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广东新华书店建店55周年 “我与新华书店”征文
买书、借书、抄书与读书
——我和新华书店的一段书缘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江帆
我是在大跃进年代进入小学读书的。我在小学二三年级就着迷于长篇小说,也很喜欢少年科普读物,很早就和新华书店结下了不解的书缘。
记得在小学二年级,我和一个同学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纸工制作》,这大概是我光顾新华书店的第一本(课外)书。尽管我对书中一些奇怪名称如“马粪纸”、“道林纸”不甚理解,我还是能猜出其意思,按图索骥到百货商店买了纸皮,再央求玻璃店师傅帮我把旧万花筒镜片裁成合适尺寸,最后制成了有趣的潜望镜。小时候难得有玩耍的时间,放学回家,常要到公路上钩枯树枝,捡树叶当柴火,因此有机会做个成功的小试验总是令我兴奋不已。不过,当时家境清贫,生活拮据:我从小学到中学从来没有吃早餐的概念,上午空腹上课到11点,肚子就饿得咕咕叫。每天买菜钱人均5分钱,全家人的“主菜”常是一碟不够吃的水蒸蛋,为了限定消费量,要在碟子上将水蒸蛋划“汉界楚河” 分成几个“板块”,谁也不得越雷池半步。冬天没有鞋子穿,光着脚丫步行几公里上学,脚底爆裂出一道道血口。连基本生活费都成问题,使我少年时代很少有零钱到新华书店买喜欢的书籍。
大概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在台城新华书店书看到一套由数本小册子组成的、定价一元多的《小实验丛书》。该书教中小学生做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小试验,制作晴雨计、气压计、电磁铁、蜂鸣器等小玩意,非常有趣。其中的烧红玻璃导电、绝缘电线绕电磁铁的试验,使人遐想联翩,真是太神奇了。我虽对此爱不释手,可是根本没钱买。那时学校组织同学看票价仅5分钱的电影,我也常因没钱而放弃。我怎敢开口要母亲拿出在我看来简直是天文数字的一元多买书呢?我只好在手无分文地流连在台城新华书店望书兴叹之余,做着我神往的有朝一日的“买书梦”:要是不吃饭能换上这套书就好了。我甚至想象过即使考到乡下中学读初中也不算坏事,这样我就能从口里抠出一些“包干”伙食费来买自己喜欢的书了。不过,那时饭堂一份饭要0.13元,一元多钱的书费差不多抵得上一个星期的饭钱了。
1966年夏,在我刚读完初二时,文化大革命爆发, 学校停课。经历了大串连和流产的“复课闹革命”后,学校开始陷入无休止的派斗中。我对此感到厌烦,在家自学无线电知识。那时新华书店大量销售的是政治类书籍,很难找到无线电书籍。我和同学常结伴到3班朱启明同学家里看书。他哥哥朱启新是个无线电爱好者,家里无线电藏书的丰富令我简直就像孙猴子进了海龙王的宝库一样。买不到书就抄书。我每次离开他家时,总是借走一大捋书,回家后就如饥似渴地摘抄。就这样,我做了好几本无线电笔记,也掌握了由矿石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到常见家用电器的装修技术。有人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我对此很有同感,特别是在我成了教授,手上有了大量科研经费可以随意买书的时候,体会更深。买书是自己的,可以放在家里慢慢看,结果反而没有时间看了。借书是别人的,要赶快看完还给他人,非看完不可。抄书要眼看心记手动,印象极其深刻。
1968年秋,由初一到高三的6届中学生一律“毕业”。我也依依不舍地离校了。实际上才读了两年初中的我渴求知识,希望升学。然而,“家庭出身问题”的阴影打碎了我被推荐上高中的读书梦。每天清晨,当我闲呆在家里听到从母校传来熟悉的广播体操乐曲,想到自己置身其外,真有说不出的难受。
没机会上学就自己学。我从台城新华书店买来了新编中学教材。那时中学物理、化学、生物教材体系被打乱,统编为《工农兵知识》(后改为《工业知识》和《农业知识》),由各地区自行编写。我发现,高中教材中的一道计算日光灯耗电量的例题,因忽略镇流器的功耗得出了脱离实际的结论,就写信给佛山地区教材编写组指正。我很快收到教编组一封复信,热情洋溢地感谢我这位只有初中学历的年青人对高中教材所提的正确意见。后来,我的一位移居美国的初中老师告诉我,当时她恰好在教编组工作,听到同事称赞我,为有这样认真读书的学生感到自豪。
1968年底,我上山下乡到都斛公社插队务农。恶劣的环境,艰苦的劳动,微薄的收入,使我深深体验到当“知青”的艰难。幸亏清贫家境使我从小形成的自立能力、顽强意志和好学精神拯救了我。我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快熟练地掌握了主要的农活技巧;我老老实实地响应上级号召,留在农村过“革命化春节”;我还利用工余时间经常为社员们装电灯,修理收扩音机和广播喇叭。辛勤劳动的汗水使我获得群众的好评,加上一个偶然机会,使我有幸在保留插队“农籍”的条件下,于1969年被推荐到公社中学读两年高中。没想到我梦寐以求的升学愿望在下乡插队时实现了。我非常感激农民的培养,也没有忘记我的知青身份,每逢周末、节假日、寒暑假,都回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连星期天下午,也干完了晚工才摸黑走路赶回6公里外的学校。全年统计,“脱产”读高中的我挣的工分,居然比全生产队所有“不脱产”的知青都多。我刚下乡时劳动日值为一元二,后来逐年下降,到1973年只有三四角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了自己的收入,可以省着钱买点自己喜欢的书了。
我对教科书的内容不能满足,很想找些课外书参考。但学校图书馆因受文革冲击几乎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图书,而当时新华书店经销的自然科学书籍很少,在公社新华书店想买到好书就更难了。1970年初,我获悉上海新华书店可以免费邮购图书,喜出望外,马上写信询问。很快,我收到一份详细供书单。我便约了几个同班好友汇款去上海邮购。当《农村电工手册》和重印文革前出版的《农村机电工人培训教材》等一批图书从上海寄到时,我如获至宝。当时我在至今珍藏的这批书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下“1970年4月28日购于上海”。每当夜幕降临,农友们在闲聊中消磨时光,我干了一天活虽也疲惫不堪,但我更有兴趣的是关起门来读书,享受寸金难买寸光阴的宝贵时间。当时灯泡凭票限量供应,日光灯管脱销。我凭着从《农村电工手册》等书上自学的知识修旧利废,用玻璃瓶加盐水自制变阻器延长断丝灯泡寿命,利用电容器与镇流器的相位差产生瞬时高压,驱动断丝废日光灯重新发光,成了在生产大队小有名气的业余“电工”,在当地传为佳话。
回首往事,我与新华书店的一段买书、借书、抄书与读书的书缘使我在艰苦的青少年时代有条件发愤图强刻苦读书,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知识基础。1973年我以台山县第一名的成绩被推荐上大学。1979 年我以本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研究生。1991年我由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的专著《第三产业经济学》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2004.12.7.初稿, 2004.12.10.3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