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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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8日中午，街头聚众已超过80万人。疲倦和焦躁的人们终于不能支撑紧张的气氛。像排队者的组织一样，冲击者也组织起来，瞄着前面的位置发起攻击。队伍外面的人们掐指一算，一共才卖500万张表啊！这意味着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于是全都加入了冲击者的行列。排队的人严守自己的位置，就像守着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蓝天下，骄阳中，卷过来，卷过去，像潮水一样翻滚着。绳子早就丢了，即使没丢也没有人去抓了，能依靠的东西只有自己的身体了。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没有了年龄和性别，没有了羞涩和陌生，也没有了爱和恨，几十万人就这样连成一体，被欲望、激情、烦躁、恐惧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围着。很多人已经20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男人的叫骂，女人的抽泣，孩子的呼号，老人的喘息……这情景原本是预告大难临头的，可是无人退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还在相互勉励呢：“坚持就是胜利！” 　　政府预感要出事，于是提前派出警察，接着军队也出动了。中午12点，军警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路小跑开进来，手里拿着警棍，组成一道人墙，把冲击者赶到外面去。队伍里的人摇摇晃晃地站稳脚跟，恢复了自信，可是喘息未定就发现有了新的麻烦：他们的后援团都被赶走了，白天不能送饭，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撑伞，只把一大堆身份证留下来让他们背着。然而还有更加令人难忍的事情：谁要是离开队伍去一趟厕所，就再也别想回来！一个男人说了一句“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放屁”，就去了厕所。警察的确管不着他“拉屎放屁”，却拒绝他再回到队伍中。因为去了一趟厕所就丢掉位置的人肯定不止这一个，但大多数人终于坚持到晚上，借助夜幕的掩护，再加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就在饭盒和报纸里拉屎，在矿泉水瓶里撒尿。有的人找不到这些东西，就往地上一蹲。然后，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温度无情地升高，受尽折磨的人群平添新的折磨。一个在现场感受到这种折磨的记者说：“整个深圳的味道都变了。” 　　然而人们还在不断拥过来，到了这天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小城的街道上，已经站着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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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清晨，大多数人已经坚持了48小时，早已精疲力竭。曙光又一次出来了，泼在身上，那么毒辣，让人头晕目眩，可是人们全都打起精神，揉揉眼睛，眺望一个方向。一辆辆运钞车开过来，车上装着“认购表”，还有手持长枪、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守卫。照往常的情景，这会让人们安静下来，但是今天不行了。出售表格的窗口打开的那个瞬间，前边人声鼎沸，后面蜂拥向前，万众一心，人群一浪高过一浪。那些小窗口，就像滔滔海浪中的一叶小舟，风雨飘摇。一个记者赶到红岭路去采访，看到一个女人大喊大叫冲进去，“就像疯了一样，随即被更加疯狂的人群淹没了”。无数只疯狂的脚踩着这女人的身体向前冲，还好，还有没疯的人。几个警察冲进去，把她从人们的脚下拉出来。他正在替这女人庆幸，一抬头，看见“那些买到了表的人正在冲出来，一位男子一头跌在树荫下，呕吐不止”，显然是一天没吃没喝，所以只是哇哇干呕，什么也吐不出来，通红的脸憋得惨白。又一个小伙子冲了出来，又叫又笑，仰天灌下三瓶水，颓然靠在路边果皮箱上，手上拿着一小叠表，呆呆地看着继续向前的人群，良久不动，就像傻了一样。“人人都忘了什么是人格、道德和自尊了，”这记者形容当时情形，“这一天的深圳，除了表格，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王文军，航天部驻在这里的一个职员，和十个同事一起从人群中逃出，回到办公室里，身心俱疲。三天前，这些人每人一条绳子，把五六十个身份证和一大捆纸币绑在身上，拼着性命挤到现在，大家来不及倾吐满腔苦水，开始清点战果。王没有料到，十几个姐妹只有她一人买到十张表，其余都是空手而归。大家解开胸襟，从贴着前胸的地方拿出身份证和钱，全都渗透汗水——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一张一张揭开，擦干，面面相觑，突然哇哇大哭。 　　售表窗口里的气氛并不比外面轻松。空调大开着，还是很闷，递进来的钱全都湿透了，点钞机失灵了，营业员不得不把纸币一张张摊在桌上，用卫生纸擦干。自从拆开箱子清点认购表的数量开始，大家就在拼命忍着内心的激动，一边卖一边左顾右盼，频频观察别人的脸色和举动。监督人员倒是寸步不离的，可也都是心不在焉。人人心怀鬼胎。“因为每个人都有大把的身份证锁在抽屉里，几万几十万的私人现金也早早放进自己的金库了。”一个营业员后来坦白说，“我们职工都心照不宣，按兵不动。”眼见那几个监督人员提进几个黑皮包来，制服庄严，神态肃穆。经理胆子小，又和这些人素不相识，但却看出那些手提箱里装的全是现钞。一阵短暂的沉默，一个家伙不再肃穆，笑一笑，提上一个黑色公文箱。这边一大堆人霍然起身，他们等的就是有人开头。“你敢我们还不敢？”于是个个转身，拿出一把身份证和一捆钱，谁都怕自己拿少了，转眼间表格就被席卷一空。新聘来的外地保安员只买150张，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女人们有些害怕，男人们商量对策。经理给大家打气：“哪个点上没私分？查谁？”于是大家心里稍安，捂着包走出来。外面还有挤成一堆的人群，一阵被蒸发起来的腐臭味扑鼻而来，像在地狱一般。“看着这些男男女女，我打心眼里可怜他们。我捂着包，揪着一个同事，打的士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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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表格的人都跑了，买表格的人还被蒙在鼓里。后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前涌，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涌，如同海浪撞击着岩石，让人恐惧。现在轮到警察疯狂了。喊叫、咒骂甚至拳头都没有用，情急中挥舞警棍。一个河南口音冲着警棍高叫：“这儿也是共产党啊！怎么敢这么无法无天哪！老百姓不是人哪！”一个香港人看到这场面，先是笑：“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投资热情啊！”接着就哭了：“怎么能用皮带去对付这些热情的投资者呢？”记者们把照相机镜头从人群移到警察身上。“不动手这场面怎么收拾呀，老天！”一个警察赶紧解释，“我嗓子都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没有用啊？人那么多那么疯狂，简直像一群野牛。”闹市中心那些豪华商店的老板们，现在全都抱怨那些外地来的男女：“这些混蛋，以为深圳遍地是黄金啦。”说实在的，要说这些人有什么过错，充其量不过如此。 　　稍有功名加身或者权势在握的人转而谋财，有好几个月的历史了。到这年夏天，经商之风已经蔚为壮观。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大海”来描述“市场经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经商称为“下海”。没有谁会忘记这个激动人心的季节。此前他们对商人的说法不一，但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商人联系在一起。此后他们投身商界，有些人将成就大事，另外一些人则一事无成。他们都非等闲之辈，平生目睹中国的无穷变幻，也经历了无数挫折和成功，早就看破红尘，可是这一年“下海”对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他们不是辞职就是改行，不是当了董事长，就是当了总经理，再不就是公司顾问或者文化个体户，有一个人还成了一个养着60条种狗、180条玩赏狗的养狗场场长。 　　我们不妨看一下“下海”者的名单：有薄熙成，他是党的元老薄一波的儿子、北京市旅游局局长；有邵长权，他原来是辽宁省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有李宁，他是“体操王子”，奥运会金牌的获得者；有两个“林黛玉”——越剧演员王文娟和电视连续剧的演员陈晓旭；有一个“贾宝玉”——越剧演员赵志刚；有黄婉秋，她是刘三姐的扮演者、30年前是中国人心中清纯善良的偶像，三年前是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有茅善玉，沪剧明星，上海人称其“小周璇”；有崔万增，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副研究员；有朱逢博，上海轻音乐团团长；有阎惠昌，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指挥；有刘晓庆，一个既刻苦又招摇的女演员；有程浦林，青年话剧院的编剧；有张海迪，一个双腿瘫痪、一向以教育青年树立崇高理想为己任的山东女青年；有申军谊、吴玉华、李娜、韦唯、张暴默、盖丽丽、阎青、解晓东、解晓卫、那英、安冬、景冈山、赵新军，这都是当时最走红的歌手；有黄宗英，一个多愁善感而又雄心勃勃的报告文学作家；有陆文夫，住在江南水乡苏州的一个恬静从容、喜食精美菜肴的作家；有《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和她的儿女们；还有王朔，一个满嘴油腔滑调，被人叫做“天才”、“鬼才”、“小痞子”、“二流子”、“流氓”、“文盲”，但却拥有无数读者的邪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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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王朔34岁，还长着一张娃娃脸，面相和善，说话刻薄。不论人家把他说成什么，他始终埋头写作。迄今为止，他写了100万字的小说和200万字的剧本。他的作品总有几分流气，洒脱不羁，充满了对主流道德观念的蔑视，就像他在童年时代偷唱片、打群架、在大街上勾搭女孩子一样。他写得很投入，不分昼夜，忍饥挨饿，这些事情他都干过，把自己的手指头都磨掉了皮。但是到了1992年，他不打算再这样玩命写作了。他组建了一个民间影视创作机构，叫“海马影视创作室”，自称是“中国第一家”，后来人家一查，还真是前无古人。他自任总干事，又网罗了不少人。苏雷、葛小刚、末都、魏人、莫言、苏童、刘恒、刘震云，这些人都和他凑到一起。当时全中国埋头苦干的作家不少，有几万人；投笔从商的作家也不少，有几百人。聚集在“海马”的这些人是另外一种：在成名的人当中，他们的思想最活跃，禀性最自由；在思想活跃、禀性自由的人当中，他们最有名。这些人每天不分昼夜地聚在一起，山呼海啸般地“侃大山”，每个人都为自己工作标明价格，众人集合而成的作品拿去出卖，讨价还价。第一个是《渴望》，卖给100多家电视台；第二个是《编辑部的故事》，不如《渴望》那么值钱，可也卖了200万。拿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不算多，不过在当时却着实把中国文坛吓了一跳，立时掀起一阵既愤怒又嫉妒的浪潮。这也难怪，王朔毕竟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拿着自己的作品当街叫卖的人，也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不是写文学，而是在流水线上组装文学的人。江苏省达胜皮鞋厂的厂长，一个号称“皮鞋大王”的高个子中年人，有一天说起这个圆脸作家：“这小子做小说，就跟我做皮鞋一样。” 　　要说做小说像做皮鞋，肯定是夸张了。不过，如果我们能回到1992年，就会看到“明码标价”的风尚笼罩了艺术，甚至笼罩了艺人，也是不假。根据当时媒体上的说法，这些人的出场价格也是浮动的，随行就市，与今日明星的价格相比，实在不多：韦唯5000-7000元；刘欢和李玲玉一样，都是5万元，又有人说他们和那英、杭天琪同价，15000千元；张行和田震，4000-5000元；孙国庆和范琳琳，3000-4000元；解晓东和蔡国庆，3500元；毛阿敏的最高纪录是4万元；巩俐在香港主演一部电影的片酬是60万元。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但并不妨碍它们在普通中国人的心里激起感情波澜。那时候城里一个教授一年的收入不到2000元，连明星嘴里的一首歌都不如，难免眼红。所以歌手“走穴”虽然成风，但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可不像后来的明星那样招摇过市，后面还乱哄哄地跟着一群群娱乐记者。喜欢到处张扬的人倒是有个刘晓庆，这女人既漂亮又聪明，是“百花奖”和“金鸡奖”的“双料影后”，又是荧屏和生意场的“双料明星”，还会唱黄梅戏，写自传，能吃苦，也会享受，做事不遗余力，到处惹是生非。那一年，她扬言要写一部书，说说自己“怎样从一个女演员成为亿万富翁”。她的奋斗经历那时候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如果真能让人悟出什么，那就是，你能看到一个演员在舞台上的角色和在真实生活中的角色有多大距离。她的成功之路源于她在银幕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其实这些和她本人风马牛不相及。她最惹人注意的性格是她的肆无忌惮和敢作敢为。这一点让她富有魅力，也让她在十年以后走向监狱之门2002年刘晓庆因涉嫌偷税被拘留。。还有一个人，京剧演员厉慧良，不像刘晓庆那样擅惹风波，却也引起一场争论，有人说他提高了艺术的价值，有人说他贬低了艺术的价值。起因是他公开了自己的一笔“意外之财”。他到天津青年京剧团教人家排练《截江夺斗》，40分钟的折子戏，一招一式全都教会，然后要了1万元。他在报纸上为自己的收入辩护，言辞大义凛然，其实还是底气不足。不过，编辑既然把这当作新闻发表，就表明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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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万元户”给人的感觉是个大财主。中国人进入90年代好几年了，可收入还不高。这一年，平均每个农民的收入只有784元，城市人比农民强得多，但也只有1826元。上海人收入最高，2156元，接下来就数上西藏了，它还排在广东、北京和天津的前边呢。1992年的西藏人均收入3022元，广东2829元，北京2756元，天津2681元。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身边的穷人比富人多。当然遥远的地方穷人更多，那一年全中国还有7000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200元，有3000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150元，这些人全都住城里人一辈子也不去的地方，一辈子也不会到城里去。编辑们在报纸上公布他们的贫困和闭塞，就像描述富人的生活一样，用意明显：鼓励人们多挣钱。 　　如果你在1992年拥有3000元的年收入，你就超过了所有大中城市就业者的中等水平；如果是4000元，你就属于10%的高收入者之列了。“高收入消费群体”还没出现，不过，大城市的商场里已经有专为高收入者准备的柜台。法国皮尔·卡丹公司那时候已在中国开设了50家分店，还说要再开设50家。京城东郊的燕莎友谊商城在这年夏天开张，由绛红色大理石和铬合金构筑，一派欧美风尚，又与外国使馆区比邻而居，不过，在商城里面徘徊的大多是中国人。几个月后，洋溢着一派日本风格的赛特购物中心也营业了，这商场由日本八佰伴集团管理，有点东京银座的味道。老板是日本人，叫和田一夫。他说他已感到“中国时代的浓烈气氛”。 　　另外一个地方，北京惠新东街4号，气氛不那么热烈，但却是消费者心中的圣地。它在京城北边城乡接合的地方，门上挂着“出国人员服务公司”的招牌，其实是个免税商店。外面看上去像个机关的办公楼，里面没有通常商店里都有的柜台，但却有着规模庞大的橱窗和展台，琳琅满目，全都是普通中国人看不到的外国货，可惜不接受人民币。有松下29英寸“三超画王”，每台1046美元；东芝双门电冰箱，406美元；韩国大林摩托车，1963美元；好易通电子词典，116美元；意大利皮鞋，89美元；美国不粘锅，10.6美元；荷兰食品加工器，118美元；葡萄牙咖啡壶，72美元……那时候中国的免税商店不多，这是其中最大的一家，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中国人——留学生、官员、工人、海员，每天都从全国各地涌到这里来，把政府给予他们的免税指标折合成美元，或者转手倒卖给那些兜里有钱、却没有出国机会的人。没有办法买到免税商品的中国人，也有机会获得高档的消费品。完税之后的“劳力士”手表是2万美元一块，端端正正地摆在上海荣光钟表店里。《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D。克里斯托弗不相信这在中国能遇到买主，就去询问。“肯定会有买主，”表店助理经理石光辉一边回答，一边用不屑的眼光在这美国人手腕上的塑料电子表上扫过去，“中国有的是有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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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禹作敏的名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遭到严厉批判以来（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人们还是第一次这样露骨地表示对钱的兴趣。泉州市市委书记张明俊这一年去了趟北欧，一路上感叹不已，回来就对北京的一个记者说：“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他是在说过去，现在的中国可不是这样了。钱不再是万恶之源，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当然也不再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了。不要说那些唱歌的和做戏的，就连人们心目中那些最神圣的殿堂也开始敛钱。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铁制护栏被拆除了，人民可以进入人民大会堂了，还可以在迎宾厅的巨幅画卷“江山如此多娇”前留影。这些都是13年前那个春天发生的事情。当日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宣布这个“令人惊喜的决定”，还说是代表党中央的，很显然，那时这样做不是为了钱。此后每年有200万人走进去，每个人购买两毛钱一张的门票。到了四年前的那个元旦，天安门城楼对普通人开放的时候，情形有些不一样了。上去一次要花10块钱（外国人要花30块）。有435万个普通的中国人上去了，学着毛泽东的样子挥一挥手，再到厅内看看那一大片沙发，旁边木牌上的文字表明，这是“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同事们休息的地方”。可是现在还可以看到商品柜台，身穿天安门工作人员制服的小贩，在兜售纪念章、钥匙链、手镯、项链，造型平淡，做工粗糙，但都印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天安门”标记，所以富有魅力。那时候人们还很容易受“革命圣地”的诱惑，就如同现在人们喜欢追逐“耐克”和“波罗”一样。 　　数以亿计的小学生课本上都记载着，天安门广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课本上没有说的是，过去的100年里，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广场像这个广场一样，成为一个民族的经久不衰的政治中心。集会、游行、检阅、接见、示威、演讲、绝食、散发传单、呼喊口号……现在这一切都被人们甩到脑后了。广场已不再仅仅是政治的象征，也是“聚宝盆”了，而且利润可观。人民大会堂也不再沉醉于精神的抚慰，那里面成立了一个“大会堂开发中心”。第一个要开发的是“几百名厨师的出路问题”。原来，这地方自1958年建成之时，就招来全国最优秀的厨师，专门满足国宴的饮食之需，没有宴会的时候就全都回家歇着。大家就这样过了30多年，现在已经老了，却歇不住了，开始设想为那些没有权力但肯付钱的人做饭。报纸为此刊出一条带有广告味道的新闻，说这是让普通人“享受一下在国宴厅吃饭的滋味”。还有印着“人民大会堂”字样的筷子和牙签盒，全都标价出售。大红请柬上也有“人民大会堂”的图案。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成了有钱人的风尚，这一年至少开了100次，十之八九是发布什么新产品或者新技术。这里所有的会议厅、宴会厅都能租来使用，身着“人民大会堂”工作装的男女工作人员也可以全程服务。根据当时的标价，召开这样一次会，要交4万-6万元，还不管晚饭，规模较小的只需6000元。无论大小，利润率都会超过50%。在人民大会堂和有钱人之间牵线搭桥的人，差不多都是京城的编辑和记者，据说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人最多，然后是新华社、经济日报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报社。在这些媒体机构里，谁是干这个的，人人心知肚明，只有他们的上司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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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4月的某一天，王府井大街南口和长安街交会的地方，矗立起一块“麦当劳”的招牌，巨大的“M”，黄底红字，全世界都认识。不同的是，从现在起，这个把巨额利润与现代生活方式融会贯通的标志，就能和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泽东画像遥遥相望了。快餐店位于十字街头的东北角，也就是现在东方广场的最西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京城最繁华的所在。开业第一天，人满为患。除了抢购“巨无霸”的人，还有至少80名大学生来寻找做钟点工的机会，工资按小时计算，比其他的餐馆高得多。可是你别以为端盘子洗碗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在这里工作的人，手脚要比在中餐馆快3倍。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腿脚利索，心眼灵光，脑子快，嘴更快，这种刚刚兴起的社会风尚在这家快餐店特别明显，但这里面的问题却是全国性的。80年代后几年世人争说的“脑体倒挂”“脑体倒挂”通常是就收入来说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收入不如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是那些年的一个普遍现象。——“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要到90年代末期才能彻底扭转，但若仔细回想，转折点其实是在1992年。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评论，《要发财，忙起来》，作者因此受到上级批评，证明那时官方的思想还是落在社会潮流的后面，可是社会风尚一旦兴起，就不是什么人能够阻止的。有人说：“该把这六个字当作中国人的新口号。”新口号没有叫响，那是因为人们真的“忙起来”了，顾不上喊口号。自从1月以来，房地产公司的总数增加了10倍；贸易公司的总数增加了100倍！上海这座1300万人的城市中，每天诞生66家新的企业。北京人一向热衷于官场而淡于商场，大学毕业生通常是以进入政府机关为第一志愿的。可是在这个夏天，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调查说，59%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到不属于国家的企业去。那时候北京除了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不过不要紧，每个月有2000家新企业申请注册，全都不是国有的。库存的营业执照一下子就发完了。工商局有些措手不及，跑到天津要来1万个。天津那一边更忙了，因为有1500个教授和高级工程师同时申办几百个公司。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1000万！另外还有大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这中间有个北京的教师，在“星期天市场”摆摊卖旧货。一个记者问：“周围的人怎么看你？”他说：“恨人有，笑人无，搂着’铁饭碗‘喝稀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人人都应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脱下虚伪的外衣，面对生活的挑战。”你可以想象，那些还没有“忙起来”的人心里是多么躁动不安。“眼看着别人纷纷兼职挣外快，心里着急啊。”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说，“看来图书馆是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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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曾经在80年代办过公司的人，到1992年又想起来要办公司，他就会发现世道真是不一样了。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的“经商热”不是没有过，1984年有过一次，1987年是第二次，但是都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了。现在，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出来约束人们经商行为的文件都找了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有400多份。我们国家庞大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一向仰仗“红头文件”的逐级颁发，或疾或缓地运转。现在中南海风气即开，各地群起响应，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盈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税务官员从来都是锱铢必较的，现在也大方了，说是可以不缴营业税。皮包公司在1988年还是“过街老鼠”呢，政府严令除恶务尽，后来的战果是把至少1000个“皮包公司”给查封了。现在，报纸上公开为它们喊冤，说“皮包公司是商业领域的润滑剂！”学者们也开始编纂新时代的理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发起一次理论研讨会，说学者们达成了共识：“买空卖空”不是犯罪，是供求双方的“红娘”。同样的意思在吕梁山区一个地区行署专员的口里是这样表达的：“在上海戴手铐的，到了广东做报告。”据说这话最早是从山西说起来的，也许是贵州，很快就风行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全中国都在传播着发财的欲望和浮躁，就像当初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政治批判的激情一样。有个名叫王子才的贩子，利用长江流域的水道贩运鸡鸭已经有些年头了。四年前的一天，工商局副局长闯进门来，把他的公司查封了，因为“账上没有资金，只是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现在，王子才卷土重来，要求公司重新开张，还是“没有资金”，还是“买空卖空”，可那副局长这回很痛快地批准了，还说他是“昔日的罪魁，今天的功臣”。 　　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说那时候是党的方针立竿见影，还是整个社会在推着党的方针向前走，也许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互为因果。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事情是那些最多想象力和激情、最少传统理论约束的年轻人开始做起来的，但是很快就拓展开来。只需举出一个例证就可以知道，其深度和广度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夏天，74岁的蒋学模也成了“下海者”队伍中的一员。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家，他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在80年代以刚是中国整整两代人的必读教程。那个岁月，如果有哪个老成持重的官僚要请一位教授讲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必然战胜市场经济，把他找来是最合适不过了。但是现在他开始经营公司了。他的公司由11个学者集资3万元创建，其中既有老人也有青年。他为他们写了《还是下海好》一文，发表在报纸上，又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复兰德经济顾问行”。按照他的解释，这是为了仿效美国兰德咨询公司的模式，参与经济咨询和服务，是他的“一块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验田”。这老迈书生过去把中国和美国分得清清楚楚，现在也许以为中国和美国就是一回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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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那时候中国最成功的“下海者”，是不需要蒋学模倡导的那些学问的，既不需要“兰德”，也不需要“复兰德”。他们不需要高新技术，不需要优秀品牌，不需要成本管理，不需要利润核算，不需要市场营销计划，也不需要企业形象策略。他们大多数人其实只需要一技之长，需要权力的背景和关系网，还需要短缺紧俏的商品。他们不需要生产什么，只需要在买与卖中转一个圈，收取回扣就足够了。这一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挣了至少2000亿元。不过，这种招数使用多年，有点儿过时，还被老百姓骂成“官倒儿”，名声不好。现在他们拥有的手段更多了。不错，政府官员没有钱，但他们是政策的发布者，是计划的制定者，是建筑项目的投资者和审批者，是土地的划拨者，是很多产品的最大买家。如果一对昔日同窗好友现在同乘一架飞机前往某地做生意，一个是产品推销员而另外一个是政府的局长，你可以相信他们必是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心事重重，茶饭不思，因为他不知此次推销能否成功；后者很轻松地听着音乐看着杂志。飞机降落以后两人一起走出机场，一个人乘了出租车去寻找旅馆；另一个被一群人前呼后拥地接走了。在以后的几天中，两个人都把时间花在会见、吃饭、喝酒和唱歌跳舞上，但情况却完全不同：一个是给别人赔笑脸，说奉承话，总是做东为别人付账单；另外一个却是接受别人的笑脸，听奉承话，总是做客让别人给自己付账。然后两个人又乘了同一趟班机回航。前者身心憔悴苦不堪言，口袋里面有了一个“意向性合同”，还在担心能不能兑现（平均每两份“意向性合同”中只有一份能够变成实质性合同），只好倒头打瞌睡。后者神清气爽，颇有乐不思蜀的意味，早已生意在握，却根本不用签任何合同。 　　当时的报纸都说，官员的“官”念改变了，还说什么“出”生“入”死——“出”是走出官场“，”入“即”进入官场“。其实这里所谓生死，是一厢情愿。即使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有些事情也是很难改变的。官员的地位就是其中之一。有个国际机构当时对全世界数十种职业作了一次综合评价，结论是，政府公务员的地位，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列在第五位之后，在所有不发达国家中都在第五位之前，这也包括中国。看来，经济越是不发达的地方，官员的权力就越有价值。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这情形都没有变，何况当时还是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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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下海“通常都会扬长避短，这并非用心险恶，而是人之本性。政府并无禁止，制度和法律也在网开一面。公安局拥有经营鞭炮的审批权，所以专门开鞭炮公司，其他人等一个鞭炮也不许卖。人事厅负责干部考试，所以自办印刷公司，所有考试资料考试卷子全部自印自卖。县委书记入股”山地庄园“，按照二八成分红。一个军官管着80个战士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饮食起居，当然也管立功授奖入党提拔干部，所以就可以买回80个收音机供战士选购，价格比商店里高出十几元。30多岁的赵明非是中俄边境小城、黑龙江省绥芬河市的市长，也是个罕有的真正想要”出生入死“的官员。5月的第一个周末，他决定彻底离开他的权力圈子，体验一回做商人的味道，就来到贸易早市，在数百名俄罗斯游客和中国商贩中间，花一块钱买了门票，又花两块钱租了自己的柜台，把带来的皮夹克和蜂王浆一一摆好。他说”下了班就不是市长，只是摆摊的“，又说”让长期蹲在机关里的干部尝试一下这种滋味，有助于打消’官贵民贱‘的思想“。但就在这时候，警察来了，说是保护他的安全。接着记者也来了，说是为第二天的报纸采访头条新闻。周围的人也发现这位摆摊的非同一般，全都围过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赵明非只好卷起他的皮夹克和蜂王浆，打道回府。 　　随着春去夏来，官员们表演的这场喜剧不那么引人入胜了，而群众的激情看起来更加炽烈。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历史必有其他内容，即使你百般抵赖百般约束百般净化，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中间，都有可能潜伏着巨大的社会风尚，只不过需要加以培养，还需要爆发的契机。现在，深圳那一边，爆发的契机已经具备，连导火索都插好了，只等最后一个火星。 　　8月9日，正午时分，大街上疯狂的人群忽然不动了，张口结舌望着前边。他们看到了窗口上挂出的牌子：“表已售完。”有几秒钟，周围像死一般静。接着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喊声：“完了。”“完了。”“这才三个小时啊，怎么500万张表就卖完了？” 　　有些人走了，更多的人还在坚持。又过了一天，10日，太阳又升起来了，人群中的绝望已经变成哀叹。满街还是人，可毕竟比昨天少多了。不过，留下来的都是些最愤怒也最坚强的人。“听说一会儿还有表卖呢。”有人这样说。没有人相信，人们正在传看当天的《深圳特区报》。报上明明登着一条消息。说“本次500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还说“此次发售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可记者们私下不是这样议论的。那天晚上，一个记者，抽着一根香烟，半天说了一句话：“深圳，早该发生点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