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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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分钟又加上30分钟，双方一球未进，只好点球决胜。美国以5∶4取胜，中国人也不失面子，在球迷看来，这是一场乏味的比赛，但在克林顿看来，真是恰到好处。他走进更衣室去向中国人致意，还招呼摄影记者上前为他和满身汗水的中国姑娘拍照。“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刺激的一场比赛。”他用迷人的微笑和夸张的口气说。然后转身回到住所给江泽民写信，代表美国人民向江主席、中国人民和中国女足表示祝贺。江泽民心领神会，当即复信说，两国女子足球队赢得了中美两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如果不是有“轰炸事件”的乌云笼罩在头顶上，谁也不会注意这些客套话。可是现在不同了，全世界的媒体都说这是“乒乓外交”的重演。中南海也就顺水推舟，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一同跑到人民大会堂来，会见了载誉归来的中国女足全体成员。朱镕基正在外地，来不及赶回，赶忙发个贺信来。两星期以后，全世界都看到小球再次“转动了大球”。中国人尽管还是不接受美国人的“旧地图误导说”，但却接受了美国政府的450万美元赔偿。现在华盛顿终于明白，北京苦苦等待的东西，不是“是非”，而是“气氛”。 　　气氛的确好起来了，而且比那些最乐观者想象的还要好。夏天还没结束，两个闹得不可开交的国家，就各自组成一个小组，为江泽民和克林顿的会晤安排所有细节了。江这个人，本来具有在困境中游刃有余的能力，在“核心”位置上的历练也已十年，深谋远虑，可不像邻国印度的总理瓦杰帕依那样意气用事，和巴基斯坦闹了矛盾就一甩脸不理人家。江懂得国家政治关系中一个奥妙：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也须给对手留条退路，给自己也留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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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这一年，现在看来真的应了江泽民在年初时的预言，“大事喜事多，热点难点多”。不过，这也是他真正到达权力顶峰的一年。他的影响覆盖在每一个领域，内政外交，政治经济，什么都管。不过，他显然是把拯救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每隔一个月就要离开京城去查看国有企业，每到一地就要把一大批地方官员召到自己身边来议事。在他之前，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具有这样的风范。他似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跑遍整个中国，但是他和全中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书记都见了面。4月，他去了成都，叫来了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和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6月，他到西安，叫来了甘肃省省长宋照肃、青海省省委书记白恩培、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陕西省省委书记李建国。8月，他到大连，这一次轮到华北和东北八省市的官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河北省委书记叶连松、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刘明祖、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这是他一年来第五次召集地方官员讨论国有企业问题。他一会儿说国有企业“在改革中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一会儿说国有企业“是一个非闯不可、也绕不过去的关口”。听众都是他信任的人，所以可以把话说得直截了当：“国有企业正处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书记们都对他诉苦，说国有企业艰难异常：设备老化，负债累累，开工不足，工人无事可做，不是打牌下棋就是蹲在墙角晒太阳。他安慰他们，那都是“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不怪他们，然后又给他们打气，说党中央已经把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还许诺秋季召开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将集中讨论这个重大议题。 　　他胸有成竹地说了这些，然后跑到新西兰的海滨城市奥克兰。9月的第二个星期，亚太经合组织第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里举行。这个组织拥有21个成员国，不及欧盟紧密，但是毕竟集合了环太平洋地区所有重要的经济力量，在全球贸易中占有44%的比重。13日上午，会议在霏霏细雨中开始。会场设在奥克兰公园内的奥克兰博物馆。这是一座具有古希腊风格的宏伟建筑，坐落在一个熄灭多年的小火山上，当年万木成灰，如今绿草如茵，碧树掩映，流水潺潺。站在山顶，可以俯视奥克兰市区、远处的怀特马塔港湾，还有更远处的太平洋，大洋那边就是亚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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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亚洲已经从金融风暴中摆脱出来，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这些国家，都已走出低谷，所以首脑们都挺高兴，会议也没有那种沉闷不安的气氛了。江泽民向他的贸易伙伴表明，中国正在加快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还举证说，中国的关税税率平均水平在过去六年里已从42。5%降到16。7%，今后六年还将下降，一直降到10%才算到头。不过，他也有点忧心忡忡地说，经济全球化“像一把双刃剑”，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在促进市场开放、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何维护经济安全的新课题。但谁都知道，江泽民心里还有更要紧的事——与克林顿见面。巴尔舍夫斯基在克林顿之前两天就来到奥克兰。日本通产相希望见见她，她回绝了，说她“工作繁忙”，实在没有时间。当天出席晚宴的人们也没有见到这女人。她跑到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那里去了，和他说了两个半小时的话，出来就对记者说，这是一个“破冰之会”。这个诗一样的词汇当天通过报纸，被传扬得满世界都是。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用“重返正轨”来描述克林顿和江泽民的会见。前者把“缓和双边紧张关系”写到标题上；后者说“冻结的关系”已经结束，这显然是专指“五月事件”的。事件发生以来两个首脑的首次见面安排在9月11日（两年之后的这一天，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世界国家关系的整个格局），谁都小心地不去触及过去的伤疤，甚至连几天以前中国军队在浙东粤南沿海举行的军事演习，也没有人提。那些天报纸上消息不断，说中国军队的这次演习是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可克林顿现在也不说这是威胁台湾安全了。看来，大国之间的交往中，“气氛”有时候的确比规则更重要，它所拥有的左右局势的力量，有时能让一场狂飙化于无形，有时也能把远在天边的一丝风云变做暴雨，兜头泼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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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镜重圆”的地点选在奥克兰总督官邸，很多细节颇为有趣，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灵活机敏的人安排的。有人说这个人是新西兰总理希普利，她本人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她的确对新西兰报界说过，为了缓和中美关系，她愿意充当“红娘”。她选择的会晤厅开设了两个门，分别直通两侧的休息室。中美两国首脑来到这里后，先在各自的休息室里停留片刻，这样就可不必让谁去等待谁了。下午5时，两人走出来，经过各自的大门，同时进入，相聚在大厅中央。在18个中国记者和18个美国记者的闪光灯的照耀下握手言和，彼此还有意把微笑停留在脸上。会谈尚未开始，记者们已经料到这两个人将要说些什么：战略伙伴关系问题、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人权问题，这些都是老话题，谈不出什么新鲜的。不过，恢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一定是最紧迫的话题。因为谁都看到，江泽民和克林顿身边的那群人中，除了高级外交官员，就是石广生和巴尔舍夫斯基。9月13日星期一，谈判果然恢复了。江泽民把石广生留下来，继续和巴尔舍夫斯基对阵，自己离开奥克兰。按照计划，他要在新西兰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北京去，张罗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9月19日，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就像早先承诺过的一样，江泽民让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的“决定”。“《决定》是指导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他对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说，“对搞好国有企业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决定》中“着眼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和改组国有企业”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党的中央委员会承认，不可能把每一个国有企业都搞好，也没有必要都搞好，就像后来《人民日报》所说的，“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翻阅党的50年执政历史的全部记录，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 　　在迄今为止的岁月里，政府属下企业所遇到的麻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自找的。政府举办的企业数以万计，在608个行业中统治了604个，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本身。党从执政的那一天开始，就认为只有国家所有的财产才能成为政权的基础，而一切民间资本都是异己力量，所以始终不遗余力地剪除私人资本，扩张经济中属于国家的部分。现在中南海终于明白，“这种局面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党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需要做大的做大，可以做强的做强，必须提高的提高，能够救活的救活，应该淘汰的淘汰，适合放开的放开，努力做到活有活的路子，死有死的办法”。这些话意味着，中央政府在今后的岁月中将不仅想办法“搞活”自己的企业，而且也开始想方设法“搞死”自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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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采取这一方针，实在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过去20年来，中南海一直把振兴国有企业看作国内事务最重要的方面，从胡耀邦、赵紫阳这一代，到李鹏的两届总理任期，然后是现在的朱镕基，这些人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持有大相径庭的想法，但在这件事上都是不遗余力，却又全都无力回天。江泽民在1999年走遍全国来研究这个问题，终于承认“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生产经营面临困境，经济效益下降，负债率过高，富余人员较多，社会负担沉重，部分职工生活比较困难”。这番描绘一点都不过分。当日402种工业品中，有334种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每100台设备中，有65台是老掉牙的，其中大部分是20年前的，甚至还有50年前和60年前的；每100元资产，就有65元债务；每获得100元利润，就要支付38元的银行利息；每投资100元到生产中，就要拿出其中15元去搞办公楼、食堂、学校、托儿所这一类非生产的设施；每100个职工中，就有30个是多余的人；每100家国有企业中，就有42家亏损。银行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到现在还有18000亿元没有偿还。中国人把节俭下来的钱存到银行里，这一年这笔钱大约有7万亿元，其中有不少被这些企业借去，而且让人不安的名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端，比如“呆账”、“坏账”、“不良贷款”云云，意思是银行借出去的钱有去无回。还有个词叫“三角债”，意思是“你家欠我家，我家欠他家，他家又欠你家，谁也不还债”。“讨债公司”由此成了一个挺热门的行当，这从报纸上面到处都是“讨债公司”的广告就可以知道。有个广告振振有词地说：“人马出动，债款归来。讨不来债不收钱，讨得债来分一半。”还有一些词，“逃债”、“废债”、“黄世仁害怕杨白劳”，意思是说企业借了钱不还，还理直气壮。除了有不还债的本领，他们还能让不赚钱的事业永远持续。那一年国有工厂每销售100元的东西，只有0。43元的利润，如果按照投入和产出来比较，就更加可怜，每100元资产只收回0。23元，尽管银行在过去三年降息7次，还开征了利息所得税，但是你要把100元存在银行里面什么也不干，这一年下来，还有一块多钱的利息呢。 　　面对这样一幅叫人伤感的图画，不说“有进有退”，又能说什么呢？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后一个堡垒了。现在中南海所谓“有进有退”的方针一出，堡垒可就要从内部颠覆，他们当初撰写“万言书”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看来全都没有用。1999年秋天，当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奥克兰恢复时，党中央全体会议上也洋溢着一派急切之情。中央委员们倒不是担心社会主义的阵营越来越小，而是忧虑：中国入世指日可待，我们那些过时的技术、落后的设备、亏损的企业、拖着一屁股坏账的银行，当然还有农业，还有保险业，还有商业和饮食业，还有电信业和民航业，还有新闻出版业，还有大众娱乐业，怎么和蜂拥而入的跨国公司抗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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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公司的确正在蜂拥而入，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有45架跨国公司的专机停在上海浦东机场上，黑压压亮晶晶的一大片，有美国RICH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里奇的“FAL900”，还有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理查德·瓦格纳的“湾流5”。他们到这里来参加《财富》论坛，论坛的题目叫做：“中国——未来的五十年。”其实，关于这个国家，他们即使是对正在发生的情况也很陌生，更不要说未来了。就像李光耀说的，“要想预测中国未来五十年将要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还是来了。与其说是预测未来，不如说是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了解中美文化观念上的差异非常重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上海这样说，“美国历史只有200年，而中国有5000年历史，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历史至少有4800年不需要美国参与。”听众当场抚掌大笑。这话是对的，但这并不说明今后中国的历史也不需要美国参与。这个国家谈论“全球化”的人忽然多起来。这个词过去也是有的，而且源远流长，有如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弗莱恩教授所说，“经济全球化是从1571年开始的”。这一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马尼拉城，由此开辟欧洲国家从事跨海贸易的第一个中继站。可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大多数中国人还觉得它同自己的生活无关，至少还远得很。现在，情况不同了。一项由中国人主持的调查认为，未来世界的经济就是操纵在这些跨国公司的老板们之手。他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多，国际技术贸易的60%多，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90%。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开始关注中国以外的地方，有一项针对117个国家的调查说，在过去20年间，比较开放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比那些相对封闭国家的增长幅度至少快5倍。另一项调查说，经济全球化“既是财富积累最多的时期，也是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时期”。在过去50年里，世界总产出增长了5倍，可是世界人口中最富的20%和最穷的20%的收入差距，却从30∶1扩大到74∶1。报刊上不厌其烦地引用那些数据，本意已不再是指责资本家聚敛不义之财，而是在告诉普通中国人，他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就建立在与西方有钱人合作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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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就是这样急切地打开自己的眼界。盖洛普公司就中国人了解世界的途径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把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财富》杂志上，其中说到，有10%的中国人使用过电脑，有14%的人知道互联网。在18-29岁的北京人中，有1/3曾到互联网上“冲过浪”，这比使用过互联网的40岁以上“老年人”多3倍。在所有的中国人中，有62%见过外国人（这数字连西部贫困农村的居民也包括在内）；有72%的人知道世界杯足球赛；44%的人知道芝加哥公牛队；39%知道美国的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29%的人知道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连帕瓦罗蒂也有12%的知名度；29%的中国人看过西方电影；10%的中国人曾购买过外国音乐的录音带、录像带和光盘；11%的人曾阅读过西方国家的书籍、报刊、杂志；51%的人想出国看看。那些驰名世界的商标，现在也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按照知名的顺序排列如下：可口可乐、松下、海飞丝、万宝路、百事可乐、日立、飞利浦、本田、高露洁、摩托罗拉和三菱。“中国人正在了解世界。”盖洛普（盖洛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这个秋天说，“中国人了解世界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相当主动的行动。” 　　相形之下，外国人了解中国倒是相当被动的，他们来到上海，满眼都是摩天大楼——有2000多栋，街上都是拥挤的车辆——有80万辆，不禁惊叹。基辛格说他“差不多迷了路”：“在70年代，如果有人告诉我上海20年后会是现在的样子，我一定会说这不可能？”他在7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紫禁城里看见的琉璃瓦是黄色”，还有上海浦东的“一片农田”。有意思的是，这个国家并存着三个文明：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比美国还多，可是它还有传统的工业和古老的农业，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很多年前差不多，“我讲个故事，”经济战略学家、德意志亚太银行首席经济师肯纳斯·S。考梯斯对他的听众说，“看看这三个部分的联系。”有一天，他在北京看到一家互联网公司开了个“网吧”。有两个农民到北京卖蒜，天下雨了，他们进了这个网吧，看到那么多计算机，大吃一惊。服务员对他们说，我们可以为你注册一个网址。后来，他们注册了一个大蒜公司互联网址。“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变化的力量所在。”他这样感叹。这话其实是很含糊的，因为人们对“力量所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一样。中国人一定会说这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可是考梯斯显然不这么想。1999年秋天他在上海说：“要是现在有两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到这里，那应该是马克思和凯恩斯。那么，马克思会很悲观，而凯恩斯却会很高兴，因为凯恩斯提出的所有措施，现在都有人用上了。”有时看来真的如此。不过格林伯格听了考梯斯的意见之后立即表示不完全同意。“我不会那么悲观，”这位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说，“有很多活动在促进经济发展，需要一些时间使经济政策生效。中国的领导人已经种了许多种子，到2000年，这些种子会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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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领导人的确“种下了许多种子”。不过，最有意思的一粒却是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多样化”。他们已经成了胸怀博大、宽容、富有自由民主精神的政治家。9月27日，江泽民在1999年《财富》全球论坛的开幕仪式上演讲，谈到很多，谈到上海的变化，谈到他自己50年前“立志献身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伟业，并一直奋斗到今天”，谈到中国人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谈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谈到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谈到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谈到中国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谈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然后他突然提高了声音说：“我们主张，世界上存在的社会制度差异和不同政治信仰，不应该被人为地用来阻碍各种正常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 　　事情的发展正是这样。在经历了一个沉闷的夏天之后，外国的企业家们再次活跃起来，有人说：“要保持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投资热土的温度，最好使它在九十九度时再升高一度。”不管中美两个国家的贸易官员在新西兰说了什么，也不管他们为什么又跑到华盛顿去了（9月27日和28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谈判），他们满怀激情地会聚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这是一座刚刚落成的崭新建筑，主体结构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球形，市民都觉得它很难看，与周围的景象也不能协调，但是当设计者解释“这是一对张望世界的眼睛”时，大家都表示能够理解。9月的最后三天，这里热闹异常。就像江泽民期望的，是一个不同制度不同信仰相互合作相互交流的舞台。“演员”的阵容很强，中国这一边，也有270个人来了，都是国内最有名望的企业家，但是只有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被允许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海尔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进入全球五百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有60个“全球五百强”的老板和另外497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经济学家、退休政治家和外交家，也坐在这里。有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道格拉斯·艾华士，他雄心勃勃地说：“我们到世界每一个地方去，去了就永远留在那里。”有百事可乐公司董事长段瑞杰，他说：“要让中国每人每天喝一瓶百事可乐。”有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理查德·瓦格纳，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将在未来的二十至二十五年中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有贝特尔斯曼公司董事长托马斯·米德尔霍夫，他宣布他的公司正申请在中国全面开展其业务的执照，还在上海建立了制造激光唱盘的工厂。有时代华纳集团董事长莱文，他说，他的公司选择上海来举办《财富》全球论坛，并以“中国：未来的五十年”为主题。所有这些都是早就料到的。因为《财富》刚刚完成一项调查：在2000多家在华外资企业负责人中，有87%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经营环境“极好”、“好”，或者“尚好”；有57%将增加在华投资。杂志的编辑在发表这些调查结果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写道：“欲独霸世界，先逐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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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新闻记者们似乎更关心眼前进程。有个中国记者一直等着鲁宾，后者是美国政府的前财政部长，曾是克林顿内阁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次也来了。中国记者不肯放过他，就是为了问他一个问题：“《华盛顿邮报》曾报道说，在今年4月，是你在最后一分钟向克林顿总统建议不要和中国签订任何协议，有此事吗？”鲁宾赶忙回答：“确实有人写了这个报道，但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他把“责任”推到美国国会去了，说那里面“有个大人物反对”。至于他自己的作用，他说他当时的确在讨论小组里，“我有权利在中美之间的分歧还没解决时提出我的建议”。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财富》杂志副总编辑小理查德·科克伦召集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题目是：中国何去何从。他劈头就问米基·坎特：“中国有好多年一直不清楚是否能加入世贸组织，你觉得是否可加入？”官员们权力在握的时候总是不能畅所欲言，一旦退休，第一件事就是把说实话的品格找回来，全世界都是如此。现在坎特先生也不例外，这位美国前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现在说：“我已经不是政府官员，但我要说，中国必须加入世贸组织，这不仅是为了中国和美国，更是为了世贸组织本身。”这个问题看似经济问题，实质还是美中关系在起伏。“我们大概在吃完饭四小时后就可知道，他们正在华盛顿谈判。这是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坎特先生说得不错，在华盛顿的谈判“非常艰难”，又像鲁宾说的，“障碍”很多，最基本的问题并未解决，甚至连谈论问题的起点在哪里都成了问题。美国人说应该以中方“四月方案”为基础，商务部长戴利公开要求中国政府信守“四月承诺”。“肯定的，这个方案从来没有从谈判桌上消失，”巴尔舍夫斯基说，“而我们也认为恢复谈判有必要从谈判当初中止的地方开始。”有人说，如果美国不再狮子大开口，中方不收回当时的承诺，那么，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是很大的。问题正在于，美国人还在期待更多的东西，要中国人在银行、保险、大众传播领域再做让步，而中国人连已经答应了的事情也要收回：“所谓朱镕基的‘承诺’、‘开价’，只是美方的片面要求和误解，”石广生在巴黎对一个访问者说，“中国当时就没有同意并予以澄清，今后也不会全同意。”龙永图甚至还指出，美方擅自公布的所谓中方清单内，有10-15处是错误的，都不是中方所提供的条件。可是也有些地方不是文件的错误，比如中国人同意外国电信公司参与中国的电信业务，其中包括电脑网络业务。这在当时连美国电脑界商人都不敢相信，但是现在中国人也明白其中含义了。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9月22日重申不允许外资直接入股及营运国内的电信业务。电信管理局局长张春江也说，中国现行的规章制度禁止外资进入中国的互联网服务领域，而且中国从未向外商开放过基础及增值性电信业务，包括增值性互联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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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都开始怀疑对方的诚意。白宫的一名高级经济助手满腹狐疑地说：“没有人肯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是否在故作姿态？”总统也在连连抱怨：“我完全不能控制这个时间表”，“那最终还是由他们来决定，不是我”。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密西西比州区共和党参议员洛特也给白宫大泼冷水：“如中国和克林顿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在年内通过中美贸易协议，是极不可能的。”首先，你必须达成协议。然后敲定最后文件。国会在获得有关文件后要举行听证会，议员们需要许多时间检讨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事务，还要把许多议员都关注的中美贸易逆差和中国“涉嫌窃取美国核机密”问题解释清楚。这要多少时间啊，可是国会再过几个月就要休会，今年就要过去了。克林顿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让他的发言人洛克哈特去指责那个人的讲话“不负责任”。可是洛特不管总统爱不爱听，只一个劲地说：“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看来他是对的，而总统有点儿一厢情愿。石广生与巴尔舍夫斯基在华盛顿的会谈仅仅进行了两个小时，没有任何结果，石广生就匆匆回国了。 　　建国五十周年的庆典是件大事。中国人都在全力以赴，美国人只好等待。庆典过后，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斯珀林发出警告：中国在年内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期限马上就要到了。此人在4月是强硬的“反签派”，坚定地站在巴尔舍夫斯基的对立面，要求克林顿向中国索要更多的东西，但现在也着急起来。与斯珀林相比，戴利显得很沉着。“他们将回到谈判桌旁，就像在4月份时那样。”他这样说，可是又过了几天，到10月8日，这位部长也沉不住气了，连连说，美中双方达成一项协议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财政部长萨默斯倒是没有说什么，他亲自跑到中国来了，成为“五月事件”后第一个访华的美国内阁官员。那一天是10月24日，他没有在北京多待，当天就继续西行，飞到兰州去晤见朱镕基，不过，还是没有任何结果。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直到这时候，中美谈判还处在僵局中。 　　11月8日，乐观的迹象再次出现。白宫发言人洛克哈特宣布美中即将举行新一轮谈判，还说，“现在华盛顿的气氛比起中国总理朱镕基4月访美时好得多”。他指的是白宫，因为根据当天美国报纸上的消息，“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同中国进行更多贸易”，还主张暂缓对中国的支持，直到北京改善其人权和宗教信仰的记录。但是这些消息不会影响白宫的信心。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正在大洋上空，朝着北京的方向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