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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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某一天，深圳赛马俱乐部一声锣响，“猜头马有奖平分赛”便开场了。“入场券”每张港币10元或人民币8元，购买数量不限。无论是谁，看中一匹马，把代号写在上面，撕下副券投入票箱，便是“赌马”了，不过，当时不叫“赌马”而叫“猜马”。马场老板许诺，把入场券利润额的65%用来发奖，由猜中头马的人平分。骏马奔腾，人头攒动，全场鼎沸。鼎沸了三个月后，广州也如法炮制。一个姓郑的年轻人得了头奖5万元。这引起160个中国记者和70个外国记者的兴趣，有美国《先驱论坛报》、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日本“共同社”。他们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从来没见过。广州市市长就回答他们：“马在哪里都可以跑，它不姓’社‘，也不姓’资‘。”如前所述，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经典语言，无论窥测权力的还是谋取钱财的，嘴上都离不开这句话。直到多年以后，人们还认定它是1992年的焦点所在。 　　1992年的故事是从邓小平出现在深圳开始的，时在1月19日，旧历腊月十五。陈锡添在他的轰动全国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中，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天的深圳：“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人们后来提到这一事件，也都说那是一个“春天的故事”。不过，就当日情形看，这是在描述人的心情，要说气候，并不暖和。天空阴着，没有什么风，可也没有阳光。论节气这一天为“大寒”，乃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日子。谢非、李灏、郑良玉、厉有为、李海东这些人，全都身着质地厚实的西服，里面套了毛衣。陈锡添本人还在浅驼色的毛衣下面套了一件深色衣服。 　　照往常的日子，政府官员们就该上班了，但那天是星期天，路上还是静悄悄的，整个城市都在睡梦中。太阳依然没有出来，海风却一阵阵地从香港那一边吹过来，吹过深圳河大桥，吹在皇岗口岸边防检查站里身着制服的站长熊长根脸上，吹过市中心的国贸大厦，那些亭亭玉立在门外的礼仪小姐的长发都飘起来了。 　　上午8时，广东省省委书记谢非便率领属下官员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看到他们盼望的列车缓缓驶来，正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只是没有那么长。车厢门开了，激动不已的人们看到邓小平出现在门前，立即报以掌声。他们希望听到他开口说话，但却没有听到，还得殚精竭虑地等一阵子呢，要等到服务员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木板架好，等到一辆中型丰田面包车开过来，载着邓小平和他的家人进入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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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每一次离开京城一样，邓这次出行也是在一群地方官员的包围中，但他的本意正是要见见这些人，看看京城以外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他住下来，谢非想请他“作指示”，又思量他已千里劳顿，就忍住话头，提议他休息，没想到这时候他开口了：“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 　　“不会，不会，您放心。”周围的人这样说，却有点措手不及。大家发现这老头儿急着了解情况，可是却还没有安排：原来不是说他就是来休息的吗，怎么下车伊始就要“出去走”呢？ 　　他走到院中，沐浴在冬日气息中。院里花木葱茏，在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们眼里，南国的冬天也是一派春光。可邓小平是不管冬天还是春天的，他的心思在另外的地方。他踱着步，全凭记忆，一字一字背诵自己八年以前给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然后出了院子，走到深圳的大街上。围着他的那些人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思了。这位88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光着脑袋，露着花白稀疏的头发，不穿大衣，话越来越多，带着四川乡音，在城市的喧嚣中微微发颤。陈锡添后来回忆当日印象说：“他和蔼可亲，聊天时谈笑自若，妙趣横生。他没有慷慨激昂之状，经常是扳着手指，平和地娓娓道来，却道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陈那时候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唯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他的描述带着个人情感，难免夸大。至少在以下一段话里，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所感觉到的就不是和蔼平和，而是咄咄逼人的：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他说了这些之后，气氛不免紧张。他的女儿邓林这时候和他站在一起。她是过来人，熟睹政治风云，经验丰富，当即想出办法把气氛缓和一下。她指着火车站上“深圳”两个字，扶着父亲的一只胳膊说：“看，您的题字。人家都说，写得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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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笑了，所有的人都笑了。谢非现在心里明镜似的：这老人根本就不是来休息的，他是冲着1989年、1990年和199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他一边看就一边谈，他不是在一个时间谈，他整个进程都谈。”谢非说，“他谈话不像老人谈话，没有废话，没有重复的话，思维非常敏捷，语言非常准确，深入浅出，很精辟。”十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十年以后，一个名叫“过客”的人在互联网上也谈到这件事：“人们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完全明白他南方视察时的力挽狂澜。如果没有他，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痛苦很长时间，那不是’文革‘的痛苦，而是在看到现代化的曙光之后又被打瞎的痛苦。”人们把“扶大厦之将倾”和“挽狂澜于既倒”送给他。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旧居，堂屋正门两侧立柱上，一副用金色大字镌刻而成的楹联，就是这样写的。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大厦倾”、“狂澜倒”的痛苦是不应该重演的，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这种痛苦一样令他们感到厌恶，有如邓小平在深圳说的“老百姓不答应”。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他“不愧是当今中国台前幕后的第一号强人”。这话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普通中国人想要什么。当时中国有1133682501人，从来没有人统计过，邓小平得到其中多少人的拥护。他在过去几十年里所有的被任命和被贬黜，都没有经过老百姓的选举和罢免程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20世纪最后20年里中国最得人心的政治家，即使是反对他的那些人，也只能暗度陈仓。 　　邓小平是在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请求的。辞职信写给党中央政冶局。但是，直到11月9日全体中央委员同意了他的辞职之后，他才算是退休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天是可以留下一页的。党的领袖的“终身制”在这一天被瓦解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这一天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程。了解中国的人都会知道，权力老人的辞职，有时候并不意味着真的离开权力。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早有所谓“垂帘听政”一说，在当代中国的几十年里，所谓“退居二线”、“退居三线”的背后，也有种种复杂的情况。所以，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时，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不过，我们从现有种种记录来看，至少在那个时候，邓已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幕后的是非恩怨。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中国大政。当日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报纸，全都大张旗鼓地说邓小平“告别政治生涯”。如果不是他的本意，旁人是不敢这样说的。“你们有事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相信他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回到家里，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也许在他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情还能不普通，这就是他抽的烟。那是上海为他特制的“熊猫”香烟，过滤嘴比普通香烟要长出几倍，甚至超过烟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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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邓小平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他对基辛格这样说，对几个日本人也这样说。邓小平这样说，一定有他的理由。可在中国人听来，这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他的接班人听的。有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是在吓唬别人就是被别人吓唬住了。老百姓惶惶然不知所措，拿不准中国将会有一个怎样的90年代。邓当然不会忘记他在退休时说过“我也放心”，但现在看来这话说得太早了。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却都没有用，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他已经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再次走到前台来的，乃是出于他本人的信念。既然决定视察南方，就要视察出个名堂。他让工作人员为他去准备材料，还开出一连串问题，决心自己去寻找答案：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取得了哪些成就？ 　　这十多年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哪几年？ 　　目前国内否定改革的是什么人？什么观点？ 　　危害最大的、扰乱人们思想的观点是什么？ 　　国际上特别是东欧近几年发展状况如何？ 　　材料找来了，但他身边的人也开始为他担心。毫无疑问，他心里想的这些问题，是一些人特别想回答而另一些人特别不想回答的。有几天，大家还谈到“风险”，谈到他有可能再次被卷到政治的旋涡中心。 　　“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说，“但我要冒一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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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他精力充沛，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继续前进，毫无倦意，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谁都听得出他心里有一股怨气、一股不满，对于那些让他讨厌的人，又总是耿耿于怀，要借题发挥。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看到大街两边的高楼大厦，他就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听那些地方官员向他报告改革开放，他就说：“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听到有人说“万无一失”，他就不屑地说：“谁敢说那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不那么认为。”到了珠海，看到那一幢幢漂亮的农民住宅，他就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他一边表达着对80年代的神往之情，一边发泄对90年代最初两年的不满。看到市区欣欣向荣，他就说：“特区姓’社‘不姓’资‘。”听到珠海市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说了一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然后到了上海，看到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车间里一尘不染，他就说：“这些设备原来姓’资‘，现在到了这里就姓’社‘。”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到了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随行人员怕他太累，催他离开，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还有话要讲。”接着把手一挥：“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即便经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打击也不思改悔，可是现在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说这些话，一点余地也不留，仍然不免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呢。他还说：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说这话的时候刚刚离开深圳，坐在一艘快艇上驶向珠海。广东省省委书记谢非和珠海市市委书记梁广大坐在他的对面，听到这些，觉得惊心动魄。舷窗外面东风浩荡，小艇劈波斩浪，在伶仃洋上划出一道白色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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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锡添站在蛇口码头上，望着小艇远去，心里忽然升起一个巨大的希望。作为记者，他知道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光是’邓小平到达深圳‘这几个字，就已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他这样想。而现在全中国十万个记者中，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着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全部细节都揣在他的兜里。“太令人难忘了，实在是太重要了。” 　　陈有一副北方人的身材和一张南方人的圆脸。浓发，高颧。每当邓小平开口说话，他就站在一边，把眼睛盯着那老人的嘴一眨也不敢眨。他是那种兢兢业业、易激动、肯吃苦、总想成就大事、决不超越官方之轨的记者。这一年他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当地党的领导人最信任的记者之一。在中国，每一座城市里都有这样一批记者。 　　当日陈锡添被召到市委办公楼，领受随行采访之责。他得到的所有指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此事绝密，不得外传。”这时候距邓小平专列的抵达只有16个小时，但是就算只有16分钟他也不会紧张。他明白没有上级的准许，他不可能发出这条消息，而他的上级显然没有这个意思。在以后的五天里，他只是在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那时候人们还不习惯使用袖珍录音机，至于如今流行的针眼摄像机，根本没听说过。有个人倒是想起把个录音机放在西服口袋里，一听到邓小平开口说话就把手伸进口袋乱按一气，结果忙中出错，一个字也没录上。陈只得到一盘空白的磁带，幸而他能忠于职守，每日“屏住呼吸，快笔疾书，用纸片急速记下一句半句”，晚上又绞尽脑汁回忆细节，把零星的记录连成完整段落。 　　陈严守“保密”守则，可到了第三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唯一知情的记者了。1月21日，星期二，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法新社说他“正在视察”；美联社还补充说：“这是约一年来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在视察过程中，他一点也不显得累。”这些消息全都发自香港，说是来自深圳政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 　　1月23日，邓小平站在码头上和他们握手，转身离去，忽然又转过头来，对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那口吻就像一个啰唆絮叨的老人在关照自己的孩子。陈锡添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第一个冲动就是发出一篇消息。他去请示市委宣传部，人家告诉他“暂时不报道”。不是因为那些官员不把这件事当作新闻，恰恰相反，谁都知道兹事体大。当天晚上，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受命前来，和陈一起整理邓的谈话记录，全部誊清呈递市委。陈做完了这一切，兴奋之余不免失望，越是失望越是觉得不能擅自做主，只能向吴松营说一句：“打道回府。”他还没有回到家，报纸上——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东方日报》、《信报》、《新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日本的共同社，英国BBC，台湾“中央通讯社”，就出现了下面这些大字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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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公此行必有大动作”； 　　“邓小平一行抵达珠海，下榻石景山庄”； 　　“邓小平促改革升温，批评停顿就是倒退”； 　　“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只有下台”； 　　“邓称三中全会路线要讲百年，广东二十年赶上四小龙”； 　　……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同僚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到了2月4日，也即壬申年正月初一，上海的《解放日报》也按捺不住，就像一年前一样，它又刊登评论了。这一次不是“皇甫平”写的，但那架势却如出一辙。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这分明就是邓小平的口气。陈锡添眼看人家如火如荼地说着邓小平如何如何，可是他这个最了解事情经过的人，除了等待上级指示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不免沮丧。他每天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在家里过了春节又过周末。四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任何指示传达下来，连一点暗示也没有。他在《深圳特区报》里的那些同事全都按捺不住，有人说干脆自作主张，有人说这会招致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争论不休。不过，没有人主张继续等待。你只要想一想邓小平那些锋芒锐利的话，就会知道向上级的请示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时候有人想到“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这办法似乎不算违背“此事绝密”的规则，更何况还有上海《解放日报》的成例。有人私下跑到当地党的领导人那里说了这个计划，得到一个回答：“市委也是这个意思。” 　　这是在怂恿他们自行其是。看来当地党的主要领导，比如李灏和郑良玉，甚至还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委书记谢非，都有点等得不耐烦，可又全都不敢擅自做主。这局面异常沉闷而又富有挑战性，因为谁都知道中国官场上的一些奥妙：有些事情，你想等着上级在你的报告上写了“同意”再去做，那就永远也做不成，可你要是自作主张，也没有人会把你怎么样。做与不做之间，距离只在分毫，若非久经宦海风浪、政治经验老到之人，很难拿捏得恰到好处。现在，深圳市委的那些官员和《深圳特区报》编委会的那些委员，已经认定他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属于这种性质。春节假期过后，杨广慧和吴松营走进报社，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开始撰写计划中的评论。杨是深圳市委宣传部长，还是市委的常务委员。邓的南方视察后来终于能够公开，此人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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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目标的道路迂回起伏。《深圳特区报》在以后14天里发表八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一看便知这是报社的代表，很可能还有深圳市委在背后撑腰。写作技巧的运用与“皇甫平”如出一辙，洞悉内情的人一眼便能看出邓的原话，不明所以者也会感觉到明显的与众不同。作者显然也不是鹦鹉学舌，还倾注了自己的爱憎和见识：比如写到《要搞快一点》，就信誓旦旦：如果不搞快一点，“有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写到《扭住中心不放》，就朗诵诗：“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写到《要敢闯》，就说格言：“世上没有永恒的’禁区‘”；写到《多于实事》，就先说个故事：“湖北神农架野猪为患。有人想了个办法，在电线杆上装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狮叫虎吼的录音，吓唬野猪。开始果然有效。后来野猪听多了，总不见狮虎的踪影，识破是假的，便把电线杆拱倒了。当地人说，讲空话、唱高调，连野猪也骗不了，何况人呢？” 　　2月21日，邓小平回到自己家中。他离开京城五个星期，走了6000公里、四个城市，上百次开口谈话，一个劲儿地暗示甚至露骨地警告住在这座城市的一些人，不要试图把中国领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那样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他在出发的时候就抱着这种信念，现在，旅行结束的时候，他感受到普通中国人的情绪，更加信心十足。“我看到到处都是人”，他有一次这样说。周围人山人海，他出现在哪里，哪里便欢声雷动。那些身穿鲜艳民族服装载歌载舞的青年男女，极有可能是官员们为博取他的欢心而事先安排的，可是有些情节是无法导演的。那几个女工拉着他的手，个个笑逐颜开，一个孩子亲了他的面颊，没有一点畏缩。只要他一笑，人们也会笑起来，只要他一开口，人们总是翘首看着他，平心静气，生怕漏了一个字，然后为他鼓掌。所有这些情节，都令他感受到一种来自普通人的真情。 　　春节那几天，有一句话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百姓的茶余饭后：“邓大人南巡啦！”北京人善于描绘政治，举世闻名，就连大街上一个买油条的老头儿，也会俯首告诉你昨天晚上中南海里又出了什么事，绘声绘色，好像他亲眼看见似的，你听了也会哈哈大笑，就好像真的相信似的。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压抑中的宣泄，一种绝望中的幽默，一种紧张之后的放任，一种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品。这是纯粹精神的消费而与钱财的多少无关，也不是真的热衷于政治。现在眼看有个故事这么精彩，英雄又有了用武之地。就像“击鼓传花”一样，锣鼓声声消息走，鼓声一住，有人便摆出邓小平的样子开腔了，带着四川口音，伸出胳膊，用一只手扳着另一手的指头，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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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者还是不满足，他们希望知道得更多。然而官方还未公开表态。媒体也都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听凭南边一派火热，也不发出一点声息。好不容易露出迹象，可也羞羞答答。比如《人民日报》不再说“反和平演变”了，开始说“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要说的“更好”是，发展经济是为了抵御和平演变；也说“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了，可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是“通过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也不再批评皇甫平了，而是把邓小平14年前的一句话搬过来，说“团结一致向前看”。 　　党报编辑一边在自己的报纸上塞私货，一边“和稀泥”，让那些急于知道真相的读者更加好奇。万般无奈中，大家掉头去寻找《深圳特区报》，寻找《解放日报》，寻找《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信报》这些报纸。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在内地很少见到，只有外资企业的老板、高级饭店里的豪客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员才有机会看到。这在宣传部门来说是维护舆论安全的措施，在期望赚钱的投资者看来是一次发财的机会。一时间，大小复印社兴起街头。盯着南方的人可不光是那些达官显贵，凡夫俗子也都想要证实那些街谈巷议，他们在官方的报纸上找不到想要看的东西，就拿了那些旁门左道的报纸杂志去复印。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乃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长时间地遏制这种欲望，如同没有哪一把刀能斩断浩浩长江一样。党的领导人在过去岁月中对此必有无数体验，在1992年的春天，也一定会有更加切肤的感受。2月28日，也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八天、《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的第二十四天、邓小平南方视察的第四十天，中南海采取了行动，将邓小平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要求属下各级党的委员会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了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就开学了。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本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变故，学生听到校长说“’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都觉得挺新鲜，这和他们一个月前离开这个院子时耳边回荡的那些话，是多么不一样啊！ 　　大家全都心知肚明，这话不是乔石说的，是邓小平说的。但乔石确是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邓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一个，当邓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和邓一唱一和。总书记江泽民也是一个，十天以前的那个下午，他把一群文人召到中南海，对他们说，即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邓的讲话精神做“贯穿全篇的主线”。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就把他的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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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中南海加快了行动节奏，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既然迄今为止的所有行动并没有招惹是非，他们便准备得寸进尺：不仅公布邓的精神，而且公布邓的行动。市委的官员们开始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地方去写通讯，至于陈的夜班，区说：“由我来顶替。”陈在一家宾馆找了个套房，住进去，一边回想两个月前的那个故事，一边还在担心他写的东西能不能通过审查。就在这时候，一张《南方日报》送到他手上，头版一篇文章赫然入目：《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那正是邓小平在深圳一家企业里的情景啊。陈锡添不禁目瞪口呆。这一刻给他的打击，直到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我一怔：对小平南方谈话报道亮绿灯了！我奔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就铺开稿纸，挥笔写下了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 　　文章是一气呵成的，一边写一边发排。区汇文急不可待，转瞬间就看完了。两个人拿着稿子去找杨广慧，嘴上拼命申述，心里忐忑不安，却不料话音未落，杨就说：“发吧。稿子我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你们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第二天，3月24日，文章发表了。 　　文章的发表就是这样，完全不像当时和以后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直到十年以后，《解放日报》的三位记者还在追问陈，他的背后是否“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暗示”。人们这样想，似在情理中。由过去的经验看，通常都会发生类似情形，就眼前的进程来揣摩，也有江泽民的话可资凭借。江在4月1日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第一次公开提到“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还说“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重要谈话精神”。这的确可以给人留下某种联想的空间，但是陈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联想。“这是猜测，绝对没有”，他对记者说，“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的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他对面的几个记者全都注意到，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有力地挥了一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