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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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整理于《季羡林和任继愈：我们要哪一种国学大师》一文。原作者：雨夹雪 网址： http://www.wyzxsx.com）

中国新闻网7月11日报道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为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7月13日至7月15日期间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

ffice:smarttags" />1959年10月13日深夜　，毛主席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主席再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主席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毛主席于　1963年12月31日　作了一个批示，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此后任继愈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1975年起，任继愈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四至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季羡林曾说：“我不是搞中国文化的，更不是搞哲学的。毛主席最推重任继愈。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你们最好去找任先生。说我是国学大师，是外行话。”　　

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

任继愈也是被下放过的。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据说，在干校期间任继愈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后来在80年代起几近失明。也有人希望任继愈写一部《牛棚杂忆》一类的书。任继愈不但没有写，而且表示“我不赞同60年代断代这个说法，它不符合历史。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往往需要回过头来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文化只能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不能一刀两断……中华民族走到今天，进进退退，但总的来说，是在前进，虽然走过了一些弯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Bonjour

大音希声——悼任继愈先生<ZT>

——笔者按：
昨天下午，接国图办公室电话，告知任继愈先生于凌晨四时去世，虽然这已是我久为之担心的事实——7月2日北京医院已报了病危，于我，内心还是接受不了——我再也不能跟过去那样每个月去他国图办公室看望他，与他谈天说地了；再也不能读书每有所得便打电话向他“汇报”；再也不能在“失利”时毫无顾忌地在电话里跟他大哭，而他会告诉你“下次要侧着身子站”；再也不会有一个人一接我的电话便问：“王丽，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

——记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
王 丽


在国家图书馆办公楼的三层，每周一和周四上午的九点钟，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位肤色白皙、一副学者风范的耄耋老人，拎着公文包，准时走进走廊东头那间办公室。

他便是九十三岁的任继愈先生。自2005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后，他一直坚持每周两个半天来上班，已经这样过了五年。而每回他来上班时，总会有各色各样的人来求见，或是请示工作的，或是来拜访的，或是媒体要求采访的……络绎不绝，以至有时要排队等候。

笔者便遇上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因此，每回去看望任继愈先生时，他都会事先在电话里歉意地提醒一声：“时间不要太长啊，后面还有人呢。”



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



笔者认识任继愈先生是2006年夏天，正是七月京城槐花飘洒的季节。那天，我偶尔看到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任继愈先生的采访。老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见解和“大家”气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当时正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问题，便想去向他请教。于是打电话通过国图办公室跟任继愈先生联系，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

在国家图书馆三楼东头那间高大敞亮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任继愈先生。我们的话题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基础教育、大学之道等。任先生谈到：“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你看骑马的‘马’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鱼’字，也能看得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我提到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不认识繁体字的问题。任继愈先生说：“这个简化字的工作，虽然方向是对的，但做得比较粗糙。比如‘台湾’的‘台’字，本来是‘臺’，现在写成‘台’。你写这个可以，但你不能不认识那个。繁体字你应该叫他认识，不认识是不行的。有一次颐和园办慈禧太后生活展，说明文字中‘太后’那个‘后’，主办方以为是繁体字的那个‘後’，结果就写成‘慈禧太後’；挂了两天，有游客看出来，去提了。这是发生歧义，发生歧义就不成功了。我是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你比如易经讲‘乾坤’，有的地方简化成‘干坤’。每次排版我就提醒，这个字不能简化。这种情况不少。”

任继愈先生认为，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当初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好几个字合并成一个，即同音合并，这一并就回不去了。对此，他提出的补救办法是“用简识繁”。他的具体设想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将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都加个括号注在后头。老师也不用教学生，更不用考学生，这样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12年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看《西游记》，看《水浒》就不发生困难。任继愈先生还强调说：“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不至于断层，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次谈话使我得益匪浅，也使我对中国语文教育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体会到何谓真正的“学术大家”。

跟任继愈先生谈话有一种乐趣。他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有趣的比喻，比如他把现在培养人才的模式叫“蒸包子”，“一笼一笼的”；把培养出来专家比喻成“竹竿型的，很细很细”，教人在会心一笑之后又若有所悟。

如今，四年过去了，但任继愈先生当初所谈的一系列问题仍不失现实意义，其中有些还成为当下的文化热点。如关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问题，去年和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都有委员专门就此提出议案。最近，马英九提倡汉字“识正用简”，并希望两岸能达成协议，无不证明了任继愈先生的远见。

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任继愈先生1916年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他六岁左右在私塾开蒙，九岁上了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后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入学时全班有十几名学生，到毕业时只剩三人。他便是其中之一。

在任继愈先生的学术道路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也许是大学三年级的那次经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他21岁。他与240多名北大师生一道，组成湘滇旅行团，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风餐露宿，徒步跋涉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途中，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社会最底层民众，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破败，与此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中国农民的顽强的生命力，而这一切促使他思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后来，他在自己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而这种“沉重之心”也贯注在他一生学术研究之中。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解放后，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最后于89岁那年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休。

在他一生中，有一件事经常被人提起，但他自己却很少提及。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泽东还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到道教、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如实回答说都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毛听了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后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文革期间，国家和个人都经历了巨大的劫难。任继愈也不能幸免。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由于劳累过度和居处环境光线太暗，一只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后渐至失明，只剩下左眼0、6的视力，给他读书写字带来很多不便。

正如当年小学老师为他起的名字一样，任继愈先生将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六十年代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一直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为国家培养了一代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认为佛教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为研究对象，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也就是这些文章，使他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任继愈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学术界认为，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国内外学术界更广泛的理解和赞同。

改革开放以后，他调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他说，图书馆的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是要给公众利用的。为此，任继愈先生领导了大规模的国家修史工程。在他的主持下，以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为底本、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完成了107卷，其2亿字规模的《续编》也已启动；另一件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在他的推动下已经影印出版；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目前已经进行到第二期；1992年启动的皇皇7亿字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也已进行了17年；他还出任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作的总编纂。

任继愈先生曾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的又一轮新的文化高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至今没有实现的心

任继愈先生身为学术大家，但他非常关心中小学教育。他曾主编过一套《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这套书涉及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包含100个专题，分成一百册。每个专题由该领域的一流学者撰写。每册约7万字左右，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属于真正的大家小书，合起来相当于一部中国历史文化的小百科全书，特别适合中学生或具备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当时动员了100多位学者参与，前后花了五年时间。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由于种种原因发行很一般。

在一次交谈中，任先生告诉我，最早编这套书的念头起于八十年代参观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当时他们校长征求任先生的意见。任继愈先生提出，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有五千年不断的文化，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一家。别的国家要不有古无今，有今无古。他建议少年班要读一点中国的历史，光学科技不行。

任继愈先生说：“中国有很多传统美德，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换一个‘己所欲施于人’行不行？你爱吃辣椒，不能让别人也吃辣椒。对待朋友应该是这样，对待家人也应该是这样。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所以经典的东西很有价值，是经得起推敲的。”他还强调：“有了中国文化历史知识基础以后，爱国主义就有了根，而且比政治课更有效。章士钊有句话叫‘灭人之国先去其史’。中华民族的伟大在于文化传统，而继承传统最重要的是靠历史教育。”

对于这套丛书，任继愈先生还有一个打算。他说本来很想搞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中国历史知识竞赛，但当时没有准备好，钱也不够，所以没有做成。我好奇地问他怎么会想到这个主意。他说：“我看现在不是有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吗？我们有那么伟大的历史文化，为什么不可以搞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竞赛？”

此外，任继愈先生还有个想法。他见当时有学者在电视上讲三国讲论语，便设想也用这种方式在电视台开一个讲座，用故事的形式来讲我们的文化历史，可以按照这套书的专题来讲，比方说：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的名山大川、中国的古代服饰、中国的文房四宝……等等，这么一路讲下来。

他的这些想法令笔者颇觉新鲜，也觉得颇具可行性。记得那天聊得特别高兴，差点忘了该到他下班时间了。但遗憾的是，任先生的这两个心愿至今没有实现。

　任继愈先生不但亲力亲为，还支持笔者做这方面的工作。2007年，我看到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一套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内容是《四书》的选编，感觉很适合大陆中学生学习，特别是对语文教育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很有借鉴价值。我将书带去请任继愈先生过目。他看过后认为“忠实原文，朴素、简要、有新意，且深入浅出，是一套很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好书”。他还认为，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的传统文化传承之所以做得比我们好，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这样的教科书。于是，笔者打定主意想找一家大陆出版社将此书引进出版，但过程很不顺利。任继愈先生知道情况后，一面鼓励我“再想想办法”，一面多次表态：“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来出，我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一年后，此书终于由新华出版社引进出版，改名为《国学基本教材》。这也是建国后第一次从台湾引进中学国文教材。任继愈先生破例为此书作序。

惕然常以为忧”的事

与任继愈先生交往三年多来，每次去国图办公室看他，和他谈天，说东道西，对于笔者来说，都是一次精神的润泽，一次阳光般美好而温暖的回忆。

记得当时笔者住在离国图不远的一处租来的旧房子里，因房子朝北整个冬天不见阳光，而笔者又是个“坐”家，于是养成了一出门不管上哪儿都要往有阳光的地方凑的习惯。每回去国图看望任继愈先生时，都会征询他的意见，可不可以打开他办公室的百叶窗让阳光照进来。次数一多，每次他一见我进屋，便会心地笑着，一边蹒跚着要去拉百叶窗上的绳子，一边“指挥”说：“来，你自己把窗子开开。”然后要我坐到阳光最灿烂的那张沙发上。有一回我告辞起身时，任先生笑吟吟地说了一句：“可惜阳光你带不走。”

任继愈先生虽然九十有三，但笔者从来不愿意叫他“任老”，也从来不觉得他已经“老”了。今年四月间，任继愈先生住院的前一天，我去国图办公室看他。去之前先给他电话，他像往常那样欣然说：“欢迎你来——不过时间别太长，后面还有人呢。”

及至见到他时，发现他气色很不好。我知道他自去年秋天做了手术后，身体已不如前，便问他最近起居怎么样，他说不好，吃饭也没胃口。可他好像安慰我似地说：“嗨，这么大岁数了……”然后便转移话题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怕他累着，匆匆说了几句，便准备告辞；临出门时，忍不住跟他说：您身体不舒服就别来上班了。他说：“不来不行，有事啊。”回头的那一刻，看着他微微佝偻着身子站在那里，形貌那样地衰萎无力，心里忽然涌出一股冲动——想去抱抱这位老人……后来得知他第二天就住进北京医院了。

任继愈先生住院后，我去他入住的北京医院看过他几次。

第一次去时看望的人太多，没跟他说话便匆匆出来了。第二次是六月初，与一位友人一道去。护理他的保姆告诉我，说他精神很差，时睡时醒。笔者进去时，见任继愈先生醒着。他示意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第一句话便问：“你最近忙些什么？”这是他每次看见我时必问的话——我赶紧说：“最近给中青报写了一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

“这个题目好。‘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就是落在文化上！”他提高嗓门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需要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需要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可他说不了几句又无力地合上眼睛了。

最近的一次去看他时，保姆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人也不太认得。我进了病房，见他躺在那儿，眼睛似开似阖；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正发着烧，形容十分衰弱。我凑近试探着叫他，没想到他立刻认出我来，睁大眼睛点头说：“恩，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可我不敢跟他多说。

“中学教育比小学重要。”他忽然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小学是学知识的，中学是学做人的。小学学不好可以补救，中学学不好就没办法补救了！”说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小学是一段，中学是一段，大学又是一段。中学的基础要放得宽一点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他很用力地说着，一字一句，虽然口齿有点不清。

我赶紧唯唯，心里却百感交集：他病成这样，可一见我便谈中国教育问题，好像我是教育部长似的！笔者想起朱熹晚年“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若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任继愈先生又何尝不如此？在他心目中，“家国”大事是他“惕然常以为忧”的；即便他沉疴缠身，一旦言及此，他永远不会“神志不清”的，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士”的精神传统。

Bonjour

访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
2009年07月03日 中国青年

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初春的阳光潮水般涌进窗户，暖暖地铺在地板上，包围了房间里的25个巨大书柜和藤椅中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

时间在这位再过两个月就将年届90的瘦小老人身上表现出了无限延伸的可能，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地想起罗素的一篇文章《人生像一条河流》。2005年4月14日，经任先生再三要求终于从担任了18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的前夕。现在，栖居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一个普通大院里的国学大师依然不得清闲，尽管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但依然习惯了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8点，孜孜不倦地从事着两部鸿篇巨制的总编纂工作：《中华大藏经》历经15年的呕心沥血，已经完成了106卷1.2亿字，续编恐怕还有三四倍的字数，刚进行了一年；皇皇7亿字的《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此项工作已进行了十年，刚完成三分之一……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任继愈正是如此身体力行。

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20世纪，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他以惊人的兴趣和精力广泛研究哲学、神学、历史、文学等等，并且在相关领域成就卓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63年)、《中国哲学史》(1979年)、《宗教大词典》(1981年)、《中国道教史》(1990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学术著作为他赢得了持久的注意力和广泛的敬意。他同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任的学生使用了“三个阶段二层角色”来确认其人格定位：1949年以前、1949年～1979年以及1979年至今，后两个阶段他一方面做“学者”，从事着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担任“行政领导”，他追求着与时俱进。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任少小离家，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并于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300学子耗时两月，一路风餐露宿，行程达1300多公里。“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正如哲学起源于惊讶一样，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其时，抗战的重担全压在了中国农民身上，而中国农民的状况又如此堪忧，但我们却最终胜利了，这是为什么呢？任继愈遂起了研究中国哲学之心。

1942～1964年，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致力于哲学普及的工作。其间，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询问任，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回答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回答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后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文革期间，国家和个人都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任继愈也不能幸免。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由于劳累过度和所处环境光线太暗，一只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

回京之后，世界宗教研究所恢复建制，任继愈重新拾掇起老本行。80年代，他重新提出“儒教说”，并在其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为了从各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专著，任继愈撰写出一篇篇重要文论自圆其说，学界则公认其思想观点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在写作、授课同时，任继愈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籍资料整理工作。1987年起，他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坐拥书城，传播知识和文明——他视之为一位严肃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继愈曾请人刻了一枚图章，他刻的是“不敢从心所逾”。这是他的一个原则，他说，“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他穷其一生研究个体和群体。他喜欢使用“群体认识论”这个词语。他说：“离开群体，个人在历史的大趋势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他喜欢斯宾诺莎的一句话：“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

他又说：“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

和任继愈这样的国学大师促膝而谈，请教知识、文明、人类、现代化以及宗教这些犀利明亮的问题，其言说令人如沐春风。然而，作为采访者则内心充满矛盾。想尽可能多问一些问题，但又不忍过多耗费老人精力；想尽可能获得他的人生故事和独特经验，但很难凭借一面之缘走进这位智者博大而保守的内心世界。漫长人生的历练使得这位长辈确如一条河流，从来不在某一个细节上停留，其波澜不惊的言说往往事后方让人悟出玄机。他尊重每一个来访者，穿西服，打领带，亲切握手，选择角度配合拍照，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始终腰板挺直，双脚合拢，双手置膝，精气神十足。他年轻时喜欢运动，初中打篮球，高中打网球，大学打乒乓球，球越打越小，至今仍是“多读书，多睡觉，多用脑”，从不担心健康问题。他以耄耋之年关注新鲜事物，上网冲浪，并希望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和他保持联系。他喜欢散步和听音乐。他思路清晰，言语温和，做事认真，当谈到《中华大藏经》时，坚持从高高的书架上亲自取下一部厚厚的“砖头”，站在记者身边一一指点。他关心青年，乐意为青年服务，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坚持为读者铺红地毯，而自己办公则因陋就简。和这样一位高人单独坐在一间干净的屋子里谈话是一种幸福，作为采访者、交流者、聆听者和受益者，记者无以言表心中的敬意，只好临别时向这位绅士深深地鞠了一躬……

以下为访谈部分——

图书馆应服务于社会大众

记者：您担任了1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与前任如马叙伦、梁启超、蔡元培、丁西林诸公相比，您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任继愈：梁启超先生政治上失意后，就到图书馆来了，他说，我们这个图书馆的任务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性质属于贵族图书馆。“贵族图书馆”这个名称未必妥当，但梁氏提出，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今天，我们这个图书馆实际上是国家总书库，为国家提供各个方面的资料参考。我也是靠图书馆成长起来的，受图书馆的恩赐，所以要回报社会，尽可能做好服务工作。图书馆与博物馆不一样，书要使它发生社会效益，要给人看，书让人看不到，就没有意义。我们的镇馆宝书之一《赵城金藏》，是当年八路军赶在日军动作之前保护下来的，非常珍贵，我主张公开出版，制作成书给大伙儿来读。图书馆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国家图书馆一年365天开放，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读者，即便到了节假日，他们照样也可以来这里看书。读书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那么您如何对付孔乙己？

任继愈：嗬嗬！不但有孔乙己，有的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呢。他们不但在我们这里窃书，就是在大学图书馆里也干这种事。我们这里的书一般都很贵重，外文原版书五六百块钱一本，有的人没钱买书，就用刀片把书中某些地方裁走，弄得书里到处开天窗。窃书是一种社会病，毕竟占极少数，加以注意就行了，国外亦如此。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皆不可或缺

记者：作为国学大师，您认为传统文化该如何继承和发展？

任继愈：人类的发展史和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如何博大精深，总是历史遗产，不可能已达顶峰而不被超越。有些人喜欢把古人的智慧和成就拔高到离奇的程度，如把《周易》《河图》《洛书》等一些古典文献或传说捧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有两种错误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一是采取虚无主义或取消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它们统统归之为“封建、迷信、落后”，甚至把近代中国的贫弱和目前中国存在的困难归咎于传统文化；二是全盘肯定。这两种表面上极端对立的态度，其后果则是一样的，既曲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妨碍了建设新文化。在目前的国情下，后面这种态度更为有害，更值得我们注意。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总有局限、不足和未定的因素，何况是数百、数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在肯定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时，不能不承认其中有许多错误的东西，这不足为怪，也不足为讳。否认这些缺点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把传统文化封闭起来，无限拔高，拒绝批判与扬弃，拒绝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来改进，最后一定是断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继承人类精华部分为我们所用。吸收一切有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东西，使之重现辉煌，再攀高峰，这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正确做法。


任继愈：我们的存在是一个奇迹。文化总是在一定地区、国家、民族繁衍出来的，文化本身是很难抽象地存在的，它必须寄生在政治实体之上才能发展。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它能给文化以很好的保证，这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具备的。比如综合国力保证，长江、黄河一直是华夏民族的栖息地，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一个固定的生存、活动与表演的舞台。又比如当家的，有汉族也有非汉族，汉族当家，非汉族也参与政权，非汉族当家，汉族也参与政权，这种共同参与使得民族融合的作用非常强。中华民族正是缘于血缘民族的融合，所以很聪明，很智慧。唐朝的皇帝、隋朝的皇帝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再者，封建经济虽然是封闭的，但国家的统一，使得内部具有互补性。长江、黄河尽管历史上灾荒不断，但在国家的统一治理调节下，人民遭受水灾可以避荒自由流动，然后还可以再回来。统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抵抗外来侵略。

记者：牵一发而动全身。

任继愈：对。大国之大事实上是一个很珍贵的遗产，是一个优势。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使得我们自秦汉以后长期形成了文化凝聚力，继承了春秋以来的文化传统，不断地发展，形成华夏文化，或者叫中华文化。古代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忠”和“孝”——这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过去我们强调“敬天法祖”，商、周以来一直如此。中国人十分看重祭礼，认为它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这在无形中也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记者：“忠”“孝”文化对于古代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任继愈：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倡导“忠”“孝”的价值观是有必要的。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家长是核心，是主要生产者，具有决定权，一家不能无主，必须要有“孝”的价值观予以健全。但是进入现代社会，要以法治国，再也不能“以孝治天下”，这种家长制文化有时成了障碍。好比下棋，象棋有象棋的规则，围棋有围棋的规则，如果总是以一条标准来衡量现代事物，就搞成了一言堂，破坏了法治，现代的贪污腐败，往往跟家庭、家族有关。

记者：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现代制度的保证下，即便韩国当年在任总统金大中，也不能庇护他有贪污问题的两个儿子免遭牢狱。

任继愈：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其实中国自林则徐开始，就意识到国家存亡必须现代化，此后百余年来几代人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中国的趋势是现代化。

记者：在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我们经历了50年代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革”，您是否认同文化界有关“60年代断代”的说法？如何去修补呢？

任继愈：我不赞同“60年代断代”这个说法，它不符合历史。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往往需要回过头来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文化只能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不能一刀两断……中华民族走到今天，进进退退，但总的来说，是在前进，虽然走过了一些弯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打一个比方，一个小孩子从不会说话到五六岁时学会了撒谎，撒谎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毕竟是从无知到有知。原始的淳朴并不可贵，原始社会没有偷盗行为，你不能因此说这种习惯就是道德高尚，一个人明白了金钱的好处而不偷，这才是道德高尚。旧的东西不破除，遗留下来，就容易变成“愚昧的外衣”。

欧洲的现代化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历史，我们付出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为代价，并不太吃亏。中华民族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及时自我纠错，然后继续前进。

研究宗教与哲学不再陷于盲目性

记者：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宗教学者，您认为宗教在中国这个人文主义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度表现出了怎样的特质？

任继愈：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可以说，文化的起源来于宗教，一点都不过分。西方古典音乐是教堂音乐，达·芬奇的壁画也是宗教画。宗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考虑生前死后的事情，于是就产生了宗教。我们发掘古墓，发现里面的殉葬品，除了有生活用品，如衣服、锅碗，也有生产工具，如弓箭、纺锤，这是古人想像中死后也要过现实的生活。

记者：那么，中国的这种宗教精神与以孔子学说为主干的儒教有何关系？

任继愈：儒教也是宗教，而且是中国式的宗教。历史上天主教来中国好几回都没站住脚，它被儒教排斥了，因为它唯一主张“敬天”，而儒教主张“敬天法祖”。后来基督教在中国站住了脚，是因为鸦片战争后打进来的，有大炮保护它。

记者：宗教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任继愈：它具有安慰的作用。不过，它是第二位的，不是唯一的，人们不一定非靠宗教不可。

记者：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呢？

任继愈：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吃饱喝足之后就安静了，人的好多问题却是在吃饱喝足之后产生的。人需要关心最后的结果，渴望了解死后的生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宗教，另一个是哲学。宗教给人保证，保证你一定能得到幸福，没有任何怀疑；而哲学是理性思维的上升，也指出人生解脱的道路，但不保证人人都可能最后解脱，得到最高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哲学关注生存群体的解脱，关心集体，关注弱势群体，品位高尚，不自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情怀。

记者：哲学对于您自身的意义何在？

任继愈：多想想别人，少想想自己，多帮助别人。我的一些成果，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靠机遇和外部环境条件。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成绩不是最拔尖的，不过也不是最差，算个中等。但是我有上学的机会而别人没有，这是我的机遇。后来我考上大学，这也是我的机遇。别人将求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应该回报社会。好比一桶水，你不能光是从里面舀水，你还得往里面加水，这桶水才不会枯竭。

记者：研究哲学对今天有何现实意义？

任继愈：人类自从认识了自身的存在和它的独特价值，就开始了对社会、对个人的作用进行探索。人类和自然界打交道已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而人类认识自己，探索社会成因，如何在群体中生活，建立人际关系的规范，最多不过几千年。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哲学萌发得很迟，但它又是人类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迄今为止，世界上许多民族有文化、有艺术而没有哲学。没有文字就没有哲学，因为哲学是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至于人类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就更短了，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创造，使人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工具，用它来观察历史现象，分析社会现象，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历史进程方向，从此不再陷于盲目性。

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100米

记者：90年弹指一挥间，回想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您对自己的人生有何评价？什么事情会让您刻骨铭心、耿耿于怀？

任继愈：我的人生总的来说比较乐观。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近百年来，中国始终是在进步的，至于其中我个人的一些挫折和得失，是不重要的……

我认为，解除愚昧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而现代化是世界的主要趋势。

不现代化，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从中世纪到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很难，历经磨难，但是值得。我现在不大放心的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迅猛发达，但是对人文科学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重视不够，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问题解决不好，邪教就会趁虚而入！

记者：今天的环境的确充满了变数，作为长者，您认为中国青年应如何寻求自身定位，更好地生存？您对年轻一代的忠告是什么？

任继愈：我在教书的过程中深有感触，现在的青年对实际利益看得过重，空想太少，不够浪漫、理想。我不提倡吃苦，但年轻人要经得起吃苦，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主张年轻人在解决生活问题之后，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要有自己的个性。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年轻人现在做工作要更多地考虑今后的发展，考虑自己是否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为社会做出贡献。

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1000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换工作岗位，不考虑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没有远大理想的青年没有发展前途；没有远大理想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晚会被淘汰。

记者：青年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任继愈：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年轻人应多了解祖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这个条件，美国人就没有，写到200多年以前，他们就写到欧洲去了。不管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优秀，真理本身是多么朴素可爱。（文、图：张杰）

Bonjour

简介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
　　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55-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曾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
　　1987年至2005年1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１日４时３０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９３岁。

学术主张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任继愈先生第三项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理解和赞同。
　　任继愈先生的第四项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目前，《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任继愈先生的第五项学术贡献，是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4卷本）、《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第1、2卷）、《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第1、2卷）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集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

刊行著作

一、专著
　　《老子今译》（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
　　《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1985年又出修订本）
　　《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1月）
　　《老子全译》（巴蜀书社，1992年）
　　《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墨子与墨家》（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
　　《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月）
　　《任继愈禅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
　　《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老子绎读》（书目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
　　二、主编
　　《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初版）
　　《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人民出版社，1983—1998年）
　　《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
　　《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增订本）
　　《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
　　《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8月）
　　《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发表文章
一、论文
　　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5年04期）
　　从“内经”看中医的理论基础（《江西中医药》1956年06期）
　　鲁迅同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们的关系（《科学通报》1956年10期）
　　魏晋清谈的实质和影响（《历史教学》1956年10期）
　　禅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57年04期）
　　春秋时代天文学和老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04期）
　　论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兼答关锋、林聿时同志（《哲学研究》1959年07期）
　　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60年02期）
　　庄子探源——从唯物主义的庄周到唯心主义的“后期庄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年02期；《哲学研究》1961年02期）
　　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62年02期）
　　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教学与研究》1962年02期）
　　墨子生卒年简考（《文史哲》1962年02期）
　　关于《物不迁论》—一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学术月刊》1962年02期）
　　孔子——奴隶社会的保守派、封建社会的“圣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4期）
　　庄子探源之四——“后期庄学”（内篇）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5期）
　　孔子的“仁”的保守思想中的进步意义（《学术月刊》1962年07期）
　　王弼“贵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03期）
　　关于《不真空论》（附今译）（《学术月刊》1963年03期）
　　如果老子是唯物主义者（《哲学研究》1963年06期）
　　李筌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军事辩证法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06期）
　　孔子讲的“仁”能不能是人类普遍的爱（《学术月刊》1963年08期）
　　研究哲学史首先要尊重历史（《哲学研究》1963年04期）
　　儒教的再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02期）
　　宗教研究与哲学研究（《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05期）
　　中国文化的特点（《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85年01期）
　　道家与道教（《国土资源高等职业教育研究》1987年03期）
　　禅宗与中国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02期）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五台山研究》1990年03期）
　　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民族的融合力，文化的融合力（《学术研究》1991年01期）
　　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哲学研究》1991年11期）
　　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哲学研究》1992年01期）
　　中国哲学的过去与未来（《中国哲学史》1993年03期）
　　弘忍与禅宗（《佛学研究》1994年01期）
　　李贽思想的进步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05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齐鲁学刊》1994年06期）
　　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齐鲁学刊》1996年02期）
　　老学源流（《寻根》1996年02期）
　　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老子的“无”（《中国哲学史》1997年01期）
　　天台宗与中国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02期）
　　齐文化的产生和研究齐文化的意义（《济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01期）
　　郭店竹简与楚文化（《中国哲学史》2000年01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04期）
　　李贽的悲剧结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4期）
　　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2001年01期）
　　宗教学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实际和现状（《中国宗教》2001年02期）
　　谈谈孝道（《人民日报》2001年7月24日）
　　五台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讲话（《五台山研究》2002年03期）
　　李贽改革悲剧给后人的启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6期）
　　说忠孝——儒学的回顾与前瞻（《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一，2004年）
　　无神论教育与科教兴国——2003年11月28日在中国无神论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科学与无神论》2004年01期）
　　中国封建社会忠孝规范的历史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29日）
　　对忠孝传统应给予新评价（《北京日报》2004年2月23日）
　　现代文明与宗教对话（《中国宗教》2004年12期）
　　汉字识繁用简的必要与可能（《光明日报》2006年5月17日）
　　再谈儒家和儒教（《北京日报》2007年3月12日）
　　再谈儒学（《中国文化报》2007年4月26日）
　　《墨子•非攻》读后
　　二、序跋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序（《哲学研究》1983年06期）
　　《印度佛教史》汉译本序（《晋阳学刊》1984年05期）
　　《五台山古诗选注》序（《五台山研究》1987年01期）
　　《中国佛性论》序（《哲学研究》1988年06期）
　　《禅宗的形成及其初期思想研究》序（《哲学研究》1989年11期）
　　《阴符经素书释义》序（《中国道教》1992年03期）
　　《苏轼禅诗研究》序（《佛学研究》1995年01期）
　　《中国儒教史》序（《中国哲学史》1997年04期）
　　《惠能评传》序（《中国哲学史》1999年03期）
　　《汤用彤全集》序二（《中国哲学史》2001年02期）
　　《十六国帝王列传》序（《文史月刊》2003年01期）
　　对中国儒教的全面剖析——《中国儒教论》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2月1日）
　　三、随笔
　　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1988年）
　　有关蔡元培校长几则轶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北京日报》200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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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国学的国学大师　　fficeffice\" />

吐火罗文是国学？门牙笑掉浑难觉。　　

张冠李戴蠢阿谁？阳错阴差小右鳖。　　

诋毁工农成大师，奉承权势更豪杰。　　

无良竖子享英名，眼镜訇然人大跌。　　

　ffice:smarttags\" />2009-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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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失两国士礼遇不同记怪　　fficeffice\" />

（一）　　

任呼勇反法西斯，季正柏林上座时。　　

哲学求真任正是，黄金颂德季其之。　　

默修大典任儒士，诋毁牛棚季蠢儿。　　

同日二人西驾鹤，季扬任贬让人思。　　

　 　

（二）　　

同是大师谲异之，炎凉势利见参差。　　

卖身投靠尊荣享，守正无阿寂寞随。　　

哲史精工人不尚，牛棚杂忆鬼偏吹。　　

把当百姓当羞耻，怪事于今最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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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任继愈先生也能写一篇牛棚杂忆之类，想来也会名声更加辉煌fficeffice\" />

作者：落日寻道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由任继愈先生六十年代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一直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为国家培养了一代代哲学工作者。人的一生仅此一项贡献就足以在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一生的辉煌了。更何况，七十年代后期，任继愈先生接下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任继愈先生认为佛教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为研究对象，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也就是这些文章，使他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相比之下，季羡林的的梵文研究怎么能与任继愈先生把毕生精力主要用于对中国青年一代的马列主义传播、教育，用马列主义唯物主义观点吸收中国文化方面作出的伟大贡献相提并论？
　　然而，两人同时去世，待遇却大不相同，一个是风光无限，一个是门前车马稀。
　　剖析其中奥妙，或许正是由于任继愈先生没有能够全面否定自己前三十年对马列主义的宣传，没有象季羡林那样写出文革遭受迫害的成名作《牛棚杂忆》伤痕文章，以至于直至死后，都没有能够受到政治大人物的青睐。
　　本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任继愈先生也曾经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并且，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以致失明；左眼视力也受到了损害。下放期间把眼睛都弄瞎了，这样的遭遇若是写出来，相信一定比季羡林《牛棚杂忆》更能让人愤慨，更能赚取无数人的同情的眼泪，可是人们却没有看到任继愈这方面的回忆。
　　相反，任继愈先生对现实的教育却提出了诸多的不同看法，据王丽在其《大音希声——悼任继愈先生》一篇博客中回忆说：
　　“最近的一次去看他时，保姆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人也不太认得。我进了病房，见他躺在那儿，眼睛似开似阖；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正发着烧，形容十分衰弱。我凑近试探着叫他，没想到他立刻认出我来，睁大眼睛点头说：“恩，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可我不敢跟他多说。“中学教育比小学重要。”他忽然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小学是学知识的，中学是学做人的。小学学不好可以补救，中学学不好就没办法补救了！”说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小学是一段，中学是一段，大学又是一段。中学的基础要放得宽一点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他很用力地说着，一字一句，虽然口齿有点不清。我赶紧唯唯，心里却百感交集：他病成这样，可一见我便谈中国教育问题，好像我是教育部长似的！”
　　笔者想起朱熹晚年“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若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任继愈先生又何尝不如此？在他心目中，“家国”大事是他“惕然常以为忧”的；即便他沉疴缠身，一旦言及此，他永远不会“神志不清”的，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士”的精神传统”。看了王丽这段真实的回忆，大凡稍有爱国之心，谁能不为之动容！
　　而被精英们誉为“国学大师”的国宝级人物，没有为“家国”大事“惕然常以为忧”，却为人们留下“真话不全讲”这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己做人的真谛。“惕然常以为忧”死的默默无闻，没有辉煌；“真话不全讲”却倍受赞赏，从而可见如今政治人物的价值观取向了。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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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不能把“真话不全讲”作为一种世故铭言，如“逢人只说三分话”作理解，那将有害于社会公德和革命价值观的建设。fficeff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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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解放前的文章及言论摘编fficeffice\" />
作者：05txlr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div align=center> http://www.wyzxsx.com </div>
《记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1947年) 【“最近心情方面渐渐静下来，于是又回忆到以前的许多事情，……想到以前过的那个幸福时期，恨不能立刻回德国去。”“我只希望上苍还加佑他，让他再壮壮实实多活几年，我替他祝福。”】 《论现行的留学政策》（1947年9月） 《德国政局的展望》（1948年4月《国防新报》） 【“在德国人眼里，俄国简直就等于地狱。战争结束后，这恐怖的心理不但没有扫除，而且日益加甚。”“倘若英美真想利用德国的话，我想德国不会拒绝。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万不能再象现在这样只给他们不能吃也不能喝的希望，他们需要的是面包。”】 《论聘请外国教授》（1948年） 【“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要归功葛先生（按指英国地质学家葛利普）。……有葛先生这样的外国教授，是我们中国大学的光荣。”“杜威、罗素在中国只是旅行了一趟；但他们在几个讲演里留给中国的影响仍然很大。”】 《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1948年3月） 【“中国同世界的政局都有过惊人的变动，变动得几乎换了一个新中国，换了一个新世界。”“我一想到这两党同国民党交涉、谈判、讨价还价的情形，浑身就有说不出的难过。”】 季羡林日记 【“德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国。”“今天过午回家的时候，一个小到可爱的女孩伸手向我喊了一声：‘Heil Hitler'！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觉得有趣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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