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战国策---美国的乙醇战略

Bonjour

曾左韬

能源部阿岗国家实验室研究员
美华学社会员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中国几千年历史，其中各国各王朝的成功失败对今天的发展仍有借鉴的意义。当今各国崛起角逐的情况下，几千年前的战国策略仍可让我们警醒。2007年１２月１８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自１９７５年以来的首个能源法案，该法案要求减小石油进口，大幅增加乙醇等生物燃料的添加比例。实质是把出口的粮食转化为乙醇燃料，由于粮食是生活的必需品。这一变化将对世界发生重大影响。目前美国不但是工业大国，也是世界农业大国。美国大豆产量占全世界的42.7%, 玉米产量占34.4%, 棉花产量占21.2，小麦产量占11.6%.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处于决定性的地位。这一能源法案让人联想起两千年前的战国策。且看当年在粮食问题上管仲如何三策兴齐。

齐国本是一个海边的小国，姜太公初封时地不过方圆百里，而且很多是不适合粮食生长的盐碱地，粮食生产和人口都不多。齐国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东方的超强，与管仲的粮食战略有很大关系。策一，服帛降鲁梁。鲁和梁的老百姓平常织绨，绨是一种丝线做"经"，棉线做"纬"织成的纺织品，管仲劝齐桓公穿绨料衣服，并下令大臣们都服绨。上行下效，齐国的老百姓一时间全都穿绨料衣服。齐国绨的价格大涨，管仲还特意对鲁、梁二国的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金；贩来万匹，给金三千斤。吸引得鲁、梁二国的老百姓都把绨运到齐国卖高价，而获取利润。鲁、梁二国财政收入大涨。这两个国家的国君就要求他们的百姓织绨。一年后，鲁、梁的老百姓几乎全部出动，忙着织绨运绨，从而放弃了农业生产。时机成熟以后，管仲又劝齐桓公改穿帛料衣服，也不让百姓再穿绨，并“闭关，毋与鲁、梁通使”，十个月后，“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即使两国国君急令百姓返农，也为时已晚，粮食不可能在短期内产出。于是，鲁、梁谷价腾飞，鲁、梁的百姓从齐国买粮每石要花上千钱，而齐国的粮价每石才十钱。三年后，鲁、梁的国君不得不归顺齐国了。策二，买鹿制楚。齐桓公欲伐楚，又害怕楚国强大而不获成功，向管仲请教办法。管仲让桓公以高价收购楚国的活鹿，并且告诉楚国商人，贩鹿到齐国可以发大财。于是楚国的男女几乎全国总动员，全都为捕捉生鹿而奔忙，放弃了粮食生产；而齐国却早已“藏谷十之六”了。当楚国的百姓无粮可食时，管仲又关闭了国界，终止活鹿和粮食交易。结果，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策三。代国出产狐皮，管仲劝桓公令人到代国去高价收购，造成代人放弃农业生产，成天在山林之中去捉狐狸，但狐却少得可怜，“二十四月而不得一”。结果是狐皮没有弄到，农业生产也耽误了，没有粮食吃，导致北方的离枝国乘虚侵扰。在此情况下，代国国王只好投降齐国。齐国一兵未动而征服代国。这便是粮食战争的威力。

以上是两千年前齐国人的智慧。两千年后斗转星移。玩这种粮食策略的变成了美国人。让我们看看现代战国策是怎么玩的。美国先大量买入工业品，同时廉价出口粮食，把各国农业挤垮，这是第一步。目前农产品出口占美国农业总销售的比例高达２５％。各国农业受美国廉价农产品冲击，很多已经崩垮。就中国来说，中国是世界上的大豆、花生、菜籽、葵花籽主产国家，具不完全统计，中国种植油料的农民达两亿以上，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以上。1995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此后美国靠巨额的财政补贴生产的大豆进入中国市场，2000年中国大豆年进口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此后几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额连续攀升；而中国大豆生产却没有补贴，这种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中国农民生产的大豆越多赔得也越多。近年来，销售价格持续降低，种植效益持续下降，堆积如山的库存大豆以及跌破种植成本的收购价格使种豆农民和大豆加工企业都苦不堪言。结果中国本土的大豆生产逐步萎缩，2006年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已经比2005年减少了25%，而2007年大豆种植面积预计会比2005年还要减少40%左右。最近 10多年里，中国大豆产量由原来的世界第一，退居为继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每多进口100万吨，就可能造成130万种豆农民“失业”。失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廉价工业品生产线。开始为美国织“绨”制鞋，几千万只鞋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美国低价买入这些包含了大量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工业品，把污染和通膨留给了中国。07年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6.9%。其中，城市上涨6.6%，农村上涨7.6%；食品价格上涨18.2%，连续第4个月物价涨幅超过6%。

亚洲各国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由于工业化占地导致耕地的消失, 日本谷物的生产水平从顶峰下降了33%, 韩国下降了31%, 台湾下降了19%。在过去的37年间,日本粮食产量由1589万吨下降到985万吨, 包括饲料在内的粮食自给率由77%下降到目前的27%,下降了50个百分点。2003年韩国国内粮食需求量为2098.4万吨，与2002年(2064.1万吨)相比增加了1.66%。相反，2003年韩国国内的粮食产量为 554.4万吨，与前一年相比(616.2万吨)减少了 10.03% ，粮食自给率只达到了26.9%。这与2002年 (30.4%) 相比下降了 4个百分点，世界粮食进口的头号大国并不是有13亿人口的中国, 而是1亿多人口的日本, 排在第二的是不及中国人口4%的韩国!

等亚洲各国大力发展轻工业，各国政府如两千年前鲁梁国君一样鼓励国民大量织绨，激烈竞争使得工业品越来越便宜后，美国现在开始降低农作物出口，展开管仲战国策的第二步。但生产的食物不能浪费，最近能源价格上涨给了美国一个机会，美国计划把粮食转化为乙醇燃料，今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新能源法，推动美国每年乙醇燃料使用量在2022年达到360亿加仑。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目前，美国已经建成114家乙醇提炼厂，还有80家工厂正在建设中。2006年乙醇产量超过50亿加仑，比2005年增加了1/4，预计未来两年里可望新增60亿加仑的产能。 然而这将导致世界范围缺粮。2006年，美国投入4200万吨玉米生产乙醇，按照全球平均食品消费水平计算，足可以满足1.35亿人口整整一年的食品消耗。按照新能源法，2022年美国若从玉米生产150亿加仑乙醇需1.8亿吨玉米，足够5.8亿人口吃一年。 美国能源署官员称，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玉米仍将是美国乙醇生产的主要原料。由于美国的乙醇战略，美国玉米价格翻倍上扬，创下了10年新高。美国众议院在12月通过新能源法后玉米价格更有加速上扬的趋势。据预测，未来几年美国玉米价格有望再创新高，影响了消费者的利益。而玉米在食品中应用广泛，也是重要的饲料，包括玉米在内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势必引发食品价 格的连锁反应。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所长范布伦说，粮食的价格正在上涨，可能还会继续上涨很多。他强调说，用于生产面包的粮食价格可能上涨30%到50%，豆类和植物油种子可能上涨60%到80%。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5亿人每天只能花费一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用来购买食物的。如果食物价格上涨50%到80%，很多人将会陷于饥饿之中。 虽然美国政府给每加仑乙醇提供51美分的补贴，现在美国的乙醇生产厂商仍处于赔本经营状态。比尔盖兹投资的太平洋乙醇公司在2007年第三季赔五百九十万美元。生产乙醇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化石燃料的能量，这包括生产收割灌溉运输玉米等原料中所需投入的动力能量，蒸发提纯所需的能量。据估计每生产可放出1卡能量的乙醇需要投入0.74卡的化石燃料的能量。所以乙醇生产中的能量增值并不多，很大程度上是把化石燃料的能量转化成了乙醇能量。以2007年12月的价格比较，乙醇的价格 (2.38美元/加仑) 比汽油稍便宜 (2.46美元/加仑), 但同样体积乙醇的热值只有汽油的60%，所以若油箱里加的是乙醇，花同样的钱汽车跑的路比加汽油少将近40%。 美国新能源法要求到2022年生产的360亿加仑乙醇中的210亿加仑来源于纤维素乙醇，比如秸秆之类，尽管秸秆是一种资源，但由于秸秆具有分散、体积大、难收集、易腐烂等缺点，集约化利用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能量。秸秆本身经过加工也是可以用作饲料的。牛羊的胃就是分散流动的化工厂。“秸秆变乙醇”等工业项目实际上是跟牛羊争饲料。 美国声称要通过生产乙醇来实现能源独立，但目前利用粮食提炼乙醇仅能满足3%的汽车动力需要，即使把美国出产的全部粮食都用来制造乙醇，提供的燃料也仅能满足美国18%的需要。 尽管乙醇生产是赔本生意且实际上无法满足其能源自足的目标，但美国政府仍然全力推动乙醇生产。这是因为乙醇战略对美国维持一流超强有利，美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有大量土地可以用来生产农产品和乙醇，广阔的国土成为一项重要资源。美国缺燃料但多粮食，把多余的粮食转化为燃料有利于减少美国能源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该战略对美国总体有利，但却伤害到缺粮的国家。提高农产品价格虽也造成美国通膨，但却可降低美国的农业补贴，从而降低美国政府的高额赤字。粮食涨价对粮食进口国伤害更大，因此美国的乙醇战略实际上是损人利己的一招，虽不能真正实现能源独立的目标，但却可相对提高美国的重要性，有助于保持美国一流超强地位。

这就是美国的现代战国策：先大量购入低端工业产品，诱使亚洲忙于生产衣服鞋子电视。用低价农产品挤垮亚洲农业，废掉耕地，粮食生产大量减少，然后在能源自足的借口下把粮食转化为燃料。减少出口，导致农产品价格暴涨。从而打击亚洲经济，上个世纪美国在工业上超越其它国家成为世界超强，现在工业化在世界各国都发展了起来，以致美国制造业逐渐外移，优势可能不保，科研在很大程度上是附着在制造业上的，若制造业外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今美国学生不再愿意投入艰苦的科研工作，争着涌入金融业，美国引以为傲科研也会逐渐下滑。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有可能利用其在世界处于第一位的农业，通过乙醇战略提高农产品价格，也相对提高美国的重要性。美国制造业可以外移，但生产粮食的土地却不会外移。美国的乙醇战略其志虽不在灭国，却有助于美国维持世界超强。整个国策与两千年前的管仲谋略稍有不同，但运行轨迹几乎一致。 看看，“愚蠢”的美国政治家春秋战国策运用得娴熟自如。“聪明”的亚洲人民被玩得东奔西忙。心甘情愿地给人家打小工赚苦力钱。

目前亚洲国家迅速崛起，但这些国家大多缺少生产粮食所需土地。为保持世界超强的地位，美国正在通过乙醇战略悄悄地发动一场无硝烟的粮食战争。中国在大豆战役上已经输掉了第一仗，在中国大豆种植面积大幅下降后，美国大豆占据中国市场。目前跨国粮商控制中国４０％以上的大豆加工能力和９０％的大豆进口量。２００６年中国进口大豆２６５０多万吨，是当年国产大豆的１．６倍，约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１／３。然后大豆价格又开始爆涨，中国不得不多花钱进口大豆。今后的世界形势有可能发生很大变化。虽然没有钱日子不好过，但没有吃的会有什么结果，大家都能明白。目前玉米价格已经涨了一倍，若出现全球粮食短缺的话，粮食价格不但可以成倍上扬，也是可以成百倍上扬的。因此中国应加大政策扶持，确保９５％的粮食自给率，守稳中国粮食安全线。美国和中国人口及资源情况不同，中国不应盲目跟着美国走。美国发展乙醇项目的背景是其粮食生产过剩。中国对该项技术应该紧盯，但不宜急着投入生产。在中国粮食生产不富余的情况下大规模地把粮食转化为乙醇是不可想象的。应静待纤维素转化为乙醇技术成熟，集中研发不跟粮食生产争地的项目，比如从大海或沙漠里生产生物乙醇。同时总体评估秸秆转化为乙醇还是饲料哪个更为有利。前提是发展乙醇项目不应跟人畜争粮，否则将伤及根本，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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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jour

“狗日的粮食”[ZT]

当今中国，5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它将“民以食为天”的古训深深地刻在每个国人的心头。然而，近十来年，这“狗日的”粮食却与中国人玩起了“藏猫猫”，搞得我们莫辨南北。

1995年，当粮票已从流通领域步入收藏领域时，美国人布朗发表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文章，指出：中国的人口增长不可逆转；中国的农田减少不可逆转；环境破坏造成的农作物减产不可逆转。虽然中国可以也有能力用足够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的所有粮食，甚至买上几年美国的收成，但谁又能供应得起十几亿中国人的粮食缺口？ \"http://washeng.net\"

然而随后，媒体广泛报道的却是中国粮食储藏过多，导致大量的陈化粮。结果一方面农民卖粮难，粮价连年下跌；另一方面，大量的陈化粮催生了乙醇燃料工业，大量的陈化粮还堂而皇之地流入市场，危及国民健康。

正当各地致力于农业的“结构升级”，大力减少种粮面积，推广经济作物时，却发生了粮价上涨。专家警告：粮食危机迫近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亦对全世界发出类似警告。而以试办农村小额贷款，帮助贫困农民而闻名于世的茅于轼却一再著文，痛斥“虚拟的”粮食危机，认为有必要“彻底消除许多错误的观念”。

2005年1月3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已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报道，农业部于2006年底提出了《全国粮食生产发展规划（2006～2020年）》。有趣的是，一年多后查遍网络（包括农业部网站），笔者也没能找到这个规划的全文。从媒体的报道看，这个规划对粮食问题的总体判断是： ...

“国内粮食供需关系偏紧的态势将长期存在。”

粮食问题无疑是基本国情之一，这不断涌出而又相互矛盾的信息，迫使笔者探寻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吃了几天饱饭？

我们告别粮票制度是1994年，至今不过十余年。

1953年10月，中央全国粮食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1955年5月16日，中央下达了《关于整顿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工作的指示》，要求全面实行“以人定量”和以行业定量的计划供应制度，凭证、凭票供应。1955年9月，国家粮食部以命令的形式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从此，没有粮票就没有饭吃，粮票成了一代中国人的命根子。

然而，如果以为粮票是新中国的创造，那就错了。民国年间，国民党政府发放过“粮食配给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也发行过“临时饥饿谷证”、“军用粮票”、“边区粮票”等。再往前，明清时期有“漕米版串”、“完粮串票”，宋代有类似粮票的“粮食要券”。饥饿似乎总是伴随着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种族，史书上“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记载比比皆是，马尔萨斯没有出现在中国实在令人诧异。

人均粮食产量表征着国家粮食丰裕的程度。建国以来的人均粮食产量见图1。历史数据显示：建国后短短7年内，人均粮食产量增加了46.8%，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考虑到这是新政权刚刚建立，还在朝鲜与美国面对面地打了一仗的时代背景，对比一下十月革命后普遍的饥荒，我们真应该对前辈们的业绩肃然起敬。\"

可惜，伟大的成就之后是巨大的失误与挫折，一场“大跃进”带来了人们至今难忘的饥荒。它让决策者牢牢地记住了“为政之要，首在足食”的古训，使“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成了长达30年的基本国策。这30年的前期，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而后期则启动了世界上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以农业为基础”的成效是显著的，人均粮食产量稳步上升，到1982年接近了350公斤/人（348.7公斤/人），此后长达20年，人均粮食产量均在350公斤/人以上。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终于告别了粮票。

告别了粮票，“以粮为纲”也就渐渐淡出，到1996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史无前例的412.24公斤/人。正当人们像上世纪50年代末期那样，再次奋力投入工业化、城市化之时，人均粮食产量步步下滑，到2003年降到333.29公斤/人，回到了1982年以前的水平。更为严重的是，趋势线自1996年后出现了下行的态势，这不能不让为政者惊出一身冷汗。

我们将需要多少粮食？

要知道我们将需要多少粮食，先需要知道我们将会有多少人口。图2是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和笔者找到的人口预测/控制目标数据。

由图2可见，在有统计数据检验的区间，蒋正华、张羚广的预测数据（《社会保障制度》2003年第1期）和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1998)》均偏高，但相比之下，联合国的预测偏差小些。

曾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何亚福则认为：“如果按照计生委认定1.8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14.6亿的峰值；如果按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22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2020年之前就达到人口峰值，这个峰值不到14亿。”

一份《2007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报告则认为：2050年，人口可达到的峰值为14.2899亿。

2007年1月11日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要求：到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人；到202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4.5亿人；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峰值将控制在15亿人左右。

图2中的细线是笔者对统计数据做的简单多项式拟合，而不是依据人口理论作的严谨预测。但其走势显然比蒋正华、张羚广的预测数据和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1998)》更接近统计数据的趋势。它低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的控制目标，高于何亚福给出的两个峰值。至于对人口峰值的估计，则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的目标一致：于2040年达到人口峰值15亿。

谨慎起见，我们将15亿人作为中国的人口峰值。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为新增的两亿人口准备粮食产能。

图1中我们看到，人均粮食产量围绕着趋势线在一个通道内波动，从趋势线到通道边沿的宽度，即为平均的波幅，这个平均波幅与趋势值之比，显示了粮食产量的稳定性。从1961年到1974年，我国的粮食生产稳定性发生了质的变化，人均粮食产量的平均波幅从18%降到4.7%，此后最高也没超过8%。这意味着社会已经适应了稳定的粮食供应，当年家家必备的粮囤、米缸已被商业储备取代，一旦人均粮食产量的平均波幅超过8%，除非商业储备有能力过滤这异常波动，势将引发社会的不安，乃至动荡。

中国人吃饱饭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这十余年，由图1可知，1996年的趋势线值（385公斤/人）大体上可以代表这一时段的平均水平。而这一年的通道下沿（356公斤/人）则为人均产量的警戒线，低于它将危及社会安定；高于通道上沿（414公斤/人）则恐谷贱伤农。由此，根据人口预测，到达人口峰值时，我们的粮食产能要比2005年增高19.31%，如果要保障充分的供给则需增高28.3%，如果增高量低于10.33%，则将出现供应危机。19.2%的增长需求要求0.95亿吨左右的新增产能。正如布朗指出，农田减少不可逆转，而环境破坏亦呈扩大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现有产能都相当困难，遑论增长？

能否靠进口解决问题？世界粮食市场的贸易量多年来在2.3亿～2.5亿吨之间，新增0.95亿吨左右的贸易量，势必将冲击整个粮食贸易结构，使我国与其他粮食进口国间的关系复杂化。此外，粮食出口量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等少数国家，其中美国占了35%左右。在粮食问题上高度依赖这些国家，其后果是什么？

粮食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差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粮食生产年度波动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展现的长期趋势。1994年以前，总体上粮食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经过艰巨的努力，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问题在于1994年之后，出现了粮食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的苗头，若无法遏制它，饥荒将重新光顾我们。

产粮能力：播种面积与单产

数据显示：我国粮食总产量于1998年达到峰值5.12亿吨，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这个水平。

粮食总产量取决于播种面积与单产。历年播种面积呈下行态势，主要是杂粮之类，面积大幅萎缩，作为主食的稻谷、小麦，总播种面积长期稳定在8亿亩左右，但进入本世纪后，也发生了明显的下滑。

今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能保住播种面积不快速下降即是万幸，不可能指望明显增加播种面积。粮食增产只能靠提高单产。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粮食单产明显提高，对中国人摆脱饥荒居功至伟。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单产的提高显出了明显的疲态。

单产：化肥与良种

化肥和农药是半个世纪来提高单产的重要因素。数据告诉我们，超过一定限度后，持续加大化肥和农药用量，对提高单产几无意义。1996年后，化肥和农药每亩用量持续增大，逻辑上有两种可能：其一农民无知，盲目施用；其二长期使用化肥和农药，产生了“药物依赖”，不逐步加量就可能减产。无论实际上是哪种情况，都不可能仅靠化肥、农药来明显提高单产。

另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良种。

稻谷单产提高最快的时段是1976～1984这8年间。1974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配制种子成功，1975年获大面积制种成功，1975年冬，国务院决定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此后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可见良种对这一阶段稻谷单产提高的作用。

然而，此后稻谷单产增速放慢，1998年后更陷入停滞。1996年，根据袁隆平的提议，农业部制定了超级稻发展计划：1996年～2000年，超级水稻单产达到每亩700公斤；2001年～2005年，超级水稻单产达到每亩800公斤；到2010年，超级水稻单产将达到每亩900公斤。袁隆平分析说，中国目前的杂交水稻播种面积大约为2亿亩，如果都种上超级稻，每亩可增收水稻150公斤，新增水稻总产可以多养活7500万人（《袁隆平：中国超级稻研究走在世界前列》，2004年4月16日新华网）。这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愿景。

10年后，农业网于2006年9月宣布：“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实施10年来，伴随着一批高产、优质超级稻新品种的相继培育成功，统计显示，1999年至2005年已在生产上推广种植超级稻新品种约2亿亩，覆盖了我国长江流域稻区、华南稻区和东北稻区，累计增产稻谷120亿公斤。

这5年“累计增产”的120亿公斤相当于同期全国累计粮食产量的0.37%！而这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3.95%。

2007年9月4日，《科学时报》报道：

“根据有关规划，到2010 年，中国将培育并形成20个达到这一标准的超级稻主导品种，推广面积达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30%（约1.2 亿亩），保持中国水稻育种的国际领先水平，带动全国水稻单产水平明显提高，仅此一项，全国水稻总产量即可增加720 万吨。”

这预期增加的720万吨不过是2005年全国粮食产量的1.48%，而到2010年，前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预期的人口数比2005年人口增加4.01%。

由此可见，通过改良品种提高粮食保障能力的道路有多艰难。

单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在“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的时代，各地几乎是不计代价地兴建农田水利。当时的农业样板大寨，最重要的建设就是梯田，所谓“先治坡、后治窝”，宁可忍受家里破烂，也要改善基本农田。

现在，人们对“先治坡、后治窝”有两极化的评价。然而，从1961年到1996年的单产持续提高，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持续的高强度投入功不可没。虽然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就逐渐下降，但前期建设所产生的功效至少维持了10年。

当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本质上是人海战术，这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才可能。而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许多地方只有老人孩子留守，维持现有的农田水利设施都感吃力，更别说改善了。至于用市场化手段解决问题，受制于比较效益，根本不可行。

依靠人力受阻，那依靠科技如何？

1984年后，我国粮食生产三年徘徊，粮食没有增加，而人口增加了5000多万。政府急于想找到打破徘徊的方案。李振声同中国科学院的农业专家，通过3个月的调查，提出了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方案。在周光召的全力推动下，中国科学院25个研究所400多名科技人员深入黄淮海地区，与地方科技人员合作，开展了大面积中低产田治理工作，使黄淮海地区增产了504.8亿斤，与学者们预测的500亿斤增长潜力相符。这增产的504.8亿斤相当于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的6.2%，接近1984到1988年4年的人口增长率；换而言之，这一努力，解决了这4年内新增人口的粮食供应。

然而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我们再没能看到类似的努力，问题何在？在于社会缺乏农田水利建设的内在动力，动力转向了比较效益更高的方向。

“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川粮外运”，这些民谚说明了中国最佳农田水利条件的区域分布。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这些地方成了城市化、工业化的热点区域，相对而言，务农的比较效益绝无竞争力。于是昔日的“天下粮仓”再也没有输出粮食的能力，有的甚至需要大规模进口粮食，才能维持社会经济运转。图3显示出各省区人均粮食产量与全国均值之差。由此我们看到唯一有能力大规模向外输出粮食的只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一向被视为粮仓的江苏、河北、湖北、四川，只能自给而已，而珠三角和浙江，则成为严重缺粮的区域。

我们的粮食播种面积自1998年后明显下降，这反映了农田水利在社会经济系统评价中的实际地位。由此我们看到，影响粮食生产的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因素：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

问题何在：

产能？需求？有效需求？

茅于轼痛斥“虚拟的”粮食危机，其基本论点正源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他指出：

“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

“个人的粮食安全依靠市场，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样依靠市场。这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世界市场上从来没有缺过粮，倒是总是生产过剩，为卖不出去发愁。各产粮国都想尽一切办法补贴出口粮食。世界贸易组织近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取消粮食出口的补贴，让粮食自由流通。因为过剩，过去半个世纪虽然人口增加一倍半，人均消耗增加17%，种粮食的人减少了大概2/3，而粮食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却降低了一半。”

这是一个极有力的论证。仔细思量这个论据，不难发现它是建立在“有效需求”之上的：

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粮食，粮食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是表征粮食余缺的信息系统，既然相对价格在下降，足以证明无缺粮之虞。

这个论证完全符合经济学教科书的原理，足以从理论上消除关于粮食危机任何“虚幻”的观点。然而，这个论证用粮食购买力替换了全社会人口对粮食的实际需求，而只承认有购买力的需求。事实上，当今挨饿的人全是缺乏购买力的穷人，在茅于轼的论证中，这部分需求是不存在的。

且不说联合国粮农组织如何为全球饥饿人群殚精竭虑，即使在国内，在大学这个以前被视为象牙塔的地方，不时都有学生因贫困而节衣缩食的消息见诸媒体。农民工饮食恶劣，乃至吃饭馆剩饭的报道更时有所闻。

1996年后，粮食产量大幅下滑，论者将其归之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下降。然而种粮的比较效益为何下降到如此地步？请注意，这段时间正是“利润极大化”原则在行政权力的保驾护航，乃至直接参与下大行其道的时期。正是“利润极大化”原则导致了尖锐的两极分化，导致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与需要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之间失衡。在货币向“资产”集中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的基本需求被排除在“购买力”的视野之外。

既然市场经济是当今主流文明的基础，既然事实上是“利润极大化原则”依据“有效需求”在配置资源，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一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机制导致了什么结果。

我国的粮食生产以稻谷、小麦和玉米为主体，其中，稻谷和小麦主要用作口粮。上世纪80年代以前，95%以上的玉米被用作口粮。而今玉米消费结构中，饲料占75%左右，工业用占12%左右（主要是淀粉和酒精行业），粮食和食品消费占8%左右，种子消费约占1.23%左右，剩余为储备和出口。（李超民《我国CPI过快上涨的国际根源》，2007年9月3日《文汇报》）

稻谷、小麦和玉米在粮食总产量中的份额见图4。

数据显示：自1985年后，作为主食的稻谷加小麦在粮食总产量中的份额就开始下降，而作为饲料和酒精、淀粉原料的玉米则替代了它们空出的份额。这说明，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认为，酒肉之需开始优于口粮之需。显然，酒肉之需是相对富裕人群的需求，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生理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于是社会经济系统作出了相应调整。

调整的动力还不止于此。鉴于石油资源短缺，2003年11月，吉林省在全国率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封闭运行推广车用乙醇汽油；2004年下半年，辽宁、黑龙江两省相继实现了全省车用乙醇汽油封闭销售，至此，整个东北地区全部封闭推广车用乙醇汽油。此后在我国，乙醇汽油项目迅猛发展了5年，直到2006年7月，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还表示，中央财政投入国债资金4.8亿元，积极支持燃料乙醇的试点及推广。自2002年试点以来，4家燃料乙醇定点生产企业共减免两税1.9亿元；中央财政共拨付亏损补贴20亿元，还免征燃料乙醇5％的消费税。直到2007年，燃料乙醇项目的扩张才被发改委叫停。

这样的调整其实是全球性的。

2002年后，全球燃料乙醇产量出现井喷，尤其是美国燃料酒精产量以超常规速度增长。

2005年，布什政府发布生物燃料目标：2012年达到2300万吨，生物燃料的绝大部分是燃料乙醇，而目前美国的燃料乙醇全部用玉米生产。

2006年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酒精生产国。同年5月31日，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宣布，将在其经营的383家美国加油站中提供乙醇汽油混合燃料。

2007年，布什政府发布生物燃料目标：2017年达到1.07亿吨。

截至目前，美国燃料酒精建成和在建产能已经达到4400万吨；2007/2008年燃料乙醇产量有望达到2800万吨。预计2007/2008年度玉米在乙醇中的用量是2002/2003年的3.4倍；2007/2008年度玉米在燃料乙醇中的用量预计达到美国国内玉米消费量的28％～31%。

由此我们看到，在“有效需求”这个貌似价值中立的准则面前，富人的油箱和穷人的胃完全谈不上“机会平等”。社会经济系统选择的结果，是将大量的土地用于种植玉米，生产大量的玉米来造汽车用的燃料酒精，结果直接推动了粮价的上涨。这引发了从非洲国家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普遍忧虑。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经济学家布朗将此归结为：

“世界8亿机动车主和20亿贫困人口将大规模竞争粮食，机动车主想让车动起来，贫困人口则仅仅想吃口饭活下来。”

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只能接收到价格信息，感知到机动车主们的“有效需求”。而那20亿贫困大众的生存之需，由于缺乏钞票的支撑，只能沦为“无效需求”。

人类是如何掉进这个荒谬的陷阱之中的？我们不得不反思那些被视为“公理”的经济学教条。

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公共事务决策

关于粮食问题，我们得到了两类信号：一类由统计数据和科学家们发出，告诉我们必须重视粮食问题，闹不好可能出现危机；一类由经济学家们发出，告诉我们，价格信息证明，所谓粮食危机纯属子虚乌有。

我们该相信谁？

1985年，茅于轼发表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将整个经济运行归结为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由此论证利润极大化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价格是最有效的经济信息系统。这个理论体系自洽而有大量实证支持，极具说服力。以至于茅于轼在《择优分配原理》中自信地写道：

“当理论与实际矛盾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我相信理论，并怀疑‘实际’是个假象，因为理论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过了的。”

事实上，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子系统间的关系决定了整个系统的运动特性，这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值模型无法描述的。从货币的角度看，利润极大化原则持续地将购买商品的货币转化为追逐利润的货币（资本），长此以往，两者必将失衡——购买商品的货币不足以为追逐利润的货币提供真实的利润；拥有大量货币的少数人口与相对购买力日渐萎缩的广大底层公众并存。结果，提供利润的“资产”必然供不应求，而基本消费品必然有效需求不足。这个事实早为马克思、凯恩斯等许多学者发现，也被我国的统计数据证实（见王中宇《利润极大化与滞胀》，2007年12月31日《科学时报》）。

在这个格局下，粮食价格相对于资产价格疲软，应在意料之中——拥有大量货币的人群，恩格尔系数极低，他们消耗食品的胃口总是有限的，而对“资产”的追求则无任何“胃口”上的限制。由于恩格尔系数极低，这个群体对粮价的波动极不敏感，哪怕粮价翻两番，在他们的现金流中，不过是个可以忽略的涟漪。

然而，对恩格尔系数高于0.5的群体，粮价涨30%就足以让他们的现金流彻底紊乱，而“资产”价格上窜下跳，他们反而感受不到。请注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提供的“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2005年)”，可计算出全国平均的恩格尔系数为0.367，超过全国均值的省区顺次为：海南47.6%、西藏44.5%、安徽43.7%、云南42.8%、广西41.3%、福建40.9%、江西40.8%、贵州39.9%、四川39.3%、湖北39.0%、辽宁38.8%、江苏37.2%。鉴于明显存在的两极分化，有效购买力高度集中于大城市的少数家庭，这些省区很可能是相当多的家庭恩格尔系数超过0.5。可惜，笔者找不到按收入水平分类的相关数据，无法作出定量计算。

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还没听说哪位的恩格尔系数高于0.5，相反年收入上十万、上百万的绝非少数，而我国的人均GDP不过1.6万元左右。“存在决定意识”，没说出“何不食肉糜”来，已经是难得的清醒了。

以有效需求替代客观需求，将价格信息视为真实的余缺信息，这是否认存在粮食危机的理论依据，显现出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如果听任市场原教旨主义指导社会公共事务决策，早晚会陷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境地。然而粮食是性命攸关的基本消费品，缺乏支付能力的人群在这样的境地下会做些什么，史有明鉴。

Bonjour

死胡同里的生物燃料

　　庄稼地里能种出未来石油的替代品吗？答案并不乐观

　　文｜崔卓佳

　　白宫的南草坪上，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CEO再次聚首。布什总统兴奋地与他们所带来的三款“清洁燃料”汽车合影。这三辆受到总统亲自接见的车包括：通用的一款可以使用100%乙醇驱动的车型、福特嵌入式氢燃料电池车型和克莱斯勒旗下Jeep品牌使用生物柴油的车型。

　　在随后的讲话中，布什表示：“如果你想减少花在汽油上的钱，就像我想减少国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那么我们都应该做出理性的选择。”他所谓的理性选择，正是上面两款车型所体现的生物燃料技术。按照布什的计划，将在未来10年中将美国汽油消费量降低20%，而替代这20%的将是乙醇等生物燃料。

　　美国“三大”CEO对这一计划给出了全力支持，他们承诺到2012年，美国市场上半数汽车将可以灵活选择汽油、柴油、乙醇或者是混合燃料。

　　这表面看似乎是一个和谐的局面：通过生物燃料的推广，可以减少美国对进口石油依靠、提高国家能源安全、降低污染；新建生物燃料产业也将带动新的就业；由于乙醇的制造须大量使用玉米等农作物，这也将使美国农业受益。

　　然而，实际上，这个打着清洁能源旗号的生物燃料计划背后，却隐藏着各种各样脏兮兮的秘密。

　　与绿色无关

　　由玉米、小麦、薯类、糖类等农作物生产出来的乙醇、生物柴油受到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追捧，原因真的就在于它们比从石油中提炼出来汽油和柴油更“绿色”？

　　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不改变汽油机任何参数的情况下，随着乙醇掺混比的增大，汽车尾气中苯的排放量明显降低。尤其当乙醇体积分数为9.826％时，最大降幅接近50％。同时混合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含量也有所降低。

　　但是，这种研究结果对美国汽车企业根本没什么吸引力。它们对生物燃料的热衷根本与它的“绿色”特性无关。

　　1988年，美国出台一项关于替代燃料的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如果汽车产品能够使用超过10%含量的乙醇或其他替代燃料，那么对其燃油经济性的要求可以相应降低。对于汽车制造商，制造一辆灵活燃料汽车远比提高燃油经济性要简单得多。每辆车只需要平均50美元就能实现使用灵活燃料的目标，而提高一台发动机的燃油经济性花费的成本要几千万美元。

　　于是产品线中充斥着大排量轿车、皮卡和SUV的美国汽车企业，根本就没有动力去提高燃油经济性，只要简单地使用上灵活燃料技术就可以满足法规要求。

　　不过，当年出台这项法案的本意并非如此。它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那就是所有拥有灵活燃料汽车的消费者，使用汽油和使用E85（85%乙醇和15%汽油混合燃料）等生物燃料的量各占50%。这种理想情况下，汽油的消耗量的确能有所降低。但实际上，目前能够提供生物燃料的加油站实在太少，而且使用乙醇混合燃料的油耗比单使用汽油要高，因此只有1%的人在使用生物燃料。

　　这样一来，意在降低石油消耗的法案反而将形势恶化：美国汽车制造商名正言顺地销售燃油经济性不达标的车辆。生产出来的所谓灵活燃料汽车越多，汽油消费量越大，排放出来的温室气体越多。据美国加州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没有这项法令，所有汽车制造商按照法令规定的燃油经济性要求制造汽车，那么从1998年至今，美国应该少消耗40亿加仑汽油。

　　“根本就是一个诈骗！”塞拉俱乐部（美国历史最久、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环保组织）致力于温室气体研究的Dan Becker气愤地表示，“美国汽车制造商根本没有在想到底怎么提高燃油经济性，怎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怎么为消费者省钱，甚至他们都没有在思考在丰田等海外品牌的进攻下到底怎么挽救底特律。”

　　这项计划不仅仅让不思进取的底特律陷入危机，更可能在其他领域引发新的危机。

　　乙醇等生物燃料的生产需要大量玉米等农作物作为原料。2006年，美国就有超过20%的玉米产量被用于制造生物燃料，而5年前，这个数字仅仅是3%。虽然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玉米生产国，但因需求量大增，玉米价格扶摇直上，仅去年一年价格就上涨了80%。

　　主要生产肉制品的美国泰森食品公司（Tyson Foods）总裁Richard Bond就警告说：“如果生物燃料制造继续提高玉米等农作物价格，那么未来消费者在食品上的花费将大幅上涨。”

　　按照布什的计划，要用乙醇替代20%的汽油，需要消耗美国50%到80%的玉米产量，这不仅会大幅提高美国粮食价格，世界粮食结构也将因此受到重大影响。

　　基于目前技术水平，生物燃料的来源可以非常丰富，比如使用油料作物提炼生物柴油，甚至已经有技术可以从牛肉、猪肉脂肪或者饭馆的地沟油中提取生物柴油。

　　随着玉米价格上涨，这些能源替代形式的成本已远低于乙醇。但是，布什狭隘的能源政策却限制了它们的发展。对于其他形式的替代方案，美国政府在税收和补贴上的优惠都不及乙醇。

　　“在美国现有条件下，单纯发展乙醇对于温室气体减排和能源安全毫无作用，如果一意孤行地推进，后果将是灾难性的。”Rahul Shendure能源公司市场部副总裁表示，这家公司的一家工厂正在使用动物脂肪生产可再生柴油。

　　如果将乙醇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其引发的食品涨价以及美国汽车企业无心技术革新等因素计算在内，那么生物能源新政的确是失败的，充其量不过是布什总统在玉米地里的一场梦。这场梦讨好了美国农民，却不一定能减轻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以及降低饱受国际社会批评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另一种思维

　　大西洋对岸的欧洲，环保政策远没有美国这么狭隘，其对待替代能源的态度更加务实和宽容。包括生物燃料在内，一切替代能源的发展都本着绿色的原则。

　　瑞典从2001年开始推广E85乙醇混合燃料，现在已经成为欧洲使用乙醇燃料最为普及的国家，萨博在瑞典80%的销量为能够使用E85的型号。

　　虽然福特和萨博都为欧洲准备了一系列的灵活燃料车型，但似乎在瑞典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中大规模推广乙醇燃料并不简单。加油站需要做出改动，新的油罐、加油机和运输车辆都需要大量投资；燃烧乙醇的燃油经济性比汽、柴油低也让消费者无法接受。“如果消费者要多花钱，那他们肯定不买账。”J.D Power分析师Bedwell表示。

　　所以，欧洲国家正根据各自情况选择清洁能源路径。这其中包括了生物柴油、氢动力、压缩天然气和生物沼气等发展方向。

　　目前欧盟要求所有燃油中都添加5%的生物燃料成分，以降低尾气中二氧化碳排放值。到2012年，这个比例将达到10%。由于欧盟境内超过50%的汽车使用柴油动力，所以越来越多的投资进入到生物柴油生产领域，所以，生物柴油占据欧盟80%的绿色生物能源生产量。

只有在国际原油价格达到123美元每桶的时候，其价格才具备竞争力，而生物柴油在原油82美元每桶的时候便可以发挥出价格优势。这项报告还提到，下一代的生物燃料将会更多得来自木纤维、农作物秸秆甚至野草。

　　大众、戴姆勒-克莱斯勒等汽车企业也在积极与壳牌旗下的科林（Choren）等能源企业合作，发展第二代生物燃料。这种燃料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更少，其燃烧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值将比目前的生物燃料降低80%。科林集团已经宣布将在2008年生产20000吨第二代“阳光燃油”。

　　但是，欧洲汽车企业并没有将生物燃料作为实现环保的救命稻草，它们积极提高燃油经济性的努力才是根本。

　　宝马在日内瓦车展上发布的Dynamic Efficient技术已经开始被应用到量产车型上，新款的530i在保持270马力功率的前提下百公里油耗仅为7.7升。使用的同样技术的Mini coople百公里油耗仅为7.2升。使用了BlueMotion技术的1.9TDI柴油发动机被装在大众帕萨特B6和奥迪A3上，其百公里油耗都降低到5升左右，而二氧化碳排放值也低至136g/km。法国标致-雪铁龙宣布将在2010年左右推出柴油混合动力系统，使用了该技术的车型将仅比普通车型贵1500欧元，而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值都将减半。

　　这种积极务实的态度，必将使欧洲汽车企业在未来环保技术标准之争中抢占优势。

　　燃料不能抢粮食

　　面临越来越大石油进口压力的中国也正在积极推广车用乙醇燃料。从2004年至今，已经有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5省及湖北、山东、河北和江苏的部分地区开始使用乙醇含量为10%的燃油（E10）。

　　目前燃料乙醇主要来自吉林、河南、山东等几个大型乙醇生产基地，产能为105万吨左右。4月初召开的“中国能源的未来——MIT论坛”上，国务院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徐锭明表示，到2010年，我国燃料乙醇的年产量可以达到200万吨，到2020将达1000万吨。他同时表示，国家正在制定相关法规政策，规范燃料乙醇的生产，合理推广车用乙醇。

　　徐锭明对规范燃料乙醇生产的强调，源自去年各地一哄而上的乙醇生产热潮。因为看到燃料乙醇的广阔前景，各地以生物燃料乙醇或非粮生物液体燃料等名目提出的建设意向一度达到千万吨的规模。

　　这些项目将产生巨大的粮食消耗，很可能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玉米消耗的增长也将导致玉米生产升温，挤压小麦、稻谷的生产，引发粮食品种结构失衡。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刚突破400公斤，仅为北美人均拥有量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燃料乙醇生产必须得到控制。因此，去年12月发改委连发《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和《关于加强玉米加工项目建设管理的紧急通知》两道通知，紧急叫停各地生物乙醇项目，要求“立即暂停核准和备案玉米加工项目，并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

　　同时发改委也特批4家燃料乙醇生产企业通过试点方式探索以陈化粮、木薯等为原料生产乙醇，年产能为5万吨左右。除此之外，任何其他形式的燃料乙醇生产都将被叫停。

　　4月份上海车展，虽然奇瑞等国内企业也推出了多款灵活燃料车型和生物燃料技术，然而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它们并没有实际意义。企业和政府目前最务实的选择应该是迅速启动柴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