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两大死结 (ZT)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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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无派

人们的许多知识，常常是在急用中“恶补”得到的。如同大量的有毒食品使许多中国人增长了化学知识一样，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使不少经济学的门外汉在短时间内学到了一些经济学的知识，这其中就包括我本人----一个原来对政治和经济都没有多大兴趣的普通研究者。

尽管“主流”们一直在试图让人们相信今天的中国是千年不遇的“和谐盛世”，稍微有点实事求是态度的人都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不仅不是什么“盛世”，而且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危世。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大量矛盾都被一种虚假的“繁荣”所掩盖，以至于相当多的人，包括许多真心关心民族前途和百姓疾苦的知识分子，都天真地以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就要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了。突如其来的美国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暴露了中国社会的矛盾，也让许多人从梦中醒来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继续着他们的梦。还有的人其实比我们醒得还早（或者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没睡），但是，不知是出于想骗自己还是想骗别人的目的，他们仍然在装疯卖傻地高唱着“基本面”良好的颂歌。

颂歌是好听的，但好听的颂歌不一定能解除面对危机的焦虑。于是，我们看到了最近在美国召开的“G20”，看到在中国放出来的“救市”的四万亿人民币。国际上的忙活也好，国内的张罗也罢，这场扑向中国人民的灾难能由此得以免除或减轻吗？我希望能。但恐怕我的这个希望会落空，因为中国人民今天正在面对着制约他们的内外两大死结。不解开这两个死结，中国社会不仅谈不上任何有进步意义的发展，中华民族还有可能坠入苦难的深渊长期不能解脱。

来自国外的死结，就是中国甘居其中的不平等的国际金融经济体系和由此而来的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地位；来自国内的死结，就是资改派灵魂的堕落和由此产生的疯狂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贸易和金融，这两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已经成了霸权主义国家统治世界的武器。这两个武器的威力，在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以后，被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里，为了说明问题和作一点“科普”，我想尽我所知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体系。

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 （即关贸总协定，后来改称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协定以及相关的组织，就构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核心理念是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多边经济制度。它的货币体系是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盯住汇率制，是构成这一货币体系的两大支柱。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朝鲜和越南两场战争，美国的黄金储备大量减少，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也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于这年的8月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已经丧失，该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虽然完全不存在了，由它产生的两个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仍然存在，他们继续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与此相关的世界贸易组织也直到今天还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元的黄金基础没有了，但它的世界货币的功能却没有随之消失。这样一种现状，就为美国提供了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特权：从理论上讲，它可以不从事任何生产，仅仅靠发行美元就可以从其它国家购买任何他们能够买到的东西。这个特权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布雷顿森林体系可以修改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美国不愿意。虽然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但只要它清理了金融体系的混乱局面，现存的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仍然是对它最有利的。试想一下：只要有可能，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愿意放弃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那么，为什么美国不愿意就不能修改呢？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是有“学问”的，它分为基本投票权和各国缴纳的基金份额所得到的加权投票权，后者起决定性作用。美国的加权投票权是16%，中国的呢？仅仅是3.7%。也许有人会说：16%有什么了不起，其它国家的投票权加在一起比它大得多。这样的计算没有错，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一个规定，那就是，重大问题例如章程的修改等必须要85%的票数通过。100%-16%等于多少？等于84%。也就是说，美国的16%投票权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它可以一票否决。

布雷顿森林体系无法修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贸易体系可不可以呢？有人大概认为可以。事实上，这次参加“G20”会议的一些欧亚国家就是报着这样的心态去美国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看到了。尽管国内媒体高调宣传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怎么怎么样的“重要作用”，我个人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个零。我在《美国下一次“扩张”的可能方向与中国应采取的对策》中就说过，“新的金融体系即使不是以美元为基准，仍然还是由美国主导”。其理由很简单：一是美国欠世界的债已经多到不能让它破产的地步，二是它掌握着石油和粮食的定价权以及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没有人能夺得这三大支配权，就没有人能夺得它的世界货币的主导权。因此，建不建立新的世界金融体系，在目前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中，也不可能有机会掌握主动权。

如此说来，中国是不能解开这个死结了？不能这样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不在它的外部原因，而在它的内部；外因是变化的，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农业体系，它本来是有足够条件不受这个外因制约的。独立自主不等于闭关锁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主持领导下，中国的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开启。在这个基础上，一个立足独立自主，结合对外开放，有广阔腹地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建立已经指日可待。遗憾的是，过去三十年，中国走过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到了今天，中国成了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它的生产有超过40%是所谓的“外向型”的。在国内大量存在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的基础被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中国向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极其低廉的产品，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换回来的是什么呢？是没有实际购买力却会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的美元。与此同时，一个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压迫人民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在中国再度出现，成了继帝国主义经济剥削后，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又一座大山。这种殖民地经济，不仅极大地牺牲了国内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也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寄生虫式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以至于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来临时，中国被世人指责为“生产过剩”的发源地，成了助纣为孽的“罪魁祸首”之一。

这一切，都源于资改派误导下的灵魂堕落，源于它路线的根本错误。当今中国的资改派，已经背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一个“一切向钱看”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滋生地。这个堕落了的灵魂，就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死结。国外的死结，是通过这个国内的死结来制约中国的；不解开它，就不能摆脱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被动地位。

同美元与黄金脱钩，却仍然保留金融贸易组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点类似的是，这个执政党虽然在资改派误导下和它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彻底脱钩了，却保留了原来的权力和组织结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概括她是不科学的，但如果我们试图高度概括她的核心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她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和对人民群众的“造反有理”的号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在“造反有理”的群众监督下才能保持不变。如同美元的发行不受黄金的制约一样，中国的权力体系也是完全不受制约的。这样的体系疯狂是必然的，不疯狂才是奇怪的。指望美国重建“合理的世界金融体系”，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指望今天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放弃利益，同样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我不认为所谓的多党轮流执政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政治体制。正如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无力监管华尔街一样，多党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权力腐败的问题。我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从迷茫中醒来了，就能重建自己的组织核心，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在《危险恰在危机后》的结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救的是执政党的灵魂，但我对此是没有信心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人已经不可救药，我们是不是就看着他们将中国拖入深渊？”对于后一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我相信，如果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劳动知识分子们，都开始问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是会有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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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jour

中国最大危险：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在这次危机后

暂时无派

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在引发中国的经济危机。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也是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但在具有强烈殖民地经济色彩的中国，生产过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出口产品滞销。中国的国内消费，在过去的十多年内，基本上从来就没有旺盛过。今天人们谈论的，大多是中国如何应对和渡过这次危机的办法。而我担忧的，却是这次经济危机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在我看来，中国人民面临的最大危险，不在这次经济危机本身，而恰恰是在危机之后。今天的经济危机，只是更大的危险的开始。

在出口萎靡不振的情况下，为了“撬动”内需，中央政府决定投放四万亿人民币，并制定了十大措施。那么，这个被人民日报评论员说成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的措施，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GDP的增长呢？会的。会不会启动真正意义上的内需呢？不大可能。会不会消除或减少我所担忧的危机后的危险呢？完全不会；不仅不会，甚至将加大这个危险。

我的这个判断，显然不符合“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上来，把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加紧落实”的评论员要求。我如此唱反调的根据是什么呢？让我试试，看能不能说清楚。

通俗地说，所谓生产相对过剩，是指社会产品多到少数有钱的人消费不了，而大多数有消费需要的人又没钱去买。应对这种假“过剩”，历来不过两个招数：一是人为地制造短缺，二是让人们在短时间内手里的钱增多。前者就是将牛奶倒进海里，后者就是通货膨胀。中国的“精英”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件很简单易懂的事情，故意说得很神秘。今天中国这个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及时而必要、果敢而科学，总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计划，不过是一次滥发货币的通货膨胀和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应用。

我不认为凯恩斯理论是完整的经济理论，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揭示，完全不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日而语。但我也认为，它相对于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学说，有其合理的一面。它的核心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借此刺激有效需求，即刺激消费和投资。它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在财政政策方面，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主张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以扩大投资和消费；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主张增税、减少财政支出，以减少投资和消费。在货币政策方面，在萧条时期主 张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资；在高涨时期主张减少货币供应量 ，提 高利息率以限制投资。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有效需求又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前者是由后者决定的。那么，中国的所谓“内需不足”是投资需求不足还是消费需求不足？显而易见，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前，不仅没有表现出不足，反而表现出膨胀。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同时又投资膨胀，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经济是一个特征极为明显的殖民地经济。它的“发展”，主要的不是为了国内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而是寄生虫国家的国民消费需要。而一旦寄生虫国家的金融出现问题，消费能力下降，中国就立刻表现出生产过剩，进而出现经济危机。因此，顺理成章地，要想有效地启动内需，必须从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上入手。可是，反观这次出台的“十项措施”，除了第八项以外，基本上完全是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会不会最终拉动整体消费水平呢？不会。我这样说的理由是，这次紧急出台的措施的根本出发点，既不是为了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不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经济的长远规划，而是为了弥补外向型经济走低造成的经济放缓的应急办法。它所能容纳的就业，大体上不过是那些外向型经济企业剩余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价值（工资水平），也不会明显高于原来的水平。换句话说，这些投资带动的消费充其量不过是原来可能下降那一部分的补偿。与此相反的是，由这些投资创造的利润，却要落入原来就很富裕的人的腰包。其总的结果是，普通劳动者的表面工资没有多少增加，而社会总的流动货币却大大增加，结果是实际工资水平不升反降，通货膨胀的代价将完全由原来就是低收入的群体承担。这样一来，两极分化不仅不能缓解，反而会加剧；社会的有效消费需求不仅不会因为这些措施被刺激起来，反而会进一步萎缩；生产过剩将不仅会发生在外向类产品上，而且会蔓延到内销类产品上。

那么，将这四万亿全部用于消费（如有人说的按人头发钱）行不行呢？也不行。这四万亿的相当部分是债务（增发的货币）。将它们立刻投放到消费流通领域，一方面可能触发物价飞涨，另一方面会以储蓄的形式沉淀下去，不能形成有效消费。不要忘了，凯恩斯理论是建立在主观的心理分析基础之上的，它的核心之一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简单地说，越是到了货币最后收入单位，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少。人们拿到手里的钱并不会全部马上用于消费，而是会根据对未来的判断决定当前的消费量；越是临时性的收入增加，越会变成储蓄。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水平极低的当今中国，穷人比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钱口袋捂得更紧。我认为，最合理的安排是，将这四万亿的一半，完全用于社会保障如退休基金、低保补助和医疗费用的国家投入上。只有在“生老病死有依靠”的希望重新建立起来以后，扩大消费才谈得上可能。不久前，中国政府有两个主要领导人不约而同地说了“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话。如果他们所说的“信心”，也包括普通中国老百姓的信心，他们就应该把这次刺激内需的过程当成一次恢复全民信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保增长”的过程。现在的事实是，政府一边试图刺激经济，一边又放风说要延迟退休年龄，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政策，除了延续一贯的劫贫济富政策，没有其它解释。

中国有句成语：温故而知新。对于这次被有些人大肆鼓吹的“大手笔”，其实本不需要做任何分析。我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说了四句话，其中的后两句被编辑给“脱敏”了，我希望这次能保留。这四句话是：改革还是那个改革，方向还是那个方向；人还是那伙人，谎还是那个谎。只要执政党的路线还是与从前一样：始终朝向“让一部分人”富下去的目标，始终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的利益，始终坚持以5%的人被本，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人们都不必报任何希望，也不要费任何心思去猜它的结局。结果只能是一个：更大的两极分化。

两年前，中国有一个政府领导人在国外对媒体说，他每天都为普通群众住不上房子愁得睡不着觉，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到了今天，普通群众住房问题依然如旧。如果真象他说的那样，连续两、三年的夜不能寐，他应该早就身心憔悴了。但事实上呢？他对生冷偏涩的古诗词的记忆力丝毫也没有减退；在谈论“普世价值”时的思路一点不显得紊乱。这说明什么？说明此人要么是个不需要睡觉的“超人”，要么是个善于撒谎作秀的低级政客。这样的人，你能相信吗？

我为什么说更大的危险在危机后？这次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是明显的，它对企业的冲击，尤其是外向型经济企业非常大。中国的财富在大量缩水后将更加向少数人集中，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将更趋贫困。我在《美国下一次“扩张”的可能方向与中国应采取的对策》中有一个估计：美国将在六到十二个月的时间理顺它的金融混乱。一旦美国金融界的业务开始恢复正常，它就会立刻开始它的下一轮经济扩张。我给这次扩张起的名字是“虚拟制造业”，即在国内以第三产业为主，在国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大力发展属于美国企业的制造业。一场大规模收购中国企业的新的资本输出即将开始。这不是我在异想天开，只要我们回头看看最近十年美国除了在玩“虚拟”经济以外还干了什么，就不会奇怪我为什么这么说了（见上文）。左大培也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金融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的在华企业不回国救援反而开始收购中国企业，与此同时却呼吁中国去救？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投资美国的金融领域，不能收购他们的实体经济？答案就是：美国在用房地产泡沫经济完成过去十年的过渡的同时，也做好了“虚拟制造业”的准备。而中国这次所谓的“保增长”，不仅不可能调整经济、做好应对美国扩张的准备，反而会是饮鸠止渴，使中国的经济困难雪上加霜，进一步为美国的大肆收购提供便利。

有人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宣告了它在世界政治和经济领域霸主地位的动摇。我不这样看。我反复说过，从历史大势上看，帝国主义终究是要灭亡的，但它一定不会在殖民地灭亡之前灭亡。我敢肯定：作为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一定又是第一个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国家。这除了它本身在能源、粮食和军事上的控制地位以外，还因为它处在一个有利于它的世界环境。这个有利的环境，不是欧洲的不团结和软弱，也不是日本的衰落和无所作为，而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在世界的东方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美国经济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就是中国。只要中国继续在今天发展的方向上不动摇，美国这个寄生虫就可以继续舒舒服服地靠在中国这个寄主身上统治世界，直到将中国彻底榨干。

尽管美国从来就没有将中国作为一个盟国，但今天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却总是一厢情愿地向美国靠拢，在各项关键的国内外政策上，表现出唯美国马首为瞻。唯一能解释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美国虽然没有将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当成“自己人”，但它却很乐于接受这群人作为它在中国的代理人，因为这是一个鼠目寸光，为了自己个人的眼前利益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对内凶残无比、对外卑躬屈膝的最下贱、最无耻的群体。和今天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相比，一九四九年前中国社会的“四大家族”也会自觉相形见绌。我在几天前发了一篇文章《中国现在最需要救的不是楼市也不是经济》。我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救的是执政党的灵魂，但我对此是没有信心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人已经不可救药，我们是不是就看着他们将中国拖入深渊？

［此帖子已被 Bonjour 在 2008-11-20 6:49:38 编辑过］

Bonjour

中国现在最需要救的不是楼市也不是经济

暂时无派

中国现在有一个字很热，这个字就是“救”。从股市到楼市，从美国到中国，“救”，成了一个中心话题。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正面临着挑战，也有人反对，说怎么是挑战呢，那明明是机遇吗。当然，中庸一点的也有，认为中国现在面对的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挑战也好，机遇也罢，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国眼下绝不是什么“和谐盛世”。和谐盛世是不需要“救”的，只有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救”。

如果我说今天的中国到了崩溃的边缘，肯定有人会跳起来的：这是否定改革！接着还会愤怒地质问：你想回到过去吗？按照“不争论”的原则，我们姑且认为中国的经济现在仍然处在还没有崩溃的边缘。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物价水平、国际收支和就业形势等支撑经济的四大因素都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良好的。苏东坡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秋江水冷先知道的大概也是鸭。尽管中央政府的态度看起来很乐观，但是 乐观“难出中南海”，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却比较焦虑，而最让他们焦虑的，就是房地产。已经有人将救楼市提高到了救银行、救经济的高度了。当然，为了表现出他们好象真的是“执政为民”，最后还要挂一句“就是救百姓”。其实，就是表面乐观的中央政府，心里也不见得真就那么踏实，否则，他们不会同意地方政府举债运行，也不会增加出口退税率了。

是不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可以不争论，但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危机却是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都是由“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一般地认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有“三驾马车”：基本建设、内需和出口，其中的出口已经明显放慢，内需也很疲软。而放慢和疲软的原因就是“生产相对过剩”。这也是地方政府焦虑不安和中央政府仅仅将经济限定在“基本面”良好的原因。而目前最令人“揪心”的房地产业，则不仅属于消费的范畴，也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它在中国相当多的地方，已经是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这就难怪许多地方将“救楼市”抬到了救经济的高度。

房地产该不该救？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回答是见仁见智的。我个人认为：中国房地产业的泡沫太大，在一定意义上，它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恶性肿瘤”。不消除这个肿瘤，中国的经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它拖死。同样的道理，中国这些年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既极大地影响了国内群众的生活水平、抑制了内需，又会在中国产品进口国出现金融问题时，造成外向型经济企业的产品过剩而陷入困境。因此，现在救楼市是继续养大肿瘤，而用政策进一步刺激出口，则等于是饮鸠止渴。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也同意这样的观点：过度“化疗”有可能在杀死肿瘤前，先将机体摧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采用治标不治本的“姑息疗法”是必要的。

问题是，在经济出现困难需要救助的时候，政府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在哪里？是继续坚持“让一部分人”富下去，始终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还是将“以人为本”的“人”由过去的中国人口的5%扩大到95%？勿须讳言，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无论是被认为是“庸俗”的还是自我标榜为“科学”的，其成果都和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的关系不大。如果说“改革开放”真的有什么“伟大成绩”的话，那就是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培育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这个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最贪婪、最残忍和最无耻的利益集团，在经济表现好的时候，它都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普通群众的利益，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指望这个利益集团作出一点牺牲、让出一点利益，无异于天方夜谈。因此，所谓的“救经济”，不可能在普通群众中引起任何共鸣，那种“万众一心、共渡难关”的局面也就根本就不会出现。仅仅由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和那些帮闲“经济学家”们参与的“救经济”，与其说是“救”，不如说是灾难来临时更疯狂的掠夺。其结果，必然是更深的危机。

应该承认，三十年来，中国也产生了一小批物质生活还过得去的所谓“中产阶级”。但是，在官僚资产阶级领导的殖民地社会里，不会有真正的中产阶级。目前，这批人在中国已经在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在企业倒闭和股市狂跌中变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而另一部分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因为房地产的崩溃被打回原型，甚至成为“负产阶级”。即使有一小部分侥幸逃过这一劫，他们的前景也很难说乐观。这些年，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自我感觉是颇为良好的。他们大概认为，能进得起价格昂贵的酒楼，自己就真的成了“人物”了；别人管他们叫一句“新阶层”，他们就真的上了一个层次了。事实上呢？在自己的女儿被别人欺侮后，想和人家要个说法，人家的回答不过是句“你们算个屁呀！”。一个“屁”能什么份量？在灾难来临时，这些人的命运也只能是被当成个屁放了而已。

常听到这样恶狠狠的话：真有了经济危机，最先倒霉的也是穷人，有钱人再怎么样也比穷人能抗。这话并不错，但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他们就不倒霉了？利益集团在兴高采烈地瓜分国有资产的时候，不正是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的时候吗？如果除了锁链基本上什么都没了，他们还怕失去什么呢？谁又能说一场大的经济危机不会唤起他们的抗争意识，砸碎身上的锁链呢？

我在从前的一篇文章《“统一战线”是不能用于党内的》中说过：“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希望是共产党，最大的问题也出在共产党；最先进的人群在共产党内，最腐败的群体也在共产党内。”现在看来，这句话需要“与时俱进”地这样修改：最先进的人共产党内不能说没有，但最腐败的群体肯定在共产党内，尤其是在各级掌握权力的人群内。这些人是中国人民今天最凶恶的敌人。

面对经济危机，我们是应该救，但是中国现在最需要救的不是楼市，甚至也不是经济；最需要救的，是执政党的灵魂。这种救，不是将它救成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是将它救成比较廉洁的一般执政党，甚至不是将它救成私心较重的“也是人”的小人群体。不是的，那些要求太高了，它们不适合今天中国社会的执政者们。几天前，我发过一篇短文《你们不能连畜牲都不如！》。有人说我“骂得痛快”，有人甚至给了这篇短文以“千古绝骂”的“美称”。面对这样的“赞誉”，我只有苦笑。我那怎么是骂，我那是希望！我真诚地希望：那些掌握各级权力的“共产党员”中的绝大部分，能够自我拯救或接受老百姓的挽救，将自己的“觉悟”提高到畜牲的水平，这样，中国就还有希望。但是，我对此已经不报希望，他们已经不可救药。他们不可救药了，中国面对的经济大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中国的前途大概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我从前说的：在血雨腥风中，以破坏性的方式，进入中国历史的下一个周期.

［此帖子已被 Bonjour 在 2008-11-20 6:51:34 编辑过］

Bonjour

你们不能连畜牲都不如！

暂时无派

http://www.eefocus.com/myspace/blog/show_159586.html

交通部派下来的“大官”林嘉祥，在深圳对一位年仅十一岁的小女孩做了人神共愤的罪恶之事后，竟敢在大厅广众之下说：“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面对人们的责问，当着小女孩的面，他更加嚣张地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好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官员，好一个谁都能“代表”的党组书记！如此丧心病狂，古今罕见；如此寡廉鲜耻，世上少有！我们还应该相信什么“先进性”吗？我们还用得着讨论什么“伟大成果”吗？不用了，这个活标本，用他自己的言行把一切都向世人展示得清清楚楚。

别跟我扯什么“酒后失态”，也别和我说什么“个别现象”。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谁见过哪条法律规定人们可以不为自己的酒后言行负法律责任？今天的中国，有哪一个眼不瞎、耳不聋的人会相信这样的官员仅仅是“个别现象”？对于人体，酒精是什么？是中枢神经的抑制剂，但它最先抑制的，却是抑制性神经元。人体对它的早期反应，恰巧却是兴奋。这个林嘉祥，在自己的大脑皮层抑制性神经元被酒精暂时抑制住以后，在兴奋的状态下，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将平日遮盖的丑恶本性暴露了个淋漓尽致。

今天中国的官员们，我们不要求你们象焦裕禄、孔繁森那样去当官，因为你们是“也是人”的“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的共产党员；我们也不要要求你们能象一个普通公务人员那样去行事，因为这样会有悖你们“做官不发财，白给都不来”的信念；我们甚至不要求你们能象一个守法的公民那样去做人，因为这样你们会因为“激励”不足而消极怠工。不，我们对你们没有这么高的要求。但是，你们不能连畜牲都不如！一个畜牲都不会对未成年的同类做出如此卑劣的事情！

如果能容忍这样畜牲都不如的行为，我们自己就不配做人；如果中国的政府和司法机关不严厉制裁这样的败类，这样的政府就不配执政，这样的“司法部门”就应该扫地出门！

我知道，网络上有许多的“网评”、“网管”和“网络警察”，我的这个帖子有可能让你不太“愉快”。你们可以骂，你们也可以删！但是我想说：如果你这样做是为了一个饭碗，你骂也可、删也罢，我能理解你。但是，我想提醒你：你骂完删完以后，回家看好你的小女儿，因为这个社会比你大的官多得是、比你有钱的人也多得是，他们可是要经常喝酒的！如果你也是林嘉祥一类的人或打算成为他这样的人，你尽管骂、尽管删，我也能理解你。但是，我也想提醒你：“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中国的老百姓是挺好欺负，但是，如果你把人欺负得太狠了，他们也会和你拼命的！

老百姓好吃好喝地养着你们，“你们看着办”！

我金山人

好文章，痛快痛快，真的希望咱們中國人應爭點氣，絕不能連個只會說「噢.......爸媽」的黑人也不如。

漆

日本前高官及眷属连遭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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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

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在接受采访
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2008年诺贝尔生态奖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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