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艺舟双楫  作者：康有为 清  

破烂的砂锅

广艺舟双楫 作者：康有为　清

叙目

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则刻镂其精，冥�炂湫挝�之也。不劬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己之际，旅京师，渊渊然忧，悁悁然思，俯揽万极，塞钝勿施，格细于时，握发抃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大道藏于房，小技鸣于堂，高义伏于床，巧奰显于乡。标枝高则陨风，累石危则坠墙。东海之鳖，不可入于井；龙伯的人，不可钓于塘。汝负畏垒之材，取桀杙，取檐栌，安器汝。汝不自克以程于穷，固宜哉！且汝为人太多，而为己太少，徇于外有，而不反于内虚，其亦闇于大道哉！夫道无小无大，无有无无。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蟭螟之巢蚊睫，蟭螟之睫，又有巢者，视虱如轮，轮之中，虱复傅缘焉。三尺之画，七日游不能尽其蹊径也。拳石之山，丘壑岩峦，{穴叫}深窅曲，蠛蠓蚋生，蛙掞之衣，蒙茸茂焉。一滴之水，容四大海，洲岛烟立，鱼龙波谲，出日没月。方丈之室，有百千亿狮子广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反汝虚室，游心微密，甚多国士，人民丰实，礼乐黼黻，草木茏郁，汝神禫其中，弟靡其侧，复何鹜哉！盍黔汝志，锄汝心，息之以阴，藏之无用之地以陆沈。山林之中，钟鼓陈焉，寂寞之野，时闻雷声。且无用者，又有用也。不龟手之药，既以治国矣。杀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皆安焉。苏援一技而入微者，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

于是康子翻然捐弃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却扫，摊碑摛书，弄翰飞素，千碑百记，钓午是富。发先识之覆疑，窍后生之宦奥，足无用于时者之假物之游戏莫也。国朝多言金石，寡论书者，惟泾县包氏，钅之扬之。今则孳之衍之，凡为二十七篇。篇名如左：

原书第一　尊碑第二　购碑第三　体变第四分变第五　说分第六　本汉第七　传卫第八宝南第九　备魏第十　取隋第十一　卑唐第十二体系第十三　导源第十四　十家第十五　十六宗第十六

碑品第十七　碑评第十八　余论第十九　执笔第二十缀法第二十一　学叙第二十二　述学第二十三　榜书第二十四行草第二十五　干禄第二十六　论书绝句第二十七

永惟作始于戊子之腊，实购碑于宣武城南南海馆之汗漫舫。老树僵石，证我古墨焉。归欤于己丑之腊，乃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塘乡之詹如楼。长松败柳，侍我草元焉。凡十七日至除夕述书讫，光绪十五年也。述书者，西樵山人康祖诒长素父也。

原书第一

文字何以生也，生于人之智也。虎豺之强，龙凤之奇，不能造为文字，而人独能创之，何也？以其身峙立，首函清阳，不为血气之浊所熏，故智独灵也。凡物中倒植之身，横立之身，则必大愚，必无文字。以血气熏其首，故聪明弱也。凡地中之物，峙立之身，积之岁年，必有文字。不独中国有之，印度有之，欧洲有之，亚非利加洲之黑人，澳大利亚洲之土人，亦必有文字焉。秘鲁地裂，其下有古城，得前劫之文字于屋壁，其文字如古虫篆，不可识别。故谓凡为峙立之身，曰人体者，必有文字也。以其智首出万物，自能制造，不能自已也。

文字之始，莫不生于象形。物有无形者，不能穷也，故以指事继之。理有凭虚，无事可指者，以会意尽之。若谐声假借，其后起者也。转注则刘歆创例，古者无之。仓沮创造科斗虫篆，文必不多，皆出象形，见于古籀者，不胜偻数，今小篆之日、月、山、川、水、火、草、木、面、首、马、牛、象、鸟诸文，必仓颉之遗也。匪惟中国然，外国亦莫不然。近年埃及国掘地，得三千年古文字，郭侍郎嵩焘使经其地，购得数十拓本，文字酷类中国科斗虫篆，率皆象形。以此知文字之始于象形也。

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已也。其灵不能自已，则必数变焉。故由虫篆而变籀，由籀而变秦分（即小篆），由秦分而变汉分，自汉分而变真书，变行草，皆人灵不能自已也。

古文为刘歆伪造，杂采钟鼎为之（余有《新学伪经考》辨之已详）。《水经注》称临淄人有发齐胡公之铜棺，其前和隐起为文惟三字古文，余同今书。子思称今天下书同文，盖今隶书，即《仓颉篇》中字，盖齐鲁间文字，孔子用之，后学行焉，遂定于一。若钟鼎所采，自是春秋战国时各国书体，故诡形奇制，与《仓颉篇》不同也。许慎《说文叙》谓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今法、德、俄文字皆异，可以推古矣。但以之乱经，则非孔子文字，不能不辨。若论笔墨，则钟鼎虽伪，自不能废耳。

王愔叙百二十六种书体，于行草之外，备极殊诡。按《佛本行经》云，尊者棨黎教我何书（自下太子实为说书），或复梵天所说之书（今婆罗门书王有四十音是），佉虱卢叱书（隋言驴唇），富沙迦罗仙人说书（隋言华果），阿迦罗书（隋言节分），瞢迦罗书（隋言吉祥），邪寐尼书（隋言大秦国书），鸯瞿梨书（隋言指言），耶那尼迦书（隋言驮书），娑迦罗书（隋言孛牛），波罗婆尼书（隋言树叶），波流沙书（隋言恶言），父与书毗多荼书（隋言起尸），陀毗荼国书（隋云南天竺），陀罗低书（隋言形人），度其差那婆多书（隋言右旋），优波迦书（隋言严炽），僧佉书（隋言等计），阿婆勿陀书（隋言覆），阿{少兔}卢摩书（隋言顺），毗耶寐奢罗书（隋言杂），脂罗多书（鸟场边山），西瞿耶尼书（须弥西），阿沙书（硫勒），支那国书（即此国也），摩那书（科斗），末荼叉罗书（中字），毗多悉底书（尺），富数波书（海），提婆书（天），那罗书（龙），夜叉书乾闼婆书（天音声），阿修罗书（不饮酒），迦罗娄书（金翅鸟），紧那罗书（非人），摩睺罗伽书（天地），弥伽遮迦书（诸兽音），迦迦娄多书（鸟音），浮摩提婆书（地居天），安多梨叉提婆书（虚空天），郁多罗拘卢书（须弥北），逋娄婆毗提诃书（颇弥东），乌差婆书（举），腻差婆书（掷），娑迦罗书（糊），跋阇罗书（金刚），梨伽波罗低犁伽书（往复），毗弃多书（食残），阿 {少兔}浮多书（未曾有），奢娑多罗跋多书（如伏转），伽那那跋多书（等转），优差波跋多书（举转），尼差波多跋书（掷转），波陀与佉书（上句），毗拘多罗波陀那地书（从二增上凶），耶婆陀输多罗书（增上句已上），末荼婆晒尼书（中流），梨沙邢婆多波恀比多书（诸山苦行），陀罗尼卑爪梨书（观地），伽伽那卑丽爪尼书（视虚空），萨蒲沙地尼山陀书（一切药草因），沙罗僧伽何尼书（总览），萨婆韦多书（一切种音）。《三藏记》云，先觉说有六十四种书，鹿轮转眼，神鬼八部，惟梵及佉楼为胜文。《西阳杂俎》所考，有驴肩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驮乘书，孛牛书，树叶书，起尸书，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凡六十四种。然则天竺古始，书体更繁，非独中土有虫籀缪填之殊，芝英倒薤之异，其制作纷纭，亦所谓人心之灵，不能自已也。

《隋志》称婆罗门书，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义广，盖天竺以声为字。《盘涅经》有二十五字母，《华严经》有四十字母。今《通志·七音略》所传天竺三十六字母，所变化各书，犹可见也。唐古忒之书，出于天竺元世祖中统元年，命国师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千余，母四十一，皆相关纽，则采唐古忒与天竺为之，亦迦虑之变相也。我朝达文成公，又采唐古忒蒙古之字，变化而成国书，至乾隆时，于是制成清篆，亦以声而演形，并托音为字者。然印度之先，亦必以象形为字，未必能遽合声为字，其合声为字，必其后起也。辽太祖神册五年，增损隶书之半，制契丹文字。金太祖命完颜希尹依效楷书，因契丹字合本国语为国书。西夏李元昊命野利仁荣演书，成十二卷，体类八分，此则本原于形，非自然而变者。本无精义自立，故国亡而书随之也。

欧洲通行之字，亦合声为之。英国字母二十六，法国二十五，俄德又各殊，然其始亦非能合声为字也。至其古者，有阿拉伯文字，变为犹太文字焉；有叙利亚文字，巴比伦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变为拉丁文字焉；又变为今法、英通行之文字焉。此亦如中国籀、篆、分、隶、行、草之展转相变也，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异，亦其变之不能自已也。

夫变之道有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繁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导其所喜，握其权便，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从之矣。几席易为床榻，豆岩易为盘碗，琴瑟易以筝琶，皆古今之变，于人便利。隶草之变，而行之独久者，便易故也。钟表兴则壶漏废，以钟表便人，能悬于身，知时者未有舍钟表之轻小，而佩壶漏之累重也。轮舟行则帆船废，以轮舟能速致，跨海者未有舍轮舟之疾速，而乐帆船之迟钝也。故谓变者天也。

梁释僧祐曰，造书者三人，长曰梵书，右行；次佉楼，左行；少仓颉，下行。其说虽谬，为文字之制，欲资人之用耳，无中行左右行之分也，人圆读不便于手，倒读不便于目，则以中行为宜，横行亦可为用。人目本横，则横行收摄为多，目睛实圆，则以中行直下为顺。以此论之，中行为优也。安息书革旁行以为书记，安息即今波斯也。回回字右行，泰西之字左行，而中国之书中行，此亦先圣格物之精也。然每字写形，必先左后右，数学书亦有横列者，则便于右手之故，盖中国亦兼左行而有之，但右行实于右手大不顺，为最愚下耳。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所重在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即分、篆、隶、行、草亦声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国之字，无义不备，故极繁而条理不可及。外国之字，无声不备，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然声则地球皆同，义则风俗各异。致远之道，以声为便，然合音为字，其音不备，牵强为多，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矣。

天竺开国最先，创音为书亦最先，故戎蛮诸国悉因之。《西域记》称跛禄迦国字源三十余，羯霜那国、健驮罗国，有波尔尼仙作为字书，备有千颂，颂三十言，究极古今，总括文书。《八弦外史》及今四译馆所载，悖泥、文莱、苏禄、暹罗、吕宋诸国书，皆合声为字，体皆右行，并未原于梵书。日本国书字母四十有七，用中国草书为偏旁，而以音贯之，亦梵之余裔也。

声学盛于印度，故佛典曰，我家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又以声闻为一乘，其操声为咒，能治奇鬼异兽，盖声音之精也。唐古忒、蒙古及泰西合声为字之学，莫不本于印度焉（泰西治教，皆出天竺，予别有论，此变之大者也）。

综而言之，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前以周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今用真楷，吾言真楷。

或曰：书自结绳以前，民用虽篆草百变，立义皆同。由斯以谈，但取成形，令人可识，何事夸钟、卫，讲王、羊，经营点画之微，研悦笔札之丽，令祁祁学子，玩时日于临写之中，败心志于碑帖之内乎？应之曰：衣以揜体也，则裋褐足蔽，何事采章之观？食以果腹也，则糗藜足饫，何取珍羞之美？垣墙以蔽风雨，何以有雕粉之璀璨？舟车以越山海，何以有几组之陆离？诗以言志，何事律则欲谐？文以载道，胡为辞则欲巧？盖凡立一义，必有精粗，凡营一室，必有深浅，此天理之自然，匪人为之好事。扬子云曰：“断木为棋，梡革为鞠，皆有法焉。”而况书乎？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亲定晋史，御撰之文，仅《羲之传论》，此亦艺林之美谈也。况兹《书谱》，讲自前修，吾既不为时用，其他非所宜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因搜书论，略为引伸。蒙子临池，或为识途之助。若告达识，则吾岂敢？

尊碑第二

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玄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别。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庵，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

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怀宁一老，实丁斯会，既以集篆隶之大成，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古茂浑朴，实与汀洲分分隶之治，而启碑法之门。开山作祖，允推二子。即论书法，视覃谿老人，终身欧、虞，褊隘浅弱，何啻天壤邪？吾粤吴荷屋中丞，帖学名家，其书为吾粤冠。为窥其笔法，亦似得自《张黑女碑》，若怀宁则得于《崔敬邕》也。阮文达亦作旧体者，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比事，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此盖通人达识，能审时宜，辨轻重也。惜见碑犹少，未暇发蒨，犹土鼓蒉桴，椎轮大辂，仅能伐木开道，作之先声而已。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采，摹拓以广其流传。若平津孙氏，侯官林氏，偃师武氏，青浦王氏，皆缉成巨帙，遍布海内。其余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图》《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编》等书，殆难悉数。故今南北诸碑，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见碑，亦多《金石萃编》所未见者。出土之日，多可证矣。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适乘帖微，入缵大统，亦其宜也。

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

购碑第三

学者欲能书，当得通人以为师。然通人不可多得，吾为学者寻师，其莫如多购碑刻乎！扬子云曰：“能观千剑而后能剑，能读千赋而后能赋。”仲尼、子舆论学，必先博学详说。夫耳目隘狭，无以备其体裁，博其神趣，学乌乎成！若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盖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有成效，断非枯守一二佳本《兰亭》《醴泉》所能知也。右军自言，见李斯、曹喜、梁鹄、蔡邕《石经》、张昶《华岳碑》，遍习之。是其师资甚博，岂师一卫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范围千古哉！学者若能见千碑而好临之，而不能书者，未之有也。

千碑不易购，亦不易见。无则如何？曰：握要以图之，择精以求之，得百碑亦可成书。然言百碑，其约至矣，不能复更少矣。不知其要，不择其精，虽见数百碑，犹未足语于斯道也。吾闻人能书者，辄言写欧写颜，不则言写某朝某碑，此真谬说，令天下人终身学书，而无所就者，此说误之也。至写欧则专写一本，写颜亦专写一本，欲以终身，此尤谬之尤谬，误天下学者在此也。

谓又有学书须专学一碑数十字，如是一年数月，临写千数百过，然后易一碑，又一年数月，临写千数百过，然后易碑亦如是，因举钟元常入抱犊山三年学书，永禅师学书四十年不下楼为例，此说似矣，亦谬说也。夫学者之于文艺，末事也。书之工拙，又艺之至微下者也。学者蓄德器，穷学问，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岁月，耗之于无用之末艺乎？诚如钟、永，又安有暇日涉学问哉？此殆言者欺人耳。吾之术，以能执笔多见碑为先务，然后辨其流派，择其精奇，惟吾意之所欲，以时临之，临碑旬月，遍临百碑，自能酿成一体，不期其然而自然者。加之熟巧，申之学问，已可成家。虽天才驽下，无不有立，若其浅深高下，则仍视其人耳。

购碑当知握要，以何为要也？曰：南北朝之碑其要也。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矣，不必复求其末，下至干禄之体，亦无不兼存。故唐碑可以缓购，且唐碑名家之佳者，如率更之《化度》《九成宫》《皇甫君》《虞恭公》，秘书之《庙堂碑》，河南之《圣教序》《孟达法师》，鲁公之《家庙》《麻姑坛》《多宝塔》《元结》《郭家庙》《臧怀恪》《殷君》《八关斋》，李北海之《云麾将军》《灵岩》《东林寺》《端州石室》，徐季海之《不空和尚》，柳诚悬之《玄秘塔》《冯宿》诸碑，非原石不存，则磨翻坏尽。稍求元明之旧拓，不堪入目。已索百金，岂若以此一本之赀，尽购南北朝诸碑乎？若舍诸名家佳本，而杂求散杂，则又本末倒置，昧于源流。且佳碑如《樊府君》《兖公颂》《裴镜民》者实寡。小唐碑中，颇多六朝体，是其沿用未变法者，原可采择，惟意态体格，六朝碑皆已备之。唐碑可学者殊少，即学之，体格已卑下也，故唐碑可缓购。

今世所用号称真楷者，六朝人最工。盖承汉分之余，古意未变，质实厚重，宕逸神隽，又下开唐人法度，草情隶韵，无所不有。晋帖吾不得见矣，得尽行六朝佳碑可矣，故六朝碑宜多购。

汉分为正楷之源，以之考古，固为学问之事，即诸书法，亦当考索源流，宜择其要购之。若六朝之隶无多，唐隶流传日卑，但略见之，知深变足矣，可不购。

汉分既择求，唐隶在所不购，则自晋魏至隋，其碑不多，可以按《金石萃编》《金石补编》《金石索》《金石聚》而求之，可以分各省存碑而求之。然道、咸、同、光，新碑日出，着录者各有不尽，学者或限于见闻，或困于才力，无以知其目而购之。知其目矣，虑碑之繁多，搜之而无尽也。吾为说曰：六朝碑之杂遝繁冗者，莫如造像记，其文义略同，所足备考古者盖鲜，陈陈相因，殊为可厌。此盖出土之日新，不可究尽者也。造像记中多佳者，然学者未能择也，姑俟碑铭尽搜之后，乃次择采之，故造像记亦可缓购。

去唐碑，去散隶，去六朝造像记，则六朝所存碑铭不过百余，兼以秦、汉分书佳者数十本，通不过二百余种，必尽求之，会通其源流，浸淫于心目，择吾所爱好者临之，厌则去之。临写既多，变化无尽，方圆操纵，融冶自成体裁，韵味必可绝俗，学者固可自得之也。秦、汉分目，略见所说《说分》《本汉》篇中，今将南北朝碑目，必当购者录如左。其碑多新出，为金石诸书所未有者也。造像记佳者，亦附目间下论焉。

碑以朝别，以年叙，其无稽考，附于其朝之后。有年则书，不书者，无年月也。书人详之，撰人不详，重在书也。石所存地著之，不著者，不知所在也。

其碑显者书人名，不显者并官书之，欲人易购也。△吴碑《葛府君碑》（江苏勾容）

《九真太守谷朗碑》（凤皇元年）△晋碑《南乡太守郛休碑》（太始六年）《保母志》（宁兴三年王献之书）

《枳阳府君碑》（隆安三年）《爨宝子碑》（太亨四年）

〔按：安帝元兴元年改元太亨，次年复为元兴，四年已改义熙元年。此碑盖在偏远，未知，故仍书太亨四年也。〕

《孝女曹娥碑》（元嘉元年明人传为王羲之书，姑附于此，海山仙馆刻石）△宋碑《宁州刺史爨龙颜碑》（大明二年，云南陆源，有碑阴）

《始康郡晋丰县□态造像》（元褵廿五年山东王氏）

《高勾丽故城刻石》（己丑元年，长寿王当刘元嘉六年，宋平壤吴氏）△齐碑《吴郡造维卫尊佛记》（永明六年，浙江会稽）

《保佛弟子萧衍造像题字》（永明二年，四川云阳）△梁碑《太祖文皇帝神道东阙》（反刻）《太祖文皇帝神道西阙》

《南康简王神道东阙》（反刻）《南康简王神道西阙》《临川靖惠王神道东阙》（反刻）《临川靖惠王神道西阙》

《吴平忠侯萧公神道东阙》（反刻）《吴平忠侯萧公神道西阙》《始兴忠武王碑》（有额有阴）《散骑常侍安平王碑》

《天监五年残碑》《鄱阳王益州军府人题记》（天监十二年，四川云阳）《石井阑题字》（天监十五年，江苏勾容）《章景为梁主造佛依碑石像》（丁未年即大通元年，四川绵州）

《许善题名》（大通三年，四川绵州）《□□□等造观世音像》（大通三年，四川绵州）《□道□造像》（□□三年，四川绵州）《刘敬造像》（大同三年，山东福山王氏）

《赞观音》（与大通元年石同，四川绵州）

《释慧影为父母师僧及身造释迦佛像题字》（中大同元年，浙江石门李氏）△陈碑

《斯罗真兴大王巡狩管境碑》（戊子年，真兴王麦宗陈光大二年也，朝鲜咸兴）

《赵和造像记》（永定三年）△魏碑《邑主秦从州人造像王银堂画像题名》（道武天赐三年）《巩伏龙造像》（大魏国元年，即太武延和元年）

《定州中山赵褵造像》（皇兴三年）

《中岳蒿高罗灵庙碑》（太安二年，寇谦之书，筱额，阳文，有阴）《宕昌公晖福寺碑》（太和十二年，陕西澄城，有碑阴）《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皇构迁中元载，岁御次阉茂望舒）

《孙秋生造像》（太和七年。以下为龙门二十品，故合录之）《始平公造像》（太和十二年，朱义章书，有额）《北海王元详造像》（太和十八年）

《北海王太妃高为孙保造像》《长乐王夫人尉迟造像》（太和十九年）《一弗造像》（太和廿年）《解伯达造像》（太和年造）

《杨大眼造像》《魏灵藏造像》《郑长猷造像》（景明二年）《惠感造像》（景明三年）

《贺兰汗造像》（景明三年）《高树造像》（景明三年）《法生造像》（景明四年）《太妃侯造像》（景明四年）

《安定王元燮造像》（正始四年）《平干虎造像》（正始四年）《道匠造像》《齐郡王祐造像》（熙平二年）

《慈香造像》（神龟三年）《优填王造像》《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永平二年，太原典签王远书）《左援令贾三德开复石门题记》

《司马元兴墓志》（永平四年）

《郑文公碑》（永平四年，郑道昭书，有上下二碑）△附云峰山石刻四十二种（不列详）《仙和寺造像》（永平四年）《杨翚碑》（延昌元年，直隶唐山，有额）

《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延昌三年，河南孟县）《刁遵墓志铭》（熙平元年，直隶南皮张氏）《兖州贾使君碑》（神龟二年）《赵阿欢造像》（神龟三年）

《司马炳墓志铭》（正光二年）《张猛龙清颂碑》（正光三年，有额有阴）《樊可憘碑》（正光二年）《郑道忠墓志》（正光三年）

《马鸣寺根法师碑》（正光四年，有额）《高贞碑》（正光四年，篆额阳文）《泾州刺史陆希道墓志盖》（正光四年，篆书）《鞠彦瑽墓志》（正光四年，有盖）

《李超墓志铭》（正光五年）《吴高黎墓志》（孝昌二年）《六十人造像》（孝昌二年）《刘玉墓志铭》（孝昌三年）

《张玄墓志》（普泰元年）《元匡造泗津桥堰石人题记》《皇甫摐墓志》

《残碑□军司马治外兵曹张显□题名》（碑侧有邑子赵轨等残字）《残碑豆陵苟邑题名》（有碑侧）《兰献伯高怀玉题名》《韩显祖造像》（永熙二年）

《元苌振兴温泉颈》（篆额、阳文）《惠辅造像》《张法寿造像》（天平二年）《嵩阳寺伦统碑石铭》（天平二年，隶书篆额）

《司马升墓志》（天平二年）《法显造像》（天平三年）《法坚法荣二比丘僧碑》（天平四年，山东泰安）《李宪墓志》（元象元年，直隶保定）

《高湛墓志铭》（元象二年）《禅静寺刹前敬使君铭》（兴初二年）《惠诠造像》（建义元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兴和三年，王长儒书篆额）

《张奢碑》（兴和三年，灵寿埠安村寺）《王盛碑》（兴和三年）《王偃墓志铭》（武定元年，有篆盖）《朱永隆唐丰等造天宫碑》（武定三年，河南）

《邑王敬造石像碑文》（武定六年）《义桥石像之碑》（武定七年，有侧有阴）《冀州刺史关胜诵德碑》（武定八年）《源义虎曾孙磨耶圹头祗桓记》（武定八年）

《王僧碑》△北齐碑《邑子曹师石象碑》（天保三年）《崔灊墓志》（天保四年）

《西门豹碑颂》（隶书）《并州主簿王璘妻赵氏墓志》（天保六年，有额）《赵郡王修定国寺碑》（天保八年，有额）《朱氏造像》（天保八年，有大字小字二碑）

《夫子庙碑》（乾明元年，隶书，篆额）《比丘僧邑义造像残记》（乾明元年，有侧）《隽修罗碑》（皇建元年，有额）《石柱颂》（太宁二年，八面隶书）

《云门法勤禅师塔铭》（太宁三年）《天柱山铭》（天统十年，郑述祖撰书）《姜元略造像》（天统元年）《房周阤墓志》（天统元年，山东潍县郭氏）

《魏元预造象》（天统元年）《邑义六十人碑颂》（天统五年隶书）

《百人造象记》（天统五年，碑长丈余，甚完好，瘦硬中有德气，登善之祖也）《赵崇仙造象》（天统六年）《定州刺史邹珍之碑》（隶书有侧）

《映佛岩摩崖》（武平元年）《陇东王感孝颂》（武平元年，梁恭之隶书）《朱岱林墓志铭》（武平元年，有额）《道略五百人造像》（瘦硬完好，齐碑上品）

《晋昌王唐邕写经碑》（武平三年，隶书）《临淮王象碑》（武平四年，隶书）《功曹李琮墓志》（武平五年，有侧）《灵塔铭》（武平五年）

《等慈寺残碑》（武平五年）《尼圆照造像》《报德象碑》（武平六年，释仙书）《马天祥造像》（武平六年）

《陈留太守墓志残石》（是石出土，拓一纸，复埋之，海内无二本，姑附录之）《豫州刺史梁子彦墓志》（武平）《张思文造像》（承光元年）

《公孙文哲造像》《华严经菩萨明难品》（有千余字，腴整）

《鼓山石经》△北周碑《强独乐树文王碑》（元年丁丑）《贺屯植墓志》（保定四年）

《西岳华山庙碑》（天和二年，赵文渊书，篆额）《曹恪碑》（天和五年）《时珍墓志》（宣政元年）《光州刺史宇文公碑铭》

《李峻卜居记》（建德元年）△隋碑《豆卢通造大像记残石》（开皇二年，直隶正定府崇因寺）《赵芬碑残石》（开皇五年，二石）

《仲思那卅人造桥碑》（开皇六年，有额）《龙藏寺碑》（开皇六年）《王辉儿造像》（有《穆子容碑》气）《石窟寺修佛经石像碑》（开皇十三年）

《曹子建碑》（开皇十三年）《惠云法师墓志》（开皇十四年）《巩宾墓志》（开皇十五年，篆盖）《荆孝礼墓志》（开皇十五年）

《贺若谊碑》（开皇十六年，篆额）《李氏像碑颂》（开皇十七年，篆额）《通张妻陶墓志》（开皇十七年）《美人董氏墓志》（开皇十七年）

《安喜公李使君碑》（开皇十七年，篆额）《龙山公臧质墓志》（开皇二十年）《澧水石桥累文碑》（开皇囗年，篆额）《青州胜福寺舍利塔下铭》（仁寿元年，孟弼隶书，有额）

《孔文宣灵庙碑》（仁寿元年，隶书，篆额，完好）《信州金轮寺塔下铭》（仁寿二年）《苏慈墓志铭》（仁寿三年）《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下铭》（仁寿二年）

《曹礼墓志》（磨崖仁□□年）《仪同王君墓志》（大业元年，直隶定州）《刘珍墓志》（大业二年，隶书，有侧，有铭）《唐高祖为太宗造像》（大业二年）

《吴俨墓志》（大业四年，篆盖）《宁甗铭》（大业五年，有额）《修孔子庙碑》（大业七年，隶书，篆额）《李君辩造像》（大业七年）

《姚辨墓志铭》（大业七年，欧阳询书，宋人重刻）《元智墓志铭》（大业十一年）《太仆卿夫人姬氏墓志》（大业十一年）《宋永贵墓志》（大业十二年）

《隆山郡胜业道场碑》《德阳公梁公碑》（篆额）《河东首山郡胜业道场舍利塔铭》（篆额）《青州藏碑残石》

《李靖上西岳文》（宋人伪作，然董逌以为大业末年，则亦出土久矣）《曹文宗残碑》

《冈山摩崖》（魏、齐、周、隋皆有摩崖，而齐尤多，包慎伯所称《般若经》即云摩崖中也，今附于末焉）《尖山摩崖》《铁山摩崖》

凡所次目，皆为穷乡学子，欲学书法，未知碑目言之。若大雅宏达，金石名家，扇欧、赵之余风，集琳琅之万品，诸朝著录，旁采辽、金，内地网罗，远洎蕃外，自能著书，无烦芹献。凡所著目，约之已甚。若犹畏其繁多，虑披采之不易，临写之难遍，杂冗乱目，无从下手，则更择其精者。若碑品之所列，流派之所论，选举既严，别白益审，必当尽购而熟观之。若诸碑之未见，家法之未熟，而遽欲言书，书乎书乎，匪吾攸闻。

体变第四

人限于其俗，俗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钟鼎古文，虽为刘歆伪造，而所采多春秋战国旧物，故奇古可爱，考据经义则辟之，至于笔画之工，则不能以人废也）。秦分（即小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然《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自此日变，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坟坛刻石》，下逮《少室》《开母庙》《建初残碑》《三公山》《是吾》，碑体皆方扁，益笔茂密。至《褒斜》《郙阁》《裴岑》《尊楗阁》《仙友》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而秦分笔未亡。建初以后，变为波磔，篆隶迥分。于是《衡方》《乙瑛》《华山》《石经》《曹全》等碑，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夫汉自宣、成而后，下逮明、章，文皆似骈似散，体制难别。明、章而后，笔无不俪，句无不短，骈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体之成家，皆同时会，可以观世变矣。

汉末波磔，纵肆极矣，久亦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今观元常诸帖，三国诸碑，皆破觚为圆，以茂密雄强为美，复进为分（《书势》所称毛宏之八分增损此也）。此如骈体之极，复尚古文，而骈散之分，经数变之后，自是不可复合矣。

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南碑绝少，以帖观之，钟、王之书，丰强秾丽。宋、齐而后，日即纤弱。梁、陈娟好，无复雄强之气。

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斓，当为今隶之极盛矣。

北齐诸碑，率皆瘦硬，千篇一律，绝少异同。

北周文体好古，其书亦古，多参隶意。至于隋世，率尚整朗，绵密瘦健，清虚之风，一扫而空。岂宙合不分，光岳晴霁，气运有当尔邪？南北书派，自是遂合。故隋之为书极盛，以结六朝之局，是亦一大变焉。

唐世书凡三变，唐初欧、虞、褚、薛、王、陆，并辔轨叠，皆尚爽健。开元御宇，天下平乐，明皇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元和后，沈传师、柳公权出，矫肥厚之病，专尚清劲，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

夫唐人虽宗二王，而专讲结构，则北派为多，然名家变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五代杨凝式、李建中，亦重肥厚。宋初仍之，至韩魏公、东坡犹然，则亦承平之气象邪？宋称四家，君谟安劲，绍彭和静，黄、米复出，意态更新，而偏斜拖遝，宋亦遂亡。南宋宗四家，笔力则稍弱矣。

辽书朴拙，绝无文采，与其国俗略同。金世碑帖，专学大苏，盖赵闲闲、李屏山之学，慕尚东坡，故书法亦相仿效，遂成俗尚也。今京朝士夫，多慕苏体，岂亦有金之遗俗耶？

元、明两朝，言书法者日盛，然元人吴兴首出，惟伯机实与齐价。文原和雅，伯生浑朴，亦其亚也。惟康里子山，奇崛独出，自余揭曼硕、柯敬仲、倪元镇，虽有遒媚，皆吴兴门庭也。自是四百年间，文人才士，纵极驰骋，莫有出吴兴之范围者。故两朝之书，率姿媚多而刚健少。香光代兴，几夺子昂之席，然在明季，邢（侗子愿）、张（瑞图二水）、董、米（万钟）四家并名，香光仅在四家之中，未能缵一统绪。又王觉斯飞腾跳踯其间，董实未胜之也。至我朝圣祖，酷爱董书，臣下摹仿，遂成风气。思白于是祀夏配天，汲汲乎欲祧吴兴而尸之矣。香光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以之代统，仅能如晋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旧物而已。然明人类能行草，其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盖帖学大行故也。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入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以为之大界。美恶工拙，只可于本界较之。学者通于古今之变，以是二体者，观古论其时，致不混焉。若后之变者，则万年浩荡，杳杳无涯，不可以耳目之私测之矣。

破烂的砂锅

十六宗第十六

天有日，国有君，家有主，人有首，木有本。诗曰：“君之宗之。”族有大宗小宗，为学各有宗，如《易》有施、孟、梁邱，《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庆氏，各专一家，所谓宗也。诗文亦然，至于书，亦岂有异哉？

书家林立，即以碑法，各擅体裁，互分姿制。何所宗？曰：宗其上者。一宗中何所立？曰：立其一家。虽学识贵博，而裁择宜精。《传》曰：“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者因于古碑，亦不失其宗而已。

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齐碑惟有瘦硬，隋碑惟有明爽，自《隽修罗》《朱君山》《龙藏寺》《曹子建》外，未有备美者也。故曰魏碑、南碑可宗也。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为者。故能择魏世造像记学之，已自能书矣。

言造像记之可宗，极言魏碑无不可学耳。魏书自有堂堂大碑，通古今，极正变，其详备于《碑品》。今择其与南碑最工者条出之。昔朱子与汪尚书论古文，汪玉山问朱子曰：“子之主人翁是谁？”对以曾南丰。曰：“子之主人翁甚体面。”今举诸家，听人择以为主人翁，亦甚体面矣。

《爨龙颜》为雄强茂美之宗，《灵庙碑阴》辅之。《石门铭》为飞逸浑穆之宗，《郑文公》《瘗鹤铭》辅之。《吊比干文》为瘦硬峻拔之宗，《隽修罗》《灵塔铭》辅之。

右三宗上《张猛龙》为正体变态之宗，《贾思伯》《杨翚》辅之。《始兴王碑》为峻美严整之宗，《李仲璇》辅之。《敬显俊》为静穆茂密之宗，《朱君山》《龙藏寺》辅之。

《辅福寺》为丰厚茂密之宗，《穆子容》《梁石阙》《温泉颂》辅之。右四宗中《张玄》为质峻偏宕之宗，《马鸣寺》辅之。《高植》为浑劲质拙之宗，《王偃》《王僧》《臧质》辅之。

《李超》为体骨峻美之宗，《解伯达》《皇甫摐》辅之。

《杨大眼》为峻健丰伟之宗，《魏灵藏》《赓川王》《曹子建》辅之。《刁遵》为虚和圆静之宗，《高湛》《刘懿》辅之。《吴平忠侯神道》为平整坤净之宗，《苏慈》《舍利塔》辅之。

右六宗下

既立宗矣，其一切碑相近者，各以此判之。自此观碑，是非自见；自此论书，亦不至聚讼纷纷矣。

凡所立之宗，奇古者不录，靡弱者不录，怪异者不录，立其所谓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足为书家极则者耳。《经石峪》为榜书之宗，《白驹谷》辅之。

《石鼓》为篆之宗，《琅琊台》《开母庙》辅之。

《三公山》为西汉分书之宗，《裴岑》《郙阁》《天发神谶》辅之。右外宗三

汉分亦各体备有，亦各有宗，别详《本汉篇》，此不录。

碑品第十七

昔庾肩吾为《书品》李嗣真、张怀瓘、韦续接其武轨，或师人表之九等，或分神妙精能之四科，包罗古今，不出二类。夫五音之好，人各殊嗜，妍蚩工拙，伦次盖繁。故昔贤评书，亦多失当；后世品藻，只纾己怀，轻重等差，岂能免戾未？书道有天然，有工夫，二者兼美，斯为冠冕。自余偏至，亦自称贤。必如张怀瓘，先其天性，后其习学，是使人惰学也，何劝之为？必轩举之工夫为上，雄深和美，各自擅场。古人论书，皆尚劲险，二者比较，健者居先。古尚质厚，今重文华。文质彬斓，乃为粹美。孔从先进，今取古质。华薄之体，盖少后焉。若有新理异态，高情逸韵，孤立特峙，常音难纬，睹慈灵变，尤所崇慕。今取南、北朝碑，为之品列。唐碑太伙，姑从舍旃。

神品《爨龙颜碑》《灵庙碑阴》《石门铭》

妙品上《郑文公四十二种》《晖福寺》《梁石阙》

妙品下《枳阳府君碑》《梁绵州造像》《瘗鹤铭》

《泰山经石峪》《般若经》《石井阑题字》《萧衍造像》

《孝昌六十人造像》高品上《谷朗碑》《葛祚碑额》

《吊比干文》《嵩高灵庙碑》高品下《鞠彦云墓志》

《高勾丽故城刻石》《新罗真兴太王巡狩管境碑》《高植墓志》《秦从三十人造像》

《巩伏龙造像》《赵珊造像》《晋丰县造像》精品上

《张猛龙清德颂》《李超墓志》《贾思伯碑》《杨翚碑》

《龙藏寺碑》《始兴王碑》《解伯达造像》精品下

《刁遵志》《惠辅造像记》《皇甫摐志》《张黑女碑》

《高湛碑》《吕望碑》《慈香造像》《元宁造像》

《赵阿欢三十五人造像》逸品上《朱君山墓志》《敬显俊刹前铭》

《李仲璇修孔子庙碑》逸品下《武平五年灵塔铭》《刘玉志》

《臧质碑》《源磨耶祗桓题记》《定安王元燮造像》能品上

《长乐王造像》《太妃侯造像》《曹子建碑》《隽修罗碑》

《温泉颂》《崔敬邕碑》《沙门惠诠造像》《华严经菩萨明难品》

《道略三百人造像》《杨大眼造像》《凝禅寺碑》《始平公造像》

能品下《魏灵藏造像》《张德寿造像》《魏元预造像》

《司马元兴碑》《马呜寺碑》《元详造像》《首山舍利塔铭》

《宁甗碑》《贺若谊碑》《苏慈碑》《报德碑》

《李宪碑》《王偃碑》《王僧碑》

《定国寺碑》

碑评第十八

《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晖福寺》宽博若贤逵之德。《爨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吊比干文》若阳朔之山，以瘦峭甲天下。《刁遵志》如西湖之水，以秀美名寰中。《杨大眼》若少年偏将，气雄力健。《道略造像》若束身老儒，节竦行清。《张猛龙》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马君起浮图》若泰西机器，处处有新意。《李仲璇》如乌衣子弟，神采超俊。《广川王造像》如白门伎乐，装束美丽。《刘玉》如荒江僵木，虽经冬槎桠，而生气内藏。《司马升》如三日新妇，虽体态媚丽，而容止羞涩。《灵庙碑阴》如浑金璞玉，宝采难名。《始兴王碑》如强弓劲弩，持满而发。《灵庙碑》如入收藏家，举目尽奇古之器。《臧质碑》若与古德语，开口无世俗之谈。《元燮造像》如长戟修矛，盘马自喜。《曹子建碑》如大刀阔斧，斫阵无前。《李超志》如李光弼代郭子仪将，壁垒一新。《六十人造像》如唐明皇随叶法善游，《霓裳》入听。《解伯达造像》雍容文章，踊跃武事。《俊脩罗》长松倚剑，大道卧罴。《云峰石刻》如阿房宫，楼阁绵密。《四山摩崖》如建章殿，门户万千。《定国寺》如禄山肥重，行步蹒跚。《凝禅寺》如曲江风度，骨气峻整。《司马元兴碑》古质郁纡，精魄超越。《马鸣寺》若野竹过雨，轻燕侧风。《高植碑》若苍崖巨石，森森古容。《高湛碑》若秋菊春兰，茸茸艳逸。《温泉颂》如龙髯鹤颈，奋举云霄。《敬显俊》若闲鸥飞凫，游戏汀渚。《太祖文皇帝神道》若大廷褒衣，端拱而议。《南康简王》若芳圃桂树，净直有香。《李君辩》如闲庭卉木，春来着花。《皇甫摐》如小苑峰峦，雪中露骨。《张黑女碑》如骇马越涧，偏面骄嘶。《枳阳府君碑》如安车入朝，不尚驰骤。《慈香》如公孙舞剑，浏亮浑脱。《杨翚》如苏蕙纤锦，绵密回环。《朱君山》如白云出岫，舒卷窈窕。《龙藏寺》如金花遍地，细碎玲珑。《舍利塔》如妙年得第，翩翩开朗。《苏慈碑》如手版听鼓，戢戢随班。

余论第十九

包慎伯以《般若碑》为西晋人书，此未详考也。今按此经完好，在薤山映佛岩，经主为梁父令王子椿，武平元年造，是齐碑也。是碑虽简穆，然较《龙颜》《晖福》尚逊一筹，今所见冈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此类，实开隋碑洞达爽闿之体，故《曹子建碑》亦有《般若经》笔意。

六朝人书无露筋者，雍容和厚，礼乐之美，人道之文也。夫人非病疾，未有露筋，惟武夫作气势，矜好身手者乃为之，君子不尚也。季海、清臣，始以筋胜，后世遂有去皮肉专而用筋者，武健之余，流为丑怪，宜元章诮之。

张长史谓“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注也。《张猛龙碑》结构为书家之至，而短长俯仰，各随其体。观古钟鼎书，各随字形，大小活动圆备，故知百物之状。自小篆兴，持三尺法，剪截齐割，已失古意，然隶、楷始兴，犹有异态，至唐碑盖不足观矣。唐碑惟《马君起浮图》，奇姿异态，迥绝常制。吾于行书取《兰亭》，于正书取《张猛龙》，各极其变化也。

本朝书有四家，皆集古大成以为楷。集分书之成，伊汀洲也；集隶书之成，邓顽伯也；集帖学之成，刘石庵也；集碑之成，张廉卿也。

鲁公书如《宋开府碑》之高浑绝俗，《入关斋》之气体雍容，昔人以为似《瘗鹤铭》者，诚为绝作。盖鲁公无体不有，即如《离堆记》若无可考，后世岂以为鲁公书乎？然《麻姑坛》握拳透爪，乃是鲁公得意之笔，所谓“字外出力中藏棱”，鲁公诸碑，当以为第一也。

《圣教序》，唐僧怀仁所集右军书，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可谓异才。此与国朝黄唐亭集唐人诗，剪裁纫缝，皆若己出，可谓无独有偶矣。然集字不止怀仁，僧大雅所集之《吴文碑》亦用右军书，尤为逋峭。古今集右军书凡十八家，以《开福寺》为最，不虚也。此犹之刘凤诰之集杜诗乎？

完白山人计白当黑之论，熟观魏碑自见，无不极茂密者。若《杨翚》《张猛龙》，尤其颖然。即《石门铭》《郑文公》《朱君山》之奇逸，亦无不然。乃知 “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通风”，真善言魏碑者。至于隋唐疏朗雍容，书乃大变，岂一统之会宜尔邪？柳诚悬《平西王碑》学《伊阙石龛》而无其厚气，且体格未成，时柳公年已四十余，书乃如此，可知古之名家，亦不易就。后人或称此碑，则未解书道者也。

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逆，可谓美矣。吾爱米友仁书，殆亦散僧入圣者，求之北碑，《六十人造像》《李超》亦可以当之。

《灵庙碑阴》佳绝，其“将”、“军”、“宁”、“乌”、“洛”、“陵”、“江”、“高”、“州”等字，笔墨浑穆，大有《石鼓》《琅琊台》《石经》笔意，真正书之极则，得其指甲，可无唐、宋人矣。

《惠辅造像记》端丰峻整，峨冠方袍，具官人气象。字仅三四分，而笔法茂密，大有唐风矣。

《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中惟《法生》用圆笔耳。《北海王元详》笔虽流美，仍非大异。惟《优填王》则气体卑薄，可谓非种在必锄者，故举《龙门》，皆称其方笔也。

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数十种同一体者。《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二种争盟，可谓极盛。《四山摩崖》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壁窠之极轨也。《龙门二十品》中，自《法生》《北海》《优填》外，率皆雄拔。然约而分之，亦有数体。《杨大眼》《魏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沉着劲重为一体，《长乐王》《广川王》《太妃侯》《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达》《齐郡王祐》峻骨妙气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荡奇伟为一体。总而名之，皆可谓之龙门体也。

《枳阳府君》笔法之佳，固也。考其体裁，可见隶、楷之变；质其文义，绝无谀墓之词。体与元常诸帖近，真魏、晋之宗风也。《葛府君》字少，难得佳拓，《宝子》太高，惟此碑字多而拓佳，当为正书古石第一本。

六朝笔法，所以迥绝后世者，结体之密，用笔之厚，最其显著。而其笔画意势舒长，虽极小字，严整之中，无不纵笔势之宕往。自唐以后，局促褊急，若有不终日之势，此真古今人之不相及也。约而论之，自唐为界，唐以前之书密，唐以后之书疏；唐以前之书茂，唐以后之书凋；唐以前之书舒，唐以后之书迫；唐以前之书厚，唐以后之书薄；唐以前之书和，唐以后之书争；唐以前之书涩，唐以后之书滑；唐以前之书曲，唐以后之书直；唐以前之书纵，唐以后之书敛。学者熟观北碑，当自得之。

《龙藏寺》秀韵芳情，馨香溢时，然所得自齐碑出。齐碑中《灵塔铭》《百人造像》皆于瘦硬中有清腴气，《龙藏》变化加以活笔，遂觉青出于蓝耳。褚河南则出于《龙藏》，并不能变化之。

执笔第二十

朱九江先生《执笔法》曰：“虚拳实指，平腕竖锋。”吾从之学，苦于腕平则笔不能正，笔正则腕不能平，因日窥先生执笔法，见食指中指名指层累而下，指背圆密，如法为之，腕平而笔正矣。于是作字体气丰匀，筋力仍未沉劲。先生曰：“腕平，当使杯水置上而不倾；竖锋，当使大指横撑而出。夫职运笔者腕也，职执笔者指也。”如法为之，大指所执愈下，掌背愈竖，手眼骨反下欲切案，筋皆反纽，抽掣肘及肩臂，抽掣既紧，腕自虚悬，通身之力，奔赴腕指间，笔力自能沉劲，若饥鹰侧攫之势，于是随意临古碑，皆有气力。始知向不能书，皆由不解执笔。以指代运，故笔力靡弱，欲卧纸上也。古人作书，无用指者。《笔阵图》曰： “点画波撇屈曲，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夫用指力者，以指拨笔，腕且不动，何所用一身之力哉！欲用一身之力者，必平其腕，竖其锋，使筋反纽，由腕入臂，然后一身之力得用焉。或者乃谓拨镫法，始自唐人，六朝无不参指力者，可以《笔阵图》说证之。遍求六朝，亦无用指运笔之说也。

学者欲执笔，先求腕平，次求掌竖，后以大指与中指，相对擫管，令大指之势倒而仰，中指之体直而垂。名虽曰执，实则紧夹其管。李后主所云在大指上节下端，中指著指尖，名指在爪甲肉之际也。

大指中指夹管，已自成书，然患其气浮而不沉，体超而不隐。又患腕平则笔锋多偃向右，故以名指擫之使左。又患其擫力推之使外也，则以食指擫之使内。四指争力，势相蹙迫，锋自然中正浑全，掌自虚，腕自圆，筋自左纽，而通身之力出矣。

自后汉崔子玉传笔法，至钟、王，下逮永禅师，永传虞世南，世南传陆柬之，柬之传其侄彦远，彦远传张长史，长史传崖邈，邈以授韩方明。方明曰：“置笔于大指节前，大指齐中指，相助为力，指自然实，掌自然虚。”卢携述羲、献以来相传笔法曰：“大指擫，中指敛，第二指拒无名指。”林韫传卢肇拨镫法，亦云以笔管着中指尖，令圆活易转运。其法与今同，盖足踏马镫，浅则易转运，“拨镫”二字，诚为妙譬，盖崔、杜之旧轨，钟、王之正传也。

以指运笔之说，惟唐人《翰林密论》乃有之。其法曰：“作点向左，以中指斜顿，向右，以大指齐顿；作横画，皆用大指遣之；作策法，仰指抬笔上；作勒法，用中指钩笔涩进，覆画以中指顿笔，然后以大指遣至尽处。”自尔之后，指运之说大盛。韩方明所讥今人置笔当节，碍其转动，拳指塞掌，绝其力势。然则唐人之书，固多不善执笔者矣。宋人讲意态，无施不可。东坡乃有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以永叔指运而腕不知为妙，盖爱取姿态故也。夫以数指俯仰运送，其力有几，运送亦不能出分寸外。苟过寸字，已滞于用，然则又易执笔法乎？则未得国能，失其故步矣。东坡操之至熟，变化生新，其诗曰：“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亦其不足之故。孙寿以龋齿堕马为美，已非硕人颀颀模范矣，在东坡犹可，然由此遂远逊古人，后人勿震于东坡而欲效颦也。夫用指力者，笔力必困弱。欲卧纸上，势为之也。包慎伯之论书精细之至，为后世开山，然以其要归于运指，谓大指能揭管则锋自开，引欧苏之说以为证，乃谓握之太紧，力止在管，而不在毫端，其书必抛筋露骨，枯而且弱，其说粗谬可笑。盖慎伯好讲墨法，又好言万毫齐力，不得其故，而思借助于指。不知握笔既紧，腕平掌竖，俾手眼之势，欲斜切于案，以腕运笔，欲提笔则毫起，欲顿笔则毫铺，顿挫则生姿，行笔战掣，血肉满足，运行如风，雄强逸荡。安有抛筋露骨，枯弱之病？慎伯自称其书得于简牍，颇伤婉丽，则逸少龙威虎震，大令跳宕雄奇，岂非简婉乎？不自知腕弱之由，败绩在指，而反攻运腕之弱，不其谬乎！此诚智者千虑之失，余虑人惑于慎伯之说，故亟正之。

执笔高下，亦自有法。卫夫人真书，执笔去笔头二寸，此盖就汉尺言，汉尺二寸，仅今寸许。然亦以为卫夫人之说，为寸外大字言之。大约执笔总以近下为主。卢携曰：“执笔浅深，在去纸远近。远则浮泛虚薄，近则揾锋体重。”体验甚精。包慎伯述黄小仲法曰“布指欲其疏”则谬，“执笔欲其近”则有得之言也。

近人执笔多高，盖惑于卫夫人之说而不知考，亦由宋、明相传，多作行、草不能真楷之故。盖其执笔太高，画势虚浮，故不能真书也。近人又矜言执笔欲近之说，以为不传之秘，亦为可笑。吾自解执笔，即已低下，人多疑之，吾亦不能答其揾重之故。阅诸说，颇讶其暗合。后乃知吾腕平，大指横撑，执笔自不得不近下。以此知苟得其本，其末自有不待学而能者矣。

包慎伯又述王瞿言：“管须向左后稍偃，自能逆入平出，卷毫而行。”此法不止矜为秘传，且托于神授矣。吾腕欲平而大指撑出，管常微偃右，自学执笔时，即能逆入平出，卷毫而行矣。盖常人执笔，腕斜欹案上，大指向上，笔管必斜右，毫尖必向左，落笔既顺画，则毫尖向上，竖则毫尖向左，其锋全在边线，故未能万毫齐力。若腕能平，使手眼几欲切案，则无论如何执法，管自向左，但锋仍自外耳。惟以中指直擫之，则锋自向内，又有大指横撑，直出拒之，食指亦横出作椭圆形，以指尖推笔，故管自向右，锋自迤后向左，名指控禁之，则锋自定。笔在四指之尖，转动空活，故类拨镫。王侍中《书诀》所谓“中控前冲，拇左食右，名禁后从”，皆悉暗合。侍中用“冲”、“禁”二字尤精，盖不用大指食指尖推笔，则不得为冲，名指在外禁定其笔，只能谓之禁，不能谓之拒也。然吾之暗合古法，亦不出“腕平欲置杯水而不倾，大指横撑而出”二语而已。黄小仲云：“食指须高，如鹅头昂曲。”欲其如是，大指横撑出拒笔，食指自有是势。故苟能腕平指横，则王侍中石本之诀，小仲不传之秘，仲瞿神授之说，慎伯累牍之言，皆以备有无遗，富哉言乎！故学贵有本，小艺亦其理也。

吾谓之语曰，平腕，欲手眼之向下，横撑大指，欲其指平而执低。手眼向下，则腕反而筋纽。大指横平下拒，则掌竖而食指昂。右腕挺开，则锋正对准。腕悬而肩背力出。左腕挺开贴案，则气势停匀，右腕益虚活。如此，则八面完全，险劲雄浑，篆真行草，无不得势矣。盖隶书横匾，故勒为最难，其努次之。腕开则得横势，顺势行之，则画平满有气。对准则努垂下自有势，筋纽则险劲自出。自此学书，无施不可。视其学之深浅高低，以为其书品之高下耳。丞相称下笔如鹰隼攫，中郎笔势洞达，右军曰字势雄强。详观索靖、王导、右军、大令、鲁公草书，及《天发神谶》，北碑中若《杨大眼》《魏灵藏》《惠感》诸造像，巨刃挥天，大刀斫阵，无不以险劲为主，若不得执笔之势，如何能之？慎伯之论书虽精，其见闻及此，然未尝论及腕平大指横撑之说，想慎伯尚未知之，故用功至深，而终伤腕弱。吾偶得此，又证以古法及慎伯之法，无不吻合。虽用力过浅，未及于古，而欲阶古人，舍是则出不由户，莫能致也。吾亦不欲缄秘之，以示子弟，俾继此而神明之，或有成焉。

缀法第二十一

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举其要，尽于方圆。操纵极熟，自有巧妙。方用顿笔，圆用提笔，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中含者篆之法也，外拓者隶之法也。提笔婉而通，顿笔精而密。圆笔者萧散超逸，方笔者凝整沉着。提则筋劲，顿则血融。圆则用抽，方则用絜。圆笔使转用提，而以顿挫出之，方笔使转用顿，而以提絜出之。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圆笔不绞则痿，方笔不翻则滞。圆笔出之险则得劲，方笔出以颇则得骏。提笔如游丝袅空，顿笔如狮狻蹲地，妙处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或笔方而章法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求之古碑，《杨大眼》《魏灵藏》《始平公》《郑长猷》《灵感》《张猛龙》《始兴王》《隽修罗》《高贞》等碑，方笔也，《石门铭》《郑文公》《瘗鹤铭》《刁遵》《高湛》《敬显俊》《龙藏寺》等碑，圆笔也，《爨龙颜》《李超》《李仲璇》《解伯达》等碑，方圆并用之笔也。方圆之分，虽云导源篆、隶，然正书波磔，全出汉分。汉分中实备方圆，如《褎斜》《郙阁》《孔谦》《尹宙》《东海庙》《曹全》《石经》，皆圆笔也，《衡方》《张迁》《白石神君》《上尊号》《受禅》，皆方笔也。盖方笔便于作正书，圆笔便于作行草。然此言其大较。正书无圆笔，则无宕逸之致，行草无方笔，则无雄强之神。故又交相为用也。

以腕力作书，便于作圆笔，以作方笔，似稍费力，而尤有矫变飞动之气，便于自运，而亦可临仿，便于行草，而尤工分、楷。以指力作书，便于作方笔，不能作圆笔，便于临仿，而难于自运，可以作分楷，不能作行草，可以临欧、柳，不能临《郑文公》《瘗鹤铭》也。故欲运笔，必先能运腕，而后能方能圆也。然学之之始，又宜先方笔也。

古人笔法至多，然学者不经师授，鲜能用之。但多见碑刻，多临细验，自有所得。善乎张长史告裴儆曰：“倍加工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可见昔人亦无奇特秘诀也。即其告鲁公，亦曰：“执笔圆畅，布置合宜，纸笔精佳，变通适怀。”此数语至庸，而书道之精，诚不外此。若言简而该，有李华之说曰：“用笔在乎虚掌而实指，缓衄而急送，意在笔前，字居笔后，不拙不巧，不今不古，华质相半。”又曰：“有二字神诀：截也，拽也。”所谓截、拽者，谓未可截者截之，可以已者拽之。后有山谷，殆得此诀以名家者也。窦泉论书七十余字，甚精可玩。黄小仲论书，以章法为主，在牝牡相得，不计点画工拙。包慎伯因为大九宫之论，然古人实已有之。张怀瓘曰：“偃仰向背，阴阳相应，鳞羽参差，峰峦起伏，迟涩飞动，射空玲珑，尺寸规度，随字变转。”此论小九宫，而施之大九宫尤精妙。故曰一字则功妙盈虚，连行则巧势起伏。

行笔之法，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此已曲尽其妙。然以中郎为最精，其论贵疾势涩笔。又曰：“令笔心常在点画中，笔软则奇怪生焉。”此法惟平原得之。篆书则李少温，草书则杨少师而已。若能如法行笔，所谓虽无师授，亦能妙合古人也。

古人作书，皆重藏锋。中郎曰：“藏头护尾。”右军曰：“第一须存筋藏锋，减迹隐端。”又曰：“用尖笔须落笔混成，无使毫露。”所谓筑锋下笔，皆令完成也。锥画沙，印印泥，屋漏痕，皆言无起止，即藏锋也。

古人论书以势为先。中郎曰“九势”，卫恒曰“书势”，羲之曰“笔势”。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兵家重形势，拳法亦重扑势，义固相同。得势便则已操胜算。右军《笔势论》曰：“一正脚手，二得形势，三加遒润，四兼拗拔。”张怀瓘曰：“作书必先识势，则务迟涩。迟涩分矣，求无拘系。拘系亡矣，求诸变态。变态之旨，在乎奋斫。奋斫之理，资于异状。异状之变，无溺荒僻。荒僻去矣，务于神采。”善乎轮扁之言曰：“得于心而应于手。”庖丁之言曰：“以神遇不以目视，官虽止而神自行。”新理异态，变出无穷。如是则血浓骨老，筋藏肉莹。譬道士服炼既成，神采王长，迥绝常人也。

新理异态，古人所贵。逸少曰：“作一字须数种意。”故先贵存想，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潜动植流峙之奇，以涩一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新理异态，自然佚出。少温自谓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云露草木，文物衣冠，皆有所得，虽文士夸妄之语，然写《黄庭》则神游缥缈，书《告誓》则情志沈郁，能移人情，乃为书之至极。佛法言声、色、触、法、受、想、行、识，以想、触为大，书虽小技，其精者亦通于道焉。

侧之必收，勒之必涩，啄之必沈，努之必战，此千古书家之公论，诸家所必同者也。然诸家于八法体势各异，但熟玩诸碑可得之。

行笔之间，亦无异法，在乎熟之而已。唐太宗曰：“缓则滞而无筋，急则病而无骨，横毫侧管，则钝慢而多肉，竖笔直锋，则干枯而露骨。及其悟也，思与神合，同乎自然。”吾谓书法亦犹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证于心源，妙于了悟，至其极也，亦非口手可传焉。

古人言行草笔法有极详明者。陈绎曾曰：“字一寸，蹲七厘，提五厘，捺九厘，尽一分，清劲者减三。初学提活，蹲轻则肉圆，老成提紧，蹲重则肉<走历><走利>。”然此只就常法言之，令学者有下手处，然如《始平公》等碑，岂可复泥此邪？唐后人作书，只能用轻笔，不能用肥笔。山谷谓瘦硬易作，肥劲难得。东坡谓李国主不为瘦硬，便不成书，益以见魏人笔力之不可及也。

夫学书犹学射也。射者，内志正，外体直，持弓注矢，引满而后发，无远无近，无左无右，期中的焉。弓不欲强，强则爆，不欲弱，弱则弛。夫书者，正体，执笔，选毫，调墨，使之浓淡得，刚柔中，亦奚以异？古者以射选士，今以书，亦何选哉？

夫书道犹兵也。心意者将军也，腕指者偏裨也，锋者先锋也，副毫者众队也，纸墨者器械也。古之书论犹古兵法也，古碑犹古阵图也，执笔者束伍也，运笔者调卒也，选毫者选锋也。将军不熟于古兵法阵图，则无以为将军。遍裨不习熟将军之意旨，而致之士卒，不能束伍，或束伍不严，则无以为遍裨。毫不受令，则为骄兵。受令而众队不齐心，则为遍师，为散勇。将卒至矣，器械不精良，或精良而不善用，亦无以杀敌致果，有一于此，皆可致败。名将练兵，岂可使有懈可击哉！若夫百练之师，熟于古兵法，加以神明变化，武穆曰“运用之妙，则在一心”，此又存乎其人矣。

墨之为器械也，譬之今日，其犹炮乎？用何钢质，受药多少，皆有分度，犹墨之浓淡稠稀也。墨太溃则散，太爆则枯。东坡论墨，谓如小儿眼睛，每起必研墨一斗，供一日之用。盖古人用墨必浓厚，观《晖福寺》《温泉额》《定国寺》，丰厚无比。所以能致此者，万毫齐力，而用墨浆浓色深，故能黝然作深碧色也。

笔墨之交亦有道，笔之着墨三分，不得深浸至毫，弱无力也。干研墨则湿点笔，湿研墨则干点笔，太浓则肉滞，太淡则肉薄，然与其淡也宁浓，有力运之不能滞也。

纸法，古人寡论之，然亦须令与笔墨有相宜之性，始可为书。若纸刚则用柔笔，纸柔则用刚笔，两刚如以锥画石，两柔如以泥洗泥，既不圆畅，神格亡矣。今人必以羊毫矜能于蜡纸，是必欲制梃以挞秦楚也，岂见其利乎？

昔人谓“学者当用恶笔，令后不择笔”，虽则云然，而器械不精，亦不能善其事。故伯喈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若子邑之纸，研染辉光，伸将之墨，一点如漆。若令思挫于弱毫，数屈于陋墨，言之使人于邑，侍中之叹，岂为谬欤？

学叙第二十二

今天下之士，学之难成者，非独其人之惰学，亦教之无其序也。蒙童就傅，不事小学而读大学，舍名物训诂而言性理，故有号称学人，问以度数之实而瞢如者，其他未学文史而遽为八股，未临碑刻而遽写卷拓，皆颠倒舛戾，失序之尤。即以临碑刻观之，则亦昧于本末先后之序，既以用力多而蓄德鲜，久之则懈，畏不敢为，此所以难成也。

学书有序。必先能执笔，固也。至于作书先从结构入，画平竖直，先求体方，次讲向背往来伸缩之势，字妥贴矣。次讲分行布白之章，求之古碑，得各家结体草法，通其疏密远近之故；求之书法，得各家秘藏验方，知提顿方圆之用。浸淫久之，习作熟之，骨血气肉精神皆备然后成体。体既成，然后可言意态也。《记》曰：“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体不备，亦谓之不成书也。

作书宜从何始？宜从大字始。《笔阵图》曰：“初学先大书，不得从小。”然亦以二寸一寸为度，不得过大也。

学书行草宜从何始？宜从方笔始。以其画平竖直，起收转落，皆有笔迹可按，将来终身作书写碑，皆可方整，自不走入奇褎也。

学书宜用九宫格摹之，当长肥加倍，尽其笔势而纵之。盖凡书经刻石摹拓，必有瘦损，加倍临之，乃仅得古人原书之意也。

字在一二寸间而方笔者，以何碑为美？《张猛龙碑额》《杨翚碑额》。字皆二寸，最为丰整有势，可学者也。寸字方笔之碑，以《龙门造像》为美。《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体方笔厚，画平竖直，宜先学之。次之，《杨大眼》骨力峻拔。遍临诸品，终之《始平公》。极意峻宕，骨格成，形体定，得其势雄力厚，一身无靡弱之病。且学之亦易似，吾教十龄小女作书，十二日便有意势，且有拙厚峻秀之气矣。

学书必须摹仿。不得古人形质，无自得性情也。六朝人摹仿已盛，《北史》赵文深，周文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影覆即唐之向拓也。欲临碑，必先摹仿，摹之数百过，使转行立笔尽肖，而后可临焉。

能作《龙门造像》矣，然后学《李仲璇》，以活其气，旁及《始兴王碑》《温泉颂》以成其形，进为《皇甫摐》《李超》《司马元兴》《张黑女》以博其趣，《六十人造像》《杨翚》以隽其体，书骎骎乎有所入矣。于是专学《张猛龙》《贾思伯》以致其精，得其绵密奇变之意。至是而习之须极熟，写之须极多，然后可久而不变也。然后纵之《猛龙碑阴》《曹子建》以肆其力，竦之《吊比干文》以肃其骨，疏之《石门铭》《郑文公》以逸其神，润之《梁石阙》《瘗鹤铭》《敬显隽》以丰其肉，沈之《朱君山》《龙藏寺》《吕望碑》以华其血，古之《嵩高》《鞠彦云》以致其朴，杂学诸造像以尽其态，然后举以《枳阳府君》《爨龙颜》《灵庙碑阴》《晖福寺》以造其极。学至于是，其几于成矣。虽然，犹未也。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能如是十年，则可使欧、虞抗行，褚、薛扶毂，鞭笞颜、柳，而狎畜苏、黄矣，尚何赵、董之足云？吾于此事颇用力，倾囊倒箧而出之，不止金针度与也。若能如是为学，遍临诸碑，虽不学一唐人碑，岂患不成？若急于干禄，不能尔许，亦须依此入手，博学数种以植其干，厚其力，雄其笔，逸其韵，然后学唐碑，若《裴镜民》《灵庆池》《郭家庙》《张兴》《樊府君》《李靖》《唐俭》《臧怀恪》《冯宿》《不空和尚》《云麾将军》《马君起浮图》《罗周敬》诸碑，则亦可通古通今。若夫入手之叙，则万不可误耳。

书体既成，欲为行书博其态，则学阁帖，次及宋人书，以山谷最佳，力肆而态足也，勿顿学苏、米，以陷于偏颇剽佼之恶习，更勿误学赵、董，荡为软滑流靡一路。若一入迷津，便堕阿鼻牛犁地狱，无复超度飞升之日矣。若真书未成，亦勿遽学用笔如飞，习之既惯，则终身不能为真楷也。

述学第二十三

吾十一龄，侍先祖教授公（讳赞修，字述之）。于连州官舍，含饴袴枣，暇辄弄笔。先祖始教以临《乐毅论》及欧、赵书，课之颇严。然性懒钝，家无佳拓，久之不能工也。将冠，学于朱九江先生（讳次琦，号子襄）。先生为当世大儒，余事尤工笔札，其执笔主平腕竖锋，虚拳实指，盖得之谢兰生先生，为黎山人二樵之传也。于是始学执笔，手强甚，昼作势，夜画被，数月乃少自然。得北宋拓《醴泉铭》临之（铭为潘木君先生铎赠九江先生者，潘公时罢晋抚，于役河南，尽以所藏书籍碑版七千卷为赠，用蔡邕赠王粲例也。前辈风流盛德如此，附记之），始识古人墨气笔法，少有入处，仍苦凋疏。后见陈阑甫京卿，谓《醴泉》难学，欧书惟有小欧《道因碑》可步趋耳。习之，果茂密，乃知陈京卿得力在此也。因并取《圭峰》《处恭公》《玄秘塔》《颜家庙》临之，乃少解结构，盖虽小道，非得其法，无由入也。间及行草，取孙过庭《书谱》及阁帖模之，姜尧章最称张芝、索靖、皇象章草，以时人罕及，因力学之。自是流观诸帖，又隳苏、米窝臼中，稍矫之以太傅《宣示》《戎辂》《荐季直》诸帖，取其拙厚，实皆宋、明钩刻，不过为邢侗、王宠奴隶耳。时张延秋编修相谓帖皆翻本，不如学碑，吾引白石毡裘之说难之，盖溺旧说如此。少读《说文》，尝作篆、隶，苦盖山及阳冰之无味，问九江先生，称近人邓完白作篆第一，因搜求之粤城，苦难得。壬午入京师，乃大购焉，因并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矣。惟吾性好穷理，不能为无用之学，最懒作字，取大意而已。及久居京师，多游厂肆，日购碑版，于是尽见秦、汉以来及南北朝诸碑，泛滥唐、宋，乃知隶、楷变化之由，派别分合之故，世代迁流之异。嘉兴沈刑部子培，当代通人也，谓吾书转折多圆，六朝转笔无圆者，吾以《郑文公》证之。然由此观六朝碑，悟方笔无笔不断之法，画必平长，又有波折，于《朱君山碑》得之。湖北有张孝廉裕钊廉卿，曾文正公弟子也，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其在国朝，譬之东原之经学，稚威之骈文，定庵之散文，皆独立特出者也。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又得邓顽伯楷法，苍古质朴，如对商彝汉玉，真《灵庙碑阴》之嗣音。盖顽伯生平写《史晨》《礼器》最多，故笔之中锋最厚，又临南北碑最伙，故其气息规模，自然高古。夫艺业惟气息最难，慎伯仅求之点画之中，以其画中满为有古法，尚未为知其深也。赵蒨叔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赵蒨叔之罪也。夫精于篆者能竖，精于隶者能画，精于行草能点，能使转，熟极于汉隶及晋、魏之碑者，体裁胎息必古。吾于完白山人得之。完白纯乎古体，张君兼唐、宋体裁而铸冶之，尤为集大成也，阮文达南北书派论，谓必有英绝之士领袖之者，意在斯人乎？吾执笔用九江先生法，为黎谢之正传，临碑用包慎伯法。慎伯问于顽伯者，通张廉卿之意而知下笔，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借吾眼有神，吾腕有力，不足以副之，若以暇日深至之，或可语于此道乎！夫书小艺耳，本不足述，亦见凡有所学，非深造力追，未易有得，况大道邪？

榜书第二十四

榜书古曰署书，萧何用以题苍龙、白虎二阙者也，今又称为擘窠大字。作之与小字不同，自古为难。其难有五：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习，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毫难精。有是五者，虽有能书之人，熟精碑法，骤作榜书，多失故步，盖其势也。故能书之后，当复有事，以其别有门户也。

榜书有尺外者，有数寸者，当分习之。先习数寸者，可以摹写，笔力能拓，起收使转，笔笔完具。既精熟，可以拓为大字矣。杜工部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则古人童年先作大字可见矣。

学榜书虽别有堂壁，要亦取古人大字精者临写之。六朝大字，犹有数碑，《太祖文皇帝石阙》《泰山经石峪》《淇园白驹谷》，皆佳碑也。尚有尖山罔山铁山摩崖，率大书佛号赞语，大有尺余，凡数百字，皆浑穆简静，余多参隶笔，亦复高绝。

榜书亦分方笔圆笔，亦导源于钟、卫者也。《经石峪》圆笔也，《白驹谷》方笔也。然自以《经石峪》为第一，其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得之榜书，较《观海诗》尤难也。若下视鲁公“祖关”、“逍遥楼”，李北海“景福”，吴琚“天下第一江山”等书，不啻兜率天人，视沙尘众生矣，相去岂有道里计哉！

东坡曰：“大字当使结密而无间。”此非榜书之能品。试观《经石峪》，正是宽绰有余耳。

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若有意作气势，便是伧父。凡不能书人，作榜书未有不作气势者，此实不能自揜其短之迹。昌黎所谓 “武夫桀颉作气势”，正可鄙也。观《经石峪》及《太祖文皇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岂暇为金刚怒目邪？

《白驹谷》之体，转折点画，皆以数笔成一笔，学者不善学，尤患板滞，更患无气。此是用方笔者，方笔写榜书最难，然能写者，庄雅严重，美于观望，非深于北碑者，寡能为之而无弊也。

自萧何题署之后，梁鹄、韦诞、卫觊，盛以此称，唐时殷仲容“资圣”，王知敬“清禅”，并知名一时。盖榜书至难，故能书者致为世重也。

北人工为署书，其知名者，并著于时。题洛京宫殿门板，则有沈含馨、江式。北京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则窦遵瑾。周天和时，露寝成，赵文深以题榜之功，除赵兴守，每须题榜，辄复追之，其重榜书至矣。故榜书当以六朝为法。东坡安致，惜无古逸之趣；米老则倾佻跳荡，若孙寿堕马，不足与于斯文；吴兴、香光，并伤怯弱，如璇闺静女，拈花斗草，妍妙可观，若举石臼，面不失容，则非其任矣。自元、明来，精榜书者殊鲜，以碑学不兴也。吾所见寡陋，惟朱九江先生所书《朱氏祖祠》额，雄深绝伦，不复知有平原矣。吴中丞荷屋，则神采雍容，气韵绝佳。

数寸大字，莫如《郑道昭大基仙坛》及《观海岛诗》，高气秀韵，馨芬溢目。《般若碑》，慎伯盛称之，以为古今石本隶楷第一，谓其雄浑简静，则诚有之，遽臆定为西晋人书，则不无嗜痂之癖。考《般若碑》是北齐书也。

梁碑《神道》，渊穆极矣，然各体不同。《简王》则高浑雍容，《靖王》则丰整酣逸，《忠武王》则茂密美致，新理异采，《吴平忠侯》匀整安静。《忠武王》酷肖《刁遵》，《吴平忠侯》甚类《苏慈》。若能展作榜书，固当独出冠时，然吾未见能之者也。

《云峰山石刻》，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像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秾姿逸韵，当如食防风粥，口香三日也。《瘗鹤铭》如瑶岛散仙，阳阿晞发；《般若碑》与《南康简王》《始兴忠武》四碑比肩，真可为四渎通流于后世矣。

平原《中兴颂》有营平之苍雄，《东方朔画赞》似周勃之厚重，蔡君谟《洛阳桥记》体近《中兴》，同称于时，此以雄健胜者。《八关齐》骨肉停匀，绝不矜才使气，昔人以为似《鹤铭》，诚为近之。宋人数寸书，则山谷至佳，如龙蠖蛰启，伸盘复行，可肩随《大基》《观海》诸碑后，正不必以古今论，但嫌太妩媚耳。

篆书大者，惟有少温《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遒正，精采冲融，允为楷则。隶之大者，莫若冈山摩崖，其次则唐隶之《泰山铭》，宋隶之《山河堰》，俱可临写也。

榜书操笔，亦与小字异。韩方明所谓“摄笔以五指垂下，撚笔作书”，盖伸臂代管，易于运用故也。方明又有握笔之法，撚拳握管于掌中。其法起于诸葛诞，后王僧虔用之，此殆施于尺字者邪？

作榜书笔毫当选极长至二寸外，软美如意者，方能适用。纸必当用泾县。他书笔略不佳尚可勉强，惟榜书极难，真所谓非精笔佳纸晴天爽气，不能为书，盖又过于小楷也。

字过数尺，非笔所能书，持麻布以代毫，伸臂肘以代管，奋身厉气，濡墨淋漓而已。若拓至寻丈，身手所不能为，或谓持帚为之，吾为不如聚米临碑，出以双钩之，易而观美也。

行草第二十五

近世北碑盛行，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灭绝。行书简易，便于人事，未能遽发。然见京朝名士，以书负盛名者，披其简牍，与正书无异，不解使转顿挫，令人可笑，岂天分有限，兼长难擅邪？抑何钝拙乃尔！夫所为轩碑者，为其古人笔法，犹可考见，胜帖之屡翻失真耳。然简札以妍丽为主，奇情妙理，瑰姿媚态，则帖学为尚也。

碑本皆真书，而亦有兼行书之长，如《张猛龙碑阴》，笔力惊绝，意态逸宕，为石本行书第一。若唐碑则怀仁所集之《圣教序》不复论，外此可学，犹有三碑：李北海之《云麾将军》寓奇变于规矩之中，颜平原之《裴将军》藏分法于奋斫之内，《令狐夫人墓志》使转顿挫，毫芒皆见，可为学行书石本佳碑，以笔法有入处也。

帖以王著《阁帖》为鼻祖，佳本难得，然赖此见晋人风格，慰情聊胜无也。续《阁帖》之绪者有潘师旦之《绛帖》，虽诮羸瘠而清劲可喜。宝月大师之《潭帖》，虽以肉胜，而气体有余。蔡京《大观帖》，刘焘《太清楼帖》，曹士冕《星凤楼帖》，以及《戏鸿》《快雪》《停云》《余清》，各有佳书，虽不逮昔人，亦可一观。择其著者师之，惟国朝《玉虹鉴真》虽出张得天之手，而笔锋毫发皆见，致可临学。吾粤诸帖，以叶氏《风满楼帖》为佳，过于吴氏《筠清馆》也。吴荷屋中丞专精帖学，冠冕海内，著有《帖镜》一书，皆论帖本，吾恨未尝见之。海内好事，必有见者，傥有以引申之邪？

学草书先写智永《千文》过庭《书谱》千百过，尽得其使转顿挫之法。形质具矣，然后求性情。笔力足矣，然后求变化。乃择张芝、索靖、皇象之章草，若王导之疏，王珣之韵，谢安之温，钟繇《雪寒》《丙舍》之雅，右军《诸贤》《散势》《乡里》《苦热》《奉橘》之雄深，献之《地黄》《奉对》《兰草》之沉着，随性所近而临仿之，自有高情逸韵，集于笔端。若欲复古，当写章草，史孝山《出师颂》致足学也。

学《兰亭》但当师其神理奇变，若学面貌，则如美伶候坐，虽面目充悦，而语言无味。若师《争坐位》三表，则为灌夫骂坐，可永绝之。

王侍中曰：“杜度之书，杀字甚安。”又称：“钟、卫、梁、韦之书，莫能优劣，但见其笔力惊绝。”吾谓行草之美，亦在“杀字甚安”，“笔力惊绝”二语耳。大令沉酣矫变，当为第一。宋人讲意态，故行草甚工，米书得之。后世能学之者，惟王觉斯耳。

宋人之书，吾尤爱山谷，虽昂藏郁拔，而神闲意秾，入门自媚。若其笔法瘦劲婉通，则自篆来。吾以山谷为行篆，鲁公为行隶，北海为行分也。山谷书至多，而《玉虹鉴真》所刻《阴长生诗》，有高谢风尘之意，当为第一。米友仁书中含，南宫外拓，而南宫佻僄过甚，俊若跳踯则有之，殊失庄若对越之意。若小米书，则深奇秾缛，肌态丰嫭矣。

岳忠武书力筼余地，明太祖书雄强无敌，宋仁宗书骨血峻秀，深似《龙藏》，然则豪伟丈夫，胸次绝人，点画自异，然其工夫亦正不浅也。

元康里子山、明王觉斯，笔鼓宕而势峻密，真元、明之后劲。明人无不能行书，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乃至海刚峰之强项，其笔法奇矫亦可观。若董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雄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得天专师思白，而加变化，然体颇恶俗。石庵亦出于董，然力厚思沈，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书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吾粤书家，有苏古侪、张药房、黎二樵、冯鱼山、宋芷湾、吴荷屋、谢兰生诸家。而吴为深美，抗衡中原，实无多让。慎伯《书品》不称之，可异也。先师朱九江先生于书道用工至深，其书导源于平原，蹀躞于欧、虞，而别出新意。相斯所谓鹰隼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阱，有虎变而百兽跧气象，鲁公以后，无其伦比，非独刘、姚也。元常曰“多力丰筋者圣”，识者见之，当知非阿好焉。但九江先生不为人书，世罕见之。吾观海内能书者，惟翁尚书叔平似之，惟笔力气魄去之远矣。

干禄第二十六

赵壹《非草》曰：“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诚如其说，书本末艺，即精良如韦仲将，至书凌云之台，亦生晚悔。则下此钟、王、褚、薛，何工之足云。然北齐张景仁，以善书至司空公，则以书干禄，盖有自来。唐立书学博士，以身、言、书、判选士，故善书者众。鲁公乃为著干禄字书，虽讲六书，意亦相近。于是，乡邑较能，朝廷科吏，博士讲试，皆以书，盖不可非矣。

国朝列圣宸翰，皆工妙绝伦，而高庙尤精。承平时，南斋供奉皆争妍笔札，以邀睿赏，故翰林大考试差、朝殿试、散馆，皆舍文而论书。其中格者，编、检授学士，进士殿试得及第，庙考一等，上者魁多士，下者入翰林。其书不工者，编、检罚俸，进士、庶吉士散为知县。御史言官也，军机政府也，一以书课试，下至中书教习，皆试以楷法。内廷笔翰，南斋供之，诸翰林时分其事，故词馆尤以书为专业。马医之子，苟能工书，虽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积资取尚、侍，耆老可大学士。昔之以书取司空公，而诧为绝闻者，今皆是也。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况敢问卿相！是故得者若升天，失者若坠地，失坠之由，皆于楷法荣辱之所关，岂不重哉！此真学者所宜绝学捐书自竭以致精也。百余年来，斯风大扇，童子之试，已系去取，于是负床之孙，披艺之子，猎缨捉衽，争言书法，提笔伸纸，竞讲折策。惜其昧于学古，徒取一二春风得意者，以为随时，不知中朝大官，未尝不老于文艺。欧、赵旧体，晋、魏新裁，所阅已多，岂无通识？何必陈陈相因，涂涂如附，而后得者。俗间院体，间有高标，实则人数过多，不能尽弃，然见弃者，固已多也。惟考其结构，颇与古异，察其揩抹，更有时宜，虽导源古人，实别开体制，犹唐人绝律，原于古体，而音韵迥异；宋人四六，出于骈俪，而引缀绝殊。其配制均停，调和安协，修短合度，轻重中衡。分行布白，纵横合乎阡陌之经；引笔着墨，浓淡灿乎珠玉之彩。缩率更、鲁公于分厘之间，运龙跳虎卧于格式之内，精能工巧，遏越前辈。此一朝之绝诣，先士之化裁，晋、唐以来，无其伦比。班固有言：“盖禄利之道然也。”于今用之，蔚为大国。虽卑无高论，聊举所闻，穷壤新学，或有所助云尔。

应制之书，约分二种：一曰大卷，应殿试者也；一曰白折，应朝考者也。试差大考，御史、军机、中书教习，皆用白折；岁科生员、童子试，则用薄纸卷。字似折而略大，则折派也。优拔朝考，翰林散馆，则用厚纸大卷，而字略小，则策派也。二者相较，折用为多，风尚时变，略与帖同。盖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当斯时也，盛用吴兴，间及清臣，未为多觏。嘉、道之间，以吴兴较弱，兼重信本，故道光季世，郭兰石、张翰风二家，大盛于时。名流书体相似，其实郭、张二家，方板缓弱，绝无剑戟森森之气。彼于书道，未窥堂户，然而风流扇荡，名重一时，盖便于折策之体也。欧、赵之后，继以清臣，昔尝见桂林龙殿撰启瑞大卷，专法鲁公，笔笔清秀。自兹以后，杂体并兴，欧、颜、赵、柳，诸家揉用，体裁坏甚。其中学古之士，尚或择精一家，自余购得高第之卷，相承临仿。坊贾翻变，靡坏益甚，转相师效，自为精秘，谬种相传，涓涓不绝，人习家摹，荡荡无涯，院体极坏，良由于此。其有志师古者，未睹佳碑，辄取《九成宫》《皇甫君》《虞恭公》《多宝塔》《闲邪公》《乐毅论》翻刻摩本，奉为鸿宝，朝暮仿临，枯瘦而不腴，柔弱而无力，或遂咎临古之不工，不如承时之为美，岂不大可笑哉！同光之后，欧、赵相兼，欧欲其整齐也，赵欲其圆润也，二家之用，欧体尤宜，故欧体吞云梦者八九矣。然欲其方整，不欲其板滞也；欲其腴润，不欲其枯瘦也，故当剂所弊而救之。

近代法赵，取其圆满而速成也。然赵体不方，故咸同后，多临《砖塔铭》，以其轻圆滑利，作字易成。或有学苏灵芝《真容碑》《道德经》，徐浩《不空和尚》，此二家可上通古碑，实非干禄正体。此不过好事者为之，非通行法也。吾谓《九成宫》难得佳本，即得佳本，亦疏朗不适于用；《虞恭公》裴拓已不可得，况原拓石乎！《姚辨志》亦仅宋人翻本，此二碑竟可不临。欧碑通行者，大则《皇甫君》，小则《温大雅》可用耳。率更尚有显庆二年《化度题记》《黄叶和尚碑》，但颇僻，学者不易购耳。今为干禄计，方润整朗者，当以《裴镜民碑》为第一。是碑笔兼方圆，体极匀整，兼《九成》《皇甫》而一之，而又字画丰满，此为殷令名书，唐书称其不减欧、虞者，当为干禄书无上上品矣。若求副者，厥有《唐俭》。又求参佐，惟《李靖碑》，皆体方用圆，备极圆美者。盖昭陵二十四种，皆可取也。近有《樊府君碑》，道光新出，其字画完好，毫芒皆见，虚和娟妙，如莲花出水，明月开天，当是褚、陆佳作。体近《砖塔铭》而远出万里，此与《裴镜民》皆是完妙新碑，二者合璧联珠，当为写折二妙，几不必复他求矣。

大卷弥满，体尚正方，非笔力雄健不足镇压，宜参学颜书以撑柱之。颜碑但法三事，《臧怀恪》之清劲，《多宝塔》之丰整，《郭家庙》之端和，皆可兼收而并用之。先学清劲以美其根，次学丰整以壮其气。《郭家庙》体方笔圆，又画有轻重，最合时宜，缩移入卷，美壮可观，此宜后学者也。但学三碑，已为大卷绝唱，能专用《臧怀恪》，尤见笔力也。

唐末柳诚悬、沈传师、裴休，并以遒劲取胜，皆有清劲方整之气。柳之《冯宿》《魏公先庙》《高元祐》最可学，直可缩入卷折。大卷得此，清劲可喜，若能写之作折，尤为遒媚绝伦。裴休《圭峰碑》，无可《安国寺》少变之，乃可入卷，此体人人所共识者也。

小欧《道因碑》遒密峻整，曾假道此碑者，结体必密，运笔必峻，上可临古，下可应制，此碑有焉。求其副者，《邠国公碑》《张琮碑》《八都坛》《独孤府君》四碑，又有《于孝显碑》，峻整端美，在《苏慈》《虞恭公》之间，皆应制之佳碑也。北碑亦有可为干禄之用者，若能学则树骨运血，当更精绝。若《刁遵》之和静，《张猛龙》之丽密，《高湛》之遒美，《龙藏寺》之雅洁，《凝禅寺》之峻秀，皆可宗师。至隋碑，体近率更，尤为可学。《苏慈》匀净整洁，既已纸贵洛阳，而《栖岩道场舍利塔》整朗丰好，尤为合作。《凤泉寺舍利塔铭》匀净近《苏慈》，《美人董氏志》娟好，亦宜作折。右八种者，书家之常用，而干禄之鸿宝也。但须微变，便成佳折。所恶于《九成》《皇甫》《虞恭公》者，非恶之也，以碑石磨坏，不可复学也。必求之唐碑，则小唐碑多完美石本，其中极多佳书，合于时趋者。能购数百种，费赀无多，佳碑不少。今举所见佳碑，可为干禄法者，著之于下：

《张兴碑》秀美绝伦《河南思顺坊造像记额》丰美匀净《韦利涉造像》精美如绛霞绚采《南阳张公夫人王氏墓志》婉美

《太子舍人翟公夫人墓志》遒媚《王留墓志》精秀无匹《李纬墓志》体峻而笔圆《一切如来心真言》和密似《刁遵》

《马君起浮图记》体峻而美《崔璀墓志》茂密《罗周敬墓志》整秀峻爽

以上随意举十数种，各有佳处。《张兴碑》之秀美，直逼《唐俭》，而《罗周敬碑》尤为奇绝，直与时人稍能唐碑者，写入大卷无异，结体大小，章法方长，皆同大卷，不变少许，直可全置大卷中。不期世隔千祀，乃合时至是！稍缩小为折，亦复佳绝，诚干禄第一碑也。

又有一法。唐开元《石经》皆清劲遒媚，《九经字样》《五经文字》笔法皆同。学者但购一本，读而学之，大字几及寸，小注数分，经文可以备诵读，字书可以正讹谬，师其字学，清整可以入策折，一举而三美备。穷乡学僮，无师无碑，莫善于是矣。

历举诸碑，以为干禄之用，学者得无眩于目而莫择乎？吾今撮其机要，导其次第焉。学者若不为学书，只为干禄，欲其精能，则但学数碑，亦可成就。先取《道因碑》钩出，加大摹写百过，尽其笔力，至于极肖，以植其体，树其骨。次学《张猛龙》，得其向背往来之法，峻茂之趣。于是可学《皇甫君》《唐俭》，或兼《苏慈》《舍利塔》《于孝显》，随意临数月，折衷于《裴镜民》《樊府君》，而致其润婉，投之卷折，无不如意。此体似世之学欧者也，参之《怀恪》《郭庙》，以致其丰劲，杂之《冯宿》《魏公先庙》，以致其遒媚。若用力深，结构精，全缩诸碑法，择而为之，峻拔丰美，自成体裁。笔性近者，用功一时，余则旬日。苟有师法者，精勤一年，自可独出冠时也。此不传之秘，游京师来，阅千碑而后得之。

《樊府君碑》经缣素练，宜于时用，写折竟可专学此体，虚和婉媚，成字捷速，敏妙无双。

卷折所贵者光，所需者速，光则欲华美，不欲况重，速则欲轻巧，不欲浑厚。此所以与古书相背驰也。

卷折结体，虽有入时花样，仍当稍识唐碑某字某字如此结构，始可免俗。

卷折欲光。吾见梁斗南宫詹大卷，所长无他，一光而已，光则风华秾艳。求此无他，但须多写，稍能调墨，气爽笔匀，便已能之。

篆贵婉而通，隶贵精而密。吾谓婉通宜施于折，精密可施于策。然策虽极密，体中行间，仍须极通；折虽贵通，体中行间，仍须极密，此又交相为用也。

折贵知白，策贵守黑，知白则通甚矣，守黑则密甚矣，故卷折欲光。然折贵白光，缥缈有采；策贵黑光，黝然而深。

卷折笔当极匀，若画竖有轻重，便是假力，不完美矣。气体丰匀而舒长，无促迫之态，笔力峻拔而爽健，无靡弱之容，而融之以和，酣之以足，操之以熟，体自能方，画自能通，貌自能庄，采自能光，神自能王。驾騄駬与骐骥，逝越轶而腾骧。

论书绝句第二十七

昔尝续慎伯为《论书绝句》，择人间罕称者发明之。及述此书，论之盖详，未能割爱，姑附于末。

隶楷谁能溯滥泉，勾容片石独敻然。若从变处搜《灵庙》，应识昆仑在《震》《迁》。

勾容有《吴葛府君碑额》为正书第一古石，浑厚质穆，亦自绝尘，真隶楷之鼻祖。《灵庙碑》在隶、楷交变之间，意状奇古，若从欲变之始言之，则《杨震》《张迁》二碑，实开隶、楷之意矣。

《受禅》应为卫觊书，邯郸韦诞比何如？瓘恒世受真传法，一脉逾河走传车。

《受禅碑》，颜真卿以为钟繇，刘禹锡、徐浩以为梁鹄，今从其同时人闻人牟准《卫敬侯碑》文以为卫觊书。觊与邯郸淳并以古文名，子瓘孙恒，世传笔法，恒传崔悦，至崔浩为北书之宗，又传江琼至式，故北书率卫派也。

元常法乳知谁在，珍重丰碑有《枳阳》。文质蹒跚开石阙，始知晋法有传方。

晋《枳阳府君碑》丰厚茂密，在文质之间。今传元常诸帖，字体犹有其意，真元常嫡嗣也。《太祖文皇帝神道》，稍加姿美，然亦魏晋正传，善学者当能会之。

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孰传之？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

宋《爨龙颜碑》浑厚生动，兼茂密雄强之胜，为正书第一。昔人称李斯篆画若铁石，体若飞动，可以形容之。

餐霞神采绝人烟，古今谁可称书仙？石门崖下摩遗碣，跨鹤骖鸾欲上天。《石门铭》体态飞逸，不食人间烟火，书中之仙品也。

琅琊茂密集书成，《郙阁》《郙斜》章法精。能戒《熹平》变疏匾，仅传古法《彦云铭》。

秦斯《琅琊石刻》茂密极矣，汉隶惟《郙阁》有此意，《郙斜》异笔而同体。熹平以后，隶法大变，今楷出焉，惟《鞠彦云墓志》独有《郙阁》之法。

《郙斜》分法知谁继？瘦硬应推《吊比干》。风荡齐碑成一律，《修罗》雄峻独为难。

《吊比干文》瘦硬无匹，出于《郙斜》。齐碑百余种，皆以瘦硬取胜，然无雄峻秀韵之味，惟《隽修罗碑》独峻拔耳。

铦利森森耀戟枿，《始兴碑》法变钟传。率更后出书名擅，谁识先师具义渊。

率更书有武库剑戟森森之气，窦皋以为出于北齐刘瑉，想以其峻峭处近之。其实信本南人，南碑《始兴王碑》与率更《皇甫君碑》无二，乃知率更所从出。然南碑无不圆浑者，此则先变钟法矣。

骨遒血莹态丰秾，怀令青青秀一峰。变化方圆尽奇丽，光芒鳞甲若游龙。

怀令《李超墓志》骨血奇峻，结撰精丽，变化无端，兼备方圆，与《张猛龙》皆为结体无上上品也。

《子建遗碑》独擅场，卫家体质贵雄强。大刀斫阵称无敌，沉着偏兼痛快长。

昔人称中郎骨势洞达，后世惟《曹子建碑》有之。虽体开篆、隶，致诮百衲衣，然沉着痛快中，有浑穆气象，是《般若》正传也，是开爽则启唐人矣。

异态新姿杂笔端，行间妙理合为难。谁人解作《兰亭》意，君起《浮图》仔细看。

唐马君起《浮图记》，字里行间，姿态百出，诡制妙理，变化一新，而不失六朝法度，《猛龙》之后未多见。钟司徒意外巧妙，绝伦多奇，于此有焉。

鲁公端合瓣香薰，茂密雄强合众芬。章法已传《郙阁》理，更开草隶《裴将军》。

鲁公书举世称之，罕知其佳处。其章法笔法全从《郙阁》出。若《裴将军诗》，健举沉追，以隶笔作之，真可谓之草隶矣。

南宫书评妙难量，跳踯偏兼对越庄，《灵庆池》边真石在，神锋峻立独回翔。

韦纵书《灵庆池碑》，体格不出唐人，是欧、虞新体，然龙跳虎卧，兼庄若对越俊若跳踯之长，且笔画完好，深可宝爱。

山谷行书与篆通，《兰亭》神理荡飞红。层台缓步翛翛远，高谢风尘属此翁。

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至其神韵绝俗，出于《鹤铭》而加新理，则以篆笔为之。吾目之曰行篆，以配颜杨焉。

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千年皖楚分张邓，下笔苍芒吐白虹。

自隋碑始变疏朗，率更专讲结构，后世承风，古法坏矣。邓完白出，独铸篆隶，冶六朝而作书。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浑灏深古，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有何宋明？尤为书法中兴矣。

破烂的砂锅

分变第五

文字之变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汉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刘歆伪体，为周时真字也。其体则今《石鼓》及《说文》所存籀文是也。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秦之为篆，不过体势加长，笔画略减，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观《石鼓》文字，与秦篆不同者无几，王筠所谓其盘灾敢叶，知文同籀法是也。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匾。汉人承之而加少变，体在篆隶间。以石考之，若《赵王上寿刻石》，为赵王遂廿二年，当文帝后元六年；《鲁王泮池刻石》当宣帝五凤二年，体已变矣，然绝无后汉之隶也。至《厉王中殿刻石》几于隶体，然无年月，江藩定为“江都厉王”，尚不足据。左方文字莫辨，《补访碑录》审为“元凤”二字，《金石萃编》疑为“保岁庶”等字，则“元凤”固不确也。《金石聚》有《凤凰画象题字》，体近隶书，《金石聚》以为元狩年作，江阴缪荃荪谓当从《补访碑录》释为元康，则晋武帝时隶也。《麃孝禹碑》为河平三年，则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亦为隶，顺德李文田以为伪作无疑也。《叶子侯封田刻石》为始建国天凤三年，亦隶书，嘉庆丁丑新出土，前汉无此体，盖亦伪作。则西汉未有隶体也。降至东汉之初，若《建平郫县石刻》《永光三处阁道石刻》《开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纪功碑》《石门残刻》《郙阁颂》《戚伯著碑》《杨淮表纪》，皆以篆笔作隶者。《北海相景君铭》，曳脚笔法犹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吴《天发神谶》，犹有此体。若《三老通碑》《尊楗阁记》，为建武时碑，则由篆变隶，篆多隶阙者。以汉钟鼎考之，唯《高庙》《都仓》《孝成》《上林》诸鼎，有秦少意。汾阴、好峙则似秦权。至于《太官钟》《周杨侯铜》《丞相府漏壶》《虑俿尺》，若《食官钟铭》《绥和钟铭》，则体皆扁缪，在篆、隶之间矣。今焦山《陶陵鼎铭》，其体方折，与《启封镫》及《王莽嘉量》同为《天发神谶》之先声，亦无后汉之隶体者。以瓦当考之，秦瓦如“维天降灵甲天下大万乐当”、“嵬氏冢当”、“兰沌宫当”、“延年瓦”、“方春萌芽”等瓦，为圆篆。至于汉瓦，若“金”字、“乐” 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万岁”、“汉并天下”、“长乐未央”、“上林”、“甘泉”、“延寿万岁”、“高安万世”、“万物咸成”、“狼千万延”、“宣灵万有”、“喜万岁”、“长乐万岁”、“长生”、“无极”、“千秋长安”、“长生未央”、“永奉无疆”、“平乐何宫”、“亿年无疆”、“仁义自成”、“揜衣中庭”、“上林农宫”、“为年益寿”，体兼方圆。其“转婴柞含”、“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则方折近《郙阁》矣。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其汉砖有竟宁、建平、秦阿房瓦“西凡廿九”、“六月宫人”字纯作隶体，恐不足据。盖自秦篆变汉隶，减省方折，出于风气迁变之自然。许慎《说文叙》诋今学，谓“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盖是汉世实事。自仓颉来，虽有省改，要由迁变，非有人改作也。吾子行曰：“崔子玉写张平子篆，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全是汉人篆法故也。”杜未谷曰：“《说文》所无之字，见于缪篆者，不可枚举。缪篆与隶相通，各为一体，原不可以《说文》律之。”盖子玉所写之隶法，《说文》所无之缪篆，皆今学家师师相传，旧字旧体，展转传变可见也。《志》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或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创名而仰扬之，实自歆始。且孔子《五经》中，无籀、篆、隶三字，唯伪《周官》最多，则用《庄子》《韩非子》者，又卿乘篆车，此亦歆意也。于是篆隶之名，行于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隶之名，承用之久，骤而攻之，鲜有不河汉者。吾为一证以解之，今人日作真书，兴于魏、晋之世，无一人能指为谁作者，然则风气所渐移，非关人为之改作矣。东汉之隶体，亦自然之变。然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 “邑”旁，直是今真书，允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者。《子游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若吴之《谷朗碑》，晋之《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像》，皆在隶楷之间，与汉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阁》《永光阁道刻石》在篆隶之间者正同，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八分之说，议论纷纭。蔡文姬述父邕语曰：“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王愔曰：“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张怀瓘曰：“八分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又云：“八分则小篆之捷，隶亦八分之捷。”蔡希综曰：“上谷王次仲以隶书改为楷法，又以楷法变八分。”王应麟曰：“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欧阳公《集古录》始误以八分为隶。”东魏《大觉寺碑》题曰“隶书”，盖今楷字也。洪迈以晚汉之隶书为八分。吾邱衍以秦权、汉量为秦隶，未有挑法者为八分，比汉隶则似篆，以《石经》为汉隶有挑法者。包慎伯曰：“凡笔近篆而体近真者，皆隶书也。中郎变隶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按王愔、萧子良谓“上谷王次仲作八分”，卫恒云“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叙梁鹄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按梁鹄已在魏时，毛宏更后，若毛宏始作八分，则汉魏有挑法者，《石经》等碑已备之矣。若如包氏说，中郎始变隶作八分，则中郎之前，《王稚子阙》《嵩高铭》《封龙山》《乙瑛》等碑，已有挑法，何待中郎之变邪？且中郎《劝学篇》云“王次仲初变古形”，则非邕可知也。若如吾邱衍以篆未有挑法者为八分，则张昶八分碑乃即《华岳碑》，卫觊金针八分书及《受禅表》皆有挑法者。若从王氏之说，以今楷书为隶书，以汉人书为八分，斥《集古》谓 “汉人书曰隶”为误，则《序仙记》称“王次仲变仓颉皆为今隶书”，则谓八分为隶亦可，是永叔亦不误也。王次仲作八分，张怀瓘从《序仙记》，以为始皇时人，王愔以为建初时人，萧子良以为灵帝时人，虽不能辨，而有挑法之隶，起于安、和之时，亦必为建初前人，必非灵帝时人也。且建武时《三老》《尊楗》《郫县石刻》笔法，已有汉隶体，则次仲之作，亦不可据。张怀瓘《书断》又云“楷隶初制，大范几同，后人惑之，学者务益高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高南阜《八分说》：“汉末伯喈始添掠捺，八字左右而分布之，是谓八分。为分别之分，非分数之分也。”翁方纲《隶八分考》据此两说，引《说文》八字条：“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并引“丐”字“詹”字“尔”字有“八”字，义以为必作分别分列解，因考齐胡公棺有隶为伪。诸家以八分先于隶为谬，又谓分剂、分量、分数之分，《玉篇》“扶问功”，在去声，二十三问。《礼记》：“分无求多，礼达而分定是也。”此字自古无读平声之理。杜诗“大小二篆生八分”押平声。即以分字音义论之，其为分布分列之分，可无疑惑，其说甚辨。按古音无平仄之分，离骚“好蔽美而称恶”，与“恐导言之不固”，“哲王又不寤”为韵，则以入声之 “美恶”，读为去声之“好恶”。《急就章》：“万方来朝，臣妾使令。汉地广大，无不容盛。”是以“于以盛之”之平声为去声也。则汉人无平去声之别可知。《玉篇》、杜诗，皆在沈约之后，岂足据乎？原诸说之极纷，而古今莫能定者，盖刘歆伪作篆隶之名以乱之也。古者书但曰文，不止无篆隶之名，即籀名亦不见称于西汉，盖今学家本无之，惟时时转变，形体少异，得旧日之八分，因以八分为名。盖汉人相传口说，如秦篆变《石鼓》体而得其八分，西汉人变秦篆长体为扁体，亦得秦篆之八分。东汉又变西汉而为增挑法，且极扁，又得西汉之八分。正书变东汉隶体而为方形圆笔，又得东汉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称，伸缩无施不可，犹王次仲作楷法则汉隶也。而今正书亦称楷。程邈作隶亦隶也，而东魏大觉寺亦称隶，八分可谓通称，亦犹是也。善乎刘督学熙载曰：“汉隶可当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书亦汉隶之八分。”真知古今分合转变之由，其识甚通。以两汉碑考之，其次叙诚可见也。又如今人以汉文为散文，以六朝为骈文，而六朝人又有文笔之异，汉魏之间，骈散莫分，而与西汉六朝少异，即可上列于散文，亦可下次之俪体，随时所称，以为文字。八分之说，殆犹是欤？中郎之说，盖当时之学家通称，但文姬述之不详，而为古学篆隶所惑，故乱之千载耳。今为别之。自《石鼓》为孔子时正文外，秦篆得正文之八分，名曰秦分，吾邱衍说也。西汉无挑法，而在篆隶之间者，名曰西汉分，蔡中郎说也。东汉有挑法者，为东汉分，总称之为汉分，王愔张怀瓘说也。楷书为今分，蔡希综、刘熙载说也。八分之说定，篆、隶伪名，从此可扫除矣。

说分第六

秦分（即小篆）。以李斯为宗，今琅琊、泰山、会稽、芝罘诸山刻石是也。相斯之笔画如铁石，体若飞动，为书家宗法。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李少温以篆名一时，自称于天地、山川、衣冠、文物，皆有所得。斯翁以后，直至小生。然其笔法出于《峄山》，仅以瘦劲取胜，若《谦讣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夫自斯翁以来，汉人隶法，莫不茂密雄厚，崔子玉、许叔重并善小篆，张怀瓘称其“师模李斯，甚得其妙”，曹喜、蔡邕、邯郸、韦、卫目睹古文（古文虽刘歆伪作，然此非考经学，但论笔墨，所出既古，亦不能废），见闻濡染，莫非奇古。少温生后千年，旧迹日湮，古文不复见于世，徒以瘦健一新耳目，如昌黎之古文，阳明之心学，首开家法，斯世无人，骤获盛名，岂真能过出汉人，空前绝后哉！汉人秦分书存于世者，吾以寡陋，所见尚二十余种。吴碑二种。

《赵王群臣上寿》《鲁王泮池刻石》《祝其卿坟坛题字》《上谷府卿坟坛题字》

《少室神道阙》《开母庙》《三公山碑》《是吾碑》

《建初残石》《孔宙碑额》《衡方碑额》《惠安西表》

《孔彪碑额》《范式碑额》《上尊号奏额》《受禅表额》

《韩仁碑额》《尹宙碑额》《白石神君碑额》《娄寿碑额》

《张迁碑额》《谯敏碑额》《樊敏碑额》《鲁王墓石人》（太守麃君亭长题字）

《鲁王墓石人》（府门卒题字）《华山碑额》《冯褷碑额》《仙人唐公房碑额》

《中平残石》《天发神谶碑》《封禅国山碑》（苏建书）《大风歌》

诸碑中苍古则《三公山》，妙丽则碑额，奇伟则《天发神谶》，雅健则《封禅国山》，而茂密浑劲，莫如《少室》《开母》。汉人篆碑，只存二种，可谓希世之鸿宝，篆书之上仪也。《大风歌》传为曹喜作，然不类汉人书，以其为党怀英所自出，故附于末焉。又州辅石兽膊有“天禄辟邪”四字，体与《谷口铜筒铭》同。凡诸篆虽工拙不同，皆具茂密伟丽之观，诚《琅琊》之嫡嗣。且体裁近古，亦有《石鼓》之意，必毫铺纸上，万毫齐力而后能为，岂如《谦卦铭》瘦骨柴立，致吾邱衍以为烧笔尖而作书哉！

又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螭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骀汤万年瓦，瘦硬绝伦。都司空瓦，微带尖脚，笔法亦同。尝见汉《谷口铜筒铭》数十字，瘦浑圆妙极矣。阳冰《城隍》《谦卦》，实祖于是。必师少温者，曷师此邪？宗正官当，亦似少温者，八风寿存，绵缪虬纠，几开唐印之体，然凡瓦当皆缪篆类，应附秦权、汉量、《三公山碑》之后也。

汉钟鼎文缪篆为多，《太官钟》《周阳侯铜》《丞相府漏壶》《虑俿尺》皆扁缪，惟《高庙》《都仓》《孝成》《上林》诸鼎，则有周鼎意。若《汾阴》《好珝》则肖秦权，《都仓》则婉丽同碑额矣。余以光绪壬午登焦山，摩挲《瘗鹤铭》，后问《陶陵鼎》，见其篆瘦硬方折，与《启封镫》同，心酷爱之。后见王莽《嘉量铭》，转折方圆，实开《天发神谶》之先，而为《浯台铭》之祖者，笔意亦出于此。及悟秦分本圆，而汉人变之以方，汉分本方，而晋字变之以圆。凡书贵有新意妙理，以方作秦分，以圆作汉分，以章程作章。笔笔皆留，以飞动作楷，笔笔皆舞，未有不工者也。

凡汉分为金、为石、为瓦，有方、有圆，而无不扁密者，学者引伸新体异态，生意逸出，不患无家数也。

钟鼎为伪文，然刘歆所采甚古。考古则当辨之，学书不妨采之。右军欲引八分隶书入真书中，吾亦欲采钟鼎体意入小篆中，则新理独得矣。

吾以壬午试京兆，中秋丁祭，恭谒文庙，摩挲《石鼓》，仰瞻高宗纯皇帝所颁彝尊十器，乃始讲识鼎彝。南还游扬州，入焦山，阅周《无专鼎》，暗然浑古，疏落欹斜，若崩云乍颓，连山忽起，为之心醉。及戊子再游京师，见潘尚书伯寅、盛祭酒柏羲所藏钟鼎文，以千计，烂若云锦，天下之大观也。此学别为专门，今言书法，略条一二，以发学者意耳。

钟鼎亦有扁有长，有肥有瘦，章法有疏落有茂密，与隶无异。择而采之，亦河海之义也。

章法茂密，以商《太己卣》为最古，至周《宝林钟》而茂密极矣。疏落之体，乃虫篆之余，随举皆然。阙里孔庙器以商《册父乙卣》为最古，焦山《无专鼎》亦其体。《楚公钟》奇古雄深，尤为杰作矣。长瘦之体，若楚《曾侯钟》《吴季子逞剑》，字窄而甚长，极婀娜之致。《齐侯皞钟铭》，铭词五百余字，文既古浑，书亦浑美，《诅楚》之先驱也。《邿季敦》《鱼冶妊鼎》，茂密匾美，甚近汉篆。《寿敦》《苏公》篆体亦相同，皆可用于秦分体者也。《正师戈》字如屈玉，又为《石经》之祖。若此类不可枚举，学者善用其意，便可前无古人矣。

自少温既作，定为一尊，鼎臣兄弟，仅能模范，长脚曳尾，体长益甚，吾无取焉。郭忠恕致有奇思，未完墙壁。党怀英笔力惊绝，能成家具。自兹以下，等自于桧。明世分法中绝，怀麓宗师《谦卦》，蚓笛蛙鼓，难移我情。国初犹守旧法，孙渊如、洪稚存、程春海并自名家，然皆未能出少温范围者也。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完白山人之得处，在以隶笔为篆，或者疑其破坏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简，故籀法多尖，后用漆书，故头尾皆圆，汉后用毫，便成方笔，多方矫揉，佐以烧毫，而为瘦健之少温书，何若从容自在，以隶笔为汉篆乎？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天下有识者，当自知之也。吾尝学《琅琊台》《峄山碑》无所得，又学李阳冰《三坟记》《栖先莹记》《城隍庙碑》《庚责德政碑》《般若台铭》，无所入。后专学邓石如，始有入处。后见其篆书，辄复收之，凡百数十种，无体不有，无态不备，深思不能出其外也。于是废然而返，遂弃笔不复作者数年。近乃始有悟入处，但以《石鼓》为大宗。钟衡上国者，亦有其人。吾见先师朱九江先生，出其前明九世祖白岳先生讳完者手书篆隶，结体取态，直与完白无二，始叹古今竟有暗合者，但得名不得名，自视世风所尚耳。撚道人之心无二，徐遵明之指心为师，亦何异陆子静哉！但风尚不同，尊卑迥绝耳。道光间，香山黄子高篆法茂密雄深，迫真斯相，自唐后碑刻，罕见俦匹，虽博大变化，不逮完白，而专精之至，亦拔载成队，此犹史迁之与班固，昌黎之与柳州，一以奇变称能，一以摹古擅绝，亦未易遽为优劣。世人贵耳贱目，未尝考古辨真，雷同一谈，何足以知之。番禺陈兰甫京卿，出于香山，亦自雄骏也。

杜工部不称阳冰之篆，而称李潮。吾邱衍谓潮即阳冰，人或疑之。《唐书·宰相世系表》：雍门子，长湜；次澥，字坚冰；次阳冰，潮之为名。与湜、澥相类，阳冰与坚冰为字相类。甫诗曰：“况潮小篆逼秦相。”而欧阳《集古》、郑渔仲《金石略》俱无潮篆，其为一人，无可疑也。

秦分体之大者，莫如少温《般若台》《黄帝祠宇》，次则《谯敏碑额》，字大汉寸六寸。若曹喜《大风歌》，字亦尺余，亦秦分体之极大者，但非汉人书耳。

西汉分体，亦有数种，今举存于世者别白箸焉。其东汉挑法者，详《本汉》篇。

鼎之《琅琊》为小宗，西汉分辅之。驰思于万物之表，结体于八分以上。合篆、隶陶铸为之，奇态异变，杂遝笔端，操之极熟，当有境界，亦不患无立锥地也。吾笔力弱，性复懒，度不能为之，后有英绝之士，当必于此别开生面也。

吾邱衍曰：“篆法扁者最好，谓之螭扁。”徐铉谓：“非老手不能到《石鼓文》字。”唐篆《美原神泉铭》，结体方匾，大有《石鼓》遗意。李枢、王宥《谒岳祠题记》，吾宁取之。《浯台铭》《浯溪铭》，参用籀笔，戈戟相向，亦自可人。《碧落碑》笔法亦奇，不独托体之古，阳冰见之，寝卧数日不去，则过阳冰远矣。近世吴山子作西汉分，体态朴逸，骎骎欲度骅骝前矣。若加奇思新意，虽笔力稍弱，亦当与顽伯争一席地。

程蘅衫、吴让之为邓之嫡传，然无完白笔力，又无完白新理，真若孟子门人，无任道统者矣。陈潮思力颇奇，然如深山野番，犷悍未解人理。左文襄笔法如董宣强项，虽为令长，故自不凡，近人多为完白之书，然得其姿媚靡靡之态，鲜有学其茂密古朴之神。然则学完白者虽多，能为完白者其谁哉！

吾粤僻远海滨，与中原文献不相接，然艺业精能，其天然胜，工夫备，可与虎卧中原抗。《秦权量刻字》《鲁泮池刻石》

《中殿刻石》《建平郫县刻石》《永光三处阁道刻石》《开通褒斜道刻石》

《裴岑纪功碑》《石门残刻》《郙阁颂》《戚伯著碑》

《杨淮表纪》《会仙友题字》

右以篆笔作隶之西汉分，《食官钟铭》《绥和钟铭》亦同，魏太和《石门摩崖》由此体也。《北海相景君铭》曳脚似《天发神谶》，汉铎有永平二年者，丰茂似《郙阁》，亦可附焉。

《三公山碑》《是吾碑》《天发神谶碑》

右以隶笔作缪篆，亦可附于西汉八分，《虑俿尺》同（赞碑有五分之篆，有四分之篆，《天发神》。王弇州曰：《夏承碑》即所谓八分书是也）。

《三老碑》　　　　《尊楗阁记》右由篆变隶，隶多篆少之西汉分，建武时之碑仅此。

吾于汉人书酷爱八分，以其在篆、隶之间，朴茂雄逸，古气未漓。至桓、灵已后，变古已甚，滋味殊薄。吾于正楷不取唐人书，亦以此也。

本汉第七

真书之变，其在魏、汉间乎？汉以前无真书体。真书之传于今者，自吴碑之《葛府君》及元常《力命》《戎辂》《宣示》《荐季直》诸帖始。至二王则变化殆尽，以迄于今，遂为大法，莫或小易。上下百年间，传变之速如此，人事之迁化亦急哉！自唐以后，尊二王者至矣。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智过其师，始可传授。今欲抗旌晋、宋，树垒魏、齐，其道何由？必自本原于汉也。汉隶之始，皆近于篆，所谓八分也。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降为《褒斜》《郙阁》《裴岑》《会仙友题字》，皆古茂雄深，得秦相笔意。缪篆则有《三公山碑》《是吾》《戚伯著》之瑰伟。至于隶法，体气益多，骏爽则有《景君》《封龙山》《冯褷》，疏宕则有《西狭颂》《孔宙》《张寿》，高浑则有《杨孟文》《杨统》《杨著》《夏承》，丰茂则有《东海庙》《孔谦》《校官》，华艳则有《尹宙》《樊敏》《范式》，虚和则有《乙瑛》《史晨》，凝整则有《衡方》《白石神君》《张迁》，秀韵则有《曹全》《元孙》。以今所见真书之妙，诸家皆有之。

盖汉人极讲书法，羊欣称萧何题前殿额，覃思三月，观者如流水。《金壶记》曰：“萧何用退笔书裳，大工。”此虽未足信，然张安世以善书给事尚书。严延年善史书，奏成手中，奄忽如神。史游工散隶。王尊能史书。谷永工笔札。陈遵性善隶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此皆著于汉史者，可见前汉风尚，已笃好之。降逮后汉，好书尤盛。曹喜（《大风歌》虽云膺作，然笔势亦可喜）。杜度、崔瑗、蔡邕、刘德升之徒，并擅精能，各创新制。至灵帝好书，开鸿都之观，善书之人鳞集，万流仰风，争工笔札。当是时，中郎为之魁，张芝、师宜官、钟繇、梁鹄、胡昭、邯郸淳、卫觊、韦诞、皇象之徒，各以古文、草、隶名家。《石经》精美，为中郎之笔。而堂谿典之外，《公羊》末则有赵域、刘宏、张文、苏陵、傅桢，《论语》末则有左立、孙表诸人，又《武班碑》为纪伯允书，《郙阁颂》为仇子长书，《衡方碑》为朱登书，《樊敏碑》为刘懆书，虽非知名人，然已工绝如此。又有皇象《天发神谶》，苏建《封禅国山碑》，笔力伟健冠古今。邯郸、卫、韦精于古文，张芝圣于草法，书至汉末，盖盛极矣。其朴质高韵，新意异态，诡形殊制，融为一炉而铸之，故自绝于后世。晋、魏人笔意之高，盖在本师之伟杰。逸少曰：“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生发。”右军所得，其奇变可想。即如《兰亭》《圣教》，今习之烂熟，致诮院体者。然其字字不同，点画各异，后人学《兰亭》者，平直如算子，不知其结胎得力之由。宜山谷曰：“世人日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不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已到乌丝阑。”右军惟善学古人，而变其面目。后世师右军面目而失其神理。杨少师变右军之面目而神理自得，盖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杨少师未必悟本汉之理，神思偶合，便已绝世。学者欲学书，当知所从事矣。

右军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又于从兄处见张昶《华岳碑》，遂改本师，于众碑学习焉。”右军所采之博，所师之古如此。今人未尝师右军之所师，岂能步趋右军也？

南北朝碑莫不有汉分意，《李仲璇》《曹子建》等碑显用篆笔者无论，若《谷朗》《郛休》《爨宝子》《灵庙碑》《鞠彦云》《吊比干》，皆用隶体，《杨大眼》《惠感》《郑长猷》《魏灵藏》，波磔极意骏厉，犹是隶笔。下逮唐世，《伊阙石龛》《道因碑》，仍存分隶遗意，固由余风未沫，亦托体宜高，否则易失薄弱也。

后人推平原之书至矣，然平原得力处，世罕知之。吾尝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又《裴将军诗》，雄强至矣，其实乃以汉分入草，故多殊形异态。二千年来，善学右军者，惟清臣、景度耳，以其知师右军之所师故也。

汉分中有极近今真书者，《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楷，尤似颜清臣书。吾既察平原之所自出，而又以知学者取法之贵上也。《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无年月，当同时，故宜与今楷近。《张迁表颂》亦可取其笔画，置于真书。《杨震碑》缥缈如游丝，古质如虫蚀，尤似楷隶，为登善之先驱，盖中平三年所立，亦似近今真书者。若吴《葛府君碑》，直是正书矣。惟《樊敏碑》在熹平时，体格甚高，有《郙阁》意。《魏元杰》《曹真》亦然，真可贵异也。

《子游残石》有拙厚之形，而气态浓深，笔颇而骏，殆《张黑女碑》所从出也。又书法每苦落笔为难，虽云峻落逆入，此亦言意耳。欲求模范，仍当自汉分中求之。如《正直残碑》“为”字“窍”字“辞”字，真《爨龙颜》之祖，可永为楷则者也。《孔彪碑》亦至近楷书，熟观汉分自得之。

《孔宙》《曹全》是一家眷属，皆以风神逸宕胜。《孔宙》用笔旁出逶迤，极其势而去，如不欲还。《冯君神道》《沈君神道》亦此派也，布白疏磔笔长。

《东海庙碑》体渐匾阔，然笔气犹丰厚，有《郙阁》之遗，《孔谦》近之。

《尹宙》风华艳逸，与《韩敕》、《杨孟文》、《曹全碑阴》同家，皆汉分中妙品。《曹全碑阴》逼近《石经》矣。《杨叔恭》《郑固》端整古秀，其碑侧纵肆，姿意尤远，皆顽伯所自出也。《成阳》《灵台》，笔法丰茂浑劲，《杨统》《杨著》似之。

《杨淮表记》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或出中郎之笔，真书之《爨龙颜》《灵庙碑阴》《晖福寺》所师祖也。《孔宙碑阴》笔意深古，昔人以为如蛰虫盘屈，深冬自卫，真善为譬者。

帖中《州辅碑》兼雄深茂密之胜，《熹平残碑》似之，又加峻峭也。《鲁峻碑额》浑厚中极其飘逸，与《李翕》、《韩敕》略同。

《娄寿碑》与《礼器》《张迁》丰茂相似，《张寿》与《孔彪》浑古亦相似，《耿勋》与《郙阁》古茂亦相类。

《杨孟文碑》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碑中“年”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与李孟初碑“年”字同法。余谓隶中有篆、楷、行三体，如《褒斜》《裴岑》《郙阁》，隶中之篆也；《杨震》《孔彪》《张迁》，隶中之楷也；《冯府君》《沈府君》《杨孟文》《李孟初》，隶中之草也。

《李孟初》《韩仁》皆以疏秀胜，殆蔡有邻之所祖。然唐隶似出《夏承》为多。王恽以《夏承》飞动，有芝英、龙凤之势，盖以为中郎书也。吾谓《夏承》自是别体，若近今冬心、板桥之类，以《论语》核之，必非中郎书也。后人以中郎能书，凡桓、灵间碑必归之。吾谓中郎笔迹，惟《石经》稍有依据，此外《华山碑》犹不敢信徐浩之说。若《鲁峻》《夏承》《谯敏》皆出附会，至《郙阁》明明有书人仇绋，《范式》有“青龙二年”，其非邕书尤显，益以见说者之妄也。

自桓、灵以后碑，世多附会为钟、梁之笔。然卫觊书《受禅表》确出于同时闻人牟准之言，而清臣、季海犹有异谈，况张稚圭乎？其《按图题记》，以《孔羡碑》为梁鹄书，吾亦以为不尔。夫《乙瑛》既远出钟前，而稚圭题为元常所书，则《孔羡》亦何足信欤？以李嗣真精博，犹误《范式》为蔡体，益见唐人之好附会。故以《韩敕》为钟书，吾亦不信也。

《华山碑》后世以季海之故，信为中郎之笔，推为绝作。实则汉分佳者绝多，若《华山碑》实为下乘，淳古之气已灭，姿制之妙无多，此诗家所薄之武功、四灵、竟陵、公安，不审其何以获名前代也。

《景君铭》古气磅礴，曳脚多用籀笔，与《天发神谶》相篆。盖和帝以前书，皆有铭意，若东汉分书，莫古于《王稚子阙》矣。

吾历考书记，梁鹄之书不传，《尊号》《受禅》，分属钟、卫，然《乙瑛》之图记既谬，则《孔羡》之图记亦非。包慎伯盛称二碑，强分二派，因以《吕望》《孙夫人》二碑分继二宗，亦附会之谈耳。汉碑体裁至多，何止两体？晋碑亦不止二种，以分领后世之书，未为确论，今无取焉。

《叶子侯碑》浅薄，前汉时无此体，与《麃孝禹碑》殆是赝作，字体古今，真可一望而知。余尝见《三公碑》，体近《白石神君》，以为《三公山神君碑》矣。余意此不类永平时书，既而审之，果光和四年，故字体真可决时代也。夫古今风气不同，人生其时，辄为风气所局，不得以美恶论，而美恶亦系之。《汉书》所录张敞察昌邑王疏，《文选注》所引刘整婢采音所供，词皆古朴绝俗，为韩、柳所无。吾见六朝造像数百种，中间虽野人之所书，笔法亦浑朴奇丽，有异态。以及小唐碑，吾所见数百种，亦复各擅姿制，皆今之士大夫极意临写而莫能至者，何论名家哉？张南轩曰：“南海诸番书煞有好者，字画遒劲。”若古钟鼎款识，诸国不同。盖风气初开，为之先者，皆有质奇之气，此不待于学也。

今人日习院体，平生见闻习熟，皆近世人所为，暗移渐转，不复自知。且目既见之，心必染之。今人生宋、明后，欲无苏、董笔意不可得。若唐人书，无一笔宋人者，此何以故？心所本无。故即好古者，抗心希古，终抑挫于大势，故卑朴不能自由也。譬吾粤人，生长居游于粤，长游京师，效燕语，虽极似矣，而清冽之音，助语之词，终不可得。燕人小儿，虽间有土语，而清吭百啭，呖呖可听。闽粤之人，虽服官京朝数十年者，莫能如之。为文者日为制义，而欲为秦、汉、六朝之文，其不可为亦犹是也。若徒论运笔结体，则近世解事者，何尝不能之？

传卫第八

书家之盛，莫如季汉。刘昭、师宜官、张芝、邯郸淳诸人，并辔齐驱，虽中郎洞达，莫或先焉。于是卫敬侯出，古文实与邯郸齐名，笔赜精熟。今《受禅表》遗笔独存（闻人牟准《卫敬侯碑》以为觊书，按闻人魏人致可信据，若真卿以为钟繇，刘禹锡欧阳修以为梁鹄者，不足据）。鸱视虎顾，雄伟冠时。论者乃谓中郎派别有钟鼎，实非确论。考元常之得蔡法，掘韦诞冢而后得之。韦诞师邯郸淳，卫敬侯还淳古文，淳不能自别，则卫笔无异诞师，元常后学，岂谓能过？梁鹄得法于宜官，非传绪于伯喈。《孔羡》一碑，亦岂能逾《受禅》欤？伯玉、巨山，世传妙笔。伯玉槁书，为简札宗；巨山书势，为书家法。王侍中谓张芝、索靖、韦诞、钟繇、二卫书，无以辨其优劣，惟见其笔力惊异。斯论致公，袁昴、梁武、肩吾、怀瓘、嗣真、吕总诸品，必欲强为甲乙，随意轩轾，滋增妄矣。

夫典午中衰，书家北渡，卢家谌偃，嗣法元常，崔氏悦、潜，继音卫氏。以《魏书》考之，卢玄父邈，实传偃业；崔浩父宏，实缵潜书。北朝书法实分导二派，然崔潜诔兄之草，王遵业得之，宝其书迹。宏善草隶，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未尝妄染。魏初重崔、卢之书，而卢后无人，崔宗自浩、简兄弟外，尚有崔衡、崔光、崔高客、崔亮、崔挺，家业尤盛。宏既为世模楷，而郭祚、黎广、黎景熙皆习浩法，于时有江式者，集古今文字，其六世祖琼，实从卫觊受古文，强兄顺并擅八体，盖亦世传精法者。由斯而谈，然则钟派盛于南，卫派盛于北矣。后世之书，皆此二派，只可称为钟、卫，慎伯称钟、瓘，未当也。按卫觊草体微瘦，瓘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然则北宗之书，自当以筋骨无上，其风韵之逊于南，亦其祖师之法然也。《孝文吊比干文》是崔浩书，亦以筋骨瘦硬为长。

元常之获盛名，以二王所师。嗣是王、庾品书，皆主南人，未及北派。唐承隋祚，会合南北，本可发挥北宗，而太宗尊尚右军，举世更无异论，故使张、李续品，皆未评及北宗。夫钟、卫北流，崔、江完绪，孝文好学，隶、草弥工，家擅银钩，人工虿尾。史传之名家斯著，碑版之轨迹可寻，较之南士，夫岂多让！而诸家书品，一无见传，窦皋《述书》，乃采万一，如斯论古，岂为公欤！

《述书》所称，皆亲见笔迹。晋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齐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隙二十一人，而北朝数百年，崔、卢之后，工书者多，绝无一纸流传，惟有赵文深兄弟，附见陈人而已，岂北士之笔迹尽湮耶？得无秘阁所藏，用太宗之意，摈北人而不取邪！

唐宋论书，绝无称及北碑者。惟永叔《集古》乃曰：“南朝士人，气尚卑弱，率以纤劲清媚为佳。自隋以前，碑志文辞鄙浅，又多言浮屠，然其字画往往工妙。”欧公多见北碑，故能作是语，此千年学者所不知也。

北碑《杨大眼》《始平公》《郑长猷》《魏灵藏》，气象挥霍，体裁凝重，似《受禅碑》，《张猛龙》《杨翚》《贾思伯》《李宪》《张黑女》《高贞》《温泉颂》等碑，皆其法裔。欧师北齐刘瑉，颜师穆子容，亦其云来。《吊比干文》之后，统一齐风，褚、薛扬波，柳、沈继轨。然则卫氏之法，几如皇帝子孙，散布海宇于万千年矣。况右军本卫漪所传，后虽改学，师法犹在，故卫家为书学大宗，直谓之统合南北亦可也。

宝南第九

书以晋人为最工。盖姿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夷考其时，去汉不远，中郎、太傅，笔迹多传。阁帖王、谢、桓、郗及诸帝书，虽多赝杂，然当时文采，固自异人。盖隶、楷之新变，分、草之初发，遮当其会，加以崇尚清虚，雅工笔札，故冠绝后古，无与抗行。王僧虔之答孝武曰：“陛下书帝王第一，臣书人臣第一。”其君臣相争誉在此。右军、大令，独出其间，惟时为然也。二王真迹，流传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方今帖刻日坏，缝汝佳拓，既不可得，且所传之帖，又率唐宋人钩临，展转失真，盖不可据云来为高曾面目矣。而南朝碑树立既少，裴世期表言：“碑铭之作，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俗敝伪兴，华烦已久，不加禁裁，其敝无已。”《文选》之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卒寝不行。以子良盛德懿亲，犹不得立，况其余哉！夫晋、宋风流，斯文将坠，欲求雅迹，惟有遗碑。然而南碑又绝难得，其有流传，最可宝贵。

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辨原南北，其论至详。以今考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德》《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绝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

南碑当溯于吴。吴碑四种，篆、分则有《封禅国山》之浑劲无伦，《天发神谶》之奇伟惊世，《谷朗》古厚，而《葛府君碑》尤为正书鼻祖。四碑皆为篆、隶、真、楷之极，抑亦异矣。晋碑如《郛休》《爨宝子》二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枳杨府君》茂重，为元常正脉，亦体出《谷朗》者，诚非常之瑰宝也。宋碑则有《爨龙颜碑》，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宋碑《晋丰县造像》《高勾丽故城刻石》，亦高古有异态。齐碑则有《吴郡造维卫尊佛记》。梁碑则《瘗鹤铭》为贞白之书，最着人间。江宁十八种中，《石阙》之清和朴美。贝义渊书《始兴王碑》则长枪大戟，实启率更。其碑千余字，完好者三分之二，尤为异宝。其余若萧衍之造像，《慧影造像》《石井阑题字》，皆有奇逸。又云阳之《鄱阳王益州军府题记》，下及《绵州造像记》五种。陈碑之《赵和造像记》浑雅绝俗，尤为难得。又《新罗真兴天王巡狩管境碑》，奇逸古厚，乃出自异域，裔夷染被汉风，同文伟制，尤称瑰异。南碑存于人间者止此。

南碑数十种，只字片石，皆世希有，既流传绝少，又书皆神妙，较之魏碑，尚觉高逸过之，况隋碑以下乎！大约得隋人一碑，胜唐人十种；得梁一碑，胜齐、隋百种。宋、元以下，自郐无讥，此自有至鉴，非以时代论古也。

南碑今所见者，二爨出于滇蛮，造像发于川蜀。若高丽故城之刻，新罗巡狩之碑，启自远夷，来从外国，然其高美，已冠古今。夫以蛮夷笔迹，犹尚如是，而其时裙屐高流，令仆雅望，骋乐、卫之谈，擢袁、萧之秀者，笔札奇丽，当复何如。缅思风流，真有五云楼阁想像虚无之致，不可企已！

备魏第十

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流风，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延昌正光，染被斯畅。考其体裁俊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晋、宋禁碑，周、齐短祚，故言碑者，必称魏也。

孝文以前，文学无称，碑版亦不著。今所要者，惟有三碑，道武时则有《秦从造像》，王银堂题名，太武时则有《巩伏龙造像》《赵褵造像》皆新出土者也。虽草昧初构，已有王风矣。

太和之后，诸家角出，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则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瘦硬则有若《吊比干文》，高美则有若《灵庙碑阴》《郑道昭碑》《六十人造像》，峻美则有若《李超》《司马元兴》，奇古则有若《刘玉》《皇甫騑》，精能则有若《张猛龙》《贾思伯》《杨翚》，峻宕则有若《张黑女》《马鸣寺》，虚和则有若《刁遵》《司马升》《高湛》，圆静则有若《法生》《刘懿》《敬使君》，亢夷则有若《李仲璇》，庄茂则有若《孙秋生》《长乐王》《太妃侯》《温泉颂》，丰厚则有若《吕望》，方重则有若《杨大眼》《魏灵藏》《始平公》，靡逸则有若《元详造像》《优填王》。统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

何言有魏碑可无南碑也？南碑奇古之《宝子》，则有《灵庙碑》似之；高美之《爨龙颜》，峻整之《始兴王碑》，则有《灵庙碑阴》《张猛龙》《温泉颂》当之；安茂之《枳杨府君》《梁石阙》，则有《晖福寺》当之；奇逸之《瘗鹤铭》，则有《石门铭》当之。自余魏碑所有，南碑无之，故曰莫备于魏碑。

何言有魏碑可无齐碑也？齐碑之佳者，峻朴莫若《鋋修罗》，则《张黑女》《杨大眼》近之；奇逸莫如《朱君山》，则岂若《石门铭》《刁遵》也？瘦硬之《武平五年造像》，岂若《吊比干墓》也？洞达之《报德像》，岂若《李仲璇》也？丰厚之《定国寺》，岂若《晖福寺》也？安稚之《王僧》，岂若《皇甫摐》《高湛》也？

何言有魏碑可无周碑也？古朴之《曹恪》，不如《灵庙》；奇质之《时珍》，不如《皇甫摐》；精美之《强独乐》，不如《杨翚》；峻整之《贺屯植》，不如《温泉颂》。

何言有魏碑可无隋碑也？瘦美之《豆卢通造像》，则《吊比干》有之；丰庄之《赵芬》，则《温泉颂》有之；洞达之《仲思那》，则《杨大眼》有之；开整之《贺若谊》，则《高贞》有之；秀美之《美人董氏》，则《刁遵》有之；奇古之《臧质》，则《灵庙》有之；朴雅之《宋永贵》《宁赞》，则《李超》有之；庄美之《舍利塔》《苏慈》，则《贾思伯》《李仲璇》有之；朴雅之《吴俨》《龙华寺》，则不足比数也。

故有魏碑可无齐、周、隋碑。然则三朝碑真无绝出新体者乎？曰：齐碑之《鋋修罗》《朱君山》，隋之《龙藏寺碑》《曹子建》，四者皆有古质奇趣，新体异态，乘时独出，变化生新，承魏开唐，独标俊异。四碑真可出魏碑之外，建标千古者也。

后世称碑之盛者莫若有唐，名家杰出，诸体并立。然自吾观之，未若魏世也。唐人最讲结构，然向背往来伸缩之法，唐世之碑，孰能比《杨翚》《贾思伯》《张猛龙》也？其笔气浑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皆极精采。作字工夫，斯为第一，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以视欧、褚、颜、柳，断凫续鹤以为工，真成可笑。永兴登善，颇存古意，然实出于魏。各家皆然，略详《导源篇》。

取隋第十一

何朝碑不足取，何独取于隋？隋碑无绝佳者，隋人无以书名冠世者，又何足取？不知此古今之故也。吾爱古碑，莫如《谷朗》《郛休》《爨宝子》《枳阳府君》《灵庙碑》《鞠彦云》，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爱精丽之碑，莫若《爨龙颜》《灵庙碑阴》《晖福寺》《石门铭》《郑文公》《张猛龙》，以其为隶楷之极则也。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譬之骈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玄晖、兰成，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

隋碑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唐世欧、虞及王行满、李怀琳诸家，皆是隋人。今人难免干禄，唐碑未能弃也，而浅薄漓古甚矣，莫如择隋书之近唐，而古意未尽漓者取之。昔人称中郎书曰“笔势洞达”，通观古碑，得洞达之意，莫若隋世。盖中郎承汉之末运，隋世集六朝之余风也。

统观《豆卢通造像》《赵芬残石》《仲思那造像》《巩宾墓志》《贺若谊碑》《惠云法师墓志》《苏慈碑》《舍利塔》《宋永贵墓志》《吴俨墓志》《龙华寺》，莫不有洞达之风，即《龙藏寺》安简浑穆，亦有洞达之意。而快刀斫阵，雄快峻劲者，莫若《曹子建碑》矣。吾收隋世佛经造像记颇多，中有甚肖《曹子建碑》者，盖当时有此风尚。其余亦峻爽。造像记太多，不暇别白论之，附叙其概，然爱其峻爽之美，亦嫌其古厚渐失，不能无稍抑之。吾尝有诗曰：“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犹取其不至如唐之散朴太甚耳。

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惟有《龙藏》。《龙藏》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荟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陆，传其遗法，唐世惟有此耳。中唐以后，斯派渐泯，后世遂无嗣音者，此则颜、柳丑恶之风败之欤！观此碑真足当古今之变者矣。

《苏慈碑》以光绪十三年出土，初入人间，辄得盛名。以其端整妍美，足为干禄之资，而笔画完好，较屡翻之欧碑易学。于是翰林之写白折者，举子之写大卷者，人购一本，期月而纸贵洛阳，信哉其足取也。然气势薄弱，行间亦无雄强茂密之象。沈刑部子培以为赝作，或者以时人能书者比之，未能迫近，无从作赝。子培曰：“笔法不易赝古，刀法赝古最易，厂肆优为之。”黄编修仲弢，以其中叙葬处乐邑里数字行气不接，字体不类，为后来填上，若赝作必手笔一律，因尊信之。吾观梁《吴平忠侯》，贞观时《于孝显碑》，匀净相近，盖梁、隋间有是书体。学者好古从长，临写有益，中原采菽，无事苛求，信以传信可也。《姚辨志》虽为率更书，以石本不传，仅有宋人翻本，故不叙焉。

《舍利塔》运笔爽达，结体雍容茂密，而有疏朗之致，诚为《醴泉》之先声。上可学古，下可干禄，莫若是碑。《龙藏寺》气体相似，但稍次矣。《贺若谊》峻整略同，雍容不及，然亦致佳者也。《赵芬残石》字小数分，甚茂重，与魏碑《惠辅造像》同，字小而体画密厚，可见古人用笔必丰，毫铺纸上，岂若《温大雅碑》之薄弱乎！

唐人深于隋碑，得洞达之意者，有《裴镜民》《灵庆池》二碑，清丰端美，笔画亦完好，当为佳本。《裴镜民》匀粹秀整，态度安和。《灵庆池》则有腾掷之势，略见龙跳虎卧气象，尤为妙品。《九成》《皇甫》，佳拓不可得，得二碑可代兴矣。

《臧质》古厚而宽博，犹有《龙颜》《晖福》遗风。《宁甗》严密而峻拔，犹是《修罗》《定国》余派。《龙山公》为虞、颜先声，《钦江谏议》为率更前导，其与《龙藏》，皆为隋世鼎足佳碑也。书至于隋、齐、周，名手若赵文深、李德林，梁、陈隽彦若王褒、庾信，咸集长安，故善书尤众。永叔跋《丁道护碑》曰：“隋之晚年，书家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盖隋碑之足赏久矣。

卑唐第十二

殷、周以前，文字新创，虽有工拙，莫可考稽。南、北朝诸家，则春秋群贤，战国诸子，当殷、周之末运，极学术之异变，九流并出，万马齐鸣，人才之奇，后世无有。自汉以后，皆度内之人，言理不深，言才不肆，进比战国，倜乎已远，不足复为辜较。书有南、北朝，隶、楷、行、草，体变各极，奇伟婉丽，意态斯备，至矣，观斯止矣！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米元章讥鲁公书丑怪恶札，未免太过，然出牙布爪，无复古人渊永浑厚之意，譬宣帝用魏相、赵广汉辈，虽综核名实，而求文帝、张释之、东阳侯长者之风，则已渺绝。即求武帝杂用仲舒、相如、卫、霍、严、朱之徒，才能并展，亦不可得也。不然，以信本之天才，河南之人巧，而窦皋必贬欧以“不顾偏丑，<幽页>翘缩爽，了臬黝纠”，讥褚“画虎效颦，浇漓后学”，岂无故哉！唐人解讲结构，自贤于宋、明，然以古为师，以魏、晋绳之，则卑薄已甚。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古文家谓画今之界不严，学古之辞不类。学者若欲学书，亦请严画界限，无从唐人入也。

韩昌黎论作古文，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谢茂秦、李于鳞论诗，谓自天宝、大历以下可不学。皆断代为限，好古过甚，论者诮之。然学以法古为贵，故古文断至两汉，书法限至六朝。若唐后之书，譬之骈文至四杰而下，散文至曾、苏而后，吾不欲观之矣。操此而谈，虽终身不见一唐碑可也。

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该《衮公颂》，体意质厚，然唐人不甚称之。又范的《阿育王碑》，亦有南朝茂密之意，亦不见称。其见称诸家，皆最能变古者，当时以此得名，犹之辅嗣之《易》，武功之思，其得名处，即其下处。彼自成名则可，后人安可为所欺邪！

唐碑古意未漓者尚不少，《等慈寺》《诸葛丞相新庙碑》，博大浑厚，有《晖福》之遗。《许洛仁碑》，极似《贺若谊》。贾膺福《大云寺》亦有六朝遗意。《灵琛禅师灰身塔文》，笔画丰厚古朴，结体亦大小有趣。《郝贵造像》，峻朴是魏法。《马君起浮图》，分行结字，变态无尽。《韦利涉造像》，遒媚俊逸。《顺陵残碑》，浑古有法。若《华山精享碑题名》，王绍宗《王征君临终口授铭》，《独孤仁政碑》《张宗碑》《敬善寺碑》《于孝显碑》《法藏禅师铭塔》，皆步趋隋碑，为《宁甗》《舍利塔》《苏慈碑》之嗣法者。至小碑中若《王仲堪墓志》，体裁峻绝。《王留墓志》，精秀无匹。《李夫人》《贾嫔墓志》，劲折在《刘玉》《衮公颂》之间。《常流残石》，朴茂在《吕望》《敬显俊》之间。《韦夫人志》，超浑在《王偃》《李仲璇》之间。《一切如来心真言》，神似《刁遵》。《太常寺丞张锐志》，圆劲在《刁遵》《曹子建》之间。《张氏墓志》，骨血峻秀。《张君起浮图》，体峻而美。《焦璀墓志》，茂密有魏风。此类甚多，皆工绝，不失六朝矩矱，然皆不见称于时，亦可见唐时风气。如今论治然，有守旧开新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率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夫理无大小，因微知著，一线之点有限，而线之所引，亿兆京陔而无穷，岂不然哉！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笃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近世邓石如、包慎伯、赵蒨叔变六朝体，亦开新党也，阮文达决其必盛，有见夫！

论书不取唐碑，非独以其浅薄也。平心而论，欧、虞入唐，年已垂暮，此实六朝人也。褚、薛笔法，清虚高简，若《伊阙石龛铭》《石浣序》《大周封禅坛碑》，亦何所恶？良以世所盛行，欧、虞、颜、柳诸家碑，磨翻已坏，名虽尊唐，实则尊翻变之枣木耳。若欲得旧拓，动需露台数倍之金，此是藏家之珍玩，岂学子人人可得而临摹哉！况求宋拓，已若汉高之剑，孔子之履，希世罕有，况宋以上乎！然即得信本墨迹，不如古人，况六朝拓本，皆完好无恙，出土日新，略如初拓，从此入手，便与欧、虞争道，岂与终身寄唐人篱下，局促无所成哉！识者审时通变，自不以吾说为妄陈高论，好翻前人也。

自宋、明以来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师两晋，然千年以来，法唐碑者无人名家。南、北碑兴，邓顽伯、包慎伯、张廉卿即以书雄视千古。故学者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举此为证，尤易悟也。

唐人名手，诚未能出欧、虞外者，今昭陵二十四种可见也。吾最爱殷令名书《裴镜民碑》，血肉丰泽。《马周》《褚亮》二碑次之矣。余若王知敬之《李卫公碑》，郭俨之《陆让碑》，赵模之《兰陵公主碑》，《高士廉莹兆记》《崔敦福碑》，体皆相近，皆清朗爽劲，与欧、虞近者也。若权怀素《平百济碑》，间架严整，一变六朝之体，已开颜、柳之先。《崔筠》《刘遵礼志》，方劲亦开柳派者。此唐碑之沿革，学唐碑者当知之。中间韦纵《灵庆池》《高元裕碑》，有龙跳虎卧之气，张颠《郎官石柱题名》有廉直劲正之体，皆唐碑之可学者。必若学唐碑，从事于诸家可也。

体系第十三

传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然山川之形亦有然。余尝北出长城而临大塞，东泛沧海而观芝罘，西窥鄂汉南揽吴越，所见名山洞壑，嵚峤{穴叫}窅，无一同者，而雄奇秀美，逋峭淡宕之姿虽不同，各有其类。南洋岛族，暨泰西亚非利加之人，碧睛墨面，状大诡异，与中土人绝殊，而骨相瑰玮精紧，清奇肥厚仍相同。夫书则亦有然。

真楷之始，滥觞汉末，若《谷朗》《郛休》《爨宝子》《枳阳府君》《灵庙》《鞠彦云》《吊比干》《高植》《巩伏龙》《泰从》《赵褵》《郑长猷造像》，皆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者也。太朴之后，必继以文；封建之后，必更郡县。五德递嬗，势不能已。下逮齐、隋，虽有参用隶笔者，然仅如后世关内侯，徒存爵级，与分地治者，绝界殊疆矣。今举真书诸体之最古者，披枝见本，因流溯源。记曰，禽兽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大夫及学士则知有祖。今学士生长于书，亦安可不知厥祖哉？故凡书体之祖，与祖所自出，并著于篇。

《葛府君碑额》，高秀苍浑，殆中郎正脉，为真书第一，古石《梁石阙》其法嗣，伯施、清臣其继统也。同时有蜀汉《景耀八石弩釠铭》，正书字如黍米大，浑厚苍整，清臣《麻姑坛》似之，可为小楷极则。此后正和、太和之弩体亦相近。又有太康五年杨绍瓦，体势与《瘗鹤铭》同，杂用草、隶，此皆正书之最古者也。

《枳阳府君》体出《谷朗》，丰茂浑重，与今存钟元常诸帖体意绝似。以石本论，为元常第一宗传，《大祖文皇帝神道》《晖福寺》真其法嗣，《定国寺》《赵芬残石》《王辉儿造像》其苗裔也。李北海毫铺纸上，亦源于是，《石室记》可见。后此能用丰笔者寡矣。

《爨龙颜》与《灵庙碑阴》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实承中郎之正统，《梁石阙》所自出。《穆子容》得《晖福》之丰厚，而加以雄浑，自余《惠辅造像》《齐郡王造像》《温泉颂藏质》皆此体。鲁公专师《穆子容》，行转气势，毫发毕肖，诚嫡派也。然世师颜者，亦其远胄，但奉别宗，忽原籍之初祖矣。

《吊比干文》瘦硬峻峭，其发源绝远，自《尊楗》《裒斜》来，上与中郎分疆而治，必为崔浩书，则卫派也。其裔胄大盛于齐，所见齐碑造像百种，无不瘦硬者，几若阳明之学，占断晚明矣。惟《隽修罗碑》加雄强之态，《灵塔铭》简静腴和，独饶神韵。则下开《龙藏》而胎褚孕薛者也。《朱君山》超秀，亦其别子。惟《定国寺》《圆照造像》，不失丰肥，犹西魏派，稍轶三尺耳。至隋《贺若谊碑》则其嫡派，《龙华寺》乃弱支也。观《孟达法师》《伊阙石龛》《石淙序》，瘦硬若屈铁，犹有高曾矩矱。褚得于《龙藏》为多，而采虚于《君山》，植干于《贺若谊》。薛稷得于《贺若谊》而参用《贝义渊》肆恣之意。诚悬虽云出欧，其瘦硬亦出《魏元预》《贺若谊》为多。唐世小碑，开元以前，习褚、薛者最盛。后世帖学，用虚瘦之书益寡，惟柳、沈之体风行，今习诚悬师《石经》者，乃其云礽也。

《石门铭》飞逸奇恣，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六十人造像》《郑道昭》《瘗鹤铭》乃其法乳，后世寡能传之。盖仙人长生，不顾世间烟火，可无传嗣。必不得已，求之宋之山谷，或尝得大丹学飞升者，但力薄，终未能凌霄汉耳。偶见《端州石室》，有宋人刘起题记，点画奇逸，真《石门》裔孙也，不图于宋人见之。

《始兴忠武王碑》与《刁遵》同体，茂密出元常，而改用和美，几与今吴兴书无异，而笔法精绝，如有妙理，北朝碑实少此种，惟《美人董氏志》娟娟静好，略近之。至唐人乃多采用，今以吴兴故，千载盛行。今日作赵书者，实其苗裔，直可谓之《刁遵》体也。

《始兴王碑》意象雄强，其源亦出卫氏。若结体峻密，行笔英锐，直与率更《皇甫君碑》无二，乃知率更专学此碑。窦皋谓率更师北齐刘瑉，岂刘瑉亦师此邪？盖齐书峻整，瑉书想亦《隽修罗》之类，而加结构耳。凡后世学欧书者，皆其孙曾也。

《杨大眼》《始平公》《魏灵藏》《郑长猷》诸碑，雄强厚密，导源《受禅》，殆卫氏嫡派。惟笔力横绝，寡能承其绪者。惟《曹子建碑》《佛在金棺上题记》，洞达痛快，体略近之，但变为疏朗耳。唐碑虽主雄强，而无人能肖其笔力，惟《道因碑》师《大眼》《灵藏》，《东方朔画赞》《金天王碑》师《长猷》《始平》，今承其统。韩魏公《北岳碑》，专师《画赞》，严重肖其为人。帖学盛兴，人不能复为方重之笔，千年来几于夔之不祀也。

《张猛龙》《贾思伯》《杨翚》亦导源卫氏，而结构精绝，变化无端。朱笥河称《华山碑》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奇姿诞谲，靡有常制者，此碑有之。自有正书数百年，荟萃而集其成，天然功夫，并臻绝顶，当为碑中极则。信本得其雄强，而失其茂密。殷令名、包文该颇能学《贾思伯》，其或足为嗣音欤？

《李超碑》体骨峻美，方圆并备，然方笔较多，亦出卫宗。《司马元兴》《孟敬训》《皇甫摐》《凝禅寺》体皆相近。《解伯达造像》亦有奇趣妙理，兼备方圆，为北碑上乘。至隋《宋永贵》，唐《于孝显》《李纬》《圭峰》，亦其裔也。

《高湛》《刘懿》《司马升》《法生造像》，秾华丽美，并祖钟风。《敬显俊》独以浑逸开生面，《李仲璇》则以骏爽骋逸足，《凝禅寺》则以峻整畅元风，《龙藏》集成，如青琐连钱，生香异色，永兴传之，高步风尘矣。唐初小碑，最多此种，若《张兴》《王留》《韦利涉》《马君起浮图》，并其绪续，流播人间。吴兴、香光，亦其余派也。

《高植》体甚浑劲，殆是钟法。《王偃》《王僧》，微有相近，然浑古过甚，后世寡传，惟鲁公差有其意耳。

《张黑女碑》雄强无匹，然颇带质拙，出于汉《子游残碑》，《马鸣寺》略近之，亦是卫派。唐人寡学之，惟东坡独肖其体态，真其苗裔也。

《吴平忠侯》字大逾寸，亦出元常，而匀净安整，细观《苏慈碑》布白着笔，与此无异。以此论之，《苏慈》亦非伪碑，不得以其少雄强气象非之。唐贞观十四年《于孝显碑》，匀净亦相似，以证《苏慈》，尤可信与《舍利塔》皆一家眷属。自唐至今，习干禄者师之，于今为盛，子孙千亿，等于子姬矣。

《慈香造像》体出《夏承》，其为章也，龙蟠凤舞，纵横相涉，阖辟相生，真章法之绝珣也。其用笔顿挫沉着，筋血俱露，北碑书无不骨肉停匀，笔峰难验，惟此碑使转斫折，酣纵逸宕，其结体飞扬绵密，大开宋、明之体，在魏碑中，可谓奇姿诡态矣。

《优填王》平整薄弱，绝无滋味，大似唐人书，然亦可见魏人书，已无不有矣。

导源第十四

唐、宋名家，为法于后，既以代兴，南、北朝碑遂揜郁不称于世。永叔、明诚虽能知之，亦不能大暴著也。然诸家之书，无不导源六朝者，虽世载绵缅，传碑无多，皆可一一搜出之。信本专仿贝义渊书，结体出锋，毫发无异，颇怪唐世六朝碑本犹多。若信本亦仅能临仿，岂能名家也。《化度》《九成》，气象较为雍容，然《化度》亦出于《晖福寺》及《惠辅造像记》耳。《九成》结构，参于隋世规模，观于《李仲璇》《高贞》《龙藏寺》《龙华寺》《舍利塔》《仲思那造像》，莫不皆然，实则筋气疏缓，不及《张猛龙》等远甚矣。永兴《庙堂碑》，出自《敬显俊》《高湛》《刘懿》，运笔用墨，意象悉同。若更溯其远源，则上本于《晖福》也。

褚河南《伊阙石龛》出于《吊比干文》《齐武平五年造像》，皆八分之遗法。若《李卫公碑》《昭仁寺碑》，则《刁遵》《法生》《龙藏寺》之嗣音也。薛稷之《石淙序》，其瘦硬亦出于《吊比干文》，其出锋纵笔，则亦出于贝义渊。颜鲁公出于《穆子容》《高植》，其古厚盘礴，精神体格，悉似《穆子容》，又原于《晖福寺》也。清臣浑劲，又出《圆照造像》，钩法尤可据。敬客《博塔铭》亦出于《龙藏寺》，而《樊府君志》尤其自出也。诚悬则欧之变格者，然清劲峻拔，与沈传师、裴休等出于齐碑为多。《马鸣寺碑》侧笔取姿，已开苏派，在汶北等字，与坡老无异。兖州金口坝《水底石人》，笔势翩翩，直是宋人法度。唐《少林寺》笔长态远，则黄山谷之祖也。《美人董氏》《开皇八年造像》，娟娟静好，则文衡山之远祖也。《刁遵志》《王士则》《李宝成碑》，则赵吴兴之高曾也。《崔敬邕碑》《杨翚碑》，则邓怀宁之自出也。《张朏志》则张即之所取，近代梁山舟尤似之。张孚、张轸、张景之，则吴荷屋所螟蛉也。《赵阿欢造像》，雄肆沉着，则米南宫所仿也。古之名家者，能遍临古碑，皆有一二僻碑，为其专意横仿，学之既深，亦有不能尽变者，其师法所自出，踪迹犹可探讨。学者因此而推之，读碑既多，可以尽得书法之派，亦可知古人成就之故矣。

凡说此者，皆以近世人尊唐、宋、元、明书，甚至父兄之教，师友所讲，临摹称引，皆在于是，故终身盘施，不能出唐宋人肘下。尝见好学之士，僻好书法，终日作字，真有如赵一所诮“五日一笔，十日一墨，领袖若皂，唇齿常黑”者，其勤至矣，意亦欲与古人争道。然用力多而成功少者，何哉？则以师学唐人，入手卑薄故也。夫唐人笔画气象，较之六朝，浅侻殊甚，又从而师之，其剽薄固也。虽假以彭、聃之寿，必不能望唐人，况欲追古人哉？昔人云，智过于师，乃可传授。又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吾见邓顽伯学六朝书，而所成乃近永兴、登善；张廉卿专学六朝书，而所成乃近率更、诚悬；吾为《郑文公》，而人以为似吴兴，吾作魏隋人书，乃反似《九成》《皇甫》《樊府君》，人亦以为学唐人碑耳。盖唐人皆师法六朝，邓、张亦师法六朝，故能与之争道也。为散文者师法八家，则仅能整洁而已，雄深必不及八家矣。惟师三代，法秦、汉，然后气格浓厚，自有所成，以吾与八家同师故也。为骈文者师法六朝，则仅能丽藻而已，气味必不如六朝矣。惟师秦、汉，法魏、晋，然后气体高古，自有遒文，以吾与六朝同师故也。故学者有志于古，正宜上法六朝，乃所以善学唐也（与《卑唐》篇参看）。

凡此为有志成书言之，如志在干禄，则卑之无甚高论矣。六朝之体，亦各有渊源，已详《体系篇》，远祖则发源于两汉，蛛丝马迹，亦可寻求，详《本汉篇》，此不具论。

十家第十五

三古能书，不着己名。《石鼓》为史籀作，乃议拟之辞，《延陵墓石》为孔子题，乃附会之说，秦诸山石刻，虽史称相斯所作，亦不著名，盖风气浑厚，末艺偏长，不以自夸也。沿及汉、魏，犹存此风。今汉存碑，其书人可考者，惟《武班碑》为纪伯允书，《郙阁颂》为仇绋书，《衡方碑》为朱登书，《樊敏碑》为刘懆书。《华岳碑》郭香察书，或谓“察”者，察人之书，非人名也。或为蔡邕书，然后人附会邕书太多，必未即邕也。《石经》书字体不同，自蔡邕、棠谿典外，《公羊》末有“臣赵域、议郎臣刘宏、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论语》末题云“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孙表”。《上尊号奏》钟繇书，《受禅表》卫觊书，《鲁孔子庙碑》梁鹄书，《天发神谶》皇象书，《封禅国山》苏建书，此外无考。降逮六朝，书法日工，而啖名未甚，虽《张猛龙》之精能，《爨龙颜》之高浑，犹不自著，即隋世尚不炫能于此。至于唐代，斯风遂坠，片石只碣，靡不书名，遂为成例。

南、北朝碑，书人名者，略可指数。今钩考之，凡得十六人，皆工绝一时，精能各坛者也。又“淇园”二字为司马均书，字迹寡少，未成门户。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保母志》，陶贞白之《瘗鹤铭》，疑难遽定，不复录。《天柱山铭》为郑述祖书，《陇东王感孝颂》为梁恭之书，《华岳碑》为赵文渊书，郑氏世其家风，赵、梁得名前代，以其隶体不周时用，并从略焉。今著正书各成一体者列为十家，著所书碑述于后。

寇谦之《高嵩灵庙碑》萧显庆《孙秋生造像》朱义章《始平公造像》崔浩《孝文皇帝吊比干墓文》

王远《石门铭》郑道昭《云峰山四十二种》贝义渊《始兴王碑》王长儒《李仲璇修孔子庙碑》

穆子容《太公吕望碑》

释仙《报德像》十家体皆迥异，各有所长，瘦硬莫如崔浩，奇古莫如寇谦之，雄重莫如朱义章，飞逸莫如王远，峻整莫如贝义渊，神韵莫如郑道昭，超爽莫如王长儒，浑厚莫如穆子容，雅朴莫如释仙。

朱义章、贝义渊、萧显庆、释仙皆用方笔，王远、郑道昭、王长儒、穆子容则用圆笔，崔浩、寇谦之体兼隶楷，笔互方圆者也。九家皆源本分、隶，崔浩则《褒斜》之遗，寇谦之则《韩敕》之嗣，朱义章则《东海庙》之后，王远、郑道昭则《西狭》之遗，尤其易见者也。十家各成流派，崔浩之派为褚遂良、柳公权、沈传师，贝义渊之派为欧阳询，王长儒之派为虞世南、王行满，穆子容之派为颜真卿，此其显然者也。

后之学者，体经历变，而其体意所近，罕能外此十家。十家者，譬道术之有九流，各有门户，皋牢白代，中惟释仙稍逊，抑可谓书之巨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