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观念在改变

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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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捅破中国人六大陈见

2009年8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隆重推出陈志武先生的看家力作——《金融的逻辑》，从理论到事实对西方金融的发展正本清源，捅破中国人的六大陈见。
　　
　　一、为什么中国的钱这么多？
　　
　　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阶段。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变成随时能变现、变成可以花的钱。一个国家已经资本化或者能够被资本化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二、为什么中国人钱多了反不安？
　　
　　道理很简单，原来大家都把注意力和经济收入投放在家庭、家族和朋友网络上，今天不记经济成本的互相帮助和相互援助，是对自己未来经济安全的投资，是在买人格化的保险，或是在放贷，这些为个人提供安全感。当这些经济活动被逐步市场化、“钱化”之后，人们在家族、朋友网内的这些投入会越来越少，亲情和友情更多的会以感情交流为主，而不是以经济利益交易为核心。那么，在这种时候，如果金融产品的丰富程度又有限，钱多了以后的中国人就会难以安排好未来的各种经济需要，反而会对未来深感不安。这就好像在“打倒孔家店”后，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又没跟上，人们要么会惶惶不安，要么会重建“孔家店”。
　　一方面，市场化、“钱化”出来的钱的确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还很低，投资和理财的选择空间很小，只有少数有限的投资渠道。这两方面挤在一起，特别是在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和国有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各种资产价格扭曲和畸形资产泡沫层出不穷，就不奇怪了。
　　
　　三、为什么说西方的兴起主要靠制度而不是掠夺？
　　
　　到今天还有许多学者——比如畅销书《白银资本》——认为之所以西方国家在近代兴起，是因为它们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掠夺了太多的银子！说是这样才使西方国家有了“钱”！
　　作为一种金属，白银本身没有太多的工业价值。但正因为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用白银作为货币，所以它就特别值“钱”。而之所以白银被用作“钱”，就是因为没有发展出支持票券信用的制度。换言之，只要有了便于金融票券交易的制度，金银作为“钱”的价值就没有了。这也是为什么随着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的兴起，金银作为“钱”的价值越来越低。
　　因此，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而能否进行广泛的证券化和票据化交易又受制于它的制度。所以，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
　　
　　四、为什么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
　　
　　人间之事，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表面看，国家借钱花好像不好，但是，从更深层思考，或许，不需要借钱花的政府反倒容易腐败专制，毫无顾及地侵犯民间权利，抑制个人创造力，不思进取，就像富家子弟更容易横行霸道、不思奋发一样。只有当独裁王权或者集权政府的开支总是不够或者刚好够，需要经常借债、与民间讨价还价征税的时候，权力才可能愿意接受约束，权力制衡制度才有机会成为现实，民间的创造空间才能被解放。
　　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但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宪政与法治。“政府穷民间富”并不必然导致民主法治，但是国富民穷必然威胁民间权利。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
　　
　　五、为什么“养儿防老”不道德？
　　
　　为什么非得通过金融产品实现自己一辈子的经济自立、不能通过“养子防老”呢？为什么不能强迫子女“孝顺”、回报父母呢？说白了，我不想看到你们把生子养女看成是一种利益需要、把子女当成养老避险的工具，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应该超越利益诉求！我想说的是，在自己选择怀孕、生孩子之前，你必须问自己：是不是因为热爱小孩、热爱生命、热爱人之情才要怀子育女？如果你知道自己不一定喜欢子女，但出于养老需要而生孩子，那么，你真的对不起还没出生的子女，因为在他们还没出生之前，就被你赋予了终生的包袱，没出生前你的孩子就无选择地担当了众多责任，这样做对后代是天生的不公平！因此，因“养子防老”而生子的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自私！——当然，在金融市场出现之前的传统社会里，为了生存，“养子防老”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到了金融市场已很发达的今天，还要靠“养子防老”，那就过于自私、过于对子女不公平了。
　　　　是不是说，小孩长大后不应该照顾父母、关照看望父母呢？不是。那就要看后代自己的选择了，他们对父母的爱护、甚至抚养可以是自己自由的选择，但不应该是一种无选择权的责任义务。中国儒家强调的“孝顺”是一种强加的义务，这种义务淹没子女的自由选择权。这种强制是因父母自私的利益驱动而至。
　　
　　六、为什么消费驱动模式不可改变？
　　
　　由于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很多人认为中国加强金融监管是正确的。我认为一定的金融监管是必要的，但如果希望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代表了两个极端。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我们必须知道，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是针对已经熟悉的事情而为的，但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是创造出以前不熟悉的东西，所以，从本质上，创新是不应该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式的监管，并不能够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打个比方，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让他去学游泳，他当然不用担心被水呛住，但他也学不会游泳，等他下次掉进水里，他就会淹死。
　　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金融市场没办法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
　　我认为中国从这次危机中应该汲取的教训是：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去学。

［此帖子已被 小不点 在 2009-8-30 4:47:01 编辑过］

雪花

多谢你的转载，让我认识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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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美国人的简介fficeffice\" />

1.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祖籍福建福州，1953年7月生于湖南茶陵，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ffice:smarttags\"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金融学\">金融学ersonName>博士学位。1990-1995年在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任教；1995-1999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融学副\">融学副ersonName>教授，1999年晋升为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金融学\">金融学ersonName>教授。现担任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终身\">终身ersonName>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陈志武\">陈志武ersonName>教授是金融经济学、财务学理论、证券定价、新兴资本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方面的专家。陈教授在大量一流财经类学刊发表研究论文，涉及从股票定价和期权定价理论到有关外汇、资本市场发展、基金管理和投资战略的研究。最近几年，陈志武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制度机制建立的问题以及其它新兴资本市场问题。陈教授的著作常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The Boston Globe、Barron's 所引用，也常发表于许多香港和大陆的报纸和杂志上。另外，他还是Zebra Capital Management 三位合伙人之一，以及《新财富》杂志的专栏作家和学术顾问。

　　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

　　作为金融学家，陈志武教授应邀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所大学和美国金融学会、欧洲金融学会、联邦储备委员会、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等，以及加拿大、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知名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举办过专场演讲。

　　学术论著：

　　我们的政府有多大？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

　

　　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

　　现在钱的确多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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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市场需要更多制度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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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会计师的困境

　　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

　　金融创新的社会环境

　　陈志武做客搜狐经济学人论坛：产权保护是一种极微妙的社会状态。

　　2008年出版《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非理性亢奋》。

　　2009年出版《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最新影像版、《金融的逻辑》、《24堂财富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