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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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与明星之所以让人既讨厌又喜欢，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人的本性中日益膨胀起来的欲念，以及信守不渝的道德准则。新的生活使中国人渴望像明星那样风光，就算不可能，也渴望听到激动人心的故事，明知那都是夸张，也还是愿意听。实在没有故事，就说废话也行。一个在80年代已经成名的作家刘震云又写了一个故事，叫做《一腔废话》。“我们在废话中生活，就是生活资源的再生利用。”他后来解释说：“垃圾重要吗？如果没有垃圾，就没有垃圾之前的所有生活。”李枫写道：“普通人越来越习惯并善于在镜头面前表现自己。这可以成为一种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其实人们要表现自己是用不着上镜头的，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姑娘们都在翘首仰望明天，嘴里哼着刚刚在电视里面播出的宋祖英的新歌：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今天是个好日子 　　打开了家门咱迎春风 　　明天又是好日子 　　而在那些失意者中，也有一首旋律快乐、胸怀宽广的歌，对所有的男人都有感染力： 　　没什么了不起 　　生活中谁都难免出错 　　别泄气 　　和我一起开开这辆幸福的快车 　　跟我走 　　抬起你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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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快车”越来越多，纷纷跑到大街上，2002年6月8日，星期六，还在北京北三环路上的国际展览中心排成了队。有“宾利”、“奔驰”、“劳斯莱斯”、“宝马”和“奥迪”。这些车子普通市民是买不起的，但是仍然不妨碍他们去满足一饱眼福的愿望。这一天是北京国际车展的第一个“公众参观日”。根据政府后来发布的统计，来了8万人，其中有3万个女人。“如果女人也能开着漂亮轿车，在北京街头飞驰，”有个姓陈的女孩子说，“那可是非常酷的事情。”参观者在展厅内吃掉1万盒快餐，带走20吨广告资料，扔下11吨垃圾，都是前所未有的。组委会赶快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观众太多，挤得连大门都进不去，因此请市民尽量等到星期一再去。一个叫蒋朔的记者在当天的晚报上写道：车展火爆有三大理由：有人把看车当时尚；有人做梦都想买辆车；还有人就是喜欢看世界名车。有个姓赵的年轻人属于最后一种人。“现在侃车可是朋友间最时髦的话题。”他说。他来了解未来几年轿车走势，至少也能增加些朋友间聊天的谈资，因为“要是对汽车一窍不通，绝对被人认为落伍”。轿车进入家庭的过程长达一个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更长。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进程陡然加快了。交通现在成了问题，道路修得太慢，车子时速越来越低，平均每小时只能跑15公里。在此之前，轿车一直跑在一个比现在要穷得多的中国的道路上，2002年夏天，北京170万辆机动车中，私家车数量首次超过公务车。全国生产的轿车中，每七辆就有一辆卖给了北京人，轿车市场上的销量还在以30%的速度增长，政府不仅不限制，还在采取种种办法鼓励大家去买车。 　　这年夏天，中国发生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掩面长思的插曲。插曲的核心问题是，私人轿车的车牌号码可以由车主自己来确定。这在以集体主义和国家精神为宏旨的国家中，真是难以想象。那些在中国人心中大吉大利的数字，本是属于少数人的，“001”、“002”在大多数城市中是书记市长的“专利”，而有钱人则去购买“666”、“888”、“999”这些数字，普通人家即使买得起一辆自己喜欢的轿车，也没有办法搞到一块自己喜欢的车牌。他们都是到交通管理所去排队，轮到哪块是哪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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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这个白色底盘六位黑字组成的牌子（迄今为止中国所有私人轿车都是蓝底白字）来到北京、天津、杭州、深圳四个城市的大街上。报纸总有先见之明，有如“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纷纷站出来评论这件新闻，说“政府在鼓励人们张扬个性”。公安部说它是“2002式机动车号牌”，但是所有报纸都把它叫“个性车牌”。有家报纸说：“个性化就是人性化。”有个学者说，这“表现了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一个开明、进步的社会对个性化的选择是尊重的、提倡的”。有个人在“人民网”发言，说它“使车牌号资源分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公平和公开”。又有一家报纸说：“公民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加舒适，而社会生活也由此变得更加人性化了。”《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这样说，这是“制度创新的一个抢眼的范例。人们在‘抢’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车牌号之后，往往能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感，而精神满足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削平了由特权导致的‘数字鸿沟’，那些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特殊数字牌照将不再具有身份意义，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某种‘特权’，每个人都有希望在大街上‘吸引眼球’”。大家越说越觉得这事意义重大，最后有个结论：“这是公共资源的极大分享，是平民化时代的又一个明亮的信号。” 　　可惜事情并非如此简单。8月12日是新车牌颁发的第一天，北京发出去2300个。第一个“个性号码”的车主姓昝，他为自己的国产轿车要了个“123-456”。然后是一辆进口车，车主要警察给他打造一块“BTV·001”，这成了“北京电视台一号车”，让人看了想笑，但还不算太离谱。前三天，北京发出430副“001”，还有352副“168”。原来大多数人彻夜排队，心里想的不是“权力数字”就是“吉利数字”，就像他们过去羡慕的那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一样。《南方都市报》开始嘲笑他们，说“个性化车牌”没有个性。真正的“个性化”其实是不必排大队的。“我的个性，你怎么知道？”又说：“‘个性化车牌’的大队仍然表明着中国人公共生活中个性化的稀缺，同时也表明，个性化要在老百姓自身的生活中自己生长出来。” 　　看得出来，直到这时，大家还是鼓励个性的。“个性”这东西的确奇特，不论你压制它多少年，只要给它一个机会，它就会肆无忌惮地爆发。就像《南方都市报》盼望的，现在它“在老百姓自身的生活中生长起来”了。新颖的牌号层出不穷，分外鲜艳，也越来越不像话。有CHN，这是“中国”的英文缩写；有USA，这是“美国”；有WTO，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有FBI，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有263。NET，一个网站的名称；有IBM，这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有NBA，这是“美国职业篮球赛”；有UFO，这是“不明飞行物”；有ISO，这是“国际紧急呼救信号”；还有TMD，这是中国人的国骂“他妈的”。那些天，四个城市的道路上，行人全都张大眼睛寻找这些车牌，看到一个新鲜的就大呼小叫。真是满街笑语，满城兴奋。当然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USA-911”和“SEX-001”。前者是2001年震惊全世界的那场大灾难；后者挂在一辆金黄色的“现代牌”两厢轿车上，译成中文，就是“性·第一号”，媒体介绍车主其人，说是个“年轻的白领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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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人们纷纷掉转舌头，抱怨“个性超过规范难以接受”。人民网上有个网友说：“以他国的国难做素材，拿公众普遍厌恶的‘性’话题来调侃。如此一人‘张扬’众人不堪的‘个性’，值得去鼓励和纵容吗？”《中华工商时报》的编辑留言：“追求‘创意’的车主们应否有所‘避忌’？”但是这些来自道德意义上的指责显得不够有力。交通管理局还在犹豫，打算再看看。接下来的几天，事情闹得更大了。政府不断接到投诉。北京电视台查证那块“BTV”与自己毫无关系，于是说：“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位律师也说：他们公司的简称绝对不能随便乱用。这公司到现在还不知道“IBM”被人挂在哪辆车上，但却认为会给自己“造成影响”：人们会以为这辆车是属于这家公司的，还有可能把车主的行为与公司联系起来，如果那是一辆低档车，就算车主什么也不做，也会影响公司形象，所以“这可能会引起一场法律上的争论”。《北京青年报》现在不再欢呼“个性车牌创造了什么”，而是关注这些法律问题了。记者看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明飞行物”、“他妈的”，还有“性”，全变成车牌号满街乱跑，于是写道：“国外的政府机构在做出一项重大决策之前，必不可少的参考文件是《法律意见书》。”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是人们始料未及的。8月21日，政府终于不能忍受老百姓的别出心裁，于是发布公告，把诞生刚刚九天的“个性化车牌”给中止了。当时说是“暂停”，现在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冬天又要过去了，却没人再提。可见个性这东西就像那神话中宝瓶里的魔鬼，你把它放出来容易，想要把它再塞回去，可就难了。这不是说政府不应做出这种尝试，不是这样的。这只表明，如今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某些占据主导地位的精神，和新世纪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合拍。 　　或许这正是历史家黄仁宇在20年前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中国社会传统与世界潮流的冲突一经展开，则“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改变历史的机缘”。未来中国人面临的考验，将是他们的欲望和创造性在多大程度上冲破古老精神的束缚，同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个社会所容忍。变化将是新世纪的主题，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然则更加重要的事情：社会思想的背后是人。过去13年里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代新人长大了，他们的眼睛里面完全没有过去，只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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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是中国民族精神中一个全新的方面，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它还有另一个方面。今天中国对变革的恐惧和对变革的期待一样强烈，即使是那些最富有未来精神的人，也难免生活在尚未消逝的过去中。中国几乎是全世界唯一在飞速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对传统保持敬意的国家，把“承前”和“启后”、“继往”和“开来”当作一回事，永不分离。继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就家文学家笔下的爱情和生死一样。 　　因此，在经过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巨大变革后，中国人再次把注意力放在过去与未来的交会点上，他们要扬起风帆，与世界潮流合为一路，不间歇地向未来驶去，同时还在喋喋不休地回忆着过去的日子，怀念已经辞世的伟人、已被放弃的思想，一步一回头。 　　尾声 后继者尾声 后继者 　　在2002年11月8日发表的《中国与世界》一文中，法国作家萨米埃尔·皮萨尔特别提到：“中国已经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的大舞台，这次改革可能来得比人们想象的要快。”他在以前写的一本书中曾把中国说成“超意识形态的社会”，这与很多中国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他现在依然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并没有让中国人丢掉经商传统。“这种令人生畏的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技术和资本，”皮萨尔写道，“中国目前还在经历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 　　他在语重心长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为即将发生的变化拉开了序幕。 　　这一天的北京阳光灿烂，天气寒冷，刮着北风。夜间气温已经降低到零下，可是天安门广场上那些从南方移过来的棕榈树依然生机盎然，成为这座城市的罕见的绿色。从早上8点钟开始，2134名代表陆续登上人民大会堂东大门高高的台阶，报纸上说他们代表6335。5万名中共党员。此外还有1371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比以往历次党代会都要多。让中国记者感到意外的是一个来自上级的通知，要求他们在自己的新闻中把党的高级领导人都称为“同志”，而不要再提职务。但是“同志”这两个词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有些生疏，不要说那些对“同志时代”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了，就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也不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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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境外记者不能习惯的是另外一个通知：采访会议代表必须先向新闻中心提交申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寻找机会自行其是。一个女记者看到一些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代表在广场上照相，就觉得有机可乘，径直走向一个穿着彩裙的女代表，操着汉语说她很想问几个问题：你从哪里来？是哪个民族的？是第一次来北京吗？其实她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些事，却又不敢造次，憋了半天只好赞叹：“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几分钟后她就开始后悔自己过于谨慎，坐失良机。因为她看到一大群港台记者正在把代表分割包围，问这问那。大多数记者心里关心的问题并不复杂，却牵涉几个月以来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神经：党在理论方面的演变和中南海的后继者。国内记者是不能随便这样提问的，但是那些境外记者以为自己言论自由，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你认为让资本家入党不会使共产党改变颜色吗”这类问题。有几分钟他们围住了郭凤莲，知道这位“文化大革命”时红遍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曾经信奉“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所以觉得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具有象征意义。有个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混在其中，竖耳倾听，就听见郭的浓重的大寨口音响起来：“这要看他是什么样的资本家。有剥削人民的资本家，也有为社会谋利益、给社会增加财富的资本家。”又听见一个中国记者打断了她的话：“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肯定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了！”接着是一阵笑声。这外国记者站在人民大会堂高高的台阶上，看到中国人如此放胆说笑，不禁惊道：“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 　　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最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制定的原则下召开的，只不过，其中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仍然来自邓小平。这个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党的领导地位不容置疑，而且必须强化，除此之外，可以尽量地让中国的各种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江泽民只宣读了报告摘要，而将全文留给13亿中国人自己去读。人们在里面读到了过去13年的总结，读到这一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这有点不合常规，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五年，本来只需报告本届任内的事情。可是没有人觉得说说13年有什么不好。大家早有某种预感，但只有外国报刊敢于在当时就说出来。《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江的报告看上去像是“告别演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对的。13年前，江泽民意想不到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真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他决心尽一切可能防止中国出现混乱局面。如果有人预言13年后的中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那时候我们听到的预言，都是说共产党几年之内就会垮台。可是今天，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比那时更强大了。党的高级官员都说第三代领导人实现了承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甚至说，这13年堪称“盛世”。这是把江泽民时代看得比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时代还要辉煌。其实，即将卸任的总书记已经注意到：党如果真要保持自己的生机，真像中南海新华门前那条标语所说的“万岁”，那就必须做一件对她自己来说匪夷所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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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两周媒体上天天在说“发展是第一要务”，还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十六大的主题词，其实这是让亿万中国人都去攀登富裕之梯，而将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演变化于其中。这是江泽民时代的大脉络，也是成功之处，现在他似乎打算把这份遗产留给后人。一个来自贫穷闭塞地区的市委书记读完江泽民的报告，发现“报告中的‘新’字至少有90处”。他在有意无意间看到了2002年冬天中国大局中的焦点，有如《时代》杂志11月“中国专号”里说的：“中国人仿佛是世界上最不多愁善感的民族，对‘新’的崇拜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不过，十六大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其表面文字为多，只是其中最富有刺激性的部分，被官方媒体小心翼翼地回避了，那正是后来写在党章里的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的组织本来是以工农为基础的，这可以从她选择“镰刀加锤头”作为自己的旗帜体会出来，也可以在81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看到。那时候党的纲领是这样说的：“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按照这样的旗帜和纲领，资本家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党的敌人或者是产生敌人的土壤。那时候党的确是这样做的，她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贫困农民当作自己的同盟军。尽管后来知识分子不再被作为“异己”，但在理论上，他们只有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赫鲁晓夫以直率的断言使全世界共产党人大吃一惊，他说，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还宣称这是“现代的共产党宣言”。这些话在当时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在今天还被老一辈共产党人看作是修正主义的经典之作。十多年前东欧共产党的组织土崩瓦解的时候，中国人关心的是制止自己党内的分裂。但是从那以后这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党的组织也在变化。在过去五年中加入共产党的1189万人中，有3/4是35岁以下，有4/5受过良好教育。党的组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腰缠万贯的人，甚至还有“私营企业主”。党员中的工人和农民在50年代曾经占90%，后来占70%，如今却只占45%了，其中还有不少人的年龄越来越大，收入也少，正在成为这个国家的“弱势群体”。毫无疑问，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但她如果不想让自己变成孤家寡人，那就必须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自己。2002年冬季会议的最具深意之处，是党在改变自己，把自己的组织资源和执政基础扩大到工人农民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与其说这个变化是在建立全新的理论体系，倒不如说是在瓦解一种过时的组织体系。这种表面模糊实则犀利的含义，至今仍然未被党的领袖说破，但是，他们的确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不敢触犯的政治秩序和组织壁垒，浩荡大西洋、乌拉尔山和意识形态的屏障，都阻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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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1月7日，基辛格博士告诫世界100多位媒体领导人，不要低估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所包含的意义，“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此人在过去30年里38次来到中国，现在以洞悉一切的口吻对他的听众说：“美国人的政策被律师和讼案所操纵，中国人的政策由理念支配。”他说对了。在西方，理论是一种学问，只能被人探讨、改变和丰富，而不能支配人。而在中国，理论一向都是至高无上的，是执政者的一种力量，是使人既热血沸腾又谨小慎微的根源。 　　这里所谓“三个代表”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理念正是共产党81年历史上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之一。事实上在2002年剩下的几个星期里，整个中国都在谈论它。与此相应的另外一个理念是“与时俱进”。官员、记者、作家、经商者，以及所有感觉应当与党的步调保持一致的人们，都喜欢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三个代表”。这个词往往用得很随意以致失去了本来意义。一个城市的繁荣、一种新技术的推广、一个新电影的上映、一个官员的访贫或者亲耕、一个警察的临危不惧，都有可能被归入“三个代表”之列，只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这个词的某些含义表明，党的领袖对党组织的落后于时代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直觉。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江泽民是在2000年早春下决心用“三个代表”来改造、发展党的理论的。这位总书记自从上任以来，阐述过不少思想。他说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说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说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说过“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说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说过“科教兴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说过“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说过“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说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很了不起，可以算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最杰出的创造。但是时代在前进，共产党需要用新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新步骤才行。新时代的理论大厦又能建筑在哪里呢？于是他指示属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还说要“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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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党的八十周年纪念日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三个代表”，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定下了调子。他那满篇长句的讲话，有身边的文件撰稿人加以润色，歌颂辉煌政绩，阐明伟大目标，提出理想主义新境界，这是遵循一贯原则，每次讲话都不能少。说了“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说了“五十六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说了“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说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我们党”，还说了“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这些也都在听众的预料之中。但是下面这些话可就超出了今人的想象，也是他的前辈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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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的讲话23000字，洋洋洒洒，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表明他所谓“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不是随便说说的，后来他周围那些人把这次演讲简称为“七一”讲话，把他的思想概括为“三个代表”，并且说，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所有的省委书记都站出来，表明自己站在总书记一边。从后来的情形看，“三个代表”的确是江泽民13年执政思想的精髓所在。 　　一个领袖无论多么英明或者多么昏庸，都会有拥护他的集团，也有反对他的集团。有人崇拜他，也就有人诅咒他；有人歌颂他，也就有人嘲笑他。总书记呼吁党的组织“紧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可还是有些人现在连党组织自己的团结也不想维持了。对于江的这番努力，“左”的人士又惊又怒。反对的意见来自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有些人认为“三个代表”都是因袭前人，并无新意，有些人则认定，“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政变”。有意思的是，后者这一回借助他们一向仇恨的西方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有个名叫哈利·哈丁的美国人说，“‘七一’讲话基本上是赫鲁晓夫50年代全民党的翻版”，他们认为这是一针见血。美国《纽约时报》说，“中国领导人敦促共产党向资本家敞开大门”。日本《读卖新闻》说，江的讲话“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向‘脱离阶级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华盛顿邮报》说，这是“一个竭力设法在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革冲击的国家中保持重要性的组织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另一个转变”。路透社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努力，试图通过吸收资本家入党的办法来保持党对这个迅速变化的国家的控制”，是“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则基础上发生的一个最急剧的变化”。这些材料都被他们收集起来，成为他们控诉总书记的有力证据。他们指名道姓地质问，看看吧，对于“七一”讲话，“谁最高兴？谁唱赞歌？谁在担忧？”然后自己回答：“西方媒体无不欢欣鼓舞，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资本主义化，终于开始变成资本家的共产党了。” 　　夏天还没有结束，一个新的联盟就在北京出现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那位年迈的理论家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出警告：总书记正在开创一个“理论政变与和平演变的范例”，倘若不加制止，“将引起党内党外的疑虑和思想混乱”。赞成这位理论家的人，有些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他们在五年以前就曾表达过对90年代中国改革进程的愤怒之情。奇怪的是，还有一些本来不怎么热衷于意识形态争论的人参与其中，自称“一群共产党员”。他们说：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直接违反了党的有关规定，这是出尔反尔的做法”。还会导致共产党的理论蜕变和思想分化，进而“导致党组织的分裂”。所以，“‘七一’讲话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而是重大的理论修正。它涉及根本改变党的建党学说、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党的高级领导人居然如此为私营企业主“充当政治代言人”，“无异于向国内资产阶级投降，这等于公开‘傍大款’”，“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年来带有方向性的转折”。在说了这些之后，他们便宣布：“我们同‘七一’讲话的分歧，绝不是无关宏旨的意气或派性之争，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党的前途和命运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