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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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作敏的豪华住宅有600平方米。他喜欢问别人：“我的房子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他把大邱庄里最豪华的饭店起名为“九龙”，这是古时帝王才能使用的称谓。他在村口竖起一座牌坊，亲书“天保九如，地阔八方”，然后颁下旨意：所有来客在牌坊前一律下车，换乘大邱庄的迎宾车——这是把他的牌坊当作古代皇宫门前的“下马碑”了。他冬天不戴帽子，夏天不开空调，最喜欢的食物还是棒米粥，最喜欢的姿势还是盘腿打坐。他了解农民的苦难、农民的欲望、农民的喜怒哀乐，“像了解我自己一样”。他喜欢说：“我就是个农民！”“我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受气！”他喜欢权力，却常常嘲笑权力“狗屁不如”；偶像是“钱”，却又常把金钱玩于股掌之中。他的电话号码是：948888。用中国人的语音来读这几个数，就成了：“就是发发发发。” 　　在他走红的时候，报纸上把他说成是一个勤于学习的人，其实他不读书也不看报。他的硕大的办公室里的确有一个含有书架的组合柜，但熟悉他的人说，那全是做样子的。他消磨时间的办法，是把一双挂着剑眉的锐利的眼睛直盯着天花板，经久不动，有如罗丹指下一具冰冷但却激情洋溢的雕塑。 　　大邱庄有五大姓氏，均有极深的宗族渊源。禹作敏的聪明处就在于，他将这五大姓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裙带网络。他本人则构造了一个血缘关系与工业组织杂交的权力结构。他将权力分给手下四大总厂的厂长，每个总厂厂长又将权力分给分厂厂长，下级对上级绝对效忠，这就使禹作敏本人能够高居这权力的宝塔顶端发号施令。 　　这个被叫做“企业家”的人其实并不真懂经济，虽有总经理之职却不想知道总公司贷款总额和管理干部数量，至于分厂的事情，一概不问。不过，这个人是大邱庄的当然的政治领袖。他生就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头脑，极富领导才能，通达世事，深知官场风云。“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我的对策不离你的政策。”他用这句话来概括他的成功之道。他是最善于利用共产党的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整个发家史，其实就是巧妙地对付共产党的一连串故事。这中间埋藏着无穷的机巧、诡计、合法与非法的手段。这个人如果早生350年，那么打进北京城的农民领袖可能是他而不是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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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作敏不是李自成，可是他的桀骜不驯和目空一切，是所有关于他的话题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比如他对北京以及各地来的官员从不迎送，也从不陪着客人喝酒吃饭，这与一般发迹起来的农民对于政府官员的唯唯诺诺形成对照。有个官员看了他的轿车就感叹：“我是流血流汗扛枪打仗过来的，现在也才坐一般轿车啊！”他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又有一个人说：“中央各部的部长都不坐这么豪华的奔驰，你是什么级别？你敢坐！”他反唇相讥：“我们农民没有级，别拿我们跟有级的比！”某一天有六位具有中央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来到这里参加一个会议，他既不迎接又不作陪，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小官员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与熟人闲谈，而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有人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不理他们。”他说。有一次北京一群官员来参观，他给人家演讲，说着说着忽然豪兴大发，节外生枝：“政府的局长算个什么，要当就当副总理。”诸如此类的言行无疑与中国传统中的中庸委婉大相径庭。按照一般中国人的习惯，即使具有这种野心也断不会说出口来，更何况他所面对的都是共产党的高官显贵。这些人怎么也不能习惯，一个一向俯首帖耳的农民，忽然间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起来。 　　应当说，在这些事情中间，禹作敏多少具有几分藐视权贵的可爱之处，也有替弱者出气的味道。可是，他的横行乡里又使他染上浓重的劣绅恶霸的色彩。有一回一个记者漫步大邱庄街头，看到一个小姑娘抱着一只鲜血淋漓的母鸡痛哭不已，她说鸡是被狗咬死的。那记者怂恿她去找狗的主人要求赔偿，她说她不敢去，因为那人是“禹书记”。记者于是表示愿意代她伸张正义，她却更加恐惧地说，如果这样的话，她一家人今后就会更加倒霉。由于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唯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甚至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集团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 　　导致禹作敏入狱的事件发生在1992年年末。12月13日，一个名叫危福和的男人在大邱庄被禹作敏的一群下属活活打死。事情的起因是危福和被怀疑贪污公款，所以这些人便私设刑堂，严刑逼供。毒打持续了7个小时，危死时全身创伤多至380处。此人是一个到大邱庄来做工的外乡人，他的贪污问题始终不能证实，所以这种野蛮的行径也许包含了富有狂妄的大邱庄人的排外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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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依据法律该当惩处凶手。但是直到这时，禹作敏并无直接责任。禹的狂妄和愚蠢在于，他认为所有效忠于他的人都应当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而且，他从来不认为私设刑堂、拘押殴打乡民是犯罪行为。他自己也曾亲自动手打人，甚至以金钱来奖励手下那些最威猛的打人凶手。现在，他在得悉危福和命案的全部细节之后，迅速指挥属下策划凶犯的藏匿和潜逃，同时又向警方作伪证说危福和是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群殴致死。他就是由此走出了通向监狱的第一步。 　　六名警方人员来到大邱庄勘察现场，这被认为是向大邱庄的挑战。恼羞成怒的禹作敏下令自己的保安队员将警察全部扣留。失去自由的警察在饥寒交迫中度过13个小时，4名罪犯却在这时携带巨款逃之夭夭。这件事令警方极为震怒。他们早就想要惩罚无法无天的禹作敏，这一次绝不肯再加宽容。两天以后，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赴大邱庄，发出通缉令并且要搜查罪犯住地。据官方说警察为400人，但是禹作敏对记者说至少有上千警察将大邱庄团团包围。他显然希望把事情闹大，命令全村100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所有路口，与警察的自动武器相对峙，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他本人则以退为进地宣布暂时辞职。 　　事态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是这一次警察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决不与村民动武。他们只是要找禹作敏算账。禹作敏的藐视警方由来已久，但是这一次他闹得实在过分了。党的上级机关和政府官员全都介入此事，纷纷责令禹作敏不得阻止警察的公务。连一向袒护禹作敏的高层领导人，也不能不公开表示对他的愤怒，其他禹作敏的保护者更加难以置喙。相持三天之后，禹作敏终于屈服，他一反自己从不迎来送往的习惯，率领大小厂长出面迎接警察进村。警察搜查了村庄，然后撤出，除了精神上压倒对方，一无所获。他们丝毫没有想到罪犯们就藏在村子里面。 　　禹作敏顶着警方的压力进入1993年，一边继续组织罪犯逃匿，一边收买京中内线为他提供情报，同时还在书写《大邱庄1993年发展规划》。旧历除夕之夜，他受到邀请出席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向全国人民微笑，笑完以后乘着夜色回到大邱庄，一头钻进他的办公室，继续思考村庄的发展规划和他本人的前程。“我生产思想，下面生产效益。”他苦笑着说。他不会用电脑，但是整个二楼的“办公服务系统”都是为他服务的。他们把他的思想记录下来，再变成白纸黑字呈送给他。“一个老农民变成了一个思想家，”一个记者这样写道，“一个只上过三个月私塾的农民写了两百多万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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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居中的一个房间，有差不多100平方米，四壁如洗，空空荡荡，一个角落放着一张办公桌，另一个角落放着一套沙发和两个小书柜。他每日坐在这里至少12个小时，闭门谢客。杏黄色的纯毛地毯从他脚下延伸出去，一头儿伸向一楼，一头儿伸向四楼。他偶尔到上面去看看，那里有各种健身器材，但他几乎从不使用。 　　“我很孤独。”他突然这样说，“我还能干什么呢？”这位64岁的老人一定意识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过去几个月里像潮水一般涌来的记者，现在又像潮水一般地退回去了。他打了几个电话，希望他们来看他，有几个真的来了。他对他们说，这次事件，是天津市领导对他带领大邱庄人搞改革致富不满，是有意打击报复他。还希望他们为大邱庄“说句公道话”，至少写几篇“内参”，让中央领导人知道。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北京的所有新闻单位都已接到上级指示，一律不准介入大邱庄事件，以免干扰司法。尽管在这个国家里党的官员干扰司法的事常常发生，但是这一次他们决定置身事外。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这个敢于向国家司法挑战的人，除了坐在家里束手就擒，别无他法。 　　与其说禹作敏是在与法律和警察对抗，不如说他是在与整个官员集团对抗，注定自食恶果。有几个星期，他期待那些在80年代为他说过话的党的领导人，现在能帮他再次渡过难关。他甚至还期待着邓小平，因为他早就听到一个传闻，说邓小平要到大邱庄“看一看”。他就一直等待着，送走了冬天，又送走了春天。村口的大道一直冷冷清清，没有人来。有人告诉他，邓的确想来的，但有人说“通往大邱庄的静海县公路太烂了，车行路上太颠簸”，就取消了。他没有办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伪，只能半是失望半是期望地想：邓小平不会来了，江泽民会不会来呢？ 　　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季节里，江泽民的确离开京城南下了，不过，没有到天津的大邱庄。他去了湖北的江汉平原。在荆门市团林镇，他见到李玉森。共产党内最大的书记和最小的书记相对而坐，后者倒是没有一点拘谨，开口说出一连串流行在乡下的顺口溜。前者听得新鲜，赶紧记在笔记本上： 　　不求官，只求安。 　　天一黑，把门关。 　　你着你的急，我打我的鼾。 　　总书记在这边还没有写完，那边李玉森又说一首： 　　农村干部雄赳赳， 　　又催种来又催收； 　　农民群众气昂昂， 　　又骂爹来又骂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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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就知道这些都是出自农民之口，句句都在谴责和讽刺党的基层官员。让人担心的是，这种怨恨显然弥漫在相当广大的范围里。就在几周之前，江泽民还接到一封来信，是安徽省蚌埠市庞庄的庞文全写来的。庞是个农民，也许不会写字，所以给总书记画了一幅漫画：一个满头大汗的农民挑着两只筐，一头儿装着公粮，高高翘上去；另一头儿是几十项“提留”，重重压下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招待费”向“提留”筐里放。挑担农民说：“我的妈呀，实在受不了。”这漫画必定是给江泽民留下极深印象，所以他再三向他的属下提起。现在，他在江汉平原上被农民的顺口溜包围的时候，不免又把话题转过来，问农民手里的白条是不是都兑现了。不料一个农民回答：“不是政府给我打白条，是我欠政府的。卖粮收入不够政府的提留。” 　　这是在谈论政府行政中一个最富有讽刺意味的环节。政府购买农民的收获，不付钱，只写了欠条就算了事，这在那时候叫“打白条”。根据报纸上的统计，安徽省农民手里有2亿元的“白条子”，山东是10亿元，湖北11亿元。但是这位总书记现在才知道，原来还有比“白条子”更厉害的东西——“提留”。因为有这个“提留”，相当部分政府拖欠百姓的债务，竟可一笔勾销。 　　“提留”之弊源自政府的税收制度。当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所以只好削减基层政府的开支，至于乡镇以下的村民委员会，虽然代理政府行使种种行政责任，但却根本不被看作一级政府，其支出也不被列为政府预算，而由当地百姓在缴税之外另行负担。这样一来，“提留”就成为党的基层官员薪俸和行政的主要来源，甚至中央政府对于乡下亿万民众的治理，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一制度建立之初，官员数量适中，也能收敛贪欲。可是天长日久，行政人员无限膨胀，贪欲日甚，世风渐奢，提留也必然随着膨胀。到了今天，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因无力交纳“提留”致使乡间发生冲突的事件越来越多。湖南湘乡市新研乡一农妇潘群英因交不起320元，跳塘自溺身亡。三位农民为潘打抱不平，被乡政府拘留15天。武昌县熊祠村农民段国早喝了农药，也死了，原因是他交不出“提留”，被镇干部牵走了一头猪。但是不肯轻生的农民更多。在四川，响水村177户农民签名画押，控告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提留已经无法承担。在湖北，情况更加危急，农民因为无端的义务工摊派正在冲击政府，掀翻汽车……这年冬天，江泽民在武汉召集六省省长讨论农村的是非，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人提到大邱庄。是啊，比起农民的死于非命和群起造反，禹作敏的麻烦能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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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禹作敏的麻烦越来越大。1993年4月，警察抓住了4个逃犯，随后逮捕了禹作敏。这个小村庄因此一案被逮捕者多至26人。其子禹绍政因行贿与非法拘禁罪被判入狱10年。禹作敏本人则被判刑20年，罪名计有五项：窝藏罪犯、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他在1993年8月27日接到法庭判决，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历程，不久之后保外就医，终于不治身亡。报纸为他的去世发表了简短消息，对他的一生不置褒贬，亦无一字评价。官方所要维护的只是大邱庄作为改革先锋的象征意义，至于其中百姓，从此也就黯然失色。 　　尽管官方禁止报界张扬，但这一事件仍然成为当日中国的一大新闻。那些大京城一个记者家里的电话一到晚上就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禹作敏的情况。这些人都是十几年来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把禹作敏视为自己的同类。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作敏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或者至少是冲着刚刚崛起的企业家们来的？还是禹作敏确为一个刑事的罪犯？ 　　这问题在当日无可回答，即使到了今天也只能有一个大致的结论：党的第二代领导的执政特色，是力主创新以及权力分散。这中间包含着极大的随意性，有如当时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既如此，80年代的改革选择禹作敏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象征，也就成为必然。这个象征在1993年春天以悲剧的方式告终，也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禹作敏具有无法无天的本性，这使他能够完成许多超越常规的创举。他的无法无天有着农民的智慧和愚昧作为基础，这又成为他在日后不可一世、为所欲为的原因。禹作敏的大红大紫与大悲大戚并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在中国，有教养且循规蹈矩的人中，难能如禹作敏那样具有创新的行为，改革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开辟出来的，但是，改革也只有埋葬了无法无天才能真正地成熟，这既是新时代的起点，也是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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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新人治国 　　在中南海1993年6月采取行动约束疯狂膨胀的经济之前，把当时中国所有经济问题加在一起，其实只用两句就说完了：一个是“大干快上”；一个是“同床异梦”。前一句是各地官员们正在身体力行的，容我们稍后再叙。后一句是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说的。此人进京主持全国经济已经26个月，直到这时，始终受到各方掣肘。那个春天是中央政府换届的日子，也是省长任免的高潮。那些地方官员，不论是连任还是新任，全都摆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样子。从春天到初夏，朱镕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说了无数话，苦口婆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中央政府对经济过分膨胀的担忧，可是直到7月5日金融会议召开的时候，不论中南海说什么，他们照样我行我素。就连老百姓也看出其中奥妙，一首最新流行的民谣是这样说的： 　　中央是执政党， 　　地方是“自由党”， 　　企业是“在野党”， 　　农村是“地下党”。 　　人们普遍认定，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新一轮经济周期时开始。其实新一轮经济周期是从1992年启动的。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2.8%，比1991年高出5个百分点。现金投放增长更快，第一季度是20%，还算“平稳”的，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地膨胀起来，第三季度是30%，到年底达到36%。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言，土地和股票市场将会吸收大部分新增的货币，但是居民的消费品对现金的吸收力也突然增强了。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市场再也绷不住劲，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6.7%，在那些大城市里则超过了13%。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最多：粮价上涨了43%；燃料价格上涨69%；建筑材料价格上涨25%。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有一份报告还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急剧贬值，1992年平均贬值幅度达到25%。” 　　中国人喜欢看到权力遭到挑战，尽管他们自己一般不会这样做，但他们是破坏规矩的大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一个报告中严厉批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党的组织原则一向都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南海如此抱怨，说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可是听者嘴上唯唯诺诺，心里不服。那些天大家都在总结过去三年政府行政的得失，其中最富有喜剧同时也是悲剧意味的一条是：“中央政府号召’下马‘的时候，乘机大干快上。”这成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经验，另外一些人则后悔当初老实听话，结果导致今天的落在人后。地方官员用这样的口吻谈论得失，真是前所未有，但却也不是全无根据。现在大家追昔抚今，嘴上众口一词地说“维护中央权威”，实则私下的想法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朱镕基在上海市长任上多年，对于这一切当然都了然于胸，所以只好承认“党的号召力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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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某些地方官员来说，倒是袁庚说的话更中听。此人在80年代深圳特区崛起时是个传奇人物，现在已经退休，时常去林则徐塑像前凭吊。人家问他觉得今天局面如何，他说，中国其他地方也有极大可能出现几个“特区”。还颇有煽动性地说：“肯定有人会比我做得更好。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电灯泡，最初实验的时候只是半秒钟闪亮一下，但是后来它把整个世界变得灿烂光明。”一位作家也有同样看法，只不过多了几分诗意：“特区的’大雁‘开始由南朝北飞，由东朝西飞。它跨越长城，跨越秦岭，跨越天山，在塞北高原、在西南重镇、在长江沿岸扎下根。”他说的是下面这些地方：有长江沿岸的10个城市，西起重庆，东至上海；有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成都等15个省会城市；有东北边境一线的黑河、绥芬河、珲春和满洲里；有西南重镇南宁和昆明；有南部边城凭祥、东兴、瑞丽和河口。那一年，这些地方全都被国务院批准为开放城镇。河北省的白洋淀也说自己将要后来居上，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跑到这里的“温泉城开发试验区”，转了一圈就说“看到了特区建设的景象”。 　　但是更多的人在说另外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天天陪着外宾在这块土地上走来走去，人家夸张地说“世界上70%的吊车都架在上海了”，他不仅不纠正，还挺得意地说，这里是中国的“第二个香港”，而且它是一块永远生长着的土地借助于长江入海口的泥沙淤积，浦东每年向东海拓展少则数十米，多则逾百米。，不必像那个真香港一样耗尽钱财去填海造地。“只要你给它一把米，它准能为你产下金蛋来。”江泽民看来也对这里情有独钟，十四大刚刚结束，他就来了。上海报纸上说他是“打道回府”，回来给上海人“加油鼓劲”，言外之意，这里是江的老家。可是江说，邓小平同志对浦东寄予厚望。 　　这样，中国人的心里就有两个香港了。然而这还不够。“中国到底能造几个香港？或许还会有第三个第五个第八个第十个！”那年出版的一本书就是这样描绘的。第三个“香港”将是浙江舟山市所辖定海、普陀两区和嵊泗、岱山两县。那里拥有1339个岛屿。报纸上一会儿说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岛之市‘”一会儿又说它是“全国最大城市”，还有意识地把它和香港、新加坡对比，说舟山本岛的面积是香港本岛的7。4倍，和新加坡相差无几。至于“第四个香港”，有可能是南澳，这是广东境内最接近台湾的一片陆地，四面环海，像一只漂浮在海面上的葫芦。有人说它是“一个还没有揭开面纱的少女”。还有人说，“南澳不再孤独。南澳正在向香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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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激动，振奋，热血沸腾。民用航空业计划新建40个机场，再把全国现有的250架客机增加4倍。可是铁道部的官员大声喊道：“铁路才是当务之急啊。”他们说客车拥挤不堪，货车供不应求。每天至少有80万人站在车厢里旅行，度时如日，度日如年。每天都需要12万辆货运车，而他们手里只有7万辆。到这个夏天开始的时候，到处都堆满了等待运输的物资：吉林有445万吨、辽宁有632万吨、甘肃有108万吨、贵州有332万吨、四川有200万吨……铁道部的一次调查指出：仅仅因为铁路运输不畅，我们的国家每天损失11亿元，所以他们希望“京九铁路”的建设快马加鞭。这铁路从北京城南伸出去，纵穿9个省市，直达香港九龙，有2536公里，牵涉了5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和2亿人口——几乎都是贫瘠的土地和贫穷的人群，有些人过去连铁路也没见过，倒是听说过“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现在知道火车真的要响了，不禁激动万分，纷纷筹划“大京九经济”。 　　京九铁路的通车尚需时日，“大京九经济”仍是纸上之兵。不过，广西的一个海滨小城，北海市，却真正是一块热土了。各地官员纷纷涌来，说是考察。那时候官员的出行不像现在，假借公务之名，其实是旅游休闲，他们是真想干事情的。在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房地产业大军。第一支开进来的是“川军”，他们在北海买下4000亩地。第二支是“湘军”，承建15公里长、120米宽的疏港大道，以换取这个城市的2000亩土地，说是要建一个“小湖南”。第三支是“琼军”，有190多家公司在北海注册。还有“黔军”，正筹划着在北海港“占领”两个泊位。还有“滇军”，省委书记普朝柱对属下说：“等不到南昆铁路线竣工了，先把南昆公路弄通再说吧。”还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北海签了至少100个项目。当日报纸上兴高采烈地说，有国内23个省市区、境外18个国家和地区“登陆”北海。到1993年春天，这海滨小城就有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了。现在，全中国都知道北海了，都用当年抗击日本人入侵时的一个着名战役——“百团大战”，来形容它今天的情势。你只要去北海看看，就会发现，与其说那是“百团大战”，还不如说是“军阀混战”。不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雷宇一定不会这样想。此人有个最着名的“政绩”，是几年前在海南的时候，依靠走私汽车为政府积累了第一笔建设资金。他因此一案遭到中央政府严厉申斥，被贬官来到广西。中国官员但凡遭遇这种下场，一般都会被冷落，只是雷宇这人与众不同，同事对他一力维护，百姓对他全都恨不起来，记者们也在寻找机会为他开脱。现在，北海一鸣惊人，广西全境振奋。当地报纸再次提起雷宇，就像是“闻颦鼓而思良将”，说他“极富开拓精神，常有惊人之举”，还说“这位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对广西未来充满信心”。他也说自己“历经宦海沉浮，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且声言“真心想为人民干一点点事情”。

tinyapple

了得.....真了得. 四眼光头佬从哪搬这么多笔墨来. 我要分几年才看得完呢, 难为您辛苦了, 搬得满头出冷汗, 先请茶 唧唧复唧唧，有人念外语 嘴里ABC，耳边单放机 哥们儿你想什么，你心思在哪里 给我讲一讲，出国的道理 小时候爱做梦啊，长大了没出息 haha.....如今我依然爱做梦, 难怪机会总是与我擦肩而过, 原来"出息"在作怪. 感谢四眼光头佬的分享!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