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四眼光头佬 · 发表于 2011-12-5 05:10:59

　　东欧国家的政治变幻似乎没有影响那里老百姓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让那里发生了变化。外国人成群结队出现在北京的秀水东街和雅宝路的服装市场，上海的南京路和九江路上也有不少，他们被中国人叫做“国际倒爷”，因为他们大都来自东欧和苏联，把中国生产的服装弄到他们的国家里去倒卖。中国人却对外国服装兴趣大增。第一批进来的外国服装有德国“彪马”T恤衫，每件160元；意大利“迪阿多娜”运动服，每套480元；美国“耐克”运动短裤，68元；韩国“宾努”T恤，250元；美国“花花公子”宽松裤，150-300元；法国“公鸡”背心，90元；德国“阿迪达斯”网球鞋，480元；“鳄鱼”牌西装，中外合资的，2300元。那时候一个大学副教授的月薪只有140元，机关里的一个处长也是挣这么多。由此可见“名牌”的奢华，可是它的确成了城里人的时髦。在经过30年“为理想奋斗”和13年“为财富奋斗”之后，普通中国人大都学会了在贫穷中摆阔气。　　说起来有点怪，这个夏天，普通人大都从容不迫，冷静观察，还有几分幽默，可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和学者们却都焦躁不安，热血沸腾，不仅各自发泄自己的喜怒哀乐，而且还组织起来研究对策。当然不是为了陷于洪水包围的江淮千万难民，而是另有缘由。　　7月，万寿山脚下的中共中央党校聚集了几十个高级官员，再次活跃起来。党校的上一次活跃是在1978年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转眼13年，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人声鼎沸依然，不过，不是原来那些人，也不是号召大家解放思想，拿实践来检验真理，而是专门研究“反对和平演变”，公开的名义则叫做“学习班”。学员个个都非等闲之辈。有人拿出了最新研究成果：“和平演变三部曲”——攻心、夺权、私有化。这是用一种特有语言概括了迄今为止改革开放的过程。厉有为看了这些，当即表示不能同意，他说“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你这’三部曲‘给倒过来了”。在三部曲的发明者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如果任其蔓延下去，必会成为一种威胁，所以他把厉有为列为批判帮助的对象。他占了上风，甚至还能争取到一次机会到中南海去，在党中央的高级领导人面前兜售他的“三部曲”。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却没有得到他期望的回应。这不能怪他不努力或者口才不好，实在是因为发生了更大的事情。　　1991年8月，江淮洪水终于后退，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西北和华北则又无雨，大旱。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5亿亩，其中5000万亩绝收。但是这一切给予中国人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万里之外莫斯科发生的事变。对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42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

四眼光头佬 · 发表于 2011-12-5 05:12:21

　　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的最后行动异常激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的效果。总书记和总统的六部电话被全部切断，佩带冲锋枪的军人占领要害区域，闯进总统卧室，软禁总统，军舰封锁海岸，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日世界各国的评论中，有人说是“政变”，也有人说是“胡闹”，还有人说是一次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革命行动”。“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想解释这件事，“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但是那些“铤而走险”的人们始终声明，他们是在试图为党夺回权力。　　这一天是8月19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在远离莫斯科的福罗斯度假，“后院儿”起火了。这样说，是因为阴谋的策划者不是他的政敌，而是他的同志，全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这让他无法接受。“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他这样说。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许多地方的党组织也来推波助澜。党中央“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到了一起”。这样的事情在苏联出现过，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断断续续地想起了赫鲁晓夫七十大寿的庆祝会：“圣乔治大厅里摆了许多桌子……勃列日涅夫当场授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几个月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他以为自己就要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了，可是在以后的两天中，局势急转直下。莫斯科的民众不信任那些政变者，军队不听他们指挥，中央委员会里也开始有人谴责政变行为。共产党的背叛者叶利钦走上街头，站在坦克上面发表了支持总统的演说。然后，政变者就投降了，让他们的“囚犯”重获自由。　　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对记者们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个人在大街上对着麦克风大喊大叫，说要把所有共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现在戈尔巴乔夫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正是这个。不过，他没有做得那么绝，他只是把自己“扫地出门”了——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那不是我出卖了党，”他为自己的决定申辩，“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又说，共产党中的保守派应该对党的解体负责，“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

四眼光头佬 · 发表于 2011-12-5 05:13:01

　　苏共愚蠢行为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8月19日那一天，中国人的眼睛，没有不往莫斯科那边看的。自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人心又一次提了起来。看到苏共总书记被软禁起来，中国这边就有很多人高兴。一个官员从他的办公室跑到走廊上，一边额手称庆一边对着同事高喊：“干得漂亮！”有些人高兴完了，又颁布最新指示：注意内外有别，不要喜形于色。可是，正当这些人拼命忍住不要笑出声音来的时候，莫斯科风云突变，“革命力量”束手就擒，戈尔巴乔夫竟又回到克里姆林宫。北京又有人说：“这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损失。”有人要求与苏联决裂；有人提议发动新一轮“九评”。党的高级官员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但却有人公开说，这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也是苏共内部出了叛徒的缘故，“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　　大多数中国人似乎认为，这结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有些人早就在预言苏联正在“和平演变”，现在事实俱在，话题自然集中到一起。一位高级干部说：“苏联、东欧原共产党的那种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平演变‘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宣部编写的一个小册子说：“这些国家政局的演变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这个地区得手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周××教授说，那都是叶利钦搞的鬼：“他不要共产党投他的票，他不在乎那两千万张选票。明目张胆地宣布搞资本主义，狂妄已极。”另一位教授高××说，没有一个“反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与之对抗，“势必要打败仗”。那位人民日报社社长也在那时候写下了自己的感慨：“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和平演变之所以对苏联东欧起作用，是由于苏联、东欧的党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 　　感慨之余，社长再一次想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打算采取新的行动。他垂眼看看国内，觉得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有必要再接再厉，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抬头看看世界，觉得形势危急，需要背水一战，力挽狂澜。既为《人民日报》社长，当然还要从报纸上寻找机会，于是他要求属下根据最新形势撰写社论，写好后直接送他审阅。他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来就酿成了一次不小的风波，他本人的仕途也从此露出败象。

四眼光头佬 · 发表于 2011-12-5 05:14:04

　　迄今为止，社长在自己的仕途上是一帆风顺的，在吉林当过省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当过副校长，还是“常务”的，这有点像13年以前胡耀邦的那个位置。两年前，也即1989年夏，自从他当了这家报社的社长，报纸面貌大变。他的观念鲜明，一直把“反对和平演变”看作最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且坚信真理在自己手里。　　8月26日，也即“莫斯科事变”结束以后第三天，他期待的社论清样被送到他的案头。他健笔一划，把后面四段删去，又加上三段，然后把标题装饰起来，叫做《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对那些只读标题的人来说，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那些批评《人民日报》不宣传改革开放的言论都是诬陷之词。可是他却在一个关键的地方露了马脚。“我们要问姓’社‘姓’资‘”，他这样写道，好像要出一口恶气似的，连续写了两遍，经此一改，这社论就出来这么一句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要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显然已经打定主意，不能在这场争论中置身事外。他将改定的社论清样送给上级领导去审阅。这一行为乃是依据既成的社论送审制度，并非反常之举。他在自己改定的社论清样上附有一信，一并呈送，对上级说他是“不同意公开争论姓’社‘姓’资‘”的。他一边把他想说的话公开说出来，一边又向他的上级表白“不同意”公开那样说。　　9月1日晚上，新华社依据成例将那社论全文播出，让全国报纸都能在次日转载。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社论摘要。新闻编辑目光如炬，一眼洞悉社论要害就在那几行字，全都摘编出来播发出去，还说第二天《人民日报》将要全文发表。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恰恰出现在这时。总书记江泽民听说《人民日报》也要来问姓“社”姓“资”，立即下令删去。这一指示辗转到达《人民日报》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接着新华社也接到同样的指示。大家齐心协力，把社长写了两遍的“我们要问姓’资‘姓’社‘”一笔勾销，将社论重新发布。这一夜，全中国大小党报的夜班编辑，全都看着两个版本的社论犯疑，既糊涂又新鲜。“我做了十二年夜班了，可没有见过这个。”一个地方报纸的编辑这样说。这还算好的呢，报纸编辑大都是政治老手，不用人教就知道应该怎样亡羊补牢。糟糕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已是覆水难收。境外及港台的报社也不会那么老实地听从党的指示。第二天一大早，那些报纸，香港的、台湾的，还有国外的，全都津津乐道这件事，他们觉得这一回抓住了把柄，就说：“中共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四眼光头佬 · 发表于 2011-12-5 05:26:09

　　这真是《人民日报》的痛苦之夜和尴尬之晨。种种不利于社长的传言在编辑部内不胫而走。社长1989年夏天进入人民日报社以来，一向都是“真理的化身”，突然受此重挫，其心情之坏可以想见。可是这位社长不是轻易言败的人，他睁大眼睛，寻找机会抒发心中激愤。两周以后，机会来了。那是9月18日，《人民日报》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信是没有具名的“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所写，其中一句是：“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编者看了这些，还觉得不过瘾，有必要再写几句：“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说完这些，又抄下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要读者都来“与这几个共产党员共勉，为扞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　　社长吟毕文天祥的诗句，就到上海去了。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没有声张，连他的那些助手也不知道，属下想要请示报告，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可是只有他的私人司机才知道。这都是当时的传言，无人证实。直到7年以后，一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书《邓小平时代》才证实确有此事。作者带着嘲弄的口吻说他是“微服私访”：“他这样级别的干部去上海，不找上海市委，不找市委宣传部，而是直接找有关部门。”他去打探邓小平在上海到底干了些什么，与那个皇甫平又有什么瓜葛。他显然打听到了，因为从上海回来以后，他的脾气变了，他的下级都觉得他不再那么专横，浑身上下“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也略见收敛。可是已经晚了，几个月后邓小平再次视察南方，说有些“理论家”拿着大帽子吓唬人，人们都说“理论家”里肯定有他一个，他嘴上不承认，心里有些气短，对他的众多下级说，现在港台的报纸正在大造他的谣言。他一边痛斥别人不诚实，一边自己也造了一个谣言，说那“社论”是别人写的。这场戏后来被人叫做“偷梁换柱”——分明是他写的那句话惹的祸，而他却把祸水引到整篇社论上。　　他又高兴起来，也许这办法真能让他渡过难关。不过，仅仅震慑属下还不够，他的希望在他的上级。他回到办公室去，拿起笔来，写下《关于“姓’社‘姓’资‘”和〈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社论》这个题目。很显然，这一次不是修改社论，而是为“修改社论”辩护。现在“连偷梁换柱”也用不着了，可以直截了当地撒谎。他说“姓’社‘姓’资‘”一语“是原稿中有的”，而他本人则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又说自己在三年前就写过，“在新事物面前，有些人不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首先问它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辩护文章写完了，他行使社长之权，印制成册，上达党的高级领导人。这等于是向中南海表明他在“替人受过”。

四眼光头佬 · 发表于 2011-12-5 05:26:54

　　社长出此下策，以为可以逢凶化吉，可惜忘了弥补一个漏洞：那份带着他的斑斑字迹的社论原稿，好多人都看见了。有个人把这些情节详细写成文章，复印若干，到处散发。这可真是“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了。一时间，争睹者众。　　一篇报纸社论中的一句话居然闹出这么多故事，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垂头丧气，外国人一定会说“不可想象”。有时候你会觉得，国家的差别首先就在于它们的人民在心里想的事情不一样。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这些事情，西方人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心里想的是股票市场，是就业，是薪水，是住宅和汽车的贷款，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他们会对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激动不已。这一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了一个速度大约是二百亿分之一秒的原子开关。欧洲实现了人类首次受控核聚变，产生出1。8兆瓦电力的聚变功率，达到了3亿摄氏度——比太阳内部的温度还要高20倍，比核裂变产生的能量效率提高了600倍。这些都是西方世界发生的大事件。一位法国学者说，当今世界三年的科技用于生产力的变化，相当于20世纪初的30年，相当于英国大科学家牛顿以前时代的3000年。一位英国专家用另一种说法道出同样的意思：人类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长1倍，而20世纪70年代每五年增长1倍，90年代开始以后，每3年就能增长1倍。西方人这一年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些。美国的资本家们花了2100亿美元培训他们的雇员，还说要把这一数字提高2倍。他们说这钱值得花，可他们就是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热情、智慧以及数不清的资源，用来争论一句话是对还是错。那是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家，不知道这“一句话”的背后有着多少利益，也不知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道理。　　有迹象表明，对皇甫平的持续数月的批判、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反和平演变”、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班”，这一切都对邓小平产生了影响。到了这一年秋天开始的时候，他终于不再沉默，开始抱怨那些人的谈话不好，没有全面准确地讲“基本路线”。还说他一直在讲改革开放，没有人听；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人听。北京没有人听，他就只好到上海去讲。　　邓的声音从景山附近那个不大的院子里传出来，在京城那些关注政治的人们中间广为流传。敏感的看客已经发现形势有变。在9月最后一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江泽民尖锐地批评《人民日报》歪曲他的讲话。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大会上国家主席杨尚昆告诫人们扭住经济不放，决不能让其他东西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也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于别处。11月下旬的党中央全会，本来是要研究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的，现在变成了呼吁加快改革、重申农村政策全都不变的会议。李鹏总理说要结束治理整顿了。万里跑到南方去，到处说“解放思想”，还说“改革不仅要深化，而且要扩大”。又过了几天，江泽民在厦门特区说，要进一步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并且使视野更开阔，步伐更大。这些话都被新华社通电全国，被报纸电台电视台传扬到全世界。

四眼光头佬 · 发表于 2011-12-5 05:28:15

　　11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了全国报纸理论宣传研讨会的消息。会是10月份在济南开的，首都报纸和全国各个省市报纸负责理论宣传的官员参加了，都是当时走红的人物，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公开，有点奇怪，不过，与会者所说“我们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倒是一句老实话：有些人的处境的确不妙。他们还在慷慨陈词。11月，《求是》杂志警告说：“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12月，《人民日报》又把张德勤的文章广为印发。“在改革中怎么能不问姓’社‘姓’资‘呢？”张德勤说，“不问姓’社‘姓’资‘，就意味着可以不姓’社‘。” 　　12月9日，曾任宣传部门领导的某理论家在北京大学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六周年座谈会上，号召学生们学习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有一种特殊的品格，那就是“任何困难都吓不住难不倒他”。又引述王震的话说：“战场上，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对方也困难，甚至比我们还困难，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特别是两军对峙，势均力敌的时候，情况更是这样。”他这样说，真像深有体会似的，而且就是在说眼前的情形：“充分估计了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凶险。”“对于今后的风风雨雨，你们最好估计得充分一点。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各种思潮、各种麻烦的事情都会来到你们面前，你们要为党、为人民、为整个中华民族而奋斗。”“不能被敌对势力压倒，而必须把敌对势力压倒，哪怕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看来他把意识形态的争斗当成一场战争了，而且已经看出形势不妙。　　1991年最后的四个月里，解散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只剩下一个心愿：将国家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化的联邦，也许还能把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所描绘的未来变成现实。“凡此种种，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毕生事业。”他这样说。可惜，政变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也让改革失去了凭据。斯大林的雕像早就被推倒了，现在列宁和共产党其他杰出人物的雕像也纷纷被推倒，马克思的雕像仍幸运地留在莫斯科，不过那上面胡乱写着：“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民众当中支持联盟的人仍然占多数，人民不希望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但解决问题的关键掌握在各民族的政治领导人的手中，这就使问题复杂了。这些人正在国家委员会会议上激烈地争论，最后全都主张把“联盟国家”变成“国家联盟”，只除了苏联总统一个人。“看上去这纯粹是个文字上的争论。但是争论的背后却有一个问题。”末代总统说，“我们将是一个国家呢，还是要分成好几个国家？”这问题早就有了答案，这一年秋天，几乎所有共和国都已宣布独立。

四眼光头佬 · 发表于 2011-12-5 05:30:29

　　“到处是愁云惨雾，忧心忡忡。”戈尔巴乔夫后来这样回忆那些天的情景。这样的日子一直挨到12月25日，黄昏，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个房间。四周的墙壁都是淡绿色的装饰，一个电视摄制小组正在这里等他。晚上7时，随着克里姆林宫大钟的钟声，戈尔巴乔夫坐在摄像机前，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向全体苏联人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 　　差不多同时，苏联人也终止了“苏联”的称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也徐徐升起。戈尔巴乔夫已经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责，等着移交权力，可是俄罗斯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叶利钦却迟迟不来。他决定不再等待，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他立即交给新的统治者，然后就一心想着回到他在科西金大街的住处安静一会儿，不料那里来了一帮人，吵着要封总统住宅。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卸任总统幽怨地说，“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他在莫斯科郊外仍然拥有一处别墅，还有两辆“伏尔加”轿车，每月领取60美元的退休金，他最初希望能有200人来为他服务并且保卫他的安全，叶利钦给他留下20人。这些小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个新观念：不是国家离不开总统，事实正相反——总统的一切依赖于国家。　　国旗没有了，总统没有了，军队和警察也没有了，这个国家又存在了一天。12月26日，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就在法律上消失了。“这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悲剧。”会议的宣言指出，“实际上是一个伟大国家的终结。” 　　这一天也是毛泽东诞辰九十八周年纪念日。几万个中国人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他的水晶棺前，面对他的遗体表达景仰之情，另外几千人去了湖南省韶山冲，缅怀他的诞生之地。70多年前，是苏联的革命引导这个人走出那座山坳的，有如他自己说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对后来发生的这些事似乎早有预感。1965年也即他的革命胜利16年之后，他有一次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现在，1991年已经过去，1992年即将开始，那些“寻找毛泽东”的人们显然还不知道，这位伟人的内心深处竟有着另外一个精神世界。

四眼光头佬 · 发表于 2011-12-5 05:33:01

第5部分转折　　这是中国人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充满解放感和松弛感，到处都是激情、狂热和躁动的一年——在过去100年中，他们只有在1911年、1945年、1949年和1979年这四年里有过这种感觉。　　1992年的第一个星期，也即苏联分崩离析之后还不到十天，中国人就开始和“独立主义者”握手了。至少有六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在这一周里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就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的独立，也接受了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它继承了前苏联的全部国家财产、债务以及在联合国的席位。政治的风暴就这么过去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巴克图和吉木乃，运送货物的驼铃声，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更加热闹。他们在头一年把13。3万头活牲畜弄到边境那一边卖了，现在正在把更多的牛羊赶过去。看起来，苏联灭亡的故事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对老百姓来说是如此。“过去叫他们苏联，现在叫他们’独联体‘有点拗口。”一个商人在悦耳的驼铃声中谈起他的感受，“不过很快就会习惯的。” 　　1月1日，国内官方媒体兴高采烈地宣布，“92中国友好观光年”揭开序幕。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值得“观光”的不仅仅是名胜古迹，还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后来一本名叫《共和国历程》的书里说到这一年的情况：“一扫前几年的平凡，充满了一种全新的活跃气氛。”变化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你兴高采烈也好，若有所失也好，除了承认别人的变化和追随自己的变化，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在经历了新加坡默迪卡体育场上的“黑色的九分钟”1992年1月30日，在新加坡默迪卡体育场，中国国家奥林匹克男子足球队在九分钟内连失三球。之后，不甘寂寞的媒体在球迷中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有6675个人还在坚持拒绝外籍教练，这中间有一个人正坐在京沪特快列车上，认真地与同伴争论：“什么都是外国人说了算，是不是太过了点儿？”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愤怒地说：“你们干脆把国务院也承包给美国总统算啦！”可是赞成让外国人来执教中国足球队的球迷还是越来越多，总计有21。6万个，一个名叫施拉普纳的德国人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来到中国，被他们叫做“施大爷”。

四眼光头佬 · 发表于 2011-12-5 05:34:38

　　中国第一次派出头戴绿色贝雷帽的军人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还加入了核不扩散武器条约。彭定康就任港督，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指责他是“历史罪人”。大陆记者接受海基会副董事长陈长文的邀请去台湾访问，但却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问题久拖不决。一块比米粒还要小的铝屑，导致“奥赛特B1”卫星的发射失败。西直门内大街同乐饭馆的门前，数十人持枪袭击警察，场面有如几年后涌进中国来的那些好莱坞大片。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是43年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城市里，这一年里的“第一次”还有很多。18家国营企业（那时候大家都说“国营”，不说“国有”）同时宣布资不抵债，如果再没有人来购买它们，就只好破产了。报纸上列出了它们的名字。过去40多年中，它们既依靠政府，又养活政府。如今有个叫史文银的作家看了这消息，故意不说“它们”而说“她们”，挖苦地说：“她们不再和家里那个男人过了，她们投向了别的男人的怀抱。”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幸灾乐祸，他们不是在报纸上喊：“救救国营大中型企业！”就是上书中央：“再不给企业输血，就没什么希望了！”也难怪人们这样痛心疾首，那时国营企业占据了全国80%的资产，却已经连续三年利润下降，根据官方的统计，1989年国营企业实现利润下降1.88%；1990年，国营企业实现利润下降5.8%；1991年，国营企业利润下降14.2%。从银行借出好几百亿元，却又拖着不还。　　中央政府的预算是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430亿元，但是实际上超过了预算4倍多。数目惊人，空前绝后。1988年的投资增长还不到这个数的一半，已经被斥为“严重膨胀”，但现在国务院好像还嫌不够，又把建设三峡工程的议案弄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表决了，虽然获得足够票数予以通过，但却创下了反对和弃权者数量的最高纪录。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那时候差不多家家都有彩电了，但空调、洗衣机这些东西还很少，家用电冰箱也是稀罕物。移动电话刚刚传到中国来，全国才18000部，个个体形巨大，像块黑色的砖头，只有最富有的人才用得起，因为要花3万多元才能买来一个。家用轿车就更少了，所以那时候城市交通很舒畅，天也比现在透亮得多，总是阳光明媚。蓝天白云下，年轻人三五成群，骑着自行车，穿着T恤衫，圆领、短袖，后摆又肥又长，盖着屁股。他们还不说“酷”，不说“印”，而是说“狂”、“派”和“盖帽儿了”。T恤衫上还很少有名牌标志，也没有明星头像，而是印着形形色色的话：“烦着呢，别理我”、“真搓火”、“不会来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所向无敌”；年龄稍大的就是：“拉家带口”、“一事无成”；还有一些话，不分男女老少都能用：“我吃苹果你吃皮”、“想当官儿没心眼”、“情人眼里出西施”、“千万别爱我，没钱”，等等，后来又把“没钱”的前边加上“有气”，说这样才更符合实情也更解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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