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中的类型问题   文/荣格

破烂的砂锅

破烂的砂锅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在世界心理学界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是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之一。著有《无意识过程心理学》、《心理类型》和《记忆、梦、思考》等。
　　1875年7月26日生于瑞士图尔高州。少年荣格腼腆而敏感，常常与父母的信念，老师的要求相悖。他和同学相比很特别，脆弱而且容易受伤害。1902年荣格获得苏黎世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5年任该校精神病学讲师。后来辞职自己开诊所。1911年被推选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后因与弗洛伊德的分歧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自创分析心理学。本世纪20年代，曾到非洲、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地进行几次旅行考察，开始研究种族潜意识的性质与现象，广泛考察了古代神话及祭祀仪式。1961年去世。
　　荣格在人格结构问题上，提出把人格分成三个层次，即意识、个体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荣格毕生致力于人类心灵奥秘的探索。他的一生著述浩繁，他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的研究学贯中西。他所创立的分析心理学不仅在心理治疗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而且对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文学、艺术、宗教、伦理学、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荣格对东方文化和宗教一直很感兴趣，并借用到了自己的理论当中。在他生前，曾写过几篇文章，论及心理学和东方宗教。他的涉猎很广，藏传佛教，印度瑜伽，中国的道学和易经，日本的禅学和东方的冥想，都有过深入的思考。他还曾引用过中国炼金术的理论和佛教的曼陀罗图治疗过精神病。
　　荣格在西方的“正统”心理学中，堪称是异教徒。荣格虽然师承佛洛依德，也确从佛洛依德身上得到不少本事，佛洛依德甚至私下说“荣格是天才”，初期两人都有英雄惜英雄的悸动，佛洛依德写信给荣格时说：“如果我是摩西，你就是约书亚，将要拥有精神医学允诺之地。”蜜月期很快过去，1912年荣格发表了《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与弗洛伊德产生了分歧，主要分歧在于对里比多的解释。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完全是性的潜力，荣格则认为它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力。表现于生长和生殖，也表现于其他活动。由此，荣格全盘推翻了佛洛依德的理论。
　　荣格曾不讳言的说，他的心理学理论，除了一部分来自“临床心理学经验”之外，另一部分则是来自外部渠道与途径，它包括了东方宗教在内的所有学问。 荣格的著作《心理学与宗教：西方与东方》，算是他对禅佛学问的最佳注释。
　　早在2500年前，在古希腊的德尔斐太阳神庙①前一座石碑上锈刻着一行字：“人啊,认识你自己。②”千百年来，站在世界思想山巅的思想者们一次次地探询着“认识人”之谜。然而，认识人是多么困难，以至于关于人的知识是如此贫乏。卢梭曾经说过：“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年出生于瑞士。他的思想也在这美丽的祖国上渐渐地成长和成熟，最终滋润了欧洲的心理学界和思想界。荣格理论发展的大致轮廓是从精神病学通过心理分析学转向分析心理学，从原型理论⑥转向宗教动机心理和东方哲学的心理机制。荣格年轻时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后来由于对研究的核心问题持不同看法，像阿德勒一样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分道扬镳。不过在早期荣格深受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荣格终于创造出其独特的心理认识和实践方法，自然而然产生了荣格自己的心理学领域，其思想非常丰实和具有魅力。
　　历史上，唯有极少数的灵魂拥有宁静的心灵，以洞悉自己的黑暗。而开创分析心理学的大师－荣格，便是这少数之一。他是佛洛伊德最具争议性的弟子，并将神话、宗教、哲学与灵魂等佛洛伊德忽略的问题，引入了分析心理学派中。他，是现代思潮中重要的变革者和推动者之一。忽略了他，便忽略了与现代社会紧密攸关的整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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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格心理学的人格面具和人格

　　荣格所指的人格面具⑦是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分界点，人格面具这个概念把人际交往的方式上升到了理论层面，成为一种心理分析的工具。荣格认为：“人格最外层的人格面具掩盖了真我，使人格成为一种假象，按着别人的期望行事，故同他的真正人格并不一致。人可靠面具协调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一个人一什么形象在社会上露面……人格面具是原型的一种象征。”我们戴着人格面具表现着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人格面具是靠我们的Body language、衣着、装饰等所体现。我们以此告诉外部世界我是谁，用人格面具去表现我们理想化的我。但在另一方面，人格面具的作用在于它维护了人的虚伪与怯懦，这种反应来自于自身对未知事物或人的恐惧，从而启动了心理防卫机制，使人不自觉地步入了与真实人性不同的心境。人格面具又是一种严格的检查机制，使人的行为在检查的过程之后得到完成。但是我们并不必因此感到自责，人格面具的产生是合理的，它是一种社会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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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荣格名言
　　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在纯粹的自在的黑暗中点亮一盏灯。
　　思想的动摇并非正确与错误之间左右不定，而是一种理智与非理智之间徘徊。
　　当爱支配一切时，权力就不存在了；当权力主宰一切时，爱就消失了。两者互为对方的影子。
　　适用于一切的生活处方并不存在。
　　由于具有思考的能力,人便得以迈出了动物界。
　　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没经过激情炼狱的人从来就没克服过激情。
　　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
　　I+We=Fully I，（我+我们=完整的我）。
　　外向直觉型个性适合于当今许多革新领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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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
　　荣格1875年出生于瑞士的康斯维尔，一个对宗教相当热衷的家族，他八个叔叔及外祖母都是担任神职人员，父亲则是一位虔诚的牧师，几乎把信仰当成他生命的全部。自小他便具有特别的个性，是个奇怪而忧郁的小孩，他大都是和自己作伴，常常以一些幻想游戏自娱。到了6岁之後，除了父亲开始教他拉丁语课外，也开始他上学的生涯，藉著和同学们的相处，荣格慢慢发现家庭之外的另一面。多年之後回想起来，他将自己分成了两个人格－一号和二号。一号性格是表现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此时的他就如同一般的小孩，上学念书、专心、认真学习；另一人格犹如大人一般，多疑、不轻易相信别人，并远离人群，靠近大自然。
　　十二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确实改变命运的事情。一个初夏的中午他等待同学时，一个男孩猛然推倒了他，脑部受到了重击。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似乎有种神秘的咒语萦绕在荣格的脑中，每当必须回到学校或者面对功课时，便陷入了昏厥的状态。这种状况的持续使其父母忧心不已，从各处请来的医生亦无法提出有效的治疗方法，甚而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癫痫的状态。但慢慢的，他用意志力来面对这个问题：一开始，在认真十分钟後，晕眩的感觉袭上心头，但荣格未放弃，持续地强迫自己继续看著父亲的拉丁文书，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努力後，一切又回复了原状，彷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日後回忆起这件事，他视其为经历一次「精神官能症」。这个精神官能症对他而言是个秘密，一个可耻的秘密。但它却诱发了荣格一种非同寻常的勤奋，每天五点准时起床，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并非做做样子罢了。
　　同一时期内，荣格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这段经历就如同刚从浓密的云层探出头来一般，他找到了他自己，开始摆脱了以别人的意志来过生活，对自己有绝对的权威，过著自己想过的生活，学校和都市生活则是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渐渐地，他越来越认同一号人格以及所发现的新自我，二号人格的世界则慢慢地消逝，二号人格容易让他感到沮丧，他从二号人格的先入之见中解脱出来。他亦开始接触西方哲学史，系统性的探讨自己所拟定的问题，深深为柏拉图、毕达歌拉斯、恩培多克勒所吸引。对荣格而言，他们的思想很美，富有学术气息，不像亚里斯多德式的唯智论令人生烦。在其中，最令荣格兴趣的莫过於叔本华（Schopenhauer）的著作，他对世界阴暗面的描述相当的符合荣格的看法：对於上帝，他们皆认为上帝乐于唤起人们的阴暗面更胜于光明且积极的一面，这对自幼便开始怀疑上帝是否为完美的荣格而言，无疑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夥伴。

正式走上医学研究之路
　　　年纪越大，荣格越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游移不定，虽然将真理建立在事实上的科学颇受荣格的青睐，但是和比较宗教学有关的一切，像是希腊、罗马、埃及史学考古亦吸收了他的注意力，并对埃及和巴比伦的一切感到兴趣，而想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就在进退两难时，他忆起了曾祖父曾经是个医生，而学医至少可和科学结缘，医学的范围又相当广，以後也有许多机会专攻某项领域，所以他一脚踏入其中。
　　大学生活对荣格而言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他结交了许多和一样对叔本华、康德有兴趣的朋友，在几次兄弟会会议中，他亦发表了关于神学和心理学的演说。大一时，他对某位神学家论述精神现象的书发生了兴趣，这本书详述了「唯灵论」的起源，书中都是小时候耳熟能详的例子，像鬼魂这类的描述。对荣格而言，这个新天地为他的生活带来一片色彩，虽然连最亲的朋友都认为这比他沉迷於神学还糟糕。毕业後，荣格选习精神医学方面的课程和临床实习，但课程内容却不是那样的让人感兴趣。在当时的医学界中，精神医学并未有完整的发展，医生们和门外汉差不了多少，精神疾病就犹如无药可治的绝症一般。就在一次参加国家考试的经历中，他掀开了由埃宾所编的教科书，映入眼帘的序言「大概是由于精神医学的发展还未完全，精神医学的教科书或多或少被贴上了主观的烙印。」震撼了他的心灵，作者将精神病患归类为人格方面有问题，在这一闪即逝的启示中，荣格获得清晰的概念，认识到精神医学是一生中唯一的目标。1900年的12月，他在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谋得了助理医师的执照，离开充满腐朽传统气息的巴塞尔，
　　这所严格一如修道院的精神病院开启荣格的精神医学之旅。头几年，他一直对「精神病患的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这个问题感到好奇，但是身边的人却无法完整的回答他，和这个问题比起来，如何去诊断这些人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以当时的趋势而言，病人的人格和个性是毫无关系的；病人们按照他的诊断病历和详细纪录而硬性分类，病患们的心理状况无法吸引医师们的兴趣。1904年至1905年期间，荣格并积极的参予由布雷勒领导的一个实验计划，主题是如何治疗早发性痴呆的问题，後来布雷勒则将它改名成精神分裂症。在布雷勒的指导下，荣格进一步的发展了「字词联想」的测验方式，藉著病患们对一连串经过挑选的字词的回答方式和反应时间，来分辨出不同型态的心理情结及其原因。接著，他也尝试将电压检流计探测皮肤和和线的方式来量度病患们的心理状态，试著把字词联想测验使用在侦测罪犯上。1905年，荣格的努力获得了回报，他升任为苏黎世大学的精神医学讲师，并在同年升格为精神科医院的资深医师，主讲精神心理学，也讲授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原始人心理学。隔年，他寄给佛洛伊德有关於字词联想的研究结果，为生命带来了另一项转捩点。

和佛洛伊德的师生之谊及决裂
　　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荣格决定亲身一访这位大师，1907年3月，两人正式在维也纳会面，并长谈了足足13个小时。对荣格而言，佛洛伊德是他所遇见最重要的人，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对佛洛伊德而言，荣格非犹太人的背景正好可以破除只有犹太人才关心心理分析的偏见，而他在伯戈尔茨利医院的心理医疗背景和经验，他的智慧和日渐高涨的名声，更让他成为心理分析阵营的新星。数年之後，他被推选为国际心理分析学会第一届的会长，同时也是该协会第一本心理分析期刊的主编。
　　慢慢的，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出现了差距，除了对心理学的看法不同之外，佛洛伊德有如父亲式的权威亦让荣格受不了。在一次的交谈之中，佛洛伊德说：「荣格，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就是永远不要放弃性的理论，我们要让它变成一种教条，一种不可撼动的堡垒。」但荣格对佛洛伊德的性的理论抱持著许多疑点，更无法认同「教条」及「堡垒」这样的字眼，彷佛要压下所有对性理论的怀疑，而这一切和科学判断扯不上关系，只是个人的权威的扩张罢了。在这次的谈话过後，荣格便知道两人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佛洛伊德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能毫无保留的接受他的理论，但荣格需要的却是一个能和他切磋琢磨，将心理学发扬光大的夥伴，并且他不想牺牲自己思想的独立性。
　　1909年3月，就在荣格拜访佛洛伊德的最後一个晚上，佛洛伊德认命荣格为心理分析运动的继承者，并开始对他描述自己的看法，但每当荣格问及对灵学的看法时，佛洛伊德却常常以物质主义者的偏见来反驳，斥为无稽之谈。而对於佛洛伊德浅薄的实证主义，荣格有好几次想做出尖锐的辩解。就在这受封为继承人的夜晚，荣格竟然尝试要推翻整个佛洛伊德理论的架构。这次的交谈，对他们的关系有著致命性的打击。心理分析学派也面临分裂成维也纳和苏黎士──也就是佛洛伊德和荣格两派的危机，直到桑德˙法兰兹发表了著名的声明：「荣格正式不再信仰佛洛伊德。」，分裂方告公诸於世。
　　跟佛洛伊德决裂之後，荣格开始了他的危险历程。此时的他，39岁，犹如走入一条死胡同，朋友和同事们背弃了他，他也对科学书籍不感兴趣，在1914年时，他辞掉了职位，开始了一连串的旅行，并专心的去探讨自己的潜意识。1918年，他踏上面对潜意识的道路，竭力寻找历史人物心路历程的资料，以避免因自身的个人偏见对病人产生误判。他认真研究诺斯替教派作家的作品，因为它们最早正视潜意识世界，并探讨其内容和受到直觉世界影响的种种意象。他又从炼金术学中找到和诺斯替教派的历史关联，并发觉这个奠基於中世纪的自然科学其实可称为古代和现代的潜意识心理学沟通的桥梁。荣格发现，分析心理学以一种奇特方式和炼金术学不谋而合；在阅读古老的书本时，他发觉所有的事物都能各得其所，包括各种幻想意象、他在实践时所累积的经验和知识、以及他从其中所得到的结论。在荣格的看法，意识心理学能满足对现实生活的解释，但如果要解释精神官能症，一份既往病史则是必须的，因为它比意识里的知识更深刻地反映一个人；另外，每当需要作非比寻常的决定时，我们就会做梦，如何诠释这个梦，也需要比个人记忆中更多的知识才行。

成立分析心理学派之路
　　自1916年开始，他为自己的研究结果出版著作或是应邀演讲，在巴黎就自我和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了一次讲座：并於1921年出版了「心理类型」一书，他希望能藉著这本书来界定自己的观点和佛洛伊德及阿德勒是有所出入的，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讨个人对世界、他人、和事物的关系，并讨论了五花八门的意识层面，亦即意识头脑对於世界可能产生的态度。接著，他就宗教和心理学的关系发表著作，出版「基督教时代」，尝试解释基督的出现如何符合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对基督现象的研究，让荣格重新思考如何依据个人的体验来表达自身的现象问题，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交互作用，从潜意识到意识的发展，以及人格对每个人的冲击。
　　慢慢的，他将心中的思绪结合，合成了他分析心理学的大纲。他的意识心理学研究的是心灵的结构和动力，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部分，後者扮演补偿意识型态的角色，如果意识太过於偏执相对的，无意识便会自动的显现，以矫正平衡。潜意识可以透过内在的梦和意象来调整，也可能成心理疾病，它的内容可以外显出来，以投射作用的方式出现我们的周遭生活。找到心灵力量的动向则是心理分析人员最重要的工作。他指导许多前来求诊的人，让他们接受并学习他的方法，成为心理分析家。但是他常告诉他的学生们：「分析是面对面的参与，每一个病人都是独特的例子，而且，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知道要如何助人。并且记住，不要追问病人婴儿时期的记忆，不要忘了灵性方面的问题，更不可忘记病人的秘密故事。」
　　晚年的荣格继续为寻找现代人面临的精神矛盾找寻答案，他隐居於在苏黎士湖旁，完全按照自己设计规划的塔楼式住屋中。他在这个安静、能和大自然合而为一的地方默默的思考著，陪伴的是在1925年前往东非途中所遇到的英国女人露丝.贝利，太太艾玛早在1955年就过世了。1961年6月5日，生命中的最後一天，他饮下最後一瓶葡萄酒，这位当代思潮中最重要的变革者和推动者，安然的病逝于湖上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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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的灵魂

　　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意识已经逐渐地将其自身与人的基本本能分离开来。然而，这些本能并没有销声匿迹，它们只是失去了与我们意识的联系，因而被迫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表现自身。它们可以表现为精神病症中的生理征象，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偶发性心理事件，象是莫名其妙的情绪，意想不到的健忘，或是言语中的口误等等。
　　人总是愿意相信，他是自己灵魂的主人。但是，只要他不能控制自己的心境和情绪，只要他不能意识到无意识的原动力以各种神秘的方式，悄悄潜入他的安排和决定中，他自然不能算是自己灵魂的主人。诸原型的自发性决定着这些无意识原动力的存在。现代人建立起一套间隔系统来保护自己，以免看到自我灵魂的分裂。情况仿佛是，某些领域的外部生活和他自身的行为被置于互不相关的隔层之中，彼此之间永无相遇的时机。
　　说到这种所谓的间隔心理学的例子，我想起了一位酗酒者。他在某一宗教运动的可钦可叹的健全影响之下，醉心于其中，竟然忘记了他需要饮酒。显而易见，耶稣基督以一种神奇的方法医治好了他的病症。他相应地表现为神所赐恩惠的见证人，或者是该宗教团体所具有效力的见证人。然而，在公开忏悔的数星期之后，那种神秘的奇迹开始变得黯淡了，某些酗酒的征象仿佛又显现出来，接着他旧病复发，重新酗酒。可是，这一次那个乐善好施的宗教团体却得出结论，说这是“病理学上的”病例，显然不大适合耶稣基督的介入。于是，他们把他送进诊所，让医生去做比神的治愈更有效的工作。
　　这就是值得我们悉心关注的现代“文化”心理的一个侧面。它向人们表明了心灵的分裂程度及心理混乱的程度。
　　假如，我们暂时把人类看作是一个个体，我们就会看到，人类宛如一个被无意识的力量席卷而去的一个个体；人类同样也喜欢把某些问题收藏于互不相关的隔层之中。然而，这正是我们为什么应该对自己所作所为进行大量反思的原因，因为现在人类已经面临着一种忧患力量的威胁，而这力量是自我创造的、能致人于死命的，我们对于这种力量的控制能力日渐丧失。铁幕标志着象征性的分界线，可以这么说，我们的世界，宛如精神病患者的意识一样四分五裂。西方人逐渐意识到了东方人那种正在崛起的攻击性权利意志，看到了他们为自己具有美德和良好的愿望而感到骄傲自豪，因而不得不被迫采取种种非常的防御措施。
　　西方人没能看到的是，东方的集权世界恬不知耻、居心叵测地向他们迎面掷来的，正是西方人那些自身的邪恶，那些用优雅的国际间的礼节掩盖着的邪恶。带着一种轻微的羞愧感（这种羞愧感源于外交上的谎言、有计划的欺骗、不明不白的恫吓），西方所迁容的一切又公然地从东方返回西方，并把我们牢牢地束缚于精神病症的郁结之中。从铁幕的另一侧，朝着西方人龇牙咧嘴冷笑着的脸上笼罩着的正是西方人自身的阴影。
　　能够用来解释西方社会里多数人所具有那种奇异古怪的无力感的，只有这种情势。西方人逐渐开始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诸难题是精神问题，而且，靠推行大量生产原子武器的政策，或者靠经济“竞争”来解决这些难题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这么做必然是两面倒。我们中间的不少人如今已经懂得，运用精神和心理的武器可能更有效果，因其可为我们提供一种抵抗那种日渐增长的，具有不良影响的免疫力。
　　然而，这一切努力全无效果，而且，无论何时我们试图使自己和世人相信，有错的只是他们（即我们的对手），这样的努力皆无效果。关键在于，我们要做出严肃认真的努力，认识我们自身的阴影及其无法无天的行径。如果我们能够看清自己的阴影（我们本性的阴暗的一面），我们就会免受一切不良的精神、心理的影响和暗示。正如当今的事实所表明的一样，我们正在接收各种各样的不良影响，因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他们所做的事完全一样。除此之外，我们所处的唯一不利的地位是，我们既没有看到，也不想去理解，在温文尔雅的礼节的掩盖下，我们正在干什么。
　　人们也许会注意到，集权世界有着一个伟大的神话（我们称其为幻想，并徒劳无益地希望我们傲慢的审判会使它消逝无踪）。这个神话是黄金时代（或者极乐世界）的永恒神圣的原型之梦，在极乐世界里，一切富足丰盛，人人各取所需，一个伟大、公正、睿智的领袖统治着人间乐园。这种以其童年形态出现的、威力巨大的原型支配着他们的心灵。但是，这种原型决不会仅仅因为遇到我们傲慢的观点而从这个世界上消逝。我们甚至也以自身的童年幻想来支持这种原始意象，因为我们西方文明也在这同一神话的掌握之中。我们不知不觉地珍视同样的偏见，抱着同样的希望，怀着同样的憧憬之情。我们也相信存在着幸福安宁的社会、相信世界和平、相信人类的平等、相信人类永恒的权利，相信正义、相信真理、相信那（说得不太俗气的）人间天堂。
　　世间悲剧性的****是，人类的真实生活由错综复杂的、冷酷无情的对立体－－昼与夜、生与死、欢乐与痛苦、善与恶所构成。我们甚至无法断定一方会压倒另一方，无法断定善将征服恶、欢乐将战胜痛苦。生活是战场，过去是，而且将来永远是；一旦生活不再是战场，那么人类的生命将不复存在。
　　正是人们内心的这种冲突矛盾使得早期的基督教徒期待并渴望这个世界早日灭亡；正是这种冲突矛盾使得佛教徒弃绝人世间的七情六欲、抱负渴望。如果这些基本的解脱办法不与奇妙的精神和心灵的观念及实践活动相联（这些观念和实践活动构成了基督教和佛教的体躯），如果它们不在某种程度上更改对于这个世界的彻底的否定，那么这种解决办法无疑是自杀性的。
　　我着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我们所时代，无以数计的人丧失了对于所有宗教的信仰。这样的人不再能够理解他们的宗教了。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顺心如意，那么人们就不会注意已丧失的宗教信仰的价值。然而，一旦苦难向人们迎面袭来，情况就会完全相反。苦难降临时，人们便开始寻觅出路，思考生命的意义，并对生存的困惑和痛苦的经历开始进行反思。
　　有深刻意味的是，（依据我的经验）向心理医生登门求助得更多的是犹太教徒和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由于天主教会依旧感到应该负起关心灵魂安宁的责任，我们可以预料到这种现象的发生。然而，在这个科学时代里，人们更倾向于向精神病医生询问那些曾经隶属于神学家领域的问题。人们感到，假如他们对于有意义的生命之道抱有一种积极的信念，或者信仰上帝、相信永恒，那么他的生活就会大不一样。临近死神的幽灵常常为这类思想提供一种强大的刺激。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有了关于神灵（一个或者数个）及来世的观念。只是到了现代，人们才认为，没有这类观念，他们也能生活。
　　由于我们不能运用天体望远镜观测到上帝在苍穹中的御座，或者（确信无疑地）肯定，敬爱的父亲、母亲仍然大概具有一种或实或虚的肉体形态，因此人们认为，这样的观念“并不真实”。不过，我却宁愿说这些观念并不十分“真实”，理由是，从史前时代起，它们就是与人类生活结伴同行的观念，而且只要它们被唤醒，它们至今依然会打破意识的防线，进入意识之中。
　　现代人可能会声言不需要这些观念，而且会以这种方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即不存在任何证明这些观念真实存在的科学实证，亦或，他甚至会为丧失自己的坚定信念而感到懊悔不已。不过，既然我们是在同隐而不见的 、不可知晓的事物打交道（因为上帝超越于人类的理解能力之外，而且我们没有任何方法证明永恒），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劳神，关心实证呢？凭借理智，我们甚至无法弄清楚在食品里我们为什么需要盐，但我们仍然因为使用盐而获益。我们可以论证说，盐的使用仅仅是一种口味的错觉，或者是一种迷信；可是它依然为我们的健康成长作出贡献。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剥夺自身的生活观念，何况这些观念在生命的危机期帮助人度过难关并赋予我们的存在一种意义呢？
　　此外，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观念是不真实的呢？如果我直接了当地说这些观念也许只是虚幻的观念，很多人将会随声附和。他们没有能认识到，这种否定与宗教信仰的肯定同样不可能“证验”。我们完全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任何一种观点；但无论是那种选择都将是一种人为的选择。
　　然而，我们哺育不能证验的思想有着一种强烈的经验主义意义上的道理，这就是：我们知道这类思想有益于人类。人类确实需要一些普遍的思想和信念，这些思想和信念将赋予他的生活一种意义，并使他能够在宇宙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他坚信受苦受难是有意义的时候，他就能够忍受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而当他深陷于不幸，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在一个“白痴讲述的神话传说”里扮演角色时，他就会被不幸压垮。
　　宗教象征的作用是，为人的生命赋予一种意义。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相信，他们是太阳父亲的儿子，这种信念使他们获得了一种生命观和一种目标，这种目标远远超越他们有限的生命存在。它为他们展现人格提供广阔的空间，许诺给他们一种完人的圆满生活。印第安人的处境远远比我们自身文明社会中人的处境更令人满意。文明社会中的人知道，自己仅仅是（并将继续是）没有内在生命意义的失败者。
　　一种关于自身存在的更为博大的意义感，是使人超越于纯粹的索取和消费之上的意义感。假如人缺乏这种感觉，他就会感到怅然若失，感到生活不堪忍受。如果圣·保罗不是坚信自己是浪迹四方的、上帝计划的实施者，他肯定不会成为圣·保罗其人的。他的真正的有意义的生命蕴含在他内心的坚定信念之中：他是上帝的使者。人可以责难他说，他患有夸大妄想症，但是这种观点在历史的证验和后世人的判断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控制着他心灵的神话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远非纯粹的匠人所能比拟。
　　然而，这类神话是由并非人们有意识创造的诸象征构成的。这些象征是自然生现的。创造神－－人神话的人并不是耶稣本人。在耶稣诞生之前，这一神话已经存在了无数个世纪。正如圣·马可告诉我们的一样，这种象征性观念控制了他本人，并使他超越了拿撒勒地方的木匠人的狭窄生活，成为耶稣基督。
　　神话的来源可以回溯至原始部落的讲故事人和其睡梦那里，回溯至为其种种幻觉激惹而动的人们那里。这些人与后世人所称之为诗人或哲人的人大同小异。原始部落的故事讲述者并不关心他们幻想的来源；只是过了很久很久之后，人们才开始想要弄清楚神话故事的起源。然而，很多世纪之前，在我们当今称之为“古代”希腊的地方，人们的智力已极为发达、足以推测出关于诸神的神话传说只不过是流传下来的、远古的、有关长眠地下的国王或族长的被夸张变形的传说故事。人们早已相信这样一种观点：神话太不真实，以至于很难说神话所说的就是它所意味的。因此，人们便把神话还原成为一种普遍为人理解的形式。
　　在近代，我们发现同样的现象在梦的象征体系那里也出现了。在心理依然处于摇篮之中的岁月里，我们渐渐认识到，梦具有某种价值。但是，正如希腊人奉劝自己，使自己相信他们的神话只不过是理性的或曰正常的历史的煞费苦心的制作一样，心理学的一些拓荒者们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梦的意义并不是它们表面上所显现的意义。他们将梦表现的意象或象征轻率地视为种种稀奇古怪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心灵被压抑的内容向着意识心理显现。由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梦意味着某种并非是其显在表述的东西。
　　我业已描述了我对这种观点所持的异见－－一种引导我去研究梦的内容和形式的异见（异见＝不同看法。江上渔父注）。为什么梦意味着某种与其内容不同的东西？在大自然中存在着任何并非是其自身的东西吗？梦是一种常态的、自然的现象，而且它并不意味着某种并非是它本身的东西。犹太法典甚至说：“梦就是它本身的释义”。由于梦的内容是象征性的，因而它具有不止一种意义，这样一来，混乱便产生了。象征所指的方向与那些我们的意识心理所感知的方向不同；因此，与象征关联的要么是某种无意识的存在，要么起码也是某种并非完全意识化的存在。
　　对于科学的头脑来说，这类作为象征性观念的现象是一种讨厌的现象，因为它们不能被用一种令理性和逻辑满意的方式加以系统阐述。在心理学里，它们绝不意味着是这种现象的唯一例证。麻烦的根源在于：“情感”现象或者情绪现象使心理学家们用终极定义一劳永逸地界定它们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在两种情况中，麻烦的根源是同一个－－即无意识的介入。
　　我非常了解有关理解认识能力的科学主义观点，最令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困惑和痛苦的是，他不得不与那些不能被完全或者准确地把握的事实打交道。这类现象惹起的麻烦在于，存在着的事实无法否认，但又无法用理性的术语加以系统阐述。然而，若想把握这种现象，人必须能够理解生命本身，因为产生种种情绪和象征性观点的正是生命本身。
　　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完全有权利把情感现象或是无意识的概念（或者两者）排除在他的考虑之外。但是，它们依然是事实，依然是医学心理学家起码应该给予足够注意的事实；因为情感的冲突和无意识的介入是他的科学典型特征。只要他为病人治病，无论他是否能够用理性的术语对于种种非理性现象加以系统阐述，他都不可避免要面对这些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很自然，当心理学不再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所进行的冷静的学科探索，一变而为真实生命探险中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时，那些缺乏医学心理学家经验的人便感到很难理解发生的一切。射击场上的打靶实践远不是战场上的实战；而医生却必须与在真正的战争中受害的人打交道。尽管他不能用科学的概念来体现心灵的现实，但他仍然应该悉心关注心灵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教科书能够将心理学传授于人的原因；人只能通过实际经验来学习心理学。
　　当我们仔细审视某些世人皆知的象征时，我们便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譬如，基督教中的十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它表现无数的特征、观念和情感；但在名单上划在名字后面的十字只表示叫那个名字的人已经谢世。在印度宗教里，阳性生殖器的作用宛如一个包罗万象的象征。但是，如果街头的小淘气把一阳性生殖器画在墙上，那仅仅只表现他对自己的阴茎的兴趣。在进入成年之后的很长时期内，由于童年和青年的幻想常常继续出现，因此，在很多梦里出现的幻想毫无疑问是性的幻想，将这些性的幻想理解成为其他的东西是荒谬可笑的。然而，当共济会会员谈论修道士和修女互相翻压对方，或者当电学家谈论阳性插头和阴性插座时，设想他正沉浸于充满炽烈情欲的青年人的幻想之中是滑稽可笑的。他只不过是在用有声有色的描述性名称来谈论他的材料内容。当颇有教养的印度教教徒向你谈论林伽（Lingam－在印度神话中代表湿婆大神的阳性生殖器）时，你将会听到我们西方人永远不会与阳性生殖器联系在一起的种种事情。林伽自然并不是一****的引喻；十字架也不仅仅只是死亡的标志。它们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展示这类意象的做梦人的成熟心理。
　　梦与象征的释义需要聪明才智，人不能把它变为一种机械的体系，然后塞进毫无想象力的头脑之中。梦与象征的释义既需要日渐增多的关于做梦人的个性的知识，也需要释梦者的日渐增长的自我意识。在这一领域里，没有任何阅历丰富的工作人员会否认，经验的法则是有助于工作的，不过，人们必须慎重、聪慧地运用这些法则。人可以遵循所有正确的法则，但只要他忽略了一个较为聪慧的人不会忽略的、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他就会陷入困境，得出最为惊人的荒谬结论。由于缺乏直观能力或缺乏情感，一个智力极为发达的人甚至也会误入歧途。
　　当我们试图理解象征之际，我们面对的不仅仅只是象征本身，而且我们面对的还有生产象征的整个人。这其中包括对于他的文化背景的研究，包括对在生命过程中个体填补其自身教育中的诸多空白的研究。我曾为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将每一个案都看作为我对其甚至还不知ABC的全新的问题。当人论述表层的问题时，常规性的解答可能既有实际意义又有用途，但当人接触到一些关键问题，生命本身就会取而代之，而且甚至就连最杰出的理论论题也都变成了苍白无力的词语。
　　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说，想象和直觉是不可或缺的。虽然通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它们主要对于诗人和艺术家有价值（在“明智”的事件中，人不应该相信它们的作用），但是，在一切更高级的科学中，它们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想象和直觉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完善“理性的”智慧，完善它对于具体问题的运用方式。甚至就连物理学－－这门一切实用科学中最严密的科学，也在一种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依赖于直觉（尽管有可能事后论证种种逻辑程序，这些逻辑程序可以使人得出如同直觉得出的同样的结论）。
　　在象征的释义中，直觉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它常常能够保证，象征的意义可以立即被做梦的人理解。不过，这类幸运的预感一方面可能从主观意义上令人相信，另一方面，它又可能相当危险。这种预感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例如，它会诱使释义者和做梦者继续处在一种宜人的、相对和睦的关系之中，最后以一种共享的梦告终。如果人满足于通过“预感”来理解象征的模糊的幸运感，那么他就会丧失真正的科学知识以及心理理解力的坚实基础。只有当人把诸直觉还原为有关事实的准确知识以及种种逻辑联系时，他才能去认识事实，解释事实。
　　一位诚实的研究者将会承认，他不可能始终这么做，不过，若不能将此牢记在心，则不是一种诚实的表现。即令是科学家，他也依旧是人。因此，他象其他人一样痛恨那些他不能解释的事物是很自然的。一种普遍的错觉是，相信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一切。没有什么东西比科学的理论更脆弱了。科学理论是用于解释种种事实的经验主义意义上的尝试，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本身。
（人的灵魂·完）

破烂的砂锅

九．分裂的愈合

　　我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控制着大自然，并在自然的大地之上遍布可怕的机器。不容置疑，机器对于人类极为有用，因而我们甚至不可能看到摆脱机器的可能性，或者看到我们有助于它们的可能性。人类命中注定要遵循他的科学的，富于创造性的心理发出的探险指令，他为自己取得辉煌卓越的成就而自我陶醉。与此同时，他的才能显示出一种古怪神秘的、创造那些变得日益危险的怪物的倾向，因为它们象征着越来越完美的集体自杀途径。
　　看到世界人口在迅速地、雨后春笋般地激增，人类业已开始寻求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法和途径。然而，大自然可能会先行于我们所有的尝试，用人自身的创造性心理来反对人类。例如，原子氢弹可以有效地制止人口的过量增长。尽管我们为征服自然而感到骄傲，然而，我们依旧还是她的牺牲品。事实仿佛是，我们正在缓慢地、但却命中注定地企求灾难的降临。
　　世间已经不再有任何我们可以乞求帮助的神灵了。世界上诸伟大的宗教患上了越来越严重的贫血症，因为乐善好施的神灵已从森林、河流山川、动物走兽那里遁逝，神人消失在地层之下，潜入无意识之中。我们可以愚弄自己说，它们屈辱地存在于我们以往岁月的遗迹之中。我们的现实生活受着理性女神的控制，她是我们最伟大的、同时也是最富于悲剧性的幻象。在理性的帮助下，我们使自己确信，我们已经“征服了自然”。
　　然而，这不过只是一句口号，因为所谓自然的征服已将人口过度增长的自然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使我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此外，它还给我们带来了种种烦恼。我们业已丧失了制订必要的政治方案的心理能力。人们为了追求卓越而互相争吵，互相争斗依旧非常自然。那么我们是如何“征服了自然”的呢？
　　正如一切变革都必须从某处开始一样，这种变革将由独立的个体体验，并由个体一贯到底。的确，这种变革必须从个体开始，这个个体可能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没有人能够花时间四下观望，等待别人去做他本人厌恶去做的事情。但是，既然仿佛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做什么，那么，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便应该去扪心自问：他或者她的无意识也许会知道可以有助于我们的方法的。显然，在这一方面，意识心理仿佛丝毫无助于我们的能力。今天的人类已经痛苦地认识到，无论是他的伟大宗教，还是他的形形色色的哲学家仿佛都不可能为他提供那些强有力的生命观念，那种当他需要面对当今世界的现状时，为他提供安全感的生命观念。
　　我知道佛教徒们会这样说：人只要遵循佛法的“八正道”（八识），真正洞悉自性（无意识自我），万事万物就会恢复原貌。基督教徒告诉我们说，只要人们相信上帝，我们就会有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理性主义者们坚持认为，如果人们头脑聪慧、富于理性，我们的一切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麻烦在于，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自己出来解决这些问题。
　　基督教徒经常询问为什么上帝不向他们讲话，因为他们相信，在以往的岁月里，上帝是向人们讲话的。当我听到这类问题时，总是使我想起被人询问的犹太教教士，人们问他，为什么在远古时代上帝向人们显现自身，而在今天却没有人能够看见他？他回答说：“今天已经再没有人足够谦恭卑微，能够看到上帝的尊颜。”
　　这一回答切中要害。我们为主体意识强烈地迷惑，深深地纠缠在主体意识之中，以致于我们竟然忘记了那种古老的事实：即上帝主要通过梦和幻象向我们说话。佛教徒们轻视无意识的幻想世界，把它视为毫无用途的幻觉；基督教徒将他的教会和《圣经》置于他与自己的无意识之间；而理性主义的智者至今尚未认识到，他的意识并不是他的整个心灵。无意识是一基本的科学概念，这一概念对于任何严肃的心理学家探索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被人发现的事实已经有了七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在当今，那种不知其存在的无知依然在延续。
　　我们已不再能够自命象上帝一样无所不能，把我们自己看作是判别自然现象的功绩或者过失的法官。我们不再依据传统的划分法来划分植物，将它们划分为有用的植物与无用的植物；不再沿用动物学中那种天真的区分界限，把动物区分为无害的动物和危险的动物。然而，我们仍旧自鸣得意地认为，意识有意义而无意识则无意义。在科学之中，这种想法只能被人一笑置之。譬如，微生物，你说它们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呢？
　　无论无意识会是什么，它皆是生产诸象征的自然现象，这些象征具有意味深长的意义。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从未透过显微镜观察过微生物的人，能会是有关微生物研究的权威；同样，我们无法将一个从未对自然象征进行过认真研究的人看作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胜任的智眼行家。然而，对于人类灵魂的普遍轻视现象极为严重，以致于无论是伟大的宗教、还是哲学家，亦或是科学的理性主义者们皆不愿意来再度审视人的灵魂。
　　虽然天主教教会承认，梦是上帝的馈赠这一现象事实，但是，大多数天主教思想家从未去做过尝试理解梦的认真严肃的努力。我怀疑是否真存在一种屈尊俯就、承认上帝的声音可以通过梦来聆听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耶稣教论题或是教义。然而，假如一个神学家果****信上帝，那么，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权威向人们暗示，上帝不能通过梦来说话呢？
　　我为了探索研究自然象征花去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我所得出的结论是：梦及其象征既不是荒诞不经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梦为那些愿意为理解其象征而劳神费心的人提供了最富有趣味的知识信息。当然，其结果与那些买与卖之类的尘世关注几乎毫不相关。但是，生命的意义并不能全然用一个人的经济生活来解释，同样，一本银行帐目也难以满足人类内心深处的愿望。
　　在人类历史的一个时期内，当所有可供利用的能量都被用来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之时，虽然人们做了很多关于意识机能的研究探索，但是，人们却几乎没有注意到人类的精华――即人类的心灵。事实上，对于真正错综复杂的、神秘陌生的心理组成部分，生产种种象征的部分，人们还未开始探索。几乎很难令人相信，虽然我们每天夜晚都从它那儿获得征象，但为数甚少的关注于它的人去阐释这些征象表现的意义，会是种乏味的、令人厌烦的工作。人类最有价值的构成部分，他的心灵，很少成为人所思考的对象，它的存在的真实性经常径直地受到人们的怀疑、遭到人们的鄙视。“那只不过是心理的”这句话通常意味着：那丝毫没有意义。
　　那么，确切地说，这种巨大的偏见是从何而来的呢？显然，我们过分关注于我们所思索的问题，完全忘记了去询问无意识心灵对我们是如何进行思索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观点证明，大多数人确实轻视心灵的存在。在弗洛伊德之前，心灵只是为了轻视，被人忽略；但现在它却变成了精神弃物的垃圾堆。
　　毫无疑问，这种现代的观点是片面的、不公正的，它甚至与已知事实也不相吻合。我们有关无意识的现实知识表明，心灵是一种自然现象，宛如大自然本身，它起码也是中性的存在。心灵蕴含着人类本性的一切特征――光明与黑暗、美丽与丑陋、善与恶、睿智与愚蠢。研究个体、集体象征体系是一艰巨的任务，是一个有待于人类去征服的难题。然而，我们终于有了起点，早期已获的成果令人欢欣鼓舞，它们仿佛标示出了人类许多迄今悬而未决的问题的答案。
（第一章•探索无意识•全文完）

破烂的砂锅

榮格著作極豐，全集共19卷，其中卷6至卷9是他理論體系的主幹，包括心理類型、心理結構與動力，原型與集體無意識等方面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潛意識心理學》（1912年）、《心理類型學》（1921年）、《分析心理學的貢獻》（1928年）、《回憶、夢、反思》（1965年）、《答約伯》等。

以下為已翻譯為中文的著作：

《心理類型學》(Psychological types or the psychology of individuation)
《分析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踐》(Analytical psycholog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尋求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
《人、藝術和文學中的精神》(The spirit in man art and literature)
《回憶、夢、反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破烂的砂锅

探索无意识
　　C.G.荣格
　　梦的重要性
　　人类使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来表现想要表达的意义，人类的语言之中充满了象征。然而，亦常常使用种种符号，意象，这些符号，意象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描述特性。它们中间的一些仅仅只是缩略语，或者说一连串起首字母，诸如：UN,UNICEF,UNESCO;另一些则是广为人们熟悉的商标，专利****品名称，标号或徽章。虽然它们自身并无意义，但是通过普遍的应有或有意的指向，它们便获得了一种可供辨认的意义。这些东西并不是象征，它们只是符号，其作用仅仅是标明物品所隶属的种类。
　　我们称之为象征的，是言语，名称，甚至是图画，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广为人知，但除其约定俗成的意义及明晰易辨的意义之外，它们还具有种种特定的涵义。在这类言语，名称，图画之中，蕴含着某种模糊不清，不可确知，或避讳我们的隐秘意义。譬如，在很多克利特岛人的纪念碑上，都刻有双手斧的图案。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双手斧，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种双手斧图案的种种象征性意蕴。又如，一位印度人，在游览英格兰之后，告诉他家乡的朋友们说，英国人崇拜动物，因为在诸多古老的教堂里，他发现有鹰，狮子和公牛的图像。他并不知道（许多基督教徒也不知道），这些动物图像是福音传教士的象征，它们来源于以西结的幻觉。这些动物图像依次相似于埃及的太阳神赫鲁斯和他的四个儿子。除此之外，这类物体还有世人皆知的圆轮和十字架，在一定的境遇中，它们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然而，它们确切地象征着什么，迄今人们依然在争论不休，人们只能对其进行猜测构想。
　　PS：UN--联合国的英文缩写
　　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英文缩写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英文缩写
　　克利特岛－－希腊最大的一个岛，是古希腊克利特文明的发源地
　　以西结－－《圣经》中记载的公元前6世纪时的希伯莱先知
　　赫鲁斯－－埃及神话中的鹰头太阳神，是俄赛里斯和伊西斯之子

　　由此可见，当一个词，一个意象蕴含着某种比其明晰，直接的意义更多的蕴意时，那么它就是象征性的词，意象。它具有一种更为阔大的“无意识”体，人们对其永远无法确切地加以界定，加以圆满的解释。人不可能指望可以给它下定义，为它释义。当人去探究象征之时，象征便把人引向位于理性的掌握之外的观念之处。圆轮的形象可以将我们的思想引向一种“神的”太阳的概念，但在这一点上，理性必须承认其无能；人是不可能给一种“神的”存在下定义的。由于我们全部智慧的局限，当我们把某种存在称为“神的”存在之时，我们只不过是给予它一个名称，这名称的根据可以是信条教义，但却永远不可能是现实的例证。
　　因为，在人类的理解领域之外，存在着无数众多的事物，于是我们便不断应用象征性的词语，来代表那些我们不能规定其意义，不能完全理解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宗教皆使用象征性语言，象征性意象的一种原因。不过，象征的这种有意识的应用，仅仅只是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心理学事实的一个维面：人类同样也无意识地，自发地，以梦的形态来创造象征。
　　懂得这一点并非易事。然而，如果我们渴望更多地了解人类心理工作的诸方式，我们就必须要弄懂这一点。假如我们稍加反思，我们即会认识到，人类从来都不曾圆满地感知，或者完全地理解任何事物。人可以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身体触摸，用味觉品尝。但是，他的眼睛能看多远，他的听力有多好，他的触觉和味觉所能告诉他的一切，则全然取决于他感官的数目和特性。这一切便限制了他对于周围世界的感知能力。运用科学的仪器 ，人们可以部分地弥补他的感觉器官的不足之处。；例如，他可以利用望远镜来延伸自己的视觉深度，用扩听器来延伸自己的听觉能力。但是，即使是最为精密的科学仪器，它所能够做到的，也不过只是把远处的，微小的物体带进肉眼视觉领域，或者是将模糊微弱的声音变得清晰可辨。但无论人使用什么样的科学仪器，在某一点上，他必然会达到确实可证的极限，在此极限之外的领域，意识的自觉知识是无法企及的。

　　此外，还存在着我们对于现实感知的无意识领域。首先是这样一种事实：甚至还是在我们的感官对于真实现象，情景及声音作出反应之际，它们就以某种方式从现实的领域转换到心灵的领域之中去了。在心灵的领域中，它们变成了心理事件，它们的终极本质是不可能被认识的（因为心灵不可能认识其自身的心灵实体）。由此可见，每一种经验之中都蕴含着某些不定数量的不可知因数，更不用说那每一具体的客体在某些方面永远不可能认识物质本体的终极本质。
　　其次，还存在着某些我们尚未有意识地注意到的事件；可以这么说，它们依然位于意识的阈限之下。它们发生了，然而在我们还未意识到时，它们就在阈限之下被同化掉了。我们只能在直觉的瞬间感知这类事件的发生，或者通过导致后来认识到它们一定发生过的深刻思想过程来感知它们；尽管我们起初可能会忽略它们的情感及生命的要素，但是这种要素过后又会以一种反思的形态从无意识之中涌现出来。
　　例如，它们可以以梦的形态出现。一般来说，无意识领域中的任何事件都以梦的形态向我们展现，在梦中，它并不作为理性的思想出现，而是作为象征性的意象浮现出来。作为历史事实而言，正是梦的研究首先使心理学家能够去对意识的心灵事件的无意识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正是在这种证据基础上，心理学家们才设想出了无意识心理的存在－－虽然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否定这种存在。他们天真地争辩道，这样的一种设想暗示着两种“主体”的存在，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说）包含着同一个体内心的两种人格。然而，这完全正确－－这正是它一丝不差地蕴含着的意义。它是现代的祸根之一，很多人深受这种分裂的人格之害。它绝非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征象，而是一种正常的事实，一种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观察到的事实。它并不仅仅是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干什么的神经官能症。人类所处的这种危境是总体无意识的征象，而集体无意识是不容否认的全体人类的共同遗产。
　　人类的意识的发展是缓慢的，艰难的，经历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漫长过程才达到了这种文明的状态（文明状态的人类意识可以武断地追溯到大约公元前四前年间手稿的发明）。意识的这种进化距离它的完成依然尚有千里之遥，因为，人类心理的大部分领域仍然被笼罩在黑暗之中，我们称之为“心灵”的东西与我们的意识及其内容毫无相同之处。
　　无论是谁否认无意识的存在，那么事实上他就是认为，我们目前关于心灵的知识是完备的。很明显，这种信念是不真实的，它就象设想我们应该知道所有一切关于自然宇宙的知识一样荒谬。我们的心灵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心灵之谜是漫无边际，高深莫测的。因此，我们既不能规定心灵的意义，也不能规定自然的意义。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叙述我们相信它们是什么，并且竭尽全力去描述它们如何发生作用。这样一来，除了医学研究日积月累的证据之外，还有着驳斥诸如“无意识不存在”此类论断的坚实逻辑基础。那些说无意识不存在这类话的人，恰恰表现了一种古老的“厌新症”－－一种害怕新事物，害怕未知事物的恐惧心理。
　　这种反对有关人类心灵未知部分理论的观点有着历史的原因。意识只是自然最近才获得的成果，而且它依然尚处于一种“试验”状态。它脆弱易损，被种种特定的危险所威胁，很容易受到伤害。正如人类学家所注意到的，在原始人群中间，最为容易发生的精神错乱，是他们所说的“灵魂的丧失”－－它意味着，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样，一种引人注目的意识崩裂（或者，用较专业化的术语讲，是一种意识的分裂）。
　　在这类人们中间，他们的意识发展水平不相一致，他们所感觉到的“灵魂”（或者心灵）并不是一个整体。很多原始人认为，人既有着其自身的灵魂，同样还有着“野生灵魂”，这种野生灵魂化身为野生动物或者野生树木，而人类个体与这类野生动植物之间有着某种心灵的一致性。这就是杰出的法国人类文化学学家，吕西安·勒维·布吕尔所称谓的“神秘的参与”。后来，迫于非难的压力，吕西安·勒维·布吕尔取消了这种说法。然而我却相信，非难他的批评家们错了。人所共知，个体与其他人或事物之间可以具有这类无意识的同一性是一种心理事实。
　　这种同一性在原始的人们中间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如果一个人的野生灵魂是一动物的灵魂，那么这种动物本身便被看作是这个人的同胞。譬如，人们认为，其同胞是鳄鱼的人，在鳄鱼大批出没的河中游泳是平安无事的。如果个体的野生灵魂是一颗树，那么原始人就认为，这棵树对于这个相关的个体具有某种父母权威。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对于野生灵魂的伤害皆被释义为对其有关个体的伤害。
　　在一些部落中，人们认为，一个人有着数个灵魂；这种信念表达了一些原始个体的情感：他们构成数个互相联结，同时又互相区别的整体。这意味着，个体的心灵远远没有稳定地综合成一体；相反，在未受遏制的情感的猛烈冲击下，心灵的整体性遭到威胁，它极易破裂，变为碎片。
　　虽然，人类学家们的研究使我们熟悉了这种情境，然而，人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境与我们自身高度的文明毫不相干，正如在表面上看它们互不相干一样。我们同样也能变得精神分裂，失去我们自身的统一性。情绪可以使我们改变心境，使正常的心态被异常的心态取代，或者，我们会变得丧失理智，不能回忆起有关我们自身或有关他人的重要事实。以致人们会问我们：“你中了什么邪了？”我们奢谈“控制自我”的能力，然而，自我控制却是一种罕见的，非同寻常的美德。我们可以去想象，一切皆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但一位朋友却能够轻而易举地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我们自身的事情，而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则一无所知。
　　毋庸置疑，甚至就是在我们誉之为文明的高度阶段，人类的意识依然尚未能获得一种适度的连续性。它依然是脆弱的，易于四分五裂。的确，意识这种将人的心灵部分隔离开来的能力是一种有价值的特性，它使得我们能在一个时刻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排除其他一切可能会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事情。然而，在个体意识决定进行分离，暂时抑制人的心灵的一部分；与个人一无所知，或者不同意，甚至违反个人意愿的条件下这种情况的发生之间，却存在着天渊之别。前者是文明的成果；而后者则是原始的“灵魂丧失”，或者甚至是一种神经官能症的病理学上的起因。
　　由此可见，即使是在我们的时代，意识的统一性依然是一件令人质疑的事情；意识太容易分裂了。从一种观点上看，控制自己的情感的能力非常必要，它合乎人的心愿；但从另一种观点上来看，这种能力则可能是一种可疑的造诣，因为它可能会剥夺社会交往的形式，种类，色彩和温暖。
　　依据这种背景，我们必须重温一下梦的重要性－－重温一下那些扑朔迷离，难以捉摸，蒙胧模糊，无法依据的梦幻的重要性。为了便于解释我的观点，我想描述一下它在数年之中是如何发展演化的，我又是如何被引导，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梦是探索人象征能力的最为常见的，最易普遍为人理解的，最易于接近的源泉。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梦的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第一个以经验为依据尝试探索意识的无意识背景。他作出了一种总体假设，认为梦的出现并不是偶然事件，梦与意识思想和生命问题之间有着种种关联。这种假设一点儿也不武断，它的依据，是一些著名的神经病学家们（例如，皮埃尔·雅内）的结论；神经官能症的征象与某种意识经验有关。它们甚至仿佛是意意识心理分裂出来的领域，在另一种时刻，在不同的境遇中，人们可以感知这些征象。
　　在这个世纪开始之前，弗洛伊德和约瑟·布洛伊尔就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神经官能症的征象－－歇斯底里，某种类型的疼痛，以及变态行为－－事实上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它们是无意识心理表现自身的一种方式，正如无意识心理可以采取梦的形态表现自身一样；它们的表现方式具有同等的象征性意义。例如，一位病人，由于有一次 痛苦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境遇性经历，每当他试图吞咽之时，便会发生一阵痉挛：他“无法吞咽下去”。在与之相似的心理应激条件下，另一位病人受到气喘病的袭扰：他在“家里无法呼吸空气”。第三位病人的腿患有一种古怪的瘫痪症：他不能行走，即，“他不能再往前走了”。第四位病人，每当他进食之际，就会呕吐，他“不能消化”某种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这一类例子我还可以引证很多，但是，这类生理上的反应仅仅是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袭扰我们的种种问题可以无意识地表现自身。在我们的梦中，它们更为经常地找到其表现的形式。
　　任何听取过数人描述他们的梦的心理学家都知道，梦的象征的种类形态远远比神经官能症的生理象征的种类形态要多的多。梦的象征常常由错综复杂，栩栩如生的幻象构成。但是，一旦梦的分析者使用弗洛伊德首创的“自由联想”的方法，来分析这些梦的材料，他就会发现，梦最终可以缩减为某些基本的类型。在精神分析学发展的进程中，这种自由联想的方法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弗洛伊德可以运用梦来作为探究病人无意识心理问题的出发点。
　　弗洛伊德做了简明却又深刻透彻的观察。他说道，如果分析者鼓励做梦人继续述说自己心灵中出现的梦的意象和思想，那么，无论是在做梦人所说的一切中，还是在他有意识省略掉的话语中，他都将有意无意地泄露自己的秘密，从而揭示出他的精神不安的无意识背景。一开始看起来他的思想观点可能仿佛不合乎情理，彼此之间互不相关，但是，过断时间之后，人就能够比较容易看出，他正在试图避免的是什么，他在压抑的是什么样的令人不愉快的思想或是经验。无论做梦的人如何进行伪装，他所言说的一切都必然会指向他所处危境的核心。从生活的阴暗面里，医生认识到了很多东西，因此，当他为病人展现的作为良心不安的征兆的线索释义时，他很少会出错误。令人感到不幸的是，他最终发现的一切，恰恰证实了他的预断。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反驳弗洛伊德的理论学说：梦象征的明显起因是压抑和欲望的满足。
　　弗洛伊德特别强调梦的重要性，他把梦作为“自由联想”过程的出发点。起初我并未意识到有何不妥之处，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感觉到，这是一种对无意识在梦中创造的丰富幻象的的滥用，它缺乏精确性，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当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在俄国长途火车旅行途中的一次经历的时，我的种种怀疑真正地开始萌生。虽然这位同事并不懂得当地的语言，甚至辨别不出用西里尔字母写成的手稿，但是，他却发现，自己正对着用这种古怪陌生的字母写成的铁路通知沉思冥想，而且，他沉浸在一种自己为这些字母想象出的各式各样的白日梦里。
　　观念出现了，一个接着一个，而在他那松弛的心境中，他发现这种“自由联想”唤醒了许多往日的记忆。在这些记忆中间，他生气地发现了一些长期埋藏在心底的令人不快的话题－－那些他希望忘掉的，而且在意识层面上他已经忘掉了的事情。事实上，他已经探触到了心理学家们所言称的“情结”－－即：被压抑的情感母题，它们可以不断地引起心理失调，甚至在许多情境中，诱发神经官能症的征状。
　　这段插曲使我眼界大开，我认识到了这样一种事实：精神分析学者若要想发现病人的情结，他并不一定非要用梦来作为“自由联想”过程的出发点。这一事实向我表明，人可以从圆周的任意一点到达圆心。一个人可以把西里尔字母作为“自由联想”的出发点，也可以对用来占卜的水晶球，刻有祈祷文的地藏车，或一幅现代派绘画进行沉思冥想作为“自由联想”的出发点。在这一方面，梦的用途与其他任何可以用来作为“自由联想”的出发点的用途一模一样。它既不显得更为重要，也不显得无关紧要。不过，梦依然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意义，虽然梦常常起源于情绪紊乱，起源于蕴含着习惯性情结的情绪紊乱（习惯性情结是心灵的敏感点，它们对于外部的刺激或紊乱反应最为敏捷）。这就是为什么自由联想能够引导人从任何一梦那里获得关键性的隐秘思想的缘故。
　　然而，就是在这一点上，我想到了（如果迄今为止我没有错的话），人们完全有理由推断，梦具有某种它自身的，独特的，意义更重要的功能。通常，梦具有一种明确的，显然是有目的性的结构，它暗示一种潜在的观念或者意图。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后者往往不易马上为人直接理解。因此，我开始认为，人应该更多地关注梦的实际形态和内容，而不应该让“自由联想”带领他进行漫无边际的漫游，去穿过一系列观念，到达那通过其他方式也可以轻而易举到达的情结栖居地。
　　这一新的思想是我的心理学发展的转折点。它意味着，我逐渐放弃使用那些诱使我远离梦的内容的联想。我作出自己的抉择，将注意力集中于有关梦本身的诸联想上。我相信，注重梦本体的联想将表现某种独特的内容，而这内容正是无意识在试图叙说的内容。
　　PS：
　　西里尔字母－－九世纪传教士西里尔发明的字母，系现代俄语字母的本源
　　地藏车－－－－喇嘛使用的宗教器具
　　我对于梦的态度的改变包含着一种方法改变。新的方法是这样一种方法：人可以运用它列举梦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更为阔大的构成体维面。意识心理所讲述的故事有开始，有故事发展过程，有结尾；但梦却远非如此。梦在时间里的维面构成体与其在空间中的维面构成体迥然相异；你若想理解梦，你就必须从各个维面去审视梦－－这就象是你将一个陌生的物体拿在手里，为了认识它的真实面目，你把它在手中翻来覆去，仔细打量，直到你熟悉它的形体的每一细微之处。
　　迄今为止，我所叙说的大概足以表明，我如何越来越不赞同使用弗洛伊德首倡使用的“自由联想”方法：我希望紧紧追踪梦幻本身，排除一切可能由梦引起的，与梦本书毫不相关的观念和联想。一点不错，这些观念和联想可以将人引向病人的情结；不过，我的目标比发现引起精神错乱的情结要远大得多。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用来辨认情结：例如，运用词的联想试验（询问病人对于一组词所联想到的是什么，并研究他的种种反应），心理学家可以获得他所需要的所有线索。然而，要想认知，理解一个个体的整体人格的心灵生命过程，那就必须懂得：个体的梦及梦的象征性意象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例如，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可以用来象征性行为的意象无以数记（也就是说，人可以借用各种比喻来暗示性行为）。通过联想的过程，每一种这类意象皆能够指向性交的观念，指向任何个体所具有的关于自身性态度的特定情结。不过，通过对一组不辨其意的俄文字母进行白日梦般的冥想，一个人同样可以挖掘出这类情结。由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梦蕴含着某种并非是性隐喻的要旨。而梦之所以含有这种要旨自然有着其明确的理由。现举例说明这种观点：
　　一个人会梦到将一片钥匙插入锁中，梦到挥舞一根沉重的铁棍，或者用铁匠的大锤打破一道门。这些梦里的每一个意象皆可视为性的隐喻。但是事实是，为其自身目的服务的做梦人无意识，选择这些具体意象中的一种意象－－这意象可以是一片钥匙，可以是一根铁棍，或者可以是一把大锤－－这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真正的任务在于，弄清楚为什么做梦人的无意识选择了钥匙而不是铁棍，亦或选择了铁棍而不是大锤。而且，有些时刻，理解这种选择甚至可以导致一个人发现，梦意象所表现的根本就不是性的行为，而是某种迥然相异的心理学旨趣。
　　根据这一思路推演，我的结论是，只有梦的明确而显而易见的材料，可以用来为梦释义。梦有其自身的特定范围。梦自身的具体呈现告诉我们，什么是隶属它的；什么是远离它的，与它毫不相干的材料。自由联想在一条弯弯曲曲的道上诱引分析者远离与梦相关的材料；而我所推演出的方法却更象是一种其中心是一幅梦的图画的环巡。我紧紧围绕着梦的图画进行工作，不理睬任何由做梦人做出的尝试远离梦本身的企图。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不得不反反复复地强调这些话：“让我们回到你的梦本身！你的梦说些什么？”
　　例如，我的一位病人梦到一个酩酊大醉，蓬头垢面的粗俗女人。在他的梦中，这个女人仿佛是他的妻子，尽管在实际生活中，他的妻子的形象全然不同于这种形象。因此，从表面上看，梦的荒诞程度令人震惊，病人即刻将此梦当作是荒诞不经的梦来对待。作为病人的医生，如果我允许他以联想的过程开始叙说，他将会不可避免地竭尽全力远离自己梦的令人不愉快的暗示。在这种情况下，他将会以自己的一种主要情结来结束其叙说，这情结可能与他的妻子毫不相关。这样一来，我们将不会了解这一特定梦境的任何具体意义。
　　那么，通过这一显然是荒谬的陈述，他的无意识力图表现的什么呢？显而易见，这个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关于堕落女人的观念，这个堕落女人与做梦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既然投射到他妻子身上的这一意象不合乎情理，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并不真确，因此，在我发现这一令人反感的意象表现什么内容之前，我不得不从其他途径进行探究。
　　中世纪时期，生理学家根据我们的腺体结构，具体验证在我们所有人的体内皆含有男性组元和女性组元。在此之前，人们就曾经说：“每一男人体内皆蕴容着一位女人。”我所称之为“阿妮玛”的正是每一男人体内的这一女性组元。从本质上讲，这种“女性的”特性，是一种对于周围环境，尤其是对于女人的自卑相关性，这种自卑相关性谨慎巧妙地隐藏起来，对于自体和他人秘而不宣。换言之，尽管一个人的显在人格可能看起来相当健全，但是，他同样可能会对于他人－－甚至对于自身隐匿其令人感到痛惜的“内在女人”情状。
　　这一具体病人的情况正是如此：他的女性组元并不令人愉快。事实上，他的梦在向他诉说：“在某些方面，你的行为宛如一个堕落下贱的女人。”并由此恰如其分地使他感到震惊。（当然，人们决不应该将这类例证视为无意识关注道德禁令的例证。病人的梦并不是要告诉他“要循规蹈矩”，而只不过是力图使他倾向一方的意识心理获得平衡，使意识心理不再执着于那种虚构：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尽善尽美的绅士。）
　　理解做梦人为什么倾向于忽略，甚至于否认他们梦中的要旨是容易的，意识本能地抵御任何无意识和不可知的东西。我业已指出，在原始民族中间，存在着人类学家们称之为“厌新症”的心理，这是一种对于新生事物所持有的极其强烈的，迷信般的恐惧心理。原始人对于不吉利的事件会显现出一种抗拒性的野生动物式的反应。不过，对于新的思想观念，“文明人”所作出的反应方式也与原始人差不多，他们竖起心理屏障，以保护自己不因面对新生事物而受到冲击，震动。当个体不得不接受一种新思想时，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他对于其自身的诸梦境的反应中观察到这种现象。为数众多的哲学，科学，乃至文学领域中的拓荒者皆因此而成为他们同时代人的这种天生保守主义的牺牲品。心理学是最为年轻的学科之一；因为它试图论证无意识的工作原理，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与极端形式的厌新症发生冲突。
　　（梦的重要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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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意识的过去与未来 　　迄今为止，我一直在概括地论述某些原理，我根据这些原理来探索梦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想要探究人类创造象征的能力时，梦证明其自身是服务于这种目的最为基本的、最易于为人所获得的材料。论述梦幻的两个基本要点是：首先，应该把梦幻看作为一种事实，关于这种事实，人不应该作出任何事先的假设，除非假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意义；其次，梦境是无意识的具象表征。 　　人几乎不可能更为中肯地表述这些原理。无论一个人多么鄙薄、轻视无意识，他都必须承认，无意识是值得探索研究的；至少，无意识所处的层位与引起昆虫学家真实的兴趣的小昆虫所处的层位相同。假如一个人对于梦境毫无体验、对于梦幻一无所知，因而认为梦幻只不过是没有意义的混沌事件，那是他本人的自由，理应悉听尊便。但是，如果一个人设想梦幻是常态事件（如事实所示，梦幻确实是常态事件），那么他就必然会视梦幻为因果事件－－即梦幻的存在有其理性的原因；或者他会视梦幻为某种意义上的目的性事件，亦或，梦幻既是因果性事件，又是目的性事件。 　　现在，让我们更为详尽地审视一下心灵的意识内容和无意识内容相互连接的诸方式。我们举一个世人皆知的例子：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无法记起你下一步要表述的思想内容了，尽管一段时间之前，你的思想完全清晰透明；亦或，你可能要引见一位朋友，而就在你要说出朋友的名字时，你却想不起来朋友叫什么名字了。虽然你说你无法记忆起那名字、那思想；但在事实上，那名字，那思想已经变为无意识的存在了，亦或，它们至少暂时与意识分离开来。根据我们的常识，我们可以发现相同的现象。如果我们倾听可听到的处于音域边缘上连续不断的调音，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调音仿佛在诸规则的音程中停下来，接着又重新出现，这种振荡波动的起因是人的注意力的阶段性的递增和递减，而不是调音的变化。 　　然而，当某种事物悄然离开意识而去时，这种事物并没有中止其存在，正如在转弯之处消逝的小汽车并没有消解在稀薄的空气之中一样，它只不过是位于我们的视野之外罢了，正如我们呆一会儿可以再次看到小汽车一样，我们会再次与暂时离我们而去的思想相遇。 　　由此可见，无意识部分是由大量暂时为晦涩难解的思想、蒙胧含糊的表征、模糊不清的意象所组成；尽管它们未被我们意识到，但它们却继续影响我们的意识心理。一个精神涣散的人，或曰“心不在焉”的人会在房间里转圈圈，寻找拿取某物。但接着他停下来，仿佛变得茫然了；他忘记了他要拿取的是什么了。他的手在桌子上放着的物品之间摸来摸去，仿佛他正在梦游；他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意图，然而他却无意识地由这一意图引导。然后，他清晰地认识到他所需要的是什么。他的无意识向他暗示该做什么。 　　如果你观察精神病患者的行为，那么你将能够看到，他在做大量他仿佛有意识、有目的地做着的事情。但是，假如你向他询问他所做的事情，你将会发现，他不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意识，就是心理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侧耳而听，但他却什么也未听到；他举目远望，但他却视而不见；他通晓一切，但却一无所知。这类例证司空见惯。专门的研究者很快就认识到，心灵的无意识内容的表现仿佛是意识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将永远无法断定思想、言语或行为是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正是这种行为使得无以数计的医生把歇斯底里病人所做的陈述草率地当作毫无根据的谎言来看待。诚然，歇斯底里病人比我们大多数人提出的非真理都要多。但是“谎言”一词却很难说是一使用得当的贴切词语。事实上，他们的心理情状造成了行为的测不准性，因为他们的意识由于无意识的介入趋向于被不可预知地遮蔽掉。甚至，就连他们的肌肤知觉也可以展示出与之相似的感知的波动起伏。在一段时间中，歇斯底里病人可以感觉到一根针刺入他的手臂；而在另一断时间中，他可以毫无感觉。假如他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在某一点上，那么他的身体就会完全处于麻醉状态，直到导致这种知觉的张力消除为止。此刻，感官知觉能力即刻恢复。不过，自始至终，从无意识的意义上讲，他一直都知道正在发生着的一切。 　　当医生使这类病人进入催眠状态时，他可以相当清晰地观察到这一过程。很容易用实例来证实病人知晓每一细节这一事实。病人可以准确无误地回忆起手臂上扎着的针，或者在意识被遮蔽时自己所做的陈述，仿佛他从未处于麻醉状态，亦或根本就不存在“健忘”一样。我想起了一个曾经被诊所收留的女人，当时她处于完全昏迷状态。第二天，当她的意识恢复时，她知道自己是谁，但不知道她是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或是怎样来到诊所的，甚至她不知道日期。然而，在我使她进入催眠状态之后，她告诉我为什么她生了病，她怎样来到诊所，以及谁收留了她。所有这一切细节皆可得到证实。甚至，她可以说出自己被收留的时间，因为她曾看得过门厅里一座钟表的时间。在催眠状态下，她的记忆清晰透明，仿佛自始至终她对于发生的一切都知道一样。 　　当我们讨论这类事件时，我们通常引证由临床观察提供的证据。这样一来，为数众多的批评家以为，无意识及其所有微妙的、难以捉摸的表象全然隶属于心理病理学的领域。他们把一切无意识的表征皆视为精神病或神经病的表征，这类表征与常态心理情状毫不相关。然而，精神病的现象绝不仅仅只是病理的产物，事实上，它们是常态事件的病理学意义上的夸张、逾常现象；仅仅因为它们是夸张逾常的现象，所以它们较之其常态现象更为引人注目。歇斯底里的征象可以从所有常态人的行为之中观察到，但由于它们是那样不起眼，以致人们常常对它们视而不见。 　　譬如，遗忘，是一常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注意力的转向，某些思想观念便失去它们特有的能量。当人的兴趣发生转移时，他先前所关注的诸事物就被置于阴影的黑暗之中，这就宛如在探照灯照亮一片新的区域时，其他区域被留置于黑暗之中一样。这是无法避免的现实。因为，在一个时刻，意识仅仅能够将有数的几个意象保持于完全清晰的状态，而且，甚至就是这种清晰状态也是变动不居的。 　　然而，被遗忘的思想观念并没有终止其存在。虽然它们不能为人随心所欲地重新展现出来，但它们却存在于阈下状态之中－－存在于能够回忆起的区域的阈限之外－－从这一区域的阈限那里，通常是在多年的完全遗忘之后，这些思想观念能够随时随地地、自然而然地重新浮现出来。 　　在此，我所谈论的事物，是我们曾有意识地目睹、耳闻、尔后忘却的事物。但是，我们都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过很多东西，但却对它们毫无知觉印象。这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他处，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接受到的刺激太微弱，以致这些刺激没能给我们留下意识印象。然而，无意识却注意到了它们，而且这类阈下的感官知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我们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这类知觉影响着我们对于事件和他人所作出的反应方式。 　　我发现，最能说明问题的这种类型的例证，是由一位教授提供的。这位教授和他的一位学生在乡间散步，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进行严肃的对话。突然之间，教授注意到，他的思路被源于他早期童年时代的一种出人意料的记忆波流打断。他无法解释这种精神涣散是出于何种原因。他所谈论的话题之中仿佛没有任何东西与这些记忆相关。回首环视，他看到自己刚刚走过一家饲养场，而这些童年的记忆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之时正是他越过饲养场之际。他向他的学生提议，他们应该走回引发他的幻觉出现的地点。当他们走回那里时，他注意到了鹅的气味，即刻，他认识到，正是这种气味引发了他的记忆波流。 　　童年时代，他居住在一个养鹅的饲养场，鹅所特有的气味给他留下了一种持久的但却被遗忘了的印象。在散步的途中，当他走过饲养场之际，他无意识地注意到了这种气味，接着，这种无意识知觉唤起了他早已忘却了的童年时代的经历。这种知觉是一种阈限下的知觉，因为当时他的注意力集中于谈话，而且气味的刺激并未强烈到可使其将注意力转向它，直接达到在意识层位上被感知的程度。然而，它却唤起了“被遗忘的”记忆。当一种情景、一种气味、一种声音唤起往昔岁月中的情境之际，这类“暗示”或曰“引触”效力便可解释精神病症状的起因，也可以解释令人感到愉快记忆的起因。例如，一位在办公室从事繁忙工作的姑娘，她显得充满青春的活力，光艳动人，神采奕奕。过了一会儿，她却感到头昏目眩，并表现出抑郁症的其他征象。因为不知不觉中，她听到远去的轮船发出的粗而响亮的噪音，而这一切却使她无意识地想起了她与一位情人令人不愉快的分手的一幕，她一直都在竭尽全力要忘掉这一幕。 　　除了正常的遗忘之外，弗洛伊德描述了其他数个遗忘之例，这些例子涉及到令人不快的记忆－－那些非常容易消逝的记忆的“遗忘”。正如尼采所断言的一样，傲慢在何处咄咄逼人，记忆便在何处为其让位。因此，在那些丧失的记忆之间，我们意外地遇到了大量这样的记忆，其令人不快的特性及不能共存的特性决定着它们的无意识情状（决定着它们不能自动地重新浮现）。心理学家称这类记忆为被压抑了的内容。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位女秘书嫉妒她的雇主的一位同事。尽管这位同事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印在她所使用的名单上，但她却惯常忘记邀请他参加会议。当询问她是怎么回事时，她只是说她“忘记了”，或者说，别人“打扰了”她，因而造成失误。她从未向他人承认过－－甚至从未向自己承认过－－造成她的这种遗漏的真实起因。 　　许多人错误地过高估计意志力的作用，认为只要他们不作出决定，不显示意图，他们的内心里便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但是，人应该学会仔细地区分心理的意向性内容与非意向性内容。意向性内容来源于意识自我人格；而非意向性内容则来自另一源泉，这一源泉并不等同于意识自我，而是与之相对应 的“他者一方”。正是这“他者一方”使得女秘书忘记发出邀请。 　　我们为何忘记我们所注意到、所体验到的诸事物，有着众多的原因；而我们能够回忆起它们的方式同样多种多样。令人感兴趣的例证是潜隐记忆之例、或曰“隐匿记忆”之例。一位作家可以按照预先设想好的计划，顺理成章地写出梗概、或者勾画出故事的线索。但突然之间，他却偏离了原来的主题。也许他想到了一个崭新的观念、也许他想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意象，或许他想到了一个全新的准情节。如果你问他，什么使得他偏离了原来的主题他将会无以对答。他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所发生的变化，尽管他此刻写出的材料完全是崭新的，而且显然他以前对于这种材料一无所知。然而，有时这种材料却能令人信服地表明，他所写出的东西与另一位作家的作品－－与他相信自己从未见过的作品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尼采所著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我本人发现了这一现象的一个诱人的例证。在这部著作里，作者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新展现了一位海员记述在一六八六年轮船航海日志中的一起事件。纯属偶然的机缘，我浏览了大约出版于一八三五年航海日志中这位海员记述的传奇故事（这部日志的出版时间比尼采的著述早半个世纪）；而当我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发现一段与海员的记述相似的文字时，这段文字的奇异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种风格与尼采的惯有风格迥然相异。虽然尼采从未谈及这部日志，但我深信，尼采肯定也阅读过这部旧日志。我写信给尼采依然健在的妹妹，她向我证实道，她和哥哥的确曾在一起阅读过这部日志，当时尼采的年龄为十一岁。我认为，在这种前后关系之中，很难去想象尼采知道自己是在抄袭海员的传奇故事。我相信五十年后，这一传奇故事出人意料地悄然进入他的意识心理的中心。 　　在这种类型的例子中，存在着真实但却尚未现实化的追忆。有的音乐家在童年听到过农人的歌或流行歌曲，尔后发现这种歌曲在他们成年后 谱写的交响乐章里作为主题浮现。他们的心里几乎同样的追忆也会出现。观念或意象从无意识心理转入意识心理。 　　迄今为止，我关于无意识的论述，仅仅是对人类心理这一错综复杂的构成部分的本质和机能所作的粗略描述。然而，应该指出，那类阈限下的材料，是我们梦幻的象征可以从中自然生现的材料。这种阈限下的材料可以由各种强烈的欲望、冲动、及意象组成；可以由各种感知能力和直觉组成；可以由各种理性或各种非理性思想、结论、归纳、演绎、以及前提组成；也可以由各种各样的情感组成。所有这一切的各部分构成或总体构成皆可呈现为无意识的局部的、暂存的、或永恒不变的形态。 　　这类材料几乎全部都演化为无意识的材料，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心理之中没有容纳它的空间。人的一些思想丧失了其情感的能量，成为阈限下的思想（也就是说，它们不再能够获得我们与以往一样的意识注意力），因为，这些思想仿佛渐渐变得不再令人感兴趣，变得无关紧要，亦或因为我们有着希望把它们搁置在一旁的某种理由。 　　事实上，为了给我们的意识心理准备蕴容新的印象和观念的空间，我们这种形式的“遗忘”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假如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所体验到的一切将依然位于意识的阈限之上，我们的心灵将变得混乱，令人无法忍受。这种现象的存在迄今已广为人们所承认，大多数通晓心理学知识的人已把它的存在视为不可辩驳的事实。 　　然而，正如意识的内容可以潜入、消逝在无意识之中一样，从未为人所意识到的新内容同样可以从无意识之中生长、浮现出来。譬如，人可以隐隐约约地觉察到某种即将潜入意识的东西－－某种“尚未确定的”东西，或者某种“令人疑惑的”东西。无意识并不仅仅只是往昔岁月积淀的贮藏之地，它同样也满满地蕴容着未来的心灵情境和观念的胚芽。这种发现使我找到了我本人研究心理学的崭新途径。这种发现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众说纷纭、各持己见。然而，事实却是，除了从久远的往昔岁月中意识所唤醒的记忆之外，完全崭新的思想和创造性的观念－－那些从未为人意识到的思想和观念同样能够在无意识那里表现自身。它们宛若莲花一样，从心灵的幽暗深处生现出来，构成了阈限下心灵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最为惊人的崭新提议往往能够帮助人们摆脱窘境、度过难关；为数众多的艺术家、哲学家、乃至科学家的一些最绝妙的见解来源于突然之间从无意识之中涌现的灵感的启示。把握这类材料的丰富意象，并将其卓有成效地转化为哲学、文学、音乐，或者科学发现的能力，是我们通常称之为天才人物的一个特征。 　　在科学自身的历史之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事实的明确证据。例如，法国科学家彭加勒和化学家柯古勒的诸多重要发现（正如他们所承认的一样），来源于从无意识中突然涌现出来的图画形式的启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所谓“神秘的”体验中包含着一种与之相似的突然而现的启示。在这种启示之光的照耀下，他于一瞬间窥见到了“一切科学的秩序”。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花费数年时间，觅寻一个表现与他的“人类双重人格的强烈感受”相吻合的故事情节，而吉柯尔医生与海德先生的情节在一个梦中突然之间向他显示出来。 　　在此后的论述中，我将更为详尽地描述这类材料如何从无意识之中生现出来，而且我将审慎地描述这种材料所采取的表现形态。此时此刻，我仅仅希望指出，在人悉心阐释梦的象征系统之际，人类心灵生产这类新材料的能力尤其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梦中所蕴含的意象和观念是无法、也不可能仅仅用记忆来解释的。它们表现着崭新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从未到过意识的阈限之处。 　　(无意识的过去与未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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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烂的砂锅

三.梦的机能 　　我业已比较详细地叙说了我们梦的生命起源，因为它是大多数象征最早从其中生长出来的土壤。遗憾的是，理解梦是困难的。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一样，梦与意识心灵所讲述的故事迥然相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自己想要表述的内容会反复思索，选取最为动听的方式来叙说，并且竭尽全力使自己的叙说合乎逻辑，前后连贯一致。例如，一位受过教育的人会力图避免使用混和为一的隐喻，因为这种隐喻不易说明他的观点，反而使他的观点给人以混乱的印象。然而，梦却有着与日常逻辑不同的机理。仿佛是自相矛盾的、荒诞不经的意象纷沓而至，涌入做梦人的头脑之中，常态的时间感消逝了，平淡无奇的事物则会呈现出诱人的或者骇人的特征。 　　仿佛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无意识心理排列自身的材料时竟然会使用一种全然不同的模式，这种模式与我们可以套用的那种白昼间生活中所想的，仿佛井然有序的模式大相径庭。不过，任何稍花片刻回忆梦的人，都将会感受到这种对比，而这一点事实上正是为什么普通人感到理解梦是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普通人白昼间的常态生活经验来看，梦并不具有任何意义。由此看来，他不是倾向于忽略梦的存在，就是倾向于承认梦使他感到疑惑不解。 　　也许，我们如果首先承认这种事实，即：在我们那仿佛是井然有序的白昼生活之中，我们所论述的思想观念根本不象我们所愿意相信的那样准确无误，理解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了。与我们所相信的相反，我们越是仔细地考察这些思想观念，它们的意义就变得越不准确。其原因是，我们所听到的、所体验到的事物可以变为阈限之下的事物－－也就是说，可以进入无意识之中。除此之外，甚至就连留驻在我们意识心灵中的一切，以及可以随心所欲再现的东西，皆获得了一种无意识的色调，它使每次唤起的记忆都染上感情的色彩。事实上，虽然我们并不能有意识地感觉到这种无意识的意义的存在、或者不能有意识地感觉到无意识拓展和混淆约定俗成的意义的方式，但是，我们的意识印象却会迅速地吸收一种无意识意义的因素，这种因素对我们来说具有物理学方面的意义。 　　毋庸讳言，这类心灵的色调因人而异。我们每一个人皆在个体心灵的背景中接受抽象的或曰总体的观念，因此，我们便会以我们个体的方式来理解和运用这种观念。在谈话之中，当我使用“国家”、“金钱”、“身体”、“社会”等诸如此类的词语时，我相信，我的听众们对于这些词语的理解与我对于这些词语的理解或多或少是相同的。然而，“或多或少”这一短语恰恰正是我要说的关键所在。每一词语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意义都有细微的差异，甚至在那些享有同一文化背景的人们中间，情况也是如此。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一般性概念总是在一种个体的背景之中为人所接受。因而，人总是以一种多多少少是个体的方式来理解和使用一般性概念。而当人们隶属于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团体时，当人们具有截然相异的心理体验时，不用说，这种意义的相互差别是最为惊人的。 　　只要概念与纯粹的词语相互等同，那么这种差异性就几乎不会被人觉察到，因而不会起到任何实际的作用。然而，当需要一种严格的概念定义、或者需要一种准确无误的解释时，人就会不时地发现那种最为惊人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对于词语的纯粹理性的理解上，而且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其情感倾向及其具体运用上。一般来说，这些差异是无意识的差异，因而从未被人所意识到。 　　人可能会倾向与忽略这类差异，把它们视为意义上冗余的或者是应弃之不顾的细微差异，这种差异与日常生活的需要几乎毫不相关。但是，它们存在的事实向我们表明，甚至就连那种最为明确的意识内容也为一种不确定的氛围所笼罩。甚至那类最为严密界定的哲学或数学概念，那些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并未蕴含比我们要其所蕴含的内容更多的概念，也蕴含着比我们所相信的它所蕴含的内容要多。这是一种心理事件，其部分内容是不可知的。你所用来进行演算的数字所蕴含的意义比你相信它们所具有的意义要丰富，它们既是进行演算的数字，同时也是神话的要素（在毕达歌拉斯学派的哲人们看来，数字甚至就是神）；不过，当你为了一现实的目的来使用数字时，你当然不会意识到这种事实。 　　简而言之，我们意识心理中的每一个概念，皆有其自身的心灵关联形式。（根据概念之于我们整体人格的相对重要意义，或者根据概念在我们的无意识里所联想到的其他观念乃至情结），这类关联形式的强度可以千差万别，它们能够改变概念的“常态”特征。当概念移到意识层之下时，它甚至会变成面目全非的东西。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所遇到的这些无意识的构成体仿佛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梦的分析中，在心理学家论述无意识的表征中，它们确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是我们意识思想的那些几乎隐而不见的渊源。这就是为什么普通的对象或观念在梦中会具有巨大的心理意义，以至于我们会感到极度焦虑不安而从梦中醒来，虽然我们并未梦到比锁住屋子或者错过火车更糟糕的事情。 　　与其清醒状态中的对应形式－－概念及体验相比较，出现在梦中的意象更富于形象性、更为栩栩如生。其原因之一是，在梦中，这些概念可以表现其自身的无意识意义。在我们的意识思想中，我们将自身限制在理性陈述的界限之中，这种理性的陈述极为苍白、缺乏色彩，因为我们剥夺了它们的大部分心灵关联形式。 　　我回忆起我本人所做的一个梦，我发现自己很难为这个梦释义。在这个梦中，有个人试图绕到我背后，跳到我的背上。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我只是感觉到，他不知怎的重新提起我曾经说过的话，并对我的本意进行了惊人的歪曲。不过，这种事实与在梦中他想跳到我背上的企图之间，我却找不到任何联系。然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经常发生别人错误地表述我所说过的话这类事件。这种事件的发生太频繁了，以至于我几乎不愿意花时间去想这种错误的表述是不是会惹得我动怒。此时此刻，有意识地控制人的情绪反应具有某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我很快就意识到，是我的梦所要表述的关键意义。它采用了一种奥地利的方言，并将其转化为一生动的意象。这种方言在一般的谈话中司空见惯，其原文是：Du Kannst mir auf den Buckel steigen(你可以爬到我的背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与之相对应的美国方言是，“去跳湖吧”。它所转化成的意象很容易出现在与之类似的梦中。 　　PS：去跳湖吧·意为“随你的便” 　　人们可以说，这一梦的图画是象征性的图画，因为这个梦并不直接描述境遇，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用我起初无法理解的隐喻来表述它的要旨。当这种现象发生时（正如它时常发生一样），它并不是由梦精心制作而成的“伪装”；它只不过是反映出了我们对于情绪宣泄出来的图画语言缺乏理解能力。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感受体验中，我们需要尽可能准确无误地表述事物。我们已经渐渐学会如何在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思想中忽略诸幻想的成分－－而这样一来，我们便丧失了一种依旧属于典型的原始心灵的特性。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把每一对象或观念所具有的所有幻想的心灵关联性都划归于无意识。而在另一方面，原始人却始终感受到、认识到这类心灵的特性；他们将神奇的魔力赋予动物、植物、或者岩石，我们对此感到困惑不解，感到无法接受。 　　例如，非洲丛林中的居住者，在白昼的日光下看到夜晚出没的动物，便会相信这个动物是个巫医，他暂时变化为动物的形象。或者，他会把这动物看作是野生的灵魂、或者是他部落中的一位先人的幽灵。在原始人的生活中，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原始人看来，树显然有着自己的灵魂和声音，与树相关的人会感觉到，他与树的命运息息相关。南美洲有一些印第安人，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既没有羽毛，也没有翅膀和尖鸟嘴，但是，他们却会设法使你相信，他们是红阿拉伯鹦鹉。因为，在原始人的世界里，万事万物并不象在我们“理性的”世界之中一样相互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 　　万物构成的世界，剥夺了心理学家们称之为心灵的同一性、或者“神秘的参与”这种东西。然而，正是无意识关联对象的这种光辉赋予了原始人的世界一种五彩斑澜的、美妙诱人的特征。我们失去无意识关联对象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当我们再次遇到它时，我们竟会认不出它来。我们始终把诸无意识关联对象限定在意识阈限之下；当它们偶然之间复呈时，我们甚至会固执地认为，一定是出了毛病。 　　不少极有教养、聪明绝顶的人不止一次地向我请教，他们做一些古怪的梦，有着荒诞不经的幻想，甚至眼前出现幻觉，这些梦、幻想和幻觉使他们感到极度不安。他们认为，谁做这类梦，有这类幻想和幻觉，谁的心境就不正常，实实在在看到幻境的人，心理上一定有病态性的障碍。一次，一位神学家告诉我，以西结的幻觉只不过是一种病态的症状，此外，当摩西和其他的预言家听到“神谕的声音”在向他们诉说时，他们只是在幻听罢了。你们可以想象，当这种事情“自动地”出现在他身上时，他会感到何等惊恐不安。我们对于世界的明澈的理性本质的理解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去想象任何无法用常识解释的事物会出现。在碰到这种令人震惊的事件时，原始人丝毫不会怀疑自己的理智是否健全；他们会想到物神、想到精灵、或者想到神明。 　　不过，影响我们的种种情绪却是相同的。事实上，从我们高度的文明之中衍生出来的恐怖可能会比那些原始人认为来源于妖魔鬼怪的恐怖更加骇人。有些时候，当代文明人的态度使我想起我的诊所中的一位精神病患者，他本人是一位医生。一天清晨，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回答说，他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用氯化汞涤清整个天堂，不过，在这一彻底的清洁过程中，他却没有找到上帝的踪影。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神经官能症，或者较之更为严重的症状。没有上帝或者“对上帝的恐惧”，但却有一种焦虑性神经官能症，或者某种类型的恐怖症。恐惧的情感依然是同一种情感，不过，其对象既改变了名字，本性也变得更坏。 　　我想起了一位哲学教授，他曾经由于癌症恐怖而向我请教。他患有一种强迫症，他固执地相信，他患有恶性肿瘤，尽管在十几张X光图片之中从未看到一点儿肿瘤的影子。“噢，我知道我没有肿瘤，但可能会有肿瘤的。”他总爱这么说。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这种想法呢？显然，这种想法起源于一种并非是由意识故意灌输的，恐惧、病态的思想突然之间压倒了他。这种思想有着其他无法控制的自身的力量。 　　要让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承认自己患有强迫症，比让一位原始人承认自己被幽灵所折磨要困难得多。在原始文化里，恶毒幽灵的邪恶影响至少还是一种可供接受的假设，但是，要让一个文明人承认，他的不幸和烦恼仅仅只是想象的可笑的恶作剧，却是一种令人心碎的体验。原始的“着魔症”现象并没有消逝；它象过去一样存在着，只不过它以一种不同的、令人感到非常不快的形式表现自身罢了。 　　在现代人与原始人之间，我做了几个这一类的比较。这类比较，就象我将在下文中证明的一样，对于理解人类创造象征的倾向，理解梦在表现象征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发现，很多梦表现意象和联想，这些意象和联想类似于原始观念、神话和仪式。弗洛伊德称这类梦意象为“原始遗存物”；这一说法暗示的意义是，它们是从久远的时代就存在于人类心灵里的心灵组元。这种观点是那些人们的典型观点－－他们把无意识仅仅视为意识的附庸（亦或，用较为形象的语言表述，是收集意识心理废料的垃圾桶）。 　　进一步的探索研究向我们证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应该被抛弃。我发现，这类联想和意象是无意识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无论是在何处，皆能观察到它们的存在。无论做梦的人是有文化的人、还是文盲；是聪颖的人、还是愚钝的人；从他们的梦中，皆可观察到这类梦意象及联想。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它们都不是没有生命的、毫无意义的“遗存物”。它们依然发生着作用，而且，正是由于它们的“历史”特性，它们才具有了特别珍贵的价值。在我们有意识地表现我们的思想的途径与更为原始的、更富于色彩的、更为栩栩如生的表现形式的途径之间，它们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而且，也正是这种原始的表现形式直接向着情感和情绪发出吁求。这些“历史性的”联想是连接意识的理性世界与本能的世界的纽带。 　　我已经讨论过了在白昼的生活中，我们的“被控制的”思想，与在晚间梦中出现的大量的意象之间所形成的有趣的鲜明对照。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这种区别的另一种起因：在我们的文明生活中，由于我们剥夺了许多观念的情感能量，我们事实上已经不再对于它们作出任何反应。在我们的言谈之中，我们运用这类观念，当他人使用这些观念时，我们便作出一种约定俗成式的反应，然而，它们给我们所留下的印象并不怎么深刻。为了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有必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某种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这便是“梦的语言”；它的象征系统具有如此大的心灵能量，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它。 　　例如，有这样一位女人，她以其冥顽不化的偏见，固执地反对明智的论点而著称。人若与她通宵争论也不会获得一点儿结果，她对于别人所说的一切置若罔闻。然而，她的梦却采取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来暗示她的固执与偏见。一天夜晚，她梦见自己去参加一个重要的社交聚会。女主人用这样的话来迎接她：“你能来实在是太好了。你的朋友都在这儿呢，他们都在恭候你的到来。”接着，女主人带她到门前，将门打开，做梦人迈步进入了－－一个牛棚！ 　　这一梦的语言再清楚不过，即使是傻瓜也能理解这种语言的含义。这个女人起初不愿接受这一直接了当地击中她的自我中心的梦的要旨；不过，这一要旨的确是击中了她的要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她不由自主地看到自相冲突的玩笑，她不得不接受了梦的这一要义。 　　这类源自无意识的启示的意义比大多数人所能认识到的意义还要重大。在我们的意识生活中，我们接受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另一些人们刺激我们、或压抑我们，办公室的种种事件、或者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这类事件诱使我们走上不适合我们发展个性的道路。无论我们是否感觉到它们对于我们的意识所产生的作用，意识都会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暴露在它们面前，受到它们的袭扰。对于一位具有外倾型心理态势的人，情况尤其如此，外倾型人将一切重要性皆置于外部对象之上，亦或他隐匿起一切有关他本人内在人格的自卑感和自我疑虑。 　　意识愈是受到偏见、错误、幻想、童年欲望的影响，意识之中业已存在着的鸿沟就会愈加宽深，最终人将患上一种精神性分裂症，过着一种远离健康的本能、远离健全的本性、远离真理的、程度不同的虚假生活。 　　梦的总体功能是，恢复我们的心理平衡，通过生产梦的材料，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重新建立整体的心理平衡机制。这就是在我们的心灵结构之中我称之为梦所扮演的互补性（或曰补偿性）角色。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会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自视甚高、或者制订与他们的实际能力相差甚远的庞大计划，解释人为何会梦到自己飞翔和陨落。梦填补诸人格结构的不足之处，并提前警告有缺陷的人格，在其目前的进程中它将面临的危险 。假如警告遭到忽视，那么，真正的事故便会发生。受害者会跌下楼梯、或者碰到交通事故。 　　我想起了一个男人的例子，这位男子卷入了一系列可怕的事件当中，无法摆脱。他发展了一种几乎是病态的癖好，攀登陡峭险峻的山峰，做为一种形式的补偿。他在寻觅达到“在他本人之上”的境界。一天夜晚，他梦见自己从一座高山的顶峰踩空而跌入虚无的空间。当他告诉我他做的这个梦时，我即刻便感觉到了他所面临的危险。我竭尽全力迫使他注意梦向他发出的警告，劝他不要再去登山。我甚至告诉他说，他的梦预示着他将死于一次登山的事故之中。但是，他对我的劝告置若罔闻。六个月之后，他“踩空坠入虚无的空间”。一位负责登山的向导看到他和一位朋友抓着绳子到了一个陡峭的危险之地。那位朋友在崖壁的突起之处找到了一个暂时的立足点，做梦的人跟随着他的朋友向下探寻。突然之间，他松开了手中的绳子。据那位向导说，“他仿佛是跳进太空之中一样”。他的身体落在了他的朋友身上，他们一同跌进深渊、双双毙命。 　　另一个是一女人的例子。这位女士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在日常生活理，她趾高气扬，神气活现。可是，她却总做些令人不安的恶梦，这些梦使她联想起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当我向他揭示这些梦的启示时，她勃然大怒，拒绝接受这些启示。在此之后，她所做的梦变得恐怖骇人，这些梦全部是关于她过去独自一人在森林中散步，沉浸在充满激情的幻想之中的梦。我预见到了她将面临的危险，但是，她对我向她多次提出的警告充耳不闻。没过多久，她在森林之中遭到了一个性欲倒错者的残暴袭击；要不是一些人听到她的尖叫声，跑去救援，说不定她就没命了。 　　这类现象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她的梦告我的是，这位女士对于这种形式的冒险怀有一种隐秘的渴望－－就像那位酷爱登山的人无意识地从寻找摆脱困境的具体途径之中获取满足一样。显然，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料到，为了他们的寻求，他们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她身上几处骨头被折断了，而他则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由此可见，在某些事件真正发生的很久之前，梦有时就会预先显现这些事件。这并不一定是奇迹，或者是一种对未经历事件的提前认知。在我们的生活中，为数众多的危难皆有着其漫长的无意识历史。我们一步一步地向它们走去，对于正在积聚的灾难一无所知。然而，我们的意识不能感知到的东西，常常被我们的无意识感知，无意识通过梦的方式向人们启示要旨。 　　梦可能会常常以这种方式向我们发出警告；但是，梦仿佛亦同样经常地不这么做。因此，有关大慈大悲之手在危难之际及时拯救我们的一切设想都是缺乏根据的。亦或，用更为明确的语言来说，即是，仿佛一种仁慈的力量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那只神秘莫测的手甚至会指向沉沦之路；梦有时事实上是陷阱。有些时刻，梦的作用宛如德尔斐神谕一样：德尔斐神谕告诉克诺苏斯国王，如果他越过哈里斯河，他将会毁掉一个巨大的王国。直到在渡河之后的战争中他被打败之时才领悟到神谕所说的王国就是他本人的王国。 　　人在与梦打交道时应该竭尽全力去了解梦。梦并非起源于人类的精神，而毋宁说，它们源生于大自然的生息－－源生于那美艳动人、慷慨好施，又冷酷无情、凶暴残忍的女神的灵魂。如果我们想要描述这种本源精神的特性，我们必须在古代神话的领域中，在原始森林的传奇中向它逼近，而不应该在现代人的意识中去苦苦追寻它的踪迹。我此刻丝毫没有否定人类在文明社会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巨大成果的意图。然而，获得这些成果的代价却是无数灵性的丧失殆尽，而我们对于灵性丧失到何等程度几乎还没有开始估价。我在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所作比较的部分意图，是向人们表明这种得与失的平衡关系。 　　与学会“控制”自己的“理性的”现代后裔相比，原始人更多地受他们本能的支配。在这一文明的进程中，我们越来越多地把我们的意识与人类心灵深处的本能地层分割开来，甚至最终使意识完全脱离心灵现象的肉体基础。幸运的是，我们还未丧失这些基本的本能地层；虽然，它们仅仅是以梦的意象形态表现自身，但它们始终是无意识的一部分。顺便提一句，这些本能的现象－－人们并非总是能辨认出它们的本来面目，因为，它们的特征是象征性的－－它们在我称之为梦的补偿功能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心理的平衡，甚至为了心理健康的缘故，无意识与意识必须完整地相互联结在一起，以此齐头发展，同行并进。如果它们分崩离析、或曰“相互分裂”，心理的纷乱、失调将会随之而来。从这一方面来看，梦的象征是从本能到人类心灵理性结构部分的重要旨义的运载体，象征的释义强化了意识的认知能力的贫乏，这样一来，意识将再次学习理解被遗忘了的功能的语言。 　　毋庸讳言，既然功能的象征通常不为人们注意，不为人们所理解，那么人们自然会怀疑这种本能的真实性。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常常认为，没有必要去理解梦。我可以用我在东非的原始部落里的切身体验，来具体说明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异莫名的是，这些原始部落中的人矢口否认他们做过梦。但是，通过与他们进行耐心的、委婉的交谈， 我很快就发现，他们也象其他一切人一样做梦，不过，他们却坚信，他们的梦毫无意义，“普通人的梦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这样告诉我。他们认为，只有那些部落首领和巫医的梦才事关重要；这些梦关系到部落的生死祸福，因而他们对于这些梦高度重视。唯一引起他们不安的是，部落首领和巫医宣称，他们不再做有意义的梦。他们把这种变化的发生之日追溯至英国人来到他们的国家之时。地区的地方长官－－管辖他们的英国长官，接管了“重要的”梦的功能角色，从此开始操纵部落的行动。 　　当这些部落中的人承认，他们的确也做梦，但却认为他们所做的梦毫无意义，他们就象那种只是因为不能理解梦，因而认为梦毫无意义的现代人一样。但是，即使是文明人，他有时也能够观察到，梦（甚至那些他无法回忆起的梦）可以改变他的心绪，或者使他的心绪变好，或者变坏。梦被人们“理解”了，不过，人们是通过无意识来理解梦的。情况常常如此：如果在极为罕见的时刻，当一个梦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或者有规律地重现复呈之际，大多数人才认为，有为梦释义的必要。 　　在此，我想补充几句话，谈谈那些缺乏才智的、不得要领的梦的分析，以警世人。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心理情状极为紊乱，对于他们的梦进行释义可能是极端的冒险之举；在这种情况下，做梦人的纯粹的单向意识，与其相对应的非理性，或曰“疯狂的”无意识之间的连接纽带全然断开，而只有采取万无一失的防范措施，才可能将他的意识与无意识联结在一起。 　　除此之外，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相信世间存在着有关梦的释义的、拿来即可用的系统指南手册，是愚不可及的，因为那就好象一个人去买一本参考书，从上面查找一个具体的象征一样可笑。任何梦的象征都与梦到这一象征的个体紧密相关，没有任何梦可以用一成不变的、直截了当的方式释义。个体之间千差万别，每一个体的无意识与意识的互补方式各有其特征。因此，几乎很难断定，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梦及其象征可以被分门别类。 　　一点儿不错，有些梦和单一象征（我更喜欢称它们为主题）是典型的梦和象征，它们经常出现。在这类主题中，有陨落、飞升、遭到危险凶恶的动物、或充满敌意的人的攻击、袭扰；在公共场合衣冠不整、穿着滑稽可笑；匆匆忙忙行事、或者迷失在兜圈转的畜群之中；用毫无杀伤力的武器与人搏斗；或者自身完全没有防御能力、四面受敌；拼命奔跑但却仍旧原地未动等主题。典型的童年主题的梦是，变成极小极小的小不点儿，或者变得硕大无朋，或者从一种形象变成另一副模样－－就象你可以在勒维斯·卡罗著的《艾丽斯仙境漫游记》一书中找到的例证一样。不过，我必须再次强调指出，人们应该在梦本身的背景之中来看待这些主题，而不应该将它们视为不解自明的密码。 　　往复呈现的梦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众多的例子表明，人们从童年时代一直到暮年总是在做着同一个梦。这种梦通常是一种企图补偿做梦人生活态度中某一具体缺陷的梦；亦或，它是可以追溯到遗留下某种特定成见的创伤性时刻的梦。有时，它同样可以是先行于未来某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的梦。 　　数年以来，我一直梦到这样一个主题：我在梦中会“发现”我的房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却不知道这一部分竟然存在。有些时刻，这部分房子是我那早已离开人世的父母居住的地方。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个地方，我的父亲有一间实验室，父亲在实验室里研究鱼类的比较解剖学；母亲则开一家旅店，接待幽灵般的来客。通常，这一侧翼处的陌生古怪的客店是一座古香古色的。年代悠久的建筑，是早已被遗忘、但却由我所继承的财产。这座建筑里有着令人百看不厌的古代家具。在这一系列梦的最后，我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图书馆，馆里收藏的书我一本也没有见过。我打开了其中的一本书，发现书中有着大量的、奇妙无比的象征性图画。当我醒来时，我的心由于狂喜而激烈地跳动着。 　　在我做最后一个奇特的梦之前，我曾向一位古董书商定购了一本中世纪炼金术士的经典资料汇编文集。我在文献资料上发现了一段引语，我想，这段引语可能与早期拜占庭炼金术有某种关联，因此，我希望查阅书籍来证实我的想法。在我梦见没有见过的书几周之后，书商给我寄来了邮包。邮包里是一部十六世纪的羊皮纸制成的书。书中饰有美妙动人的象征性图画。炼金术原理的重新发现，作为对于心理学的开拓性探索成果，成为我的著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刻，我那反复出现的梦的主题也就容易理解了。不用说，那幢房子象征着我的人格和我所感兴趣的意识领域；而那一陌生的附属建筑则代表一种崭新的前意识喻象。只是当时我的意识心理对其一无所知，而我对其感兴趣并将从事研究。从那时起，三十年来，我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梦的机能·完） 　　四.梦的分析 　　我是以区分符号与象征之间的不同点来写这篇文章的。符号总是比它所表现的概念的内蕴要少；而一个象征则始终代表着某种比其明显的、直接的意蕴要多的存在对象。除此之外，象征是自然形成、自然生现的产物。没有任何天才人物曾手中拿着笔、坐在桌前说：“现在，我要发明一个象征。”没有任何人可以运用程度不同的理性思维进行逻辑推论，或通过有意识的旨向，将思维的对象赋予一种“象征性的”形态。无论人们为这类理性观念赋予多么奇妙的外观，它依然还是符号，依然与其背后的理性思维紧密相联，它依旧不是象征，不是那种暗喻着某种尚未认知的存在的象征。在睡梦里，象征是自然生成、显现，因为梦是自然发生的，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因此，梦是我们所有关于象征系统知识的主意源泉。 　　然而，我必须指出的是，象征并不仅仅只在梦中出现。象征出现于各种各样的心灵现象之中。仿佛经常发生的是，无生命的客体与无意识协同合作，构建象征的模式。我们有很多故事是讲时钟在其拥有者告别人世之际戛然而止的。这类故事的真实性得到了事实的有力证明；其中的一例是，在圣·索西的弗里德利希大帝的宫殿里，当皇帝驾崩之时，摆钟停止了摆动。另一些常见的例子是，当死亡降临的时候，明镜破碎、画像落下；或者当某个人经历情感危机之时，房屋有小规模的毁损，但却无法解释。尽管怀疑主义者们拒绝相信这类报告，但是，这类事总是不断地出现，而仅此一点即可作为它们的心理学意义的充分证据。 　　象征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一切象征之中，最为重要的象征，是那些其本质及本源为集体性的，而非个体性的象征。这类象征主要是一些宗教性的意象。宗教信徒认为，这些意象来源于神－－神向人类显示这些意象。怀疑主义者们却断然宣称，这些意象是人类发明的产物。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皆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正如怀疑主义者们所注意到的一样，多少世纪以来，宗教的象征和观念一直是人们煞费苦心，有意精心制作的产物。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正如宗教信徒们所暗示的一样，这些象征和观念的本源迄今深埋在往昔岁月的神话之中，它们仿佛与人类的意识毫不相关。然而，事实上，它们来源于原始之梦及创造性想象的“集体表象”。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意象是自然形成、自然生现的表象，而绝非是有意发明的产物。 　　这一事实，正如我将在本文中阐释的那样，对于梦的解析有着直接的、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假如你认为梦具有象征性意义，那么，你对于梦的解析方法就会与相信基本的活力思想或强烈的情感是已知的、它们只是被梦“掩盖着”的人的解析方法迥然相异。在后一种情况下，梦的解析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你所发现的一切只是你业已知晓的一切。 　　正是由于这种道理，所以我总是教导我的学生说：“尽可能多学一些关于象征的系统知识；然后在你们分析梦的时候把这种知识忘掉。”这一建议具有极为重要的实际意义。我把它作为一种准则，提醒自己，我若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他人的梦，我就永远不可能准确无误地为他人的梦释义。我始终这样做，以检查我本人的种种联想及反应的波涌，检查它们是否战胜了我的病人的无常易变、犹豫不决的心理。对于分析者来说，尽可能准确地获得梦的特定要旨（即获得无意识贡献给意识心理的成果），具有至高无上的治疗学上的价值。因此，运用溯本求源的方法去探索梦的要旨是分析者的必由之路。 　　当我和弗洛伊德一道工作之时，我做的一个梦具体、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我梦见自己在“我的家里”，我清楚地感觉到，我是在二楼上的一间舒适宜人、陈设优雅的起居室里。起居室内饰有十八世纪风格的艺术装饰品。我惊奇地发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间起居室，而这时我萌生了想看一看一楼是什么样的念头。我走下楼梯，发现一楼相当幽暗，这里有着十六世纪或者时代更为久远的笨重家具和嵌镶而成的墙壁。我感到惊异莫名，好奇心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强。我想更多地亲眼看看这幢房子的整体结构。这样，我继续往下走，进入地下室。在地下室，我看见一道门敞开着，里面有一排石头阶梯，这排石头阶梯通往一个巨大的、有着圆形拱顶的房屋。这里的地面是用巨大的石板铺成的，墙壁看上去非常古老。我仔细地看了看墙壁上的灰浆，发现灰浆内混有砖头的碎块儿。显而易见，这些墙壁是罗马时代的墙壁。此刻，我变得越来越兴奋。在一个角落里，我看到在一个石板上有一把铁环手。我拉开了这块石板，看到另一排狭窄的阶梯，这排阶梯通向一种形式的穴墓，这穴墓看上去宛如史前时代的穴墓，里面有两个骷髅、一些尸骨、还有一些破裂的陶器碎片。接着，我从梦中醒来。 　　在分析这个梦的时候，假如弗洛伊德沿用我的方法，去探索梦的具体联想及前后关系，他就会听到一个意义深远的故事。但是，我恐怕他仅仅会将其视为逃避他本人的真正问题的努力而草草对待。这个梦事实上是我的生活的简要概述，更为确切地说，是简要概述我心灵的发展演进过程。我在一幢有二百年历史之久的房子中长大成人，我们房中的家具大多数是大约有三百年历史之久的古式家具，而到那时为止，我在精神领域中所进行的最了不起的探险，便是潜心探索研究康德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而那时最能引起轰动的新闻，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的问世所造成的影响。仅在此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我父母的那些依旧是中世纪的观念之中。对于父母来说，世界与人类依然受着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的支配。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早已作古，变得陈腐不堪。由于基督教观念与诸东方宗教及希腊哲学观念相互冲突，我的基督教信仰变成了一种相对的信仰。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梦中的一楼才是那么寂静、那么幽暗、而且显然没有人居住。 　　我当时对历史学的兴趣，起源于我对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强烈爱好，那时，我是解剖学学院的一名助理医生。我醉心于研究石化人的骨骼，特别是人们都在讨论的尼安特德人的骨骼，以及大家依旧对其真伪性争执不休的杜波瓦的猿人的头颅骨。事实上，这是我关于梦的真实联想；但是，我不敢向弗洛伊德提及头颅骨、骷髅，以及尸体之类的主题，因为我听说，这不是弗洛伊德谈及的常见主题。他抱有这样的一种古怪看法：我期待着早早离开人世。而他得出这种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是，我对于所谓的布里曼的布雷克勒地的木乃伊化的僵尸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一九零九年，在我们乘船赴美途中，我们曾经一道参观过那些古尸。 　　由于通过最近的体验，我深深地感觉到，在弗洛伊德的心理背景及心理观与我本人的心理背景及心理观之间，存在着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我不愿意直言道出我的想法。假如我向他敞开心扉，向他袒露我猜测在他看来极为古怪而不可思议的内心世界，我害怕我会因此而失去他的友谊。因为我感到对于我本人心理的确切性缺乏足够的信心，所以，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就我的“自由联想”向他撒了一个谎，借以逃避使他清楚地认识我的完全是个体的、与其迥然不同的心理结构的艰难任务。 　　在此，我必须向读者道歉，因我在本文中的叙述－－告诉弗洛伊德有关我的梦幻的篇幅太长了。不过，这也是一个人在对于一个真实的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的绝妙例证。一切的不同点皆取决于分析者之间的个体差异。 　　不久，我发现，弗洛伊德在寻觅某种与我的希望无法共存的东西。因此，我便尝试着向他解释说，我梦到的头颅骨可能是暗示我希望我家的某个成员由于某种原因而死。这种解释方式博得了他的赞同，但是，我却对这一“虚假”结论甚为不满。 　　就在我试图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回答弗洛伊德的问题时，我突然被有关主观因素在心理学的理解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直觉弄糊涂了。我的直觉的力量强大得使我所想的只是如何摆脱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困境，于是，我以撒谎的方式找到了一条容易摆脱困境的途径。这样做既不文雅得体，也无道义上的辩护理由。可是，假如我不这样做，我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与弗洛伊德进行激烈的争吵，并由此而反目－－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自然有着众多的理由。 　　我的直觉是由突然而降、完全出人意料的参悟构成的，它使我在瞬间认清了这样一种事实：我的梦所象征的是我本人、我的生活以及我的世界，是我反抗由另一个为其自身理由和目的的陌生心灵所建造的理论构架的整体存在。这个梦不是弗洛伊德的梦，而是我自己的梦；我是在一刹那间突然领悟到我的梦的含意。 　　这种冲突形象具体地表明了有关梦的分析的关键。梦的分析并非完全是一种可以学得的，并根据那仿佛是两个人格之间的辩证交换的法则来运用的技巧。如果人们把梦的分析作为一种机械的技巧来处理，那么做梦人的个体心灵人格便会丧失，治疗的问题就被还原成为一个简单的问题：与梦的分析相关的两个人中的哪一位－－分析者还是做梦的人－－将控制另一方？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放弃了催眠治疗法，因为我不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我希望治疗的过程是病人的健康自我人格形成的过程，而不是我的暗示仅仅具有稍纵即逝的效果的过程。我的目标是，保护并维护我的病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权利，这样一来，他便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在与弗洛伊德交换这一看法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们开始构想有关人类以及其心灵的总体理论之前，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学习关于面对我们的，真实的人的知识。 　　个体是唯一真实的实体。我们愈是远离个体，接近关于人类的抽象概念，我们就愈容易犯错误。在那些社会动荡不安、剧烈变革的时期，我们大有必要去更多地了解个体的人，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心理及道德特性。然而，我们要想从其自身的角度来看待人类，我们不仅需要理解他们的现在，而且需要了解他们的过去。这就是为什么理解神话与象征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道理。 　　（梦的分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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