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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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让反对者回家睡觉去，他自己却又走出家门，跑到京西的首都钢铁公司。他显然觉得有必要在北京再“点一把火”。那是5月20日，他在那个繁花似锦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眼睛却盯着院子外面的世界。“对我说的话，有人顶，有人拖，有人是真心地办。”他对首钢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说。又说改革形势有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然后批评国务院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6%。满足6%，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难了。”他伸出右手，一指一点，尖锐地说：“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百分之六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这老人当时神色严峻，就连最熟悉他的那些人都不免惊讶：他那种平和宽厚的长者之风怎么没有了？看来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有个记者觉得他还有些话没有说出来，写道：“他要为他身后铺好两条’铁轨‘，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在经过36个月的等待、观察和权衡之后，江泽民拿定主意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他要宣布他的决定，选择的地方还是中共中央党校。6月9日，他在明媚的阳光中来到万寿山脚下，走进这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子，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不戴帽子，昂着宽阔的额头，径直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的讲稿，这是他征求了无数人的意见写成的。“他又来了，”一个教员说，“不知道这次说什么。”在过去的三年中，新任总书记顶着狂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做出几十个重要决定。现在，他打算站出来了，既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甚至决定，不仅要跟上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要走得更快一点，所以说出下面这段话：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他胸有成竹，声音洪亮，没有犹疑。那些不久以前还在说“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颓然无语，只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可是，那些备受压抑、噤若寒蝉的经济学家们抬起头来了；那些惶惶不可终日，打开门就担心警察拿着手铐站在面前的私营企业主们抬起头来了；那些只能按照政府定价把粮食棉花卖给政府、一肚子怨气的农民抬起头来了；那些费尽心机向外国人解释什么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们，抬起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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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共产党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多不容易呀！多不容易呀！”史文银这一天在稿纸上写道，“你我鬓发都花白了呀！”龙永图也在发出大致相同的感叹。这个个子不高、戴个黑边眼镜、一副书生模样的“谈判首席代表”，自从1987年开始，就和外国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时候还叫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他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说了一年又一年，外国人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不断地问：“你们讲了那么多，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尊敬的中国代表，你们中国是不是准备搞市场经济？”其实这位“中国代表”自己也不明白，只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鸿沟，把中国和世界分割开，有时候他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觉得就要跨过去了，比如1987年和1988年，有时候又被无可奈何的情绪笼罩着，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比如1990年和1991年。多年以后，他有一次回想那些场面，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 　　从表面上看，形势在1992年的逆转，仅仅是由于一个伟人的行动，然则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乃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邓小平有一次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看来这中间不仅包含着感情，而且还包含着洞察力和世界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违背民意而变得杰出的。一个能够体察民心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伟人。7月的一天，邓小平接到一封信，上面有几百个人的签名，都是大学生，有北京大学的，有清华大学的，还有另外十几所大学的。学生们在信里向他问好，祝他身体健康，还说他们衷心拥护他的“南方谈话”。邓小平一生接到百姓来信无数，但是我们考虑到1989年的事件，可以认为，此信的意义不同寻常。 　　不仅仅是大学生，还有那些被大学生叫做“老师”和“前辈”的老人，现在也都开心得像孩子似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有杜润生、于光远、秦川、孙长江、林子力、童大林、马家驹、吴敬琏、吴明瑜、董辅礽、吴象。当大学生们在给邓小平的信上签名时，这些人走进东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站在灯光柔和的会议大厅里，互致问候，手拉手，拥抱，拍拍头，笑声朗朗。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这样笑过了。这一次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做东，请他们来研究一个共产党人从未涉及过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吴明瑜穿一身灰色猎装，像是要让自己更年轻些。于光远兴奋得两眼放光，脸红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发烫。吴敬琏匆匆中断在美国的访问赶回来，手表上的美国时间还没有拨回来呢。“没有什么比这个市场经济研讨会更重要了。”他说。童大林似乎比吴敬琏还要着急，比于光远还要兴奋，他走进来，一边用手解开上衣纽扣，一边大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啦！”马家驹冷冷地说了一句话，就把过去三年的理论风云道破了：“三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十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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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报》上所谓“换脑筋”的说法，也不是编辑的发明，而是邓小平在首都钢铁公司说过的话。他们相信，把这几个字送给那些曾经批判和压制他们的人是最合适不过了。大家都说，“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像孙长江、于光远这些人，都是在1978年的那场思想解放高潮中的先锋人物，现在他们说，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理论大讨论，可以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相提并论。“谁以不变而自居，谁就会被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所淘汰。”童大林说，“中国没有别的出路，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化市场经济。”他停下来，看看左右。大家都注意到，他说的是“现代化市场经济”。关于这个词，这几个月来一直是见仁见智，有人说应该叫做“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有人说还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好些。如前边提到的，江泽民选择了一个包容性最强的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童大林显然是希望把这个招牌也拿掉。他喝了口水，正要往下说。吴敬琏便接上了话茬：“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大目标，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主张大家一起来清理“左”的理论家造成的严重混乱。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最早为“市场经济”疾呼的人，可是直到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无不尽的感觉。“十年间理论上’左‘倾回潮有两次”，他总结道，一次是1982-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两年，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许是为了证明吴敬琏所言不虚，于光远当场拿出一张《人民日报》，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着一篇文章，覆盖了整整一版。他抬起头，用嘲弄的口吻一字一字地念着其中用红笔勾出来的一段：“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老人在整个80年代异常活跃，但是到了90年代就深居简出，不露行迹了。现在，他身着浅蓝色T恤衫，一头白发晃来晃去，就像蓝天上飘着的一片白云。他宣布“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还说应该赶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一大群老人都说完了，轮到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单一的公有制永远搞不了市场经济，”樊纲说，“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这话在当时没有引起回应，也许没有人注意到，但更可能是注意到了却都觉得暂时不说为妙，不料这话题在五年以后竟又引出新一轮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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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回味的是，尽管中国人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13年，但是看来“是”与“非”的标准还是来自权威。邓小平说了，江泽民接着说，江泽民说了，所有人都跟着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在他的办公室里对一个记者说：“现在提出’市场经济‘已经是时候了。”他的上级、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也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部划时代的理论，它不仅可以拯救我们的经济体制，而且还会拯救我们的社会体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现代人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全都跟上来说市场经济的好话。中国新闻社的一个记者翻阅《经济日报》，发现它在两个月里发表了20多篇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不禁叹道：“真可谓释疑解惑排难去忧。”英若诚对经济一窍不通，他当过文化部副部长，演戏在行，却说不清市场经济的来龙去脉，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联想：“经济理论界已出现绿洲，文艺理论没有理由成为荒漠。” 　　这个夏天，中国人的想象力似乎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撑起来！”一个作家在自己的电脑上写道，“我们要说：给中国一个支点，她一定能把地球上这片尚不丰腴的土地撑起来，推向繁荣和富裕。这个支点就是市场经济！”吴敬琏一向以严谨着称，现在也像作家一样浪漫起来。“重头戏还在后头！”他有点夸张地说。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他们兴致勃勃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深圳那边，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而且很快就要上演了。那可真的是一场“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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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盛世无英雄 　　张也的甜美歌喉中荡漾着的那个“新时代”，可以说是从股票市场的跌宕和康柏华所经受的磨难开始的。康柏华这个倒霉的上海男人，在股票市场上亏损6500元以后，连续15天陷入苦闷悔恨的精神炼狱中，唉声叹气，神情恍惚，要么不说话，要么说些叫人听不懂的话，终于不能自拔，在199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悬梁自尽，于是成了次日报纸新闻版上让人伤感的故事。从这以后直到6月9日，党的领导人反复阐述的“社会主义”，跟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那个“社会主义”已有很大不同。“意识形态第一”的观念以及种种道德的感召，都烟消云散，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追名逐利的欲望，一下子爆发出来。媒体一如既往地大吹大擂，只不过现在不再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如何高尚，而是一再证明金钱对人的激励作用乃是道德不能替代的。湖北省有个县委书记名叫何亚斌，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印上当地的主要产品：“茶叶、烟叶、木材、黄磷、电石、乙炔炭黑”，还有“优质高品位风化磷矿十二亿吨”和“古海生物化石”。四川有个名叫张宇林的人，常给党报写评论，这一次他写道：“谁来重奖邓小平？”北京的李谷一跑到河南一座小城南阳去打官司，说《声屏周报》和一个名叫汤生午的记者侵害了她的名誉权，必须拿18000元来赔偿。像康柏华那样的普通人，既没有成就，也没有名誉，只有梦想在燃烧，于是买卖股票成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最重要的机会。报纸用了很多叫人丧胆的词汇描述康柏华之死：“血的事实”、“血祭”、“新中国大陆股市第一位殉难者”。奇怪的是，人们不为所动，《投资者》杂志还公布了一对夫妻的私房话： 　　“明天再跌怎么办？” 　　“既然是市场，价格总会有升有跌的。” 　　“好，听你的。把电视打开吧，看看’开心今宵夜‘。” 　　这杂志的主编还嫌不够，又怂恿他的读者：“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会激发您奋勇投入其中，还是畏而退避三舍？选择吧！”这可不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唱的“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里面没有浪漫，没有似水的柔情，只有纯粹利益的角逐，但是它照样可以驱使人们把巨大的情感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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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夏天，在股票市场上选择勇往直前的大约有150万人，和全中国12亿人比较，还不多，但这些人已经把上海和深圳这两座城市搅得天翻地覆。股票市场上一夜暴富的机会的确比现在多，一个穷困潦倒的上海人炒股成了“杨百万”的故事，借助于报纸、电视台和普通人的嘴，广为传播。“大款”是80年代兴起的词，但那时候人们说起这些人，只是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与己无关。现在不同了，人们谈论富人时，眼睛里全都闪烁着艳羡的光芒，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欲望。 　　让老百姓从腰包里往外掏钱这样的事，伟大人物的号召或者专家的怂恿是很难奏效的，但若仅从时间的先后上看，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与这年夏天的股市波澜的确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1月19日，邓到达深圳的那个早上，上海贴出海报，宣布“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所有银行、信用社和证券公司的门前都卖，可是没有人理睬。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大幅广告——“一次购买，全年使用”，人们说：“报纸这样卖力推销，肯定不是好东西。”一个老太太70岁了，眼睛一花，把股票认购证当成存款单买回家，花了3000块，受尽儿子和媳妇的奚落。再早几年，深圳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发展”上市的时候，也是无人问津的，不得不由政府官员带头购买，其情形有如他们在危难时刻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看来深圳市的领导人抓住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机会。他们对邓小平说了这件事，邓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好了放开，错了纠正。”这话看似中立，实则有极大的煽动性，不然，田纪云也不会在几天后到证交所视察时开口就说：“股票是个好东西！”深圳也不会在邓刚刚离开，就把说了好几个月的“新股上市”付诸行动。 　　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从这天起，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同步看到这里的股市行情。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证监委，刘鸿儒只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已经在这证交所里投入他的激情和智慧。上午9时，他侧耳倾听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钟声，眼看着蓝色电子显示屏上出现海外投资者的第一次叫价，激动不已，可惜没有成交。大家不甘心，等啊等，心急火燎，过了48分钟，第一笔终于成交了——南玻A股2000股，很小的一次交易，但震耳的喝彩声还是在他周围响起来。“今天是深圳股市走向世界的第一天，”他对身边的记者说，“给我们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吧！”大家拥过去合影，有十几个人，都是笑逐颜开。那时候像他们这样激动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站在旁边看着，纷纷说：“这些人不是有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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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春天还没过去，就没有人再说那些热衷于股票的人“有病”了。人心已然大变。大家知道了康柏华之死，反倒是责备多于同情。有个人说：“今天来一个自缢，明天来一个服毒，不把正常的股市给坑了？”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冷酷，但也一致同意康的心理过于脆弱，这是发财路上的大忌。是啊，他已经忍受了15天啦，假如他不是寻了短见，而是咬紧牙关硬挺着，再过9天，到5月21日，股市就会一飞冲天，他也就梦想成真了。 　　此前我们谈到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创之初，全都在艰难中挣扎，巴望着解开身上的约束，这是1991年的事。到了1992年5月中旬，情况并没有好多少。政府还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戴着一顶“最高涨幅”的帽子。也有人说，这不是“帽子”，而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5月21日，“盒子”终于打开了。上海证交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这一天对于上海的价值，有如2月28日对于深圳。这意味着政府对股票价格不再横加干预，听由股民哄抬或者打压。消息提前16个小时传出，好像一阵风吹过这座城市，把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沉闷气息吹散了。市民亢奋起来，从每一个角落涌出，汇聚到证券公司。股市已经收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胀。毫无疑问，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一个记者到处跑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下一句：“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证券公司门口，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说：“这回该狠狠搏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全城30家证券交易点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教训的，一片沸腾。一位老者牵着三尺女童路过这里，自语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仰望爷爷，好奇地问：“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是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不过只是形似，若说其中神韵，完全是两回事。60年代中国人心中只有一个“与人奋斗”的念头，现在则充满了发财的欲望。有人连夜驱车跑到杭州，把这180公里的沪杭公路弄得通宵车水马龙。那时候只有杭州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这些人深夜赶路，显然不是为了去看西子湖畔的桃红柳绿，而是为了追赶次日第一时间的股票交易。到达杭州的时候已是黎明，朦胧晓色中，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前早有一条由人组成的长龙。这座秀丽恬静的城市现在也和上海一样，躁动地等待着这个朝霞满天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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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盘后的气氛果然不同凡响。摆脱了控制的股票价格，就像摆脱了约束的人心世情，扶摇直上。新股老股携手并进，两天涨了134%。到这个星期五收市的时候，上海股市出现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奇观：面值100元的“豫园附票”以10009元收盘。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说的是微软公司股票从这时起，十年涨了33倍；可这“奇迹”哪里比得上当日小小“豫园”——五天涨了100倍再加9元！ 　　送走春天，迎来夏天。上海股民的大家庭里每天增加1万人，有30万人了，大家全都像过年一样快乐，但是当初给股票价格摘“帽子”的那些官员现在胆怯了。他们在出奇制胜以后，不肯乘胜前进，反而忧心忡忡起来：人们后来都说这些官员昏庸无能，其实这是过于苛求。让政府官员领导股票，本来就是勉为其难。50年代初共产党取缔股票市场的时候，他们中大多数不是没有出生，就是还在襁褓中。他们的股票知识，并不比茅盾《子夜》的读者更多。他们被那“潘多拉盒子”里面跑出来的“疯狂”、“嫉妒”和“罪恶”吓坏了，正在想办法把它们塞回去。 　　6月1日，上海证交所率领它的20多家“会员”，浩浩荡荡开进“文化广场”。这广场其实是个大剧场，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没有座位，空空荡荡：政府叫股民们都到这里来，告诉他们，股民太多了，而股市委托代理点太少，实在挤不下，所以才在这里开辟新的交易柜台。这想法不错，但是官员们却又自作聪明，要所有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这叫“只许卖不许买”。9点刚到，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数人一看就觉得苗头不对：政府只许“做空”，这股价还有不跌的？人人心中乱成一团，广场秩序就更乱了。大家前拥后挤，全都喊着要卖，还不到30分钟，就把隔离栏杆冲得七零八落。几个官员赶到当场，一看大势不好，赶快宣布暂停营业。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来“领导”股市的，也没有人说他们瞎指挥。什么“政策面”、“基本面”一类的说法，也是好几年以后才由股评家的专业术语变做老百姓的口头禅。 　　“文化广场”这一暂停就是七天，等到再次开门的时候，至少有八个柜台可以“小额买入”了。以后两个月，广场的委托柜台慢慢多起来。到了这时，谁都看懂了，政府的办法虽然雷厉风行，其实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既不肯让股票暴涨也不肯让股票暴跌。于是人心稍定，都说这广场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大集”，也不再争相抛售。不过，最惊心动魄的“证券大集”已经南下，转移到深圳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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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杂志如此这般地描述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8月的第一周，上海人挥手告别“文化广场”，匆匆赶来这里，租下闹市中心上海宾馆的整整一层楼；还有一群北京人，在帝豪酒店安营扎寨；还有一群黑龙江人、辽宁人和吉林人，他们驻扎的天池宾馆，距离证券公司只有几步。几个小时的工夫，这些人就把深圳街头所有带“股”字的书全都买光了，就像蝗虫席卷一片正在生长的麦田。他们通晓“移动平均线”、“RSI、”M顶“、”W底“这些术语，有些人还手持一台小型股票行情显示器，或者一部装置股市技术分析软件的电脑，那时候这些都是新鲜玩意儿，所以当他们得意洋洋地宣告”股民不出门，全知股价情“时，别人都挺羡慕。 　　可是说归说，实际的情形却又两样：那几天是没有人能够”不出门“的。全城21个证券营业所，个个门前人山人海。人们排着队，昼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却不是人，而是人群中的一张纸。它一次又一次地传到每人手中，又由后来者接过去，纸上密密地写着人名。其实，人的名字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每个人名前边的序号。这种把人编成号码的办法乃是百姓自发创造，并由众人选举的”龙头“付诸实行。按照规定，”龙头“每隔两小时点名一次——不是叫人名，只是叫序号，比如”三六五号“，或者”五六三号“，闻者立即答”到“，无论昼夜，不得间断，倘若两声之后没有”到“的回应，”龙头“当即将该号码连同人名一并划去。 　　现在20岁以上的中国人，全都经历过”排队的年代“，70年代以前他们缺粮食，缺棉花，缺钢铁，缺煤，缺电，夏天缺西瓜，冬天缺青菜，一年四季都缺豆腐粉丝花生油。80年代他们不缺吃的了，可是缺彩电冰箱洗衣机……紧缺的感受让他们在购买商品时既疯狂又有耐心，既有激情又有韧性，也让人人精通了排队的艺术。现在，他们要用这种精神和这种艺术去抢购新的短缺商品——股票认购券。”有了认购券，就是有了钱啊！“排队的人们把这话连同号码一块传递着，以为发财的时刻就要到来。他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在前边等着他们的除了那些”新股“之外还有什么。 　　1992年新股发行的数量早已确定，但怎么卖出去却让政府颇费踌躇。新股票只有几种，而想要买的人却有150万，不用说，这是”狼多肉少“的局面。一群官员组成的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煞费苦心，弄出四个办法，让《金融早报》公布出去，由民众讨论：谁都知道这种讨论不会有结果？政府本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要赚钱，证券发行商想从中渔利，银行职工想着”近水楼台先得月“，连警察也想乘机捞一票。就这样扯了两个月。还是不能平衡。问题回到领导小组。这导致领导小组犯了一个错误：把1991年的老办法捡回来再用，其核心环节是发售”新股抽签表“。简单地说，你要想买到新股票，就要参加抽签；要想参加抽签，就要买到”新股认购表“；要想买到”认购表“，须得手持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去排队。一个证买十张表，十张表中一个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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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7日，此令颁布。股票市场还没涨，进入深圳的车船票价先涨了：原来25元的现在100元，原来30元的现在200元。进出深圳的绿色通道，有进无出。有边防证的人理直气壮向前挤，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吕庆才没有证，踌躇再三，忽听武警一声喝：“是去买股票的吧？证丢了？给一百块钱弟兄们吃个饭就行啦。”他知道不放下买路钱是过不去了，就说：“二十吧，不都是咱们国家土地嘛。”“最少八十，”两个兵娃说，“要不别想过。” 　　深圳大街上，人越来越多，宣传车到处跑，高音喇叭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男女老少排成的队伍浩浩荡荡，有如神龙不见首尾。走在街上的人看到队伍，便站进去，站着的人看见有人进来，便赶紧宣布纪律。紧张的气氛弥漫在队伍上空，令所有人既浮躁，又规矩。一个记者观察了一个下午，到傍晚终于得出结论：全城21个窗口，每个窗口至少排着2万人，“四十多万人保持着安分守己的场面。一切都显得虔诚、公平而义严肃，令人感动”。 　　他还没有算上这些人背后的那些人呢。根据《牛熊大搏杀》这本书里的记载，排队的人大都肩负着亲朋的希望。一张车票带过来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一下车就会直奔邮局，那里有一个庞大的“军团”在等他：“瞧吧，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证，”一个年轻的邮差说，“我们这邮局快成了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几百个包裹朝我们这里狂轰滥炸。”一位从北京来的记者看到一袋装满身份证的包裹，有17。5公斤，不禁惊呆了。 　　“我们称过的，”邮政小姐说，“800个身份证1公斤，你算算吧，这一包有多少个。” 　　夜幕降临，人们开始疲倦，开始饥饿，有人要去小便，有人希望能坐在地上休息片刻。送饭送水的来了，还有送座椅送凉席的，有人试图换换班，队伍开始骚动，点名声越来越频繁，喊“到”声越来越无力，争吵声越来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来绳子，让男男女女全都紧紧抓住绳子甚至将绳子绕在手腕上，就如狂风暴雨中紧握着一条生命线。一种出自人之本能的欲望、执着和坚韧不拔，在午夜的空气中凝聚，安全感却在一点点地消失。这时候，离“抽签表”的发售还有40个小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