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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个铁杆同龄人之三
童真梦幻东流去
在离开我土生土长的村庄40多年并且迈向老年行列的进程中,我眸中常常闪烁童年的倒影及凝思时掠过的一丝丝幽情,总有我童年时代便结下深情厚谊的“铭”的形象在跃动,这段源于童年的友谊伴随着梦的岁月、诗的情怀常令我着了谜似的陶醉……
铭的家离我家只隔三条巷,很近,有事在门口吼一声,对方就心领神会赶紧跑过来,所以感情更易近乎起来。我俩不同的是,铭好动,我喜静;“动”“静”结合,倒也和谐默契。所以,在村里的那段时间,我俩很多时候都是“粘”在一起:捉迷藏、讲故事、逮小鸟、昆虫等,农村里孩子们玩耍的天地真是广阔而神奇,其精彩之处,远非现时的电视动漫网络的精彩所能比拟。
有一天,我和铭等一群孩子在村头的一块杂草地上逮小蝉,天很热,大家都光着上身,只穿着短裤衩。
正当大家忙着追扑蝉的时候,我的臀部突然“呲”的一阵刺痛,哎呀的惨叫一声,就在我不明就里慌忙边扭头边用手去抚摸疼处时,铭在我后面见一只橙黄色的蜜蜂慌乱飞逃而去,于是哈哈大笑起来:“你被蜜蜂蛰了屁股……哈哈……你知道吗?蜜蜂是专门蛰穿红裤仔的,它以为那是红色的花朵……嘻嘻,不信你看,我们这里就你一个穿红裤仔……哈哈哈……”
看着铭手舞足蹈甚至幸灾乐祸的样子,我沮丧地哭着叫着,下意识地用手往下褪了褪裤子,扭过头想看看那越发灼痛并伴有肌肉颤动的伤口,可眼睛又够不着,只好用手按压着痛处,边哭边疯似的往家里跑。
母亲见状,慌慌的奔过来,扒开我的红裤仔查看,知道是蜜蜂作的孽后,边安慰我边不慌不忙的将伤口处蜜蜂留下的毒针拔了出来,并顺手挤挤伤口,再将调成糊状的红糖涂在上面,据说此法对蜂蛰伤是最简便有效的民间疗法。
母亲敷上去的红糖果然起了作用,不一会伤口也就不那么痛了,心情也随之平静下来。我忽然想起铭的话,于是赌气地将换下来的红裤仔狠狠地往墙角一摔,骂道:“我再也不穿这鬼东西了……”
当时才八、九岁,铭的一句戏言竟产生了强大威力,在以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我竟真的不敢再穿红色的衣裤。
铭爱玩,但学习不是很上心。小小年纪,就喜欢琢磨机械结构原理一类东西,尤其酷爱玩车,什么鸡公车、瓦碌车、平板车,轴承车、自行车、汽车……总之跟“车”字有关的,有轮子可以转动的,都喜欢;甚至对从未见过的火车也很向往,但向往归向往,却无法实际摆弄,连乘坐的份也没有,于是有了一个虚拟的空间来满足他对火车的那种向往情怀——
一个当时可能风传全国的“开火车”游戏,一下点燃了明的“火车”热情。
我记得,在夏夜村头的晒谷场上,有晚风轻轻吹过,满天的星星,或朦胧的月夜,不知怎的,我和铭等一群伙伴常常在一阵疯狂的耍闹颠跑或捉迷藏之后,便安静下来席地而坐,玩起了“开火车”的游戏:开始先由各人报出一个站名,其他人便赶紧暗暗记在心里,十来岁的乡下孩子,不谙世事,阅历又浅,仅有的一点地理知识也是从课本上刚刚学来,因此所报的站无非是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觉得又气派又好记,特别是“北京”、“上海”两个站名更是首选,但先报先得不得重复。有人抢了先机,其他人也只能紧随其后,纷纷报站名,不一会儿,“火车”开始启动。先由抢到“北京”的人,得意地在每个人脸上扫了一眼,大喊一句:“北京的火车就要开!”,其他人立即随着他,紧接着一句问话“哪里开?”,“北京站”便挥手一指,脱口一句“上海开!”“上海站”便慌忙站起来,胸有成竹地跟上一句“上海的火车也要开!”众人齐声大问“哪里开?”“上海站”便赶紧把包袱扔出去,报出一站名,“广州开!”众人又转头齐声大问:“哪里开?”“广州站”亦如法炮制,众人又齐声大喊“哪里开!”如此连环,一句接一句,言语紧锣密鼓,急如星火,忽儿北京,忽儿上海;天南海北,驰骋千里,虽说方寸天地,唇齿之间,满嘴跑火车,却也其乐无穷。这种近乎于狂欢似的高声呐喊也许正暗合了少年那风流云散,无遮无拦,放野不羁的心绪,在一声接一声的挥洒中得到了心灵的抚慰和释放,因而在乡村清凉的夏夜显得特别畅快和欢闹。
自然也有“火车出轨”衔接不上的,不是慌乱中报错了站名,就是“车速”太快,被逼太紧,思想反应不及难以应对。便懊恼着直拍脑门,蓦然回首,重新忆起时,早已“轻舟已过万重山”,被淘汰出局,引起一阵善意的哄笑。有人下“车”,就有人上“车”,新人上马,重新鸣锣开张,“火车”又开始提速“启动”,只是没有汽笛与轰鸣,没有长长的连绵不断的铁轨、枕木,有的只是我们这群少年浮云般的心在一阵阵欢笑中被一次次带向远方……
铭对车乐此不疲,我的心思还是偏重于学习,成绩一向稳定。课余时间回到家里,力所能及的家务也是每天的“必修课”,打猪草、拾柴草是最常见的劳作。此时,铭对车的热衷已跃跃欲试到了制作阶段,他竟以自己的才智制作了一架鸡公车,开始是当玩具,有天傍晚,他推着鸡公车来找我,说要帮我去村后很远的桉树林去打柴,我欣然同往。在那里,我时而划拉地上的桉树叶,时而攀爬上树去折那些枯干枝杈。
就在我爬上一棵七、八米高的桉树时,突感脚下“咔嚓”一声,我踩在的枯朽树杈断了,我应声摔到了地上,脚脖子摔坏了,疼得钻心,根本无法站立。
铭吓坏了,赶紧扶我坐着,稍作休息后,试了几次还是疼痛难忍不能站立。
看到太阳已下山,我俩甚是着急,铭急中生智,将他的鸡公车推来,说:“试试我的车子,我载你回去!”
天!我真还没有思想准备坐这辆玩具车。我还在犹豫中,铭说:“天快黑了,快点!”边说边将散落在周围的柴禾收拢好,并将它捆在车轮的前部,然后将我扶到车轮的后部的车架上,车子吱吱呀呀地颠簸着向村里走去。
我侷促不安,一路无言。倒不是因为自己受伤,而是怕母亲知道后责骂,更怕母亲难过。
铭的表情不象我那么凝重,还不时宽慰我,进村时还故作轻松,笑盈盈的,村里人一点也没看出破绽,反而以为我们在推车玩耍;更巧的时,回到家时天已擦黑,母亲收工后又去自留地里忙碌,于是我抓住这有利时机,迅即冲凉换衫,一切收拾妥当后就上床睡觉了。天亮后,摔伤的脚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使我得以顺利上学。为此,我心里充满了对铭的感激。
初小阶段学业结束后,铭虽没能升上五年级,但也并不妨碍我俩的友情。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村民如果谁家里兄弟姐妹多,晚上大都到村里闲置的“散仔屋”睡觉,这已是一种民俗。我和铭兄弟姐妹都多,居住困难,于是,铭邀我一起到其二伯父出洋后留下的祖屋里睡,所以这间屋子在我五年的中学阶段里,每逢我从城里回来,便成了我俩的自由港湾。有时夜里饥饿难忍时,我们回家偷点米和菜来煮夜宵;每当台城有文娱体育活动时,我会坐在铭的单车去凑热闹;铭的海外亲戚多,他的志向就是要靠亲戚的帮助到海外发展,所以常要写信,由于读书所限,故给他的亲戚们的复信多由我来帮忙撰写。就在这互相依存的日子里,我和铭越发地成了铁哥们。
1970年冬,我应征入伍,铭很不舍得我的离开,但已长大的我们人各有志。当我胸佩大红花,在乡亲们欢送的锣鼓声中,默默跨上铭为我送行的单车时,不禁悲喜交集;在公社武装部新兵报到处,我们默默握别,真的依依不舍。
1972年,铭发挥其海外亲戚的优势,终如愿以偿去了海外谋生,此后我们便长时间失去了联系,甚至一度悲观地认为,这辈子可能难以见面了。
1987年春,我刚解甲归乡,铭携妻带儿忽然从洛杉矶回来,这是铭离家出洋后首次还乡。
我喜出望外。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我最难忘的就是你,我还记得小时候你穿红裤仔被蜜蜂蛰了屁股的事呢,哈哈!”
多么有趣!两家人聚在一起,铭的记忆重又勾起的童年趣闻 ,把众人的眼泪都笑出来了。大家在一起抚今追昔遐思梦想真是一大乐事,尽管是童年旧事,尽管十几年未归,他还未忘记我们,是多么珍贵的友情;然而我更看重的是由于铭的回来,使我们中断了十多个春秋的友谊重又接上……
1998年春,我赴美国洛杉矶期间,抽空去了铭的家中看望,他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到美国来见他,呵呵,真有意思,期间他又讲起我被蜜蜂蛰了屁股的故事……
人生最开心的笑想来莫过于此。童年的许多事,于当时虽是或极小或荒唐或可笑,但于现在回忆起来,却是极有趣而且珍贵。
只是,笑声虽好,童真却已不再。无奈于时光流逝,时间老人在悄然改变着一切。人似乎很难逃脱这样的逻辑,因为后来铭已有二十余年再没回过故乡。有时总也想不明白,今时先进快捷的现代通讯网络和大型宽体穿梭飞机在高山大洋面前不是可以游刃有余吗?自然也不明白偶尔来自于对方一星半点似乎年纪越大越忙碌这样的信息。
儿时的梦想,虽已东流远去,但不管怎样,那时的光景,仍是我梦里情怀。
(注:此文这次经整理后,内文稍作修改,同时重新拟定了题目,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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