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四眼光头佬

　　他绘制的社会结构图是个变了形的“枣核”，如此精致又是如此赤裸裸，不免极大地刺激了普通中国人的情感，也在外国人中引起激动。共同社记者说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它让党的传统理论感到难堪，因为按照陆学艺的逻辑，官员的权力现在成了“组织资源”，还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源”。由此成为“社会上层”，和大企业经理、大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人员们一起，生活在“山顶”上。在“山腰”生活的人群，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也叫“社会中层”。至于工人、农民和失业者，全都生活在“山脚”。 　　生活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失业以及半失业者，也即陆学艺所谓“社会底层”，似乎是在新世纪里陡然增加的。根据政府发布历年来的报告，外出打工农民在2000年是7400万人，2001年7800万人，到了2002年就是12000万人了。这种跳跃式的增长，部分原因是统计数据来源的前后不能一致，但户籍制度的改变以及城里人对乡下人习以为常，也是重要原因。对于那些在他们身边徘徊的农民，城里人现在不再叫他们“盲流”，而是叫他们“民工”。在政府的报告中，他们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此外还有一些新称呼，比如把“民工”中的女性叫做“打工妹”，而把那些男性叫做“打工仔”。 　　这也许是全世界最孱弱又最顽强的一群人了。一个“打工仔”，不论他是穿着西服、夹克、中山装，还是对襟袄，看上去都像一个用破旧报纸裹起来的包袱，外面暗淡无光，又脏又皱，里面空空荡荡，好像随时都会散开的样子。他的头发落满灰尘，色泽晦涩，衣着款式陈旧，脚下总是一双又破又脏的旧皮鞋。与同样年龄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苍老，与同样高度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矮小。他们迈着小而碎的步伐，游荡在城市街头，心里装着一种顽强的不安定感。他们的眼神漂泊不定，左顾右盼，里面有一种对陌生世界的恐惧，有一种纯朴的聪慧、天真的狡诈，还有一种只有流浪者才有的无拘无束和无法无天。和60年代初期也曾涌进城里的他们的父辈不一样，父辈那时候是在挨饿，到这里沿街乞讨，现在他们到这里是要寻找工作。他们已经不再挨饿，每个星期还可以吃一点肉，到了夏天也许还能喝上一瓶啤酒。但是他们通常每天的食物就是大米饭加上咸菜。政府已经宣布中国人不再挨饿，这是真的。可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肚子里面装满海鲜山珍的人，和一个肚子里面只有碳水化合物和盐粒子的人，是不一样的。一个满脸光彩照人，肚子挺起来，下巴朝天；一个脸色暗淡，小腹紧守，低眉垂首。当然他们有时候也会衣着整洁，系上领带，挺起胸膛，嘿嘿地笑。可就算这样，你也能一眼把他们从城里人中分出来。在他们的身上充满着相互矛盾的品质，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可叹、可恨、可气，也最可爱的一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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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里出现这些人群，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所谓“人多力量大”的逻辑上，而过去50年出生的人，这些年一茬又一茬地进入了劳动的年龄，每天有2万多人，每年有800万人。政府以往的就业方针，是把乡下人全都约束在耕地上，不许进城，又把城里人全都分配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所以，在乡下，是一个人的耕地渐由三个人五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种；在城里，是一个人的工作逐渐地让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做。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无须顾及自己的价值。企业是政府的生产车间，无须计算自己的成本。这局面所有中国人都习惯了，还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描述它：人浮于事。失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顽疾，可是它毕竟是在明处。中国这种就业方式的绝无仅有的价值是，它把失业隐藏起来，犹如一个人体内的癌细胞，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却逐渐繁殖和扩散。到了90年代的后几年，经济市场化的一个结果，是让大家都来计算人员的成本，这就发现，在农村，有至少2亿劳动者是多余的人，在城市里，“富余职工”也有2500万人。 　　由于这个国家的变数太多，所以谁都没有办法预测下个季度又会发生什么。2000年的最后一天，一个署名“上海市嘉定区失业者”的人在互联网上写道：“不要让我带着遗憾进入新世纪”，“我是一个年近五十，有三十二年工龄的老工人，如今我最终还是被企业踢向了社会，成了失业者。仅靠爱人三百多元的下岗费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还要供在高三念书的孩子学习费用”。他要求“还我劳动权利”，说这是“一个失业工人跨世纪的呼声”，还留下自己的信箱地址。希望人们都来帮助他。他显然没有想到，这国家里像他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有多少啊。这不能怪他，当时就连政府的官员和专家也很难说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在2001年12月说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2000年190万人，2001年350万人，还预计2002年500万人。可是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没有工作却又没有失业保险金的人更多。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本2002年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出版了，里面说，“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7%”，还说“已达警戒线”。如果属实，那就不是500万，而是1600万人了。有个记者发现这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超过太多，不免大惊失色，就去寻找该书作者莫荣，问他“7%是怎么来的”。莫荣说：“我们是用德尔菲法调查出来的。”德尔菲是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神殿所在地，据说可以预测未来。美国兰德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就以它为代号，改进自己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把调查内容拿去给专家学者看，征求意见，然后才作结论。就这么搞出一个“德尔菲调查”。莫荣搞懂了这个方法，于是选择25个学者和25个政府官员，请他们对失业问题发表意见。“这些专家学者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问题，注意收集这方面的信息，预测应该还是有根据的。”可是分歧还是出现了。莫荣发现，官员对中国真实失业率的估计偏低，不到6%，而学者的估计偏高，高于8%，他只好采用数据处理的办法得出结论。这番话很专业，读者只要理解他的本意是说自己的数字可靠，而且“近一两年还有增加的趋势”，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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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统计结果有出入，但基本的现实还是被公认的。一个新名词成为学者的口头禅，连政府官员也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就是“弱势群体”。它的含义与陆学艺之所谓“社会底层”是一回事。2002年春节前，中南海觉得不能再对“弱势群体”的问题听之任之，于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把熟悉情况的人都找来汇报。国务院有个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过去只管农村，现在他们认为城市里的“群众困难很多”，全国总工会也同意。常委们都明白这不是无病呻吟，不免着急。又过了几个星期，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就召开了。朱镕基对一群湖南官员说，十六大快召开了，不少官员都在考虑仕途，他本人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在想“贫富差距在拉大，如果富人再不交税，穷人支撑不了”。说到湖南居然也有很多无助的贫困者，这位出生于湖南的总理觉得脸上无光，把手抬到和鼻子一样的高度，请那些来自基层的官员“把问题看得严重一点”，还半是命令半是恳求地说：“不要再拖欠工资了，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看来这话起了作用。几个月后政府宣布，1930万城市贫困居民已被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民政部的新闻发言人陈杰昌说，这是中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应保尽保”。可是他的上级、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又说：“由于低保对象的人数总在不断变化之中，今年年底可能达到两千万。” 　　“低保”是个新概念，可也实行好几年了，是指政府在每个城市中规定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也被叫做“最后一道保障线”：全国平均计，每人每月为150元。各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是：北京290元；天津241元；石家庄182元；太原156元；呼和浩特152元；沈阳205元；长春169元；哈尔滨200元；上海280元；南京220元；杭州270-300元；合肥169元；福州200-220元；南昌143元；济南208元；郑州180元；武汉210元；长沙180-200元；广州300元；南宁190元；海口221元；成都178元；重庆185元；昆明190元；贵阳156元；拉萨170元；西安156元；兰州172元；西宁155元；银川160元；乌鲁木齐156元；大连221元；青岛200-210元；宁波260元；深圳290-344元；厦门265-315元。项怀诚部长下了好大的决心，把“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增加一倍，加上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就有105亿元了。发布这个消息的那天，报纸上喜气洋洋地做了大字标题：“低收入群体吃下定心丸。”可是如果真如陈杰昌所说“应保尽保”，那么每人每月得到不过50元左右，与所谓“最低生活保障线”相比，还差很多。可惜政府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就算这样，财政部还有3000亿元的赤字等着借新债来抹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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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保障‘最后一道保障线’？”2001年的年末，《半月谈》杂志这样自问自答：“有的地方，只要少盖一座办公楼，少吃几顿接待餐，少买几辆公务车，就能解决。”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这一年全国的公务车花了1000多亿元，公款吃喝又花了2000多亿元，只要拿出其中1/10，就能把“最后一道保障线”提高好多。 　　困难的确不少，但这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有人形容这两年的中国：“前进有困难，不前进就更困难。”一语中的。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最有争议的居然不是这些“困难者”，而是那些“不困难者”，也就是江泽民所说“中等收入者”和陆学艺报告里的“中间阶层”。根据后者的研究结果，这个人群不仅是新出现的，而且还是“扩张最快”的部分，所以中国社会正在“从原先的金字塔形逐渐向橄榄形转变”。 　　中国人所谓“中间阶层”，也即西方所谓“中产阶级”，有可能在今后十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但大多数中国人显然更关心中产者的物质生活，而不是这里面的政治是非。在寻常百姓眼里，一个中产者的标志仍然是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自己的轿车，收入除了用于衣食住行之外，每年可以安排远途旅游，还有一笔不大不小的积累用于投资。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到中产者的生活中去，就会发现典型的中产者多半住在城市里交通便利、物业发达的街道上，郊外拥有大片草坪的地方已出现一栋栋别墅，但那里人口稀少，都是富人，只是那些排列稠密、造型简练、价格也相对便宜的房屋，吸引了中产者中的上层人物，他们把这叫做“连体别墅”。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一对收入殷实的夫妇带着他们的一个孩子，住在距离他们工作、上学、购物、娱乐都不太远的地方，是最常见的。城市里面的富人区和穷人区还不是那么明显，但却正在形成。人们在购房的时候，既讲究地利，讲究款式，也挑选邻居。收入差不多的人们很自然地成为左邻右舍，但是在院墙的那一边，或者在马路对面，就有可能是破棚旧屋和领取“保障金”的人们。这种咫尺之间的天壤之别，一点都不妨碍中产者在自家房屋里面精心建造起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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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参观他们的住宅区，首先会发现这里有好些东西不同于十年以前：大门口站着警卫，路面有黄色的箭头指示你的去向，院子里还有深蓝色的泊车标志。大树都被砍光了，但是道路两边却有草坪、灌木和花坛。邮箱不再是那种墨绿色的大方筒，而是不锈钢的方格子，精巧美观；牛奶也不再用那种又厚又重的玻璃瓶装，而是一种乳白色的塑料袋。一个典型的中产者为自己选择的公寓，通常是150平方米以上。有三个房间、两个卫生间、一个客厅和一个带有餐厅的厨房。房子都是崭新的，有坡形屋顶和落地玻璃窗，无论高矮，都是西洋的风格，既亮丽又典雅。原来从1990年起，城市里的住宅就一代比一代更新颖更漂亮，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同80年代以前的房子区分开。有些房子在那个紧缩的年代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被人们叫做“烂尾楼”。例如在北京市中心米市大街和金鱼胡同的交叉口上的一栋大楼就没有完成，十多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顶一直仰望天空，日晒雨淋，现在也封闭起来重新建设，不日就将脱颖而出。 　　80年代以前还不敢想象、甚至根本没有见过的很多物质享受，现在全都进入他们的家庭。家用空调机和自动洗碗机、洗衣机和干燥机、电烤箱、自动咖啡壶、面包烤炉、自动点火燃气灶、卫星电视接收器、大屏幕彩色电视机、遥控高保真音乐中心、家庭影院、易洗免烫的衣服、双层中空玻璃窗、防水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录音电话、对讲机、家用电脑和宽带网、数码相机、玻璃纤维钓鱼竿、自动防盗器……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个中产者的家庭就像一个时代进步的展示厅，每年都要增加几样新鲜玩意儿。商店里面有什么，他们就要搬回来。等离子彩色电视机最便宜的也要5万元，所以对于中产者来说还是一个奢侈品，可是报纸上已经在说，要不了多久这种电视就会普及啦。果不其然，这边话音未落，那边就有广告说它降到3万元了，所以它在2002年很自然地成为中产者的新目标。 　　中产者冬天在家里取暖都是用中央供暖设备或者空调，以电力作为能源，那种依靠人工加煤的取暖炉子已经被淘汰。20世纪北京这座城市一年要燃烧2600万吨煤，由一个浑身墨黑的人挨门送，骑着一辆平板三轮车到家家大门口，把一种制成蜂窝状的煤块搬到墙角，再压进生铁制成的炉膛里，这也是这座城市遭到严重污染的原因之一。夏天在家里的降温使用空调，不再像70年代以前那样摇着芭蕉扇，也不是80年代那样依靠电风扇，所以耗电量大增，每天要用57亿千瓦时。用电需要提前到银行去买，一个家庭一个夏天需要多少度电，写在一张卡片上，是1000度还是100度，银行职员一看便知，也成为学者们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一个中产家庭的用电量，通常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十倍。”有个学者在作了一番比较后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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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主妇开始用热水洗碗。大多数中产者的家里还没有“二十四小时中央热水系统”，所以全都装了电热水器（也有煤气热水器）和淋浴设备。他们开始学习西方人，每天早晚洗澡，吹发，剃须，淡妆浓抹，把很多时间花在卫生间里。主妇们开始抱怨家里房间太多，打扫卫生太累，在做那些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要先戴上乳胶手套，以便保护自己的手不至于变粗糙。丈夫们一般自己不动手，但却买来无数工具为妻子帮忙：清洁剂和消毒水、防虫药和地板蜡、一种让她不用弯腰的地板擦、一种让她不用伸手的抹布、一种不用把身体探到窗外的玻璃清洁器、一种德国制造的墨绿色的吸尘器，它可以把地毯、窗帘、沙发和被褥内层的灰尘都吸出来。2002年全中国有几百种吸尘器，但全都不如这一种好使。所以尽管它价格昂贵，可主妇们人人喜欢。 　　姑娘们已经懂得怎样抹口红。在她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母亲就告诉她们，体面人家的女孩子每天换衬衣，在裙子下面穿上衬裙，在上衣下面戴上胸罩，胸罩质地要好，做工要精，既不能大又不能小，既柔软又挺括。而母亲自己像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在妇女用品商店里看到这东西还脸红呢，那时候她们的母亲总是警告她们不要把胸脯挺得过高，以免招惹男人的目光。而现在，她们不仅教给女儿怎样才能更性感，还知道怎样让自己更年轻。 　　和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女人比起来，有地位的女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年轻的时候显得更成熟，年老的时候显得更年轻。此外一个中产阶层的妇女还有很多好处：她不像富家女人那样寂寞而缺少真情，也不像穷家的女人那样，周围满是喧嚣而没有宁静。她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几个知己可以倾诉衷肠。男人们喜欢恭维她们，让她们走在前边。她往轿车前边一站，就有人为她开门。她往柜台里面一望，售货员就笑脸相迎听她吩咐，看中什么衣服就可以试穿，要买哪条鱼的哪一段肉就切下来。她们喜欢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连卡佛”和“恒隆广场”、北京的“赛特”和“燕莎”。尽管北京人都嫌那里的东西贵，还把“购物到燕莎”说成是“京城第一傻”，可她们还是喜欢去。有一项调查提到，中产阶层的消费者中，有35%的人最看重购物环境，25%最看重服务水平，15%看重商品质量，而在乎商品价格的人只有15%。到“燕莎”来的人中，每100个里有23个是自己开车来的，这里环境幽雅，没有那种人挤人的场面，头顶灯光的色温是3500，溢出来的光线既明亮又柔和，而且不会影响服装的色调。但是她们现在的最新享受已经不是购买时装了，而是另有去处。她们有自己的发型设计师，每周做一次美容，还至少参加一个俱乐部，其内容有形体芭蕾，或是网球、滑雪、击剑、骑马、游泳，完全是兴之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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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产者身上有些让工人农民讨厌的东西。他们既贪得无厌又精打细算，过分看重利益，不讲义气，从没听说他们中间有谁“为朋友两肋插刀”，事实上如果缺少利益的纽带，他们就很少有亲密而持久的朋友了。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和未来最有信心，都认定过去五年来自己的生活改善了，并且相信在未来五年里将会过得更好。一个中产者家庭和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还不完全相同，后者必须把收入的39%拿去购买食品。可是一个中产者的主妇，只把收入的20%用来购买食品就足够了，而且吃得更讲究。她仍然把家庭收入当作最重要的事，不过，已经不在乎职业的稳定，不再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单位，而且还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21%的人工作一年就想“跳槽”了，有62%的人在三年内产生“跳槽”的念头。即使是那些年过30不再年轻的人，当他们被赋予重新选择工作的机会时，也有一半人想换一换。他们心目中新的就业选择是父辈匪夷所思的：时尚观察员、钟点文秘、新闻线人、专业道歉人、房产经纪人、市场侦探、现代镖师、精神陪护、自由举报人，还有刚刚在京城崭露头角的职业“星探”。 　　但是中产者家庭的主妇们现在越来越不情愿出去工作，甚至开始羡慕西方的家庭主妇：“她们是整天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我们是在外面忙了一天之后，晚上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尽管如此，她们仍然是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榜样。是啊，这一代中国女性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薪水，还有自己的思想，可以不用看丈夫的眼色行事，没有向丈夫要钱时的那种依赖感，晚上不想和丈夫做爱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累了”，想做爱的时候又会痛斥丈夫“越来越没‘性趣’”。这后一句话好多已婚女性都会说，其实始作俑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潘绥铭。此人带领36名研究员研究了一年，居然发现中国每100对夫妻中有28对“每月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还有6对在过去一年里不曾有过一次做爱。研究者把这叫“无性婚姻”，分析出两大原因：“竞争压力”和“灯红酒绿”——恰恰都是中产者生活的一部分。 　　中产阶层的母亲的确比那些富家和穷家的母亲都要累，甚至比她们自己的母亲也累。她们小的时候，母亲都是满怀奉献精神、早出晚归、一心为党工作，很少管她们。她们是在兄弟姐妹的关爱、打闹和争抢之中成长起来的，母亲很少管她们。可是现在不行了，她们的孩子都是独苗，比她们更优越、更聪明，但也更脆弱、更孤独。而她们却已饱经风霜，有教养、有知识，也有更强的意志力，她们在子女身上花费心血最多，对子女的期望最大，影响也更大。中国大多数男孩子身上缺少阳刚之气，柔情有余而野性不足，还有股奶油味，阴盛阳衰成为大城市里普遍的社会病，以至于有人怀疑，这同家庭中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太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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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产阶层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幸福、同时也是最不幸的孩子。他们大都忠于家庭，不想违背父母的愿望。他们在幼年时总是以号啕大哭来表达自己的不能实现的想法，等到成了少年，就选择沉默。他们很少把自己与父母的矛盾告诉别人，但也很少对父母讲述自己的苦闷。他们违背自己的心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常常只有一个理由——那是父母喜欢的。而父母也为孩子安排一切，一个杂志取名《为了孩子》，就成了父母必读，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的说法，证明多少年来的中国孩子都不能从学习中感到快乐，但是还没有哪一代人像过去十几年来的孩子这样紧张、压抑、单调和缺少生机。一个孩子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学会了把双手背在身后，坐在椅子上丝毫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下了课也不能到操场上去跑。早晨6点半起床去学校，傍晚5点才回家，每周学习11门功课，每天6节课，再加一小时的辅导。 　　这时候他或者她只有6岁。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12岁，又迎来更加紧张不安的中学生活。在大城市里，中学一般被分成“五个世界”：市重点校、区重点校、比较好的普通校、中等的普通校、最差的学校。这不是政府划分的，是老百姓心中的“世界”，但却相当确定，其衡量的标准就是升学率。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进入“第一世界”，但只有很少人能够如愿。这需要好成绩，还要讨老师喜欢，当然也可以依靠父母的关系和金钱，后者有个很堂皇的名称，叫“择校生”，也叫“条子生”。它酿成的故事在过去几年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也是报纸上反复讨论的话题，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所以《北京青年报》说到最后，只好用了一个标题《一言难尽择校生》。 　　三年之后初中毕业，那就更加“一言难尽”。只有1/5的孩子能够进入高中，而且高中像初中一样，也是“五个世界”。父母整天告诫孩子“考高中比考大学还要难”，把孩子说得不是惊慌失措，就是郁郁寡欢。2002年1月6日深夜，有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就在这种精神状态中失眠了。再过两天就要期末考试，而他觉得自己“肯定考不好”，心里一个劲地想：“我怎么面对老师和同学，怎么面对爸爸妈妈，怎么面对那么多的亲人啊？”第二天强打精神来到学校，白天上课没精神，做作业又错了，纵身从七楼教室窗户跳下，当场身亡。后来人们在日记里看到他的遗言：“爸爸妈妈呀，不是儿子不孝，我真不是上大学的料，我尽力了，你们是往死里逼我呀！”当然这是偶然的一例，大多数孩子还活得好好的，可是这种情绪却有代表性。卫生部门有个让人惊讶不已的统计，说2001年我们国家1600万心理疾病患者中，有“1/3是在青少年时期发病”的。这项统计还说，“目前我国有8%-10%的儿童有心理疾病，35%的中学生有心理异常表现”。这数字算下来大得惊人——以千万计。另外那些心理坚强没有疾病的孩子，也大都在重负之下挺不起胸，抬不起头，整天无精打采。《北京晚报》说这叫“应考综合征”，症状是，“疲乏困倦，四肢乏力，体力下降，睡眠不好，食欲不振，情绪低落”，还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精神病医生为此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专家们都在呼吁，我们国家的精神病学实在是大大落后了，13亿人中只有100多名专职的儿童精神科医生。政府于是赶快做了一个“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决心在2010年以前把精神科医生增加到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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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6月第一个周末，北京地坛公园像往年一样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依次排开，有90多所。市民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出来，会聚到这里。早晨8点，人流的高峰已经到来，比预计早了两个小时。至少十万人拥挤在园内，还让安华桥到安定门桥的一段交通陷于瘫痪。一看就知这些人都是家长，而他们的孩子，这时候正在家里埋头苦读——又说是“最后的疯狂”，准备迎接五周以后的“决战”。 　　父母对孩子的期待成为商家可以利用的机会。有个新名词在报纸上反复出现，叫做“考试经济”，这天上午的地坛公园正是检验它的规模和力量的最好证明。学校图文资料每份五元，很快就被“抢光”了。一大堆专门为学生制作的营养品也上市了，都说自己可以“健脑补身”、“增强记忆”、“减轻压力”、“镇定神经”。有“智力宝”和“脑轻松”，还有黄芪、枸杞子这一类滋补中药。考场地址早早公布，全国有十几万个。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宾馆饭店现在开心极了，不是因为旅游旺季，而是因为高考将临。他们开始推销一种“特别服务”，有“考生楼”、“特价房”、“小时房”和“免费班车”。北京友谊宾馆提供清淡而有营养的高考套餐和免费接送，还在大厅内醒目地摆着“楼内住有考生，请保持安静”的警示牌，保安人员接到命令，阻止游客高声喧哗。这不是吓唬人的，因为五号楼里的确住满了考生。燕京饭店地处复兴门外，是个偏僻的地方，可是经理助理李京现在兴奋起来，因为旁边居然有三个考场：“占尽天时地利，”他搓着手说，“真没想到我们还有这样的地理优势。”他准备了一大堆高考客房，居然供不应求。 　　7月7日，全国的城市都安静下来，汽车不再鸣笛，饭店不再喧闹，建筑工地不再施工，市民不再高声争吵。这是三日高考的第一天，每年都一样。只不过，今年的宁静之中埋藏着更多的躁动。父亲和母亲们全被一道围墙隔在考场外面，个个翘首张望，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期待和焦虑不安。商家亦步亦趋跟着他们，现在似乎只有这些人才能体会这些人的心情。有人在举办“名师答疑”，有人在兜售《家长必读》，有人在召开“招生形势分析会”。在北京第三十五中学门口，多了一个蓝色凉棚，这是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搭起来的。天气炎热，烈日当头，保险公司于是请家长们坐在凉棚下等待考试结束。棚子里还有饮水机，提供纯净水，都是免费的，只希望大家记得这是“泰康人寿”。一辆厢车索性开到北京四十四中考场，在大门口停下来就不走了，里面全是氧气瓶，外面挂着条幅：“助你一臂力，轻松进考场。”有人说：“吸氧能带来新营养。”于是一名男生探头看看，车内果然凉爽宜人，就爬进去，又有两名女生进去了。有个面色白皙名叫李霞的孩子说：“这几天常常感到喘不过气来，吸氧之后觉得轻松多了。”如此“轻松”一次价格不菲——60秒钟一块钱，身后的母亲还是笑起来：“不贵，不贵。”可是更多的家长宁愿让孩子到医院去吸氧——60分钟才几元钱。这样一来，那两天医院里的“病人”明显增多，而且不要诊断，只要吸氧。医生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决定不分昼夜开放高压氧舱，为考生补氧。就这样吸到第三天，又有了新花样：旅行社跑来兜售旅游专线，说是“读完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电脑公司送来扇子，做工精美，印着公司的地址和电话；有个歌星演唱会，也来推销门票，说是凭准考证可以八五折。有个人问：“三天以后考试结束了，他们想干什么？”答案太多了：“买电脑啊”、“去旅游啊”、“去追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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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9日下午，孩子们熬过了最后一关。可是对于多数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说，这一天是“蒙难日”，他们落榜了，所以苦难还没结束，旅游追星买电脑之类的快乐也都没有了。大约200万孩子榜上有名，正准备开赴大学去，加入500万在校大学生的行列——那里是年轻人心中的天堂，他们从此被人叫做“天之骄子”。 　　“天之骄子”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另外一句话是异曲同工的：“十八岁，奋斗结束。”900年前创办第一所大学的意大利人波洛尼亚有句名言：“大学大学，大家来学”，可是中国的大学里却在流行“大学大学，大家不学”。这些说法都是一个意思：对这些最聪明的青年来说，这是一个解放的季节，也是一个恋爱的季节；是一个恢复人的本性的季节，也是一个图名取利的季节。北京有个调查说，高校计算机专业中有九成学生参与兼职。上海还报告了2002年大学生暑期工的报酬行情：做一天翻译可获两三百元，做一天礼仪公关或接待可挣一两百元。当然这都是公开的，此外还有私下的，它张贴在所有高校的厕所、水房和电灯杆上，其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欲求四级英语辅导员，价格面议。” 　　辍学创业的学生越来越多，弄得“易得方舟”的总裁鲁军也跑来劝告大家：“休学创业当谨慎。”可是他下面的话又有煽动意味了：“一旦决定了，就别再回头，即使头破血流也不能退缩。”此人曾经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读了不到一年便不想学了。学校支持学生创业，可他还有些犹豫，有一天忽然听说有人申请休学去办公司了，于是决心跟从，想不到那是个假消息，结果他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学生休学创业的第一人”。那一年他只有24岁，清瘦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学生气还很浓，身上的西装也不合身，可是他的“易得方舟网”却吸引了几百万元风险投资。他也就成了大学生们心中的英雄。他告诉他们，自己的休学是个“不幸”，却又一点也不掩饰得意之情，这让他的追随者们既羡慕又激动。 　　可是老师们越来越激动不起来了。他们最激动的日子是在24年前——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那时的学生是多么好啊，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课，眼睛里透出如饥似渴的光芒，让人一辈子都不会忘。可现在这些学生呢，不上课，上了课也不听讲，听了讲也不做作业，连做论文都是抄来抄去。撰写毕业论文的季节也是学校图书馆的学术论文类期刊蒙难的季节。有个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那里有1/3的期刊被撕走了最精彩的部分，另外一些干脆失踪了，还有上网下载论文的，贴小广告买卖论文的。这名记者不敢相信，于是在网上找到搜索引擎，又找到35个论文网站，结果发现“一个运行仅仅两个月的网站，点击人数超过五万人次”。诸如此类的事情，让北大物理学院的主讲教师俞允强实在忍无可忍，在2002年春天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上级。这位老教授说，现在学生的考试结果“足以让老师吐血”。还说他曾作过统计，发现“大量同学的主要精力完全不在正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