伤痛。他的三弟超华顶替父职进了镇邮局工作，妹妹阿清外嫁芦霞乡，夫妻俩承包了一口鱼塘养鱼，一半鱼塘塘面租给北方人养鸭，自己留一半养鸭鹅，他们在鱼塘边搭建一棚屋，日夜驻守在鱼塘边，日子过得相当艰苦。二弟超群没有正式职业，平日靠妻子承接些缝补活儿过日子。阿然曾经是弟妹们心目中的骄傲，而今落魄还乡，他在弟妹们心目中的形象自是一落千丈，幸好还有母亲相护，时日在清淡中过送。阿然的母亲此时逐渐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不久也病故了。母亲在时，仍尽最大的母爱护祐着他，使阿然能维持着起码的温饱生活，现在，他要为自己今后的生活出路着想了。他返乡后，往市场和商铺考量过，镇里的店铺租金低亷，三四十平方的铺面月租也仅须三百来元，他想开个水电安装档口，又囿于没有启动资金而徒唤奈何；因没身份证，也无法办营业执照。找工创业都无从着手，想做点小买卖却没本钱，他志向高远又不肯屈尊从卑下做起，每月仅靠妹妺给的250元困苦度日。挚友古明屡屡从广州打来电话予以劝慰和鼓励，不知为什么，后来他一见是古明的电话就不肯再接听了，古明多次写信给他也从不不回复。水一旦流深，就会发不出声音。人的感情—旦深厚，也就会显得浅薄。所幸，阿然的儿子自小突见家庭变故，在逆境中长大，是分外乖觉的。因为没有户口身份，自小至大从未受过任何正规教育，连“法定”的“九年义务教育”也无从享受。逐渐长大了，凭藉熟人介绍还能找份低薪不稳定的工作，但安稳工作还不是好找。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代的变化，没有户口的麻烦就越显突出，工作、买电话、坐火车、外出旅行、甚而以后结婚生子，没有身份证简直寸步难行，简直是不给予任何活路！逐渐长大后，连低薪的工作也日益难找了。这时阿然的儿子也学到了独特的谋生技能。找不到安稳的工作，就四出打流散工，在街头摆象棋残局羸钱，或日间去捉鱼虾、夜间去电鱼、捉田鸡黄蟮卖给餐馆，有时很长时间都不回一趟家，侨乡空置房屋处处都是，可以聊作棲身之所。他儿子很不明白，在中国大陆出生且祖辈世世代代都是中国人，只因没有户口的人，还算中国大陆人吗?如果不算，那算太空人吧？可太空人分明是一项崇高的职业，那只能把自己归化为宇宙人了。在欧美等民主国家，即使近在已被中国大陆掌控下的香港，一出生就可自动取得当地身份认同，享有当地国民的权益和福利等同等待遇。相比之下，自称拥有中国特色无比优越的社会制度的中国大陆，竟如此仇视歧视排斥不获授户口的、大陆出生、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大陆民众！大陆无户口人员的生存状况竟还不如国外的难民！没有合法身份，就等于这个人虽然出生在这个世上，但法律上没有手续能够证明这个人是存在的，所以这些人不但没有正常人应享有的一切待遇，还不会受到法律的保障。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人发生意外，或被害，都不可能立案调查，因为在法律上这个人不存在，这就是最可怕的一种隐患。这种隐患却是由不知道珍惜生命的，世界独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户籍制度造成的。椐香港党媒《凤凰卫视》披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户籍制度背后竟然牵涉着百多二百种利益关系！阿然的儿子有时不免抱怨父母何以把自己带到这个可怕而悲苦的世界来。然而，官方媒体此时却披露出的中国大陆的“房叔”“房姐”等权势人物竟拥有多个不同的身份证，猎艳高手张艺谋和嫩妻在杭州一口气生下的多个儿女竟都顺顺当当的上了户口，阿然儿子只能悲叹父亲不是李刚了！大陆的权力部门把权势当成了生财手段，用巨额钱财还是可以赎回身份的认同的。今日开放二孩政策，并恢复对一孩父母每人每月150元的经济补偿，是在自证过往“计生政策” 的惨无人道和荒谬绝伦！要办理社会救济金，虽然每月仅少得可怜的60元，阿然父子因无户籍无身份证也就够不上资格享受低微的救济金。千般无奈下，于是，阿然重返广州。这时船厂已成废墟，废墟中的厂区正在建造广州地标建筑广州电视塔，曾经有着近五千人的船厂宣告就此终结，工人已尽被遣散，船厂职工档案资料归于广东省交通厅属下的“豪粤公司”管辖。阿然找到钳工班台城同学、时任广州船机厂（鹭江厂区）党委书记的谭汗（瀚）钊询问补办退休和医疗保险手续，也找船厂台山白沙同学时为船厂工会干事的马锦绍及老友古明四处奔忙打听，终因无户口簿和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而徒劳。回到家中，回首生平，阿然止不住哀痛万分，回顾一个花甲岁月走过的生活道路，回想自己时运低下的命途，回望这个万花筒般绚丽而迷幻的社会，无限心酸悲楚，深陷无比绝望中，他逐渐意识迷糊了，终于他精神彻底崩溃了，发作起来时常带有暴力倾向。今年三月间的一天出门去，不知怎的他竟得罪了镇上一恶棍，被往死里暴打了一顿，拖着伤痛回家后卧床不起，却又无钱医治，身边也冷冷清清的无人照料。可以想见，躺在床上无法自我照应的他是怎样的一种绝望心境，生命就这样逐渐离他远去了，灵魂飘荡到了天国上。

江红 · 发表于 2018-4-20 16:54:46

十九. 天堂的感应阿然幡然悔悟过来的弟妹此后尽起长辈的责任，为亲侄儿的户籍问题四出奔波，带同侄儿到派出所要求入户，派出仍坚持规定要求出示原户籍证明材料才肯办理。他们就委托熟人到船厂查询然的儿子的户口是否在船厂。当知道阿然是因户口被注销而未领结婚证，在同居下生下儿子的，故阿然儿子也一直没有户口，这时他们真个绝望了，以为阿然儿子一生都要在中国大陆做“透明人”了。在街坊好友热诚提议下，阿然的弟妹写下为侄儿入户申请书，说明阿然的户口一向寄存在姨母隶属广州清平街派出所的家中，姨母移居海外时竟不通知阿然迁出户口顺带连阿然的户口也注销了，1992年阿然与王小梅事实婚姻下生下了儿子，故此无从为儿子办入户手续，希望户籍管理单位体恤其亲父已去世而成孤儿的情况下为阿然儿子办理入户籍手续。虽然是淡淡的写就，却极尽沉痛哀伤无奈之情。入户申请书写好后递交水步镇派出所，派出所人员可能动了恻隐之心，写下了 “情况属实，请依实况审批”的意见后加盖印章，并指点他们再到水步镇居委会加具意见盖印章后，前往江门市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申报入户。2014年11月9日，家乡传来令人欣慰的消息，阿然的儿子在昐了廿多载后，终于被批准入户了。此后家祭可告慰阿然在天之灵了。只是阿然以生命为代价讨回的户籍再也换不回亲儿的黄金年华了！没有学历资格，除非今后发奋图强创业有所成就，否则此后只能从事不须要文化资历的低下工作了。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是国学大师王国维《蝶恋花》中的诗句。阿然可堪回味的青春年华（朱颜）早已远去，曾经的花样年华空余感叹，他就像那渐次黄枯的树叶，最终飘离了大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如果人生永远活在这境界中那该多美妙！他能责怪上苍待他不公吗?是不公，却亦并不尽然，他面前分明有过很多机缘，只是他把握不住而错失机遇而矣。他曾奋发过，努力过，挣扎过，但敌不住始终悬在头上的那把达克斯摩利剑——中国大陆独有的、深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产物：户籍制度。这达克斯摩利剑落下了挿在他头上，他在这个社会就这样逐渐消褪了，去到另一个可以与毛邓平起平坐的世界，说不定遇到毛时还要拉住毛用深奥的哲理去批驳毛荒谬歹毒的户籍制度、向毛讨还公道呢！在前往天堂的路上幸好还有亲生儿子送行，才不至于沦为孤魂野鬼。在天庭上，他可能还在为自己的时乖命蹇殃及亲儿而愧疚。愿在天之灵安息。 (本文曾发表在美国<<美华文学>>的美华论坛，和新浪博客丶网易博客丶QQ空间及LOFTER上，本文初稿四万多字，因篇幅太长，发表时删至两万来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