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手记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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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酒一杯话高考
孔庆东

有个姓周的老师，说今年乃恢复高考30周年，命我写一篇回忆自己高考的文字。我掐指一算，1977年恢复高考，到今年2007年，应该是31年哪。这高考可不是生孩子呀，今年生了，明年才算一周岁。高考是落地见分晓，王胡捉虱子，一咬一个响的。可转念一想，不能放弃这个自我吹嘘的机会呀，于是就假装糊涂，将计就计，温上一盏残酒，曝光一点俺当年高考的花絮吧。

我高考那年，是1983年。从1977年算，恰是第7年。7是我最喜欢的吉利数字，逢7必胜。本来以前高中皆为两年制，我应当1982年高考的。可偏偏从我们这届开始，高中改为三年制，所以我等于白玩了一年。假如让我82年高考，我真有可能考成黑龙江文科状元的。当然83年也有可能，因为每次模拟考试，我都是全省第一。不过第一多了，就麻木了，没劲了。最后那个学期，没什么可学的，除了写诗填词猜谜语读鲁迅，就是给其他同学的复习捣乱，比如突然问周围的女生：“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那条河，是叫色楞格河还是叫色格楞河？”本来人家背得清清楚楚的，让我这么一搅和，一辈子都迷迷糊糊了。那时唯一能够刺激我的，就是听说北大有个什么“未名湖诗歌朗诵会”，我就想象着，啊！在那烟波浩淼的未名湖上，我们北大中文系的800童男800童女，扬帆破浪，纵情吟咏……知道我后来为什么经常挤兑北大几句吗？就因为北大的实情破坏了俺的大好梦幻，北大对全国人民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那个勾引了无数少男少女的什么“未名湖”，其实就是一个运动场那么大的小水泡子。

我在无聊中盼望着高考早点到来，因为越往后拖，别人的复习时间就越长。而我和周围几个好哥们儿，根本不用再复习了。随便问我一个教科书上用最小号字体印在犄角旮旯的问题，我马上就会告诉你是在多少页印到哪个字换的行。看着其他同学日夜复习，感觉上似乎是让我睡大觉，干等着别人追上来。不要说我，我们哈三中差不多所有同学都盼着赶快高考，因为多拖一天，其他学校的考生就多了一分机会。至于北大，对我来说，就好比囊中之物，所谓高考，也就是相当于去填几张入学登记表。把牛再吹大一点，高考那天的心情，完全可以用《单刀会》里的一段唱词来形容：“大江东去浪千叠,趁西风驾着这小舟一叶。才离了九重龙凤阙,早来探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大丈夫心烈,我觑着那单刀会，似赛村社。”

所以，我很多年一直看不起高考那天被家长亲友前呼后拥送到考场的娃儿们。那场面如同“妻子爷娘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干嘛呀，上刑场哪？考不起回家抱孩子去。现在我自己有孩子了，能够理解家长的那份拳拳之心了，但从我自身来讲，我还是愿意一个人单刀赴会，把高考当成去唱三天的社戏。

以前的高考是在7月份，虽然贼热贼热的，但万千学子在酷暑中憋出了漫天的杀气，考得痛快淋漓。现在图凉快，6月份高考，虽然也满街都是警察老师和家长，但气氛颇有点像孩子们集体出水痘，一片紧张和悲悯。而我们高考那时节，正值阴历六月，放眼往大街上一望，真是“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整个城市弥漫着一股浩浩威严和勃勃英气，仿佛林彪陈毅刘伯承提百万雄师屯于长江北岸，只待毛泽东一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就千帆竞发，投鞭断流。参加这样的高考，不是人生一大乐事吗？

高考那天早上，母亲把一个奶油面包和两根哈尔滨红肠送到我的房间。我说：“干啥呀？不用。又不是去野游，吃个馒头蒜茄子就行了。”母亲不懂我“灭此朝食”的幽默，她说你不是喜欢吃红肠么？我特意买的，吃吧，今天家里啥也不用你干，我们同事说你今天考大学，需要集中精力。我心中感激，但不愿意流露，狼吞虎咽之后，便下楼挤上电车，眨眼来到哈尔滨17中考场。

进门找到座位，顿时发现问题。我们哈三中编考号的时候，把我编在头一个。可人家教委分配考场的时候，是逆着考号排的。所以把哈三中的考生排完了，单单剩下我一个。于是，我就被安排在另外一个学校的考生群中，第一排第一座。恕我不能公布该校的名字，因为我怕当年跟我一个屋里考试的那些哥们知道后，来砸我家的玻璃。

本来怀着“填表进北大”的平常心来高考的，突然发现满屋的考生都不认识，贫僧顿时心生歹念：我不但要自己考上北大，我还要为我们三中的兄弟姐妹多干掉几十个对手！一定要考得他们魂飞魄散，让他们每人每科少得10分！

临考前，我们班主任、年级组长、教导主任、校长都三令五申：不论多么有把握，谁也不许提前交卷，一人交卷，满屋皆乱。一定要反复检查验算，这不是为了你个人多得一分两分，而是为了我们哈三中的集体荣誉，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秒钟。可是他们没有估计到，偏偏是我，单枪匹马，坐在竞争对手的营垒中啊。我想起一句古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同样是为了三中的荣誉，我今天要临机独断，就是要提前交卷，我要交死你们！——其实我当时这样想，恐怕是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真实的心理是，我从来都是提前交卷的，别人做三个小时的题，我一个半小时就做完了，为了那一分两分枯坐一个多小时，实在难受。这是老天爷给俺一个善始善终保持提前交卷光荣传统的机会，晚节不能毁，天命不可违啊。

于是，我就跟和尚进了女儿国似的，格外兴奋。铃声一响就唰唰唰唰，那笔下写的不是字，那一笔一画都是分啊。那年的作文是看图说话，一大一小。我写的叫《贵在坚持》，后来看见被收在一本什么《高考作文选》里边了，我也没有底稿，无法索要版权。作文写完，才两个小时，细心检查两遍，改动了两处选项——后来知道一处改对了，一处改错了，总分跟没改一样。监考的两个老师从开考20分钟就盯上了我，不断交头接耳，对我指指点点，这更刺激起我的狂妄。离终场还有半个多小时，我左手提起试卷，右手以轮指在上面一弹，起身交卷。前面的监考老师大惊失色，后面的那位也赶上前来，只管看我。其他考生都抬起了头，满面错愕。我啪啪啪收拾好东西，走到门口，微微一鞠躬，轻轻说声：“谢谢老师，下午见。”我知道声音越轻，举止越沉稳，在其他考生心中引起的就越是惊雷。一句“下午见”，不是给老师听的，而是给满屋的对手们一个煎熬的悬念。

走出大楼，又是一片骚动。班主任老魁奔过来，敢怒不敢言地说：“你、你怎么回事儿呀？”我高声说：“太简单了，没咱们三中的练习一半难呢！”然后悄悄跟老魁说了实情。老魁说：“不行，你少给我扯淡。你这么早交卷，我心脏受不了。当初你们闹文科班，我是支持你们的。今年三中文科，指着你们出彩儿呢，你要是带头考砸了，你让我喝西北风去啊？”我说：“没事儿，我平时都是提前交，哪回不都第一吗？”这时许多家长上来打听，老魁就推我赶紧回家吃饭去了。

后面的5科，我都是提前20多分钟交的卷。全部6科，我一共提前了大约150分钟，相当于1科的考试时间。第二天上午考到第3科的时候，屋里的气氛就开始躁动混乱了。我偶尔回头看看他们，发现不少人正在看我，他们的坐姿也开始千姿百态了。而监考老师不断来看我答题，其他屋子的监考老师也轮番来看。有的还拿起我的准考证看我的名字和照片，好像要相女婿似的。这对我多少产生了一些干扰，使我后面几科出现了低级失误，政治卷居然少答了一个价值6分的“第二问”。这也完全活该，谁让我闲得“五鸡六兽”的憋着干坏事儿呢，应该说是自作自受吧。

到第三天，同屋考生的心理完全被我摧垮，一个个神情沮丧，不断看表。乱翻卷子的声音夹杂着轻微的叹息，此起彼伏。一到终场前半个小时，就都抬头准备看我交卷。最后一科，我交卷时，有几个同屋实在忍不住了，也拥到前边来交了卷，然后随着我向监考老师胡乱道了谢，一起走出大楼。这时外面的许多家长都知道了我的名字，纷纷叫着：“孔庆东出来了，那个孔庆东出来了。”我心想，我也没坐监狱，什么叫“出来了”？多不吉利呀。这一年的高考，我们文科班硕果累累，不但给老魁争了光，而且一举扭转了哈三中重理轻文的极左路线，使哈三中文理均衡，两翼齐飞，牢牢确立了在黑龙江的王者地位。

高考一落幕，我马上通过父亲的关系，到一个建筑工地当了20天的工人。因为我知道，暑假以后，我就是北大的人了。我到农村下过地，到部队打过枪，到工厂玩过机器，但还没有干过最重的建筑活，我一辈子只有这几十天的机会了。于是，我天天抗着一百斤的水泥上八楼，提着两大桶冒着蓝烟的滚沸的沥青在脚手架上闪展腾挪，那些故事都留到以后再讲。分数出来了，我差7分没有成为本省状元，但北大已经攥在手心里了。因为我早在春天就放出风去：我要报考北大中文系的文学专业。该专业在黑龙江只招2人，这样就不战而吓退了许多高手。现在虽然不是状元，但获得状元的6中张宏，报考的是北大经济系。所以，“未名湖诗歌朗诵会”的画卷，又在我沥青的蓝烟中展开了。

如今的高考，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沉重的话题，我也是这份沉重的参与者和反抗者之一。当我不无戏谑地回忆起自己的少年豪勇和狂妄，回忆起那个刚健清新的岁月，回忆起我的同窗和“对手”，我的心中漾满了松花江的波涛和未名湖的涟漪。我愿意把我心中那份刚健清新的波涛和涟漪，传递给年复一年的考生、家长、老师，传递给所有为中国的高考改革呐喊和叹息的高考人。

孔庆东简介:祖籍山东,系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人称“北大醉侠”，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98年起以一本《47楼207》火爆登场，此后《口号万岁》等均大受追捧。近作《笑书神侠》、《匹马西风》同时推出。

佛法无边

ha. ha. ha... seven out, better run. don't you know how to play cr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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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


纸 上 的 富 贵

孔庆东

　　苏小妹她大哥，一次去拜访国务院总理王安石。等待接见的功夫，看到书案上写着半首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世界上当大哥的，有时候都免不了爱逞个能惹个祸啥的。这位苏老大，也是手比较欠，一时兴起，就提笔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他这是讽刺王安石，难道连菊花耐寒也不懂吗？后人有诗道：“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说的就是菊花，看来这个“王二直杠”的学问很不扎实啊。苏老大走后，王安石看见了他的续诗，就奏请万岁，把苏老大贬到黄州，当了个武装部副部长，副县级干部。苏老大怀恨在心，认为这是王安石嫉贤妒能，公报私仇。转年重阳佳节，苏老大去后园赏菊，一进园内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满地落蕊而枝头空空。咨询了当地朋友，才知黄州菊花是落瓣的。苏老大恍然大悟，王安石贬他来黄州，是给他上“艺术与生活”课的，真正学问不扎实的，是自己啊。苏老大毕竟是个做大哥的，坦荡地向王总理承认了错误，从此创作上更加踏实认真，开启了一个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黄州时期”。

　　上面这则小故事，是很多同学都知道的。俺今天再讲一遍，不是为了告诉大家各地菊花的脾气秉性不同，也不是要告诉大家“艺术来源于生活”，而是要公布一项本人的最新科研成果：王总理的那两句诗，说的乃是当今社会的股市！

　　公元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纽约证券交易所。早晨一开盘，就跟以前的每一天一样，充满了帝国主义的繁荣兴旺景象，股指坚挺，成交迅捷，人山人海，鲜花盛开。忽然，一阵西风吹过，股价莫名其妙地开始下跌。到上午11点，人们像疯了一样竞相抛盘。到11：30，股市完全失控，一浪接一浪地狂跌。不到一个小时，10人自杀！随即股市崩盘，千万人顷刻之间倾家荡产，自杀成风，没自杀的也丧魂落魄，生不如死。就连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赔到了破产的边缘。随后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随后就爆发了“九·一八”、“一·二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直到“三八线”划定之后的1954年，美国股市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这就叫“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这股1929年吹起的西风，吹落的何止是黄金，还有几千万人的生命和几十亿人的幸福啊。

　　公元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又一次崩盘。3个小时之内，5000亿美元人间蒸发，美国当年国民总产值的八分之一消失了。然后狂风吹遍世界，全球损失超过二战总损失的5倍，史称“失控的大屠杀”。此后的日本股市灾难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同学们可能记忆犹新，我就不多讲了。单说王安石总理的故乡，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随即连日跌停，全体股民三天前的财富眨眼缩水，有的根毛不剩。2001年，80％股民被套牢，基金净缩水40％。2007年……我就一句也不用讲了。

　　股市可以使人一夜暴富，也可以使人一夜破产。正像有人依靠骂人一夜成名，也因为骂人而遗臭万年。为什么股灾一来，就摧枯拉朽、无可抵御呢？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可以做出一万种解释，但是王总理只有一个解释：纸上的富贵是靠不住的，那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一个正经人，不好好种地，不好好织布，不好好炼钢，不好好修路，不好好读书，不好好练武，整天在股市里“押大小”、“掷骰子”，那用我们东北话说，叫“没正事儿”。如果一个国家，怂恿他的全体人民都这么做，十亿人民九亿炒，还有一亿韦小宝，那这个国家也未免有点“没正事儿”了。

　　真正强大的国家，不是用纸上的数字说话的，不是用金融账目和外汇储备说话的。真正强大的国家，是用“实业”说话的，是用海一般的粮食、山一样的钢铁、铺天盖地的汽车飞机和劈波斩浪的航空母舰说话的。所以，美国的股市崩盘了，美国的富豪跳楼了，但美国仍然是强大的美国，仍然是世界的大哥，仍然可以到处给人续诗、改诗或者强行贩卖自己的臭诗。而王二直杠的老乡们呢，一旦那点泡沫破灭了，纸上的“奥迪”标志消失了，还剩下点什么呢？

　　所以，苏老大的两句续诗，也颇有几分启迪的：秋花不比春花落呀，咱不能腰里别着个死耗子硬充打猎的，胡乱跟人家比呀，要是咱的满纸富贵都给一风吹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你的生老病死怎么办？你的妻儿老小怎么办？上访吧，人家说你可耻；跳楼吧，人家说你作秀；骂娘吧，人家说你恐怖分子。虽然党和政府一心爱护咱，保护咱，可是党和政府没有航空母舰和正版软件哪，党和政府每天还得跟那么多腐败分子进行殊死的相扑呢，咱也不能忍心看着党和政府干吃亏呀。这里，可能用得着放翁老师的那首诗了：“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难发财。纸上得来终觉浅，一风吹散满地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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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alt=余秋雨 onerror=\"this.src='http://image2.sina.com.cn/blog/tmpl/v3/images/default_icon.jpg';this.onerror='';\" src="http://upic.album.sina.com.cn/pic_3/46e94efe02000001\" onload=resizeImg(this,180) align=middle border=1> 问卜中华----余秋雨

问卜中华----余秋雨

十九世纪最后几个月，北京城一片混乱。无能的朝廷、无知的农民、无状的列强，打斗在肮脏的街道和胡同间。商店很少开业，居民很少出门，只有一些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粮店和药店，还会闪动几个慌张的身影。据传说，那天，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药店接到过一张药方，药方上有一味药叫“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的龟甲和兽骨，上面间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这张药方的病人，叫王懿荣。

　　王懿荣是个名人，当时京城顶级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他还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他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作过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尔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立即产生敏感，不仅收购了达仁堂里的全部“龙骨”，而且嘱人四处搜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余块有字甲骨。他收购时出钱大方，又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纷纷到处寻找有字甲骨了。

　　我没有读到王懿荣从自己的药包发现甲骨文的具体记载，而且当时药店大多是把“龙骨”磨成粉末再卖的，上面说的情节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标明“据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个深秋，由他发现了。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过有字骨版，以为是“古简”。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作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史记》中“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那就太令人兴奋了，遥远的“五帝三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缺少实证，而眼前出现的却是那个时候占卜用的卜辞，而且是实实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询问天意。大事小事都问，最大的事，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并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知遇到过多少灾祸和挑战，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他们向苍天的一句句问卜声了。问得单纯，问得具体，问得诚恳。问上帝，问宗祖，上帝也就是宗祖。有祭祀，有巫祝，日月星辰，风霜雨雪，问天也就是问地。

　　为什么三千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深秋？为什么在地下沉默了那么久的华夏先人，会在这个时候咣当一声掷出自己当年的问卜甲骨，而且哗啦啦地流泻出这么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华夏先人强烈地感知到了，他们的后代正面临着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危难。

　　他们显然有点生气，掷出甲骨提醒后代：这是多少年的家业了，怎么会让外人糟蹋成这样？

　　他们甚至恼怒了，掷出甲骨责斥后代：为何这么垂头丧气？至少也要问卜几次，最后探询一下凶吉！

　　王懿荣似乎有点听懂。他放下甲骨，站起身来。

　　门外要王懿荣关心的事情太多。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半年之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这八个国家的国名以及它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不想在这里复述了。我只想说一个结果，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农历七月二十日）早晨，王懿荣被告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逃离北京。

　　王懿荣，这位大学者这时又担负着北京城的防卫职务。他头上多了一个官衔：“京师团练大臣”，代表朝廷与义和团联系，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在中国历代关及民族安危的战争中，开始总有不少武将在战斗，但到最后还在抵抗的，经常是文官，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也与中华文化的气节传承有关。王懿荣又是这样，他觉得首都沦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职，尽管责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越不应该离开职守，但又不能以中国首都防卫官员的身份束手就擒，成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证明他们胜利的道具。于是，唯一的选择是，在已经沦陷的北京城内，在朝廷离开之后，在外国侵略者还没有来到眼前的这一刻，自杀殉国。

　　他自杀的过程非常惨烈。

　　先是吞金。金块无毒，只是凭着特殊的重量破坏肠胃系统，过程缓慢，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挣扎许久仍然没有死亡。于是喝毒药。在已经被破坏的肠胃系统中灌进剧毒，感觉必定是撕肝裂胆，但居然还是没有死。最后，他采取了第三项更彻底的措施，爬到了井边，投井而死。从吞金、饮毒到投井，他硬是把官员的自杀方式、市民的自杀方式和农人的自杀方式全部轮了一边，等于以三度誓词、三条道路走向了灭绝，真正是义无返顾。

　　他投井之后，他的妻子和儿媳妇也随之投井。

　　这是一口灰褐色的砖井。此刻这里非常平静，没有惊叫，没有告别，没有哭泣。一个文明古国首都沦陷的最高祭奠仪式，完成在这个平静的井台边。事后，世事纷乱，谁也不记得这一口砖井，这三条人命。老宅和老井，也渐渐荒颓。只在很久以后，王懿荣家乡山东烟台福山来了几个乡亲，带走了几块井砖，作为纪念。

　　我一直认为，王懿荣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国难当头的关口上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却成了中国文化中铿锵的金石。他发现的是“龙骨”，自己却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龙骨”。

　　我相信，他在决定自杀前一定在书房里徘徊良久，眼光最不肯离舍的是那一堆甲骨。祖先的问卜声他最先听到，却还没有完全听懂。这下，他要在世纪交替间，为祖先留下的大地问一次卜。

　　问卜者是他自己，问卜的材料也是他自己。

　　凶耶？吉耶？他投掷了，他入地了，他烧裂了，裂纹里有先兆可供破读了。

　　当时，八国联军的几个军官和士兵听说又有一位中国官员在他们到达前自杀。他们不知道，这位中国官员的学问，一点儿也不下于法兰西学院的资深院士和剑桥、牛津的首席教授，而他身边留下的，却是全人类最早的问卜难题。

　　一九〇〇年的北京，看似败落了，但只要有这一口砖井，这一堆甲骨，也就没有从根本上殒灭。一问几千年，一卜几万里，期间荣辱祝福，岂能简单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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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谁欠谁的？ ----孔庆东

据日本财务省ANG=\"EN-US\">2007年ANG=\"EN-US\">3月ANG=\"EN-US\">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ANG=\"EN-US\">2006年底，包括国债、借款、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国家债务达到约ANG=\"EN-US\">823.3万亿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也就是说，日本国民人均背负的债务达到ANG=\"EN-US\">651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为ANG=\"EN-US\">40多万元。 像美国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实际上经常是在“负债运营”，不但政府是借钱开支，许多国民也都拿着信用卡透支生活。但咱们可别替人瞎操心，人家过得比咱舒坦多了。只要国家机器足够强大，就永远不用担心债务塌下来全国跳楼。所谓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用来说他们正合适。然后他们还要嘲笑中国人光存款，不消费等等，压迫人民币连连升值。这是用我们过去的“农业文明思维”所无法理解的。我们一直欣赏的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清清爽爽，明明白白。而且以为帝国主义列强肯定是自己家里“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此话是什么戏剧里的台词？）以为富国是永远向穷国放债，自己专门靠高利贷生存的寄生虫。现在我们才慢慢知道，帝国主义的口袋并不宽裕，他们之所以成为“列强”，除了当年杀人放火抢去了头几桶金之外，在自留地里干活也很勤快，更主要的，是他们发明了一种“超前消费”的高级洗钱方式。 咱们贫下中农一般是挣ANG=\"EN-US\">10块钱，花ANG=\"EN-US\">3、ANG=\"EN-US\">4块钱。如果只花1、2块叫做吝啬，如果花了6、7块叫做大方，花了8、9块叫浪费，花了10块就叫败家。而人家列强呢？挣10块花10块叫做吝啬！一般是挣10块要花20块，那多出的10块到哪儿去弄呢？借啊。什么？不借？不借俺可就抢啦！人家的“民主程序”一开动，人家那素质极高极高的人民举起森林般的手臂一投票，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啦。贫下中农挣的钱本来不多，一般只能挣5块，自己刚花了1块，就把3块借给列强了。列强东挪西借里挪外借，手里弄了100多块，这回真是怎么也花不完了。于是，他还要反过来，把钱再借出去，给那些一时揭不开锅的五保户，不过条件是比较苛刻的，除了利滚利之外，一般是要拿人家的土地房子闺女儿子来抵押的。别人欠他的，他年年催逼，有时候一年竟然真的挣了100多块。他欠别人的呢？不着急，能不还就不还，还不起就继续借，一直借得叫你心疼。你要是不借吧，那以前的债务他就说根本还不起了，你要是跟他打架吧，他已经用借来的钱置办了一屋子的刀枪剑戟，而你本来应该用于置办刀枪剑戟的钱呢，早都让他借走了。所以你还得继续借给他。到了债务如山，实在不像话的时候。他又来花招了，当初借了你家3块5块一共是185块，可是那时候的钱不值钱啊，再说你家的钱到了我家这片儿，不大好使，必须打折。什么汇率啊，浮动啊，所得税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啊，说得你头都大了。反正最后一算，我其实就借了你家28块钱，你要是不认就拉倒，你要是认了，咱们现在签个协议。你一想，28就28吧，顶我半年的嚼裹呢，总是个钱，否则都打了水漂了。于是你承认了这个28块。他又说，我今儿个吧，没现钱，我有个祖传的烟袋锅子，80多年历史了，小孩他姥姥的大姨子的小舅子传下来的，值老鼻子钱了，上回玛丽亚大婶出200我都没卖，我知道你爱抽烟，我现在改抽白面儿了，留着也没用，这回看在我大爷烧过你家花园的交情，卖给你，就算100，你看咋样？你跟他死砍活砍，砍到六五折，他心疼得抢天呼地，让你把烟袋锅子拿了走，最后一算，你还欠他37块钱。 有一种扑克牌的玩法叫做“憋7”，各地规矩略有不同。没有合适的牌出的时候可以向上家或者下家借牌。老实人一般不借牌，总是自力更生，凭自己的本事一张一张去拼搏。而聪明者则明明有可以出的牌却就是不出，一定要借人家的。用借来的牌把自己的一手散牌组合成整齐有序的强大阵容，然后反攻倒算，控制了整个局面。列强们也是这么玩的，自己家里有油田，不采，非得买人家的——反正钱也不是自己的。自己家里有森林，不伐，专门买别人的木材。然后再指责别人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山西的煤便宜，成千上万吨买过来，都埋在自家的海岸上，给子孙留着。而那“便宜”的煤，是用千百个中国矿工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中国的人才更便宜，北大清华带头，每年向列强输送一车皮又一车皮的会算题会画图会打字会编程的各省市县乡的状元榜眼探花小力本，借用鲁迅的话说，只要给予略略高于牲畜的待遇，他们就心满意足地勤奋工作了，而且其中还必有感恩者批评中国曰：“你看人家对畜牲都是那么人道，遗产都留给宠物，俺宁做华尔街的狗，不当长安街的人。” 老实人被欺负多了，急了，也看出些门道，就不免大骂列强，于是就显得很不文明。激动之下，对列强的判断也容易失误，做出些极端的举动，结果只能是雪上加霜。其实大家都在这个地球上玩牌，不会有一个人永远赢下去的，也不会谁把谁真的吃掉的。按照古代的玩法，规规矩矩的，那贫下中农太占便宜了，占了好几千年的便宜，风水也该换换了。人家发明了新的打法，改变了局面，这回你吃亏了，生气骂街是没有用的，应该认真钻研一下人家的战略战术。就拿“超前消费”来说，你可以看不惯，可以讽刺调侃，但却不能用道德主义去批判的。超前消费的人，一般都养成了“居安思危”的意识，因为他老觉着欠别人的。如同按揭购房者，是不可能天天抱着枕头睡懒觉让老婆踢着打着才去上班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普通职员，活得都很紧张都很累，连续放三天假就高兴得傻小子娶媳妇似的，什么春节长假、五一长假、十一长假，简直是天方夜谭，人家怀疑那都是共产党编造出来欺骗世界人民的瞎话吧。在列强家里，你永远看不见中国大街小巷那些成群结队的打麻将下象棋晒太阳的闲人。你说美国霸道吧，确实霸道，但其实累得跟孙子似的，觉也睡不安生。你说日本发达吧，确实发达，但从教授到白领，很多人忙得一天就睡五六个小时，饿了就匆匆吃盒方便面或者白面条——美其名曰“阳春面”，吃二两面合人民币三四十块钱。你说他们欺负这个封锁那个，最后一合计，这是忙活啥呢？ 挣10块花3块，图的是个心安理得，吃得香睡得稳，心理动机是想先勤劳后享受，先苦后甜，类似于养儿防老。可问题是如果别人不这样想，恐怕你的人生设计就要落空。小时候家里买橘子，每人分了4个。我计划一天吃一个，这样可以快乐4天。不料第二天，妹妹已然把自己的那份吃完了，眼巴巴地看着我，你就是明知她早早算计着你，也硬不下心肠不给她吧？于是给她1个。不料父亲也把自己的吃完了，掏出1毛钱，要“高价”买我1个橘子。那时1毛钱可以买两三个橘子，再说留着夜长梦多，于是再卖给父亲1个。我一共就吃了俩橘子，高兴了两天。可是第三天，发现妹妹还有橘子吃，原来母亲只吃了两个，另外两个留给了妹妹。我毕竟总算挣了1毛钱吧，可是过几天，父亲喝酒没有钱了，来跟我借1块钱，讲好过年时还给我1块5。当然，过年时还会节外生枝。就这样，到我上大学时，父亲已经欠了我3位数的人民币。我上大学的“第一桶金”，还是我自己利用高考过后的那个暑假当建筑工人挣来的。一个长大了的小伙子，北大学生，还能跟父亲讨债么？于是，一切就稀里糊涂，“往事并不如烟”了。要不怎么说，穷人就是穷命，活该倒霉受穷呢。用学者的话说，叫做“性格即命运”。 而挣10块花20块呢，图得是个出手爽快，逍遥自在。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咱去抢钱柜。他们首先纵情享受了生活，但问题毕竟是寅吃卯粮，心里总觉得有个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即使在欢歌浪舞最放纵的时候，眉间也掠过一丝隐忧。“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这是谁的诗句？）表达的就是这类人群的感受，所以我们从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中很少看到明朗的亮色，他们永远在表达着发自心底的阴冷的忧患。他们提倡休闲却难得休闲，偶尔休闲一下也是计划得条分缕析，跟上班差不多。他们忙着去找钱，去钻研，忙着去放债催债，整天要动脑筋，练武艺，擦枪喂马，甚至枕戈待旦。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带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他们老说别人欠他的，其实正是以此遮掩自己欠别人的。小学时，学校常派我到区里市里参加“儒法斗争故事比赛”之类的活动。一天中午，班主任王树香老师给我一篇两千多字的《桑弘羊舌战群儒》，下午就要带我去讲。校长问：“他能记得住吗？”王老师说：“没事儿，他过目不忘，看一遍就记住了。”其实我不过记性好一点，千字以下，看一遍能记住个大概，两千字的文章还没背过，真有一种“挣10块花20块”的空虚感，更何谈“过目不忘”啊？可老师已经这么说了，不能给老师丢面子。于是表面轻松潇洒，心中百般紧张，死命地看定每一个字眼，就跟黄蓉她母亲死命记住《九阴真经》似的。上了公共汽车，一边听老师说班里的事儿，一边心中不停地在默念，并做好了如果忘词儿就临场发挥的预案。直到傍晚抱着奖状回校，老师还跟校长夸我：“他看了一遍就能讲，去了就得了个二等奖。”而我自己一直很空虚，害怕下次给我更长的文章可怎么办。于是就只能擦枪喂马，枕戈待旦，准备随时老师降大任于小生也。我跟很多所谓“差生”都是好朋友，他们总以为学习好的同学活得快乐潇洒，不知道我跟他们玩耍之后，回家就手不释卷，我家那一带能找到的书几乎都被我看遍了，脑子里永远是“国事家事天下事”，活得比他们累多了。我倒是很羡慕他们，60分也吃得香，70分也睡得稳，自由自在，谁也不欠。而我，好像永远欠着别人的。至少，就欠我们老师的，因为她说我“过目不忘”，而我根本没达到啊。嗯，可见“快乐教育”也有害人的一面啊。 所以说来说去，这个世界到底谁欠谁的？包工头欠工人的，开发商欠包工头的，那谁欠开发商的呢？日本欠中国的，美国欠日本的，那谁欠美国的呢？英雄人物做了好事之后，一般都仿佛不大自在，总要向大家解释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好像做了好事反而就对不住大家了。此中确实大有深理可寻，当我们做了太多的太大的善事，可能就无意中扰乱了某种天机。当别人欠你太多的时候，你就欠了别人的。明明是子女欠父母的，可父母总对孩子说：“我欠你的呀，小冤家！”帝国主义强买强卖，拿走了别人那么多东西，可到头来别人都欠他的。帝国主义自己也内债外债柬埔寨，搞得水泊梁山一百零八烟水寨。这个世界，单个PK，似乎还能看明白谁欠谁的，可要是整个浪看，那就是一笔糊涂帐。古人说“楚弓楚得”，孔子曰“肉烂在锅里”。也许只有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才能算得清了。 算不清也甭郁闷。要两个烂肉面，带她们到门外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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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huang

兄弟:能否发些筒短一点的呢?太长,还未看完, 明天再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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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余秋雨访谈：要让最好的书占有你 [摘要]

主持人：各位同学网的网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很荣幸给大家请到了余秋雨老师，您好，首先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

余秋雨：同学网网友大家好，我是余秋雨。

......

主持人：现在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一个言论，民族文化正在被国外的文化同化，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余秋雨：什么叫做同化？文化本身就是无界、互相传播的事情。我们听贝多芬非常高兴，难道我们认为我们的听觉器官被贝多芬同化了吗？我们看最好的雕塑就同化了?文化本身就是交融的，不要同化和异化过程，如果中国文化被别人同化，别人文化被我们中国同化的话，这是文化交融上面非常好的事情。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家追求世界大同，世界大同原因在于我们有可能在文化上获得统一，军事上过去有可能对立，如果在文化上互相沟通的话，这样的话军事对立可以慢慢缩小。人不要过多地强调防范性。能够沟通是最好的，人追求真善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的差别。

主持人：文化不要太介意很多东西。

余秋雨：不要介意，也不要列很多篱笆、列很多墙，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如果这样的话就很糟糕。文化严格讲起来是没有太大的界限。现在很多国外建筑学家按照中国的建筑造出了很多漂亮的房子，中国按照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造出了很多漂亮的房子，融合往往是最好的作品。我们看待唐代很好的作品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们没有同化，相反，他们同化了很多北方民族，同化了很多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和南亚文化，然后有了唐代。然后唐代也被慢慢地同化。所以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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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刚才也说，一个人的价值观可能是决定他一生的，您对现在的青少年该如何树立一个正确的，或者说是一个健康的价值观，您有哪些建议？

余秋雨：我的价值观非常简单，也是全世界相通的，也是我从小一直固有的，也是我经常给学生写临别箴言说的话，三条，第一善良，第二快乐，第三健康。这是我一生的座右铭，也是文化价值观。善良这个理由非常简单，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关注你一个人，自己吃住在这个社会上很容易，如果是自私的，不是善良的，这个人就没有光辉。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即使他们很漂亮，如果不善良，这个光环五分钟以后马上就没了。就是靠善良，让我们人类能够站立，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多一些善良的举动，多一些善良的人，就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快乐，快乐做人，快乐战胜一切灾难，如果在快乐当中帮助人的话多么开心。做到这一切，当然心理和身体都要健康。至于学历都不太重要，有的人非常健康，由于他既不快乐，也不善良，最后很失败。有的人其实钱也不多，也说不上什么成功，但是由于他健康、快乐、善良，大家都很喜欢他，直到他死的时候，也非常非常安详，原因是他既善良、又快乐、又健康。

主持人：形成您这样一个善良、健康、快乐的价值观，青少年应该从哪里入手？是从小处入手？

余秋雨：两个都要。大的方面，因为外部的宗教观念很强，中国有些人相信佛教、基督教，这些宗教最优秀的部分，经常传达人活着为什么的观念，人的苦恼从哪里来，这个时候就会引导你有精神追求了，这是高的；另外就是你讲的小事，做一件小小的事就可以给你带来巨大的愉快，就是你真正帮助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我小时候可能是受到了老师的影响，最大的快乐，就是人问我路的时候，我领着他去，他感谢我，我非常开心，你不断有这样的训练，不断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就觉得非常好。这个大概和家里遗传也有关系，我的奶奶，有要饭的过来的时候，她总是把家里最好吃的给他，其实家里条件也不好，这可能是一种本能。

主持人：长辈对您影响很深，觉得应该这样做。

余秋雨：应该这样做，而且非常愉快。如果非常开朗的，你把自己得到的东西让给了别人，或者由于你让一个陌生人了一种非常愉快的帮助，由于你他找到了应该找到的饭店，或者是其他事情，你会非常开心。还是从小事做起吧。做小事并不是为了表扬，为了人家说感谢，就是真心的，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什么，这就牵扯到宗教精神了。

......

余秋雨：所以我对网友还是有个反复要求，就是书不要看得滥，现在要学会看一些基本的经典著作，看了这些最好的著作之后，用最精彩的话挖掘自己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天下的奇迹，你的生命是不可替代的。有的人一辈子学，这是挖掘自己的生命，如果要别人的生命，要你何用，世界为什么要你来到，这是因为你的生命是奇迹，和任何人都不一样，都要挖掘自己，而这个挖掘要和周围保持一种和谐的东西。这是我对年轻读者们反复讲清楚的，不要过于很滥得看书、学习，开卷有益，但拼命地读，这个很冒险。因为书有好坏之分，而你的生命不可重复。当你占有了一本书的时候，这本书也占有了你，这是挺残酷的一件事情。你应该让最好的书占有你，哪怕没有书的时候，让思考感觉在占有你，你不能让第三流、第四流的书占有了你高贵的生命，你年纪很轻，觉得以后可以看好书，但事实上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基础已经打坏了。就像白布被肮脏的东西染坏了。梁启超、鲁迅先生反复讲过，何况现在知识大爆炸，那么多资讯，那么多书，何苦成为大爆炸当中的牺牲品。读书的问题一定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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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更多的于丹---余敦康 1930年生，湖北汉阳人，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周易现代解读》、《易学今昔》、《汉宋易学解读》、《宗教·哲学·伦理》、《魏晋玄学史》等。

　　我认为于丹能一炮走红，不只是由于她个人的魅力，更主要是由于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起飞，人们产生了内在的文化需要，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现代化的需要。其实不仅仅是于丹，之前易中天、阎崇年、王力群也一连串地红了，但他们的红和于丹不一样，易中天品三国有故事有情节，阎崇年讲的明清帝王大家都熟悉，受到喜爱有情可原。于丹讲的是一般人难得接触甚至提到就怕的古代经典《论语》、《庄子》，能把经典诠释得如此接近生活、吸引普通大众，很不简单。

　　现在能形成这种以于丹为标志的文化现象，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文革中我们“批林批孔”，认为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要复辟反动的奴隶制度，庄子是悲观消极的代表，是在“为逝去了的天堂唱挽歌”。现在，于丹站出来为孔子和庄子正名，让2500年前的古代先贤与现代人的心灵息息相通，让他们为现代人打开心灵的窗户，这是大好事，为什么孔子会生气，庄子会着急呢？于丹正是恢复他们名誉、在现代人心中埋下经典种子的大功臣。我相信孔子、庄子看到自己的思想能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助推力，应该非常高兴才对。

　　1949年毛泽东就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必将到来。我们盼了50年，现在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于丹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她能一炮打红，我们每个中国人应该欢呼。孔子生气吗？庄子着急吗？我看他们一点都不生气，还高兴得很！你把我那些寓言、故事，都讲活了，你于丹真是好啊！

　　于丹根据自己的体验，结合现代人的需要，用古人的思想来解决现代人在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心灵问题，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这两本书我都看了，其中提到的问题例如讲怎样建立自己的理想、营造成功的人生，怎样在现代社会中过上心灵期待的美好生活，怎样超越，怎样看破生死，怎样摆脱名利的枷锁，这不都是我们每个人所关注的吗？把孔子、庄子的思想为我们所用，相信中国社会可以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现在有人这样那样地要求于丹，说这个字讲错了，那个事讲得不对，甚至出了一本《解毒于丹》，这是什么心态嘛！我研究了半天，于丹的书没毒啊，错倒是有，有个别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她本身的定位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针对大众讲自己阅读经典的心得体会。别说于丹并没有误读经典，历代很有名的大学者也有过误读，只要主旨是好的就可以。其实传统和现代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形式会变但精神不会变。于丹没有对经典进行“书呆子”式的考证，而是把经典中所倡导的精神与现代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对经典“敬而近之”，把孔子、庄子讲成是普通人，我很赞成。

应该说于丹给我们树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对我们学院派也很有启发。我把《周易》当做一个纯粹的学术课题研究了几十年，大部分成果只能在小范围里传播，像坐在金字塔尖上，与社会大众几乎没有联系，其实研究国学不应该总停留在学院派的圈子里，就传统搞传统，而应该适合现代人的需要。

　　现在我们都应该觉得欢欣鼓舞，居然从来不读《论语》和《庄子》的普通大众，能对它们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在我看来，“于丹现象”正是中华文化即将起飞、文化建设高潮即将到来的标志性事件。真正的文化建设高潮应该是全民性的，不是几个学者在那里埋头苦读。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于丹。（焦雯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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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 知人》----于丹

是你是不是了解你的亲人。我想有很多朋友都会很不屑地讲，我的亲人我天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我怎么会不了解？

爱不一定意味着懂得

　　但其实这里有一个概念不能偷换，那就是：爱，其实不一定意味着懂得。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往往会走进一种爱的误区。有个小故事很有趣，一对渔村的夫妇，两个人少年结发、恩恩爱爱。这个妻子从结婚那天起，就把这个鱼收拾好，每天把鱼的中段整整齐齐地打理出来，或者红烧、或者清蒸，做得很美味给他丈夫端去，她自己再厨房胡乱吃点鱼头鱼尾就算了。

　　日子一过几十年。等到儿女长成，老夫妻暮年相对，一辈子没有红过脸。老先生很惆怅地叹了口气。他说：“这一辈子我也没跟你提过什么愿望，我现在再不提我估计就晚了。”他说：“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做顿红烧鱼头啊？”（笑）这先生说，你看哪，我从小就爱吃鱼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娶了你以后就再没见过鱼头。（笑）

　　太太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太太说：“我从做姑娘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鱼肉。我一直认为鱼肉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因为爱你，我每天都把鱼肉给你吃了，我吃了一辈子我不爱吃的鱼头。但从来没想过你是爱吃鱼头。”

　　其实这个故事呢，大家听了会笑；但是你想一想，这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子女，往往是以自己的方式爱他们，不见得是以他们要的方式。

　　我们给自己的亲人买过多少他们不喜欢的礼物？那时因为我们喜欢，对吧？你买得很昂贵，他如果不穿戴的话他怕你不高兴，但他用了他自己真不喜欢，是因为你并不了解他。父母都会爱孩子。我们经常在孩子选择志愿的时候告诉他说：嘿男孩子怎么可以学文科？没有出息！去报建筑系吧，或者学物理吧！言外之意就是说，孩子，一定要听爸爸的话，爸爸告诉你鱼肉是世界上最好的，你怎么能选择鱼头呢？儿子也不好意思说：爸爸，我这辈子就是喜欢鱼头。

懂得　比爱　奢侈得多

　　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误区。

　　什么是智慧？张爱玲在写给胡兰成的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其实这个世界上，懂得，比爱，要奢侈得多。爱有时候是随时随地、非理性就可以发生的。但是懂得、很难。懂得，是大智慧。

　　所以，只有懂得之后，爱才包含了慈祥悲闵，才能够对人心有所体察。这样的关系，才会走得恒久。这就是所谓的“知人”：了解人心，所以走得久。

　　所以智慧，表现在行为层面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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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没有上帝的世界(1)

作者：孔庆东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如果没有上帝，一个人岂非什么事都可以做？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 　　一百多年前，西方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狂人。他站在海边的高山上，向着太阳、向着万物、向着全人类和全宇宙纵声宣布：“上帝死了！”那本来就奄奄一息的上帝，随着他这惊天断喝，真的就此寿终正寝了。人类的精神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狂人的名字叫做尼采。 　　其实上帝早就该死了。自从哥白尼的日心说推倒了基督教的地心说，谁还会真的相信在茫茫天边外的某个神山上住着什么耶和华和耶稣呢？不过人们还是照样进教堂，照样做祈祷和忏悔，因为“上帝”实际上是“信仰”的代名词。人总得在精神上有所依托，总得有一定的价值观念来把握这个物质世界。真正的上帝并不住在天边外，而是就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当你反省、自责，当你情不自禁地吐出一句“天哪”，上帝就已经与你同在了。 　　尼采所宣布的上帝之死，指的是西方人所信仰的基督教传统价值观念的全面崩溃。西方世界在逐渐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经历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一代代的青少年在信仰真空中找不到自我的价值，空虚、颓废毁掉了许多美好的青春。但这并不是尼采所期望，更不是尼采所带来的。尼采宣布上帝之死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在空前的大崩溃中获得空前的大自由。他让人们不要再盲目相信身外的造物主，盲目相信世外的大救星，而是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世界。上帝本来是人造的，但过去人们却把他尊为神圣的造物主，让自己屈居于精神奴隶的地位。在这样的主客体颠倒的精神结构中，一切价值都是颠倒的，人生的意义不是为了人类自己，而是为了上帝这个子虚乌有的观念。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就是要把一切颠倒的价值观念重新颠倒过来，对以往的一切真理和价值标准，都要用我们人类的眼睛去重新估量、重新评定。对人类命运的支配再也不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天外来客，而是我们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看到了人类无比广阔的未来。 　　正像尼采所预见，在上帝死了以后，人类尽管有过空虚、有过疯狂，有过残酷的毁灭和血腥的争战，但人类终于越来越能够清醒地面对自己、面对世界，人类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跃进着。每个人都能够力图以更理性的方式来把握自己的命运。上帝死了，但人的信仰本能并没有消灭，只是这信仰更加现实化、更加科学化，更加与人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死去了上帝的时代。 　　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所谓“礼崩乐坏”，诸雄纷争。周朝天子由各国诸侯的领袖变成了附庸。传统的礼法、制度及思维模式遭到了彻底的毁坏。各国不再向中央朝廷纳贡，楚王居然派使臣问周天子鼎重几何。从鲁国开始废井田、开阡陌的经济改革浪潮，迅速蔓延开来。豪门蜂拥而起，竟相养士招贤。人们不再相信天子的一人独裁，而是用自己的思索去探求宇宙和社会的奥秘。一面是思想界百家争鸣，新潮迭起。人人都争做自己的上帝。混乱与繁荣交织，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的长期战争中，民族文明获得了巨大的飞跃。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财富，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核心，尤其是儒道墨法诸家的思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发挥着其积极的效用，并且影响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这个时代过去了很长时间后，新的上帝才慢慢在人们心中树立起来，那就是以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第二次死去了上帝的时代是五·四时代。自从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就一直做了两千来年的“上帝”。中国封建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可孔庙的香火却是越烧越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圣人之好恶为好恶。以孔子的思想作为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除此之外的其他信仰都被视为是异端邪说。“五·四”运动一把火烧毁了孔家店，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着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人们以科学否定了天命，以民主平等否定了专制独裁。人类文明数百年来产生的先进思想滚滚涌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人们第一次知道在圣人的书斋之外，天地竟有如此这般广阔。中国以此才开始真正打开闭锁的国门，自觉地与其他民族站在一起，沿着文明的跑道向前奔驰。五·四时代是中华民族人性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开始追求现代化的时代。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在今天仍是需要中学生们继承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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