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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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出现的这个局面，一定要和中国人多年以来的一个梦想联系起来，才有可能被理解。我们国家自近代开放海禁，受益者大致拘泥于东南，至于遥远而又辽阔的西南地区，只有三条出海通道：北路沿铁道至宝鸡经过陇海线，到达江苏连云港；中路由重庆沿长江东去，走到尽头是上海港；南路则穿过湖南，抵达广东湛江港或者广州港。此三条通道都须绕行数千公里，乃至成本巨大，耗时甚多。中央政府自80年代开始修建南宁至昆明铁路，希望能够开辟西南出海的第四条通道。从地理上说，南昆铁路将川滇黔三省与广西连接，直接和间接受益的西南民众至少有3亿人。他们可以经此捷径直抵出海港口——钦州、防城港和北海，进入南海，然后跨过浩瀚的太平洋。 　　可以想象这个梦对中国人的巨大激励。在1992年冬天到1993年春天的几个月中，沉寂了几百年的广西就这样走上中国经济舞台。中央政府的官员们频频光顾，有李鹏、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邹家华、李岚清和宋健，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东西南北的地方官员也尾随而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心口如一，同仇敌忾，这在过去十多年里本已不多，但在当日广西沿海一线，你还真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大家都在表达“大干快上”的急切心情，只有朱镕基一个人留下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告诉那些人，南昆铁路的建成尚需漫长时日，“铁路不通，港口起不了作用”，又说“建设不能太超前，决策一定要慎重”。可是北海、防城港和钦州三个城市已在海岸摆开一线，不惜血本地争建码头，没有人会静下心来，听这位副总理说些不入耳的话。 　　也难怪广西不听话，全国都是如此。国务院在这一年的投资预算是8000亿元，数目空前，令人不安，但是还不够用，事实上投出去11829亿元，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一般动向。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其中有50家是专门开发不动产的。每周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中央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19个经济开发区，前所未有，可是实际数量还要大得多——有8700个经济开发区开张了。这一年地方政府官员似乎都在忙一件事：开发区的批准和剪彩。只要派出几个人，圈出一块地，盖上一个图章，拉起一条彩带，就成了。有些地方，连这些也都免了。比如安徽中部一个褊狭闭塞的村庄里，一个面容消瘦的白发老农，严俊昌，就是这样做的。15年前他和另外一些农民按下手印，分田到户，让自己吃饱了肚子，由此引发了8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这“十八个手印”也就成了中国农民中最脍炙人口的故事。而现在，他把专家找来，帮助他的小村庄成立一个工商贸易总公司，名字就叫“手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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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治理整顿‘中那种低速徘徊的疲软之风，已荡然无存”，中国新闻社的一位记者这样说。看来情况真是这样。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大干快上”的气氛不容置疑。李鹏得以连任总理，政府的经济方针改弦更张了。不再让大家“过紧日子”，而是要求“加快改革扩大开放”。 　　宪法在五年前已经修改过，但现在大家觉得有必要再次修正。2000多个代表一表决，就在宪法里加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把“实行计划经济”改成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农村人民公社”改成了“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又说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话在今天听了就像一碗白开水，可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都是第一代领导人不想做、第二代领导人不敢做的事。可是说老实话，这里面的价值，与其说是法律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就眼前来说，它对全国的影响就变成了加快改革加快建设的激情。“宪法大还是改革大？”在广东出版的《粤港信息报》这样问道。它的一篇评论里面说：“连宪法都不能阻止改革，还有谁能阻止呢？” 　　但是分歧还是越来越大。4月1日，中央政府的领导者放下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里来，说是通报经济形势，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大家都开始各说各话。广东的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福建的说：“连广东都不’热‘，我们更不’热‘。”江苏的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言外之意，这速度和你中南海说的不是一回事。海南省省长摆出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广西说：“我们是刚刚开始。”江西说：“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这意思是说，他们是冰天雪地，何“热”之有？至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甘肃、宁夏、新疆、陕西……都说自己正被甩得更远，追还追不上呢！大家都说1993年一定是“大干快上的一年”，应该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这些人来自东西南北，统辖一方百姓，现在个个摩拳擦掌，根本不顾中南海说什么，只等会议结束，杀将回去，给已经燃烧的熊熊大火再浇上一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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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有如昔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意识形态。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忽然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弄到钱：到银行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唯命是从。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恣意汪洋，怎么也挡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在商品市场上，通货膨胀真的卷土重来了：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自从1988年以来，人们再次萌发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赶快写出报告，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世界银行的警告是在1993年5月发生的。只要说出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这不是无病呻吟。有个姓李的湖南人，公开身份是某县物资局的干部，其实是个胆大妄为、机变百出的骗子。此人有一天忽然豪气大发，提出公款100万元，又在银行透支1000万元，杀奔深圳，一举买下15万股“苏三山”以及其他若干股票，又跑到北海市街头小摊刻了一枚印章，上面是“正大置业公司”，接着回师湖南株洲找了一个周末跑到县邮电局，向深圳和海南的报纸发出传真，说“正大置业”已将“苏三山”5%股本收归自己账上，总计250.33万股，又把那假印盖上。编辑看了印章，也不证实，就把消息发表了。可以想象后来发生的事情：星期一，“苏三山”大涨40%，有2000万股换了主人，这姓李的乘机抛出，大赚一笔。两周以后，东窗事发，李被捉进监狱里去。可是成千上万跟着买进的人全都倒了霉，他们不仅把1.2亿元套在“苏三山”上，而且过了很多年还不知道这姓李的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他是否犯法，是否被定罪判刑。这种事情即使在那个混乱的时候也是属于极端，毕竟少有，但是其中包含的所有要素：人的发财欲望和想象力、公款和银行里的钱就像自家的、欺骗、轻信、操纵媒体、追赶风潮、制度与道德全都没有约束力、法律也无可奈何……凡此种种，在整个90年代都有代表性，而在1993年5月的“苏三山”事件中，不过是个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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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这局面让中央政府尴尬，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再次面临挑战。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中，副总理朱镕基显示了高超的领导才能。朱镕基拥有十足个性，头脑敏捷，行事专断，疾恶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视强者而同情弱者，这一切都是官员中间极为罕有的品格。1993年他63岁，仍旧保持着超群的记忆——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近30位。他是中南海的高级领导人中唯一给自己定下“三不”规矩的人：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一个外国记者研究了他的所有照片后，说他不会笑。一个中国记者多次听了他的讲话后，说他“有四敢：敢说，敢干，敢怒，敢爱”。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注意这位副总理，有个人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能越过这个跨度的仅此一人。”不过，我们还是宁愿把他看作时代的产物。如果不是遇上邓小平那样的人，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种经济委靡的局面，这个人也许会在地方官员的位置上终其一生。又有人对他大加赞誉，说他是“处理棘手经济问题的行家里手”，还说他是“铁腕”。其实，任何一个熟悉中国领导体制的人都能想象，如果没有总书记江泽民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坐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像总理那样发号施令的。 　　应当说，江泽民与朱镕基联手应对大局，是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朱镕基昼夜苦干，周末也没有停下来，到星期一，完成了他的报告。而他们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20%；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如此等等。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的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副总理又接连发出了7个指示，把国务院的10个督察组派到20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7个省）。“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查，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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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富有“朱镕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位之时，国务院颁发7次指示，予以约束，都不管用，也不知道是行长不买副总理的账，还是所有银行都不买这位行长的账。朱镕基在无奈之中，改而采取组织的整饬，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免了原行长的职。司法部门也迅速介入进来，先是拘留了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行长赵金荣和副科长刘淑红。4月1日，也即中南海向省长们通报经济局面的那一天，这两个人连续开出200份备用信用证，总金额为100亿美元，拱手交给两个在美国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还有一个名叫沈太福的中年人，到处张扬如果有人把钱借给他，他可以支付“年息24%”，转眼间就有10万人交给他10亿元。沈自己贪污200万，还有若干行贿党政官员和党报记者的事实。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去的人可真不少，一律从严惩处。其中官位最高者名叫李效时，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受贿52000元，被判20年徒刑。沈太福这个人，既搅乱金融秩序又腐蚀党的干部，惹得朱镕基大发雷霆，更是不能放过，经过一番严厉审判，就被枪毙了。 　　这是“杀鸡给猴看”，“猴子”就是那些肆无忌惮的银行官员。7月份，朱镕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把属下银行的主持者都召到北京，命令他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他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说到最后，他高叫一声“同志们”。在听了那么多刺耳的话以后，大家还能听到他说“同志”，反倒吓一跳，谁也不敢走神，就听他接着说：“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他停下来，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长们连道别的话也忘了说，忐忑离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交换台当即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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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朱镕基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现在，整天胆战心惊的可不光是国务院里的官员了，还有银行的官员。可是看到那些放债的和欠债的全都老实起来，这些人挺受鼓舞，于是把网撒得更大：把过去一年里拆借资金的所有人名都列出来了。网也收得更紧了：谁要是不还钱，就别想再做生意。银行是“见钱就收”，只要你的货款一进账户，立即被银行划走。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企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官员们也松了一口气，连连说：“十六点计划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虽说“成果令人鼓舞”，危机并没有消失，笼罩在中南海里的紧张气氛也没有放松。不过，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总算被制止了。有些人抢购了黄金首饰，有两家银行发生挤兑，很快就过去了，并无蔓延。下的药是过猛了一点，可是当时只能这样做。资金这东西就像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谁也没有办法。企业现在全都畏惧银行如虎狼。那些还想赖账拖欠的企业没有办法，只好去买保险柜。收又不走银行，只走保险柜，所以保险柜的生意忽然走红。没有人能算出到底有多少保险柜进了企业，但是有人计算出，那个月里，这些保险柜里放着627亿元现金。所以专家们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体外循环”。这意思是说，金钱对于经济，有如血液对于人体。血液都跑到人的身体外面来了，这人还能有好吗？看来朱镕基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开始对企业发布命令：“必须把钱存进银行，要走正路，不许搞’体外循环‘。”他知道光靠这样说是没有用的，所以还有更严厉的办法在后面。有人说，他的办法如果成功，将青史留名；如果失败，政治前途就完蛋了。他自己说，他不求有功，只希望在他下台的时候老百姓说他是个清官，他就满足了。其实他是不会容忍失败的。他的“改革新政”接着就开始了。 　　大凡中国人遇到内忧，总是争论不止，不拼个你死我活不罢休，可是一遇外患，便会集合起来，同仇敌忾，根本无须过问是非真相。1993年有个多事之夏，魏京生被放出来了，禹作敏被关起来了，“马家军”的中长跑队员王军霞把“万米纪录”提高了41.96秒，世界田径场上刮起“中国之风”，外国人怀疑这是兴奋剂的功劳，中国人都相信这是马俊仁创造的奇迹。汪辜首次会谈，海峡这边不许那边“重返联合国”的图谋得逞，却要求归还劫机罪犯1993年，中国大陆八个月里发生了八次劫持飞机事件，都是往台湾桃园机场跑的。为一个严重问题。。抗议美国人卖给台湾四架E-2型“鹰眼”预警飞机。拒绝香港总督彭定康推出的“政改方案”，说他“干扰破坏”了香港的平稳过渡。与整个西方世界争论人权问题。要日本人承担战争责任。山西盂县羊泉村一位71岁的老人万爱花，踏入东京，以自己被蹂躏的惨痛经历，控诉当年侵华日军的性暴力，千万中国人站在她的背后，怒眼圆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败给悉尼，13亿中国人没有自责，都把愤怒的情绪撒到美国人身上，就连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说“某些大国从中作梗”。这“大国”不是美国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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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两个国家积怨已久，冲突时起时伏，自从80年代后期开始，新的问题一下子突出了。美国人在人权问题上纠缠不休，中国人则在霸权问题上予以回击。到了1993年的夏天，两国的矛盾集中到航行在波斯湾水域的一艘中国货轮“银河号”上。 　　《华盛顿邮报》写道：“中国在继续进行并在扩大生化武器的生产。”在当时看来，它好像有真凭实据握在手上。但后来，对美国人的敌对情绪在全中国弥漫开来，“银河号事件”成了一件暧昧的、不精确的、令人充满疑问的事，成了美国人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93年8月第一周发生在波斯湾水域上的事件，首先要知道化学药品“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的性质，它们本身并非杀人工具，但却可以用来制造化学武器，所以也被叫做“化学武器前体”。就科学的定义和武器制造的程序来说，这没有疑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将它列为禁品，也是中国和美国都认可的事情。问题出在，美国人认定自己掌握了“可靠的情报”，证明中国货轮“银河号”载有这两种东西，而中国政府则予以否认。事态拖延多日不能解决，终至发展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满载628个集装箱的“银河号”7月7日由天津新港起航，它拥有万吨级排水量，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所属。其计划中的航线是经由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跨越印度洋，驶向中东，将在8月3日抵达波斯湾沿岸的迪拜港卸下货物，然后转头驶向沙特达曼港。 　　7月23日，就在“银河号”将要进入波斯湾的时候，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忽然宣布，他们怀疑中国人将违禁化学品藏匿在这条船上。五角大楼没有当场出示证据，但却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动用了各种侦察手段，跟踪“银河号”已有月余，已经掌握确凿证据，证明这些化学品将被运往伊朗，后者被美国列为“恐怖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世界舆论为之哗然。所有人——政府官员、记者、学者、商人、技术人员和军人，都确信五角大楼的消息准确无误。美国政府据此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否则就要制裁中国。其实所谓“确凿证据”，从一开始就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五角大楼的情报说，“银河号”从大连港出发，正在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就与事实全不相符。可是当时没有人注意这些情节，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会放在心上。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在指责中国违反条约出口化学武器，却苦于没有证据，这一回是天赐良机，一定要让中国人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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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号”却还蒙在鼓里，一往无前驶入海湾。风平浪静，碧波蓝天。8月的第一天，周围出现异样。一艘美国军舰不近不远地尾随其后，上面标明“六一号”。船员们都说这军舰是来伴随他们一起航行，虽不同舟，却可共济。54岁的船长张如德看出不对头。接下来的一天，令人生疑的船只更多了，都在周围海面跟着，都架着照相机，都把镜头对着“银河号”。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飞到他们头顶上，盘旋不去，机舱门敞开，一架摄像机伸出来，镜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如好莱坞电影中的海上战斗。 　　除了中国，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刊登“银河号”的“劣迹”，图文并茂，可是“银河号”上的船员却一无所知。3日上午8时，他们到了阿曼湾，看到陆地，港口近在咫尺，却忽然接到“不能靠岸”的指令。原来这些国家接到美国人的通报，阻止“银河号”进港卸货。张如德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带着善意的船只，挂着星条旗的“六一号”还亦步亦趋跟在后面。直到傍晚，他终于得到指示，把船开到距霍尔木兹海峡约11海里远的公海上，抛锚待命。现在，“银河号”周围更加热闹，不仅“六一号”跟了过来，而且还增加了“九七五号”和“九九六号”两艘军舰，还有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绕着船舷飞来飞去，卷起浪涛阵阵，张如德抬眼张望，看出飞机上都是美国军人。 　　美国人兴高采烈，就像是警察抓住了一个臭名昭着的强盗。他们告诉“银河号”不得乱动，漂在海上听候发落，又掉头找到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号”掉转航向打道回府。 　　北京刚一开始有点懵。自从新一代领导人继承大统以来，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就不再像80年代那样从容，摩擦就没完没了。不过，导致两国如此尖锐交涉的突发事件，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们本来缺少经验，又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嘴上强烈抗议，心里有点发虚。24个小时以后，中国外交部才作出回应，告诉美国人他们已经全面调查，“银河号”上根本没有那两种东西。美国人当然不信，决心登船检查。中国人同意检查，但却拒绝美国人登船。他们答应把船开进迪拜港，由当地海关与中方一同核查“银河号”货箱。可是美国人现在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他们自己。他们说，没有他们参与的检查全都不能算数。这种要求在中国人看来，乃是一种蓄意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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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就这样僵持着，“银河号”进退不得。骄阳当头，海面上没有一丝风，摄氏50多度，机舱里面就更热了，可是谁也不会到甲板上去透透气，那里被晒得滚烫，不小心把手碰到甲板或者护栏，就会烫起水泡。就这样过了两天，淡水和食品短缺的报告不断传到船长室来，张如德命令船员们停止洗澡洗衣，节约饮食，把午餐的“三菜一汤”改为“两菜一汤”，数量也明显减少。这时候美国人从军舰上打来电话，说愿意给“银河号”提供油料、淡水和食品。看来普通美国军人动了恻隐之心，至少是出于某种善意，可是当日两国政府如此敌视，普通人中间也不免滋生怀疑和仇恨。人的生命当然宝贵，但中国人在某些时刻会将祖国尊严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现在正当其时。张如德严词回答美国军人：“我们不需要！”然后通报全体船员。船员们异口同声地宣告：“决不要美国的一滴油一滴水。” 　　“银河号”在焦急的等待中漂荡了一天又一天。北京这边，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提出强烈抗议，再三声明自己履行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美方情报是失实的，措辞坚决，但口气始终让人觉得给自己留着余地。一位新华社记者说他当时注意到，谈到“银河号”上是否有违禁化学品的时候，中远总公司的用词相当谨慎，外交部发言人也总不忘记加上“据我们了解”的前缀，如此等等。这让很多同情中国的人都捏了一把汗，也让美国人更加相信自己，决心乘胜追击。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对中国人说：“我们已经获得确凿的情报，我们决心对该船进行检查。”这就好比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闯进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家里，对她说“你有罪。你必须让我搜查”。看来已经无法找到一个让双方都能顾全颜面的办法。一个对美国从无恶感的中国记者，看到这情形也不免抱怨：“除了自己的情报人员，他们怎么就不相信任何人呢？” 　　在某种程度上，“银河号事件”也可以说是出于一时误会或者下级情报人员的曲解，纯粹属于技术性质。美国人认定他们的行为有国际公约为根据，从纯粹国际法的意义上来说，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从国家间的交往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错误。错误的背后无疑有美国政府，当然它自己有可能是受了五角大楼或者中央情报局某些官员的欺骗。可是，如果美国的执政者不是对中国抱有一种很深的敌意和不信任，过于自以为是，技术性的失误也不致引起这么大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和国会的确是纵容这种充满敌意的行动的。另一方面，中国人如果不是对美国的霸权有着很深的疑虑，脑海里面时时出现一个“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形象，也不至于将一个技术性的错误扩大成为一个维护民族尊严的问题。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过去曾经无数次地发生，在今后还将层出不穷，甚至掀起更大的波澜。可见一件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是一回事，它背后的国家倾向和民族情绪却有可能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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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6日，也即抛锚公海漂泊24天之后，“银河号”终于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达曼港。它已经无法回避一场带有侮辱性的检查。检查由中国与沙特的政府代表共同主持，并且限于发往伊朗的集装箱。美国人如愿以偿，得到直接登船的许诺，但却只是作为沙特方面的技术顾问参与检查。经过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两个国家都给对方留了一点情面，又都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不过，真正的较量还刚刚开始。 　　张如德指挥“银河号”经过数道关卡进入达曼，惊讶地发现他的泊位已被层层叠叠的集装箱围了起来，中间留下一片巨大的空地。向着海洋的一侧，有沙特的快艇游弋穿梭，有一艘军舰，岸上还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回巡逻。 　　28日上午，检查组登上“银河号”。所有运送到伊朗的货物都被指认出来，吊出船舱堆在露天场地。现场气氛紧张，好像决战在即。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沙祖康后来说，是“沙特政府代表在中国政府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对“银河号”所载货物进行检查，其实当时的检查者是美国人。“技术顾问”成了真正的主角，全都跃跃欲试，身着沙漠迷彩服，手提检查仪器，个个显出既精湛又忠诚的职业精神。天气很热，船舱里摄氏65°，美国人已经汗流浃背，却还要钻到箱子底层，趴在地上一一核对，已经气喘吁吁，仍旧不肯罢手。可是在中国人眼里，这一切优秀品质都成了令人厌恶的挑衅——这些美国人必是抱定了让中国人难堪的信念，才会如此卖力。 　　夕阳西下的时候，运往伊朗的25个集装箱已经全被打开，可是除了建筑材料和固体染料，没有要找的东西。美国人大失所望，但还没有想到去检讨自己的情报。马克尤姆（他是美国驻沙特使馆参赞，现在也是检查组里美国政府的代表）反复思考事件的整个过程，觉得上了中国人的当：这些狡诈的中国人要求“只检查运往伊朗的货物”，可是他们在海上漂了那么多天，一定有足够时间把“赃物”转移到别的地方。华盛顿显然也是这样想的，所以给马克尤姆发出新的指示：查看所有发自中国的货箱，还要查看任何一个有疑点的和装着化学制品的第三国货箱，又提到两个货箱最有嫌疑，箱号为CSAQ3101和CSAQ3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