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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碑一临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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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8 13:42: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魏碑的作者多为无名氏,而这《云峰山刻诗》的作者郑道昭则有姓名且资料较详尽的一位。

郑道昭(?-516),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荥阳开封(今河南开封)人。北魏时期书法家,也是北朝留存书法作品最多的书法家。郑道昭在清代以前并不十分有名,书史中也没有记载,直到清代包世臣、康有为等在书法理论著作中讲到魏碑时,提出北魏《郑文公》上、下二碑等是郑道昭所写后,才被更多的人注意,真正以书法闻名于世。《郑文公碑》以楷书为主又兼有篆、隶、草的笔墨情趣,用笔舒展,结体稳健,是一件优秀的刻石书法作品。郑道昭另外还有《论经书诗》、《登太墓山诗》、《观沧海诗》、《东堪石室铭》、《云峰山题字》等大量书法作品传世,有“书法北圣”之誉,与王羲之齐名,并称“南王北郑”。

魏碑以天真烂漫胜,今人习魏碑者多从清及近现代魏碑名家的作品入手,故多显拘谨。

王安石词一首:

[此帖子已被 破烂的砂锅 在 2010-4-18 14:06:51 编辑过]

云峰山诗刻.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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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4-18 13:47:53 | 显示全部楼层

云峰刻石与郑道昭晚年的道家思想倾向
焦德森(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
 


云峰刻石不但以精湛的书法艺术著称于世,而且记述了郑道昭晚年的一些活动,具有补史之阙的文献性质。自清代包世臣以来,金石家著录研究云峰刻石,多注重书法成就方面,对其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倾向的研究,则显得不够深入。这一方面是因为云峰刻石提供的材料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刻石中“爱仙乐道”的郑道昭与本传“崇儒敦学”的郑道昭,前后判若两人。所以,在论及郑道昭晚年的思想倾向时,往往忽略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出现一些偏颇。 《齐乘》引刘国枢记云:“大基山道士谷,后魏郑文公(应为文恭公)修道之地”。祝嘉先生据九仙题字及其他刻石多有道教语,即以为郑道昭受到家传,“崇儒教,但兼信道教”。也有人认定郑道昭“崇道妄仙”,或谓当地道教头目等等。而阮元据本传无“好道栖真”之事,则断言郑道昭所建仙坛“明是乘暇来游,为憩息栖止之所”,与道教无涉;其铭告系“虑道俗有毁弃者,故为此告诫之词耳”。

笔者认为,云峰刻石中反映的道家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综观郑道昭一生的经历,这种思想倾向的产生,不是偶然和孤立的,应当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探讨郑道昭是怎样由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转入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以及掩藏在“乐仙好道”后面并时有流露的复杂感情。这样才能寻出生活中郑道昭完整、立体的形象,在论及云峰刻石反映的思想倾向时,不致以一概全。


云峰刻石多是永平四年至五年(511—512年)的作品,距郑道昭去世(516年)只有四、五年。历官多年、意在崇儒敦学的郑道昭,在晚年竟转向老庄,这不但在郑氏家族中绝无仅有,在北朝官吏中也很少见。

郑氏为中原望族,“绵荣千载,联光百世”,北魏孝文帝时更确认为汉族最高门第之一并与之结为姻亲。郑氏家族世综文业,尊崇儒学。东汉时的经学大师郑兴、郑众父子即出自郑氏一门。郑道昭的父亲郑羲是当代著名的文人。郑道昭少年时期入国子学并得其父指点,受到了严格的儒家名教的教育。由此看来,郑道昭晚年转向黄老,与他的门第、家传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从《魏书》有关郑道昭的材料分析,促使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乃是官场失意。而这种失意,除去政治上的原因,多半是他对儒家名教的坚持与朝廷对他的冷漠。

郑道昭的仕宦经历大致可分在朝、外任两个时期。在朝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孝文帝太和间至宣武帝景明初(477—500年),二是宣武帝景明二年至永平三年(501—510年)。约在延昌末复入朝任职,不久就去世了。

他起家秘书郎。在士族门阀制度下,一般士族子弟都能得到这一类的清流官职。而郑道昭却不是完全依赖显赫的家族混迹朝中。他以自己的干练、才华,得到朝廷重视。孝文帝推行的改革政策,更为他施展才能提供了用武之地。他供职内廷,尽心尽力,由秘书郎、主文中散、员外散骑侍郎,直到秘书丞兼中书侍郎,可谓一帆风顺。孝文帝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喜欢人才,对于郑道昭的文采风流尤为赏识。本传记载,孝文帝曾亲对郑道昭说:“自比迁务(指迁都洛阳)虽猥,与诸才隽不废咏缀……。当尔之年, 卿频丁艰祸,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孝文帝笃好诗赋,即使在戎马征讨的间隙中,也常聚集文士,诗酒唱和。迁洛前后,正值郑道昭扶柩南下,以丁父忧,未能参与这一时期的咏唱活动,这使孝文帝感到非常遗憾。大约在太和末或宣武帝景明初,郑道昭更升任黄门侍郎这一皇帝近臣的职务。

自入仕至景明初,郑道昭以凛然儒者的姿态,迈往进取, “超侍紫幄”,“才冠秘颖”,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

景明二年(501年),郑道昭从弟郑思和因参与咸阳王元禧谋逆一案伏诛。郑道昭兄弟也受到连累,“俱坐缌亲出禁”,同时罢免了黄门侍郎一职,改任北海王元详的司徒咨议。这是他在仕途上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从此以后,官位尽可晋升,但在政治上却失去了朝廷的宠幸。

虽然遭到这次变故,他那经世济民,为朝廷效力的初衷并未改变。正始元年(504年)他出任国子祭酒,主司兴学教育。当时,摆在面前的是一个连年战争之后,“学宫凋落,四术寝废”,“弦诵阙尔”的烂摊子。上任之初,他就上书朝廷,呼吁修建学馆,修复故都文物汉魏石经,决心振兴教育事业。但此时的朝政,已非太和改革之年。宣武帝沉溺佛典之中,常“升法座于宸闱,释觉善于曰宇”,“每至讲论,连夜忘疲”。即位不久,就在伊阙开凿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又在洛阳城内兴建豪华的瑶光、景明、永明等大型寺院,对于修复故都文物,兴建学馆一事,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尽管如此,郑道昭仍不灰心。他再次上书,力陈礼义教化“为国之基,不可斯须废也”的道理。并援引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拔乱反正,重视文化教育的事例,苦心规劝宣武帝“垂心经素,优柔愤籍”,尽快敦营学馆,制定新的学令,让天下士子都能入国子学读书。这一次,宣武帝似有触动,下诏褒奖郑道昭“崇儒敦学之意, 良不可言。新令寻班,施行无远,可谓职思其尤,无旷官矣。”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时的搪塞罢了,所应允的事一件也不办。

如果换一个长于世故的人,两次碰壁之后,也许到此为止,缄口不言了。既然朝廷不热心,何必自讨无趣。郑道昭却不是这样,他在其位,谋其政,对自己认定的于国有益的主张颇能坚持。他终于又上了第三道奏章,仍被置之不理。与此同时,由于宣武帝的大事提倡,佛寺、僧人急剧增多。洛阳更是中土佛教的中心,寺院鳞次栉比,诵经之声不绝于耳。这与学馆经年关闭,冷冷清清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全国最高学官来说,不啻是极大的讽刺。可悲的是,他的主张虽不能实行,却引为自疚: “臣识浅滥官,无能有所感悟者也。”

失意和挫折不仅仅表现为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而遭贬官、革职甚至流放。对于政治家来说,想奋进有为,却又被人捆住手脚,无所事事,精神上的压抑和折磨也是难以承受的。郑道昭三次上表,力补时弊,一番苦心却化作乌有,他 的思想陷入了进退维谷矛盾之中。

儒、道两家历来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魏晋之际,封建士大夫阶层利用老庄哲学解释儒家经典,崇尚清谈,大兴玄学之风。这就迫使儒学之士须兼习老庄、精研易理,才能安身立命,随波逐流。流风所及,不唯南朝,即如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北朝,解易谈玄也成为一种高雅时髦的举动。 《郑文公碑》记载郑羲“六籍孔精,百氏备究,八素九丘,靡不昭达”;郑懿“敦诗悦礼,尤精易理”。可见,荥阳郑氏的家学传统已由两汉时代的治经进而转为治经谈易、儒道兼通了。儒家入世,道家避世。当着郑道昭踌躇满志、仕途坦荡的时候,儒家思想占了上风,消极的避世思想自然没有萌发的机会多随着孝文、宣武由治而乱的时代更替,特别是历经坎坷之后,两种思想的彼此消长便在潜移默化中开始了。

历史上的官场失意之人,皈依空门者有之,循入山林者有之,归隐田园者亦有之。如果郑道昭终生不离开洛阳,也许他那沉重的精神压力永远也不可能解除。如前所述,郑道昭本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封建官吏,他亲眼目睹了宣武帝佞佛所造成的恶果:龙门石窟的开凿,大批寺院的兴建,不知耗费了多少资财,以至影响了国计民生;僧人急剧增多,劳动力大为减少,造成了田园荒芜。当时有不少有识之士包括僧人都提出过限制意见,如永平二年(599年)沙门惠深上表: “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魏书》本传未记郑道昭及祖上有好佛之事,可见,郑道昭是不会到佛国中去寻求“涅盘”、 “净土”的。自太平真君二年(441年),跖跋焘灭佛后,道教曾风靡全国,至孝文帝时已衰败不堪。太和十五年(491年),朝廷借口人神分开,将平城的道观一律迁至桑乾河以南,迁洛后道教势力在京城几乎站不住脚。郑道昭作为朝臣,又是名门之后,怎能不看风向,求诸大势已去的道教呢?况且,他也没有陶渊明那种坚决地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出来的勇气。受儒学熏染日深的郑道昭不可能越出儒家的道德规范去触怒朝廷,他只能在日趋腐败的朝廷中独善其身。尽管他后来又升任秘书监, 但处境依旧,再未作出可以载入史册的政绩,他那经世济时的政治热情,对信念与主张执着的追求,已一去不复返了,剩下的只 是一个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躯壳。


永平三年(510年),郑道昭离开洛阳,以平东将军的头衔出任光州刺史。据郑述祖《天柱山铭》记述,郑道昭赴任之前夕 “朝议此州,俗关南楚,境号东秦,田单奋武之乡,丽其骋辩之地……非公(道昭)勿许”。是否如此, 姑且不论。但此时,郑道昭的心情并不好,十年坎坷尤历历在目,长期郁结心头的苦闷也未减轻。他赴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其父立碑,遥寄哀思。

光州为东莱故地。这里地处边陲,民风淳朴,山海形胜的自然风光和历史久远的道教传统在郑道昭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很快找到了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公务之余,他率僚属,携道俗,悠游山林,从老庄哲学中寻求精神寄托。

云峰山在州治掖县城南十五里,因主峰两侧各有一峰,形同笔架,又称笔架山。由此可北望沧海,南眺群山。城东二十里有大基山,古掖水发源于此。四周峰峦耸立,怪石突兀,中为邃谷,溪流纵横,林木蓊郁,因无茅舍阡陌,益觉清幽绝俗。城南四十里之天柱山,孤峰插天,悬崖壁立。这几处都是郑道昭常游的地方。从云峰刻石的分布情况来看,大大小小的山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据统计,能反映郑道昭思想倾向的刻石达二十余种。主要有《论经书诗》、《观海童诗》、 《登大基山诗》、《东堪石室铭》、《天柱山铭》、《登云峰山记》,九仙题字、仙坛题字及铭告等。刻石有的是郑道昭撰书,有的是出自僚属、道士及其子述祖之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郑道昭这一时期的思想面貌。

谈玄、论道、解易是郑道昭游山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依岩论孝老,酌泉语经庄”(《登大基山诗》)。在风景如画的云峰山、大基山,他与随行饮甘泉,谈老庄,半是休憩,半是论道,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图外表三玄,经中精十力”(《论经书诗》),有时又谈论得很认真。云峰山虎头岩下的“斋亭”,当是他们当年的论道之所,至今尚留遗迹。他解易的地方有好几处,且都称作“白云堂”。白云仙乡是道人追慕的飞升之所。郑道昭凝神解易时,似乎也飘飘欲仙了。从刻石的位置来看,大基山《白云之堂题字》在西山峰,而玲珑山《白云堂中解易老题字》则为一幽深的自然山洞。单就选择的地点来看,郑道昭是游乐第一,解易只是游乐的一种形式。

他对神仙说也很感兴趣。从云峰山顶的九仙题字推测,郑道昭与随行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便是羡门子、安期子、浮丘子等诸位仙人,另外还有流传已久的秦皇汉武入海求仙的故事。由云峰山北望大海,三山岛、芙蓉岛(又名浮游岛)若隐若现,空蒙迷离,使他很自然地联想到所谓的“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他的《观海童诗》,以梦幻般的意境描绘出了一幅海上仙山图,读来令人心往神驰。他的《东堪石室铭》,写了天柱山的高峻之后,慕仙之意摇笔而来:“朝晖岩室,夕曜松清,九仙仪彩,余用栖形。”从刻石遗存情况来看,郑道昭还在大基山搞了一些祭神的活动。道教主张祭四方之神,郑道昭则以古代四神的名号,按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方位,取四神的首字,在四座山峰上分别建朱阳台、玄灵宫、青烟寺、白云堂四处仙坛。又在谷地前冈建“中明之坛\"。既建仙坛,必行法事,此谷后称“道士谷”,与郑道昭的活动及充满道教色彩的刻石也不无关系。

随着年事日高,对老庄习染渐深,因而表现为胸无芥蒂,一切因任自然的思想境界。他相信“云门烟石,登之长生”,每次出游必尽兴。“郑公乘烟至,道士披霞归”(《咏飞仙室诗》),写他与随行早出晚归,盘桓终日,乐而忘返的情景。游大基山,不能当日返回,须住宿山中,即所谓“披霞度仙房”,为此特建居所,号曰“白云乡青烟里”。白天,或攀登峰巅,领略“神居杳汉眇,接景拂霓裳”的超俗绝尘的意境,或徜徉谷中,“萧萧步林石,寮寮歌道章”,沉浸在物我相忘,全入化境的亢奋之中。夜晚, 听“空谷和鸣磐”,闻“风岫吐浮香”,飘然进入梦乡。

《老子·道论》说: “视之不见曰夷,听之不闻曰希,搏之不得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激,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郑道昭正是在这种“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的思想指导下,游乐青山之中,放浪形骸之外,恍恍惚惚地消磨时光。他不仅自己这样,而且还把随从人员称为“希微\"(“希微二三子”)之人和“门徒”(“门徒森山行),俨然以首领自居。

郑道昭的活动对儿时的郑述祖影响很深。郑述祖晚年曾追忆: “年始十一,雅好琴文,登山临海,未尝不从。常披鹿皮裘子,此州人士呼为道士郎君”(《登云峰山记》)。称誉其父“爱仙乐道之风……张良崔廓,未足云拟”(《天柱山铭》)。自北朝始,郑道昭的名字就与“道士谷”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基山的道士世代相传的一句话就是:道士谷这一洞天福地是郑道昭留给他们的。</div>


单从郑道昭在云峰诸山的活动来看,送他一顶道士的帽子似不为过,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要全面地理解他“爱仙乐道”的内涵,必须首先分清什么是道家,什么是道教。“道”的内容极其复杂,上自老庄的高尚思想,下至服食,炼丹、房中术,都可以用这个名词来包括。大体说来,可分为思想方面的道与宗教方面的道,前者称道家,后者称道教。最初把道家与道教整理成系统而加以评点的是刘勰,他在《灭惑论》中提出了道家三品说:“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

根据这一认识,笔者认为,说郑道昭爱仙乐道,并不意味着他已成为道教徒。信仰宗教与求诸宗教解脱苦闷是两回事。宋代马端临说:“炼养之说,欧阳文忠公(欧阳修)尝删正黄庭,朱文公(朱熹)尝称参同契。二公大儒,攘斥异端,不遗余力,独不以其说为非。山林独善之士,以此养生全年,固未尝得罪于名教也。\"苏轼贬居黄州时,曾“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修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苏轼是通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的办法来解脱贬官后的愁苦。不能因他坚持了五年每一、二日一往的参禅活动,就把他说成是虔诚的佛门弟子。在参禅的同时,他还经常到黄州的天庆观炼养生之术。对于郑道昭,我们也可作如是观。尽管他们的经历、遭遇各不相同。

事实上,郑道昭作为朝廷命官,封疆大吏,不会也不可能丢开政务去深山修道。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游云峰诸山是“乘务惜暂暇”,而来(《登大基山诗》)。 那论道时“依岩”飞 、“酌泉”的神情,说明他对玄奥的老庄哲学并非如痴如迷。“追文听浅义”(《登大基山诗》),他没有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他在《论经书诗》中写道: “目海浅毛流,精塞瞥鸿翼。相翔足终身,焉用挂情意。盘桓竞何为,云峰聊可息。”目的很清楚:一是自我解脱,二是汲取精神力量。从郑道昭所作的诗铭及题字中可以看出,庄子的《齐物论》和《逍遥游》对他的思想影响颇深,他在这新的环境中,正是循着”“万物齐一”的思想,“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安时顺时地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追求的是天趣, 自任自适,如飞鸿展翅,翱翔在蓝天;如不系之舟,漂流在人生的大海上,试图在可悲的命运中愉快地度过去。

由于郑道昭远离朝廷,跌落到中下层社会中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劳动人民。他在光州任内,“亨鱼理务,群情款密,庶类允谐。变此浇夷之俗,侔彼礼乐之邦”(《天柱山铭》)。这比起在京都的生活,反而更加充实了,从而激起他一定程度的热爱山川,热爱生活的积极思想感情。他那笔力纵横,挥洒白如,幻想奇特的诗文,如《论经书诗》、 《观海童诗》、 《东堪石室铭》等,明显地受了庄子浪漫主义的影响。汲取而不沉溺,所以能跳出自我矛盾的圈子,保持达观的处世态度和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我们从他描绘壮丽河山的诗文中,从他气势磅礴的摩崖大字中,从他“当门石坐”、“於此游止”的悠然神情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悲苦无以自抑的人。只是笔锋一转,进入人生喟叹的时候,那一腔忧愤才得以发泄。这种发泄,不是悲悲切切的绝望,也不是醉生梦死的混世,虽有明哲保身的意味和空旷凄清的色彩,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种种人生观里, 特别是比较起士大夫阶层中那些浸透着权力气、铜臭气、荒淫气味的生活态度来,可以说还算一种不太差的态度。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本质消极的老庄思想,通过郑道昭对潜在的儒家思想的某些坚持,竞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当然,消极作用也不可低估,如“靖觉镜津口,浮生厌人躯”(《论经书诗》),“平日爱丘素,陵月开靖场”(《登大基山诗》),表现出对世事无常的厌倦情绪和参加宗教活动的热情。他给人以“道人”的第一印象,是不足为怪的。

郑道昭与道士交往,主要是他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如谈论道教的祖典老子《道德经》和神仙飞升说,以及练养长生说等等。对于道士来说,能与知识渊博的本州刺史同游一山,亦属荣幸之至。况且还需要他的支持,扩大影响,保护道观的利益,以至于能借郑道昭的名义,铭告乡民,不准动大基山一草一木。有人说,郑道昭曾圈占山林,作为修道之所,这是不确当的。细观《仙坛铭告》,书体平庸板滞,绝不类郑道昭手笔,它实际上是出自道士之手。

山东沿海地区悠久的道教传统,无疑是郑道昭爱仙乐道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战国时,齐燕方士曾窜掇齐威王、齐宣王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药。秦汉之际,自徐市、至少翁、栾大、公孙卿之属,著名的方士多出自齐地,他们的求仙活动也多在莱州湾至成山头一带沿海地区。秦皇汉武多次东巡求仙,均曾涉足掖县并留下了遗迹。武帝东巡,“齐人之上疏言神 怪奇方者以万数”,可见此地方士之多。另外,秦汉时所祠八神,其中有五神(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祭地在齐地沿海,而祠“阴主”的“三山”正是即今掖县三山岛。东汉中叶顺帝时, “琅琊宫崇诣阙,上其师干(一作于)吉于曲阳(东海地区)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并创立“太平道”。至东汉末年道教兴起,山东沿海应是较早接受并广泛传播的地区之一。自兹以后,整个胶东半岛便成了道教的天下。有这样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环境,郑道昭不能不受到影响而入乡随俗,更主要的还是与他空虚的精神世界一拍即合。

刻石中,偶而也流露出郑道昭关注朝政的情思。他站在云峰之巅,“回首眇京关,连川 来即。还济河渐 , 来尘玉食”。 (《论经书诗》)西望故都,关山万重,心中怅然。这也许就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古仁人之心”罢。联系郑道昭在任内“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懋绩布在歌谣,鸿范宣诸史册”的惠政,可以说,他的心还是与北魏王朝息息相通的。从“栖盘时自我,岂云蹈行藏”(《登大基山诗》)的自白中,更清楚地反映出在入世和避世的矛盾中,虽然有时表观得过于颓唐,但入世的思想始终没有泯灭。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道不行,乘俘浮于海”是儒家奉行的处世哲学。郑道昭自谓未被舍弃,当然也就谈不上“藏”(即退隐)的问题了。这至少表明,他没有把自己嗜好某些老庄思想同维护儒家名教对立起来。他怀念故土亲人, “久阔粉榆,永怀桑梓,同升陇而洒江,类陟岵以兴嗟”(《天柱山铭》),他既谈老庄,也谈《孝经》。象常人一样,也有着七情六欲,并非一味好道。在尽人子孝道方面,郑道昭表现得也是异乎寻常,一年之内连续为其父建了两块功德碑。碑文中只字不提郑道昭乐仙好道之事,这也反证了,在严肃的场合,在先祖面前,他依然站在正统的儒家立场上。

关于正史不载郑道昭好道的问题,确实令人费解。是不是史书的遗漏?也不尽然。我们只知道,郑述祖对其父的好道似乎看得并不多么严重。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郑道昭在光、青二州的活动,京师或亦有所闻,但比起他“崇儒敦学”的劲头和深厚的家学渊源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况且一代名流,仕途坎坷,晚年又屈居东夷,好道之事,或情由可谅。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史官很可能只记政绩而未言及好道。魏收作为隔代人,自然也就无从知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云峰刻石反映的郑道昭的思想倾向,是一个有特殊经历的封建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在“爱仙好道”的背后,那位“杖节牧齐疆”、“栖槃时自我” (《登大基山诗》)的形象,才是我们要发现和发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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