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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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眼中跨世纪的十三年 作 者： 凌志军 出 版：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1-06 作者简介 凌志军，祖籍广东，1953年生于上海，长在北京。十五岁到工厂做工，十六岁做农民，十九岁当兵，二十五岁成为新华社记者。三十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标杆”。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他拥有广泛的读者，在过去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图书简介 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我回想1990年—2002年的中国，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种情况。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崇尚伟大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眼睛里面只有未来。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变化》这本书代表了凌志军在写作上的追求，凌志军自称在写作技巧上，《变化》一书是其他几本书无法超越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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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前言 　　本书的酝酿和写作历时三年，增删五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涉资料主要来自我对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公开的出版物，也有一些是我亲身经历的，内容浩繁，巨细混杂，困难在于比较、鉴别以及取舍。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 　　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我回想1990-2002年的中国，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种情况，用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观察，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崇尚伟大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眼睛里面只有未来。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 　　但是这本书仍然只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正面和侧面，不是全部，其中不免牵涉很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也用大量篇幅去叙述那些看来无关宏旨的小人物和小事情，对于另外一些大事件，比如申奥成功、中美飞机相撞、禁止“法轮功”、揭露远华案、三峡水利工程的建设、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等等，却又几笔略过。其增删繁简的主要依据，并非出自史家标准，甚至也不是时事政治的尺度，而是作为一个记者的眼光。书中所叙仍以指出中国的弱点为多，这也不是否认我们国家的进步，而恰恰想要更好地进步。在我看来，有时候轰轰烈烈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够久远，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其沉浮逆转，书中已经述及。 　　中国是一个是非太多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给予我的一个教益，是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是非。人的一生，有些事情是永远不能妥协的，比如信念，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接纳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人各有志，也都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另外一方面，自己不赞成的东西，未必没有存在的根据。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当然怀着纯粹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特别希望摈弃情感上的偏见，客观平和地对待那些我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又希望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增进各种思想的沟通，化解成见，相互补充。我的一个同事，也觉得“是非过于分明，有时候未必是件好事”。她的年龄较我几乎小了一辈，天资聪慧，拥有自己的爱憎好恶，却又与世无争，其处世平和，同龄少有，她有一次以林语堂为例提醒我：“不要因为思想犀利，忽视了从容的魅力。” 　　检讨过去几年里我写的东西，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过于“犀利”，所以每次都会引起争端，以致书评的篇幅远远超过书的本身。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对于所有这些褒贬，我都心存感激。2002年春天出版的一本书，还把马立诚和我在四年前合写的《交锋》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我们党发起的新一轮交锋”。此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梁柱先生主编，里面专辟一章批评《交锋》，计有42页，又牵连到我写的另外几本书。无论那些话说得有没有道理，我都觉得欣慰。对于我的赞扬与批判都能连篇发表未遭阻碍，而我依然拥有思考、写作和发表的权利，这本身也能证明我们国家已有长足的进步。 　　可是很多事情不能简单地以好与坏而论，实际上不论多么高明的作者，都不能摆脱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我本人接触过一些达官贵人，更多的时候是生活在寻常百姓中间，较多普通人的情感，以一己之眼光、见识与胸怀去观察大世界，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又不肯改变初衷，所以除了再接再厉，别无他途。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致使他人不快，那只是因为我的修炼不够，而非本意。 　　我总有一个心愿：让新闻成为历史，又能让历史像散文一样美丽，让政论像小说一样动人。首先要明白的是，对历史的理解，不是在书斋里可以读到的，也不是仅凭个人天赋就能产生，而是要在积年累月的历练中，见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生活，听到不同的声音，自己又有过最糟的和最好的境遇，对比起伏跌宕，品味其中酸甜苦辣，才能领悟。 　　我本人自幼崇尚技术，轻视文史，家境算是好的，又不属于特权阶层。如果一切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发展，自然一帆风顺，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政治是非。可惜“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变化任何人都不能躲避，我自此中断学业，少年离家，先在农村做一电工，后来参军，白天练习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腰酸腿疼胳膊红肿，晚上却又不敢早睡，蒙在被子里打开手电筒学习数理化以及英文，不幸被连队首长发现，批评我不安心保卫祖国，还想到外国去，于是悬崖勒马，把全副身心投入军事。有一天首长忽然告诉我不要再埋头训练，改行写新闻。我知道那并不是因为我有文才，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我的父亲在报社工作。父亲的确是做新闻的。他出身于旧式农家，却又向往新生活。17岁离家出走，以文为生，18岁投奔共产党，一生本分，听党指挥，而将个性收敛，把思想压在内心深处。我在童年时总能听到他的朗朗笑声。他喜欢在周末和我下围棋，一边落子一边给我讲“霸王别姬”的故事，还说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但是后来他的笑声渐渐少了，终日沉默寡言，总把双眉紧锁，身体越发消瘦，体重不到90斤。人家都说“人到中年瘦是福”，但我知道他的变化与“福”无关。有一次我想让他开心，把围棋捧到他面前，心里期望再次听到他的笑声，他却推开棋盘，淡淡地说他不喜欢下棋了。1978年夏天，我被调回北京，到新华通讯社做记者，在离开父亲十年之后终于回到他的身边。那个早晨我冲进家门，告诉他“子承父业”的消息，以为他也会高兴，不料他仍然没有笑容，仍然沉默。1985年他62岁，身患肝癌，病入膏肓之际用枯槁如柴的右手拉住我的衣角，好不容易开了口：“做……正直……诚实的记者，很难……很难。你能……能吗？”那一瞬间，他深陷的眼睛里有一滴泪，既纯净又混沌。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在哭。我来不及细想他的话，只盼他的眼泪能流下来，因为怕他把泪水带进坟墓。可当时他躺在病榻之上，仰面向天，所以眼泪并未夺眶而出。他就这么走了。我去八宝山公墓为他送行，看着他的躯体和眼泪在火焰中化做一缕青烟，然后又到他的办公室去收拾遗物，有些文件，有些信函，有些书籍，有些会议记录，最厚重的一叠稿纸居然都是他的检讨，其中一份的题目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那是他在18年前写的，竟还留着。我在他的桌前坐下，只看了第一行，已是泣不成声。 　　因为有了这些经历，不免品格复杂，越是思念父亲就越是不愿像他那样无奈地生活，头脑中形成“否定一切”的习惯，崇尚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不能与流行的政治思想雷同，又不肯按照多数人的标准攀登成功之梯。于是退居斗室，终日写作，孤灯寂影，心底风起云涌，耳边澎湃有声，都只能对无形的听者诉说。经过无数悲伤与欢乐，重温父亲一生，逐渐明白做人须比做事付出更多，生命的质量比生活的质量更值得求索。此后几年稍有成果，又去感受被赞扬和被批判、被追捧和被冷落、被热烈包围和被寂寞笼罩，在这两极世界中不停地冲撞，这才越来越把胸怀敞开。内心拥有了自己也拥有了整个世界，方知个人渺小，生命的独立与自由，要在大历史中获得。 　　25年前开始记者生涯的第一天，阎吾先生对我说：“新闻是瞬间的历史。”他是我们国家最着名的军事记者、我的上级，也是我的前辈。他们那一代人，是以这样的信念投身于自己职业的。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只是在秉承这一传统，把无数瞬间连缀起来，加入个人判断。不敢期望这将成为历史，能够让读者喜欢，已是很奢侈的愿望。 　　就我本人来说，还有一个多年来挥之不去的私念，就是能够对得起父亲遗愿，所以我将本书献给我的父亲。如果他还活着，该是80岁了。 　　作 者 　　2002年12月15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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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活着的祖宗 　　1990年那个春天，整个中国似乎深陷因果轮回之苦。 　　在帕米尔高原和长白山之间，火焰绵延不绝，长达4800公里，覆盖着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大片国土。一位学者把这“条带状的火线”叫做“地火”，说它已经燃烧几百年，每天烧掉至少50万吨煤。不过，没有死人，伤者也很少，这是北方人的幸运。可惜这条“地火”之外，火灾也是层出不尽，平均每天156起，烧死7个人，还烧掉80万元人民币。新年第一个月，北京接到5万件告状信；上海有数千吃了不洁毛蚶感染甲肝的人，尽管大都痊愈，却还抱怨不已；广州有几个大公司的经理逃到国外去了；云南发现146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有刑事犯罪、环境污染、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怠工的、吸毒的、嫖娼的、冷嘲热讽政府的。诸如此类的消息，在当日媒体上是没有的，所以老百姓很难知道。普通人身边的气氛倒是和和平平的。10日，在北京城内实行了七个多月的戒严被取消。东长安街上的国贸中心大厦即将竣工，1989年夏季被打烂的那些外紫内白的玻璃幕墙，也已恢复原样。这时候已是旧历腊月，“祥和”成了北京人的口头语。春节终于来到，成千上万的家庭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不过，因为那一场风波，也有不少家庭是不祥和的。春节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坏消息接踵而至。外经贸部的官员一个劲地抱怨出口下降。农业部长何康说，夏季粮食减产，形势严峻。统计局的公报说，工业生产下滑了，全中国的经济都在“疲软”。但是最要命的是人心离散。一个退休的军官指着刊登那个消息的报纸说：“疲软？什么疲软？就是完蛋。”中共中央颁布了一个决定，宣布要“多一点计划”，还要“加强集中”，这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说，都是有些道理的，可是哈尔滨市政府有个心直口快的干部就不以为然。“计划？”他站在自家的硬杂木拼花地板上，对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抱怨道，“我们不会‘计划’别的，‘计划’浪费在行。‘大跃进’进去几百亿，‘文革’进去几百亿，‘华国锋时代’进去几百亿元。这些钱啥也不用干，光吃，也够中国人吃两辈子了！”他的语气夸张，数字也不准确，但不满的情绪却是真实的：“他妈的，我‘搞计划’三十多年了，这些事情我都干过，我比谁都知道。” 　　经过1989年那场殊死搏斗，中国人好像一夜之间就分裂了，不过，无论是那些喜欢80年代还是不喜欢80年代的人，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可是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有20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们的国家去，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打交道，说是“经济制裁”，让中国人喘息不得。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后来拿一句诗来形容这时的形势，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黑云”：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了。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每一个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而又嗟叹不已，直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怎么也放不下。 　　第一个消息来自新华社驻东德的一个记者。他的报道说，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总书记昂纳克开除了。一个小时以后，又有消息说，那不是昂纳克，只是他的一个助手。新华社于是赶忙收回那条新闻，《人民日报》则因为自己没有理睬新华社的消息而好一阵庆幸。可是，新的消息又来了，说昂纳克的党籍被开除了，这回是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战后35年以来第一个共产党占少数的政府。这个国家群雄并起，各方政治派别达成协议：总统应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等于是把共产党的领导权给剥夺了。更重要的是，那里的老百姓居然接受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式的结果，因为已有消息证实，布拉格的居民正在街上游行庆祝，有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书店老板看了这情景，当场把不同政见者的那些着作拿出来，很快被抢购一空。这一边，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把自己的领袖日夫科夫开除出党。春天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在东欧的处境就更糟了，有点像过去很多年里被他们宣布为“反动党政”并加以取缔的那些组织了。4月17日，布拉格市检察长索科尔以一个执法者的身份，要求两周之内在布拉格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布拉格市民只等了五天就不耐烦了，大约7000人聚集在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冒雨高呼口号，发表演讲，全都是支持检察长。游行队伍的标语有一幅最为醒目：“支持索科尔，取缔共产党。”东德倒是没有这样的集会，也没有这样的标语。可是有至少100万苏联和东欧的移民越过倒塌的“柏林墙”跑到西德去了。那道墙是六个月前被拆除的，再过六个月，也即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45年的德国统一了。统一之前的这几个月里，苏联军队还在这里驻扎着，不过已经不再拥有往日的风光。在柏林勃兰登堡附近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小摊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军帽、肩章、奖章和零七八碎的苏军物资，其中有苏联海军军帽，20马克，还有苏联空军军帽，25马克。 　　苏联人那时候还在观望，莫斯科还没有发生“八一九”事件。即使是那些最有先见之明的人物，也认为那个堡垒虽然已经摇晃起来，可还能挺不少日子。布鲁金斯学会的爱德华·A。休伊特那时候是这样谈论苏联的：“他们正在写《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这个剧本，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篇章。”戈尔巴乔夫仍然控制着局势，他承认：“苏联现在正处在改革最困难的阶段。”但他仍在坚定地阐述党的立场：“苏联现阶段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而不是拒绝列宁、布尔什维克和人民在1917年10月做出的选择。”他是4月10日会见参加共青团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说这些话的，这给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以极大鼓舞。至于说戈尔巴乔夫是“最大的叛徒”，那是20个月以后的事。在当时，中国人还把他当成一股背叛潮流中的坚定革命者。一位领导人在那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去了苏联，说“苏联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在很多人的心里已经成了“痛苦和绝望”的代名词。1990年12月7日，保加利亚总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起诉书，指控托·日夫科夫作为保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超越职权，为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谋取总计2651。6039万列弗的私利，包括把公款用于维修自己的别墅，给保健护士和航空小姐发奖金，从出版社获取的稿费，让子女得到不应有的服务，以及把69辆小汽车以低价格给了指定的人。诸如此类的事情被揭露出来，让这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不仅在信仰方面不再具有感召的力量，而且在道德方面也威信扫地。“社会主义把一头牡马变成一头阉马，”一位波兰经济学家说，“我们还不能反过来把阉马变成牡马。”在他的国家中，一个胆大妄为的工人莱·瓦文萨组建团结工会的行动，是席卷东欧的这场大变动的起点，此人因此成为这个国家第一任民选的总统。1990年12月12日晚上，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新总统交出权力的前夕，向他的国家发表“告别讲话”。“每个民族的历史都不仅仅是既成事实的总和，它同时也包括着得以避免发生的事实。”他悲悲切切地说，“我只请求一点：如果时间没有熄灭某个人的心头之恨或者不悦，那么就让它们首先向我发泄吧。”对于中国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真是个悲惨的时刻，他们全都把雅鲁泽尔斯基看作悲剧英雄而把瓦文萨看作得志小人。可是有24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聚会在布鲁塞尔，决定掏出40亿美元，支持这小人的“把阉马变成牡马”的经济改革。 　　毫无疑问，几年以来发生在波兰的事情，现在正在更大范围内重演。在我们的国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都急剧地旋转起来。奇怪的是，所有最重要的消息都是在私下传递的，公开发布的新闻则视而不见。 　　世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装糊涂，唯有这件事不成。“冷战”就要结束了。当然，它也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结束之前的冲突格外激烈和残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有些人还真不是装糊涂，而是自作聪明。比如有几个宣传部门的官员就告诫属下报刊的总编辑，正确看待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还剩下的两个领袖：一个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此人尽管主张改革，但却是个“民主主义者”；另一个人是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他是反对改革的，还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处处影射攻击中国的改革，但他毕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他讲话的时候，听众65次起立，向他鼓掌和欢呼。 　　媒体摘取了这些情节，添油加醋地传达给读者，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和他们一样，相信齐奥塞斯库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相信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危机，完全是一小撮坏蛋捣乱的结果。可是接着就有更加令人惊讶的消息传过来，不仅证明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的那些掌声和欢呼都是虚伪的辉煌，而且还表明齐奥塞斯库的“社会主义”已经被人民摈弃。90年代开始之前的两个星期，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另外一个城市蒂米什瓦拉，市民走上街头，党的官员则派出军队。反对和保卫齐奥塞斯库的行动在街头相遇，演变成大规模冲突。 　　军队开枪的那天是个周末。现场录音辗转到了维也纳，然后在电台播出，里面一片混乱：喊声、哭声、口号声和枪声……全世界都听到了。对中国的媒体来说，这个晚上最大的问题是，根本隐瞒不住这些消息。很多人整夜都不睡觉，天一亮就更加活跃，他们守在收音机的短波频道旁边，在嘈杂的噪声中辨别出断断续续的话，结果听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这是真正的“罗马尼亚事件”。另一家西方电台，美国之音，则具体地描述了那一天罗马尼亚街头的死伤者，说有1000人被打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偶尔出现几个画面，证明来自“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的消息，大都不是无中生有。这些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集会上的讲话遭到听众反对；军队开枪了；群众反击了；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杀了；军队中有人倒戈了；齐奥塞斯库逃跑了；不，齐奥塞斯库没有跑，他和他的一家人都被抓起来了…… 　　12月24日是个星期日。平安夜不平安。中国这一边，老百姓一整天都没有中南海的消息，只有李瑞环会见了一群日本人，说是代表王震的。北京人的街谈巷议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说他们可能是在为齐奥塞斯库的命运担忧呢。党中央机关报的院子里，记者们面对蜂拥而来的消息，全都目瞪口呆，他们接到社长一条指示：“凡是新华社有稿件和转载其他报纸可以解决的消息，本报记者就不要写了。” 　　但是罗马尼亚的记者们却格外活跃。前一天，他们让救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罗马尼亚电视台”上露面，还给了足够的时间让他说话。此人宣布齐奥塞斯库的罪状若干条。在电视大楼外面，布加勒斯特的市民围成一道人墙，呼喊着“保卫大楼”的口号，阻止军队进入大楼。那以后的几天，罗马尼亚的最新事态，就是经过这个大楼传遍全世界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保卫大楼”的口号有点多余，因为军人原本就没打算冲进去。他们已经倒戈了。到了这时候，齐奥塞斯库不再顾及给自己“民族英雄”的荣誉抹上“叛国者”的污垢，让外国军队开进来保护他，但还是没有用。反对齐奥塞斯库的人宣布他们已控制各个要点，还逮捕了那个残忍的独裁者。这件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罗马尼亚电视台的画面上，看来不再是谣言了。 　　最后的结果尽管人人都已料到，但还是难以置信。第二天，星期一，齐奥塞斯库已经被罗马尼亚军事法庭处决了，在致命的一枪之后，士兵们还在不停地射击，把他的尸体打得像个巨大的蜂窝。这位几个星期以前还在接受人民顶礼膜拜的总统，显然至死都不会相信，在他的人民中间居然潜伏着如此强烈的仇恨。 　　这一天是圣诞节，布加勒斯特的教堂里响起圣诞乐曲，街头还有20多辆装甲车，还有零落的枪声，不过，冲突已经结束。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这样瓦解了。罗马尼亚不是最后一个，但它却是这场悲剧中最惨烈的一幕。昔日的辉煌转瞬间灰飞烟灭，新的执政者受到新的追捧。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已经表示要为“救国委员会”提供援助。那些环绕罗马尼亚的东欧国家纷纷宣布“支持罗马尼亚的民主力量”。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沉默了两天，等到星期三罗马尼亚新政府的领导人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差不多同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齐奥塞斯库的被称做“花花公子”的儿子，不过这一回他可不是往日那个风流倜傥的样子，而是一个囚犯——他在四天前就被逮捕了，神情茫然，面容憔悴，目光里充满恐惧。还有人发现了齐奥塞斯库弟弟的尸体，警察的验尸报告说他是自杀的。 　　这一连串变故毫无疑问构成了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共产党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过好多年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可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人世间所有最复杂最微妙也最强烈的感情一起涌出：震撼与解脱、兴奋与悲伤、厌恶与同情、崩溃与新生。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之前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独裁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美国之音”坚持说，他的罪行之一是屠杀6万多人，还企图携带10亿美元逃到别的国家去。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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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难怪报刊的领导人会沉不住气，当时就连中南海里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们，也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16个字，意思是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政治局于是召开特别会议。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荩卿奉命去同几天前枪杀了齐奥塞斯库的新政府打交道，说中国愿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这是80年代最后一周发生的事。那些天，北京的书店里面，那些已被抛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着作，像日夫科夫的精装本文集，还摆在书架上。驻扎北京的军队奉命提高警惕，特别小心在北京西郊大学集中的地区出事。好在大学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不过，有几个大学生来到复兴门，站在那里发表讲演，围观者几千人。警察很快来了，驱散了人群。一时间，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那时候中国人的神经特别脆弱，容易紧张，一紧张就会产生联想，一联想就会神经过敏，好像射向齐奥塞斯库的枪弹也正在朝我们中国这边射过来似的。 　　现在历史终于走进了90年代，全世界都在闹事。没有出事的地方也在期待着出点什么事。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男人还是女人，也不论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作家还是凡夫俗子，都充满了政治热情，而且火气都挺大。拿很多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 　　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可是，按照西方人那时的说法，这社会主义是谁也救不了啦。1月1日，90年代的第一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人互致新年问候。 　　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融合。” 　　撒切尔夫人说：“不，社会主义肯定要完蛋。” 　　对于中国内外那些研究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出人意料的南方视察，实在是多灾多难。在这两个事件中间，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很多。年岁稍微大一些的青年很快转入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俚语——“一边玩儿去”、“一无所有”；有发泄内心郁闷的滑稽语——“烦着呢，别理我”、“沉默是金”；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长达脚面的牛仔裤、短统袜、厚底鞋，上身是一件圆领T恤衫，前胸后背印着手写体的大字：“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有群聚起来消磨时间的方式——“愚人帮”、“不喝白不喝”。整容成了风尚。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专家张涤生因此大为吃香。他领导的小组在这一年为6933人做了整容手术，有个男人想要一个“阿兰·德龙式的下巴”，有个女人希望他照着英格丽·褒曼的样子为她做出一个鼻子。上海市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中，50%的男生和32%的女生到舞厅去跳舞。圣诞夜那一天，“梦上海”夜总会的入场券每人888元“外汇券”外汇券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采用的一种货币，按照当时的官价与外汇兑换，其价值名义上与人民币相等，其实大大高于人民币，能在供外国人购物的商店和少数高档商店里使用。。和平饭店里还出了个穿着“三点式”舞衣的女郎。这些都是报纸上的新闻。不过这样的事情还是凤毛麟角的，大多数人喜欢去的地方是JJ迪斯科广场，每天晚上，至少1000个年轻人在迪斯科音乐中摇晃不停，狂欢到午夜。 　　“卡拉OK”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也是在那时流行起来的。那一年中国已经有188家音像出版社，有50个音像生产厂，销售了36万盒录像带和11700万盒录音带，激光唱盘还很少，尺寸大小也不统一，几乎所有音乐都是靠录像带和录音带流行起来的。“卡拉OK”歌厅在六个月中便已遍布全国，上海有33家，广州40多家，北京有50家。其中最红火的要算北京的“四季歌厅”，30块钱一张门票（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大约100元），每唱一支歌要付5元，唱得多了自然口渴，于是，一杯美国可口可乐3元，一杯日本苹果汁8元，一杯德国啤酒10元，一盘去皮切成小块的中国西瓜20元。可你要是在遥远的陕北小县榆林的那家歌厅里，花上20块钱，就能唱一整夜，当然你只能喝到一杯陈年老茶。 　　普通人在公众场合一展歌喉的欲望，实在有一种很深的社会背景。这“卡拉”两字源于日本，在日语里是“空”的意思，“OK”则是管弦乐队的英语缩写。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本意是“无人伴奏乐队”，传到中国却有了更多的含义。那时候歌厅里引吭高歌的人大都没有技巧，但却很真挚，总是声嘶力竭，总是泪流满面，完全不像现在的人们，唱起歌来有技巧而无真情。 　　歌声也传到大学校园里。热血沸腾的大学生收起游行的旗帜和标语，解下头上的红飘带，不是回到昔日女友的怀抱中，就是埋头读“托福”，准备远走他乡了。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连找工作都成了问题。即使没有这个打击，他们也已被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谁都可以看出，那里面的小林就是他们自己的未来。于是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有家报纸说，在南京，每100个大学生中，只有3个认为“人生最宝贵的是事业”，却有54个说自己“空虚无聊，闷得发慌”。上海复旦大学有个博士生说：“方帽子里煎不出牛肉饼。”大家都觉得这话精辟，到处传播。看来有这种想法的人挺多，有一天这所大学搞了一次调查，题目是“学生们都在干什么？”结果发现，10%在闲聊，10%看电视，7%看消闲书，7%谈恋爱。全国有25750万个“成年独身者”，大都很安分，“第三者插足”、“黄昏恋”和“四十岁的男人是野狗”一类的话题，还没有流行，《廊桥遗梦》在中年人中引起的那股躁动还要等到五年以后。90年代初期耐不得寂寞的是那些未成年人。大学生原来是不准谈恋爱的，可是从这时开始谁也管不住他们了。有个大学生，闷得发慌时就去追求女孩子。“我已经谈了十七个了，”他说，“我挥一挥手，就带走一片彩云。”北京的大学校园中，一批学生去读“托福”，一批学生去打麻将，这在当时被叫做“托派”和“麻派”。前者嘲笑后者胸无大志，后者嘲笑前者自作多情。两军对垒，此起彼伏。在太平洋的那一边，布什总统一边解除禁令让三颗卫星出口到中国来发射，悄悄地把他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派到这边来，和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见面；一边又签署命令，让在美国的4万中国留学生都有机会得到永久居留权。这叫北京的“托派”声威大震。直到有一天，政府下达最新指令，限制在国外没有直系或者旁系亲属者出国留学。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托派”分子立即一败涂地。清华大学有个叫刘兵的学生，就此写了一首《出国谣》。有人说这是“校园新歌曲”，也有人说这是“抗议歌曲”的一种形式。从来没有谁录制发行，却是那一年京城大学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与后来的那些矫揉造作的流行艺术全然不同，《出国谣》内容平白，边说边唱，字里行间流淌着真性情，段落之间的过门，全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以吉他扫弦伴奏，既快乐又悲伤： 　　唧唧复唧唧，有人念外语 　　嘴里ABC，耳边单放机 　　哥们儿你想什么，你心思在哪里 　　给我讲一讲，出国的道理 　　小时候爱做梦啊，长大了没出息 　　睁开眼看一看，现实的问题 　　一颗红心，早已交上去 　　可满腔的热血，还得养活我自己 　　苦学十几年啊，毕业是五十七 　　囊中羞涩，找不到亲爱的 　　勒紧裤腰带，日子还过得去 　　可论资排辈，活得没刺激 　　啦啦啦…… 　　唧唧复唧唧，我也念外语 　　念出了ABC，我念不出好消息 　　文件发到手啊，我差点背过气 　　条条框框，都跟我过不去 　　我爹妈爱祖国，海外没亲戚 　　非直系非旁系，出国准没戏 　　我念过托福儿，也念过GRE 　　现在要回家，再念人民币 　　咸盐一毛五啊，面酱两毛七 　　今天你不买，明天买不起 　　啦啦啦…… 　　唧唧复唧唧，再没人念外语 　　听不到ABC，只听到人叹息 　　哥们儿你别走啊，你要去哪里 　　陪我遛一遛，再见你不容易 　　我说大兄弟，你何必苦自己 　　眼看要毕业，还不赶紧改主意 　　向别人学习啊，不要信自己 　　做一颗螺丝钉，傻人有傻福气 　　薄的是学问，厚的是脸皮 　　受穷不受累，好歹有吃的 　　不要怕后悔，前途是拐弯的 　　不要怕忍耐，道路是加长的 　　多听爷爷的话，多唱奶奶的戏 　　美好的生活，幸福又甜蜜 　　啦啦啦…… 　　那时候这样的歌在学校里面有很多，校园歌手陡然走红起来，几乎全都渗透着年轻人的崇尚自由的本性和自认为被压抑的烦恼。有一首歌叫做《我的心需要你狠狠地敲》（这是90年代初期北大、清华最流行的校园歌曲之一，为北大的两个学生巴特尔和杨单涛所作，前者以唱英文歌曲闻名，后者的脖子上总是吊着个十字架项链）。有一首描述了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经历：“楼上的人没有广场上的人多，楼上的座位不是我们能坐。重要的是多拍几个镜头，也是到此一游。”还有一首唱到了北京大学：“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们都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中跃起。啊……我的梦就在这里。” 　　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已经很少看见人们围坐在草坪上唱歌的景象。草坪上的人倒是不少，可大都是相对而坐含情脉脉的情侣和到处跳跃的孩子。可在那时候，草坪是校园歌手的天堂。其中最有名的地方是北京大学静园的那块草坪。每到周末傍晚，“草地歌手”纷纷来到这里，弹一只吉他，有时候是疯狂的吼叫，有时候是婉约的和声，总是吸引一大堆人围坐旁听，浸了一屁股的露水也不肯离去。他们唱自己的歌，也唱那时的流行歌，有罗大佑、崔健、齐秦、赵传、郑智化和黄舒骏的，还有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有个名叫沐阳的北大学生每次都在这里流连忘返，直到多年以后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有一帮人经常出现，可能是北大的教工子弟，唱得最好，他们爱唱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所有歌曲，外加《一块红布》。”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1989年年底由中国旅游音像出版社出版的。这是崔健那时在大陆授权发行的唯一盒带，也是中国第一盘摇滚歌曲专辑，包括九首歌曲，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吉他伴奏，自己演唱，歌词平和，旋律悲亢，节奏强烈，情感激昂。有那一年里最为流行的《一无所有》，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会唱：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还有《让我睡个好觉——为修复卢沟桥》。他在唱这歌的时候，好像他就是卢沟桥，卢沟桥就是他： 　　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 　　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 　　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 　　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崔健这个人是当日中国流行歌坛上的异类，也是无数青年心中的偶像。把他的歌词“一无所有”写在T恤衫前胸后背，再印了他的名字，穿在身上走来走去，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而他自己的演出服永远是一身旧军装和一双大皮靴，这让人想起60多年前的红军和20多年前的红卫兵。有时候他会在头上扎起一条红布带，那时候“酷”这个词还没有，但很多中国青年心中已经有这种感觉。他们为崔健的扮相而发狂，当他以这种形象走上巴黎的舞台时（据说他是当时唯一能在巴黎亮相的中国大陆歌星），连那些矜持的法国人也激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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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健矮个子，长头发，看上去既文雅又粗野，既深沉又奔放，就像他的歌儿，是个矛盾的集合体。他在几年以前成名之时，北京的大学生们还为他成立了一个“后援团”。台湾《时报周刊》甚至把他说成“中国流行歌曲的’原子弹‘”。这有点夸张，但若说他把当日中国的流行歌坛搅了个天翻地覆，却是事实。可是在1989年夏天以后，大家再也没有听到他唱歌，却听到一个消息，说他涉嫌卷入“六四”风波，被警察抓走了。他的崇拜者们到处找他，他却没有踪迹。很多人当初都看到他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拉开架势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现在觉得他真是凶多吉少。可是到了1990年1月28日，所有人都相信所谓“崔健被抓”一说是个谣言。因为这一天他走进工人体育馆，去参加一次充满激情的摇滚音乐会。“体育馆里座无虚席，如同沸水之锅，”当时在场的一位记者这样写道，“发狂的歌迷点燃打火机和火柴，有的点燃节目单在空中挥舞。”很多人没有买到票，坐在场外的雪地上，等待他出来给他们签名。 　　他的复出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堂：为亚洲运动会集资义演。几个星期以前他和亚运组委会文展部签约，希望能让他巡回演出，亚运会可以得到他的全部收入，他可以得到一个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于是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举行个人演唱会，到英国伦敦参加音乐节，又到香港领取白金唱片奖。后来他离开北京四方云游，一路走一路唱，去了上海、天津、沈阳、武汉、西安、重庆，要不是他的“巡回演出”半途夭折，他非把摇滚弄到全中国每一个角落。 　　1月最后一周的这个夜晚，北京大雪纷飞，气温零下15°。体育馆里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扯开嗓子高呼崔健的名字，振臂挥舞崔健的头像。在一个随随便便的开场式中，崔健和他的乐队走上舞台，观众立刻激动起来，有如一片沸腾的海洋，海浪中荡起崔健悲怆的歌声，竟是那首久违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 　　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 　　噢…… 　　一、二、三、四、五、六、七 　　圆拱形的棚顶将声音罩在里面，产生了震耳欲聋的音响效果，声震数里。乐队在演奏方面的不足，被巨大的响声所掩盖。他们显然觉得，高分贝可以弥补他们的蹩脚的技巧，把旋律弄得和人的脉搏一样，就可以让人加速分泌荷尔蒙。不过，演唱的确激情四射，压抑、宣泄、挣扎、颓废和激昂相冲撞，绝望和希望相交融，人类所有最强烈的情感全都喷薄而出。 　　摇滚歌手一心要引起观众的共鸣，结果很容易就达到了目的。体育馆里现在成了万众合唱，每一个人都是“演员”，都在高歌，而他只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主角。主角被配角的情绪包围着，激动不已，唱起他很少唱的《最后一枪》（这首歌的歌词是一位美国越战士兵所作，表达了他们祈祷世界和平的心声）。他一边唱一边吹响小号，号声嘹亮，撼人心魄，这一来可真是火上浇油。人们都知道他本来就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小号手，总是吹奏那些一本正经的世界名曲，却没有听到他吹出摇滚来。现在他的号声一响，万众唱和——不是在唱，而是在吼。一位西方记者说，这是中国“首都取消戒严十七天以来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 　　不论什么行当，大体上都会有一些别出心裁的枭雄乱党，当这行当不能满足世人欲望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崔健在90年代初期能够在青年人中得到这样强烈的共鸣，也是出于这个理由。1979年兴起的朦胧诗开启了中国大陆“现代主义艺术”的画卷，让现代派绘画、音乐、电影、建筑艺术纷纷涌出。80年代中期，北京先后诞生了几支摇滚乐队，但那不过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就算当时的年轻人，也不喜欢这个。“8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摇滚的沙漠，崔健不过是这沙漠中的一个偶然，”有个年轻人这样评论，“崔健一直像是鲁迅笔下那个孤独的过客。”1987年崔健第一次去北京大学推销他的摇滚时，没有什么人理睬他，让他铩羽而归。这有象征意义。那时候大多数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全都沉浸在港台情歌的柔情蜜意中，完全不能领会那种又说又唱、声嘶力竭的吼叫。90年代开始的时候，人们心态大变。流行歌坛上卷起第二次高潮，像毛阿敏、徐沛东、张藜、刘欢、韦唯、李娜、杭天琪、王虹、屠洪刚和蔡国庆，都是那时的名人。歌手的商业包装也刚刚开始，大众传媒网正在草创阶段。第一批披着商业外衣出场的歌手，毛宁和杨钰莹，还被人们叫做“金童玉女”。可惜那时星多歌少。有《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亚洲雄风》、《血染的风采》、《爱的奉献》，加上《北京的桥》和《好大一棵树》。这些歌要是放在80年代那种一帆风顺的岁月里，还能唱唱，可是现在，年轻人总觉得不吐不快，非有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赵传的出现给了人们一个契机。也是在这一年，也是在工人体育馆，赵传有一次唱起《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时候，首次露面的“唐朝乐队”砰然奏响，全场几万人齐声合唱，声及数里之外。这个浓眉小眼、方脸大耳、笑起来嘴角高翘的赵传，受到如此鼓励，不久后卷土重来，举行了首场个人音乐会。这一天，观众都穿上了汗衫，背后写着“烦着呢，别理我”。演唱到了高潮时，万众疯狂呐喊，赵传全身颤抖，长跪于地。“这哪里是唱歌啊，”一个观众事后慨叹，“分明是玩儿命。” 　　不过，旋律调动情绪的力量，毕竟赶不上节奏。一般流行歌曲缺少力度，没有金属的铿锵声，没有呐喊中的静默感，也没有沉思中的冲撞感，抒情有余，发泄则不足，更不能把自己的灵魂敞开给人看。摇滚于是乘虚而入了。根据《人民音乐》杂志编辑金兆钧的一个调查结果：“90年代初期，初中生放弃内地，直奔港台，而高中生就开始放弃港台，直奔欧美；大学生热衷于摇滚乐。”这也可以证明，摇滚的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情绪。当日京城，“迷你型”摇滚聚会兴盛一时，组建乐队蔚然成风。东郊使馆区附近的外交人员大酒家和市中心的马克西姆餐厅，是这些人最常去的地方。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都挺怪，有“ADO”，有“宝贝兄弟”和“呼吸”，有“唐朝”和“黑豹”，有个乐队叫“状态”，另一个叫“一九八九”，有几个女孩子组成的乐队叫“眼镜蛇”，还有一个叫“自我教育”……当时一个最新的笑话说：“北京乐手有多少？二百个。北京乐队有多少？二百个。”有一次这些乐队联合起来举行“现代音乐演唱会”，轰动全城。中央电视台英语节目主持人卫华也来了，可不只是来捧场的，她本人就是“呼吸”的成员，现在也上台了。她那着名的浑厚低音涌出来的时候，人们听到的不是英语新闻，而是摇滚歌曲。这样一来，摇滚就更加不得了了。报纸上说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风景线”这个说法，也产生在那两年。 　　那些日子，摇滚世界变化万千，有如石籽所说：“就像女性的内衣裤一样不断涌现新的花边和样式。”不过，大家公认的“摇滚之王”只有一个，那就是崔健。当时流行全国的33首摇滚歌曲中，有17首来自崔健的创作。说起来也是一件怪事，虽然崔健演唱时总是引起疯狂的躁动，可是他的那些歌曲却都是诞生在一种宁静空灵的环境中。一个接近他的人说，他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四壁空荡如洗，地上铺了地毯，“当他灵感突发，创作欲望旺盛的时候，他就来到这间屋子，盘腿而坐，背靠墙壁，面壁沉思”。 　　他就是在这种孤独幽静之中告别了旧的时代，把一个痛苦的呐喊者的形象留在千万人心中。“常常会想起那时候的崔健，”李皖多年以后说，“那时候的崔健特别沉默和有力量。”但是他渐渐变得喋喋不休了，因此开始失去他的力量，也失去了他的精神中那种欲言又止的东西。他在四年以后又写了《红旗下的蛋》，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再次引起轰动。他以为是他的歌写得不好，还怀疑人们把他给忘了，于是不停地接受访谈，形形色色的记者——从20多岁到40多岁的，都来找他。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力量在于“越来越会沉默”，也不再信心十足地“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他开始谈论自己而不再谈论自己的歌。一个有成就的人到了这种时候，通常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昔日他的那些崇拜者现在悲哀地发现：“崔健说得越来越多，唱得越来越少。”又过了几年，人们看到了他的最后一搏，那就是他的《无能的力量》。 　　“崔健很老了，头发像草，头顶心的头发快掉光了。真的要变成假行僧了。”秦上闲这样说。他在2000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最后一次去看了崔健的演出，在北京的“莱茵河声场”。几年前他见过崔健，印象中，那时的崔健年轻些，歌声依然“像一把刀子”。现在呢，“邻居大哥的形象没有变，不过快变成大叔了”。 　　1990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一个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辛鸣，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这是北京《大学生》杂志召开的小型会议。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曾在宣传岗位上担任领导的大人物，他大加赞赏。他赞叹这位年轻人的思想深刻：“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这种论述问题的方式的确不同凡响。辛鸣这个年轻人受到如此这般的鼓励，不久后就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发现毛泽东》。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现毛泽东”的人可真不少：30年代共产党的一群高级领导人在遵义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40年代刘少奇和彭真在延安发现了毛泽东思想；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全中国人民都发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是80年代，邓小平主持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现在辛鸣要说的不是这些，他的出发点是，在经过了70年的血雨腥风之后，中国人还没有彻底了解毛泽东的价值，还有必要再“发现”。他“发现”的是眼前这一场“毛泽东热”。 　　其实发现“毛泽东热”是用不着什么学问的——它就在大街上。《红太阳》录音带在各个大城市里销售，人人都看见了。包装图案上写着“毛泽东颂歌”，正面是天安门，背面是故宫地面的老砖。那上面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有《毛主席的光辉》，有《毛主席的着作像太阳》，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有《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总共30首，的的确确，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当年唱遍全中国。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出版这盘带子的时候，他们说也就能卖个七八万吧。北京王府井书店订了2000盒，发货的那个人给搞错了，只送来200盒，一个小时就被卖光了，书店急电打来，说再要2000盒。湖南有个个体户也拿走了500盒，一边走还一边说：“红太阳的故乡，能卖不掉吗？”还不到一个星期，七八万盒就卖光了。看来所有人都低估了毛泽东的力量，他们还以为“小虎队”的告别磁带《再见》会占领那时候的市场呢，现在看来，还是《红太阳》厉害。出版社赶紧又制作了30万盒，不够，50万盒，还是不够，结果是一个月卖了100万盒，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那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其中属李玲玉的歌声最为嘹亮： 　　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说，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 　　“要不是满目西装、牛仔，到处新潮、精品，差点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了先前的时代。”上海有家报纸这样说。《青年报》的编辑觉得此事蹊跷，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找来一群读者，想问个究竟。编辑问大家，为什么《红太阳》那么热？大家都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还说中年人不仅是怀念毛泽东，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 　　虽说是“怀旧”，却和旧的不一样。出版者在封面上用很怪的异体字写了“新节奏联唱”，这倒不是虚张声势。歌还是原来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变了调，旋律明朗，节奏欢快，加上电子音乐。有个叫“鸽子”的人听了，当即写道：“好像村里的牛车跑上了城里的赛车道。亲切倒是亲切，难免有点滑稽。”宋强和乔边两个人直到很多年以后还提到这件事，说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但他们既没有提到“发现”了什么，也没有提到“滑稽”。只是说，他们想起了80年代由刘索拉作词的一首歌，那里面有几句词，描述了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的怀旧心态，就像是90年代初弥漫在中国城市里的那种情绪： 　　我想最后向你告别， 　　我想最后转过头说再见， 　　忽然一段熟悉旋律， 　　在我耳边时隐时现。 　　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那一段“熟悉旋律”，的确是“时隐时现”的，让人很难说“再见”。它的卷土重来，有着相当确定的时间可以追溯，它大致发生在1988年第四季度的某个时期。北京的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翻箱倒柜，把压在底层的毛主席像章找出来，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成千上万。这都是20年前那场“个人崇拜运动”的产物，而今居然灿烂依旧。大人们一边对孩子讲述当年自己如何省吃俭用，买下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国家又是如何倾全力制造这些东西，把造飞机用的铝材也拿出来造主席头像，总共造了35亿个，弄得毛主席呼吁“还我飞机”。可是除了毛本人，所有人都说他的头像还是比飞机重要得多。后来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他的头像也就归于沉寂。到了80年代，六块钱一公斤，撮堆儿卖。现在，这些故事和这些像章，就成了“毛泽东热”的最初征兆。90年代开始的时候，形形色色的毛泽东头像走出千家万户，重新摆在商店的柜台上。香港《开放》杂志的编辑发现了这个迹象，就去追踪“怀毛热”的起源，结果追寻到广州街头的一桩车祸。这杂志说，两车相撞之后，一辆车上的人全死了，另一车上的人却安然无恙，后来发现那是因为司机座中挂着一幅毛泽东像，“于是毛成了趋吉避凶的大菩萨”。这故事明显具有杜撰性质，不过，那时候大城市里，出租车司机们的确都把毛泽东的头像悬挂在前挡风玻璃上，来取代那些更古老的吉祥物。

四眼光头佬

　　自从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主持了对毛泽东的评价，毛的功过是非似乎就归于历史了。中国人都把眼光投向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有如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句话，“团结一致向前看”。尽管邓小平一再声明，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的贡献，毛主席的画像要世世代代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声称自己倡导改革开放的灵感主要得益于毛的“实事求是”。但是，毛的灵魂还是渐行渐远。毕竟，邓小平的伟力和魅力不在于他与毛的相同之处，而在于他与毛的不同之处。到了80年代中期，邓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威望，达到了他第三次复出以来的顶点，这一点也得到全世界的承认。他在1985年被《时代》杂志选为风云人物。那时候已经很少有人提到毛泽东。 　　只有一个个头儿高挑、面容消瘦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毛泽东。他叫权延赤，整天坐在北京城南光明楼附近一个小小的公寓里，面对二环路喧嚣的噪音，刻意勾画出毛泽东的伟人形象。权是一个空军军官，父母在40年前跟随毛泽东在延安干革命。他说自己“孕于延安”，看来是对那个革命年代情有独钟。但是他所关注的不是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而是作为普通人的毛泽东。他的第一本书在1989年出版，叫做《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是一本很薄的小书，封面单调，装帧粗糙，但是它的影响超过了后来所有那些描述毛泽东的出版物。按照权本人的解释，世人把毛变成了神，而他要把毛变成人。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当然的。但在那时候，权的努力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这是对毛的亵渎。另外一些人则指出权在书中所描述的情节，多有不实之处。权的书以“第一人称”写就，但里面那个“我”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毛的贴身侍卫李银桥，现在李银桥站出来，说其中一些情节根本就不是他说的，也不是事实。还说他应当拥有此书的版权，权的单独署名乃是侵权行为。为此李将权告上法庭，这导致两个合作者对簿公堂。对于这桩民事诉讼，当日人们无论持有怎样的看法，都没有把毛泽东当成事件的中心。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是诉讼中的利益纠纷，即如当事人权延赤，也没有在这中间看出什么关乎宏旨的含义，只是抱怨自己“总写惹事的文章”，还说“写政治书写得太累”。 　　权延赤一边抱怨一边回到他的小屋里继续写作。也就从这时开始，中国的情形变得复杂起来。新华社一位50来岁的记者，杨继绳，把当日一股新兴的潮流叫做“物欲的浊浪”，说它“就如突然冲开闸门的洪水奔腾而出，一泻千里，四野横流，冲垮了精神大坝。权钱交易广为泛滥，卖官鬻爵常有发生。光明正大的公务变成了私下的买卖，温情脉脉的友谊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利益成了驱动一切的力量”。一位作家把这叫做“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现代化‘”，还把“现代化”三个字打上了引号，说这样的现代化“来了也白来”。他写道：“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多数人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这些事实证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似乎与徘徊在东欧的“妖雾”和“苍蝇”无关，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是由《红太阳》的歌声激励起来的。一个36岁、戴着黑边眼镜的北京人，马京军，从这时候开始了他的收集毛泽东像章的历程，直到8年以后，他已是北京市体委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家里的毛泽东塑像，也有了6万多枚，包括各种金属、塑料和陶瓷为原料的头像，半身像和全身像，挂盘，以及一个挂钟。那时候收集毛主席像章的人真是不少，至少还有一个人和马京军齐名。他叫陈德，家里收藏着6万枚像章，还嫌少，曾经为了追寻一枚毛泽东的像章，从北京赶到沈阳，从沈阳赶到鞍山，从鞍山又赶回沈阳。他说那像章是一个新疆的民间艺人在骆驼骨头上用手工浮雕制成，实在罕有，所以不弄到手就不肯罢休。 　　北京人把这种人叫做“发烧友”。如果可以这么说，那么让他们“发烧”的是“毛泽东像”而不是毛泽东。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就如同“音响发烧友”感兴趣的是音箱和放大器的质地，而不是音乐本身。不过，“毛泽东热”还是迅速弥漫着，那些直接和间接同毛泽东沾过一点边儿的人，这时候都开始撰写文章，回忆那些令人终生难忘的时刻。书店里面，写毛泽东的书都放在最显眼的地方。魏巍现在笔下的“最可爱的人”，不是志愿军战士，而是毛泽东，或者说那些“最可爱的人”都是配角，主角是毛泽东。这位作家写了《地球上的红飘带》。郝明丽，一个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山东女孩儿，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她在泰山上认识了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就嫁给了他。郭建设，一个一向善于观察普通人的摄影者，现在开始细致入微地寻找毛泽东的灵魂。在他拍摄的照片上，毛泽东的形象总是和芸芸众生形成对照，异常鲜明，令你感受到世间凡人对于神明的向往和期待。其中一幅照片描述了一个相当具体的场面：山村农舍里，几个孩子在读书，头顶上是毛泽东的半身像。照片说明是：“毛主席在照护着山娃娃。” 　　研究“毛泽东现象”也成了一个现象。那两年旷新年一直在北京大学埋头读书。这个眼睛深陷而颧骨凸出的小个子，是湖南湘乡人、毛的同乡。想来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把主要的精力用来研究“毛泽东现象”。在“发现毛泽东”的潮流中，电影导演们到处寻找长相像毛泽东的人。苏联人那些歌颂列宁和斯大林的电影给了他们灵感。他们一口气拍出《巍巍昆仑》、《开国大典》、《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和他的乡亲》、《开天辟地》这些电影。还有一部更辉煌的电影《大决战》，耗资巨大，规模空前。它所记述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个战役，构成了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最辉煌的阶段。电影极尽渲染铺张。有200多个有姓有名的演员，至于那些参加拍摄的无名者，累计有335万人，涉及14个省、市、区的50多个县市，此外还有12万海军、空军和陆军的官兵，还有33个师团的坦克、火炮、车辆、飞机和舰艇，还有军事院校和武装警察。《中流》杂志的一个记者为此欢呼不已，说这些电影“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轰动效应‘，在年青一代中，获得空前成功”。那时候的电影院的确是毛泽东的天下，半数以上的电影与他有关。一个相貌和毛有几分相似的人，古月，因此也“伟大”起来，甚至在银幕下面也被当成“毛泽东”。他在体育场里提高嗓音，学着毛的步态手势和声音，喊了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于是全场都激动起来，掌声雷动。他到湖南去寻觅领袖风范，长沙、湘潭、韶山，一路受到热情拥戴，毛的乡亲们迎接他的到来，就像迎接毛泽东本人回到故里。他在西柏坡见到李讷，李讷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说那手很像她的父亲。他在北京晋见党的高级领导人，却被请到中间座位，那位子过去一向是毛泽东的。 　　但是有一个人对此不以为然。“人家都说我像主席，化装师说，我比古月演主席好化装。”他这样说。他是北京大兴县留民营村一个农民，叫张占林，长相的确像毛泽东，喜欢穿中山装，喜欢左手叉腰，做出一派高瞻远瞩放眼天下的样子。所以方圆多少里的人都知道这村里出了一个“毛泽东”。这个“假毛泽东”在32年前见过真毛泽东，当场发现毛的挥手幅度不超过耳朵，端坐如钟，落落大方。正是这次见面，让张觉得他与毛形同一人：“毛主席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一百一十公斤，我身高也是一米八二，体重也是一百一十公斤，就是腰围比主席肥上两寸。” 　　但是，无论是古月还是张占林，都不能代替人们寻找毛泽东的真身的热情。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同乡人具有最明晰的感受。过去革命的年代里，中国这块土地上涌现出无数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地方，叫做“革命圣地”，包括陕西的延安、江西的井冈山、贵州的遵义、河北的西柏坡、山西太行山深处一个叫五台的山沟，当然第一位的“圣地”就是湖南长沙韶山冲。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人如果有机会离家远游，要去的不是九寨沟，不是黄山，不是张家界，不是香格里拉，不是江南水乡，不是“百万人看上海”，不是东北的长白山天池，不是海南岛的天涯海角，而是这些革命圣地。到了80年代，“革命圣地”被冷落而“旅游胜地”走红，现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圣地”重新辉煌起来，那就是韶山冲。一个小个子湖南人，文辉抗，长时间地担任韶山管理局局长一职，“毛泽东故居”当然也在他的管辖内。此人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按照门票的销售数量，逐年计算出参观人数，一丝不苟。结果是：1990年，平均每天有2500百人来到这里，到了1991年，就有2850个人了，总计这两年里增加的人数，比整个80年代还要多。大概就是在这时候，住在“毛泽东故居”旁边的汤老太太花一块七毛钱买来一袋子绿豆，由此开始了她的事业。她在自家门前煮了一大锅绿豆稀饭，卖给来参观的游客，一毛钱一碗，大受欢迎。于是汤老太太一发不可收，把“食粥摊”变成了“毛家菜馆”。又过了一年，“毛家菜馆”走出韶山走出农村，占领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有200多家——就像当年的毛泽东从这里出发走向城市一样。“毛家菜系”中，属豆豉辣椒、红烧肉、武昌鱼和火焙鱼最为经典，又以后者最具毛家特色。小鱼全都出自毛泽东故居前的那片荷塘，长及寸许，洗净晒干，以文火焙干，然后放入竹筒，置于燃烧的蒿草上，烟熏火燎之后，再用油炒。看来汤家老太太是读过权延赤的书了，因为这些菜几乎都是那些书里描述过的。游人瞻仰毛泽东的故居，然后品尝绿豆稀饭的清纯和“毛家菜”的鲜辣肥腻，满意而去。 　　“毛泽东热”已经席卷全国了。这一年，离毛的“百年诞辰”还有三年，离他的“十五周年忌日”也还有一年，实在不是什么关键日子。凭空出来这么一个热潮，让很多人看了不免奇怪。不过，有些人在忍气吞声多年之后，现在终于扬眉吐气。权延赤肯定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有两个非同寻常的人站出来，维护他笔下的毛泽东的凡人形象，用权延赤自己的话说，是“出面讲了公道话”。一个是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说他读了权延赤的书后老泪纵横。另外一个是邓力群，他认定权延赤的书乃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周围工作人员口授整理而成”，所以那些不尽不实的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由于利益之争对簿公堂也不值得一提。重要的是，这些读物，“在’寻找‘和’发现‘毛泽东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 　　中国人对祖宗的膜拜自有一套做法。它不同于西方人对上帝的顶礼以及东方人对佛陀的敬畏。后者多少包含着某种信仰与自我净化的精神，而前者恰恰是在失去了信仰的时候才格外强烈。它并不全都来自传统的风尚和习俗，也是源于某种现实的功利主义。对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随着他的时代而辉煌，也随着他的时代而逝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克敌制胜的武器，无论世事怎样变幻，只须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战斗；有些人宁愿把毛看成一个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菩萨；还有些人则把毛当作一棵“摇钱树”。同毛泽东时代的万众一心不一样，现在每个人都以一己之心去理解和继承那逝去的时代。这中间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崔健在《南泥湾》中肆元忌惮地掺杂自己的理解，把这着名的延安歌曲弄得面目全非。这小子身穿一件白色衬衣，外面常常套着一件旧军装，偶尔也别出心裁地套一件色调暗淡的短袖T恤衫，上面印个巨大的血红色的五角星，扯开沙哑的喉咙，和着摇滚的旋律和电子打击乐器的节奏，唱出《南泥湾》。歌词还是那些歌词，可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柔美婉约的味道全都变了，变得躁动、跳跃、疯狂、激情四射。这又哪里是“南泥湾”了，分明是个“百老汇”。年轻人为之欣喜若狂，老年人却为之愤怒。这些愤怒者中最愤怒的一个，就是当年南泥湾大生产的领军人物、后来的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身患重病，消瘦而且步履蹒跚，但这并不妨碍他痛斥那个奇装异服、怪声怪调的摇滚歌手。王和毛是同时代人，对毛充满了敬意，而且希望后人都能拥有和自己一样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感情，即使稍有变通，也只能像权延赤那样，说说“伟大中的平凡”或者“平凡中的伟大”。这样的革命者绝对不能容忍崔健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伴随着“毛泽东热”，也发生了一种现象，经过80年代末期经济的委靡和政治的动荡，原来跟着邓小平走的人现在有不少动摇了。邓小平本人倒是显得挺超脱，他在度过了轰轰烈烈的80年代之后就坚决要求退休，并且获得批准。在他之前，党的高级领导人除非犯了严重错误，大都死在任内，像他这样不肯接受最高领导的位子、又坚持退休的人，极为罕有，所以让全中国的官员和百姓都感动了好一阵子。可是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论他多么了不起，离开了权力，离开了势力，离开了可以表现自己的舞台，就会被人疏远，被人忘记。像邓小平和毛泽东，远离世间滚滚红尘之后，还能被别人如此这般地说个没完，实在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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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对伟人的不同情绪和态度，其实在证明一个事实：保守思想卷土重来。今天回想起来，那两年，中国人的热情十之八九投向了政治领域。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些话现在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喋喋不休加以阐述的“至理名言”。“那一段历史啊，”胡绳有一次对他的友人郑惠说，“就是90年代初期的那两年，应当总结啊，不能留下空白啊。”这位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说完这话，总想做点什么却什么都没做，又过了几年，就去世了。他周围的人们说起这事，不禁扼腕叹息，都觉得这老人有点死不瞑目。 　　其实，总结这一段历史无须理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无穷奥妙，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事实，就会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一代人，那时候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而现在这些已经成熟的职业政治家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三代”，那时候还像个刚进学校的学生，等待老师的教诲。 　　对于此前和此后共产党的执政者来说，“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说法，堪称杰作。邓小平不像毛泽东那样着述等身，但他发明了无数政治概念，像“白猫黑猫”、“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防止’左‘”，还有“第三代”，全都脍炙人口，其对中国今世和后世的影响力，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那些鸿篇巨制。周恩来曾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三代领导人”的划分则是邓的全部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给后来者留下了异常清晰的逻辑，也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它有时候成为后人继承大统的象征，有时候又成为后人与前人划分界限的依据。有些人认为，“第三代”这个词，是把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自己的时代和后来的江泽民时代联系起来了。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邓说的不仅是毛和他两个人，他说到了“集体”。“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他这样说。 　　如果所谓政治家就是能够极其敏锐地洞悉天下大势的人，那么这个连毛泽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的确可以算得上一位。基辛格说他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因为通过他，全中国的人都发现自己的生活和过去不一样了。在90年代刚刚开始的那两年，他的头上被“六四”的阴云笼罩着，那时候很多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但是他很快就把这片阴云驱散了，还坚决地拒绝回到毛泽东的老路上去。他已经80多岁，自信心是惊人的，记忆力也是惊人的，在1984年到深圳的时候写的几十个毛笔字，过了八年还能一字不错地说出来。别的人经历过他的那么多坎坷，就算不同流合污，也会消极遁世。别的人到了他这个年龄，就算不是老年呆滞，也会反应迟钝。他却仍然拥有惊人的活力和惊人的信念。他顽强地固守“中国不能乱”的信念，如果有谁威胁到这个信念，他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制止，甚至还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他性格中冷酷的一面。但是他却更加热心改革，他相信改革是使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出路。毫无疑问，他所受的是经典的共产主义教育，但是他却拥有一种彻底务实的精神。在共产党的老一辈领袖人物中，他几乎是唯一把经济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纠纷之上的人。他看透了老百姓之所以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点在他以前采取的行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对他今后将要采取的行动，也是一个重大的烘托。 　　研究那个时候的全部资料，可以发现，当时对第一代领导人持强烈颂扬态度的人，同时也对第二代领导人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这情形有点像郑仲兵所说，现在有人极力鼓吹“毛泽东热”，“它的另一极自是在制造’邓小平冷‘”。 　　现在，1990年即将过去。12月26日，圣诞节后第二天，也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毛泽东热”达到了高潮。韶山管理局的文辉抗说，这一年来参观的人第一次超过了90万，眼看就到百万了。这些人大都来自这个社会的底层，这从毛泽东故居里的参观者留言簿上就可看出来。有个人说：“毛泽东同志是一心为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另一个人说：“他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不以权谋私；他拥有众多的财富，一生从来没有享受。严格要求亲属。他是我们永远怀念和崇拜的领袖。”还有一个人说：“伟大的人格，伟大的人品，严格要求自己。”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读了这些，觉得真是“耐人寻味”，不禁问道：“这是纪念毛泽东还是批评现实啊？” 　　对于这种事，中国人早就有个说法，叫“借古讽今”。除了那些老百姓，那时候借古讽今的人至少还有一个大人物。他说：“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国，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他不愧是党的最有名的理论家，所以不肯拘泥于凡人的牢骚和慨叹。他的思考先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几个月后又出现在《中流》杂志上，让人眼界大开。 　　这个人的想法是，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话说得高屋建瓴，但多少让人听出他在怀念“第一代”的时候，也流露出对“第二代领导人”的不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和平演变‘警告，并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是唯一对东欧、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作过预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整整这一代的青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唤起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唤起对他的着作学习的热情，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 　　他侃侃而谈，自信抓住了时代脉搏。这时候有一位记者问他，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热”，像“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现代派热”，后来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这个’毛泽东热‘会不会一阵风就过去了呢？” 　　“不会！”他断然说，这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记者当场为他喝彩，说这一番“满怀热情”的谈话，体现了老同志“对社会主义命运的密切关注”。他也停下来，把一双眼睛投向远方，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自信已经“上升到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一个名叫郑仲兵的人当时就说： 　　“他们不是在搞借尸还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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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大灾年 　　我们国家的大多数苦难并非来自上天，而是人造成的，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到。党的官员差不多都有夸大天灾而缩小人祸的倾向，这不是没有道理。大凡中国人遇到人祸，各路潮流总是分道扬镳，明争暗斗，纷纷去寻找各自的武器和各自的祖宗。可是一遇天灾，又会出现众志成城，百川归于一的局面。这时候全国各个阶层无不舍小家顾大家，把这“与天奋斗”的舞台看作弘扬民族大义的战场，因此人人有份，人人身在其中，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曾记否，1991年夏天江淮流域洪水漫天，至少有1亿多人被分割围困。洪峰过后，有5113人死亡另一种统计说，1991年大水中死亡2295人；第三种统计是，死亡1729人。，还有49973人受伤。另外1400人从洪水中脱身，不过已经无家可归，他们的家不是倾覆就是泡在水里，总计有896。9万间，还有至少2100万公顷庄稼颗粒无收。专家们计算出，他们总计损失了大约160亿元。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在当时，衡量这场灾难的不是数字，而是景象：逃难的人们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身无分文，纷纷在破损的江堤上、水闸旁、黄土高坡、老树枝头，在汪洋之中拣个可以栖息的地方住下，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抱头痛哭，一边庆幸死里逃生，一边哀叹顷刻之间一无所有。他们露天而栖，临水而卧，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燃料，没有电灯，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没有洗澡的设备，也没有可以排泄粪便的地方。眼前一片汪洋，却没有可以喝的水。对他们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脚下这一小片陆地。世间全部有生命的东西——猪、狗、猫、牛、羊、鸡、鸭、苍蝇、蜈蚣、蚊子、老鼠、蚂蚁、蛇，这时候全都拥挤在他们的身边，和他们争夺这汪洋中一片片支离破碎的陆地。有一回，一条蜈蚣爬到一个军人手上，一口咬将下去。那只手变紫变黑，可是没有解毒药。一个少妇见了解开上衣，袒胸露乳，把自己的奶汁挤在那小伙子的伤口上，几十个人在旁边默默看着，连连感叹军民鱼水情长。 　　不过，灾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持续两年六个月，大水围困也有好几个星期了。他们等着政府的船队运来粮食和药品，最好还有现金。可是政府自己还在过“紧日子”呢，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来救济他们。“救济金”倒是有的，不过，那要动员全中国的老百姓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还要政府的公务人员一点点去收集起来才成。这笔钱即使现在就发，也顶不了多大用处，因为一共只有14亿多元（其中一半来自香港、台湾、澳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捐献）。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挪用捐款”风波。一分不少全都送到那些嗷嗷待哺的人手上，每人也只能摊到12块钱，而且要等好几个星期以后才能拿到。 　　洪峰虽已过去，可是排涝系统不畅，大水仍然滞留在18个省里，一片汪洋。淮河大堤上出现了一个绵延几十公里的“难民营”，有几十万人。洪水爬到他们脚下，总算不再涨了，但也徘徊不退。抬眼望出去，水是黑绿色的，漂着稻草、家具、冲散的门窗，还有淹死的牲畜。水面上电线杆头和树梢依稀可见，可以证明那片水下是他们昨日的家园。民政部的官员们在担心，这也许是自60年代初弥漫全国的大饥荒以来最悲惨的一年。不过，他们一时还搞不清楚到底有多惨。各地官员都在忙着把损失的数据呈送北京，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不免夸大。可是无论怎样夸大的数据，都不能说明当时灾民的困境。 　　雨停了，阴云渐薄，人们的心里却更加阴沉，因为疾病开始蔓延，有痢疾，有疟疾，很多人的脚烂了。在凤台县，还发现了霍乱。政府运来的救济粮不够吃，人们开始吃霉烂的小麦，那都是从浑浊的洪水里捞出来的，连猪都不能吃，可是饿极了的人们哪里还管得了这些呢。21岁的石英刚看来是中毒了，全身肿起来，有一天突然就不会说话了，从口角往外淌白沫；另一个小伙子，村子里面唯一上过中专的学生，吃了发霉的麦子，又吃了发霉的药，已经三天拉不出大便。很显然，这是瘟疫，搞不好，它对人的生命的破坏力还要超过洪水。医生们都开始担心，有些记者也看出了征兆，但是党的基层官员仍在对上级隐瞒实情。寿县医院的院长看到周围情势危险，觉得再也不能隐瞒实情，于是偷偷告诉人民日报社的一个记者：每十个人中就有两个人病倒了。 　　艳阳高照。几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盼望着重见天日，可现在却发现，酷暑比暴雨更加难以忍受。人们一批批地倒下去，还能站起来的人也没有一点活力，聚集在江淮大堤的人群越来越无法忍耐了。党的基层官员们虽然平时懈怠惯了，现在也不免焦急，他们不断地向上级报告，说情况紧急，要粮食，要帐篷，要药品，还要不含病菌的饮用水。上级要他们依照常规呈递文字报告，“可是报告交上去三次了，”颍上县县委书记陈怀贵不无怨气地说，“怎么没有下文啊？” 　　“大难临头，”一个叫王自成的中尉感叹，“天敌也能共生共处。”他看到水面漂过来的草堆上盘踞着黑色的蛇和灰色的鼠，立刻就感到皮肤紧张，爆出一层鸡皮疙瘩。中国拥有的老鼠数量至少是人口的3倍。没有洪水的时候，老鼠是横行天下的。它们在过去一年吃掉30亿公斤粮食，咬死300万亩森林和3亿亩草原，咬伤至少10万人，在东海上让海军的舰载导弹发射失灵，在大瑶山让列车改道颠覆，在句容县咬死了三个婴儿，在新沂县又咬死了三个婴儿。但现在洪水一来，它们什么也咬不着了，只有和人一同逃命，与蛇共穴。 　　回想起来，那时候人蛇鼠虫在一起求生，的确也是被逼无奈。“灾民营”一无帐篷，二无帘幕，饱受酷热之苦，男女混居，生死相依。先前他们漫步在江淮大堤，正是4月油菜花盛开、春意盎然的时候，而今到了6月的最后一周，鲜花早已凋谢，没有凋谢的也都淹死了，眼前水天相连，钻天杨只剩下树梢还看得见。一位台湾记者看到了这场面，不禁惊问：“你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水啊？”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水的人当然不止这个记者，还有党的高级领导。报纸上有一条消息说，总书记江泽民来到安徽，亲切慰问百姓，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记者们没有提到一个情节，就连当日在场的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也不敢张扬。那一天，总书记面对眼前的一切，惊讶好半天，终于说出一句话：“没有想到安徽的灾情这么严重。”还说：“要动员全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救灾，捂盖子是不行了。”到灾区来的还有田纪云。那时他是副总理，哪里有灾难他就要到哪里去。“老卢，你放心，”他心怀同情，却只能对眼圈发红的卢荣景说些安慰的话，“中央会支持你们的。”有个37岁的记者，蒋亚平，坐在颠簸的小船上漂到那里，看到卢荣景，正碰上这位省委书记满脸激动不已地搬出田纪云的话给属下打气：“中央会支持我们的。”“他显然动了感情。”蒋在那一天这样写道，“久久未被充分反映的安徽灾情，将会被广泛地传之于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意味着，前段时间基本是苦力孤撑，已经疲惫不堪的安徽人，现在可以指望靠靠十一亿中国人宽大的胸膛了”。 　　说“宽大的胸膛”，多少带着一点想象，不过，要说“十一亿中国人”倒是差不多的。第11亿个中国人是1989年4月14日凌晨出生的。从那时以来，又增加了3368。2501万人。这是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不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住在城里的人有18541万人，平均每个人的年收入只有1510元。他们要用其中818元买饭吃，用202元买衣穿，其余还要交电费、水费、取暖费、公共汽车月票钱，有个婴儿的要准备一笔奶钱，有个半大孩子的要准备上学的钱，有个老人的要准备一笔药钱。政府说经济要紧缩，号召他们过“紧日子”，其实根本用不着号召，中国人的日子从来也没“松”过。可是现在又在动员他们“向灾区献爱心”。有人说：“年年献爱心，都献完啦！”老年人60年代在五七干校盖的被褥，中年人在70年代下乡时穿的衣裤，年轻人在80年代军训时用过的背包带，家家户户过去40年留下来的那些补丁衣服，早都捐到乡下去了。当时有8亿多人生活在乡下，其中有差不多18000万人正被洪水包围着，现在政府心里想的不是靠他们，而是救他们。另外还有大约6000万人也离开了家乡，整天游荡在35个大城市和300多个中等城市里。广州有110万人，北京有130万人，上海有183万人，天津、武汉、重庆、西安也有不少，连深圳这个兴起来才十年的城市，也有100多万农民呢。有个叫安子的姑娘，从山里来的，现在一边打工，一边在深圳大学的夜校里构思她的《青春驿站》。这部描述农家妇女的都市生活的书，使她在那一年成了千万农民工中间最有名的人，就连深圳的城里人也把她评选为“杰出青年”。 　　可是大多数农家妇女是和“杰出”无缘的，而且比她们的男人更加令人同情。男人们出去搬运家具，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扫大街，早上炸油条，晚上掏厕所……女人们也不闲着。她们卖瓜菜，为城里人洗衣服做饭打扫屋内卫生，照顾孩子，伺候老人，在小饭馆里洗碗端盘子，总之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没有最起码的卫生设备，来了月经只好躲进临时的公共宿舍里去弄一弄，也不能洗澡。根据当时商业部门统计，这一年全国城市里只有1687个公共浴池，平均15。1万人才有一个。北京是11。4万人有一个浴池。上海最好，平均7。1万人有一个浴池。有些妇女生过孩子，可以给城里人带孩子，遇到好心的主人，可以洗澡，可是她们却没有办法去照看自己的半大的孩子了。当然也有些人什么钱也挣不到，只好沿街乞讨。有个有心的调查者做了一番研究，发现大街上每100个乞丐中，就有25五个女人和25个孩子。没有讨饭的民工之子，流浪在城市和乡村的接合部，给城里人擦皮鞋、洗汽车、做家务、卖花、捡破烂、要饭、打架……什么都干，就是不能干所有城里孩子都在干的事情——读书。城里的学校说他们没有户口，不能上学。这还不算，他们的父母还在为他们生下更多的弟妹。在成都市九眼桥边上的一个棚子里，一位来自大巴山的妇女产下了她的第五个女儿。不过，大多数妇女和孩子并没有离开家乡，她们守在家里，等着她们的男人挣钱回来。当然留下来的还有老人。乡下的官员号召农民不要到城里去，让他们“守土有责”。这几个字是先在城里流行起来的。可是，当流传到乡下的时候，味道就变成：守住承包的耕地，别荒了。 　　当日乡间剩下“守土有责”的人，每十个里面就有八个是女人、老人和孩子。有个教授好久没到乡下去了，那一天去省亲，回来就连连感叹，真是“青壮出门去，唯留童妇叟”。官员们都会说那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这是用三个节日来代表这三种人“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九九”重阳节。的，可这都是城里人的节日，用它编出个数字来描述农民，农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信息社会”、“小康国家”这些词还没有流行，学者们说到中国，就说这是一个“农民的国家”，这话不假。共产党崛起于农民，很多党的官员本来就出身于农民，可现在，“农民”似乎就是贫穷、落伍、失败、耻辱的代名词。过去40多年里，他们只高兴过两回，一次是在50年代初的几年，一次是在80年代初的几年，加起来也不超过十年。其余时间就只有等待。90年代倒是不再挨饿了，可是连续几年收入下降。官员和学者都告诉他们“无农不稳”，还说“无工不富”，现在他们发现，有农也不稳，有工也不富。政府早就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但至少有18003。006万个农家子女没有机会上学。没有学校，也没有钱。当时农民的收入只相当于普通城里人的1/3。就是这点钱，也还是那些地方官员拿粮食、鸡、鸭、猪、羊、稻草、麦秸、玉米叶子折算过来的，至于现金，连1/4都不到。普通城里人是看不起农民的，他们想要嘲笑别人，就会说“别农民啦”；想要嘲笑自己，也会说“我一个农民”。只有少数几个不知名的学者和一个名叫杜润生的80岁的老人，才梦想着让农民拥有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和权利。至于一般人，他们还不肯把身边那些流浪者叫“民工”，而是叫“盲流”。 　　“盲流”们白天闯到城里来，到了晚上就聚集在城市的边缘。有的来了几周或者几个月，也有的已经住了好几年。他们住最简陋的房子，拿最低的工资，干最累最脏的活儿，每个人都在嘴上不停地哼着一首节奏轻快的“新民谣”。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把这当作自己的“圣经”： 　　马路是银行， 　　工厂是钱庄。 　　两手空空来， 　　回去盖楼房。 　　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干，比如送报纸、开电梯、送牛奶，都挺轻松，也不脏，可这些全都属于城里人。那时候在上海这座城市里，诸如此类的工作全都不准农民干。这可不是那些普通城里人说的，他们还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地歧视乡下人，就算心里想这样，也没有那个权力。这是政府的决定，白纸黑字写着的。官员们解释说：“城里还有好些人在等待那些工作。”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乡下人只能去干那些所有城里人都不愿意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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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第一个条件通常都是“有本市户口”，这也是源于同样的理由。一个乡下人想要在城里找到工作，最缺少的东西不是智慧，不是体力，不是热情，不是任劳任怨的精神，而是一个被叫做“居民户口簿”的小卡片——绛紫色的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制”，内页则有“某某市公安局户口专用”的红色印章，还特别注明了：居民户口簿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状况的“法律效力”。到90年代后期，“本市户口”的“法律效力”在中小城市里已经淡化，就算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没有户口的农民要想生活下去也不是不可能了。可在90年代初，户口还是城乡之间一堵很难逾越的墙。只要举出一些小事就能证明这不是夸张。那时候城市的粮票还没有取消，一个人要想买粮食或者种种用粮食制成的食品，比如面包馒头火烧点心，售货小姐第一句就要问你“有粮票吗”。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送进城里，却没有城里人都有的粮票。所以他们进城时就不得不肩扛手提，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大米，等到这些大米吃完，就不得不打道回府。差不多所有的城里人都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有个住在昆明市的名叫黄庆的小伙子，在这一年里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把公民分成贵贱，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歧视，就被捉将起来，管制劳动两年。法官确认他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则把他从政治部秘书的岗位上开除了，让他像所有那些他为之鸣冤叫屈的农民一样，没了工作。 　　京城里面，国务院的想法也是一样。两年以前，官员们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颁行下来，还做了一个决定，尽速将游荡在城里的农民工遣返故里。在很多人看来，城里的环境和秩序就是让这些农民给搞乱了，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到处游荡，随地大小便，还偷东西。市民说他们扰乱了都市的宁静，计划生育的官员抱怨他们乱生孩子，公安局说城市里面的刑事案件有一大半是他们干的。所以只要把他们遣送回家，就万事大吉了。其实，用不着政府决定什么，农民也不得不回家去了。遇到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这样的经济萧条，建筑工地一个个都停下来，把临时工辞退了，家家都在节衣缩食，不用保姆了。全国2181个县政府中，有1091个财政入不敷出，将近200万县政府干部的工资都成了问题，农民不回家又能上哪里去挣钱呢？ 　　1991年年初的时候，《人民日报》兴高采烈地出来宣布，全国物价上升幅度回落了15个百分点。李鹏总理也说，治理整顿“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的确，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也不再争兑储蓄、抢购酱油食盐大米白面卫生纸了，添置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欲望被抑制住了，可是商品市场上的东西也卖不出去了。这个春天和这个夏天，工厂里每生产100件东西，就有55件是不合格的，有15件是卖不出去的。仓库里的积压货值2500亿元，包括2000万辆自行车、1。2亿只手表、10亿件衬衣、800万吨钢铁、200万台机械设备，还有价值20亿美元的进口设备。 　　有些搞企业的人在80年代横空出世，声名赫赫，现在全都傻眼了，因为解决不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怎么才能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浙江省海盐县的步鑫生——人称“衬衫大王”的，被免去厂长职务，只好跑到辽宁盘锦去卧薪尝胆。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马胜利——人称国有企业“改革之星”的，再也没有办法对付亏损局面，倒是没有人来罢免他的职务，是他自己把工厂门口悬挂的“厂长马胜利”的金字招牌摘下来的。当初席卷全国的“南步北马”，就这么销声匿迹了。还有安徽省芜湖市的年广久——人称“傻子瓜子”的，已被判刑三年，正在监狱里面待着呢。还有十个最着名的乡镇企业家——人称“全国十佳”的，现在有九个无声无息，不是一蹶不振，就是卧薪尝胆，当时只剩下一个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也在唉声叹气地说“日子紧巴巴的”，觉得再也不能叱咤风云了。 　　企业家的撒谎骗人有如新闻人员的作假弄虚，全都历史悠久，颇有一些“骗客传奇”的故事可以叙述，个个情节起伏跌宕，既光彩又丑陋。一个面颊消瘦身材高挑的青年，编了几个故事，说是可以发大财，逗得全国如痴如狂，有些一向严肃的报纸竟当他是“点子大王”，叫他来给编辑讲课，还请他吃饭。还有个人也在心里偷着乐。此人名叫牟其中，天庭饱满，大脸盘，高鼻梁，头发向后背着，故意打扮得像个领袖，说话中气十足，一副大将风度。他的脑子里充满无数奇妙的幻想，大笔一挥，和满洲里市市长签个协议，说是要在这个中、俄、蒙三国交界处的边境小城再造一个“北方香港”；然后再一挥，宣布要和俄罗斯共同发射卫星；然后又一挥，说在三年内收购1000家国有企业。那时候好多企业都说这人了不起，都在想方设法把自己卖给他，可是他的大笔又挥到别处去了。这次是计划在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缺口，让印度洋的暖风从这通道里涌到中国这边，把青藏高原变成万里良田。大家都在等着他去埋炸药的时候，他却请了一帮子专家，开始研究“通天河计划”，说是要将青藏高原上的六大江河——雅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筑堤成湖，凿渠成河，形成800公里人工水系，浸润西北大漠变成绿洲，贯通黄河流域，东进华北，直抵京畿。在9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牟其中其人其事都是中国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他领导的南德公司，一点也不像别的公司那样拿领袖语录做招牌。南德的大门口也有个牌子，木制，紫檀色，乳白磨砂玻璃上是以魏碑体书写的语录，不过不是哪位领袖的话，而是牟其中说的：“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报刊记者围着他转，被他的夸夸其谈说得惊喜万分，于是送给他无数荣耀：“企业家”、“天才”、“民间英雄”，等等，明知他在瞎说八道，还说他是“天才的狂想曲”。又过了好多年，发现这原来都是骗局，于是又说他是“中国第一骗子”。法院认定他的“诈骗罪”成立，把他关了起来。不过，要说这个“骗子”的历史没有任何辉煌记录，也不对。此人最精彩的一个故事，就发生在90年代初全中国企业家都无所适从的那些日子里。他让苏联运来四架“图-154”客机，拿这些飞机做抵押去银行贷款，拿贷款去把仓库里面那些积压商品买出来，装满了800节火车，运到苏联，其中第一趟列车全是暖瓶。“暖瓶好，又便宜又不占地方。”他嘿嘿笑道，转身又去了四川航空公司。“这飞机可以坐一百六十四人，有三个发动机呢。”他对航空公司的人说，“你们不必预付一分钱，只要付租金就行啦。”人家被他说动了。他就让人家把租金直接给银行，替他还贷款，自己则从中足足捞了一票。当他后来土崩瓦解身陷囹圄的时候，这个故事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作为教学案例呢。 　　牟其中卖了800节车厢的积压货，可这同仓库里面的堆积如山的东西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中央政府号召大家买东西，就是没人理睬。学者们用了一个新词来说明这种情形，叫做“疲软”。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跟着“疲软”起来，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在我们国家，除了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好像就没有过这种“下降”的时候。到了这年夏天，就连《人民日报》也不再隐瞒经济萧条的事实。它的一篇社论说：“所有国有企业，1/3严重亏损，1/3亏赢相当，只有不足1/3的企业盈利。”另外一些报纸也承认：中国的工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已成事实。到了这年年底，国家统计局也出来说话了：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亏损总额已高达310亿元。这后一个数字，比1988年还多3。9倍。这还不算完，根据美国《商业日报》的分析，这一年中国的国营企业还“拖欠税款220亿美元”，可惜财政部的官员都不说话，所以谁也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属实。 　　税务官员不说话，老百姓的话却越来越多。这一年城市职工拿到的工资，公报上说是增加了16%，其实按照统计局官员的说法，如果把通货膨胀和形形色色的水分都挤出去，只剩下2%了，相当于政府当初计划中承诺的一半。 　　从整个国家的情势上看，普通人的收入下降应在情理之中。道理再简单不过：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就不能再做；不能再生产就发不出工资来。在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停产的工厂每天都在增加，每100家中就有两家停产了。还有一些没有彻底关门的厂，也是时开时关的。“开关厂”就是在那时成了描述工业现状的一个流行语。失业者也就大大增加，不过，没有人承认“失业”，公开的舆论是把这些人叫做“下岗”。北京每天有40个人“下岗”。湖南每天有110人“下岗”。在我们国家重工业的大本营哈尔滨市，大约有30%的工厂停工；另一个重工业基地，沈阳市，100万工人中，已有30万人无事可做。那时候“就业”问题远不像现在这样敏感，不是政府官员考量政绩的一个指标，也不是学者乐道的话题，只有一个人为此大呼小叫。此人叫厉以宁，是北京大学一个教授，也是全国人大代表。那个春天，3月24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说：“当前经济形势中最有害的是什么，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有害的，但失业问题可能害处更大。因为通货膨胀是人人受害，这样不会形成极端分子。失业是一部分人受害，这会让他绝望，然后铤而走险。”《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听到了，当即写下，希望能够发表，可是总编室主任看了满脸不悦地说：“我叫你去采访治理整顿的成果，你怎么写了这些东西来？”也难怪主任不悦，那时候政府颁布的一连串指令，都是一个意思，“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就是对改革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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