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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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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19 09:59:31 | 显示全部楼层

明太祖画像之谜:历史上朱元璋的真实面目[转帖]

帝王长相与明太祖真容疑云

  皇帝的脸是龙颜。所以,即使是近臣没有朕的话“抬起头来”,是不能随便看的。其实,这是古代帝王彰显高高在上的天子权威、神化自己的一种谋略和手段。


  在国外,也是这样。如非洲有一个叫卢安戈的王国,当年国王就不能随便让外人看见,即便是狗啊猫啊这些身边的宠物闯进来,也要处死。甚至国王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幸免。有一名才12岁的王子,便因为无意中看见父王在喝酒,遭到砍杀,被剁成几段示众。虽然国王所为,可能是因为一种迷信或巫术,但根本上还是为了保持王权的神秘色彩。

  帝王相貌引起的历史争议


  因为皇帝的脸儿不能随便看,就容易弄出“相貌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问题尤其多,有的至今争论不休。


  如秦始皇嬴政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史学界争议颇大。《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准”,即古代相书中所言的鼻子,从记载中看,嬴政鼻梁并不完美,有缺陷,眼睛细长,说话声音怪异,是一个五官比例不协调,相貌丑陋的鸡胸男人。有人因此戏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是帝王中的第一丑。


  但北宋李昉等人主编的《太平御览》中记载又有所不同,称嬴政是“虎口”、“日角”、“隆鼻”、“大目”,这样说来他又是高鼻梁,大眼睛,相貌堂堂的帅哥级男人了。

因偶然的原因,笔者多年前曾跟着乡下的算命先生作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粗知唐举、皇甫玉、袁天罡诸史上相术名流的故事。有三种骨相之人可贵为帝王,一是“朝天伏羲骨”,二是“日月龙虎骨”,三是“擎天玉柱骨”。

  这其实是古代算命先生的玄虚之说,如“朝天伏羲骨”,顾名思义,是中华传统文化东方大帝的伏羲氏长相。被算命先生一神化就是“奇骨贯顶”,开国帝王的长相。现实有这样面相的人很多,就是方面大耳型,毛泽东自嘲的“大中华脸”应该是此类型(这么一联系也真有点意思)。

从中国古代传统的面相原理来看,“虎口”之人与“龙口”之人均为帝王相:“虎口阔大有收拾,须知此口必容拳,若然不贵且大富,积玉堆金乐自然。”可见,嬴政的相貌不是丑,而是奇,贵不可言。

另一个与秦始皇一样,给后世留下严重“相貌疑云”的帝王是明太祖朱元璋。有史学家称他是下巴奇长、耳朵肥大、满脸麻点的丑陋、猥琐男人,朱元璋才算是中国帝王中的第一丑;但有的人称朱元璋是五官超格、相貌超俗,乃大富大贵的罕见帝王之相。

朱元璋画像造假的民间传说

朱元璋流传在世的画像版本众多,目前外界能见到的画像主要集中于这两类:一丑一俊,即帅哥朱元璋与丑男朱元璋。

到底哪种版本才是朱元璋的真实面貌?这也是一个历史谜团。

笔者手里收集到了可能是迄今最全的朱元璋画像,既有宫廷的,也有民间的,版本达16种之多(本书仅展示7种),有的相貌很滑稽,十分新鲜。其中,有不少是笔者从南京明孝陵博物馆藏品中看到的。

  过去给帝王画像,就像现在国家领导人有专门的摄影师一样,也有御用画师。民间有一个流传极广的朱元璋画像故事:说是朱元璋称帝后遍召丹青高手给自己画像。第一个进宫的画师十分认真,把像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和真人一样。朱元璋看到自己丑陋的形象,顿时大怒,把画师推出去斩了。

第二个吸取了教训,自作聪明,把朱元璋画成美男,一表人材,五官端正,相貌堂堂。朱元璋一看这哪是自己啊,明明是在忽悠他,自然画师难逃一死。

第三个是聪明人,揣摩出了朱元璋的心思,追求“神似”:脸型描摹得与真人差不多,其他部位跟着感觉走,就如现在影楼给新郎新娘拍婚纱照,处理得模棱两可,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结果朱元璋看到自己满脸仁慈,一副帝王之相,龙颜大悦。不用说,画师获赏,免予一死,被放回了家。

这段“民间故事”真伪成为历史之谜。不过,里面透露出一个信息,朱元璋的相貌确实异于常人,可能与秦始皇一样,是不合比例,五官失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讲究威仪的帝王朱元璋!所以朱元璋暗示画师造假的可能是存在的。

  朱元璋或丑或美的历史成因

以上传说也说明一个问题,朱元璋对自己的画像要求极其严格,绝不允许不满意的作品流出。

既然如此,民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版本流传下来?

有一种原因不可忽视,就是朱元璋杀人如麻,除了残害忠良,还得罪了不少文人,文人怀恨在心而借此泄恨,于是根据传说中的描述,故意夸张其面部缺点,丑化朱元璋,把本来相貌就一般的皇帝画得更加糟糕了。

但这理由并不很硬实,因为朱元璋是汉人,是他赶走掘陵盗墓,奸妇淫女,无恶不作的外族,推翻了给民间带无尽痛苦的元朝,至少老百姓应该很尊敬他的,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丑化大救星式领导人的画像流传下来?再说,明朝的典章是很严厉的,当年到朱元璋孝陵前割猪草都可能被逮起来的,这种画放在家里,那该是什么罪?别说画,想都不敢想!

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后人,特别是清人所为。

自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到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被逼上吊自缢,历277年的大明王朝结束,清王朝开始了。清王朝是满族人的政权,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将后金政权易名而来。

1644年清世祖福临赶走李自成,迁都北京后,清朝在好几个时期或轻或重,有步骤地开始“篡改运动”。为了统治的需要,甚至连《明太祖实录》这些书,都安排文人“修饰”,从文字上丑化前朝,歌颂大清万年江山。

可以想见,在这种背景下,本来民间就传说相貌怪异丑陋的朱元璋,就很难逃脱被“恶搞”的结局了。一个王朝都倒下了,开国皇帝能不被嘲弄么?

朱元璋真相应该是这样的

从目前来看,除了一两幅外,绝大部分版本都系明亡以后民间所绘,有的版本极不严谨,如把朱元璋的皇冠绘成了秦汉制式(见图四),和秦始皇、汉武帝戴的是一样的,显然是一幅搞笑画作。

还有将朱元璋的下巴画得大如馒头,从生理角度讲,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得怪病。如果这种长着奇怪下巴的画像真是明时之作,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确实把朱元璋的奇异相貌当成帝王奇相来理解了;或是朝廷有意授权画师,通过障眼法来愚弄臣民。

从历史上看,在出生、相貌上故弄玄虚,也确是帝王美化自己的一个常用小把戏。如《明实录》记载,朱元璋是晚上出生的,生下后红光满地,房里异常发亮,邻居以为朱家失火了。实际上这怎么可能呢,说红色满地倒是真的,因为其母生他时大出血了。

  还有,朱元璋与哥哥葬父时说是遇到暴雨,于是放下包裹在芦席里的父尸,进庙里躲雨,结果雨停了,奇事也出现了,尸体所在地方自起坟头,于是就传出了朱元璋葬父葬到出真龙天子的风水宝地上了。朱元璋称帝后专门在凤阳的“中都”修筑了皇陵,将父母的连棺材也买不起的土坟头,改建成帝王陵,至今尚存。所以,不排除后世或朱元璋本人有意为大明开国皇帝,从相貌上寻找天意的可能。

民间一直认为,朱元璋患过天花而不死,留下了一副麻脸,加上他的下巴可能稍长,额骨稍凸,时人可能觉得太丑了,御用文人则正好附会说这是帝王奇相:“下辅学堂地阁朝,承浆俱满是官僚。如教中辅来相应,必坐枢庭佐舜尧。”一般地阁(下巴)饱满就是官相之人,而朱元璋地阁雄奇,妙不可言,贵不可测,自然是帝王的好命了,相貌异于常人。

文人美饰帝王在历代都这样,翻开24史,每个帝王在文人的笔下都是天子相。如上文曾提到的汉高祖刘邦,本来就高鼻梁长胡须之男子,但《汉书•高帝纪》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连身上的黑痣都成了贵处。

面对朱元璋一脸仁慈、那张现保存于北京故宫,并为南京阅江楼等多个明朝景点悬挂的“标准像”(见图六),有不少人觉得与真人不相符,是假的,相信长着怪异下巴的画像与真人最接近。

  朱元璋到底长得怎么样,丑不丑,现在谁也说不清,成了一段历史疑云。但我推测是不会丑到哪里的,不然在濠州起事的王财主郭子兴,怎么可能把义女马秀英嫁给一个要钱没钱要长相没长相的穷和尚?

再说,相貌会遗传的,朱元璋生有朱标、朱棣等24个儿子,这么多“龙种”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肥耳、大下巴,与他长得相似?从明诸帝的画像来看,均无此长相啊,相反都与朱元璋的标准像差不多。

所以说,真实的朱元璋与标准像不会差得太远。有朝一日,如果朱元璋的陵寝孝陵地宫被打开了,找到其遗骨,用现代电脑三维复原技术处理一下,真相就会大白了,一切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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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19 10:01:08 | 显示全部楼层

朱元璋的惊人政策:百姓可以绑贪官上京治罪[转帖]

朱元璋的反贪运动

  所谓“学《大诰》运动”,即朱元璋晚年为了整顿官僚队伍清除腐败现象,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官民大学习和群众大造反运动。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这种痛恨,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咬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之网。

朱元璋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他生性苛细,连多用一张信纸在他眼里都算贪污。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网巾一个,袜一双”。官员犯了别的错误尚可饶恕,唯有贪污,绝不放过。在反贪运动的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银子的,就剥皮楦草,摆在衙门前示众。按说这一规定已经残酷至极,不想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对贪污之官,朱元璋宁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邀上恩,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八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

  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千古奇文《大诰》

虽然惩贪措施如此严厉,腐败却从来没有绝迹。大的腐败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

朱元璋没有想到或者不愿想到的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惩贪措施不严厉,而是中国的贪渎文化过于根深蒂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因为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权力的制约乏力,腐败机会遍地皆是。想让官员不贪,几乎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不现实。而朱元璋的低薪制又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史称明代“官俸最薄”,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合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不光要负担县令个人的生活,还要供养家庭,支付师爷们的工资。因此,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

  对于官员如此悍不畏死,甘蹈法网,朱元璋震惊之余,把原因归结于旧朝不良思想的污染。他说,经过一百年的元朝统治,人心不古,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其中官员们尤其如此。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次强制性的深入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动。为此他亲自制作了《大诰》这一千古奇文,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所谓《大诰》,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以大量的说教。由于是朱元璋亲笔所作,所以这本书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因为以威胁恐吓官吏百姓为目的,所以他选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残忍令人发指者。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下令说:这本大诰,“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终洪武年间,《大诰》三编共印行数千万本,成为近代史上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明王朝从城市到乡村,每家每户的正堂上,都供着一套《大诰》,令全国人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大诰》。

全民性的捉贪运动

为了彻底消灭腐败现象,建设一支纯而又纯的官员队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于广大人民群众。洪武中叶,大明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朱元璋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三十四》中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我设各级官员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是不才无稽之徒。……现在,我要靠你们这些年高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乡村里见义勇为的豪杰们,来帮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当官的来给百姓做主,自我登基如今十九年,我还没见到一个人!

一开始,皇帝赋予百姓的是监督权。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洪武十九年(1386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官员。

另一章中又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

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对于这场全国范围内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抱以极大的希望。在一则命令中,朱元璋谈到他的设想:“如果天下百姓都听我的,认认真真照这个命令办,那么,不出一年,天下的贪官污吏都变成好官了。为什么?因为良民时刻监督,坏人不敢胡作非为,所以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

  在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于是,大明天下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

无日不杀人

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不幸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勾当。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来是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以致自残肢体。

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因为牵连到了“空印案”里,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杀死。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为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处死,之后剖开滕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开之后,发现里面全都是粗粮草菜,只好悻悻地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啊!”

最腐败的王朝之一

虽然惩贪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状况最终也没有出现。官员们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破产了。因为有了权力,可以处理一般的案件,村老也很快腐败,以权谋私,甚至贪图酒食贿赂。

皇帝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亲手写订的《大诰》是一部“宝书”,不忍舍弃。在临死前一年,朱元璋“特命有司,将《大诰》内的条目,拣其精要者,附在《大明律》内”。他希望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依《律》与《大诰》拟罪”。

然而,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个月,建文帝就在《即位诏》中宣布:“今后官民有犯法者,执法机关一律只按《大明律》断,不许深文周纳。”这个“深文”显然就是指《大诰》。虽然没有哪个后世皇帝敢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在朱元璋死后直到明亡,《大诰》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虽然朱元璋自己很欣赏,他的子孙们却羞于提到太祖皇帝这本文字粗鄙内容血腥的著作。到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曾经发行数千万册的这本宝书,到明末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

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在世时,通过他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明代中后期,腐败现象在各级官吏争先恐后的疯狂和无耻状态中,向政治肌体的一切环节蔓延扩散,并最终积聚成为汹涌的巨涛,吞没了整个王朝。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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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长

~饮杯茶、吃个包、倾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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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19 23:01:01 | 显示全部楼层
父亲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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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20 10:42:14 | 显示全部楼层

一碗人参汤药倒了康熙帝 雍正篡位真相[转帖]

  雍正即位之所以成为清朝三大疑案,问题就出在那些材料上。关于这个事件,现在能看到的不过是《清实录》、《大义觉迷录》之类的官方文件,而这些官方文件显然都是被处理过的,也就是说,对雍正不利的原始材料可能都已经被销毁,留下的都是对他有利的材料。作为后人,也只能从现存的这些材料中取寻找些许蛛丝马迹,提出一些假设和推测,但始终找不到实质性的确凿证据。从这点来说,如果雍正的确是篡位的话,他在销毁证据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有人会问,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一场经过长期酝酿的宫廷政变,真的在康熙驾崩的那天发生过呢?以下这样一幅想象的场景,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可能性:


  康熙在返回畅春园后,一直在园中静养,由于这几天他命令过不必送奏章,因此也就轻松了许多。十三日傍晚,无边的黑夜正在慢慢降临,畅春园里显得特别的宁静。康熙走出寝宫,抬头看了看天上已经圆了大半的月亮,向夜空深呼了一口气。一阵寒风吹来,康熙忍不住打了个冷颤,突然觉得这夜色是如此的诡异。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康熙急忙走进寝宫,正待叫人去问问外面什么事情时,步军统领隆科多走了进来,他的身后,竟然还跟着四阿哥胤禛。康熙微觉不对,便问胤禛:“你本应在斋所准备祭天大礼,何故来此?”胤禛故做惶恐状道:“听说皇父病情恶化,儿臣特意赶来看望。”


  康熙立刻感觉到潜藏的丝丝杀气。他故作镇定,继续问道:“那外面是何声音?”胤禛答道:“各阿哥听说皇父濒危,所以集合于宫外。”康熙说:“那就让他们进来罢。”胤禛面有难色,说:“人多嘴杂,对皇父身体恐怕不好。”康熙的身体颤抖了一下,缓缓道:“那你想要怎样?”


  胤禛用眼神给隆科多示意。隆科多便从身上掏出一个纸包打开,将包中的粉末掺入茶水,交给胤禛。康熙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他的胸口一阵气紧,正要呼喊,却又发不出声音。胤禛端着茶杯上前一步,说:“皇父,这是儿臣为你特意准备的参茶,请皇父享用。”康熙喘了口气,说:“你就这么有把握?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吗?”


  胤禛哼了一声,一脸森然,道:“为了今天,我已经准备十年了,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康熙颤抖着接过茶杯,抖抖索索地说:“好,好,好!我总算没有白疼你,培养你这么多年,也该有这一天。我本以为防住了大阿哥、二阿哥、八阿哥,想不到四阿哥也很有出息!好,好得很啦!”


  说罢,康熙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参茶一饮而尽。


  外面负责警卫的,是隆科多的侍卫和亲兵们,他们手按刀柄,一脸严肃地盯着院子外面那些紧张的皇子们。那些皇子们在接到康熙病危的消息后,纷纷赶到畅春园,但却被挡在寝宫外面,理由是康熙病情不稳定,正在服药中,请皇子们稍安勿噪,在此静待传唤。


  一阵阵的寒风刮过,阿哥们有的捂手,有的跺脚,有的则在焦虑不安地来回走动。夜色更深了,园林的深处似乎还传来猫头鹰一两声凄厉的叫声,反让整个黑夜显得更加悄无声息,诡异莫名,惟有一轮冷月散出些惨淡的光芒。


  一个时辰过去了,阿哥们耐不住了,他们纷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九阿哥胤禟倏然站起,他朝八阿哥胤禩走去,说:“八哥,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不能老这么等下去啊?”胤禩也是一脸的迷乱,他转头看看身边的三阿哥胤祉,胤祉却把头低了下去。胤禩叹了口气,他知道这个三哥一向胆小怕事,对皇父的旨意从不敢违抗。他又看了看其他的阿哥们,他们的脸上除了迷惑,就是一种无奈和无助,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一样。


  康熙的寝宫里面,似乎传来一两声微弱的痛苦呻吟声,皇子们一阵骚动。胤禩拔开人群,向侍卫们走去,九阿哥胤禟和十阿哥胤礻我见状便急忙跟在他的后面。胤禩对守住大门的侍卫们朗声道:“皇父似乎病痛,我等想进去侍奉。”领头的侍卫依旧面不改色,道:“未有传唤,不得入内!”九阿哥胤禟大怒,指着那领头侍卫的面骂道:“狗奴才,我们要见皇父,还轮得到你来聒噪!”说罢,胤禟就要往里闯。

  众侍卫见状,纷纷聚拢,为首的侍卫半拔佩刀,喝道:“无传唤擅闯者,格杀勿论!”胤禩急忙拉住胤禟,退回半步,正待辩解,侍卫们却已把目光投向了茫茫夜空,对他们不再理会。


  又过了快半个时辰,寝宫里一阵脚步声传来,隆科多一脸阴郁地走了出来。他扫了那些阿哥们一眼,沉声道:“三阿哥、七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十三阿哥进见,其他阿哥暂时在外等待。”


  阿哥们面面相觑,隆科多扫了众阿哥一眼,闷声道:“还不快走?”胤祉等人慌忙跟着隆科多走了进去。当他们到达康熙的御塌之时,却惊奇地发现,原本应在城外斋戒以举行祭天大礼的四阿哥胤禛早在那里,而同样外出去东陵祭奠的五阿哥胤祺却并不在场。阿哥们隐隐感觉到一个可怕的事情刚刚发生过,但现在已经结束了。


  隆科多揭开御帘,向阿哥们宣布道:“皇上宾天了,诸阿哥听诏!”阿哥们一脸惊惶,手足无措,正待放声大哭,却听隆科多道:“诸阿哥先莫举哀,待我念遗诏。”说罢,隆科多从袖中抽出一道诏书,念道:“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


  胤禛听后拜倒在地,放声痛哭,其他阿哥们则是一脸的木然,他们甚至忘记了哭泣。整个大殿充斥着四阿哥的哭声,显得格外的刺耳而怪诞。随即,胤祉也拜倒在地,低声啜泣,其他阿哥也跟着一边跪倒,一边抹眼泪。胤禩长叹一声,他盯着胤禛的背影狠狠看了片刻,便愤然离去。


  雍正赢了,不管他是合法继位还是阴谋篡位,他已经打开了皇权之门,他已经不需要再去顾及周围那些或者怨毒或者嫉恨的目光了。


  曾在皇宫中服务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康熙驾崩的那个晚上,“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近代也有人提出康熙之死和胤禛嗣位是“一场以武力为后盾、精心策划的宫廷政变”,有人怀疑是隆科多在药品或食物中投放毒药害死了康熙。


  民间关于康熙被毒死的传闻很多,其中以曾静在《知新录》的说法最为典型:“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指雍正)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这也就是曾静归纳雍正的第一大罪状“谋父”了。

  康熙是否被一碗人参汤药倒,颇有争议。不过,在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的时候,苏州织造李煦奏报江宁织造曹寅病重请求赐药时,康熙批示说:“南方多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得来的。”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的时候,康熙又说:“南方人最喜欢服用人参,北方人用人参就不合适。朕以前从不轻易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


  如此看来,康熙对人参颇为反感,断然不会喝什么参茶了。而且,康熙对医理颇为了解,想在饭菜和药物里下毒,似乎颇有困难。由于两次废太子,康熙对这些阿哥们并不敢完全轻信,就是担心会发生意外的政变。在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的遗诏里,康熙也曾列举了历史上那些君主被谋害的事例,说即使英明之主也难善终,这说明康熙平时的警惕性很高,被毒杀之说,恐难成立。


  再者,康熙事务繁忙,久病缠身,因感冒而引起其他并发状,也不是没有可能。由此,推断康熙因为年老生病而正常死亡,应该说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毕竟,在康熙死前,胤禛继位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因此他也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发动一场政变。


  如果康熙是善终的话,那其他兄弟听到康熙噩耗时的反应就颇值得研究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康熙应当是要求隆科多在他死后宣布遗诏,而不太可能在胤禛到来之前就宣布了,这才会对其他皇子们造成强烈的震动,特别是那些有意参加争储的皇子们。


  对于胤禛继位的遗诏,那些阿哥们有没有反抗呢?从记载来看,至少在当时是有的。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即九阿哥胤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清世宗实录》中又说:“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八阿哥胤禩)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


  由此看来,胤禟的“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和胤禩的“院外倚柱,独立凝思”倒是真实反映了当时他们内心的失望和茫然,这种真实而自然的内心反射,恐怕不是一般笔法所能捏造的。但是,事起突然,当时他们毫无准备,也无从准备,即使是胤禩和胤禟的反抗,也只能如此而已。  

  当时有能力向胤禛提出质疑的除了胤禩、胤禟外,还有三阿哥胤祉和十四阿哥胤禵。但胤祉胆小怕事,他首先向雍正叩首跪拜,主动承认了遗诏和雍正继位的合法性。胤祉作为当时年龄最大的、而且在康熙晚年得到重用的阿哥,他的主动表态对其他阿哥显然起到了示范作用。


  至于康熙晚年继位呼声很高的十四阿哥胤禵,虽然手握重兵,但当时却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尽管胤禵在离京前一再对胤禟说,万一皇父有什么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他。但雍正在隆科多的支持下,很快就采取了非常措施,关闭京城九门,断绝内外信息。


  正如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朝鲜使臣回国报告康熙凶耗和雍正即位之事时说的,“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胤禩、胤禟等人当时有再大的本领,也无从集结组织,甚至连讯息都传不出去。他们惟一能做的,不过是扼腕叹息,听天由命。在京城里,胤禩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大都是些手无寸铁的文官,并无一甲一兵,即使雍正是阴谋上台,他们也只能承认事实,想要反抗,只能是束手待毙。

  不错,正在西北用兵的十四阿哥胤禵是有兵权的。但是,等他得知皇父噩耗时,雍正让他回京奔丧的命令也到了。即使胤禵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阴谋,但他能怎么办?抗命吗?就算胤禵想带兵回京,他能做到吗?当时雍正死党年羹尧的大军就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胤禵所能做的,就是乖乖地回京奔丧。


  最可疑的是,雍正命胤禵立刻来京奔丧的同时,他又封了胤禵的手下都统延信为贝子,令其赴甘州接掌胤?

  的事务。其中,雍正还特别给延信发了一道密旨,说:“你到了那里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大将军王的所有奏折和朱批谕旨全部收缴封存好,然后尽快地送到京师。要是大将军王要亲自带来,你要从速开列缘由,并在他赶至京城之前送到。你要是手软疏怠,使得大将军王检阅处理后,没能使全部的奏折和朱批谕旨交上来,朕就要生你的气了。另外,本谕旨不得泄露给大将军王,切切!”


  由此,也可以推断出雍正是非常担心康熙曾经有过传位于胤禵的谕旨或者暗示之类的,他自己也说:“皇父诸旨,今若不收,不肖之徒有皇父谕旨,妄行指称,为生事证据。”这也说明雍正自己其实是没有康熙的纸质遗诏的,因此他非常担心胤禵会有康熙传位的朱批或者暗示,这对他是十分不利的。雍正下令收回康熙所有的朱批谕旨,并称“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现断不宽恕,定从重治罪。”这显然为雍正后来毁灭证据提供了帮助,这和康熙朝的实录为何每年只有区区五卷可以对应起来。


  那即使是雍正自己的说法,康熙死的时候,他和“八人同受遗诏”是否真实呢?《大义觉迷录》里说的八人,是七个阿哥(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礻我、胤祹、胤祥)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其他几个年纪小的阿哥(胤禄、胤礼、胤禑、胤祎)是在寝宫外等候的。但可疑的是,《大义觉迷录》是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发布的,当时亲历此事的人或者已经死去(胤禩、胤禟),或者备受打击(胤祉、胤礻我、胤祹),或者明哲保身(胤祐),或者正受到雍正的重用(胤祥)。如果“八人同受遗诏”是捏造的话,那雍正说胤禩和胤禟当时的无理和失态,也许只是为了给这两兄弟捏造罪名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八人同受遗诏”一说毕竟牵涉的人太多,不太可能是雍正的凭空想象,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何况,当时胤禩和胤禟已死,雍正也没必要再给他们增加罪名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八人”,而在于隆科多所传的遗诏,到底是真是假?这才是受到质疑最多的问题。


  雍正自己说,他从斋所赶到康熙寝宫的时候,康熙并没有和他谈到嗣位问题,直到康熙死后,才由隆科多宣布他继位。如此说来,隆科多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简直就是“口衔天宪”,怪不得雍正后来要叫他“舅舅”了。  

  当然,按辈分的话,雍正的确要喊隆科多舅舅。隆科多是国舅佟国维的第三子,他的姑姑孝章皇后是康熙的生母(由此,隆科多是康熙的表弟)。另外,隆科多的姐姐佟佳氏又是康熙的皇后,因此他又是康熙的内弟,雍正叫他一声舅舅也是理所当然(何况当年雍正是由佟佳氏带养长大的)。

  正因为隆科多和康熙的特殊关系,这才被委任了负责京城安全的步军统领一职,由此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康熙遗诏的宣读人。不过,蹊跷的是,隆科多原本是支持大阿哥胤?

  的,他的父亲佟国维和家族中人大都是支持八阿哥胤禩,后来胤?

  倒台后,隆科多似乎也改而支持胤禩。至于后来如何倒向了雍正,未得而知。


  在民间的野史传闻里,隆科多所宣读的遗诏显然是“问题”遗诏。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康熙临死前的遗诏写的是“传位十四子”,也就是传位于十四阿哥胤禵,但雍正偷偷把遗诏给改了。改诏书的说法有三个变种,第一种是说雍正把“十”改成了“于”字,结果变成“传位于四子”,这种改法比较简单,不过把“十”字上面加一横,下面加个钩,就像现在小朋友因怕挨骂而偷改试卷分数一样;第二种是把“十”字改为“第”字,这个改法似乎有点复杂;第三种是改两个字,那就是把“传位于十四子胤祯”改为“传位于四子胤禛”,这个难度就更大了,不但要把“十”改成了“于”字,还要改“祯”字(康熙封胤禵为贝子的时候称其为胤祯,后来雍正即位后,又把他的名字改回了胤禵这个原来的名字)为“禛”字。


  如此一来,老母鸡变鸭,四阿哥胤禛便抢了弟弟十四阿哥胤禵的位子。


  这三个说法听起来有点道理,但仔细推敲,却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清代关于皇子的称呼,前面必须有一个“皇”字,比如皇长子、皇太子或者皇四子,如果简单的把“十”改成了“于”字话,整个句子就都不通顺了,本是“传位皇十四子”,改成了“传位皇于四子”,这显然语法不通。其次,清代时的书写习惯一般不用“于”字,而用“於”字,如果说“十”改“于”、“十”改“第”、“祯”改“禛”还有点相似的话,“于”和 “於”这两个字相差太大,根本没法改。第三,如此改法的前提是汉文诏书,但当时朝廷诏书一般是用要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汉文可以改,满文怎么改?


  民间传闻辩驳起来不难,那人们要问,雍正当时到底有没有遗诏呢?答案是有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收藏了一道“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日期署的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康熙驾崩的那天。但问题是,这道遗诏是在十六日才公布,而且,里面一处错字,四处涂抹,与人们想象中的正式遗诏大相径庭。很显然,这个所谓的“康熙遗诏”是雍正的仓促之作,而绝非康熙的亲笔。不过这不要紧,既然雍正做了皇帝,他想要怎么样的遗诏那都是办得到的,只是不能证明他是合法继位而已。


  既然雍正没有遗诏,那怎么来证明自己是合法继位呢?《朝鲜李朝实录》里记载说,康熙临终的时候,拿下身上所挂的念珠给胤禛说:“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赠给我的东西,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好好保存,明白吗?”《永宪录》里也有类似的记载:“上(康熙)大渐,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由此看来,雍正在康熙临终前已得到了传位信物。 

  不过,这种描述似乎有点过头。康熙在弥留之际还能记得六十多年前的事情,这点颇为可疑。而雍正已经知道传位给他了,但后来听到隆科多传诏时又“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也太夸张了。对于此事,野史传闻里却作了个反证。《清朝野史大观》卷一中说,康熙临死前,曾经手书遗诏传位十四皇子。胤禛侦得遗诏所在后,将“十”字改为“第”字,然后屏退各位兄弟,一人入畅春园侍疾,其他人均不许入内。据说康熙当时已经昏迷,醒来后突然发现只有胤禛一人在侧,知道被其欺骗,大怒,用枕头和念珠投击胤禛而不中,胤禛则跪而谢罪。不多久,康熙撒手人寰,而胤禛持念珠和遗诏出来,并宣布自己继位。


  这样看来,康熙临终前授予雍正念珠,似乎确有其事。但很奇怪的是,雍正在位期间,却从来没有提过这事。如果雍正真有念珠这个如此有利之信物的话,他怎会不大讲特讲呢?所以“念珠”一说,也只能存疑。


  雍正篡位传闻里,有一个很有力的质疑就是,雍正后来“生不住畅春园,死不葬清东陵”。畅春园是当时规模最大、最漂亮的皇家园林,也是康熙经常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但雍正即位后弃之不顾,却另外拨款扩建圆明园,作为自己的居住办公之所。另外,雍正即位后,对于康熙最喜欢去的热河避暑山庄,他一次也没有去过。最为奇怪的是,雍正生前选定自己死后安葬的陵区时,没有在自己祖父顺治、父亲康熙所葬之地清东陵(京东马兰峪),却选择了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后称清西陵)。这是为什么?难道雍正是在有意避开自己的父亲康熙吗?


  雍正是信鬼的。他曾说:“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朕于天人感应之间,信之甚笃,知之甚明。”雍正的“生不住畅春园,死不葬清东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做了“谋父篡位”的亏心事而心中不安,以至于不愿去康熙当年待过的地方,甚至死后的地方也不敢去,因为他害怕面对父亲的亡魂。也有人说,雍正后来的早逝,其实就是这个心病埋下的病根。


  当然,限于材料的不足,我们对雍正的官方说法也只能提出质疑,而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这就是“雍正即位”成为清初三大谜案(另两个是孝庄太后下嫁和顺治出家)之一的原因了。或许,康熙的确是决定打算传位给雍正的,这从雍正在康熙死前几年办理的事务和相关记载可以看出一点迹象,毕竟综合分析下来,雍正继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但是,雍正继位是否合法,最大的问题也是康熙所导致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留下书面的遗诏,二是没有在在世时公布其口头遗诏。


  换句话来说,惟一能证明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其实就是隆科多的口头传诏。从隆科多(或者还有马齐)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是忠实地执行了康熙的遗诏,而不太可能去有意地篡改……这是最善意的解释,悲哀的是,或许这也就是人们苦苦追求的真相。毕竟,以隆科多的身份和地位,无论哪位皇子上台,他都是朝廷重臣,他似乎没有必要去冒着风险帮雍正非法夺位。

  康熙之所以让隆科多在他死后传遗诏,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愿意遗诏在他生前公布,这从他十几年来对建储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不愿意看见自己儿子们的反应,这对他是一种伤害)。另外,从清朝前几次传位的情况来看,也都没有书面的遗诏,皇太极和顺治继位都是满族王公推选的形式,康熙继位虽然是由顺治临终前指定,但孝庄太后的威信和能力完全可以控制整个局面,问题也不大。


  康熙开始本想学习汉族的嫡长子继承制,但被证明是失败的,而满族王公推选制在康熙几十年集权专制的打击下,早已失去了群体认同。由此看来,康熙对传位的考虑就有点时代错位了,他最终在汉族和满族的制度中徘徊不定,无从选择,最终采用了通过自己最信任的人去宣布遗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康熙的问题是解决了,雍正的麻烦可就大了。


  补记:雍正在京西易县建造自己陵墓的做法,给儿子乾隆出了道难题:这自己以后死了到底是陪祖父康熙呢,还是陪自己的父亲雍正?埋在西陵,冷落了祖父;葬在东陵,父亲又会寂寞,真是左右为难。后来,乾隆定下规矩,以后隔代间葬两陵(就是说,乾隆葬东陵,其儿子嘉庆就葬西陵,以此类推)。这样,清东陵和清西陵的皇帝陵墓也就平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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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20 10:48:54 | 显示全部楼层

达芬奇的确是韩国人-韩意两国科学家最新考证 [转帖]

根据韩国社会人文学院院士金达那教授和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爱蒙·达芬奇教授联合考证,认真研究之后,他们惊奇的发现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秘密,领导欧洲文艺复兴的三大艺术家之首的大画家、大科学家、绘制了千古名作《蒙娜丽莎》的作者,艺术大师达·芬奇,竟然是韩国人的后裔!

事情还要从八百多年前的蒙古帝国的雄霸世界说起
那是在
公元1252 年,蒙古帝国大汗蒙哥派遣怯的不花为先锋,率军1.2 万先行发动第三次西征。翌年又命其弟旭烈兀率主力军出发,其中包括担任后勤保障的2000朝鲜工程兵。他们沿着当年成吉思汗走过的路线再次侵入中亚和伊朗。1255 年抵撒马尔罕,1256 年渡过阿姆河,平定伊斯兰教伊思马因派的木剌夷国。1258 年1 月16 日围攻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2 月13 日城陷。哈里发穆斯台耳绥木出城投降,被装入袋内,纵马踏死。历时500 余年的阿拔斯朝阿拉伯帝国,由是灭亡。在这次震惊世界的战斗中,朝鲜的5000工兵直接参与了攻城战役,他们建造的攻城工具为蒙古军队攻破巴格达立下大功。

蒙古军队在城中大肆烧杀劫掠7 日之久,数十万居民死于非命;许多艺术珍品和华丽建筑遭到毁灭。历史名城巴格达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1260 年春,旭烈兀攻占大马士革。蒙古军队直抵巴勒斯坦海岸,企图进攻埃及。这时蒙哥大汗的死讯传至,旭烈兀留下怯的不花统领5000 军队包括1000朝鲜工兵驻守叙利亚并赶造船只,自己率主力东归,驻军于阿塞拜疆。不久,驻守在叙利亚的蒙古军队为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军队所败,叙利亚全境也被埃及夺取,1000朝鲜工兵也多数战死,其中只有200多人因为是能够巧匠而被埃及人留了下来,这些人被埃及人作为奴隶带回埃及,在跨越地中海的途中,一艘载有80朝鲜工兵的船因风浪而沉没,这些朝鲜工兵在大海中与死神拼搏了3天3夜,最后有20人被途经此地的拜占庭帝国(意大利)商船所救,并乘船来到罗马城,依靠他们熟练的手工技能而生存下来,并且娶妻生子。
他们一直希望蒙古军队能够打到罗马,但是,由于旭烈兀为争夺汗位,不得不中止西征,而后强大起来的突厥阿拉伯王朝又阻断了东西方的正常交通渠道,所以这80朝鲜兵就再也没有回到故土,客死遥远的异国他乡。而他们的后代便在罗马及意大利生存繁衍了下来。其中一个朝鲜工兵百夫长姓崔,为了纪念自己的故乡,就将自己的姓改为“百济”(因为崔姓士兵故乡是朝鲜南部的百济),意大利音同“芬奇”。经过200多年的繁衍生息,这个带有朝鲜血统的意大利姓“芬奇”,已经成为一个意大利人固有的姓氏之一,而其中便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引领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人,他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 年),那位崔姓百夫长得重孙。

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发现,意大利总统贝卢斯科尼,在2008年日本的八国峰会期间,还特意就此与韩国总统李明博举行了一个短暂的私人会晤,会面期间,贝卢斯科尼代表意大利全体国民向韩国表示了最真挚的谢意——感谢大韩民族能够培养出一位如此出色的老人——达芬奇的太爷!意大利总理还特意将一幅达芬奇的《蒙娜丽萨》摹本赠送给李总统!
而来自意大利罗马的消息:达芬奇的后人爱罗·达芬奇教授正准备带领家族100多人重游先祖的故乡,到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古国去看一看。
为自己的祖先完成最后的未了心愿!《韩国通讯社》2008年8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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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20 10:58:32 | 显示全部楼层

蒋介石鞠躬拜寿 流氓大亨黄金荣的最后结局[转帖]

  黄金荣,字锦镛,乳名和尚。原籍浙江余姚,1868年生。年幼时在上海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做学徒。1892年进法租界捕房当包探,后升为华人督察长,为上海滩三大亨之首。1927年4月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政变。后被蒋介石委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抗战期间在上海曾与日伪有所接洽,但未落水做汉奸。全国解放后,因年老多病留居上海。


  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黄金荣,既未逃台湾,也未去香港,却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他住在龙门路钧培里老宅,深居简出,安度残年。早晨上茶馆,晚上上澡堂,即苏北人所谓“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是也,有时则到他昔日的产业“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过了三年,死了。


  上海解放那一年,黄金荣已经82岁,垂垂老矣,体弱多病,自称废人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定决心不走,留在上海。他担心,如果真的去台湾或香港,说不定半路上就会送命,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何况,“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初八一三日本人打进来时,大亨们无不争先恐后逃往后方,别人不说,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庆,算是在后方“抗战”;张啸林干脆落水做了汉奸,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唯有麻皮金荣笃悠悠待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那更不用说了,他虽然不及后来居上的杜月笙风光一时,但也没有像杜那样被蒋经国“斩”过。1947年他做八十岁大寿时,蒋介石特地来黄家花园祝寿,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这次,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也大着胆子依例办事,对人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杜月笙从香港来信,要他去那里会合,共商大计,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肯动弹。


  其实,黄金荣心里已有底,估计共产党不会为难他。黄的老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积极做黄金荣工作,争取黄留在上海,将功赎罪,这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震慑帮会残余势力,会有极大的作用。杨虎对他说:“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坏事,可以既往不咎,不来捉你。”并且将一张某领导人写的条子交给黄,要其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黄的心腹龚天健和孙子黄起明亲眼看到过这张条子。


  章士钊夫人也带来过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后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黄金荣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觉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


  黄家花园的“四教厅”。


  定下心来后,黄金荣叫人写出一份国民党财产的报告和四百多名青洪帮头目的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作参考,作为将功赎罪的表示,又告诫门徒收敛一些,为自己留条后路,接着命人将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行”匾额摘下砸碎,以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意。八年抗战中,黄将这块匾额深埋于地下,等待着蒋介石的“胜利”归来,现在他是不敢做这个梦了。

 上海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头绪繁多,军管会考虑到帮会势力和黄金荣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对黄本人,则有一个具体的评估:


  (1)肯定黄过去的罪恶,确为帝国主义豢养之恶霸;


  (2)但黄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政府低头认罪,残废衰老;


  (3)对反动帮会势力应采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可采宽大政策。


  这实际上是放黄金荣一条生路,让其走改过自新之路。


  当时,上海市民对政府不杀黄金荣,让其“逍遥法外”,很想不通,纷纷致书有关部门,大声疾呼要求从严惩办。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解释工作,并且曾经召开过市民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


  一天下午,两辆吉普车开到钧培里黄宅门口,军管会委派的军代表杜宣,带领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奉命前来对黄金荣训话,宣布政策。黄见政府不逮捕他,稍为放心,一再表白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杀人绑票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


  黄金荣因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嘟哝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徒弟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他身穿白色纺绸褂裤,颤巍巍地站立着,由他的两个徒弟搀扶。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蒋介石赠给他的那块金挂表交给杜,说是上交给政府处理。在这块表的盖子上刻有:“金荣夫子大人惠存,蒋中正敬赠”字样。


  杜宣最后说:“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黄金荣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仿佛不知所措。杜宣继续告诫他:“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背人民政府的行为,那就要从严法办了。”


  这时黄才不断地鞠躬,连声说:“保证不再做坏事……”


  此后,黄金荣蛰居于家中,不过问外务,人民政府允许他照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但他哪里还敢出头露面,统统交给门徒分管。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外,偶尔到离家不远的“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上海几家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黄金荣扫街的照片。


  1951年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


  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后,杀黄呼声又起,黄金荣感到十分恐惧,更加忧心忡忡。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恐惧感愈来愈深,无法排遣,但又无可奈何。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和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据方老回忆,盛丕华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梅达君为市政协副秘书长,他则担任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召见黄谈话的地点,记得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当时,政协还设在和平饭店内办公。盛丕华解放前就同黄金荣熟悉,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参加,这样较易稳定黄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恐慌,甚至无法谈话。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黄金荣由他的门生、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和孙子黄擎宇陪同,应召前来。盛丕华首先说:“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86岁(原文如此,应为84岁——作者注)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


  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来后,嘱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他小时候仅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进裱画店当学徒,再后来就考进巡捕房做事,杀人越货自然是老手,但捏笔杆子却极少。龚根据黄金荣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


  这份写在宣纸上的“悔过书”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惟悔过书原件题名“自述悔过书”,于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发表时,才改名为“黄金荣自白书”。


  “自述悔过书”写好后,黄金荣又亲自送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处,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训话。据陪同黄去的陈翊庭回忆说,他们退出下楼后,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于是叫黄在门口等待,他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原来,黄恐生变故,急不可待的独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过书中,黄金荣简述自己的生平,历数自己的历史罪行,自称要“自首坦白”、“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还说:“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但查诸原件,黄的悔过书却有两份,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一份与公开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但对了解黄的某些历史经历也有参考价值,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


  黄在这份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悔过书中,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到了“孤岛”沦陷时,他也没有落水做汉奸,说:“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总之,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然亦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黄金荣又处处诿过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主,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悔过书公开见报后,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异常敏感。他不知道这位老兄弟会说些什么,于是叫万墨林快去找来当地报纸,他要仔细看一看。


  这时,杜月笙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他半躺在床上,接过报纸,便看见万墨林已经用红笔钩出了标题:“黄金荣自白书”,刚想接下去看,胸中却感到有些闷气,脸色立时显得苍白。万墨林见状,马上接过报纸读了一遍。


  杜月笙微闭双眼,仔细听着,但未发一言。少顷,他睁开眼睛,说:“依再读一遍。”


  万墨林坐在床边,又从头读起,当读至1927年四一二这一段时,杜月笙仿佛非常紧张,叫“停”了几次,叫万墨林慢慢读。听罢,杜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懂了,我懂了。”

  原来,黄金荣写的这份自白书,述及四一二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将镇压工人运动的总头子蒋介石及虞洽卿、张啸林等人都点了名,独独没有提到当时最“风光”的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这决不是黄金荣故意隐瞒事实,为他两肋插刀,这个老于世故的把兄卖他还来不及呢!无疑,其中必定另有蹊跷,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共在发出某种信息,既往不咎,欢迎他回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杜月笙是何等样人,自然心中有数,所以才会发出“我懂了,我懂了!”的独白。


  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黄金荣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乡,叶落归根啊。


  黄金荣的自白书,竟然会对杜月笙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恐怕是黄本人始料不及的吧。事实恐怕也是如此,黄金荣第一份自白书交上去后,竟未获通过,修改数遍,直到军管会点头,才重新誊抄了一份,就是公开见报的那一份。


  而那时,潘汉年等人对杜月笙的统战工作,正紧锣密鼓,黄金荣的自白书无疑是重要一环。


  但在上海,黄金荣的日子很不好过,至少他自己感到生命正在逐渐枯萎。


  悔过书公开登报后,广大市民不仅不予认同,反而更加激愤。黄金荣惊恐万分,闭门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胆,只好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念头,坐在家里准备束手待“毙”。身体状况也愈加差劲,坐在太师椅里,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站起来也挪不开步子。加上媳妇李志清卷款逃往香港后,家中的开销都成了问题,惊怕之外,加上气急,使他本已衰弱不堪的身体和精神防线受到沉重打击。这样拖了近两年,他终于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爬起来。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弥留状态,由附近的永川医院派一名护士前来,给他注射强心针,但亦无效,于当天上午停止了呼吸,终年86岁。


  据当地公安分局在黄死后报告:“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戏院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20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17人前来销声匿迹地看不出动静地治丧。尸体于22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上述得意门徒17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


  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黄金荣倒了”五个大字,令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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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21 11:00:07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各朝代名称的由来[转帖]


我国历史悠久,朝代更零星纷繁。每朝的创建者要首手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国号(朝代名称)。国号就是一个国家的称号。《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

朝代的名称是由什么决定呢?大致有五个来由:由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而来,来自创建者原有卦号、爵位;源于创建者原始所或政权统治的区域;源于宗族关系;寓意吉祥。

具体说:

夏:据传禹曾受卦于夏伯,因用以称其政权为“夏”。另据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禹的儿子启西迁大夏(山西南部汾浍一带)后,才称“夏”。

商:相传商(今河南商丘南)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卦于商,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名。后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又以“殷”或“殷商”并称。

周:周部落到古公亶父时,迁居于周原(今陕西岐山)。武王灭殷以后,就以“周”为朝代名。周前期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后来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因在镐的东方,就有“西周”和“东周”的称号。

秦:据《史记》记载,本为古部落,其首领非子为周孝王羊马有成绩,被周孝王赐姓为“嬴”,并赐给了一小块土地(今甘肃天水县,另说是陇西谷名)。后来襄又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皇统一六国,始建秦国。

汉: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以后刘邦击败项羽,统一中国,国号称“汉”。汉朝前期都长安,后期都洛阳,故从都城上有“西汉”和“东汉”,从时间上有“前汉”和“后汉”之分。

魏:汉献帝曾封曹操为“魏公”、“魏王”爵位,曹丕代汉后便称“魏”。以皇室姓曹,历史上又称“曹魏”。

蜀:刘务以四川为活动地区,蜀指四川,其政权帮称“蜀”。历史上也称“蜀汉”。汉指东汉的继续。

吴:孙权活动于长江下游一带,历史上曾建吴国,曹魏曾封孙权为“吴王”,故史称“孙吴”;又以地位在东,也称“东吴”。

晋:司马昭逼魏帝卦他为“晋公”,灭蜀后进爵为晋王。后来他的儿子司炎继承他的爵位,逼令魏帝退位,自立为皇帝,国号“晋”。

隋: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隋文帝后袭用此卦爵,称为“随朝”。他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不祥改为“隋”。

唐: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佐周有功,被追卦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太原起兵后,李渊称“唐王”,后废杨侑建唐朝。

辽:辽原称“契丹”,改“辽是因居于辽河上游之故。

宋: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史,归德军驻宋州(今河南商丘),赵匡胤为宋州节度使。故陈桥兵变后,发迹在宋州,国号曰“宋”。

西夏:拓拔思恭占据夏州(今山西横山县),建国时以夏州得名,称“大夏”。因其在西方,宋人称“西夏”。

金:金都城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位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相传其水产金,女真语“金”为“按出虎”。

元:据《元史》记载:“元”的命名,是元世祖忽必烈定的。是取《易经》上“大哉乾元”句中的“元”,有大、首等意思。但也有人认为与蒙古人的风俗与图腾有关,有的认为与佛教有关。

明:朱元璋是元末起义军之一,是继承郭子兴而发展起来的,郭子兴属于白莲教组织。白莲教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借以鼓舞人民反对黑暗的元朝统治。所以又称“光明教”。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称“明王”(他的儿子韩林儿称“小明王”),都体现其教义宗旨。朱元璋不仅曾经信仰白莲教,而且承认自己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支(他曾为小明王左副元帅)。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国号称“明”。

清:满族是女真族的一支。女真族在北宋时建立金国。明末女真势力复强,重建金国(后金)。后金为了向外扩展,割断了同明朝的臣属关系,清太宗皇太极把“女真”改为“满州”,把“金”改为“清”。在宋时女真人受制于契丹人,他代针对“辽”字在契丹语中是 “铁”的意思,因此命名“金”,表示比铁更坚强有力,可以压倒“辽”。“金”改“清”的原因,史学家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皇太极要避免引起尖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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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21 11:01:46 | 显示全部楼层

蒋介石用毛选“改造”国民党[转帖]

  介石虚心:学习共产党“改造”国民党
  蒋介石自幼熟读《孙子兵法》他懂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他经常与蒋经国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究竟怎样治党?蒋经国毕竟长期留苏当过联共布党员,做过党的基层工作,甚至其共产党的党龄超过国民党。他对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工作方针是熟悉的。尤其是他非常注意中共的延安整风,他对国共两党的差距也一清二楚。他认真地向蒋介石建议:“不妨认真研究共产党延安整风的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于是蒋介石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手段搞到一批中共的整风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
  非常有趣的是蒋介石愈是认真研讨毛泽东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献后,愈发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大加申斥,同时却又对他的老对手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毫不掩饰地表示欣赏。一位美国学者曾写道: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极为赞赏,而他所称道的共产党的优点,恰好是国民党所缺乏的。
  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蒋介石曾说过:共产党“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绝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所以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他认为,共产党的科学方法及组织性、纪律性与精神道德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
  因此,他也希望他的部下仿造这一运动,所以国民党在“改造”之时,虽然仍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但其改造的内容乃至有关文件所用的术语,都会使人想到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
  所以后来台湾有人戏称:六十年代大陆方面广泛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居然不评蒋介石实在有失公允,蒋介石才是真正最早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由于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视延安整风的经验。为了搞好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把研究延安整风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内容之一。蒋介石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参考学习材料。尽管有许多人极力反对,但蒋介石力排众议,申言为了“打败共产党”必须研究和使用共产党的方法。国民党的《本党改造纲要》与同一时期的其它文件大量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基本原则,有的直接使用了共产党用过的术语,有的则以别的术语来表述这些基本原则。
  在思想“改造”方面,蒋介石认为,要通过政治训练,使党员认清国民党的本质属性。蒋认为:“本党组织涣散,纪律废驰,尚不及一个普通政党”,原因在于党员的“党性”观念淡薄,放弃了国民党的“传统精神”。为此,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主持“训练工作,即在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党的高中级干部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培训,共办训练班20期。基层干部则实行巡回训练,“受训的基层干部达12000人”。蒋介石根据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经验,也把研究国民党党史作为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国民党成立的中央党史委员会。《本党改造纲要》还明确规定:“每一党员要研究本党的历史与革命理论。”
  蒋介石下决心要在改造中整饬“党籍党德”
  重建国民党的组织是国民党“改造”的最重要内容。重建国民党组织依据的是列宁主义原则,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在组织原则方面,规定“本党采取民主集中制,由选举产生干部,以讨论决定政策,个人服从组织,组织决定一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在组织系统方面,设立中央、省、县(市)、区委会和基层小组。“小组为党的基本组织”,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籍方能有效。为重建国民党组织,国民党规定,从1951年1月4日至23日,以20天时间重新登记党员,凡在限期内未参加党员登记者,一律撤销党籍。同时,《国民党改造纲要》第一次对国民党的性质和党员成份作了规定。规定国民党为“革命民主政党”,其成份“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工农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爱国的革命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纲要》要求党员“在生活上与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深入农村”。“改造”运动其间,中央改造委员会颁布了《农民运动指导方案》、《劳工运动指导方案》等一系列文件,要求青年、劳工、妇女、农民运动全面铺开,吸收工农知识分子入党。经“改造”,到1952年8月,国民党党员构成中,“农工分子”占49.31%,高中以上“知识分子”占 29.77%,25岁青年占35.29%。党员人数由400万降至28万。
  鉴于党内腐败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下决心要在改造中整饬“党籍党德”。《本党改造纲要》规定,本党淘汰腐恶分子,原有党员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彻底整肃:“有叛国通敌行为者;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整肃采取检举、审议、核定、制裁的程序进行。党员整肃以类似于延安整风的方式进行,即经遣责错误,评议(包括调查、自我批评、评议)与处理三个阶段。两年多的改造、整肃是毫不留情的。以国民党六届中委为例,在全部六届中委589人中,除6**亡,296人归队外,其余287人全部开除党籍;处理党员违纪案126人,其中116人被开除党籍。在整肃的同时,《本党改造纲要》专刊《党的作风》一章规定:“每一党员应守党的岗位,体察民众之心理,争取民众之信任”,“每一党员应建立为民众服务之观念,在生活上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宣传党的政纲、政策。并将民众之情绪与要求反映于党内,使党的政策能代表民众的利益”。“每一党员应以实事求是之工作精神,应用科学方法,使党的政策获得实际之效果。”“党员应破除派系成见,戒绝相互倾轧之恶习,以检讨求团结,以批评求进步,将意志集中于党,将力量贡献于党。”同时,要求党的干部必须是“接近青年及劳动民众,并能为其利益而奋斗者”;“有大公无私之革命精神者”; “有刻苦耐劳之生活习惯者”。
  “改造”运动是国民党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改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制定常务制度,使党的动作走上程序化道路。《本党改造纲要》规定,国民党各级干部要改正侧重于个人领导的习气,实行原则领导、一元化领导和民主领导。要“组织决定政策,以政策领导政治”。“党员应参加组织活动,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议。”与此相适应,还规定党的纪律以及对党员违纪行为的惩处办法。在党政关系上,也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定改变过去“党直接领导政府”的方式,实行以主义制定政策,透过“民意机关在政府服务之党员,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与政令”。“党对于政府及民意机关中服务之党员,应从政策上领导,而不得对其法定职权予以干涉”。同时也规定,在中央民间机关中建立党团或党部,政策制定前,应由党团讨论,政府决策有关问题,均须提政治小组讨论,“以增进党政联系并谋贯彻本党有关政治决策诸问题”。
  国民党在进行自身改造的同时,还把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开展青、工、农、妇运动作为改造的重要内容,在开展上述诸方面活动时,强调要执行“群众路线”,党员与工、农在生活上一致,要打破“关门作风”克服“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帮派关系”,“刻苦勤奋,深入下层”,“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影响群众,信赖群众”,“工作为群众表率”,“应持服务精神”。
  为了保持对军人的严密控制,国民党军队中重建了政治工作部。蒋介石认为,没有政工人员,对军官就没有监督和检查,于是什么样的贪污腐败的事情都发生了。
  为了总结国民党“改造”运动的成果和进一步确立蒋氏父子权力核心地位,1952年10月10日至20日,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大”选出32名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及16名候补中央委员,根据蒋介石提名,通过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11月1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改造委员会举行交接典礼,宣告国民党“改造”运动结束。国民党“改造”整顿了国民党各级组织,实行了一些新的措施和制度,加强了党组织对党员的约束力,提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促进了领导层的新陈代谢,使国民党的组织状况和工作作风都较大陆时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也确实提高了国民党的执政能力。这些,不但对于国民党退台初期的混乱政局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同时,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改造”运动成了国民党发展史上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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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6-21 11:03:36 | 显示全部楼层

闲话明朝的皇帝与大臣[转帖]


也许是因为朱元彰的基因遗传,如果把前朝前代的那些变态皇帝剔除在外,仅与历史上的“正常人皇帝”相比,明朝出现了一个堪称历朝历代故事最多、传奇最多、个性化最强的“皇帝群”,他们性格上或刚烈或温仁,或儒雅或暴虐,或刚愎或偏才,总之这是一个充满人性的皇帝世界,基本上每个角色现在回看都栩栩如生、可歌可泣可思可叹。一般而言,皇帝只接触到诸臣工以及后宫佳丽、奴仆之辈,而臣工是皇权帝命的主要执行者,“明代皇帝”这一人群的文化个性大致可以从其与臣子即官僚集团的交往中笼统知一大概。

与前一个汉人统治的朝代宋朝相比,明代皇帝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面目,从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小富即安的局面一转而为纵横江河诸习、笼罩神州万里的大朝廷局面,在皇帝不再象南宋那样总是脱不了某种田舍翁的小家子气,在官僚则也不再象南宋那样“总把杭州作汴州”地沉醉于靡靡之乐舞中不可自拔。宋初以文立国秉持文人当政,但到南宋则流于老庄与啬夫之间,既善逃避又常贪鄙,既习于柔弱又失之讷愚,以至到最后民间血脉代替帝王与官僚成为抗元的唯一主力。与宋相比,总体上明代的皇帝和官僚在立身、言行、治平等方面都显得更加雍容大气、更加不疾不徐、更加沉静自信,他们似乎可称作“更正宗”的皇帝和大臣一族。

明帝王与臣子的关系颇具特色。历史上不乏帝王与官僚阶层的博弈乃至斗争,但纵观有明一代这几乎成为了政治生活的泰半主题,给后人留下皇帝拿官僚集团没办法、官僚集团也拿皇帝没办法的印象。说起皇帝对官僚集团的控制之力,则可以后期崇祯在执政困境中狂杀大臣为例证,大臣动辄得咎,而一得咎则非死即伤,或剐或斩,惨烈无比。

如果说“伴君如伴虎”可拿明朝作为一个案例集中区域,那“伴臣如伴狼”同样是明朝的一大特色。说起官僚集团干预皇权之力,则可以万历一朝立储一事为例证,或大或小的官员直接而彻底地干预皇帝立太子这一在其他朝代具有“核心皇权”性质的领域,我们很难想象在宋朝或清朝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官员公开讨论皇帝立储问题的情况。总之,明朝在帝王与臣僚的关系史上独树一帜,官员骂皇帝的规模前所未有,皇帝杀重臣的事更保持住了历史记录。

文人即官僚,官僚即文人,“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儒家文化左右下的封建统治历史的一大特色。在宋朝有不杀言官的祖训,两宋皇帝尊重大臣的独特方式是少动干戈、罕见杀虐,至多眼不见心不烦,贬谪他乡了事。当然这也纵容了宋朝高级官僚的不法行为。须知在宋朝对高级官僚在事实上实行的“废除死刑”制度的背景下,既然没有必定的杀头风险,更谈不上出剥皮楦草的惨事和丑事,则窝案、串案、机群犯案自然层出不穷。

很明显明代对大臣处理起来最不客气。明代从来不对臣子作“免杀承诺”,从朱元彰到崇祯一头一尾两个皇帝都是杀大臣杀出瘾的代表人物,在杀头之外,甚至还创造性地用“打屁股”来惩罚大臣,而且只要大臣惹皇帝不高兴了可以说打就打毫不需要说明理由。但这并不能由此必然得出明代皇帝变得太不尊重大臣的结论,最终结论复杂难明,但总体看明代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了宋朝尊重文人官僚集团的传统,在很多情况下皇帝更为慷慨地赋予大臣权力。

明代的内阁从仁宗开始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参政认可,他们可以通过某种制度化的形式对皇帝的决定进行反驳乃至拒绝执行,在仁宗、宣宗以后这一惯例逐步成形,并且几乎成为贯串明朝大半历史的一个传统。在以前朝代的历史中,确实有过大臣对皇帝的决定以讨价还价的形式进行反驳的记录,但大多凭大臣的威望、人格、意志而行,最终结果各异,从来不能象明代这样就此建立起一种几乎是制度性的惯例。当然真正执行起来也有例外,一种情况是遇上了特别强势的皇帝,比如嘉靖、崇祯这样的好杀品种,另一种情况是遇上了特别强势的太监,比如王振、刘谨、魏忠贤这样的。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对这一惯例给自己带来的限制还是忍受和克制的。

由此而起,在大臣这一层,明代的政局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对这一系列针对皇权的惯例体系的保护逐步成为明代官僚集团具有一致性的目标,他们将这一惯例上升为某种道义形式,以前赴后继的默契方式共同对付皇帝的威胁,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似乎具有强大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其次官僚群体的参与意识与文人身份极好地融化为一体,政治斗争往往以舆论战的方式展开,内阁高级官僚直接间接地分别影响控制不同的大小官员,以他们为棋子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且他们在辩论中同时附带着过种可能出现的与辩论主题完全不相干的攻击活动,附带着辨别敌我的组织甄别活动,值得钦佩的是他们在数百年前竟然就达到了鲁迅先生“以笔为戈矛、投枪”的斗争境界;最后就是在权力分享领域反复延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律,在王振、严嵩、张居正、刘谨、魏忠贤等强人时代之间总是以一个群龙无首的分散过度期作为衔接,其中各色官员人等的博弈活动就象实验室里的化学反应一样复杂无序。

与宋、清两朝不同的是,明代的内阁有着鲜明的议政色彩和准制度性的权力分享保障,在事实上明朝很多时期内的国家大事是由皇帝、太监和内阁的“三权分立”所决定的,其中内阁切实地体现出鼎立之一足的特征,对皇帝、太监(往往代行批示细节的皇权)也起到了一定的钳制和对抗效应。明代内阁与清代内阁里的“奴才”阁臣具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只有绝对服从和执行君命的份,而前者可以名正言顺地抗君命而不遵。所以夸张点讲,明代尤其是明中前期,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堪称最有可能孕育出民主议会制度的时期,虽然这种可能性在延续千余年的儒家文化思想面前是如此之小,但是毕竟这一具有极薄弱的“小议会”功能的组织形式不仅具备了某种责权利结构,而且在明朝的国家政事活动中多次发生过与其相近时期类似西方议会与君主之间的那些冲突。

比如一个最典型的领域就是财政经济方面,和西方历史所表现的相类似,明朝的皇帝在用钱、征税方面经常受到内阁的制约,两者之间也不断发生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对立。但是相对同时期的西欧英、法诸国的发展历程,出现于明朝上层统治结构中的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形态的可能性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而胎死腹中。如果探究其中缘故,应该和西方历史上的议会构成与明朝内阁构成的巨大差异有关。一边是由封建领主、宗教人物、皇族、国外利益代表等构成的具有多样化、实体化和政治经济实力的诸多方面人士,一边是寥寥数人、权由君授、随时可贬可杀的文弱书生,其与皇帝对抗的资本、力度实在太不可比,这也是根本无从奢论明代内阁转向议会形态的主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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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幸有周恩来[转帖]


  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说:“我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以伦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恩来’译成英文是‘恩惠降临’之意,这个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风度和气质。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都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决不‘伤人情面’。”

  1972年2月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周总理一早去钓鱼台国宾馆看望尼克松,当周总理下车正欲脱大衣之际,尼克松快步走到周总理身后,亲自为周总理脱大衣,此时正是美国晚上收看新闻的黄金时间,次日美国报纸发表评论说:“尼克松亲自为周总理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遍很好的竞选演说”。结果尼克松果然连任成功。


  中国幸有周恩来

  让我们一起听听国内外名人对周总理的评价:

  □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说:“毛主席真幸运,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就好了。”

  □建国前,斯大林和米高扬也说过:“你们在筹建政府方面不会有麻烦,因为你们有现成的一位总理,周恩来。你们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总理呢?”

  □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会见日本创价协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请你转告周总理,周总理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可能进攻的。”

  □英国前外交大臣艾登对美国记者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苏联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西方记者说:“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

  □原政协副主席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共产党的。”

  □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辉,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

  □著名作家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陈云、彭真、宋庆龄、叶剑英、罗瑞卿、余秋里、谷牧说:“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谷牧说:“这位伟人对中国的贡献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李宗仁说:“周恩来高瞻远瞩,立地生辉,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

  □阎锡山说:“周恩来乃神才也!周恩来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我在国民党里没见过,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张治中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情怀,他那广泛团结人的思想是国人学习的楷模。”

  □冯玉祥说:“与周恩来相比,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更是浓缩成一句肺腑之言:“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

  □著名地质专家李四光曾说:“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大批人。”

  □印度印中友协会长说:“世界上的领导人,能多一些像周总理的,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

  □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也说过:“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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