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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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深秋细雨连绵，人们一如既往地庆祝国庆日的到来，法新社记者描述这里的情形：“坏天气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临近岁末的时候，北京的剧场里上演了一出话剧，名叫《商鞅》，观众中有个人是副总理朱镕基。像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一样，这个人也特别爱看传统的中国戏，比如京剧，还能连拉带唱，就是很少看话剧。但是那天他忽然心血来潮，就去了。剧情说的是，2000年前秦国宰相商鞅以惊人勇气推行改革新政，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这故事他在读书时已经知道，此后又有无数人在他耳边提起，那时只是慨叹，现在以古衡今，竟有一种强烈的惺惺相惜的感觉，不免伤心。那些陪着他看戏的人，忽见这位“铁面宰相”脸上淌着老泪，不禁大吃一惊，接着就发现这对他们来说有着巨大的意味。“看来我们的话剧有极大震撼力，”剧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得意地说，“大家快来看吧。”另外还有人发现了更多的含义，上海一家小报把这件事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结果人家把舞台上的那位宰相忘了，都在议论现实中的这位“宰相”。他们说这是“今日的改革家在为昔日改革家落泪”，还说“历史证明，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 　　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未免夸张。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这位副总理所遇到的巨大压力，是他的强硬的改革主张造成的。1996年夏天，34000家国有企业自从1992年十四大召开后，“国营企业”就改称“国有企业”了。的净销售利润率下降了55%，每卖出一元的东西，只得利润九厘钱，这是历史最低点了。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是1985年的28倍，第一次超过了利润。这一年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亏损最严重的行业——煤炭、冶金、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纺织品和轻工业，差不多都是昔日的盈利大户。7月上旬，中国大部分地区阴雨绵绵，把人们的心情也搞得愁云惨淡。吴邦国副总理在河南说：“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国有企业产销下降，经济效益不高，亏损额上升，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这局面引发了激烈争论。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原因造成利润下降？是总需求增长放慢？还是国有工业的结构和制度有问题？很明显，买方市场和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十几个月，这不利于企业的价格垄断，但是这仍不足以解释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的大幅下滑，因为民营企业的利润始终在顽强地增长着，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参照。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说：“三资企业和进口商品竞争给予国有企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就说明很多问题是国有企业作茧自缚引起的。“很大程度上，”世界银行的报告分析当时中国企业的时候说，“利润的恶化揭示了国有企业在补贴和不完全改革掩盖下的不利地位。”会计制度改革增加了折旧费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增加了养老金和医疗费用的支出；农产品价格改革增加了工业原材料成本（例如粮食和棉花价格）；通货膨胀率的降低令贷款的实际利率由负转正，也让企业享受多年的隐蔽利息补贴大大减少、账面利润相形降低，后者在过去两年曾因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而被人为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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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秋天结束的时候，在我们的记录中，中国所有最重要的领导人都已公开表示，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朱镕基和吴邦国。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也忍不住开口说话了。这个人在前台的时候也不多说话，人家问他有什么说的，他就说“如履薄冰”，自从退到后台，就更少说什么了。可是这一年他跑到辽宁，一路走一路说：“国有企业改革十分紧迫，时不我待。”那些地方官员都对他叫苦，说这个难那个也难，他把手一挥，强硬地说：“不要顾虑太多，要加大力度，晚抓不如早抓。”中南海的心情之急切，于此可见。相形之下，倒是与这件事情关联最甚的企业领导者，大都有些麻木，或者说是在消极地应对。他们回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就发现过去十几年里政府开出的药方多得不计其数：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优化组合、租赁、拍卖、托管、股份制、企业集团、资产重组……每开出一方，便说取得了巨大成绩，连一向以批评政府为能事的“右派分子”刘宾雁，也曾为此欢呼“好，活了！”可是到头来，还是一个效益日愈减少，亏损日愈增加的局面。现在开出的这剂药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学者们说得天花乱坠，经理们却在暗自发笑。他们说：“过去毕其功而不能胜一役，今日焉能一役而毕其功？” 　　“铁面宰相”看出这个门道，于是改变策略，打算步步为营，把“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两年期限延长了：原是要在1996年结束的，现在要经过整个1997年。这叫很多人意外。中国人执行计划，一向是“提前完成”的，极少有“延期”的事情发生，即使由于种种难言之隐不能如所期待地实现目标，也多是不了了之，不会公开说出，可现在朱镕基却到处说。“当初他有一百条理由加快，”国务院里的一个官员这样说，“现在他又有一百条理由延期。”他看出那些基层官员对他点头哈腰，满脸堆着笑容，口口声声要他指示，其实心里各怀异志。从他们嘴里跑出来的辉煌数字，也大有疑问。倒是原安徽省省长王郁昭说的“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还有民间对联“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欺上，层层渗水，水到渠成”，给他极大震撼。这让他明白他之所谓“铁腕”，其实从来就要打折扣。比如他曾下令，一个项目也不要再搞了，“都是重复建设”。可是没人理睬他。有一次他被逼急了，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的口吻竟好像他已不是政府的官员：“他的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说是“不行”，也只好如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他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毫无疑问，他是90年代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他清楚地了解那时候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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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镕基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这和他的浪漫幽默形成对照。他极少将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拉扯在一起。比如有的领导人认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并且严厉警告，国有企业的比重连年下降必会带来政治的危险。我们细检这位副总理当时种种言谈，就完全看不到类似的话。只有一次，他说他想起回答一下“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社会主义变了”这个问题，然后说，1991年他到北京来的时候，私营和外资企业不到10%。而现在，私营个体三资企业占30%了。“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我说没有。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卡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麻烦来了。就从这一年开始，对他不满意的声音一下子强烈起来。自由主义者说他“独裁”，是在“偷偷摸摸地复辟计划经济”，保守主义者说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那口吻就像当年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样。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的股民也在骂他。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把这种骂声推向高潮。文章要老百姓注意股市风险，当即就有一阵狂飙卷了过来，深沪股市全面下跌，挂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当场撕烂《人民日报》，大家都说这样的文章非经朱镕基的批准是不可能见报的，所以就编出一句新话：“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朱后来说，他对什么戈尔巴乔夫之类的说法不高兴，还说，什么“猪市”，分明“骂人不带脏字嘛”。可是他不高兴也没办法，人家照样这样说。 　　这是怎么回事呢？三年半前，人人都担忧经济失控，看到此人出山来搞“宏观调控”，就觉得来了救星，不论他说什么都觉得有道理。现在和那时不同，就在于他把中国的局面扭转了，他之所以挨骂，正是因为现在经济形势缓和。房地产的投资增长率降低了49个百分点；货币发行下降了20%；银行的不良债务减少了200亿元，又开始向外贷款了；95%的工业品供过于求；粮食连年丰收，库存450亿公斤，前所未有。再等三个月，他就要宣布，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 　　老百姓对官员的印象也变了。他每次讲话，总是有人鼓掌，有人喝彩。从前常见的官员在台上演讲、下面打瞌睡的事情没有了。“人们又开始听总理讲话了，”国务院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很开心。”也是在1996年岁末，朱镕基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听众有6000人。大家看他正襟危坐，以为他要说什么大道理，不料全是地地道道的“朱式”语录。“现在市场上什么东西都多，没有不多的，”他得意洋洋地说，“统计局的人对我说，粮食多得仓库装不下了。我说，没关系，现在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好了。” 　　可是他却没有说，政府正在靠借钱度日，寅吃卯粮。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也是前所未有。每100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向国民借来的，其中又有10元被拿去还了老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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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着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现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50米，宽40米，绕院子一圈是188米。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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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从外表看上去，北京一切如常。过去100年里，这城市所经历的变故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比拟的，这造就了她的宽容、幽默、敏感和麻木。2月15日，星期六，正月初九。1000多人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上，秩序有些乱，不过，不是要闹事，而是在报名受聘北京党政机关副局长的职位。报纸上的消息说，这在全国是迄今为止“公开选拔高干”的最大动作。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绛红色高墙上，贴着一纸告示。上面说，只有那些年龄不超过45岁、有北京城镇居民户口、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能报名。报名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从朝向天安门广场的南大门走进去，一直深入到内院大殿，可以看到鲜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殿内展台密布，全都编着号码。“第七号”是市政府办公厅，“第十二号”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还有一个听上去挺新鲜的地方，叫做“北京市公开选拔办公室”，主任叫韩铁城，原先他担心没有人来报名，现在正得意洋洋地对一群记者宣布：“公开选拔的报名工作大获成功。”副局长的职位有57个，报名者共有1631人（包括1020个大学本科生、168个硕士和59个博士），都是45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北京官员中间开始流传那首脍炙人口的顺口溜。它的开头一句说：“年龄是个宝，学历不能少。”这在既成的干部制度中，无论是私下任命还是公开招聘，都是一样，看来世道无论怎样改变，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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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来的考试中，33岁的周茂非对一个试题的回答，就最好地证明了中国社会中已经改变和还未改变的东西，是怎样精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周是毕业于长春邮电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也是邮电部北京通信元件厂常务副厂长和高级工程师，现在他告诉主考官，他希望担任北京市侨办的副主任。 　　“好吧，现在你当侨办副主任，”考官对他说，“有四件事在两个小时之内要同时办：第一件事是市里领导和部委领导来我们侨办视察，其中还有一位是你原来的老领导；第二件事是一位处长遭车祸身受重伤，被送进医院；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外商来谈判，你是主谈；第四件事，有一个急件送到你手里，要你阅处，现在你怎么办？” 　　周茂非把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考官的用心：官场行事的要点在于滴水不漏，而不在于轻重缓急。于是说他首先要去跟老领导见面问候，很虔诚地表示欢迎，委婉说明已和外商有约在先。在赴外商之约的间隙，他将紧急处理那个文件，当然也不会忘记，在这些事办完之后立即到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处长。 　　当时文化宫考场的话题形形色色，问者煞费苦心，答者也挺机智，可惜很少有老百姓关心的话题。那个春天，人们谈论的事情真是不少：改革何以没有更快地推进；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意见；国有企业改革的苦无出路；城市失业问题；农民流动问题；正在出现的新贫困；农民利益的被侵犯；腐败问题；人口过剩问题；资源紧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问题；北京西客站的建筑质量问题；海南建设中的工业污染；深圳空难；河南煤矿爆炸；北方大旱以及南方暴雨成灾；中美关系“乍暖还寒”的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朝鲜劳动党的要员黄长烨在北京走进了韩国大使馆；十五大谁去谁留；95岁的彭真去世；戏剧家吴祖光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说，陈希同“应当被判处两次死刑”；还有国有企业的“穷庙富方丈”和“富庙穷方丈”。这后一个话题是赫赫有名的“烟王”褚时健引出来的。头发花白的褚时健因贪污被捕。一年以后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服刑于云南省第一监狱。他的“晚节不保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他的辩护律师马军在法庭上这样说，还当场算了一笔账：褚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烟厂利税总额800亿元，而他17年的全部总收入约80万元，其比例是十万分之一，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褚时健就像把小庙建设富了，还为大庙作出巨大贡献的方丈，只不过是看着灯油多了，几个人想分点回家炒菜而被发现的方丈，”马军意味深长地辩护道，“褚时健是那种十分能抓老鼠、而在特殊情况下偷吃了鱼的猫，和那种不抓老鼠专偷吃鱼的猫、那种不抓老鼠也不偷吃鱼的猫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猫没偷吃时给他一些鱼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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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老百姓谈论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些，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在医院里的不是什么“遭车祸身受重伤的处长”，而是一代伟人邓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栋小楼的顶层，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五年以后，黄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或者跟医生护士述说怎么难受，有时候还会发脾气。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呆若木鸡。整座楼一片寂静，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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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喘息。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成形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08。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最先向遗体告别的是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王世斌说，“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另一个人是黄琳：“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说着说着就又哭起来，“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他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他们带着他的内衣、外衣、鞋子和袜子，来到一座锅炉房，把这些东西一一投进炉膛，烈火青烟中，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眼泪再次掉下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穿着破了的衣服。谁能相信啊？” 　　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备好的讣告。一阵混乱之后，大家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于是立即中断正常的新闻，把那份讣告播发出去。那天深夜，睡觉晚的人如果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都能听到播音员哽咽的声音。 　　不过，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在深更半夜打开电视的习惯，就算是喜欢夜生活的人，此时也正在泡酒吧呢。人民日报社有个记者听到消息，立即从床上跳将起来，跑到街上去。这时已是凌晨3点。这记者拦住一个行人就问：“邓小平去世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那人摇摇晃晃，嘴里冒着啤酒的味道，打着饱嗝，先是以为遇到拦路抢劫的强盗，后来又以为是警察，等到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他说：“是吗？我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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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老百姓不关心这位老人，只能说记者的消息过于灵通，神经过于敏感。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香港的38个地铁站，哀乐持续了十分钟。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在北京，三○一医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们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他的灵车将从这里走过，就在那里等着。“我一定要送送他。”一位82岁的老人一边抹泪一边说，“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都功比天高。”有一帮年轻人中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事后知道这是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他们人人手捧邓小平遗像。有个中年男子不由自主地双膝下跪，旁边一个三尺女童，双手抱着个小花圈，上面挂着挽联：“邓爷爷我想您，孙女思思鞠躬。”人群中还有个人名叫方子青，是天津武清县的一个农民，他和妻子乘汽车，转火车，赶了120公里路来到北京，直奔这个路口，站下就不走了，说是来给小平同志送行。“是他让我们吃饱了穿暖了。”他哽咽着说。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2500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1949年共产党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可是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毛泽东去世时，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全中国。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领导了那么久，现在谁来领导我们呢？”可现在，中国人还会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吗？老百姓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没有抽泣，没有眼泪，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非。“他走了，总会有人来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这样说着，打开收音机，里面流淌出一首新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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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唱着东方红， 　　当家做主站起来；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领路人， 　　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做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好友、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 　　飞机载着生者缓缓着陆，卓琳走下来，步履迟缓，身上一袭黑色丧服是特别制作的，这证明她对这天的仪式万分珍重，但是她只用简单的几个字就把围着她的记者打发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普通百姓的智慧也许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在江泽民为他的恩师致悼词的时候，他们未在当场，只不过坐在遥远的地方，紧盯电视机屏幕，竖耳聆听，一下子就听到弦外之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采取安抚政策，缓和某些剑拔弩张的社会情绪，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中南海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但是这段话还是成为当时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