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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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家重在往事的铺陈评说。政治家的重点却在今世的荣辱沉浮。普通人总是想要追究一时一事的公允，一个执政党却一定要维持大局的平衡。这些道理看上去不能尽合人情，也没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大势的走向甚至具体事件的结局。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老舍的悲剧至今不能彻底宣扬，其家人30多年悲愤不已，却完全没有可能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公安机关无从立案侦查，检察院也没有提起公诉的动议。但是另一方面，这一事实也不能阻止社会风尚日益倾向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这在“钱小涵事件”中可以看到充分的证明。 　　钱小涵本是上海市一个寂寂无名的女大学生，但是自从她1998年7月8日横遭一场侮辱之后，这个名字就被千万人反复提起。 　　这一天她携带侄子来到四川北路的“屈臣氏”超市分店，进入东门的时候警报器笛声大作，警卫闻声赶来，阻止她离开，并且令其从防盗器械构成的门楣间重复通过，她坦然从命，不料再次引发警报。警卫于是确信抓获盗贼，钱也被迫进入商场地下办公室接受检查。警卫以手提电子监测器在这女孩子周身上下探索，在确定其左胯部位有反射电磁信号之后，令其脱下裤子。钱含泪抗拒，没有结果，无奈之中解开裤扣，一个女店员以目光搜查其中，未见任何异样，锲而不舍地伸手探入裤内摸索，仍是一无所获。受了侮辱的钱小涵愤怒地向店家抗议，要求对方道歉并承担赔偿之责，遭到拒绝。钱小涵忍无可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店家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法庭责令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万元。这一数字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有“漫天要价”之嫌，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在一审法官眼里，这要价并不太离谱。 　　一审法官隶属于上海虹口区法院，判决“屈臣氏”侵权事实成立，责令其在报纸上公开向钱小涵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5万元，虽未全部满足原告诉讼请求，但数额之大，在迄今为止我们国家的诉讼历史上，并无先例。所以消息甫出，便在上海、北京两地社会舆论中引起巨大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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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小涵觉得终于出了心中一口恶气，但是“屈臣氏”不服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从法院的组织机构看。市中院的级别无疑高于区法院。但法律界的上下级关系，并不像行政机构那样简单。区法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判决，认定这一事件的侵权情节“非常恶劣”，且原告处于敏感年龄段，被告又是一个更大的超级市场的分店，为香港人投资经营，资本雄厚，无疑具有更大的赔偿能力。可是，这后面一个理由让一些政府官员产生了另外的念头，他们开始担心这个判例会使在华投资的外商感到心冷，进而导致有钱人离开自己的辖区。 　　我们检查法庭二审过程的种种细节，可以发现它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庭并无差异，但是诉讼双方对于一个关键情节的解释发生了分歧。原告说她的脱裤乃是被迫，而被告却说她是自愿主动脱裤子，还说她当时态度恶劣，甚至骂人。一位名叫继军的记者在研究了案情之后，由常理和逻辑的角度对被告提出怀疑：一个20岁的姑娘是否有理由自愿主动在人前脱裤？“自愿主动”和“恶劣骂人”这两种态度，又如何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一审法庭显然支持这个疑问，所以才会在其判决中认定“侵权行为非常恶劣”。但是二审法庭不肯继续追究这一情节的是非，只是认定发生了脱裤被查的事实，对于是否为被迫，不置可否，所以无从得出“非常恶劣”的结论，故此修正一审判决，将“屈臣氏”给付钱小涵的精神赔偿减为1万元。 　　这一戏剧性的变故发生在1999年1月6日，由此引发了新年以后第一个激动人心的浪潮。有如《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所说：“舆论哗然。”在同样的事实面前，两次判决的差别如此之大，难免令人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承担一审责任的虹口区法院民事庭庭长朱吉仍然“不认为一审判决有错”。人们虽然不能尽知种种司法细节。但却都把同情倾注在钱小涵一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刘心稳说：“25万元精神赔偿可谓大快人心，改判1万元是不合情理的。”另外一个律师，岳成，说他非常震惊，因为他本来觉得，25万元的精神赔偿不仅不多，而且还明显不足：“要么一审法院糊涂，要么二审法院糊涂。”刘俊海说。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又是法学博士，面对这一事变不免吃惊：“从25万元改判为1万元，给人一种印象，法律如同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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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情弱者一向都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这一事件显然超越了同情的范围。报刊编辑在消息中没有忘记维护当事者的权利，很小心地把原告的真实姓名隐藏起来，所以，钱小涵只是她的一个化名，尽管如此，这名字还是在市民中间不胫而走。一连几个星期，人们都在念叨着“25万”和“1万”，看来法庭确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出现如此不同的结局，却又不能责怪法官滥用权力，问题的症结在于，法律本身对于精神损失以及赔偿数额缺少严密界定，这在此前和此后无数诉讼中，都会成为一个难题，令法官举棋不定。但是钱小涵对于这个局面表示不能理解，她不服二审法庭的终审判决，遂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事情拖延半年，而钱小涵始终没有得到店家的歉意。她说。她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她的申诉。这样一来，事情便从上海闹到京城。 　　以上一段亦公亦私之民事案件，能够在百姓和许多学者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是因为钱小涵的诉讼焦点和今日中国人企盼个人权利的心理十分接近。我们对于司法的理由姑置不论，只以社会眼光来看，商店保安人员搜查顾客身体，确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恶行。不要说钱小涵并无偷窃行为，即令店家确有证据证明钱小涵系盗贼无疑，法律也不能允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搜身”。然而我们还须特别注意，假如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1999年，而是发生在50年代、60年代或者70年代，则钱小涵的遭遇定然更加不堪，法院不会接受她的诉讼，报刊不会出来为她鸣冤，她本人则除了忍气吞声甚至低头认罪之外别无他途。这有数百万人的遭际为证，此前所说“老舍之死”，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66年8月23日猝然面对一场疯狂的侮辱与损害：被迫站在众人之中，周围火光熊熊，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和谩骂，有如暴雨倾盆而下，一刹那间已经头破血流，白色的衬衣上淌出斑斑鲜血。又有两个大汉将他胳膊翻转至背后，头也被深深地按下以示“低头认罪”。他终于无法支撑而跌倒在地，有人把脚踩在他的身上，又有两只手揪住他的头发。当他终于站起来的时候，脸上已呈青紫色，眼镜破碎，衣服也被撕裂，和血块粘在一起，一个巨大的木牌吊在他的脖子上，上面是“反革命黑帮分子”几个黑字，铁丝深深地嵌进他的皮肉，脚下只剩了一只鞋，一缕带血的布条挂在他的头上，随着众人的怒吼飘荡不已。经此事变，他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次日自沉太平湖底，死前未留任何想要为自己讨回公道的遗言，只希望最钟爱的孙女和他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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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人当时已经67岁，绝非法院在钱小涵一案中所说之“敏感的年龄”，这也可以证明，他在60年代所面临的精神和肉体的打击，远远超过钱小涵在90年代的遭遇。然而这在当时不过是一件最普通的事情，甚至作为革命的成果被舆论加以颂扬，在日后也极少为官方提起，更无可能进入司法程序追究侵权事实或者精神赔偿。我们将这一老一少的遭遇加以对照，可见其中有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前人以为一切问题取决于政党的曲直以及国家的兴衰，个人只需顺从乃至奉献，而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已开始关注人的利益、权利、尊严和生命，所谓政党、国家、集体、单位，都不过是无数个人之组合。这中间变化万千却又难以被人察觉，恰如季羡林这年暮春在台湾拜谒胡适之陵墓时的感叹：“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此刻鞠躬默哀，悲从中来，眼泪流出，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 　　历史的确是动了。从老舍的时代到钱小涵的时代，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道德的标准已经转变，“主义”的力量也渐为物质和技术所代替。许多大事件在昔日一经政治家提出，必能震撼全国，在今天则更有可能被人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抛之脑后。而凡人俗事常常获得社会广泛深切的关注。1999年开始的时候，像柬埔寨红色高棉军队彻底瓦解、政府解体、乔森潘忍辱投诚这样富有政治意味的事件刚刚发生，依照过去的情形，这是一定要在官方和民间中引起广泛激动的，但是这一回人们竟然没有什么反应，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似的。那些天，人们都在关注黄河三门峡水库中的40多只白天鹅，还有綦江县的彩虹桥。前者在新年第一天被人以毒药伤害，医务人员全力救活其中17只，另外27只终于死去。后者在1月4日突然坍塌，导致40人当场死亡。这一消息立即震惊全国，其直接乃至间接的责任者也在数月之后受到法律制裁。 　　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背景、不同利益的人们，过去碰到分歧就会你死我活，六亲不认，现在却都有了通融交汇的可能。这情形有如1999年流行起来的一首新歌：《好好过日子》。歌词是车行写的，每当单汝平唱起来的时候，总有很多不同年龄的人和她一起唱。伴随我们国家走过50年的三代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共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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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句话，爷爷告诉爸爸，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姥姥告诉妈妈，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妈妈告诉我呀，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我要告诉大家，好好过日子。 　　常吵架的人，想想这句话。 　　不勤俭的人，听听这句话。 　　爱生活的人，珍惜这句话。 　　好好过日子吧！ 　　往日惊天动地的那些大事，现在全都淡了；往日不足挂齿的那些小事，现在却登上大雅之堂。有个调查机构想要看看世纪末的中国人在关心什么，就搞了个民意测验，报纸无保留地公布结果：普通城里人最关心的事情是“住房制度改革”。此外还有，物价会不会上涨？人民币是否贬值？这一次轮到我下岗了吗？股市还有没有机会？看病还能不能报销？上海这座城市正在为一种叫做“上海风采”的彩票着迷，因为每周抽奖都有可能造就几位百万富翁。北京市民却在追逐“三峡债券”，因为此种债券的利率较银行储蓄高出一个百分点，所以排队抢购之势蔚为壮观。在广州，“广国投”破产，香港股市也无振作之象，年轻人对投资失去了热情，转而讨论大学校园里面该不该卖“安全套”。至少六成的年轻人认为爱与性无法分开，18%的大学生正在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行。暨南大学一位专门管理学生的官员说：“安全套真的很重要”，因为就连最严肃的女学生也在提出“亲嘴会不会怀孕”之类的问题。此外人们还在谈论“千年虫”问题、“亚健康”问题、大气污染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乔丹退役问题、腐败问题、城市交通问题……3月第一周的那几个夜晚，酒吧、咖啡馆和歌厅里的人少了很多，因为年轻夫妇全都忙着做爱，以便生个“世纪婴儿”。中年人开始打听一种出自美国被译做“伟哥”的壮阳药，老年人到处寻找保健药品争取长命百岁。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讨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私情究竟是厚颜无耻还是更富人情。汽车的“三点式安全带”被公认为100年来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因为它挽救了至少100万人的生命。上海市民最欢迎的报纸《新民晚报》报道说：它的发明者尼尔斯·柏林，是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的首席安全工程师。那些因使用安全带而逢凶化吉的人常常给他打来电话，因为自己的大难不死而对他表示无限感激，其中有些人还在美国组成了一个“生还俱乐部”。1999年尼尔斯·柏林生日那天，他们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向他祝贺，这让柏林在心中感觉到“一股暖流”，他说他“真正感到为人类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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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人类有些东西是共同的，并不因为种族、肤色、语言、文化、信仰的差别而不同。在1999年，也即20世纪最后这段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乃至生活本身都在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这种变化由于他们把自己汇入世界潮流的努力取得进展而突然加快了。 　　1999年春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似乎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双边谈判作为这个进程的开端，那么它就已经持续了13年。这是国际贸易领域中一场真正的“马拉松”，甚至超过了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和美国人的越南战争。有一段时间，谈判看上去有点像一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它使人想起100多年前李鸿章的谈判，以及从那时以来中国人与日俱增的苦难。就像一些中国人说的，美国人现在是想在谈判桌上拿到他们在战场上没有拿到的东西。也像一些美国人说的，中国人是想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在国际市场上拿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不过，“交战”双方不是兵戎相见，而是唇枪舌剑，而且全都面临着双重压力。美国人一直在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中国人全都知道不退让也就不能前进，可是国内舆论却坚决主张“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这话的意思是，今天的中国政府决不会像100多年以前的清政府一样做出“卖国”之举。巴尔舍夫斯基面对中国人的顽强抵抗一筹莫展，克林顿嘟嘟嚷嚷地要她加快谈判进程，可那一边国会大厦里还在吵吵嚷嚷地说她在中国人面前过于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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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谈判毕竟不是战争，其要旨也不是对抗和压倒对方，而是合作和妥协。种种难题并没有阻止北京和华盛顿的努力。3月份，对外经济贸易部的一个小组向朱镕基报告，说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看来只差最后一跃。这位总理于是觉得有必要到美国去一趟。他的前任李鹏在总理任上十年，始终没有得到华盛顿的善意，而他上任不久就受到美国总统的邀请，表明华盛顿正在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中国总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对眼前局面并不乐观。迄今为止，一闪即逝的乐观局面他已看到太多，但后来的结果大都是不愉快的。有人对他说，那些乐观情绪都是骗人的，至少是盲目的。美国人根本没有诚意，中美谈判的前途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死胡同，漆黑一团，没有光明，即使有个亮光，也不过是风雨中的一支烛光，岌岌可危。过去几个星期里，北约对科索沃地区动武，美国决定在日内瓦人权会上提出反华提案，和中国在世贸组织问题上本来已经很有希望达成协议，可他们忽然又变了卦。看来白宫一点也不给中国总理留面子。中国人也不甘示弱，希望能够以牙还牙。“他们纷纷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反对我访问美国。”朱镕基这样说。这局面的确让中南海头疼，4月第一天的晚上，这些人一直在商量是否该让总理到美国去。朱镕基说：“在这种形势下，到美国能做些什么事呢？”但是江泽民坚持要他去。于是，24个小时以后，这位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两个外国人——美国道琼斯公司董事长兼《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和加拿大《环球邮报》董事长帕金森，对他们说，他仍然愿意到美国去，解释一些问题，说明一些真相，来促进相互的了解。“我想，我这次访问不是很轻松。”朱镕基这样说，脸上的笑有些勉强，“中国有句话叫做两面不讨好，一方面是一些美国人不欢迎我，另一方面是一些中国人不要我去，所以我要做的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康比德说他认为中美距达成协议已经只有一点点距离了，但是“美国方面的代表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敢走过这一点点的距离”。这位中国总理笑着指出谈判有倒退的危险，还说他从来没遇到过巴尔舍夫斯基这么强硬的谈判代表。实际上她是“得寸进尺”。在说了这些话之后，他把美国人撇在一边，把脸转向加拿大人：“我曾经跟你们大使说过，我到美国去紧张工作以后，要到加拿大休息几天。在加拿大也会遇到游行示威，少不了，但是我仍然认为我到了加拿大就像回到家里。”连加拿大都像是自己的家了，可见他对未来一周的美国之行心存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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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果然出师不利。4月6日，他的专机飞临太平洋东岸美国大陆时，天空灰暗，乌云压城。洛杉矶国际机场风疏雨骤，飞机穿云破雾降下来。朱镕基走下舷梯，身穿藏青色的大衣，不戴帽子，顶着风雨，扬起他那两道着名的眉毛朝周围看了一眼。广场上所有旗帜——无论是星条旗还是五星红旗，全都湿淋淋地低垂着，无精打采。白宫官员希望他立即乘车离开此地，可是他从围着他的美国人肩膀上看出去，就看到了那些来欢迎他的中国人，看到了那些人身上的雨水和眼里的渴望，于是他向他们走过去，把美国人留在身后。他面带微笑，在记者的摄像机前极力做出和蔼可亲的样子，希望美国人能够看清共产党人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铁幕下的暴君”，有一次他疾步趋前，和一个手拄拐杖的白发老人拥抱，他认出这是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副主席阿曼森夫人。有两次他不顾警卫的阻拦，把手伸向警戒线那一边的人群。劳安亦步亦趋跟随在他身边，不时地轻轻拍打他的深蓝色大衣上的雨水。 　　两个小时后他出现在洛杉矶市雷登市长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让美国人见识了共产党领袖身上的另一种人格，而这些都是世人罕见的：机智、幽默、犀利、从容、直截了当和富有人情味。他不拿讲稿，张口就来，东拉西扯，还句句说到点子上。“你们加州的联邦参议员范恩斯老太太每次访问中国时，都要谈到加州柑橘向中国出口的问题，”他说，“谢天谢地，从今以后不用再谈了。”虽然《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要在好几天以后才能签署，他还是打算把它作为送给美国人民的见面礼，所以踏上这片土地才三个小时就把它宣布了：“根据这次达成的农业合作协议，中国将取消从美国七个州进口小麦和从包括加州在内的四个州进口柑橘的限制。”他还谈到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个一揽子谈判，给美国人一个新的悬念，说“中国已经给了美国很好的出价”。他的谈判代表龙永图也大有深意地说：“中国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如果美国再不满意，会后悔很多年。”可是当记者们打听中国人到底打算做什么的时候，他却不肯透露细节，“如果让巴尔舍夫斯基知道了，她又要提出新的要求了”。 　　他的魅力让全场高潮迭起，笑声掌声不断。他可一点也没有想到，两天后克林顿在白宫南草坪欢迎他的仪式上说“你的访问是我们两国人民由来已久的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时，已经打定主意不和他达成那个一揽子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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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不是这“最大的让步”还不能让美国人满意，也不是巴尔舍夫斯基又提出了什么新要求，而是华盛顿相信让谈判拖延下去对他们更加有利。就在中国人争论该不该让朱镕基到美国去的时候，太平洋这一边，克林顿的助手们也在激烈争论该不该在朱镕基访问时与中国达成协议。总统仍在犹豫，不知如何是好。白宫开了好几次会讨论这件事情，希望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可是那些对总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现在分成两派，而且越吵越凶。根据当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赞成与中国达成协议的人似乎主要是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官员，包括巴尔舍夫斯基、奥尔布赖特、中央情报局负责人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伯杰。他们已经看出中国人没有骗他们，所谓“最大的让步”的确史无前例，于是劝告总统“应该见好就收”，还说美国有理由支持朱镕基的改革方针，不该让他空手而归。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则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官员，有商务部长戴利、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波德斯塔。他们锱铢必较地谋划着还能从中国人手里得到什么，然后说应该把达成协议的日子再拖一拖，迫使中国做出更大让步。财政部长鲁宾本来赞成巴尔舍夫斯基、奥尔布赖特和伯杰的看法，美国报纸上也都说他是个“主和派”。可是事到临头，他忽然变卦，与戴利、斯珀林和波德斯塔这些人站在一起。这让巴尔舍夫斯基和奥尔布赖特大感意外，也使天平的两端发生了有利于强硬派的倾斜。总统决定不与朱镕基达成协议，于是让巴尔舍夫斯基去找中国人提出新条件：增加一个保护美国纺织工业的条款——这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霍尔姆斯和另一个医学参议员郝林斯早先的主意。现在巴尔舍夫斯基除了“得寸进尺”外，别无选择。她心里明白，这超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范围，朱镕基不可能答应。可是总统并没有期望人家答应，不过是在实行缓兵之计。后来有人想起克林顿和朱镕基握手时笑容可掬、满嘴好话的样子，就说这表明了美国人的虚伪。其实这也是对他过于苛求，总统那时在贸易谈判上的确缺少诚意，但他把朱镕基的来访视为“重大事件”却不是假的。 　　朱镕基对于中美关系的真实情感，也是在那次欢迎仪式上突然爆发出来。他的演讲语气婉转，言辞优美：“当我们到达阳光之城洛杉矶的时候是春雨连绵，在我们离开洛杉矶的时候是雨过天晴，当我们到达华盛顿的时候是阳光灿烂。”谁都可以听出，这不是他的一贯风格。他的讲话一向直来直去，极少使用华丽辞藻，但这些话正是他此时的心情。他忧心忡忡却又满怀希望地对美国人说：“我们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只有有不同意见的朋友，才是最好的朋友；唯有诤友，才是挚友。”掌声响起，有人还大声欢呼，他环顾四周，可以听出来，那掌声和欢呼声不仅出自礼貌，也包含着某种真诚，于是觉得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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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总理抓住每一个机会尽力施展东方式的开朗、随意和幽默，表面在嘲笑自己，实际上是十足的自信。他对着一大堆美国记者拍拍自己心窝，又指指身边的美国总统，笑着说：“我的心跳在加速。我没有他有经验。他对付你们是很有经验的，我没有。”记者们一听就知这个人不好对付，可又没有反感。他在丹佛市十六街的商店里买了两顶美国帽子，然后在科罗拉多州州长举行的晚宴上说，这是为了“帮助消除中美贸易逆差”，听众捧腹大笑，他又说，“不过是你们州长出的钱”。在芝加哥，一个农场主普里茨克送给朱镕基一头牛，有640公斤重。他连连道谢，又说这东西作为宠物有点太大了，只好转送中国农业大学。美国记者一向喜欢幽默，讨厌一本正经，现在都被他迷住了。“共产党的领袖不都是正襟危坐，铁面冷眼的吗？他可不像。”华盛顿一个爱说笑话的人说，“不如选他来做共和党的领袖吧。” 　　可他还是属于共产党的。他胸有成竹地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告诉他们，他的国家和美国在世贸组织问题上已经清除了主要障碍，“如果要我说老实话，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差距有多大，而在于目前的政治气氛”。有人提到，香港报纸上说他给美国人“送大礼”来了。他说他正要谈到此事，这种提法不正确，因为“大礼就等于政治献金，对克林顿总统十分不利啊”。然后话锋一转，说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符合它的游戏规则，“不做出让步是不行的”。记者追问中国“让步”了什么，他就不再往下说了。不过，总统和总理都宣布，将要发表联合声明说清这件事。 　　看上去一切顺利，但就在这时节外生枝。记者招待会还没结束呢，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的官员就在会场外面散发那份“中美联合声明”了，还有一份长达17页的附件，这是把中国人的“出价”全都公开了。事情在一秒钟里就被搞得一塌糊涂。有人说这是白宫那帮人弄巧成拙，其实也不全对，白宫本来不想做什么，不过是想告诉后院里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他们正在逼中国人让步，而且已经大见成效。 　　但是朱镕基和他的随行人员都被激怒了。接下来是中国人此行最黑暗的一天。他们后来说，美方公布那个“声明”之前没有通知中方，更未经过中方同意，还说那附件上所谓“最大的让步”，只是美国人的要求，中国人“没有同意”。吴仪开始激烈地指责巴尔舍夫斯基，后者反唇相讥，还按照总统指令提出新要求。如她预料的一样，中国人不仅不接受，还觉得受了愚弄。两个女强人整整吵了一天，谁也不示弱。那个早晨，朱镕基很早起床，跑出来和美国的13个议员一起吃饭，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解释中国的立场，还让每个美国人都说出自己的意见，结果发现国会里很多人根本不明白中国和美国正在谈些什么。他既惊讶又迷惑：既然如此，他们凭什么反对他们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