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四眼光头佬

　　沙祖康一边抗议，一边同意。自从1989年以来，在美国人的每一次攻击面前，中国人大都显得被动，不是躲躲闪闪就是笨拙地为自己辩护，似乎总是理亏。这一次，中国人可以在美国人的霸道嘴脸上狠狠地打一个嘴巴。不过，直到这时，他们仍然锋芒内敛，后发制人，一再说船上的确没有那些东西，好言劝说美国人罢手，又做出很不情愿的样子同意打开所有货箱。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有“哀兵必胜”的传统，现在眼看咄咄逼人的美国人一步一步走进绝境，不免暗笑。 　　事态表面上按照美国人的意志进行，其实却是走进了中国人的套路：打开的箱子越多，美国人的脸色就越是难堪。他们撅着屁股把“银河号”翻了个底朝天，嘴里不住地骂着“SHIT”美国的“国骂”，类似中国人说“他妈的”。。到了第七天，628个箱子全被打开了，没有结果。从五箱甲酸、两箱农药和一箱松节油中取样化验，还是没有结果。美国人终于失去信心，满脸沮丧：看来所有货箱都无可怀疑，而情报人员指定的那两个货箱，船上根本就没有。 　　9月4日，检查组发布报告，宣布“银河号”上“未载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就像足球场上的一次“防守反击”，现在轮到中国人说话了。沙祖康严厉指责美国人损害了中国声誉。中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嘲弄地说，美国以自己的失败告终。然后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全国政协举行座谈会，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几百个中外记者说，他们要求美国对“银河号”事件公开道歉，还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但是，美国人在检查报告上签字以后，就什么也不肯做了。

四眼光头佬

　　直到今天，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会知道1993年夏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事件却有象征意义。他们发现美国人原来并不总是对的，有时候也会出错，甚至还会表现出愚蠢、多疑、自以为是和任性胡为的秉性来。这个夜晚，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都报道了检查结果，仅仅就事论事。中国的媒体却有了借题发挥的良机。编辑推迟次日报纸的出版时间，忙着从头版上撤下预定稿件，换上了让美国人出丑的消息。《人民日报》的评论嘲笑美国人以“世界警察”自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声明带着教训的口吻：“他们应该清楚，这需要美国增加对别国的信任。”电视台的《军事频道》把这一事件作为一个典型战例，放在“战争博物馆”里陈列。新华社驻守世界各国的记者们，一个月来对当地报纸上指责中国人的消息全都不提，现在把所有替中国人说好话的消息全都汇集起来，在中国的报纸上刊登，说全世界都在指责美国政府的“海盗行径”，中国现在要求美国公开道歉并赔偿物质损失，也是属于正当回应。英国《每日电讯报》说，尽管美国口气很硬，但“银河号”事件使美国政府感到尴尬，而中国则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美国《华盛顿邮报》说：“海上的失误叫美国难堪”，还说“美国声望受损”。水均益那时还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个工作人员，闻讯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电视采访，他就是从这里出发走上电视主持人的道路。这一天，他就像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那样兴奋不已，从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跑到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的记者招待会，站在一张大号世界地图前，面对摄像机慷慨陈词，又在电话里说服还在沙特阿拉伯的沙祖康接受他的采访，在挂上电话之前忽然灵机一动，向对方要一张个人照片：既然电视画面上不能出现“银河号”，那就出现沙祖康也好。水均益放下电话，冲出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此时正是凌晨3：30，街上空无一人，幸而有两个男人要去郊区钓鱼，把一辆黄色小面包车开过来，被他当场截住。十分钟后，他来到外交部宿舍大院，铁门上着锁，无人应答。他爬过两米高的墙，登了两层楼，找到沙祖康的公寓，在门上敲了几十下后，里面终于有了声音。他站在外面，“用最快的语速说明了一切，从门缝下面将我当时身上带着的所有能说明我是个好人的物品一一塞了进去”。那时候他还没有一点名气，不是什么主持人，甚至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证还没有，要想证明自己的身份还挺难。情急之中，他把电视台食堂的饭卡也塞进门缝里面去，直到里面的人终于相信这不速之客不是歹徒，打开门。于是他拿到了照片。“沙祖康出现在第二天的电视画面上。”他后来得意地说。听上去，好像那位外交官就是打败美国人的民族英雄。

四眼光头佬

　　90年代中国的历史自有其饶有趣味之处，轰轰烈烈的事情常常不能持久，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银河号”事件当日闹得纷纷扬扬，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只是一个小插曲。既然历史在过去十几个月里发展得很快，那么自然，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就掉转方向。毛泽东当年对年轻人说了一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就引起几十万人山呼海啸般地欢呼，可是现在，关心大事的人越来越少了。“那离我们太远了，”一个大学生这样说，“就让政治家们去关心吧。”年轻人嘲笑年长者的忧国忧民，开始构造自己的精神世界。“非意识形态化”的潮流悄悄地占领了他们的领地，当时也有人把这叫做“物质第一主义”。有个调查机构在北京、广州、成都和上海这些大城市里，到处寻找18-28岁的青年人，只想弄清楚一个问题：他们在想什么？结论是：自我观念浓厚；对自己比对国家社会更关心；对生活更乐观，相信中国会继续开放。44%的人认为是按自己的价值观生活的；43%的人最关心能否找到满意的工作。那时候城里的青年，的确就是这样的。他们还没有今日青年那么大的消费欲望，没有买汽车买房子出国旅游的计划，只不过把一半钱用在饮食和衣服上，另外一半钱用来买进口电器和进口香水。有25万人吸毒，有几百个人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这是官方宣布的，实际人数更多。不过，大多数年轻人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他们和前辈的最大不同在于娱乐和享受。卡拉OK歌厅、迪斯科舞厅、摇滚演奏，生意都极好。门票价钱比三年前涨了一倍，50元一张，周末还要增加。全世界的声色场所在星期三都是清淡的，只有中国热闹非凡。还有流行歌曲演唱会，那一年歌迷们追捧的是香港“四大天王”，爱看电视的人津津乐道《戏说乾隆》，从春天谈论到盛夏。 　　不过，在西北古城西安，有几天，人们不看电视了，都跑到城东去看“神火”。那是8月15日深夜，大新巷与龙渠堡交会处的一株老树忽然起火。这是唐代古槐，直径2米，空心。根据后来警察的调查，火从它的腹腔中燃烧起来，原因不明，也许是有人将尚未燃尽的炉灰倒进树腔，或者是顽童的胡闹，或者是地下水道内长期聚集的沼气忽然焚烧，还有人说是目前尚难解释的物体自燃现象。不管是什么，火势很快就被消防队员扑灭。可是消息迅速为周围百姓得知。他们说“神树”起火，是“火龙”降世，普度众生。次日凌晨，几位老者来到树前，火势已尽，只有青烟缕缕。老人焚香祈祷，跪拜如仪，围观者越来越多，许多人加入了跪拜者的行列，日复一日，渐渐增至数百人。事情终于惊动了当地党的领导、官员和警察来到现场，劝说大家回家，可是无人理睬。等到第十天，周围百米之内已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依次上前，环抱老树，口中念念有词，左手捧着黄纸，右手摸着树皮，将树干上褐色颗粒粘在手上，期待神祉降福。又有一座祭坛在古树东侧搭建起来，5米长，2米宽，烛光摇曳，香烟袅袅，四周一片信徒。三跪九叩之后，将燃烧的香烛插于坛中灰烬，伸展双手在空中挥舞，说是能够取到“神药”。根据后来报纸上的说法，政府再三劝阻无效，只好动粗，取缔无证摊贩，清扫现场垃圾，又沿老树砌起2米多高的环形护墙，禁止闲人接近，“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火龙‘在8月25日彻底熄灭了”。

四眼光头佬

　　这个夏天，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上的商业部，把牌子摘下来了。差不多同时被摘牌的国务院部委有七个，物资部、能源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轻工业部、航空航天部，以及东长安街上的纺织工业部。不过，又成立了五个：国内贸易部、电力部、煤炭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国务院的计划是“裁减两百万干部”，还说机构改革就是“拆庙送神”。这是几个月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大多数官员都被要求填写志愿表，如同报考高等院校的学生，有三个志愿。原来以为这些人是要“下海”的，就像一年来很多人做的那样。可是结果正相反：“多数人都把留在机关作为第一志愿。”一个年轻干部说：“最起码等分到一套房子后再作其他考虑。”一个记者说：这叫“请神容易送神难”。另一个记者说：“这反映了’官本位‘与’钱本位‘的碰撞。” 　　全国政协委员樊海山说：“四只金钱豹，十三顶大盖帽，都来吃一个破草帽。”这是在说财政、税务、工商、银行四个部门和那些身穿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到农民家里来敛钱。这一年9亿农民平均每个人交给国家税金49。4元，比80年代增加了一倍，此外还有更多的“苛捐杂税”。“农民负担”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成了一个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味道的词。河北省委农工部承认政府正在“乱收费”，还开列具体项目如下：发一把变压器防盗锁，44元；拖拉机车检换本，30元；农民结婚登记，227元；一个汽车必备的三角牌，上面只印了一个惊叹号，也要40元。所以樊海山委员的那个顺口溜就是从河北传出来的。但是河北农民还不是最不幸的。江西的“农民负担”有104项。山西“农民负担”有228项，政府辩解说，里面有114项是合理合法的，却不肯说还有那么多项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比如在辽宁办一个“渔业许可证”，公开的手续要几元钱，但是不给你办，只能“私了”，要交5000-10000元。 　　个人计算机的大举进入中国还要等一年以后，不过，文人们已得风气之先。第一批用电脑写小说的作家在1993年诞生了，有杨沫、谌容、张洁、张一弓、赵大年、陈建功、范小青，还有王蒙。“现在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坐一坐，”这位前文化部部长说，“否则心中觉得有所失落。” 　　在这些令人激动的大事和无关紧要的小事发生之后，1993年结束和1994年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朱镕基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把印钞机器的转速降下来。这位副总理根据下属的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最繁忙的机器，要属印钞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停人不停机”的。即便这样，还是赶不上支出的需要，他就只好批准属下与国外商人谈判进口转速更高的印钞机器。可是签订合同，还有制造、运输、进关、安装，都要时间，远水不解近渴。中南海里，有人提议，趁着发行新币之机，把百元面值提高十倍，印出千元大钞。有一阵子，朱被说动了，可又担心老百姓的意志难以承受，终于作罢。但是，钞票的发行速度——每天4.17亿万元，还是创了历史纪录。

四眼光头佬

　　1994年5月，米尔顿·弗里德曼回答《经济学消息报》记者高小勇的问题时说：“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刷的货币太多，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唯一的原因，哪里都是如此。”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显然是在为中国担忧。那时候，的确有很多事情让政府官员忧虑，还有另外一些事情让老百姓忧虑，让官员和百姓同样忧虑的事情当时并不多，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就是其中一件。 　　自从第三代领导人颁布他们的经济方针以来，至少在这件事上，是政府说到而没有做到的。国内经济已经连续24个月高速增长，这是大家当初的梦想，可是一旦梦想成真，却又发现原来并不全是灿烂阳光。物价问题已经成了老百姓在餐桌上指天骂地的源头，这回可不是信口传播谣言，就连邱晓华也承认物价“继续攀高”。36岁的邱晓华是国务院里头衔最多的官员之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高级统计师、着名经济专家、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两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但是最重要的，他是中外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他的沙哑的、带着八闽乡音的“答记者问”，现在好像是专门为老百姓的愤怒提供证据的：1994年第一个月，物价上涨23.3%。乡下农民开始抢购农用物资；城里百姓则是抢购电器和金饰。这情景已经让市场多了一重紧张气氛，然而还有一个消息在传播，说新的税制以及人民币汇率“并二轨为一途”，将给已经燃起的通货膨胀之火再浇上一盆油。中央政府的心情，因为这件事开始战战兢兢，党的领导人几乎无处不讲“稳定”。北京召开了“菜篮子”会议——这个词是针对城里人的食品短缺和价格上涨发明的。国务院在会上严令属下采取措施控制物价。这一回各地的官员们倒是雷厉风行，纷纷检查自己辖区内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们则在报纸上提出控制物价上涨的主张。旧历新年来临之际，江泽民走进北京的菜市场里视察，向一群正在买菜的市民表示他也在关心物价，但是他已经不说“控制”二字，只说要将物价水平保持在城乡居民和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四眼光头佬

　　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以及政府的一筹莫展，应当说由一年前就已开始。1992年冬天，政府曾经信誓旦旦，保证不会让通货膨胀再次肆虐中国。到了1993年3月，话头便软了许多，不再说“不”，而说“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正在释放”。不过，那时政府还有足够的信心迎接“压力”，在这个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政府交给人大代表们去表决的计划，是要将全年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6%之内。两个月后，国家经贸委员会新任主任王忠禹的说法就有了变化。据他说，物价上涨在1993年里将不会超过8%。江泽民总书记则老实地承认，“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到了这年6月，政府又有新的保证：争取控制在10%。如此三番两次地表明决心，虽然口气越来越软，目标也一步一步地后退，但毕竟说明政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然而实际的经济进程并不肯有丝毫恻隐之心。政府口中唾沫未干，通货膨胀就成了压顶之势。仅就公布出来的物价指数看，1993年为10%，看上去没有超越政府的限定，可是寻常百姓对于物价上涨的感受要强烈得多。他们纷纷指责政府在欺骗他们。 　　统计数字不能准确说明普通人的实际感受，这是1994年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不过，严格地说，并非政府有意欺骗老百姓，问题主要来自制度方面的两个缘由。 　　那一年市场上大部分商品还是由政府来确定价格，数据统计也是以此作为依据的。只要说出两件小事，就可以知道商品的政府定价与实际价格有可能完全是两回事。粮食中的精面粉一项，政府限定每公斤不得超过一块六，可是粮食商却可以将面粉制成馒头售出，将实际价格再行提高至一块九。又比如北京市里自行车的存放，政府定价为每次五分，实际上几乎全部存车的地方都收费一毛甚至两毛。物价的统计却只是依照政府定价，而不问实际情形如何。如果有人提出异议，他们就会振振有词地说，那是“乱涨价”。可是那时候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老老实实地按照政府的控制买卖的。这是第一个缘由。 　　另一个缘由，是以数字的平均法来代替差异。我们国家所谓“社会价格总水平”，乃是将全部商品综合而计。这些商品大致包括：用于生产的；用于生活的；服务；以及非生产亦非生活的部分，比如办公用品之类。以1994年的情形论，物价的上涨，以衣食方面最高，服务费用次之，生产资料再次之，而办公用品的价格上涨最少。换一句话来说明这种情况，那就是靠近老百姓生活越近的商品，涨价越多。所以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虽然符合规则，却不能符合实际。在所有消费者中，普通百姓承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必会超过政府公报的统计。

四眼光头佬

　　可是政府不必过问生活本身的细节，他们只关注数字。1994年夏天开始的时候，报纸上还在争论不休，其实老百姓早已清明在躬：中国陷在通货膨胀的泥潭里了。这局面他们在1988年见过——那是他们第一次认识这个“泥潭”。在此之前，50年代、60年代，还有70年代出生的整整三代中国人，只知道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症状，是资本家强迫老百姓掏钱购买自己的危机。1988年，它从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上走出来，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实际感受。幸运的是，1994年的老百姓已比1988年更坚强，骂街归骂街，很少有人再去挤兑银行，抢购商品的人们很快也拔寨回营，并未生成风卷残云之势。 　　几乎所有人都在呼吁“煞住物价涨风”，只有于光远别出心裁。他要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要简单一律地把通货膨胀看成坏东西”。可是在这种时候，这样的话谁也没有心思听。国务院正在制定新的承诺，老百姓都想看看他们这一回怎么说。记者们纷纷打听。国内贸易部部长张浩若一不小心，就在电视上说出来了。他说政府在1994年将力争把通货膨胀率压在10%以下。听了这话，高兴的人不多，说风凉话的人倒挺多，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啊！” 　　说政府官员在开“空头支票”，稍嫌刻薄，可是谁都知道这个计划根本就是无本之木。就在那个冬天，广东大批粮商跑到中原收购新粮，哄抬粮价，全国粮油价格应声而起。把经济专家们吓了一跳，他们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中，至少有六成是由粮食涨价推起来的，这一回可不要重蹈覆辙。话是不错，可经济这东西就是奇怪，不论你说得多么正确，它该朝哪里去就径直走过去。市场上所有东西都跟着粮食涨价了，每一天都在涨。唯有人民币在贬值。尽管国际权威组织测定1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3元人民币，可是中国的外汇调剂市场上，1美元可兑换12元人民币。国务院急中生智，发动“全国物价大检查”，数千官员（来自政府的物价、监察、财政、税务、审计、工商行政管理和技术监督部门）奉命分赴全国，从3月查到6月，然后宣布“取得阶段性成果”。从当时的情况看，那个春天的物价的确老实了不少。可是检查组的官员刚一转身打道回府，这边物价又是扶摇直上，而且一直到年底都不肯停下来。全年总计，上涨了21.7%，让张浩若部长再也无颜到电视上去说物价了。

四眼光头佬

　　国内经济越是毛病百出，经济学者们就越是活跃。1993年和1994年这两年，经济理论界的包容性和自由度是前所未有的。学者们不分老少，全都公开发表意见，争先恐后为政府出谋划策，甚至某些具有独立意识和反叛精神的人，诸如吴敬琏、厉以宁、童大林、董辅礽、戴园晨、周叔莲、王珏，也都加入进来。经济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他们也就当仁不让地走出书斋，登上讲坛，传播理论，分析大局，还说些什么叫“通货膨胀”一类的经济常识。家里电话铃声不断，其中不少来自海外，有请赐文章的，有诚邀出席的，有恭请题词的，有预约采访的。无论大报小报、电台还是电视台，都要独家专访，记者们鞍前马后地追着他们，叫他们“老师”、“经济界名流”、“着名经济学家”，如此等等。一大堆后起之秀，像胡鞍钢、李晓西、王逸舟、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乔刚、田源、卢健、李剑阁、贺阳、迟福林这些人，那时候都被叫做“活跃于经济论坛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胡鞍钢属于有生活底蕴和科学素养的青年学者”、“李晓西博士把明年中国经济运行大趋势概括为六个字”、“今年三十六岁的王逸舟70年代中期曾在湖北省钟祥县当过知青”。这些都是报刊上描述这些人的话。不过，最受推崇的另有四人。有魏杰，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有樊纲，他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有钟朋荣，他是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还有刘伟，他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肖灼基以前辈的口吻对他们大加赞扬，把他们叫做“京城四少”，说他们“大有建树”：“京城四少”说起来并不年少，这一年都是40来岁，都曾有过沦落异乡的经历，都曾在80年代受到良好教育，都是博士或者硕士，都会一口流利的英语，都挺志得意满，都以敢于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着称。那一年，“京城四少”喜欢说的话是： 　　魏杰：“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严重的是’通货腐败‘。” 　　刘伟：国家之所以有贫富，“根本的差异不在于总量的差异，而在于结构质态的差异”。 　　樊刚：“国有银行最不遵守’正常秩序‘，’违章拆借‘的资金大部分收不回来，谁也没把谁怎么样。很难想象一个民营银行胆敢如此去做。” 　　钟朋荣：“我们不能只为今天的稳定，更要考虑中国的长治久安。”

四眼光头佬

　　很明显，这些人是在用不同语言表述同一个思想：他们不在乎通货膨胀有几个百分点，而在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通货膨胀；不在乎经济的大起大落能不能被制止，而在乎能不能催生新的制度。他们的那些白发苍苍的前辈们，想法也是一样。吴敬琏说：“现在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刘国光说：“加速发展首先要加速改革。”童大林说：“只讲发展不讲改革，肯定要出乱子。”然后吴敬琏又大声说：“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就像商量好了似的，经济学者们——40多岁的、50多岁的、60多岁的、70多岁的，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个意思，人们不免想到，经济学的“代沟”已不复存在。他们认为政府对经济的推动过分借助于投资，忽视了改革。还把这些意见告诉朱镕基。可是朱不像80年代的赵紫阳，不喜欢收罗一大堆“精英”组成自己的“智囊团”。他对学者们似乎若即若离，有时候很在乎他们的意见，有时候则显示出轻蔑，甚至在公开场合说某些人胡说八道。这一次，看来他是把他们的意见听进去了：“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他把手一扬，拧起眉毛说，“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有没有条件干的改革。”这话要是不加署名，人家就会以为是哪位40岁以下以敢言着称的经济学家说的，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出自这个党的高级领导人之口。 　　可是当时这样说话的人还不只是朱镕基，还有江泽民，还有李鹏。总理的身体现在全好了。报纸把他在北戴河海滩上的照片刊登出来，证明总理已经康复。党的三位最重要的领导人连续出席一个会议，全都发表长篇讲话，另外四位常委也全都在场聆听，即使在中国这样充满了会议和讲话的国家，这局面也是不多见的。他们的听众是几百个官员，全都来自党的宣传部门，所以这次会议也被叫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其规模，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只有50年代毛泽东召集的那次会议可与之相比，至于说到对新制度的渴望和呼唤，则又是毛泽东时代望尘莫及的。这就证明，这时候中南海的领导人已经下定决心，让“改革之风”吹遍全国。 　　果然，第二天报纸上口风大变，说“中国的改革正式进入了’完全用头脑改革的时代‘”；又说，1994年正是“这种理性改革的第一年”。李鹏也在说“出路只有改革”。改革新政在国务院里一路绿灯。官员们重新活跃起来，把记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立场。有国务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有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王忠禹，有财政部部长刘仲藜，有中国人民银行的新闻发言人马德伦，有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新闻发言人陆南屏，这些人纷纷出来解释政府想要干什么，公众听来听去，好不容易弄明白，朱镕基的“改革新政”包括如下方面：

四眼光头佬

　　企业制度改革； 　　财税制度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 　　住房制度改革； 　　物价体制改革。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之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无第一代领导人集权集利号令天下的力量，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他有一次谈到1994年税制改革，把他这个角色的性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七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25%。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财政的赤字主要还是在中央。 　　现在大家都说1994年是“改革年”、“攻坚年”和“关键年”。这让百姓多了几分希望，但还不是兴高采烈，因为政府颁行的种种新政，既不是在这一年开始，也没有在这一年结束。在1993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让自己手里的改革和80年代有所区别，但也正是这种区别，让改革变得格外艰难。当时中央政府有个说辞，叫做“宏观调控”，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的权力过分膨胀，才能不偏不倚地让两者相融合。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朱镕基无论怎样“才自清明志自高”，依然不能为所欲为。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倒是另外一些新奇的事情，让1994年成为第三代领导人执政历史上的分水岭，其中有些情节比那时候理论家们关于市场经济的激烈辩论还要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