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木子哥 于 2022-11-14 03:33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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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到山前
这天是1970年3月31日。
与平常的日子没什么分别，只是整个上午，太阳没有出来，天有点暗，还有点雨。
然而这一天，就是我极不愿意迎来的一天，因为，过了这天，我就不再属于这个城市了。
午饭，我自己一个人吃，食而不知其味。
离家前的这顿饭，不能叫最后的晚餐，算是最后的午餐吧。
虽然并非一去不回，只是，当我再回来的时候，这里就只能作为暂时的驻脚，我已经没有资格在这个城市长久居留，因为我的户口已经迁到农村，城乡有别啊。
饭后，我起身收拾好碗筷，来到病榻前与母亲道别。
母亲强撑着病躯坐起来，拉着我的双手，双眼含泪叮嘱我说，记得一去到就要写信回来啊......
我点着头，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淡淡地对母亲说，我知道，别担心，我都十六岁了。
十六岁，虽是还未涉世的年纪，但是，我必须独立了。
其实不管母亲是否相信儿子有能力独立，此行都是势在必行的，没有回旋余地，不走也得走。
诚然，我完全没有独立生活的经验，如今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之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自己独立面对，对于自己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其实也没有信心。
不过常言道，车到山前自有路。既然此路必须得走，何不走得潇洒一点？
我环顾一眼从未离开过的家，用扁担挑起一对小肥皂箱，对母亲咧一咧嘴，轻轻说声我走了，便不敢再回头看母亲的泪眼，放轻脚步，走向楼梯口。
人生自古伤离别，母亲在背后饮泣是肯定的，我的心也在颤抖，但我还是硬着心肠，头也不回地匆匆下楼，大步离开了。
四人行 岂有我师
在麻木不仁的混沌状态中，我无视沿街三三两两的街坊近邻投射过来的不知是同情还是幸灾乐祸的目光，低头穿过短短的两条街道，很快就来到了县前路冷清清的镇革委门口。
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地下是湿的。
镇革委门前，一串悬挂了多时的横额，在微风中滴着污水，摇摇欲坠。横额上，几个残存的、用劣质墨汁书写的黑体大字依稀可辨：“我们...有...只手...不...吃...饭”。
横额虽然残缺，导致其内容荒唐无稽且不知所谓，但因为这是时下一句无人不知、琅琅上口的口号，所以，如果有人将这几个字作为一道小学语文填空题，估计人人都会填上正确的答案：“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这句口号的言下之意，其实是说城里人都是吃闲饭的。
一辆破旧不堪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停靠在镇革委门口。
司机跳下来，目不斜视地径直闯进了镇革委的大门。
像我一样先后来到镇革委门前等候，并即将登上这辆公共汽车出发的，还有几个既不陌生，也不熟悉的台城人。
那位吊儿郎当的“地主仔”李彦旋，可能来得最早。他就住在青云路，很近。他与他的家人至少来回跑了好几趟，才搬来了那么多家具，连大床、梳妆台、脸盆架等杂物都有。
这家伙，实在无愧于他大地主的家庭成分，历经这些年诸如土改没收及清算等政治运动，家里还能剩下那么多浮财，可见当年的共产革命，共得实在不够彻底。
另一边那位双眉紧锁，站在路边一边抽烟，一边东张西望的，估计就是社会青年焦仁忠。他身边放着两个大布袋，也不知他往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只见那位沉默寡言的“老右派”工程师敖道容，肩挑一副床板和两个破旧皮箱，半驼着背，也姗姗来迟了。
相比之下，我最寒酸，只有两只小肥皂箱。一只里面是一张破草席、一套必不可少的雄文四卷，另一个装了一床旧薄被单及几件换洗衣服。
司机片刻就出来了，打开车后门，便吆喝大家把行李往车上装。
堆砌停当后，我们一行四人才挤上了那辆已经没有座位的老旧大蓬车。
将近开车时，愁眉从来不展的第二居民管理区佩贞主任，从镇革委会走出来，把一张盖着大红公章的证明公函交给司机，交待了几句，再伸头向车厢内数了一下人头，算是验明正身，便一言不发地返回镇革委去了。
前来送行的，除了帮李彦旋搬家具的家人外，再无别人。
我们三个都是独行侠。
大概下午一点，汽车在强烈的噪音和抖动中艰难地发动了。数分钟后，汽车就摇摇晃晃地离开了镇革委的门口。
这镇革委的门口，是上山下乡知青们誓师出发的欢送场地，数月来，这地方已经送走过一批又一批的知青。
记得不久前，也是在这镇革委会的门口，我曾目睹欢送前往都斛公社插队那批知青出发，那场面是何等热烈！城乡双方的接送干部们，各自手持大喇叭筒，声嘶力竭地发表一篇篇热情洋溢的欢送、欢迎词，知青代表表情激动地宣读豪气干云的决心书。所有的下乡知青们，一个个胸佩大红花，在喧天动地的锣鼓声中，在无数人的夹道欢送中，无比兴奋地登车出发，掌声如雷，歌声嘹亮，完全是英雄出征一样的阵势。
看来唯独我们是例外，所有的仪式全免了，党代表也由汽车司机临时权充了。
同样是上山下乡插队，为什么我们没获享到哪怕是级别再低几等的待遇？
对比太悬殊了，我们绝对是灰溜溜地离开台城的。
汽车开过窄窄的健康路，拐进长长的解放路，之后徐徐驶过通济桥，左转，开上了南下的台海公路。
同途莫道曾相识
汽车上形同陌路的四人，各怀心思，一路上并无语言交流，耳边除了汽车的咣啷声，就是老敖的咳嗽声。
其实我们四人并非素不相识，因为区区小县城，横竖就那么几条街道，来去就那些人，人不转路转，朝不见晚见，大家早都是熟口熟面的老街坊了，就连我这涉世极浅的人，也早已认识其中的两位。
年纪最大的那位老敖，就是以前台山建筑公司的工程设计师。我的母亲数年前曾经在他所在的单位工作过。记得那时由于我喜欢涂鸦，上一年级时，母亲就说等我长大以后，要跟这位老敖学画图则，做工程师，设计高楼大厦。
母亲的阶级觉悟实在太低，因为老敖那时已经被划为右派，母亲竟然还叫我学他！如今巧了，一语半成谶，我还没长到学当工程师的年纪，就提前跟他一起去下乡插队了。
那位李彦旋更熟，他就是我辍学这几年在东门碎石场作零散工时的工友。确切来说，这友字用得不贴切，因为我们之间一点友谊也没有，是见了面连头也不会点一下的那种关系。
并非谁歧视谁，只因他是地主崽，我是黑七类子女，彼此都自惭形秽，我们必须谨记那句经常听到的、放诸黑七类而皆准的严重警告，叫“只可以规规矩矩，不可以乱说乱动”。在人人自危的景况下，我们都不得不自觉践行伟大领袖曾经严肃批判过的自由主义，“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名不见经传的就只有焦仁忠。不过他的大哥焦仕南，很早就是台城颇出名的街头不良青年，大名如雷贯耳。
焦家兄弟俩因为父母早亡，所以书都没读好，虽然也没怎么学坏，但都没有正当职业，自然就成了经常在街头浪荡的落后分子，从不曾被街道政府组织当好人来看待过。
那焦仕南喜欢看武侠小说，看完还喜欢设坛讲古，于是经常性地招引了一大群逃学的街童追随，还被奉为偶像。这样有原始魅力的人，自然不为居民管理区的领导所相容，因而一直被列作社会不良青年，经常被传到派出所进行批评教育，无事也在斗争大会上亮个相，列席陪个斗。
其实，以他区区一名无业青年，政府不给他安排工作，他就只能靠上山锄树根出卖以维持生计。能够自食其力并抚养弟弟长大，本来已经属于极有责任感青年了。他们不偷不抢，与世无争，你还想叫他怎么做才算好人呢？
而其弟焦仁忠，就是因为被这样一位大哥抚养成人，政府就想当然地把他也归类到其兄长的阵营中，谅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平心而论，这兄弟俩是好还是坏，还真是见仁见智。文革年代，好人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根红苗正，会背语录会闹革命。用此标准去衡量焦家兄弟，当然别指望有什么好评价。
而我，就是跟这几位背景一团糟的牛鬼蛇神同一批去下乡的，我的心理也不平衡。本来，我还满心以为自己可以以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资格，向革命阵营靠拢，此时倍觉失望、心灰意冷了。
把我跟他们放在一起，在管区干部们的眼里，我跟他们就是同一类！
不过这也怨不得别人，我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此时还被关押在药材公司的牛栏里，每天除了要做强体力劳动之外，晚上还要接受批斗。
我这两年都在灵魂挣扎，心里有点怨恨父亲，当年既然是去当兵打日本，为什么不去参加共产党的八路军真抗日，却去参加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假抗日？
怨恨归怨恨，但我做不出时下流行的反戈一击大义灭亲逆举，以至不被革命群众认可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是咎由自取。
大蓬车颠簸了一个小时左右，来到上泽支路口，一个右拐，开上了一条窄窄的土路。
汽车顿时摇晃颠簸起来。车上的人顿时全都立场不稳，东倒西歪。
这段土路不是公路，不通班车，看上去还像刚刚扩宽过，到处滚满了比拳头还大几倍、甚至三尖八角的石头。
从司机座位前的窗口望出去，天气已经转晴，一座巍峨的山峰映入眼帘，山前淡淡的浮云间，露出一排参差不齐的灰色屋顶。
一直保持沉默的司机这时打破了沉寂，开口说道：“就快到了，前面就是上泽墟了。”
命运相同身价殊
汽车小心翼翼地、花了至少五分钟，才开过了一道只有七、八米长，没有栏杆，而且非常狭窄的小石桥，右拐开进了上泽墟中心，在一个空地停好。司机跳下来，打开车后面的大门，催促我们赶紧把家具卸下来。
到了？我探头看墟棚两边的建筑物，第一印象还真不错！整整齐齐的洋楼，与台城主要街道牛屎巷的建筑物也没多大的分别，所不同的只是地上仍是泥沙地，没有铺上水泥。
我满腹狐疑地提起我的两只小肥皂木箱跳下车来。
我们虽然互不理睬，但卸行李时，在司机的指挥下，还是配合默契，一起动手搬抬，一车的家具，很快就卸完了。
在我们还忙着的时候，司机从口袋掏出一张介绍信，四处张望了一下，就向蹲在墟廊柱子旁的那几个人走去。
我这时才注意到，附近周围三五成堆的，聚集了好些农民。他们都半蹲在地上或斜靠着单车，一边抽烟，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估计他们就是来接我们的贫下中农了。
司机跟那几人咕噜了几句，就见其中一人站起来，对着斜对面的一间铺头大叫：“阿荣…阿荣…”
铺头即时钻出一白衣人，向我们疾步走来。
此人看上去明显比其他人少了一点粗犷，瘦削的身形，有点弱不禁风，敞开纽扣的白衬衣下，露出红色的汗背心，尤其脚下一双棕色的千里马塑料凉鞋，显出了他身份的与众不同，因为其他人都打赤脚。
被叫做阿荣的人，就是联丰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茂荣。他接过了司机递过来的信封，从里面掏出一封介绍信展开来看。
这封介绍信，就是在我们的汽车出发前，台城镇第二居民管理区的佩贞主任交给司机的。
司机跟阿荣简单交代了几句后，居然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就回身跳上车，摇摇晃晃地打道回府了。
司机的身份，是尊贵无比的工人老大哥，大概早就知道我们不是他的阶级兄弟，所以对我们的彷徨处境显得冷淡漠然，无动于衷。对于他来说，此时丢下我们，大概跟到垃圾场卸掉一车垃圾没什么两样。
这时附近三三两两抽烟聊天的人都围拢过来了，居然有十几人之多。
一位粗眉大眼的大黑个子突然向我靠过来，神色诡秘地凑近我的耳朵：“喂，老比，有凉被吗？”一边说一边双眼还贼溜溜向四外嘀嘀转，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
我顿时紧张起来，不由倒退一步，惊恐地看着他，不知所措，电影上的阶级敌人都是这副模样的！虽然他身材像李玉和那么高大魁梧，但眼神却像是王连举的。他叫我做老比，已是十分可疑，有点像地下党的接头暗语，还问我有没有凉被，唐突而诡秘。我有没有凉被，与他有何相干？
我瞠目结舌地瞪着黑大个，下意识地摇头，脑海中莫名冒出那句有名的地下党联络暗语：“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
后来我才知道，这全是我神经过敏想象力太丰富之过，当地口音与台城不同，而且跟陌生人打招呼，不叫同志，叫老表。我初出茅庐，就把老表听成老比，把粮票听成凉被了。
“二两就够了，不用多，就二两，我可以换半斤米给你……”
哦，整句话来理解，我反应过来了。
见我似有所动摇，他发起了攻势，“系屋企有细涝*细个，想跟你换些粮票，买两个面包返去给细涝吃。”大黑个见我不再摇头，觉得有希望，于是继续凑在我耳边唠叨不休。
我听明白了，他是说家里小孩很小，想跟我换点粮票，买个面包回家给小孩吃。上泽墟的小食店有面包卖，但他没有粮票买。
农村人一般都弄不到粮票，所以农村的小孩几乎完全没有机会吃面包，这还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都知道的事。
我口袋里粮票倒不是没有，不过非常有限，因为我们城市人，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拿到粮票的。
不过，他说要以二两粮票换半斤大米，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我若跟他交换，岂不是投机倒把？投机倒把是犯罪的呀。
我犹豫片刻，虽然不知他是什么来头，但凭直觉，黑大个不像是投机倒把分子。
为了快点摆脱他的纠缠，我从口袋里掏出小笔记本，从封套中掏出一张二两的粮票，伸手递给他。
大黑个大喜过望，接过粮票，转身冲进了附近的小食店。
这区区二两粮票我打算白送给他了，我不想因此成为投机倒把分子，所以打定主意不会要他的半斤米。而且，我估计他也不会履行诺言，素不相识的，谁知道他是哪村的人。
回过神来我才发现，那十几位农民兄弟，不知道何时已经围住我们，指指点点，争论不休。
“这个不好，太老了，拿回去煲醋啊？不行不行。”这是对老敖的评论。
“这个也不行，四只眼，唔好眼唔好鼻，好似个教馆先生，下田跌死都未皓。”这是对地主崽李彦旋的评论。
“这个后生够件头哇，你看，两头栋得稳，手大脚大，不错，我们要这个好不好？”这是对焦仁忠的评论。
“不行，这个是我先看中的，我们已经要定了，你们拣那个嫩的吧。”
“这个小孩子？雀仔都未生毛，不要不要，太嫩了，不要不要......”这无疑说的是我了。
一片七嘴八舌，叽里呱啦，争论不休。
我逐渐明白过来，这十几位农民兄弟，并非来自同一村。
他们分别来自联丰大队下辖的龙塘、茶芭、竹山和湴朗四个生产队。
我们四人，此刻身在墟场中心，被十几人围着评头品足，活像是牲口市场上四头正在被拍卖的畜生，待价而沽。
我记起了文革前看过的一本外国小说，里面描述贩卖奴隶的情节，与现实有点相似，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被捆起来。
我们四人中，最不受待见的是老敖，他是一条年老体弱的老牛，大家都不想要。
第二个不受欢迎的是我，乳臭未干嘴上无毛，一个还未发育好的小屁孩，一看便知是初出茅庐，什么都不懂！
四眼老李也不讨好，高而瘦弱的身板还有点驼背，高度的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斯文白净，被质疑没有能力下田干活。
被看好的只有焦仁忠一人，他十八、九岁，正是青春焕发的最佳年龄，那虎背熊腰的身板，站出来，就算不能打也能吓一吓人！与我们三个比，他无疑是鹤立鸡群。
大家都抢着要焦仁忠！常言道，最怕货比货，我们三人，全被他比得无地自容，站在那里，成了没人要的货尾。
众人七嘴八舌，争得面红耳赤，有人担心争不赢，竟然像拔河一样，抓住阿忠的手臂扯来扯去。可怜的阿忠，被拉扯得忽左忽右，立脚不住，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瞪着一双大眼，无奈地看着我们。
还是阿荣有魄力，不愧是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只听他在混乱中振臂扬声一呼，作出了一个大家都无异议的权威决定：“统统都不要争，拈阄决定！”
四位代表当即被推选出来，都是各村的生产队长。
四位队长围在一起，磨拳擦掌，等候抢阄。
阿荣返身回到刚才那间铺头，借来一支原子笔，再从烟盒中撕下四张卷烟纸，分别写上我们四个“畜牲”的名字，然后揉成四个小纸团，放进手心摇一摇，望空一抛。呼啦一声，四位代表一哄而上，各抢得一个小纸团。
其余人等，尽都伸长了脖子，凑到他们各自的代表前，争看结果。
最先开阄的一位瘦高汉子，扯开嗓门高声念：“焦仁忠，谁是焦仁忠？”
焦仁忠随即扬一扬手。瘦高汉子蹦地跳起来，大声欢呼，兴奋得好像在天安门城楼下见到毛主席一样雀跃不已。跟他一起的几条好汉，也都跟着一起喜形于色。原来，瘦高汉子就是茶芭村的队长，刚才就是他率先看中焦仁忠的，此番心想事成，不用争已到手，当然是最开心的事了。
旁边一位独眼的好汉代表，还在颤抖着双手，好久才笨拙地展开了纸团，眯缝着眼睛没看清。旁边的一位高鼻梁的好汉已经迫不及待凑前，抢先读出上面的名字：“谢为人！”
是我！我瞪着那位即将收留我的好汉，赶快把手高高举起，生怕他只有一只眼看不到。
“哪一个？哪一个？谢、谢、谢为人是哪、哪一个？”独眼好汉果然没眼力，还在一手高扬纸条，一边问旁边的人。
“不就是那个小孩子吗？”有人指给他看。
“丢你妈个蟹，老洪，你今天早上是不是摸了你老婆的家伙没洗手啊？”高鼻梁知道他们的队长拈到的人，正是大家都不看好的我，立即出言不逊，大声奚落被称老洪的好汉。
老洪尴尬地裂着嘴，结结巴巴地辩解说：“没、没、没有摸，没有摸过。不过，这个后、后生仔也好啊，都好、好过拈、拈到那个老、老、老家伙估哇。”
“好好好，好你就招他做入门郎啰笨……”
争论归争论，有道是愿赌服输，天意难违，我们四人的归宿，终于尘埃落定。老敖去龙塘村，仁忠去茶芭村，老李去湴朗村，我去竹山村。
这时只有焦仁忠神清气爽，四人中，数他最受欢迎，他高兴还来不及。
老敖依然保持沉默，只是脸显得更黑、更长了。他是老右派，受气能吞，受辱能忍，逆来顺受的功夫，早已练到家了。
还是老李的道行修为最高，始终一副处变不惊的似笑非笑脸，不卑不亢。
我，犹似置身于一场大戏，分不清自己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麻木地不由自主地表演着即将上演的情节。
不受欢迎是意料中事，现场还有比我更不受欢迎的老敖陪衬着，心理总算能够得以平衡。
“你你你的行李就就就就这么少？”外貌憨厚的老洪队长，看到我只有两个小肥皂箱，再看看老李他们堆积如山的家具，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独眼。
我点点头。我真的就这么点行李。
“阿沾，你来载他这两个木箱。”老洪招呼那位跟我要粮票的黑大个。黑大个原来是老洪队长的三弟，叫阿沾。
阿沾把单车推过来，提起我两个小木箱，手脚麻利地用橡筋带绑好，便飞身上车，径自走了。估计是赶着把面包带回家给他的细涝吃呢。
各村都分别派来了四个人四部单车。因为我行李少，连同载我，也只需两辆单车，剩下的两辆空车，被阿荣指派去帮老李运家具了，其中就有高鼻梁。
老李的车队，动用了八九辆单车，每辆都是叠床架屋的，折腾了很久才弄好上路。他们那支浩浩荡荡的单车队，简直比有钱人家嫁女结婚还大阵仗！
湴朗村离上泽墟还有八公里的山迳田基路，非常难走，估计这一路上肯定少不了妈声灌耳了，尤其是高鼻梁。幸好老李忍功一流。
人到他乡被犬欺
大家都陆陆续续走了，本来我行李最少，完全可以先走一步，但老洪却磨磨蹭蹭，不知在忙什么，我们是最后才离开上泽墟的。
继续下来这段通向广阔天地的路，比那土路更小更窄更崎岖，怪不得司机来到上泽墟就把我们抛弃了，原来通向广阔天地的路，根本就走不通。
我坐在老洪队长的车尾架上，闻着他一身的汗臭，拐出上泽墟，迎着刺眼的西斜太阳，向着上泽西面的竹山村进发。
左侧那座巍峨的山峰，这时已经近在眼前，昂首仰视，雄伟壮观得无与伦比。古人说，车到山前自有路。我们车到山前了，路确实是有的，只是难走。我终于感悟到了古语“车到山前自有路”的真谛。车到山前，虽然有路，但不是车走的，只能下车步行，路还要自己找。
这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小路，是被这里不多的人走出来的，弯弯曲曲，断断续续，就在山下蜿蜒，除了双足，单车只是勉强可走。
老洪队长一路摇摇晃晃，不久就在一个陡坡前跳下车来，让我也下来跟着他徒步爬坡。看到我不停转头看旁边的高山，他便用沙哑的声音、颇自豪的语气告诉我说，这座山叫叫叫做“石榴花山”。
“石榴花山？是不是此山盛产石榴呀？”我问。老洪队长回答说：“不是，你看山上都是石头，连树都没几棵。”也不知道是谁起的这个名字，印象中广东并不出产石榴。
石榴花，是一个娇艳的名字，跟此山雄伟的气势如何拉得上关系？就好比给一位昂藏大汉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我一边举头仰望峰顶嶙峋林立的巨石，一边胡思乱想。
上到坡顶，我再跨上车后座。老洪的车技实在太差，折腾了很久才跳上车，然后歪歪扭扭地前行。我坐在后面，一路的提心吊胆，战战兢兢。
我还没学会骑单车，要不我就会让他坐后面，由我来骑。
四公里崎岖不平、上上下下的山间小道，沿路经过不少的小村庄，翻过不少陡坡，跌跌撞撞，走走停停，来到一个分叉路口。老洪队长指指右边一个小山坡说，“那那那边就是大大大王山，大大大队部和学学学校都在大王山。我村在左左左边，那个小树林后后后面就是我村竹山。”
“大王山”？区区一个小土坡，居然用大王这么霸气的名字？我转头看看左边巍峨的石榴花山，心想这大王的名字，实在应该让给这座山才对。
攀上坡顶，爬上车尾架坐定，只听得老洪叫一声，“抓紧了，别动了，要下坡了！”单车走了不远的平路，就开始向下冲，哐啷哐啷，车速越来越快。
我偷眼一瞄前面，哗，那坡底下并非一条直路，而是一个九十度直角的急转弯！这么陡、又凸凹不平的小路，以他的技术，平路尚且骑得东倒西歪，这么险要的路，他居然胆敢高速往下直冲？
我不会骑车，但坐他车的经验已积累不少，情知不妙，连忙说一声“我跳车了”，双手一按车后板就跳了下来。
幸好我这一跳，稳当敏捷，没让老洪失去平衡。只见他继续歪歪扭扭地，飞箭一样直射到坡底。还没等我看真切，就听到咣啷一声，老洪已经四脚朝天，重重摔在地上。
我大吃一惊，赶快拔腿往下跑，还没跑到，他已经麻利地翻身爬了起来，若无其事地拍拍手扶起车，转脸呲牙咧嘴地笑着对我说，“嘿嘿，好在你醒、醒、醒目跳、跳、跳了下来，这条路不好、好、好踩，我在这里不、不、不知摔过几多、多、多次了。”
老洪队长说得似乎好轻巧，摔过好多次，还不吸取教训，义无反顾，他这是勇敢，还是视死如归啊？要是今天我在这里跟他一起摔下来，会是什么后果？真不敢想象啊！
“前面就是我村，走几步就到了。”老洪指指前面的树林，推着车子向前行。
走几步？我抬头再看，眼前分明就是一片树林，一间房屋的影子都没有。
我不敢问，这条小路虽有两米宽，但行车痕不过一尺，两边都是水田，如果在这里上车，搞不好会摔进水田里，变成泥牛。敢情他是不敢在这里再上车了，宁可走多几步。
想起刚才他那副狼狈相，就算叫我上车，我也没胆量坐上去了。
我一边东张西望，一边跟在老洪后面走。走了几十步，已来到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榕树下。一阵轻风吹过，叶子沙沙作响。
就在我抬头观望之际，忽觉眼前一亮。
树林深处，居然透出一片天空。鸡鸣犬吠声随即传来。
我定睛一看，就在数十步开外，一排整整齐齐的房屋，出现在眼前。端的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深藏不露的竹山村，原来另有一片洞天。
也许是大黑个阿沾先自回来报了信，这时村里的三四个巷口前，老老少少的挤了不少人，都在远远地向我行注目礼。一大群恶狗一边狂吠一边冲了出来。
我低着头，不敢正视众人的目光，眼角只盯着脚后跟的一群恶狗，步步追随老洪。
拐到村子尽头，即看到村头有一个大晒谷场。
穿过晒谷场，就是大粮仓。我一眼就看到，我的两只小肥皂箱就扔在门口。
估计阿沾早已迫不及待地把面包带回家哄“细涝”去了。
队长老洪把单车停在大粮仓门口，然后吩咐一名跟在后面看热闹的小学生，“快，去把老盛伯叫来。”
不多一会，老盛伯就拎着一大串钥匙到了。只听他叽哩咕噜地跟说了几句我完全听不懂的话，就把仓库的大门打开了。
打开大门，里面黑咕隆咚的。
莫非他们把我安排在这大粮仓住吗？我暗自猜测。
只见老洪队长一手一只，提起我的两只番枧箱，双手一扬，就扔了进去，紧接着“咣”的一声，盛伯把大门一关，再度锁上了。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那一瞬间，队长和盛伯就好像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似的，也不跟我说话，一转身就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了。留下几条一直跟在身后的几条恶狗和几个小孩。
我满心以为队长是去找人来带我去住宿还是什么的，所以还颇镇定地站在原地，等候发落。
谁曾料想，他们竟然就这么一走了之了。
眼巴巴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了很久，斜阳夕照下，我呆站在大粮仓门外，不知所措。
隔着晒谷场，我看到全村所有人都行色匆匆地扛着锄头或赶着牛，消失在对面的小山坡后面了。转眼工夫，外面已经空无一人。
此时的我其实并不孤单，身边围着一群光屁股的鼻涕虫娃娃。我成了他们眼中的猴子。虽然我可以漠视这班鼻涕虫，但我不敢漠视那群凶神恶煞的看门狗。从我进村的那一刻起，这群畜生就一直迎面对我狂吠不已。
一名佝偻腰身的老太婆出现在面前，一手拖走了一名鼻涕虫，没有说话，转身时只投过来一个冷冷的眼神。
其余鼻涕虫娃娃们大概也把我看腻了，陆续散去，那几只哮天犬，显然已经看透了我的心虚，虽没有人势可仗，它们仍锲而不舍，丝毫不减声威。
我紧紧缩在门框的角落处，用那件唯一留在身上的油帽作盾牌，挡在膝腿之前，以防万一。
初夜借宿
在惶惑与恐惧中，夕阳西下，晚霞收尽，天色渐渐黑了......
由远而近的人声终于传入耳鼓，我的绝望情绪开始减退。有人声，虽然还是那么陌生，总比听那些畜生的狂吠好受些。
但我很快就失望了。大粮仓门口，虽然已经有人走过了，但显然人人都是正人君子，目不斜视。
夜幕降临，一片可怖的漆黑。哦，竹山村没有电灯！
那几条狗都累了，一声大一声小、有气无力地叫着。我已经看不到它们的身影，黑暗中只能看到几对绿莹莹的眼睛在面前晃动，阴森可怖。
又不知熬了多久，忽然，一道手电筒的光柱从外面扫进来，接着就是沙沙的脚步声，是队长的女儿阿芳来救我了。
阿芳赶在我还没有昏过去之前，出现在我的面前，只见她在黑暗中挥手踢腿，喝退了狗群。
原来老洪队长并没有完全忘记我，还记得起吩咐女儿来叫我上他家吃晚饭呢。
我赶快紧随着阿芳，在忽明忽暗的手电光中，一脚深一脚浅地逃出了生天。
阿芳说她父亲还未回家，他收工后要出去照料他家的自留地，阿婶也到后面的猪圈喂她家养的猪去了。
她把母亲叫阿婶，闻所未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阿婶不是她的母亲，是后母。
我前脚跟阿芳的后脚，刚一跨过队长家的门槛，冷不防轰的一声，从她家房间里窜出一团白影。我还没反应过来，先进屋的阿芳已经飞起一脚，接着哼的一声惨叫，白影就飞出屋外去了。
原来是她家忠实的看门狗，正要履行职责保卫家园，冲上来要咬我，却被眼明脚快的女少主不由分说，一脚踢出门外。
好险！差半秒我就喂狗了。
我提心吊胆地端坐在厨房门旁，一边提防那条忠犬再扑过来，一边看着阿芳煮饭。
天是漆黑的，没有电灯的感觉特别不习惯，因为台城虽然也经常停电，但无论天再怎么黑，也会有人点个煤油灯或蜡烛什么的来照明。
灶子里的火光闪动，一明一灭，照在阿芳的那张农村姑娘纯朴的脸上。队长的女儿，此时在我眼中，简直就是《红灯记》里面早当家的小铁梅。
忐忑中，我不敢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看上去比我还小好几岁的阿芳却显得相当大方，没话找话地跟我搭讪。她说自己还在读小学四年级。
直到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她跟我是同岁，当时却还是小学生。农村小孩，尤其是女孩子，不少都很迟才开始上学。
不久，队长及他的家人也陆续回来了。
开饭了，我在局促不安中端起了饭碗。
也许是饿的原因，我从台城家里出门到此刻，少说也有七、八个钟头，别说吃饭了，水都没喝过一口。这是我平生吃过最美味的一顿饭，只是不敢多吃。我们城市人，吃的都是三号米，饭味跟他们的根本不能比，他们吃的是特级米。
晚饭后，队长夫妇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闲聊，我如坐针毡，已似夜深人静了，队长还没有安排我落脚的地方，我心想，会不会真的就安排我住在他家呢？
知青插队，在生产队长家落户三同，本是想当然的剧情编排，只是他们一直没有透露，我也不好意思问。
我想得太美了！真实的剧情发展，我是臆想不出来的。
到底是队长的老婆不糊涂，她突然问我说，这么晚了，你今晚去哪里睡呢？
大概她也怕一不小心，我真会成了她家的倒插门女婿。
队长这才猛然醒悟，一拍脑袋，赶快起身说，对了，快点去问问谁家有地方睡。
我的心一下就凉了，都什么时间了？原来他们先前竟然完全没有为我作过任何安排，现在我还要到别人家去借宿啊！
队长拿起手电筒，让我跟他走，摸黑逐家去拍门。
村里很多人都已睡了，黑暗沉寂的村子，因为我们的行动，霎时间便引来了狗声鼎沸。
我边走边跟队长说，我要先拿回我的行李才行啊。
队长于是带着我去拍管仓员盛伯的门。盛伯屋内乌灯黑火，有一女人声没好气地回应，睡觉了，明天再说吧。
队长只好对我说，他们睡了，明天再取吧。
我们只好离开，然后开始挨家挨户，拍了一家又一家。
在数度遭拒后，老洪终于拍开了一位单身汉的门。
单身汉名叫举仪，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只见他在黑暗中摸出来，队长说明来意后，举仪说，没问题，进来吧。
队长掉头就走了。举仪把我领进屋里，摸索着点着煤油灯，一边打呵欠一边指着天井方向告诉我说，水缸在那边，洗一洗脚就吹灯上床吧。
还没看清他的脸，举仪就钻进房间上床先睡了。
我不知所措，端着昏暗的煤油灯，跨进黑洞洞的天井，揭开水缸盖子，用水壳舀出一壳水，脱掉脚上的上山下水鞋，随便冲洗一下双脚。
没有毛巾，双脚就这么湿漉漉地套上上山下水鞋，走进房间，把煤油灯放在床前的小书桌上吹熄，摸黑掀开蚊帐爬上床，轻轻跨过举仪的身体，靠墙躺下来，一动不敢动，眼睁睁瞪着眼前一片的漆黑。
举仪已经呼呼大睡，鼾声如雷。
听着耳旁陌生的鼾声，回想这一天的经历，如电影一样在眼前重播，似梦非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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