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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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故事就最好地说明了官员的“灰色地带”能够宽广到什么程度。山西省有个人名叫田玉明，身兼平陆电厂党支部书记和厂长二职。由他掌管的这家工厂，其实就是他和一群官员的钱柜子。根据后来的调查，在1994年1月到1995年9月这21个月里，这个人以公款支付自己的吃喝费用共计81万元，相当于这个厂200个职工的年收入。工人们啃着冰凉的干粮，斜眼望着书记那美食堆积如山的餐桌，对一位记者感叹：“他的肚子怎么就装不满呢？”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贪污公款2万元的行为败露，这家伙的肚子是永远装不满的。一个官员肚子里的酒菜再多，也不会垮台，可是他那个由山珍海味构成的王国快要倒塌了。他的王国地处山西南部一个贫困县中，根据中央电视台记者柏杨的报道：政府花了巨资建设这个电厂，这在当地“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投产那天，剪彩仪式轰轰烈烈，山上沟底都是人。人人都说这是平陆的希望。可是不过两年半，成千上万的平陆人就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这电厂每周亏损2万元，4300万元固定资产只剩3000多万元。其余那些都变成了一堆发票，留在会计手中，上面写着： 　　“红塔山”50条，计6000元。 　　“红中华”2条，计400元。 　　“五粮液”6瓶，计1080元。 　　“飞天茅台”24瓶，计7290元。 　　…… 　　人们看到这些，又惊又怒：“平陆电厂就像是唐僧肉。”可是田玉明被逮捕以后说：“我认为我本人还是一心一意地想把这个企业搞好。我确确实实是这个想法，也是这么去努力的。”这话是为自己开脱，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他们说自己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表明很多人并不情愿，可又不得不如此，因为美食佳酿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润滑剂，也是商场和仕途的通行证。有如当时一首民谣：“酒盅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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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依靠薪俸之外的利益维系其生活水准，在迄今为止的漫长岁月中，不仅为制度所允许，而且是制度本身的一部分。它在90年代中期突然尖锐起来，以至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源于某种必然的逻辑。社会生活在整体上向前推进，私人财富的积累开始分化，官员薪俸虽有增加，却无法追赶这种进程，其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又有极大的等级差别。多数官员的生活水准本来居于社会上层，现在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超过自己，诸如别墅、轿车、电话、飞机头等舱、火车软卧包厢这类东西，本来只有高级官员才能拥有，现在也被别人分享。官员们若要在物质方面维护自己原来的位置，除了在黑白之间寻求回旋余地外，别无他法。 　　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下子通过7个法律。报纸上评价这一事件，说是“开创中国立法纪录”。仅就数量来说，的确如此，可是党的领导中枢显然认为还是太少，还有必要颁布更加具体的条文来约束官员的胡作非为。5月24日，中南海向数百万党的官员发出文件，命令他们每年两次申报自己的收入。差不多同时，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颁布若干禁令，要所有官员严格执行： 　　不准违反规定建私房。 　　不准违反规定参加集资建房。 　　不准违反规定使用军警车号牌及外籍车号牌。 　　未经批准不准用公款和单位车辆学习驾驶技术。 　　不准参加公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的娱乐活动。 　　这些禁令在当时被叫做“五不准”，人人皆知，但是它并非中纪委的新创造。在此之前，还有两个“五不准”。 　　一个是1994年的“五不准”： 　　不准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不准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和摊派款项买车；不准用贷款、集资款和专项资金购买供领导干部使用的小汽车；县（市）党政领导机关和单位，凡拖欠职工工资的不准购买小汽车。 　　不准违反国务院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压价购买住房；不准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亲友购买住房提供优惠条件；不准用公款超标准为个人装修住房。 　　领导干部在国内公务活动中要轻车简从，食宿不准超过当地接待标准；不准为领导干部举办专场舞会。 　　不准利用本人及家属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日、迁新居等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更不准动用公款公物操办和借机敛财。 　　不准利用职权拖欠公款不还；不准借用公款为个人及其亲友买房、建私房和从事营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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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还有一个，是1993年的“五不准”： 　　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 　　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个别经批准兼职的，不得领取任何报酬；不准到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 　　不准买卖股票。 　　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赠送的信用卡；也不准把本单位用公款办理的信用卡归个人使用。 　　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 　　看了这些，你就不得不承认，在全世界所有政党中，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给自己定了如此多的纪律，又如此无微不至（如果再把党章和此前几十年的规定翻出来，你还可以发现，共产党员要遵守的规则数以百计）。 　　禁令越来越多，可是仍然不能阻止官员们继续成为“灰色地带”上的耕耘者。有人说这证明官员的犯罪越来越多，也有人说这证明党组织打击腐败分子的行动正在产生效果。但是不论说什么，大家都相信漏网的要比抓住的多。老百姓众口相传的很多描述官员腐败的故事，在这一年忽然变得尖酸刻薄起来，有些挺滑稽，有些还带着恶意，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把官员全都拉出来排成队，挨着个儿枪毙肯定是有冤枉的，但若隔一个杀一个，那就肯定有漏网的。” 　　这是明显的夸张，但这话里包含的情绪是真实的。官员们让百姓骂成这样，的确值得深思。不过，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不是被拉出去枪毙的，他是自己把自己枪毙的。这一年4月4日，他带了一支手枪，爬上京西群山之中，自杀了，陈尸在一片烂漫的花草中。市民一阵悲伤之后，才发现这位副市长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贪污取财25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人民币和2500多万美元，其中1300多万美元再也无法收回。除了这些罪行外，他还动用公款为自己营造豪华别墅，为情妇购买高级公寓。尉健行后来说他道德败坏，生活糜烂，骇人听闻，触目惊心，“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案件中最严重的”。京城的百姓都在猜测他的背后必有更大的罪犯，有可能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警方开始也有这种怀疑，但是后来汇集种种现场证据，认定他的确是自己举枪对准自己的头颅。不过，“背后必有更大罪犯”却被不幸言中了，那是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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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7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台基厂大街、北京市党的机关大楼里，来了两位常委。胡锦涛和尉健行。前者宣布王宝森一案的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所以中南海已经批准他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和委员。后者当即接任陈的所有职务。陈没有到场，他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隔离审查了，不仅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自由，连向他的下属道别的机会也没有。 　　陈这个人，是党内腐败之根在90年代阳光雨露中成长壮大的经典之作。他在60年代以前是北京市政府的秘书，练就一身官场进退的技巧，知道什么时候点头哈腰什么时候趾高气扬，在80年代末期是平息“北京风波”的总指挥，懂得在政治角逐的关键时刻，怎样像高明的赌徒一样下注。其发迹的奥秘，乃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谋取自己的利益，有如当时北京市民所说，“四项基本原则+小金库”。其沉沦的原因，又是他的仗权谋私和飞扬跋扈超过了党能够允许的范围，因而构成了对整个党的威胁。 　　反对陈的人，把他看成一个恶棍，怎么惩处都不算过分，甚至说这个人应该被枪毙两次。这也代表了当时北京城里很多人的想法。可是在他受到公审的那些天里，也有一些人替他叫屈。他在法官面前始终昂首挺胸，故意显出不在乎的样子，言谈举止看上去不像罪犯，倒像是一个官员在向他的下属作报告。很显然，他想给人留下这不是刑事审判而是政治审判的印象。“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他用不屑的口吻对法官说。检察官当场出示他的受贿证据，可是，在旁观者看来，这却适得其反：“比他贪的官有的是，怎么就抓了他呢？” 　　陈是迄今为止因经济问题而被定罪的最高级别官员。报纸上说这是党反对腐败的重大成果，预示着党风将会好起来。大多数人赞成党清除陈希同这样的人，可是并不认为这件事对党风好转具有那么大的价值。腐败是这个世界的通病，在任何制度、任何党、任何价值观念之中都不可能彻底避免，但是在中国，腐败却有其独到之处。对于这个政权最具腐蚀作用的，是那些既不违反国法也不违反党纪的行为，它们无法归入“大案要案”之列，却能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无所不在，乃至大多数人都会将其视为一种正常的选择。 　　1995年的秋天，葛维连成了全国闻名的人物。他是安徽省蒙城县的一个农民，成名的原因是他善于养牛，还因为他的家碰巧住在307国道边上，距离县城不到一公里。对于他本人来说，这使他贩牛更加便利，但是对于当地官员来说，这给他们提供了表明自己政绩的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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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农民的厄运就是从官员们对他的格外关怀开始的。某一日，县委副书记刘政新亲自来到他家，告诉他全国第四次畜牧工作会议要在当地召开。葛维连的牛数量最多，个个体大肉厚，自然成了当地官员关注的对象，他们决定把所有与会者拉到这里来参观。 　　秋高气爽，正是黄牛的成熟季节，市场上卖价又好。可是刘政新告诉他，上级已经决定，他不准随便卖牛：“你是养牛专业户，首先要体现出你的养牛数量，这是我们的根本。”凭借着一点点原始的政治智慧，葛维连已经明白，刘说的“我们”不是他这个农民，而是当地政府的官员们。他养牛的目的很单纯，只希望卖个好价钱，可是在官员们眼睛里面，那些牛不是钱，甚至也不是牛，而是他们的政绩。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有一大群牛在他们眼皮底下跑，“因为牛少了，参观的人来了就不好看了”。 　　可是那些天来买牛的人特别多。买主大都是临县的干部——村支部书记们和乡党委书记们，而且不惜重金。葛维连心知肚明，向他买牛的官员和不许他卖牛的官员，其实有个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上电视，给人参观的。”他说。他不管这些，看到人家出价好，当场卖了24头。 　　“二十四头牛都是个子又大，屁股又肥的，是最好看的。”葛维连后来回忆道。栏中有1260头牛呢，少了这几头，希望能够瞒天过海。可是这些牛现在头头都系在官员的心上，哪能瞒得住呢？第二天，刘政新书记来了，顺着牛圈数牛，居然看破隐情。当即斥道： 　　“你为什么要卖牛？全县就你一个葛维连不听话。” 　　这时候葛才知道，原来不能卖牛的人不只他一个，是全县的农民。可他仍然嘴硬：“你当你的书记，我当我的老百姓。我养牛。我管他开什么会！” 　　刘书记走了，把一句话甩在身后：“咱走着瞧。”这让葛维连心里发毛，转身跑出去买回24头牛。他满足了刘书记的“要求”，赔了2万块。“不赔你怎么搞呢，”他后来说，“他们老是转过来，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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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们重新燃起对葛维连的期望，可是他们的期望越大，葛的处境就越是危险。他们觉得他的养牛场太小，只有十亩，不够气派，于是为他在公路边选择了一块土地。葛不愿意买这块地，而且人家也不愿意卖。但是官员们不由分说，把地弄过来卖给他。养牛场一下子大了不少，官员们比他还高兴。有个人忽然说，这个农民应该住别墅才对。大家响应，于是又来到葛家，对他说：“’全国劳动模范‘、’养牛状元‘，跟牛住在一起，领导参观，看了没有面子。应该盖座别墅楼。”这让葛维连夫妇哭笑不得，又敢怒不敢言，把一口气憋了若干年后，才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王利芬倾诉出来：“我要别墅干啥，我都气得……老少爷们儿谁问我，给葛维连盖个别墅，我说那是’憋住‘，哪能叫’别墅‘？憋住，憋我。” 　　根据王利芬的叙述，葛家夫妇都不愿意要别墅，小心翼翼地对官员说，他家房子“绰绰有余，一个儿子住三间，夫妻两个住三间”。可是官员说：“盖房子不用你花钱。你老葛也不用干活。”蒙城县建委副主任，一个叫马文进的人，被上级派来做葛的“委托代理人”，还包揽了别墅建设的全部工作。 　　别墅被设计为两层结构，造型亦土亦洋。按照上级参观的日期，必须在20天内建成，可以想见马副主任的巨大压力。他每天在工地上督战。关心这别墅的人也特别多，都是官员，乡里的、县里的、地区的，可就是没有老百姓，也没有葛家的人。 　　中国的事情大都如此，只要是官员们想干的事，总能干成。别墅只用18天就建成了。竣工之日。葛家莫名其妙地收到一车家具。老板桌、老板椅、梳妆台、席梦思软床，还有茶几和沙发。葛维连的妻子看了，当即叫起来：“这些东西全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呀。”在官员们看来，这无关紧要，他们嘴上说这是葛维连的家，其实在心里还是把它看作他们自己的“政绩”。他们命令葛家立即搬进来，又指挥工人帮助葛家布置一切，连铺床叠被也有人帮忙。地上的水泥还没有干，黏黏糊糊，就把地毯铺在上面。离参观只有一天了，实在顾不了那么多。 　　参观者来了，看看就走了。然而葛家的麻烦还没有完，新房的墙壁从底到顶开始裂缝，水泥也脱落下来。当初工人就说，这样赶工期是不能保证质量的，监工的官员说没有关系，所以现在人家不负责。官员们又来了一次，不是来修房子的，而是来收账的。账单上写着：建别墅16万元，征地34万元，还有新建的饮牛水池，专供参观者用的厕所和水泥路，还有那一大堆新家具，总计差不多100万元。“当时说盖房子不要钱”，葛维连的妻子申辩，但官员现在回答她，这钱还是要葛家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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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轰烈烈的9月就这么过去了。现在葛维连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牛价跌了，卖也亏，不卖也亏。“本来是个流动产，变成个不动产。”葛维连不住叹息：“你要给它吃，一天一头牛就得三块钱啊！”他想自己加工牛肉，把最后的一笔钱盖了个牛肉加工厂，去恳求官员支持，但现在没人理睬他了。加工厂还没开工就关闭了。他就这样又熬了两年，终于无法坚持。他开始疯狂地卖牛，直到把牛全卖光，搬起石头把缸也砸个稀烂。“不养了，我不养了，我再不养牛了。”葛维连一边砸，一边骂：“你们看去吧！我叫你们看去吧！叫你们看去吧！” 　　但是官员们不会再来看他了，不会再来数他的牛，不会再来给他建别墅，也不会再来为他铺地毯整理被褥。这农民遭遇的热情和冷漠竟是如此鲜明，让王利芬有些不解，于是百般追问刘政新。书记倒也不隐瞒真实想法：“我看也不看他，我跟他就是碰了面，我连招呼都不打。我说实话，我今天还是讲，我瞧不起他。他什么也不配，他有什么代表性呢，他不就一个养牛的吗？” 　　一种变态的热情和一种近乎残忍的冷漠，就是这样同时在官场上泛滥起来。1995年是被叫做“立法年”的，可是法律并不能禁止这种冷热无常的官场风尚，它要惩罚的是欠债不还的葛维连。没过多久，法院的执法人员来到他家，说他拖欠债务190万元，无力偿还，把他的养牛场给封了。 　　1996年元旦那天，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飘着小雪，淅淅沥沥，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20多度。“这最寒冷的日子，我们是在沈阳街头度过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吕彤说。房子里一片冰凉，因为没有钱，不能保障正常的供暖。他们下榻在当地最高级的铁西宾馆，可是“白天没有暖气，晚上的暖气也弱如悬丝”。吕彤和他的两个同伴——毛浩和迟洪江，穿上随身携带的所有衣服，还是冻病了。实在没有办法，就走到街上去。他们徘徊在沈阳铁西区已经三天。那时候政府还没有提到“弱势群体”这个词，愿意和这些贫寒、无知、粗俗的人们一同度过这个新年的记者，也只有这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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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走到北二路，这条大街因为聚集了好几个“万人大厂”，闻名全国。过去很多年里，这里的麻烦是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可现在，街上空空荡荡，厂房一片萧条。他们穿过厂区，跨过冰冷寂静的铁轨，走进30多年前苏联人兴建的“工人新村”，徜徉在一派破败和荒凉中，又没有政府官员做向导，可以随意敲开那些年久失修的门，所以很容易看到工人的贫寒，倾听他们的抱怨。直到多年以后，吕彤还能对当时情形记忆犹新： 　　这是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记者，第一次接触城市底层生活。透过这些蜷缩在没有暖气冰冷房子里的老工人们，看着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操起他们不熟悉的小买卖，不得不拉下脸来跟以前他们看不起的“乡下人”一起从事擦皮鞋修自行车的活计，我们心中不免油然升起同情。 　　当然他也看到，绝望的人们心中还充满着希望。希望之光从一个身高一米二、长满骨结核、八个月没有收入的妇女身上放射出来，更是光彩动人。她是一个工人的女儿，名叫张秀芹，在父亲的臂膀里长到18岁才学会走路。但父亲八个月前去世了，临终前望着她，拼命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硬挺着在报纸上写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字：“开支了吗”，就一命呜呼，死的时候眼睛还不肯闭，直瞪着手上的退休证。这场面真是令人伤心，可是张秀芹还是觉得生活对她不薄，望着自己狭小的家不住念叨：“一个有病的人，有个家，儿子长大了，还是党员，我特高兴。”这屋里有一床一柜一桌。床上躺着这个家庭的支柱——她的残疾的丈夫苏立仁，桌子上放着这个家庭唯一的奢侈品——破旧的黑白电视机。她还把儿子对她说过的一句话铭记在心： 　　“妈，等着吧，我会给你买个大彩电的。” 　　中国人对于痛苦的忍耐力是举世无双的，而且越是卑微的人就越能忍耐。这是因为，他们即使在最无奈的情况下也不会失去希望。现在时代不同了，但中国人的这个品质看来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就在沈阳铁西区的居民一边怨声载道一边憧憬未来的那些天，发生了一件事，让一个拥有超凡忍耐力的小人物终于不能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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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禁不住掩面长泣。”一个作家在他死去之后这样说，“人，何以被轻蔑和遗忘到如此卑贱而不起眼的地步？生命何以被愚弄至此？”这个问题不难解释。1996年全中国有大约800万人正常死亡或者非正常死亡，很少有谁像这个人，死得另有象征意义。冷漠是如此无微不至和无坚不摧。他能够忍受背井离乡，忍受三年冤狱，忍受一个又一个亲人先他而逝，忍受独自一人在五平方米的草棚里面度过寒冷的冬天，忍受连续27年“捡破烂”的生活，可是当他终于感受到冷漠时，被击垮了。 　　他是一对农民夫妇的儿子，有一个温良谦恭的名字，周永臣。1996年，他57岁，白发高颧，看上去就像75岁的人一样苍老。他的故事是从33年前开始的。那时候他是一个学习石油炼制的青年，只身来到甘肃兰州，风华正茂，满怀一腔赤诚，希望在这个偏僻的大西北“为党工作”。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以“反革命罪”被判入狱，刑期三年，罪证是“偷听敌台广播”。等到刑满出狱回到家乡，父母早已离世，大哥也含冤自尽。周住进他的小草棚，开始新一轮形单影只、凄风苦雨的日子，关于石油的理想全都烟消云散，每天走出门去，到处寻找垃圾堆，捡出七零八碎的废品送到回收站，拿到几个钱回来维持生命，对周围的一切都已麻木，只有一团烈火还在心中燃烧。他在等待政府为他平反昭雪，等待着有一天能够恢复一个正常人的尊严。这一等就等了20多年。 　　1996年1月的一天，兰州来人了，向他宣读中级法院的判决，说他无罪。读毕，递过一纸文书，他伸手接过，就如同旧时臣子接过帝王的圣旨。那是法院判决书的复印件，也是他的希望。他双手捧着，颤抖着，从头看到尾，感极而泣，泣完了又捧起来再看。忽然间目瞪口呆：这判决书最后一行的签发时间竟是“1979年”！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拖延十七年才让我知道啊！”周永臣先是喃喃自语，接着失声痛哭：“十七年啊！十七年啊！”他连续几天精神恍惚，万念俱灰，终于不能自持，弄出一根绳子，挂在草屋中央，悬梁自尽。 　　周就这么死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记者们都在追踪“李沛瑶在家中被入室抢劫的歹徒刺杀”的消息，读者看到作案歹徒张金龙当天即被抓获，便为之叫好。63岁的李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报纸上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着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1996年元旦那天，他还在茶话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充满光明和希望”。那些天很多报纸都在号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学习他的精神。至于死在偏僻角落里面的周永臣，只有《信息日报》注意到了。它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迟到十七年的判决》，没有提到“万象更新”，只是说，“一个普通知识者的一生就这样一声不吭地寂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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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一家小报的声音，别的媒体全都一声不吭，不是他们不想说话，而是党的宣传部门反对炒作这类新闻，说它会引起副作用。另外一个小人物——王开岭，读到了《信息日报》的文章，不免大发感慨，过了很长时间才有机会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文章满怀愤怒地谴责“无形的卑鄙”，声称周不仅死于“悬梁”，而是另有罪魁。王的悲剧史诗般的文字，看上去就是一个被损害、被侮辱、被漠视的小人物的墓志铭： 　　要知道，杀害周永臣的， 　　不仅仅是那项发黄的可恶的罪名， 　　还有更荒唐乖戾的现世时弊； 　　不仅是逝去年代的绝对黑暗与疯狂， 　　还有现实中更隐秘的权能腐败与渎职阴影； 　　不仅是理想的毁灭， 　　还有人格的自卑和生存的恐惧； 　　不仅是命运的沉重， 　　还有无形的权力对生命的凌辱和亵渎。 　　很显然，我们的国家正发生着一些比贪污贿赂诈骗猎色更可怕的事。有个评论作家把周永臣之死比做“加长的历史”：“历史本身并没有能累垮这个人，但历史的后来结果却杀死了他。这只能说明，那个历史并没有完全结束。”就像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一样，冷漠和不负责任，在中国也有着深厚悠久的社会基础，到今天仍然无时无处不在纠缠芸芸众生。1996年年初的周永臣之死，象征了冷漠对人的生命和意志的不可思议的毁灭力，但这只是一系列此类事件的开始，还不是高潮。高潮是这一年夏天发生在广东省雷州海面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海难。在此之前，骇人听闻的事情还有不少。有个名叫秦远富的广西人，在15年里写了300万字的材料讲述自己的不平遭遇，只得到四个字的回答：“悬而未决。”有个名叫高崇德的老汉也自杀了。发生在陕西的这一“冤案”，起因仅仅是一起并不严重的交通事故——高崇德被一辆“奔马牌”三轮车撞伤了。可他的悲剧不是发生在马路上，而是发生在法院里。此后五年中，法院层层审理，多次判决。高崇德不服，奔走上告，可是没有一个人理睬高家夫妇的投诉。直到有一天下雨了，这对老人在法院屋檐下躲雨，里面的人终于来理睬他们了。“他们骂我们是’老死狗‘，”他的妻子张淡春说，“一把把我老伴推倒在水坑里。”1995年5月19日，高在绝望中服毒身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事件都是冷漠之神的经典之作，但是都不能像1996年7月11日的“雷州海难”那样，冷得让人周身泛起鸡皮疙瘩——12个渔民在风浪中挣扎七个多小时之后全部沉没。他们遇难的地方距离海岸不过三四百米，站在岸上用肉眼就能看到，可是官员们几乎无人肯施以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