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山一中百年校庆专题文章选登（1）

远游客

适逢台山一中百年校庆之际，选登居美著名散文家刘荒田校友，数年前所写的有关当年老师的文章，希望能引起台山一中校友对母校更多的怀念。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有关母校的文章发表，以作为百年校庆的献礼。

一 个 分 数 与 一 生 命 途 fficeffice" />

刘 荒 田

中学时代写了多少作文，得过多少分数，唯独这一篇，这个分数，在隔了三十六个寒暑以后，不曾忘记。今年，2001年初春，我回母校走了一趟，朱伟申校长等陪着我们一行，在校园走了一圈。还在寒假中，校内一片清静。徜徉在南院的长方形走廊，仰头远看二楼北侧尽头的一座课室，当年它就是我所在的高二1班，又想起那篇作文和它的分数来。

往事湮没，碧绿的池塘何处？与香港培侨中学学生合栽的塔松何处？南院内园，那一株娇贵的玉堂春已经老死。好在，不但充当向导的故人，连故地也这般多情，南院和北院面貌依旧，我不难从一廊一室、一窗一门，找回当年，从黑板报到茶水桶，从坐看《普希金诗选》的石阶到文革年代原物理教研室改成的“红核弹造反总部”……。我向从前的高三I班课室怯怯地探头，依稀看到，最后一排漆成草绿色的新书桌前，一个以吊儿浪当出名的瘦子正在上自修。桌面上，物理课本压着《何其芳诗选》，趁巡视的老师不在，偷偷看《预言》：“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那就是我的十八岁。当年，每天第四节课的下课铃声一响，饿得眼睛发绿的莘莘学子便向食堂发起冲锋，脚步声如春雷一样滚过。然后，岁月的浪涛滚过去，滚过去，淘尽千古的风流与不风流，把一个又羸弱又幼稚的中学生淘成略略发福，头上牛山濯濯，快要失去咏叹“多情自古悲白发”资格的半老头……我回望，光阴的逝水上，分明漂着一本作文簿，风吹过，发黄的纸页上，显出一个题目：《驳“开卷有益”论》，卷头鲜红的阿拉伯数字：95，差5分便是满分。打分的是科任老师。这个分数，厮伴我的风雨人生，直到我离校，离乡，离国，直到忧患中年，直到终老。

从头说起吧，那是高二第二个学期，寒假刚完，我们回到学校。开学第一天，正是烟雨的初春，师生到郊外的红岭去挖树坎。在操场排队出发前，高二1班的队伍后面，出现一位陌生男子，乍看年纪和我们这群正在发育中的“半大小子”相仿，一些同学误认他是退伍回来的插班生，没怎么当回事。经班主任介绍，才知道是新从端芬中学调来的语文老师，大家悄悄议论：“怎么这么嫩？”大概都认为不“老”就不能“师”吧？可不？上高一语文的谭老师，名字嵌上一个老气横秋的“伯”字不说，宽边玳瑁眼镜上隽额高悬，在讲台上迈着四方步，啸吟典雅的《过秦论》，头上的油光闪亮，那才叫标准。于是仍旧不把他当回事。事后我才晓得，他开始担任高中教师时，还不到20岁，工友看见他到教师专用浴室打水，以为是新生，厉声喝斥。这样的麻烦似乎不少，怪不得他初到新地方，刻意往“老”上扮，这阵子，穿着四个口袋在外面晃荡的旧中山装。可惜仍旧老不起来，差的是粗黑的胡子和老成的神气。队伍分单车和步行两路出发。我正要上车，他微笑着踱过来，问我能不能搭上他，我脸红了一下，爽快答应，心里那种惊喜，也许只能拿情窦初开的小女子，头一次被自家暗恋的男生邀上汽车来比拟，好在我那时已将到17岁，业已跨越“同性认同”的心理阶段，开始思慕异性。

从学校到荒山，距离五公里，一路上，我起劲地蹬车，他横扛鹤嘴锄坐在后座。吹面不寒的杨柳风，扬起薄薄的春衫。师生俩聊得十分投机，起先，话题集中在热门小说《三家巷》上，对里头的广州美女区桃尤多评点，然后，谈在寒假看过的革命电影，什么《箭杆河边》、什么《千万不要忘记》，谈陈登科的《风雷》，提起去年底《中国青年》杂志的“反动油画”《你追我赶》，据说画上横七竖八的茅草里藏着“反动标语”，都义愤填膺了一阵。他一点也没有“传道授业解惑”的架子，有时看我“炫”得起劲，也按捺不下，掉一阵子书袋，压下我的狂气。凭直觉，我断定他是极具吸引力的老师。那一晚，我躺在宿舍的蚊帐里，失眠了小半夜，为的是明天第一节，是他的课。语文，是我的所爱，也自以为是所长。

他站在讲坛上，穿着新的蓝色青年装。我这才得以从容端详他的容貌，瘦高，单薄，皮肤是城里人才有的白皙，眉目清秀，本来是标准的“文弱书生”，然而中国人中罕见的隆准高鼻，嵌在国字脸上，不仅使得左眼睑间的小疮疤显得无足轻重，而且使整个人焕发独特的雄性气概。爱搬弄词藻的惨绿少年，特别是多情的姑娘，会慷慨地在私下给他安上许多形容词：气宇轩昂啦，俊俏倜傥啦；他才25岁，翩翩地青春着，广东话叫“官仔骨骨”，台山话叫“官仔流流”。

外表既如此出众，上课更是了得。一堂课，就是一场精彩的诗朗诵，学生的全副身心被迷住，魅住，不知不觉地投入艺术的氛围。那是泛政治的时代、运动的时代，教和政治连系如此紧密的语文科，谁不小心翼翼，照本宣科呢？他的课，不可能是离经叛道，以致今天回味起来痛快非常的玩艺；然而，在“革命“的躯壳内，是青春诗情的岩浆；在僵硬的教条下，仍旧是真诚的人性、正派的文学。凭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口才，加上对文学与对学生心理的双重悟性，他讲解课文，文情并茂，洋洋洒洒，学生无不感到前所未有的过瘾。下了课，目送他故作稳重的身影走出，大家发好一阵子呆，才能从他以诗化语言所营造的氛围里挣扎开，进入乏味的乘方开方和元素周期表。

开学不久，他在堂上板书了一首艾青作的诗《礁石》，作为“批判对象“，然后布置作文：《驳“开卷有益”论》。几天后作业本发回来，我的得了最高分，被作为范文，在课上宣读，老师作了详细讲评。也许，“高分数“是他在别校用惯了的手段，教育部也没给作文分封顶。可是，我们这里，作文从没人拿过90分以上的，95分不能不石破天惊。那几天，我走到哪里，都隐隐听到同学在议论我的作文，连邻班的好事者，也鬼头鬼脑地来和我套近乎，请求“拜读大作，以开眼界”。我顿时春风得意起来，凹下去的鸡胸挺得高高的，在晨操时跑步格外庄严，目不斜视，仿佛好些女孩子在向我行注目礼，自然，一厢情愿罢了。

其实，再了不起，也无非是一篇极其浅薄的中学生作文，立论完全错误，充满那个时代特有的嚣张和荒谬，不在话下；错字五只，“推崇备至”成了“推崇备之”，“遁入空门”变为“循入空门”，还有堆砌之弊。如果今天能从老家的一个破木箱把它翻出来，读了一定笑脱大牙。作文本身，一如求学时期的其他习作，并没有可资纪念的意义，然而打在卷头的分数，是我的命途上一个契机。譬以赛跑，它是起跑线上的助跑器；譬以耕耘，它是滴进胚芽上的第一滴甘露。如果说，“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使命；那么说，使得学生狂热地爱上他所教的科目，是更高层次的教学艺术，它需要教育家的事业心、诗人的热力和爱徒如子的深情。那天，我凝视着作文簿上，带着许多道红杠杠和眉批脚注，末尾加长长评语的作文，题目旁边的分数，鲜艳有如处子的血，我不能不豪气干云起来：哎，是当作家的料子呢！

然后，也绵长也短促的岁月，我在故土异乡，职业换过，住处换过，朋友换过，沉浮进退，悲欢歌哭，没有变的，是对文学的爱。不是没有大遗憾－－书虽出版了十多本，却还是没名堂。如今返观，这个分数，拿了也是白拿。老来去看望老去的老师，只能为不曾光耀校门和师门而羞愧。不过，话说回来，“有志者，事竟成”的格言，入世之初用以励志是极好的，但它不可能当事功的结语，更不是一个通则。这样立志，说有好处，那是指奋斗的过程。生命的行进，有如在清朗夏夜，穿越由银河架设的凯旋门，饶你如何奔逐，也休想靠近；可是，一路上，嗅到茉莉和稻花的香气，听着青蛙和泥鳅的鸣叫，看到婴儿梦里的笑和恋人并肩的身影；而况，命运以坎坷，以漂泊，以稻粱之谋也以缪斯之梦，以乡愁也以诗的空灵和散文的机锋，救渡灵魂与肉身，使得卑微的生命呈现出起码的价值，使得惶惑破碎的精神趋于均衡与完全。而作为老师，以批改作业的笔尖为犁，翻开年轻的心田，让埋藏在土层深处的潜能发芽，进而穷一生的心血，将之诱导，激发，培育，他们的伟大在斯，他们的无奈也在斯－－一园桃李，能不能吐芳结果，既看树的素质，也赖诸多人力以外的因素。

如今，青春业已远离，“作家梦”却没苏醒。我感戴老师一辈子，为了那个分数。即便我因它选择文学是一生的误会，即便我为它潦倒穷愁。我从那个分数开始，没有厌倦，没有逃离，这至少证明，它作为兴趣，作为“聊以卒岁”的消遣，没有选错。庆祝“铜婚”的夫妻，30年的共同生活，不基于鹣鲽情深，总该出自互相依靠的惯性。说文学是我的“习惯”好了，一种使心灵不致陷入虚无的好习惯。有了它，我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夹缝中，自在回旋；在艰辛的移民生涯里，俯仰无愧。手腕在电脑键盘上磨出厚皮，这算得可与下乡当知青时，镰刀锄头磨出的“武茧子”比美的“文茧子”。

我的老师，打下那个举足轻重的分数以后，悠悠30多年，一直扶持我，一似他扶持一班班、一届届学生。在普遍的意义上，卓越的学校、优秀的教师，一如普降的甘霖，苏活和滋养漫野绿色，我只是一园小草中的一茎。同时，我有特别的幸运，当知青时，他许多次到我的村子来，单车后座放着费了老大劲儿才弄到的“禁书”：艾青的诗集《向太阳》、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罗亭》，对我一生影响至巨的罗曼·罗兰多卷本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他是我众多“少作”直到“老作”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家。直到我过了“知命”之年，他仍旧为我的文事付出心血。这次朱伟申校长领我参观校园，一路上不只一次地提及，这位两人共同的老师，为了我回母校的事，多次给学校打电话和写信。我听了，男儿泪在肚里流啊！在文学的长跑中，我这劣等选手有乏力的时候，他这位“终身教练”从来不曾撒手。我在图书馆，看着母校在他倡议下所设立的《刘荒田著作专柜》，暗暗对自己说：让我所余的生命，化作书柜里尽可能多、且力求好一点的著作吧！仅仅为了母校，为了老师殷切无比的瞩望！凑巧的是，在南院内，朱校长指给我看，离枯萎的玉堂春不远处，一棵从老枝嫁接而成活的小树正在抽出新叶，它将开出紫玉般的奇花来。我当学生时听说，玉堂春是岭南名花，高贵、素雅、清丽，省内仅存两株，这是其一。花的生命这般顽强地嬗递着，它在母校，尤其成为美妙的隐喻：无论是老师当年的分数还是我今天的著作，尽管都渺小，却一起印证着，“教育”在人文精神传承上，无可取代的伟大功勋。

他，就是我此生的恩师、忠厚的良友、亲切的兄长－ －前任台山一中副校长伍俊生先生。

［此帖子已被 远游客 在 2009-1-23 9:12:17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