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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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长仙的尸体被农民抬到乡政府，这证明少数官员的恶行已令百姓忍无可忍。然而这还不是“茶卜事件”的最高潮。七天之后，在监利县的另外一个村庄，一个小学教师也因不堪沉重税负而自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随时有可能演化为一场更大冲突，恰巧发生在7月1日香港回归日前夕，这又牵涉政治大局的稳定。所以当日即有指令从中南海传达下来：“从重从严从快”惩处肇事官员。 　　在处理官员和百姓的纠纷中，往往是以维护官员形象为前提，也就是百姓说的“官官相护”。但是冲突严重到一定程度，有如眼前“茶卜事件”，官员们也会采取惩处少数人的办法来维持大局的平衡。当日监利县委书记张琼江就是根据这样的策略想出一个办法。按照事件调查组一个成员的说法，是“丢卒保帅”。李昌平后来引用这一说法来揭露真相，一定是感同身受的，因为这“卒子”正是他本人。那时候他是拓木乡党委书记，“茶卜”恰在他的统辖范围。事情发生时他不在任上，在距离他的领地好几百公里的武汉学习，自然没有能力约束下属的胡作非为。由常情来度量，本可找到从轻发落的情节，但由道德和制度的角度来衡量，自是难辞其咎。 　　县委书记利用后面这条理由，要他自请处分，因为不如此便不能对上级有个交代。李昌平顺从地接受，有人说这是出于张琼江对他有知遇之恩，但是细看李昌平的报告，可以知道那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更重要的是，他对上级党的组织尚存希望。“和朱长仙的生命相比，给我这个党委书记一个处分算得了什么呢？”他这样写道，“如果给我处分能促进中央政策的落实，能让农民相信党，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谁叫我是共产党员！”可是事隔三年，当他回到党委书记岗位上来的时候，却发现他所担心的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改观，反而更加严重。 　　和同学们聚会的那个晚上，他没有回家去看母亲。曲尽人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思前想后，感到孤独无助。临近午夜时分，终于不能承受，拿起电话给在华中农业大学的同学拨了过去，希望能得到一些好消息。可是电话那一头儿不紧不慢地说：“到处都一样，彼此彼此。”这让他更加失望：“一个人要想说几句实话，真难啊！难到无处可说！” 　　辗转无眠。这位党委书记终于意识到，他若不制造一些惊人事件，就不会引起世人注意。“最终我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他后来在一本类似自传的书里回忆这个晚上的情形，“当我提笔写下‘总理’两个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我的眼眶。”如果他的记述不错，这一刻应该是2000年2月10日午夜12点钟。就从这时起，他就不能不与组织系统中他的那些上级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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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在闪烁的灯光下，写出当代中国农村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文字，身在北京的那些人，尽管都能对乡下的情形说出一二，但由制度本身所建立的渠道，根本无法知晓如此精确而又骇人的事实，而李昌平是想说实话的人中最了解下情的，又是了解下情的人中最敢说实话的。“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他告诉朱镕基，他治下的百姓4万人，已经走了2。5万人。因为有80%的农民种田亏本。农民不再热爱土地，平均每100亩耕地中就有65亩成了荒田。官员本来是按照土地摊派税负的，现在只好转而按人丁摊派，叫做“人头费”。中央政府税收体系中没有这个名目，可是干部执行此项制度却格外认真。“丧失劳动力的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地交几百元的‘人头’费。”尽管如此，乡镇政府依然债台高筑。五年以前85%的村庄和90%的乡镇还有盈余，现在90%的村庄负债——平均每个负债60万元，90%的乡镇负债——平均每个负债800万元。每年从农民那里弄来的钱，除了偿还债务利息，还不够给干部发工资的，因为依靠税费养活的人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于是去借更多的高利贷，去农民头上搜刮更多的钱来还债。如此年复一年，政府的债台愈高，百姓积怨日深。“这样下去，党的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啊？”李昌平感叹，“现在真话无处说，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出假典型，报假数字，做违心事却已蔚然成风。李昌平就这样写下来，一点也不隐瞒。一看就知，他已深陷满腔激愤中，用词不免夸张偏颇。不过，他对自己列举的事实有把握，还相信这些事不仅发生在他的辖区，至少还可以代表湖北省。“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 　　他在“痛苦”和“无奈”中过了十个月，终于不能忍耐，辞去党委书记职务。回家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撰写成书，还把他给朱镕基的信附在里面，居然出版了。《南风窗》的总编辑秦朔看到他的故事，写了一篇短文，说他是“一个时代的发言者”。还说“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为它的命运而殚精竭虑的发言者”。一个作家给他写信，说中国历史上为农民说话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彭德怀，“你可算是第三个”。他在一些人眼里是英雄，在另外一些人眼里是失败者。一些人把他看作惹是生非的混蛋，还有一些人说他是个临阵脱逃的懦夫。他说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忏悔者。“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原谅我。” 　　尽管担心“太迟了”，他还是没有马上把给总理的信寄出。他在犹豫中过了三个星期。党的制度本来允许任何一个党员直接上书最高领袖，但这毕竟是个反常举动，不会被他的上级原谅。他对上级仍然抱着一点希望，知道还有机会向他们陈述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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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机会在3月的第一周终于到来。县委召开会议宣布当年农民的税费数量，还希望他这个新党委书记带头勾画一幅新世纪的宏伟蓝图，可是他在下面一算，发现每个农民的税费又增加了200元，不禁怒火中烧。“我认为有必要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讨论会上说。他勾画出的那幅图画，差不多是重复了他在私下写的那封信，不过，他可没敢说出他给总理写了信。他感到自己一开口，会议气氛顿时变了，不禁看一眼左右，就见县委书记双眉紧锁，满脸涨得通红。主持会议的县委副书记如坐针毡，左顾右盼。其他人全都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就这样沉默了半个小时，书记终于开口：党委书记要讲学习，党委书记要讲政治，党委书记要讲正气。“今天的会议很不正常，这叫正气不足啊。” 　　“我没有理由不把给总理的信发出去。”李昌平走出会场时这样想。他对自己的直接上级已彻底绝望。这一天是3月8日，妇女节，本该送给妻子一个礼物，让她开心，可是他把那封信交给了她，想让她知道丈夫的命运就要发生转折，也想听听她说什么。妻子打开信，只看第一眼，便泪流满面，嘴唇颤抖着却什么也说不出。这个身居小城安分守己的女人，以她少得可怜的政治经验来度量此事，立刻想到她的家庭从此不会安宁。 　　如果说李昌平是在弱者面前扪心自省，那么夏一松就是一个与强者对抗的人了。李昌平有他自己的理想和爱憎，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权威上。同情他的人中有杜润生、秦朔、国务院农业部的一个处长、省农委的老主任田则林、《南方周末》的几个编辑、一个署名“农民之子”的写信人、他的大学时期的导师，也许还包括总理朱镕基（他在李昌平信上的批示，导致调查组进驻监利），但是他们全都无法让“浩荡皇恩”逾越官员集团的屏障泽于万民。夏一松向官员的腐败宣战时，从未尝试去寻求靠山。他是安徽省利辛县的县委书记，级别比李昌平高一点，在旧时的官制中为“七品”，在党的干部系列中则是属于“中级”。一个脍炙人口的川剧《七品芝麻官》，大致勾画了这类官员的性质：职务卑微但却拥有极大权力。从表面上看，他的对手个个都是他的属下，他具备一切条件打赢这一场“战争”：有民心，有法律，有足够的权力和道德的力量，而且还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忠直、任性和疾恶如仇。李昌平让他的对手不安，夏一松让他的对手恐惧。两个人最后的黯然失败，都不是因为对手的力量太强大，而是因为对手身后的那股力量太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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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一松相貌圆滑而无棱角，戴副眼镜。看着这样一个人，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做起事来会那样犀利。2001年春节过后，关于他的传说在报纸上流行起来。故事的名称叫做“利辛风暴”，第一个情节颇似一部二流侦探电影的开头：县城大操场上，一具死婴被塑料绳套住脖子，用铁钩挂着，吊在一个球架上。朦胧晓色里，可以看到小小的尸体上有张字幅在寒风中抖动，上面有毛笔书写的“夏一松”三字。小城百姓闻讯涌来，目睹这一场面惊骇不已。警探勘察现场，将种种线索带回公安局，可是到了第二天，所有重要物证——死婴、铁钩和那条塑料绳，全都不翼而飞，刑警队中谁都说不出到哪里去了。 　　这一情节发生在2001年2月20日。其实这只是“利辛风暴”的一个高潮，这故事的开始与李昌平的极端行为是同时发生的。夏一松在1999年年底来到利辛上任，在那以前的十年中，这里来过七个县委书记和九个县长，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人独具天才，他和那些前任的唯一不同之处，只是多了一副风骨。说来挺奇怪，他后来遭到激烈的反对是因为他不肯接受贿赂。 　　像所有新任书记一样，他受到属下的追捧。根据《南方周末》记者伍小峰的报道，利辛宾馆416室——他的临时宿舍，每天“热闹非凡”。送礼者大都是期待晋升的下级官员，而夏一松的拒绝方式让他们到死都会恨他。第一次拒绝发生在2000年春节，也即李昌平埋头给总理写信的那时候。有个干部拎着个篮子来给他拜年，上面堆着水果，下面放着钱，结果被他大骂一顿退了回去。这以后“礼金”源源而来，少则1万，多则5万，上任第一个月居然有了22万元，比他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十倍。有一天他通知全县干部到县委会议室集合。人都到齐了，他说开个“警示教育大会”，宣布自己有笔意外之财，“三天内，谁送的钱谁取回，否则全部交给县财政局”。钱被领回去了，可是那些人以多年官场经验反复揣摩此事，仍然信奉“猫不会不吃腥”的准则。当他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伤及腿骨、卧床休息的时候，礼金卷土重来。属下官员都来床前慰问，告别的时候纷纷把钱放在他的抽屉里、床垫下，有一次还塞进他的被子里，很快超过了40万。这让他终于明白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并非只是古代小说中的戏言。这一天，县财政局长刘斌和纪委书记被他叫来，迷惑不解地看着他从壁橱里拎出个黑皮箱，狠狠一抖，箱盖豁然开启，一大堆人民币撒落在床上，还有20多个信封。他让他们把钱全都拿走，然后再次召开干部大会，厉声说：“别怪我不客气，利辛财政部门那么困难，有的干部去年欠发五个月工资，你们扪心自问，给我送来三万元、五万元，从哪里来的？”这等于是在警告这些人不仅是在行贿，而且还有受贿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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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浮想联翩的是，这次大会名曰“三讲大会”，是为了响应江泽民在1996年发出的一个号召：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党的领袖颁布种种指示，本意在于统一全党意志，约束官员不良行为。可是下级官员无论善恶贤愚，都可以拿来当作“保护伞”，这种局面在多年以前就被毛泽东叫做“借助钟馗打鬼”，在今天仍是中国政治的典型特征。正是由于这个奥妙，监利县委书记指斥李昌平的为民请命，与利辛县委书记拒绝送礼者的厚颜无耻，才能援引同样的根据。 　　现在到了2000年秋天，李昌平苦无出路，夏一松也成了众矢之的。后者决心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属下恶习，不免卷入官场是非。他那令人厌恶的直率和不近人情，成了他和整个官员集团沟通融合的最大障碍。小城本来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各自寻找靠山，现在看到新书记“敬酒不吃”，谁也靠不上，于是决定一致对外，把“罚酒”泼将过去。夏一松警告他们“扪心自问”之后，邮箱里面的来信就忽然多起来，很多信赞扬他，一看名字就知道，写信人都是老百姓。还有很多信是恐吓和侮辱他的，写信者全都匿名。有一天县委大院的墙上突然贴满传单，也不署名，纸张一律八开，印刷体字，内容全都指向夏一松，说他是个“大贪官”、“伪君子”、“道德败坏”、“和某某干部共享一个情妇”，还有“夏一松不除，利辛难安”这样的口号。如此栽赃恫吓，是有触犯刑律之嫌的，罪名可以有侵害他人名誉权和诬陷等等，这在《民事诉讼法》中都有条文，可是直到死婴高悬的那个早晨，无论警察还是检察官都没来追究过。 　　没人送礼了，这让夏一松高兴。可是也没人和他说话了。他开始感到孤独。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对面走过来，都绕开他，好像他是一个瘟神。不过，要不是和县人事局的一场恶斗，断了181个官员的升迁发财之路，这位县委书记还不至于把自己搞得没了立足之地。 　　事情的发生乃是出于偶然。有一天，一个属下向他报告，已经按照他的指示安排好一个中专毕业生的工作。这让他有些奇怪，他不记得有过此类指示，于是命令人事局把那份报告送来，果然有他的签名，很像，但他知道那是假的。让他惊讶的是，同时还查出12份报告，上面的签名均系伪造。作伪者很快被公安机关查出，是县计划委员会的干部张学勇。此人依靠伪造领导签名渔利，其方法不过是把申请者的报告放在县委会文件上面“描红”，每次可以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交钱者凭借“领导批示”得到工作或者职务，大都不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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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张案”还只不过是整个冰山的一角。根据党的干部选拔程序，“领导批示”自然属于关键一环，可是此前还须具有全部相关材料，例如档案、文凭、派遣证明，以及列入计划之中的分配名额。令人惊讶的是，“张案”牵涉的所有人中，这一切材料竟然都是假的，而且是专司人事安排和官员选拔之职的县人事局一手造成的。进而又发现，这人事局在过去两年中制造的假材料让181个人被提拔为干部。 　　《南方周末》揭露这一事件的文章标题就叫《伪造县委书记签字造假一条龙》。这条“龙”不仅能造假，而且还能排斥真的。有个31岁名叫侯纯瑞的人，尽管拥有合法资格，却被假的挤了出来。那一年他结束军人生涯转业回家，按照制度本可到交通局工作，可是当他去报到的时候，人家说“名额已满”，让他回家，却把他的介绍信留了下来。侯纯瑞万般无奈，只好开个杂货铺为生。直到六年后的一天，他的大哥惊讶地听说交通局里有个人和他同名同姓，就在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人其实姓谷，只因叔叔是交通局属下企业的一个经理，买通人事官员，便拿着侯纯瑞的介绍信冒名顶替。“在利辛，领导的笔动一动，就决定了我这一辈子是在街上卖水果，还是穿了制服吆五喝六。”侯纯瑞后来这样说。可怜他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其实根本用不着领导动笔，随便什么人，只要能模仿领导笔迹也就够了。 　　事情大白于天下，局长周成军牵涉其中，第一副局长张玉美也因此大发其财。人事局“党组”的权力和职能类似于“党委”，现在却被上级党的纪律委员会“集体立案”。181人被免去职务退回乡里，其余涉案者全部听候处理。夏一松现在成了百姓眼中的英雄，这同利辛官场人人自危的情景形成对照。2001年2月10日，中央电视台公开说，夏一松拒贿50余万元。《南方周末》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还有意地把英雄和坏蛋对照起来，在《利辛风暴》的标题之下又加了一行黑体大字：“拒礼金立新规涤荡积弊，县委书记改革重重遇阻。”一个新华社记者把这件事写到《内部参考》上，专门送给党中央的高级干部去看。由此一来，夏一松也就为中南海所知晓。然而我们还可以想象，这小县城里现在有几百人连同他们的家人朋友，至死都会对夏一松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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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他的上级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惹是生非的人提拔为县委书记，根据现有记录已很难断定，但是我们仍可发现，他所反对的那些贪官纷纷落马之时，也正是他的离职之日。2001年4月，他被免去利辛县县委书记职务，改任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从官制上说，这是提拔了，但是任何人——不论反对者还是拥护者，都会认为这是他的失败。他本人则既不言胜也不言败，只一个劲儿喝酒。朋友发现他闷闷不乐，很奇怪地问：“你升了官还不高兴？” 　　他一字一顿地说：“最关键的时刻让我走，就等于一个正在冲锋的战士被缴了械。” 　　朋友见他伤心成这样，连忙岔开话题：“老夏喝醉了，喝醉了。” 　　这一年夏一松44岁，不论他是想要“冲锋”还是“喝醉了”，对任何人都已经没有意义。他离开利辛，到省政府里一个舒适的位置上去打发时间。这时候，李昌平的去职也已七个月。他在2000年9月16日递交辞职申请，当即获得上级批准。上大学时的导师听到这个消息，平静地说了一句：“又一只站起来的猴子被咬死了。”这话让李昌平经久难忘，他后来说：“够我一辈子回味的。”不过，他可没有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他南下深圳，成了他曾为之泪下的那些“盲流”中的一员。一边写着《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一边阅读那些同情、赞扬和支持他的来信。 　　夏一松总共当了180天县委书记，李昌平在乡党委书记任上稍久——279天。这两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消失，从眼前看，让很多人大松一口气，也给整个官员集团除去一个威胁。监利从此回归于平静，就像利辛将要恢复平静一样。但是从长远看，真正威胁官员集团的其实正是官员们自己。可惜那么多官员出身于百姓，却不能明白这个“百姓的真理”。只有那么很少几个人，要是他们能照自己的想法干到底，中国的历史会跟现在有很大不同，官员们也不会遭到百姓如此的蔑视。2000年的李昌平是一个，夏一松也是一个，可惜他们全都不能善终。 　　在以后的岁月里，就连“善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孤注一掷地采取行动的人越来越少，在嘴上总结过去和憧憬未来的人倒是很多。忏悔和梦想本来就是中国人心理上的两大特征，如今正当新旧世纪更迭之际，很容易地成了社会舆论的两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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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人”成为一个富有社会内容的概念，是这两年的事。他们的大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岁月里已有记忆，在改革年代中还挺敏捷。如今拥有前辈的成熟和后辈的天真，自信超过了长者，阅历超过了晚辈，老于世故又保留着梦想，很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说出话来感人肺腑，只不过，总让人觉得只是说说而已，往往是为了电视摄像机而安排的，得注重视听效果，使普通人震惊也使整个国家感悟。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人们憧憬着新世纪，说的话特别多，也特别让人激动。北京的丁东是用诗来说梦的：“自然将不再被视为敌人，知识将不再被视为罪恶，嗜血将不再被视为英勇，真话将不再被视为禁忌，宽容将不再被视为怯懦，自由将不再被视为梦想，公正将不再被视为神话。”云南的汤世杰说，他想大声呼唤“尊重人，爱护人”，这是20世纪初期兴起而后又泯灭了的人文精神的回归。山西的谢泳说，他梦想着能“像储安平一样，办一本像《观察》那样的周刊”。这本30年代风行一时的杂志，始终是谢泳心中的一个丰碑。他为此写了一本书，说“它是让知识分子说话的，它是让大家说话的，它是让人民说话的。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不赞成它的立场，但你可以说你自己想要说的话”。福建的北村说，他一口气做了六个梦，其中第五个梦和谢泳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类能自由表达，因为这是人的尊严之始。没有交流，我们便无从判断；没有交流，我们便无法发现分歧。分歧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沉默。”《南方日报》在2001年1月4日把这些话汇集起来，刊登在“海风”副刊上。编者激动地写道，这是“一代文化人倾诉了他们对新世纪的梦想”。可是萧蔚彬看了，一点也不激动——因为这是好几代人的梦想了，只是惊讶：这些白日做梦的人“全是‘跨世纪’的中青年”。 　　其实老年人也在做梦，只不过不肯随便说出来罢了。邵燕祥，一个80年代以前相当活跃的杂文家，到了9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但这并不表明他的梦想泯灭，记忆无痕。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演出会，听到《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100多人同声高唱“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气势磅礴，感天撼地，令他想起50年前学唱这歌时的满腔渴望，不禁热血又沸腾起来。可是接下来的歌词不对了，本该是“向着太阳，向着自由”的，却被改成“向着太阳，向着胜利”。邵觉得失望和愤怒，回到家里就把尘封多日的笔拿出来，一顿痛斥，后来还真发表了。另外一个喜欢梦想喜欢忏悔的人，王若水，看到了邵的文章，叹一声：“那是创作于解放区的地地道道的革命歌曲。果真这样，就是岂有此理了。”叹完了，又跑到机关院子里去，竖起耳朵听警卫排的战士唱那首歌。“还好，他们没有改。战士天天唱‘向着自由’，何尝唱出了问题？”他说，“修改歌词的人可知道，‘胜利’意味着‘解放’，而‘解放’意味着‘自由’；解放了就是自由了。解放人民，就是使人民获得自由，不受独裁者的压迫；解放国家，就是使国家获得自由，不受外国的统治；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获得自由，不受教条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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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月9日，王若水在美国的一所医院里去世。就像官员中李昌平和夏一松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一样，文人中间，王若水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人们很少再谈论马克思和列宁，也很少再谈论“自由”，这两个字在1999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还是一个挺热的话题，这才过了两年，又有更热的话题了。《博览群书》的编者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个说法不断跃然在眼前。” 　　新世纪开始时，那些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心目中“自由”二字已非常渺茫，有如那些彻夜美梦不断的人清晨醒来时把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很少几人还能想得起来。他们的子女现在都已长大成人，既不肯领会“容忍”之境，也不愿承担“自由”之累。年轻人白天说说“民主”或者什么价值观念，有时候还会参加抗议外辱的游行，甚至扔几块石头表示义愤，态度十分认真。不过，他们投身理想的时候，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专注和发自内心，又几乎完全不懂其中含义。到了晚上，便回到灯下发奋苦读，去互联网上查阅国内行业工资、国外大学排名，把攻克英语的热情从“托福”转向“雅思”。这时候他们往往显示出更加精确的判断力，相信实现梦想的道路在这白炽灯下，而非街头政治——现在就连他们的父母也认为这一点是对的。 　　除此之外，父辈和他们的子女之间已经很少再有共同点了。不过，在文人的天地里总有一些东西，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欢。就像“梦想”一样，“忏悔”也成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不过，这可不同于20年前那次“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大潮。那一次他们都在渴望政治的昭雪，现在他们都在追求灵魂的圣洁。当然这也不是出自周国平所期待的那种“真正的宗教情感”，因为所有“忏悔者”看上去都是道德的典范，而且都在通过鞭挞或者容忍别人的罪恶才让自己的心灵更加崇高。新华书店里面最畅销的书，不是痛斥文人无行就是倾诉文人哀怨。但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文人集团在所谓“舒芜的背叛”面前分裂为“鞭挞派”和“同情派”。 　　这一争执牵涉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桩公案。事情发生在50年代，年轻的舒芜把老师胡风给他的私人信函交给《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被毛泽东用于“反党集团罪证”，公之于众，由此成为胡风蒙冤入狱的直接契机，另有78人被牵连其中，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受尽磨难和屈辱。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国家从此开创了以“隐私”定罪的历史，在好友、同学、师生甚至亲人之间，也埋下虚伪和不信任。舒芜本是个不错的诗人，但是他的这一行为玷污了他的诗名和人品，在我们这个以忠信为做人之本的民族中，很容易被看作“背叛”。可以想象，老师锒铛入狱的日子里，学生也不会有丝毫快乐。多年以后胡风一案昭雪，舒芜也开始表达他的悔意：“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致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代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这话当时听来，实在淡漠得很，所以很多当事人认定舒芜并无忏悔之意，至死不肯原谅他。但在旁观者看来，事情就可能是另外一个面貌。他在耄耋之年即将了此一生的时候，还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回归五四》，有700多页，证明此人至今都在经受心灵的折磨，甚至幻想着把过去80年的历史一笔勾销，重新来过。所以祝勇说，这是他的“一生血泪”。现在，新世纪已经开始，可是这一段历史陈迹仍能在文人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因为自己“一生血泪”同时也让别人“一生血泪”的人，实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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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勇有可能是这场争论的发起者，他说了很多替舒芜开脱的话。赞成他的人中有余世存，还有“凸凹”和黎鸣。祝勇第一次公开表达意见是在两年前，文章当时发表在《黄河》杂志上。这刊物发行量很小，也没有名气，但这一次出名了，因为有很多成名人物来抨击它。这以后祝勇至少还写过四篇文章，对那些“反击者”解释他的想法，到最后连他自己也觉得他对那位诗人“已经说得太多”。 　　对于许多人批评舒芜未曾忏悔，祝勇的想法是这样的：“说到忏悔，这个话题就复杂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做心灵独白者或许有之，但一般来讲，都对指控他人熟门熟路，一旦涉及自身，往往不是芝兰便是香草，听上去很像征婚广告，专拣好听的说，即使做慷慨激昂状，也都自告奋勇地做原告，没有谁愿意把自己推到被告席上。”这是在暗示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比谁强些。话虽刻薄，却不是没有根据。然而更要命的是，对于身陷“胡风集团”蒙受不白之冤的那一批文人，祝勇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指出他人的过错更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如果忏悔仅仅是给他人设定的程序，那么，所谓的自我救赎就永远是比美国大片还离奇的科学幻想。”他回避了舒芜的行为，却抓住那个年代里大多数人的行为，露骨地暗示“受害者”的灵魂并不比“叛徒”更纯洁：“即使并非所有的人都干过罗织罪名、党同伐异、屈从权贵、卖友求荣的恶行，然而，经历过浩劫的人，至少都学会了说谎，都懂得了求生之术，都知道如何对一种荒谬的思想与逻辑表现出顺从甚至忠诚的姿态——包括某一个历史阶段中的受害者，也无一幸免地加入荒谬的合唱。” 　　就像打蛇打到了“七寸”，祝勇一伸手就揭开了中国好几代人的伤疤，让人人鲜血淋漓，也直接威胁到整个文人集团的道德自信，当然会引起激烈的反击。反击者的队伍包括所有因舒芜行为而获罪的人，还有与此事无涉的袁良骏、丁东和卢周来。在他们所陈述的种种理由中，只有一个是祝勇无法反驳的，这就是丁东所说“做人的底线”。他列举事实说，并非所有人都如祝勇所说“加入荒谬的合唱”，即使在某些特定阶段，有些人还是“达到了常人达不到的人格境界”，比如梁漱溟、陈寅恪、章乃器、马寅初、顾准、孙冶方、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和王申酉。即使在“胡风”一案中，也还有美学家吕荧不肯随声附和因而惨遭厄运。这些人的确都是文人楷模，但和芸芸众生比起来，毕竟凤毛麟角，所以丁东的本意并非号召每个人都去追求崇高，而是至少维持做人的尊严。“面对咆哮而来的洪水，除了少数人砥柱中流和大多数人随波逐流的区别，还有多数人随波逐流和少数人推波助澜的区别。”迫不得已随声附和，与乘风扬土、落井下石毕竟不同，“这就是所谓底线伦理。许多人之所以认为舒芜先生在这件事上有反省的必要，理由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