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创新呼唤“文化救亡”

破烂的砂锅

体制创新呼唤“文化救亡”
——刘佑局怒揭书画界黑幕跟踪报道

春夏之交，人心浮躁，总会期待一些令人振奋的声音。

广东华人书法院院长刘佑局之前在羊城晚报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当今书画界的许多黑幕，怒斥“当前书画界简直是一锅粥”。缘起协会制度的转型已经处于势在必行的时候，刘佑局感觉自身有着历史的使命，有必要将问题摆出来，希望引起有识之士的共鸣。

刘佑局在“怒揭”的采访中披露了现行协会制度的许多弊病，指出书画界很多人不择手段去猎取名利，有些江湖“艺”人专在社会上钻营，而现在不学无术的人都能当上协会的头头，协会官方化被投机钻营的人所利用，只要谁戴上了主席、副主席的光环就会变成身价百倍，许多人缺乏审美和判别能力，连连上当。歪风已经登峰造极、孽种四处流传。同时，作品参展和入会存在很多黑幕,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不少人在协会干几年就已暴富。最后还怒斥当前书画界简直是“一锅粥”。

其言论见报后，全国有八十多家报刊转载，网上转载、跟帖更是铺天盖地，很多读者网友都称“大快人心”。在网上有人回帖说：“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有的说：“怒揭得好呀，可惜人都麻木了！”另外，有很多老作家都给刘佑局打电话，认为“怒揭”一文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其中吴冠中先生也跟他交流过，还有很多文化界的老学者都认为“怒揭”道出了文化界的心声。如此多人关注“怒揭”事件，这不是对刘佑局的支持而是对正义的支持，是一种支持。他表示，人们关注我怒揭书画界的黑幕，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这个问题，而人们也已经意识问题所在，文化界渴望听到如此痛快的声音。

本刊继续跟踪采访刘佑局，细谈“怒揭”的来龙去脉，以及怒揭之后，刘佑局又有了哪些新的文化思考，他的“文化救亡”事业又有什么新的进展？

记：您当初是基于什么初衷而怒揭书画界黑幕的？

刘：中国文化五千年的历史长卷展开至今天，面临着一个转型时期。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一个中国文化形态的改革，从旧文化转型到新文化，主要表现在思想的启蒙和文化语言的改革，从而最终推进社会的变革。但是新文化运动到今天，还没有彻底取得成功，当中还有很多迂回、转折、回旋，这种回旋与中国的历史推进是相连的。

中国的文化转型发展到了今天还很迷茫，找不到思绪，个体思想受到五千年来奴性文化的影响，留下了很深的历史烙印。新文化的历史太短了，还没有彻底战胜旧文化的束缚，转型过渡中，还有很多人对旧文化很留恋，对旧文化的回归存在幻想。那是因为到今天还没有形成一种有完整体系的、有时代进步性的，能够全面孵化、滋润民族思想的文化精神核心。

中国人的思想有很大的依赖性，中国五千年的奴性文化，是建立在民族的生存环境、社会环境当中，与生活背景、人文背景、政治背景等交融在一起，与人类普世的民主价值有根本的区别。中国文化个体的生存能力很差、依赖性很强，很容易就陷入了一种迷茫。当时我的“怒揭”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对文化体制下的黑暗面的抨击与痛打，而这种痛打产生了文化背后的重大意义。

记：“怒揭”事件对于文化转型的意义在于哪里？

刘：中国民族很依赖“体制”，这个体制背景下的文化体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现在也高瞻远瞩，开始提倡“体制创新”了。也就是说，旧思想、旧文化、旧体制已经明显束缚了社会的发展，不能再沿用了。但是，这种旧体制夹杂着很多复杂的历史原因、社会环境和固态思想，当中有许多盘根错节的东西，一下子要彻底地翻过来，可能会有很多困难，因为新的文化还没有形成强大的气场，目前还只是在气场的边缘上寻找出路。然而，我们是有希望的。我出来“怒揭”，就是基于对新文化崛起的希望，同时期盼“怒揭”可以唤醒有识之士，为“文化救亡”共同努力。

中国的文化个体长期依赖体制，而现在，人类交给了文化人开创历史的新课题，给文化人赋予了新的任务，文化人承担着历史的重任。现在提倡“文化救亡”运动，因为一个社会的存亡一定程度生取决于其文化。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的文化体制下，谁的“官”最大、谁最有钱，谁就最有权威，很多文化官也许没有太高的水平，然而官大，就得到很多人的追随，头上的光环很大、很耀眼，然而他并非真正的文化人。从而造成现在文化人“成灾”， 文化两字十分迷人，这个美丽的殿堂人们都趋之若鹜，但是一旦文化失去了它的原味，其实与一个喽啰无异。

记：“怒揭”当中谈到的某些“协会”便是文化的喽啰？

刘：是的。有些所谓的协会掌握着文化主导权，那些“文化”事，他说了算。再加上媒体的吹捧，就更加不得了。现在许多媒体都充当着臭媚的角色，而且很盲目，曾经有个大报大篇幅地报道一个文化骗子的东西，写得天花乱坠，这个很可怕，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无中生有的。在广州活跃着一群这样的人，什么院长、主席头衔一大堆，在那里招摇撞骗，在外地市场上买来字画，签上自己的名字，拿来骗领导，甚至在社会上卖钱，骗了不少人，连很多领导都被他骗了，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社会变成了坑蒙拐骗的场所，这不是文化的可悲吗？

中国古代的文化人，讲究修心隐匿，而现在这些文化骗子就巴不得你去修心、隐匿，他们就能在社会上招摇撞骗。所以我说，必须要打破、推翻文化的旧格式，不然社会上这种丑陋的现象还会继续放大，它会搅乱了社会的视线。所以“怒揭”还要继续下去，先“揭”吧，把问题摆出来，让人们多关注一些。其实这留给我们思考的空间非常大，我们的任务非常重，必须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文化救亡才能得以继续。

记：在“怒揭”的访谈中，你提到向香港的文化体制学习，官办改成民办，民办好在哪里？

刘：之前说过，文化处于转型时期，而民办这种体制转型就很好。其实，前提是不要给文化添加太多的框架和束缚，文化是自由的，转官办协会为民间的，就会吸引很多真正有文化高度的人进来。现在，真正有文化的人往往得不到认可，反而文化官得到认可，容不得别人进来。所以说，协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文化协会应该是没有所谓的权威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平等的、弥漫着自由学术氛围的场所，但现在把协会弄成一个展示权威的场所，就很不妥。要是文化体制能弥漫一种自由的气氛，那是真正回归到魏晋时代的百花齐放的风气。

记： “怒揭”书画界黑幕的报道公开后，你捕捉到什么社会反响？

刘：全国八十多家报纸转载了那篇报道，网上更是铺天盖地。文化界很渴望听到这样的声音，有人关注“怒揭”其实表示社会上存在着这个问题，而人们也意识到问题所在。“怒揭”一出，就点燃了他们深藏已久的情绪，“怒揭”继续燃烧下去，就必然会形成文化转型的推进力量。我很希望更多的人出来，敢于“怒揭”，但并非毫无边际地怒揭，必须是对人类文化进步有作用的声音，才会引起反响。因为要是站在个人狭小的空间来“怒揭”，那只是骂街骂娘，毫无意义。可以说，怒揭是推开文化转型的一扇门，在当前文化背景下，有着推动的意义，文化体制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怒揭”的文章曝光以后，很多老作家都给我打过电话，认为“怒揭”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其中吴冠中先生也跟我有过交流，还有很多文化界的老学者，他们都认为我的“怒揭”道出了文化界的心声。在现在的文化体制下，很多文化人原先的骨气已经荡然无存，向这种体制就范，我感觉这非常可悲。去年年底我去西安搞展览，本来贾平凹答应出席的，但恰逢北京茅盾文学奖，他就临时说要去北京“活动一下”……这就是一种妥协。还有一个例子，中央美院的王镛在书法界很有名气，数年前他就说要退掉什么会员、副主任的职务，我认为他是个很有骨气的人，但是过了几年，他又参与了第九届全国书法大赛的评委，你看，他也就范了。

文化人失去了风骨，向旧体制就范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说，文化转型充满了困难，这对文化人来说也是一种悲哀，所以我们的推进也很困难。我很佩服吴冠中先生，他推崇新文化运动，说后悔自己没有当上鲁迅，他希望自己的后代可以当上鲁迅。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一种自由的文化，正是这种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发芽，才使得中国出现了一批有识之士，开展起文化救亡。而在现在的体制下，文化官控制着文化空间不允许有见解、有创意的文化人在他们的体制里面生存，那么文化制度如何能进步和发展呢？所以我们现在更加有责任，去建立更完善的架构，去掉旧文化的尾巴，为新文化运动开拓新的一页。


后记：
对于刘佑局怒揭书画界黑幕，除了一片欢呼称快，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的声音。对此，刘佑局认为很正常，也不足以影响他继续推进文化转型。刘佑局表示，在前进的道路上，他感觉自己还是有不少支持者，有许多站在历史高度、文化高度的领导在关注着文化转型的进程，还是会有同道中人。他不会受到负面言论的影响，因为他依然要前进。

刘佑局认为，只要你想站立历史潮头，只要你想要摧毁没落的东西，只要你走在前面，那必然会受到一些诽谤和攻击、必然会带来阻力。进与退是相对的，动力与阻力也是相对的，只要有前进的动力，就会有推你往后的阻力，这些是必然现象，也符合客观规律。但是，绝不能在这种阻力下就范，这正是他所说的要打破中国五千年奴性文化过程中，旧文化与进步文化的斗争。在交锋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伤害，甚至带来危险，但面对阻力就却步、被吓退、止步不前的话，文化转型的进程就更加难以推进了。

刘佑局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具有博大胸怀的、有高度的文化人站在一边，那么旧文化就会受到挑战，随着强大力量的推进而瓦解掉。就像冰与太阳的斗争，数千年的冰层一旦要溶化很不容易，那需要太阳的持久热力。自由文化向奴性文化的挑战，就是太阳与数千年冰层的斗争，是热和冷的较量，较量的过程中，思想上肯定会砰发出血肉淋漓的挑战，但是历史的步伐不可阻挡，新文化肯定能够战胜旧文化，这是历史的必然。

附刘佑局书法作品:

［此帖子已被 破烂的砂锅 在 2009-5-16 11:42:59 编辑过］

破烂的砂锅

虽然刘的书法水平不算很高，但称得上是一个讲真话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