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90岁艺术真言 “艺术工作者的生涯像一支火把,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正如Romain Rolland所说:扩大自己痛苦来制造人间安慰的,是真正的艺术家的心肠。”——摘自1984年吴冠中于巴黎写给老师吴大羽的书信 有评论家把吴冠中的创作分为“白色时期、灰色时期、黑色时期”。刚回国的时候,他的作品倾向于秀丽;改革开放以后,他恢复了本性中的狂妄;老年,他越发喜爱厚重与批判性的作品,如最近的“汉字春秋系列”,愤怒之外是天真的一面,如《天外来客》。 近两年,吴冠中不时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关于美术体制的批评让学院派不快,他对传统绘画的批判更是让从事传统绘画的画家们愤怒。 “我90岁了,有两件事是必须完成的。第一,我要把想说的话说完,总要有人把真话说出来。我年纪大了,没什么顾忌了。第二,我画了很多画,自己认为是有一些成就的。以前为了做展览卖掉过一些画,但更多的代表作捐给了国家,除此之外我还留了许多自己喜欢的作品,一直不舍得卖,它们都是我的‘儿女’,我要为‘儿女’找个好归宿。”吴冠中说。 反对诗画同题 《新周刊》:唐代的诗人与画家你喜欢哪几位? 吴冠中:唐代的画现在可以看到的很少了,而唐代诗人里我最喜欢王维,苏东坡评价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句话讲得很好,艺术之间是通灵的。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很坏的现象,喜欢在画上题诗,诗与画是没有关系的,同床异梦,诗题上去反而破坏了画面的结构。 王维不是在画上写诗,诗的意境在画里面讲出来,并不是真的就写在画上。比如王维写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很通俗,典型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荒漠一片,什么都没有,没有风,只有一点烟,在画上就是两条线,一条横线表现大漠,一条直线表现孤烟,实际上是两条线的组成;对应的一条长河是一条弧线,而落日是一条圆线,圆与直的对照,很美,完全是“诗中有画”。当然也有题诗写得很好的,但是很困难。有的人画很好,但是一题诗就破坏了。 《新周刊》:除了画面,很多诗里面还有声音,比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吴冠中:对,诗画的配合除了王维以外,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诗人——贾岛,他是一个苦吟诗人,他的诗很难产,他要找到诗与画的结合点,画和诗怎么能够配合起来。大家知道的“推敲”典故,原诗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就我的分析,鸟在树上,基本画面上是一个小点,“僧推月下门”在画面上是一段弧线,弧线与点的对照就是绘画的形式。“鸟宿池边树”是安静的,“僧敲月下门”就有声音了,音乐中的对照就产生了。一个是音乐感,一个是绘画感,这就是我理解“推敲”所表达的不同。 《新周刊》:你在作画时会考虑这些技巧性的东西? 吴冠中:也会考虑到,但为了这个而画就是插图了,更多的是偶然的相遇,在脑子里很自然地结合起来。有些画也是从诗的意境感受来的,后来又看到了自然的某种景象,感觉就出来了。比方说,夏天外面很大片的树林,密密麻麻很多叶子,当我读到鲁迅在绍兴会馆里写的,“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顶上”,之后我再看那些树叶,就想到鲁迅当年的意境,要把鲁迅文字中那种苍凉的感觉画出来。 反对阳春白雪 邻居胡殷红说,吴冠中多年来习惯在街心公园的林荫小道边,花两元钱找个“蹲摊”的理发师傅剃头。吴冠中形容:“剃头师傅是‘行为艺术’,我是纸上谈兵。” 《新周刊》:“吴冠中走进798”曾经是2008年开年最大的艺术事件,当时为什么不放在中国美术馆? 吴冠中:我们开始学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神圣,艺术是神圣的,我们是神圣的,做个艺术家是了不起的。后来到巴黎学习,参观了蒙马特高地,很多画家在那里卖画,给你画个像,给多少法郎,我当时一看就觉得很羞愧,画家竟然做这样的事。 回到学校,看到同学们在画架面前画画,想到我们最后还是要到蒙马特高地卖画去,绘画一下子不那么神圣了。回到中国以后,遇到极左思潮,艺术更是完全不要了,更是贱民了。 后来我感觉到,艺术要生存,还是要与人民结合在一起,我一直的想法是,“能够让专家鼓掌,让群众点头”,只希望他点一下头就可以了。 《新周刊》:最好的艺术都有一种普世的情怀。 吴冠中:对的。阳春白雪到后来就变成下里巴人了,永远不能变成下里巴人的艺术终究会被淘汰,最好的东西开始可能不被理解,但最后还是会理解的。就像梵高的作品一样,现在都成了下里巴人了。 知识分子是美盲 吴冠中现在愤怒的情绪还很多。他记得有个作品叫《天光化日提灯觅人》,写的是一个哲学家的故事。白天提个灯满街找,人问“找什么呀”,他说“我找人啊”,意思是说人都是虚伪的。 《新周刊》:你提到美盲的问题,我还想与你探讨一下。 吴冠中:知识与文化没有直接关系,我在农村遇到的都是农民,画的都是庄稼地。住在老乡家里,画完之后就搁在老乡门口墙上,大娘大嫂都来看画,我那个时候的画是具象的,能看出来是什么东西,这是首要的。但是我在里面进行了美的加工,是重新组合过的。有一次题材是高粱,我画得很不好,心里很别扭,拿到老乡门口,老乡一看,说“很像”,但是我觉得我欺骗了他们,我画得不好。 另外一次,我觉得画得很满意,达到了我想象中的效果,老乡一看,就说“很美呀”,而没有说“很像”,这个区别很明显了。不美的他会觉得“很像”,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啊,但他能感觉到美,他们不是美盲。相反有些高级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专长,但是美丑不是很清楚,我有亲戚是高级医生,但你到他家里一看,陈设的工艺品啊,很丑! 美是需要熏陶的,我们这方面的熏陶少,所以美盲就多。朱光潜讲美学,并不能提高大家的审美,必须要博物馆和各方面环境的熏陶。在国外,博物馆很多,学生经常到博物馆里去上课,他们的审美水平毫无疑问比我们要高。 《新周刊》:你说过一个作品的好坏一是看它情感的真伪,另一个是情感的素质。 吴冠中:虚张声势、装腔作势的不是好作品,你能看出它是真情还是假意,还是“鬼画桃符”。梵高的画,比如《向日葵》,他画的向日葵为什么不同,完全是激情在里面,那个激情不是学来的。在我看来,他的向日葵是很多肖像,一群头像,他画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物,是他的情在里面。 国家不应养画家 《新周刊》:你的画以前是放在田间地头,现在是放在画廊里,这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 吴冠中:我在法国看到蒙马特高地那些画家的命运,现在老了,看到中国经济好起来,穷画家也都起来了,尤其是一批进不了体制的画家。我的立场是,国家不需要花钱去养画家,从美国到俄罗斯,全世界没有养画家的,我们花那么多钱来养画家,养出来还可以,要是养不出来呢? 《新周刊》:可你也享受着这样的待遇啊! 吴冠中:我是靠教书生活的。过去的画家都是有别的工作,艺术本身没有职业,诗人没有职业,社会不需要诗人。艺术是苦难,它要掉眼泪。悲剧往往是想哭没有哭出来,看了以后,感觉都哭出来了,所以鲁迅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艺术往往是你内心的冲动,使你不得不走这个路,不是从小就上少年宫培养出来的。小孩子一般都喜欢这些,但不要以为这样就都是天才了。 《新周刊》: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我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激进派,怕老年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感觉你老了反而更激进了? 吴冠中:是这样的。这种激情迸发更多的是一种天性,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说真话最深的感受来自鲁迅的教育,一辈子的鲁迅情结。中国没有鲁迅,这个国家骨头要软得多。所以我讲过很狂的话,齐白石是大画家,我说过“一百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当然不好比,但我觉得齐白石少几个对于这个国家关系不是很大,但没有鲁迅,这个民族的心态就不行。 《新周刊》:我对《吴带当风》一书里的《温馨何处》一文印象深刻,“如再赐我一生,仍选了这苦难的艺术生涯,我不该结婚,贻误别人的温馨”,你认为艺术必定是苦难和孤独的? 吴冠中:这个是很矛盾的,比方说我的老伴,我们感情很好,后来我在艺术里走远了,她就不理解了,比如我画了一张画,当时很高兴,第一个观众是她,叫她来,她可能正在忙别的事。夫妻之间关系是很好的,但不是知音,基本上都这样。 坐在吴冠中身旁的老伴听我们聊。提议吴冠中和老伴合个影,吴冠中牵着老伴的手说:“在我眼中,她现在就像个娃娃一样。”吴冠中在《病妻》一文里写到:“人必老,没有追求和思考者,更易老,老了更是无边的苦恼,上帝撒下拯救苦恼的种子吧,比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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