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征文——家园, 我心中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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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心中的明灯

我在六十年代的乡下长大．我的家在温泉东安村．我家的屋子是曾祖父出国淘金回乡后建成的, 那是一间普通的泥墙屋, 黄黑色外墙和房顶，宽大的厅堂里，神阁高高在上，中央是一张古旧的八仙桌, 右侧有一副碎米成粉的“石堆”, 左侧摆放一张滕床，天井下边摆放着鸡笼，水缸，洗盆和刀架，最上边的是一排贮藏稻谷的瓦缸，还有漆黑的大门，房门和廊门。门边是门官神位：“门从积德大，官自读书高”。

一进家门, 对面就是柴草堆, 我几乎天天都要拾柴草。有时捡树叶，用铁火棒将吹散在地上的一块块落叶串成一串，村口公路边的几棵大叶桉，是我的好朋友，我从来没有折断过长在树上的枝叶；有时与几个小伙伴相约，背起箩筐上山拉松毛，用铁线做的耙子将散落在松树林下那些枯黄的松叶拉拢成堆，塞满箩筐后，我们在山上抓迷藏，摘野果，采山花, 我从来没有与小伙伴发生争夺；有时拿起镰刀去割田边草，到了村里分柴的时候，我家也分到一份，那时才可以跟随浩浩荡荡的村人进大山割柴，我从来没有害怕山高路远。我家那个柴草堆总是高高的。

大门口与邻屋之间有一水堑, 那是我童年的乐园。水堑长年不息地从屋角的地基石岩缝里流出清澈的泉水，淌向巷口汇入大水沟，再到村前的水塘。水堑底是干净的沙子，近出水处有一个深深的小沙池，常常有小鱼儿在游来游去，有花眼皮, 白眼仔，泥鳅。 放学回家后，我和小伙伴们挽起裤脚衣袖，下堑”恋水”。我们捧起沙子，从上到下筑起一道道小水坝, 坝面插上刚才在路上摘的春花李，咸酸仔，山稔树，捉出池里的小鱼分开养，捉来捉去，数了又数。玩得正入迷，突然有人大呼“崩坝喽”，手推脚踢弄倒沙坝，然后追捕被水冲走的小鱼, 堑子里水花四溅，巷子里吱吱喳喳，闹醒正在下屋打盹的“B仔白”。“B仔白”是革命英烈李龙英的母亲，她一头银丝白发，满脸岁刻深纹，几只发黄的牙齿, 手持木拐杖, 步履蹒跚。她的子孙都在城里或国外，她平时最爱来我家，拿我在塘里挖到的“沙泊”和捉到的小鱼小虾，每到这时，她总是赞扬我一番。此刻, 她家那对半掩的门“吱呀”一开，传来了有点发抖的声音：“浸屋啦!” “格嘞，格咯”，她扬起的拐棍永远只是打中墙脚，我和小伙伴们早已一哄而散，逃到上屋的横巷口了。

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村里拉来了电线，我家装上了爸爸从香港带回来灯泡。晚上，屋里总是亮光光的, 我们四姐弟天天围在桌子上, 做功课，看连还画, 讲故事，在大队的小学当老师的妈妈也在旁边备课和批改作业，或写信给爸爸，有时也要姐弟们捎上一封, 汇报学习情况。在那年的“斗私批修”运动中, 有人揭发了妈妈的说话“我家的灯泡特别亮”, 在批判会上, 妈妈被干部责令与爸爸脱离关系。妈妈回家后，立刻拆下灯泡藏起来。那个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妈妈写检讨书, 我写批判文章，狠狠驳斥资本主义的灯泡比社会主义的灯泡亮的反动谬论。后来，我上了初中，学到了电学的知识，才明白灯泡的亮度不仅与实际电功率有关，还与电压有关, 而不是与“资”或“社”有关。

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姐弟长大了，出城出国，妈妈也移居纽约，她是最后一个离开家园的人。一九九九年，那间久经雨水风霜的老屋终于在一次强台风中倒塌了，那个我在里面不知做了多少个梦的房间，整个房顶塌陷下来，再也无法修补了。两年后, 妈妈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原地重建一幢两层的钢筋水泥结构，马塞克外墙的漂亮小楼房。

那个艰苦动荡的年代过去了，清纯快乐的童年结束了, 伴随着我成长的那个家园也消失了，门前的水堑干涸了，淤泥上长满了杂草，再也见不到鱼儿的踪影。然而，家园是无言的教诲,诱我为人；家园是心中的明灯，亮我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