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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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楚条约[转帖]　　　　　　　　　
　　　

１６８９年９月７日　

　〔中〕索额图　　〔俄〕戈洛文
　
　　　第一条　俄国与清国之境界，以入于黑龙江之绰尔纳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及循此河之水源，远至于东海岸所绵亘之山脉为定界。循此山脉之南坂所流出之河川，及南方一带之地，则属于大清帝国；此山脉之北方所有地方及河川，则依然为莫斯科帝国之领土。又，眉勒以上之支流为尔客河，南方一带之地，属于大清帝国，北部为莫斯科帝国之所属。现时尔客河之南方，所有市府或住民，当移住于河之北岸。

　　　　　　　
　　　第二条　俄国人所称雅克萨地所建造之堡砦，当悉行毁坏，其所居住之俄国人，当悉携其财产，退去至莫斯科政府之境土。两国间无论何国之猎夫，不得以何等之口实，横越境界。如有一人或二人擅自越界捕猎，或窃盗者，即行捕缚，送所在官司，准所犯之轻重惩处。如有十人乃至十五人一队，武装逾境狩猎，又掠夺者，或与外人相互杀戮者，当具其事情，报告于两国皇帝；于其罪状既明者，即当处犯者以死罪。其关于民人相互之私交，则论为如何之事情，两国间不得开战争。

　　　第三条　两国间于过去一切之事，当永久忘却，毋留记忆。

　　　　　　
　　　第四条　本条约缔结之日以后，无论何国人，不得容他国之逃亡者及脱走之兵。若于他领内脱走而来之时，随即捕缚，交付于境界所在之官衙。

　　　第五条　在清国领土内现住之俄国人民，及在俄国领土内现住之清国人民，仍得居住原处。

　　　第六条　两国民持有旅行免状时，无论于何地之领内，得交通以营其贸易。本条约之正文，两国全权委员，于记名捺印后交换，以满、蒙、汉、俄、腊丁五种文字，记其条文，镂刻之于石碑，建诸境界，永为两国亲善之标准。

　　（《清代通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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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罗经纬济世才，皇图霸业事堪哀—漫谈康熙[转帖]

　　小学的历史课本说康熙是一位伟大的封建帝王，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说康熙是一位完美的英明君主，二月河在小说里描叙康熙是一个人见人爱，车见车载的模范皇帝。
　　只是，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是不是应该看到一个多元化的康熙呢。
　　如果只就人生的天伦之乐来说，康熙的幼年是比较不幸的。八岁的时候父亲驾崩，十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了，单从这点来说他比朱元璋还苦。但他又是幸运的—八岁就有这么一份大的家业，虽然父母不在了，可毕竟还有一位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祖母。康熙的情况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有些相似，不过孝庄太后比那个冯太后慈祥多了。
　　一般来说皇帝小的话，几乎就必然出现权臣擅权、后戚干政或者宦官乱政。康熙朝也不例外，这个权臣就是我们熟悉的“满洲第一勇士”鳌拜。稍稍了解一下历史就会知道，鳌拜前期可是大大的功臣和忠臣，深为皇太极所倚重。后来皇太极去世，也是以他为头的两黄旗将领坚持，皇位才没有被多尔衮抢了去。所以多尔衮摄政，对他自然是多番打击，但都没有使他放弃对皇太极及其子孙的忠诚。从这一点来说，康熙确实是需要感激鳌拜的。入关以后，鳌拜又效命疆场，几乎一直战斗在征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最前线（张献忠就是死在他的手下，也算是魔王遇到魔王），为满清实现全国的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多尔衮病死之后，鳌拜因为他的军功和对皇太极的忠诚，迎来了人生的春天。顺治对他极为敬重，视为心腹重臣。鳌拜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所以顺治为康熙选择的四位辅政大臣中，就有鳌拜，可见对他的信任。但鳌拜虽然忠勇，可毕竟是一介武夫，不懂得韬光养晦。加上康熙是他孙子辈的皇帝，又在年幼之时，鳌拜自然不免显得有些老气横秋。这也难怪，鳌拜为了大清朝征战一生，是有点资格的。虽然他在四辅臣里忝居末位，但他最具实力。这主要是因为为首的索尼虽然有能力也有人望，可毕竟垂垂老矣。排在第二的苏克萨哈又是多尔衮的旧属，是从正白旗反正过来的，被别的辅臣所排斥。老三遏必隆虽来自宗室，但为人庸懦，遇事无主见，又属镶黄旗，常常附和鳌拜。这就导致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本来是四大臣辅政，应该互相牵制，可到最后排在末位的鳌拜竟然权势最大。
　　我们看看历史，几乎除了诸葛亮以外，那些有名的顾命大臣什么的，几乎都没什么好下场。即使如霍光，张居正，自己虽然躲过了，可是身后之事都使人嗟叹不已。按理说，托孤之臣都是受先帝恩遇，才有机会担当这一光荣而艰巨的职务。一般这样的人首先是对皇室忠诚，其次是非常有才干。可是权力这东西实在是世间最不可想象，也是最有诱惑力的。大多的人一旦抓住了就不想放手，而且想得到更多。也难怪，有了权力，就有了大门前的车水马龙，就有了庭院里的金屋藏娇，就有了库房里的金山银海，自然也有了朝堂上的阿谀奉承。试想，这样的诱惑力又有几人能抵抗得了？而且权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但能给人带来财富和荣誉，更在于它是一个人实现自己理想的重要工具。即使有些人能抗拒得了金钱美女的诱惑，可匡扶天下、青史留名的诱惑对于欲成大功业者来说，总是致命的吧。顾命大臣也是人—应该说都是非常懂得权力内涵和运作的人。他们在这样的诱惑面前自然也会有冲动，也会迷失方向。
　　鳌拜就在这样的诱惑面前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不知道自己再怎么权倾天下，也只是一个臣子。而康熙再怎么不懂事，他也是君王。他不知道臣权来自君权，更不懂得皇帝再弱小，你也不能把他当成一只猫。忠臣和权臣往往只是一步之遥，只有懂得节制自己、把握分寸、进退有度才能称之为忠臣--可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能有这般修为的世间又有几人？而且即使臣子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一言一行都是为江山社稷着想。可皇帝往往不这么认为，很多时候他要的很简单—君权神圣不可侵犯。
　　鳌拜的飞扬跋扈一定使康熙感到不爽和威胁了，所以他决定造反。可以理解，康熙虽已御极八年，可一直都只有“亲政” 之名，而无“亲政” 之实。不过他要扳倒鳌拜，其实并没有我们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么困难。首先是在明清之际，皇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其次，鳌拜的擅权专政已经给他自己树立了许多政敌；第三，其时清统治已历三朝，爱新觉罗氏根基稳固，有一个强大的宗室集团；第四，康熙有一个很有威望也很能干的太皇太后的鼎力支持；第五，皇帝造臣子的“反”总是容易许多，因为他是师出有名；第六，当时康熙手里还是有一定的权力—尽管这些权力比他应该行使的权力要小许多；第七，关键是鳌拜虽擅权，但他并未想到要去篡权谋反。事实上由于上面的因素，他也很难造反。
　　所以康熙的“夺权”行动进行得很顺利，当然这也得益于他自己本人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少年君主。毕竟那时康熙也快十六岁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小。鳌拜被抓后，被公布犯有三十条大罪，可康熙念其功大，没有杀他。到了晚期，康熙也称：“我朝从征大臣中，莫过与鳌拜巴图鲁者”“鳌拜功劳显著，应给世职。”并给鳌拜“平反”，以后雍正、乾隆都给他追授爵位，可见很多历史的真相都会被淹没在现实政治的需要之中。
　　康熙自己“清君侧”以后，自然是意气风发。一个君王要乾纲独断，威服四海，当然是内无权臣，外无强藩。好在清初的政治形势给康熙这位精力充沛、锐意进取、深负韬略的帝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大施拳脚的机会。
　　这一次，他瞄上了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降将吴三桂以及另外两位汉族藩王（尚之信和耿精忠）。
　　这样评价吴三桂是因为他本是大明之边将，可却投降李闯。投降李闯之后又叛闯，叛闯之后又降清，降清之后又叛清。如果只是简单的看他这些经历，一定会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反复无常的小人。可即使是小人，吴三桂很大程度上也是个无奈的，很有悲剧性的小人。
　　吴三桂为大明朝镇守边关十四年，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功勋卓著。自明末辽事起，除了袁崇焕，应该就是吴三桂的功劳最大了。而且清廷多次招降，吴三桂都不为所动，可见他不是天生做汉奸的料。可后来李自成处置失措，最终把吴三桂推入满清的怀抱。可以理解，老爸被囚，老婆被抢，是个男人都难得咽下这口气。而且这些都还是在自己拥有重兵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自己投奔过去，日子肯定不好过。不好过也就罢了，还要背上一下背主求荣的千古骂名。想来想去还不如跟满洲人合作的好，毕竟人家是打着“为君父报仇”的名义叩关。
　　上了贼船之后，吴三桂没有办法只有不遗余力的给贼卖命。虽然吴三桂政治上不是那么优秀，但军事上一直都是把好手。从崇祯末期起，直到康熙前期，三十多年来吴三桂一直都是中国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强藩拥兵自重的现状使得年轻气盛的康熙决定撤藩，他才不管你吴三桂对满清有多少的劳苦功高呢。
　　而吴三桂呢，在五华山生活了十多年，早已经适应了高原反应，正做着清廷允许他世镇云南的春秋大梦。由此可见，吴三桂虽然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了四十多年，可政治觉悟一点都没有提高。他也不想一想，他与清廷是什么关系，当年沐英与明廷又是什么关系。沐英是朱元璋最为信任的义子，为大明江山可说是出生入死，对明室又是忠心不二，而且当年沐英在云南的权势可远远不及你吴三桂。反观吴三桂呢，首先你是一个明廷叛将，跟满洲人死磕了十多年，最后没办法才归顺；其次，那时不但汉人华夷之防的情绪严重，满洲人更甚，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怎么会相信你吴三桂呢；第三，康熙对救了自己祖父，坚持立了自己父亲的鳌拜尚且不能容忍，何况你一个势成独立王国的异性藩王？第四，看看自己的老上级洪承畴在清廷所受的待遇就知道了，人家的贡献不一定比你吴三桂小吧，而且听话得多，最后下场还不是那么窝囊。
　　虽然吴三桂政治觉悟不高，但个人认为当时康熙在政治上也不成熟。要说吴三桂久有谋反之心，也是夸张了一点。他积攒一些兵马也是可以理解的，乱世之中手里有枪才有发言权，这个普遍真理谁都清楚。如果吴三桂要反，那么他也不会等到满清统治基本稳定了才反，当年反清形势一度那么好，反起来成功的概率大多了。其次是反的时候，吴三桂都已经六十二岁，拿到现在这个岁数都不小了，难道他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第三，那时他的宝贝儿子还捏在满洲人手里呢。第四，吴三桂跟满洲人打交道有四十多年了，他难道真的有信心，以云贵两省贫瘠之地而战胜控制全国的满洲人？第五，吴三桂难道一点不知道当时汉人对他的看法，他帮助满洲人镇压农民军和南明宗室，现在他还期望汉人不计前嫌来帮他反满清？
　　既然吴三桂本没有多少想反的念头（人家养那点兵就像我们现在买保险，准备养老或者做应急之需），那么康熙就完全应该采取怀柔的手段来处理藩王拥兵自重的情况。等过几年老的一批死了，对立情绪就没那么严重了，处理起来自然方便多了。至于代价—是多给吴三桂他们一些银两，容忍他们几年代价大，还是国家混战七八年代价大？这笔帐任何人都会算的。
　　吴三桂叛清基本上是被逼出来的，上面有康熙要撤藩，这使他想起“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话就胆战心寒。下面他有好几万兵马，他就算走了，那么这些跟了他多年的将官士卒们怎么办，而且那些人不乏从李自成，张献忠那里投降过来的，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他们会老老实实听从满洲人的摆布？只要一旦闹出一点乱子来，那些朝堂上的言官们就会幸灾乐祸的怂恿康熙把刀子架到他的脖子上—当然可能康熙心里巴不得这样做。
　　既然已经造反了，吴三桂就应该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打算和准备。要知道他造反是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和清廷比起来，他的实力实在过于弱小。可是他打到长江边上就犹豫起来了，这其实也不能怪他。因为再打过去的话，就到了中原，那里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满洲人和他们的伙伴蒙古人的骑兵作战，这一点对于在战场上厮杀了几十年的吴三桂来说是很清楚的。所以他决定在南方多占一点土地，然后跟康熙来商量一下划江而治的问题。这一犹豫就给了康熙喘息之机，稳定了长江防线，然后各个击破了陕西，河南以及南方的一些叛乱。如果当时吴三桂冒死北进，或许还有一线胜机。毕竟当时局势很混乱，北方的察哈尔也在趁火打劫。局势一旦稳定下来，南北的优势顿时高下立判。耿精忠和尚之信之流本来就只适合跑跑龙套，你还能寄希望他们能做多少事情啊。
　　其实在这场内斗中，几乎注定三藩是难以成功的。首先，康熙有道义上的优势；其次，经过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民都非常厌战疲惫了。吴三桂反满清，对于汉人来说本就是狗咬狗的事情。你再怎么把口号装饰得漂亮也没用，没几个人愿意为了你个人的私欲去当炮灰；第三，中央和三藩之间，康熙的实力明显高出一筹；第四，这个时候，八旗兵的战斗力还在；第五，即便有诸多优势，这种合伙造反的事情大多难得成功。很明显，造反成功了，这天下谁来坐，还不是你吴三桂把别人家给吞了。既然是这样，人家肯定不会死命的帮你顶。只是耿精忠和尚之信太幼稚，这样的造反对于他们来说胜是死，败也是死，就是过了一把瘾而已，这是何苦呢。
　　在三藩造反之初，康熙被弄得手忙脚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按说这个时候他也当了十二年皇帝，真正亲政也有四年，应该对这样的事情就早有准备，亏得他们好意思说知道吴三桂早有谋逆之心。就是不知道，为政者也该想到这一点。平定一个人心不齐，力量并不十分强大，也不得人心的三藩之乱整整用了八年时间，这说明康熙的治国才能还要多多历练。
　　三藩之乱平定之后，康熙开始关注台湾这块最后的割据土地。总的来说，康熙并未如那些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一样，认识到海疆对于国家的重要。甚至在这个问题上，有清一代可说是完完全全把自己当成一个内陆国家在经营，对于海洋的认识在历朝历代里面都是最为保守和短视的。而这种认识基本上肇始于康熙朝，也直接导致了此后两百余年中国大幅落后于西方，康熙本人对此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康熙关注台湾问题，并非他重视海洋问题，而是当时占据台湾的郑氏早期是反清复明的主力军。后来天下大定之后，还不服王化，态度很不友好。解决孤悬海外的台湾问题，对于大陆政权来说不外乎先礼后兵—跟我们现在差不多。那时清政府和郑氏集团来回谈了好几次，双方还是谈不拢，就只好诉诸武力。
　　总的来说康熙运气比较好，他避免了忽必烈征日的的失败。一是因为大陆的实力远远超过台湾，二是他有一个很不错的海军司令—施琅。说来也是世事无常，施琅原是郑成功手下一名大将。因为一些矛盾，导致郑成功杀了施琅的父兄，也就给台湾找好了掘墓人。当然，只要没有强力的外部干涉，大陆收复台湾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谈到台湾问题，就会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于郑成功的评价。中国把郑成功看作从荷兰人手上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日本则把郑成功看成第一个日裔子孙经营台湾的例子（他母亲是日本人），而台独分子则把郑成功看成汉人脱离中国统治，移民台湾，建立新天地的典范。所以三方势力都把郑成功当成“自己人”，为自己对台湾的政策提供理由。细细想来，郑成功身上还真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收复之后，清廷对台湾的弃留问题曾引起一场争论。康熙本人对此的认识并没有比以前进步深刻多少，他认为台湾“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朝中多数的大臣也同样认为台湾土地狭小，人口稀少，财赋无多，又远隔重洋，如派兵驻守，不仅糜费粮饷，而且鞭长莫及。他们主张“守澎湖，徙台湾人民而弃其地”。好在施琅坚决主张留守台湾，并给康熙上了一封《陈台湾弃留利害疏》，详述台湾与东南海防的重要关系，对弃守论的种种错误论点一一加以有力的驳斥。他的意见最终打动了康熙和朝中大臣，清廷终于决定在台湾设府县管理，屯兵戍守。从这一点来说，今天台湾还能在法理上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施琅的贡献完全可以比肩郑成功，我们应该对他的历史贡献给予应有的肯定。
　　历史上康熙因为以怀柔之道，变蒙古为北疆之长城而大受赞誉。其实这真是过誉了，主要是因为：首先，满蒙同盟是满清统治中国的政治基础，而这种政策自康熙的先祖努尔哈赤就开始执行，并非康熙的首创；其次，满清发迹于关外，是一个游猎民族，习性和蒙古人差不多，历史上这两个民族多次交锋（先是金统治蒙古，后来蒙古灭金，再后来满人又控制了蒙古），使满清当政者充分认识到怀柔蒙古的必要性；第三，即使如汉民族在强大的时候，也不是用修长城来抵御外族的入侵，比如汉唐。也是用军事打击，辅以争取外族内附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汉族是农耕民族，而北方民族是游牧民族，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几乎根本不可能形成长期的同盟；所以说康熙坚持完善和蒙藏的关系以保证边疆的安宁不是他的什么伟大创举，只是时势使然罢了。
　　虽然康熙在北方没有修长城，但在南方他却修了另外一条“长城”。那就是清初持续实施了二十多年的“迁界”政策。按理说，这个政策是康熙初年开始执行的，那时他还小，做主的主要是那几个辅政大臣，责任不再康熙身上。可是他正式当政之后，却也没有把这项残酷而不起多少作用的政策加以废除，可见他也是有重大责任的。汉人修长城以防北方异族，那是不得已为之，恰恰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原民族总体上是一个不嗜侵略的民族。而满清来自关外，对他们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关内的汉人，以当时中国之强大，难道不能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迁界之策，使得中国南部的渔盐及对外贸易业几乎完全停顿，迁界之民存活不及十之二三，实为罕见之恶政暴政。而且台湾收复之后不久，禁海之风再起，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
　　这和康熙本人的见识是有莫大关系的。
　　我们谈康熙，往往会谈到我们邻居的那位同时代的伟大君主—彼得一世。下面我们简单的来对比一下这两位都为本国人所认可的帝王：
　　第一，康熙生于1654年，彼得生于1672年，康熙比彼得大18岁。
　　第二，康熙七岁即位，执政初期有鳌拜专政。彼得十岁即位，政权掌握在姐姐索菲娅手里。
　　第三，康熙在十六岁扳倒权臣鳌拜，亲政开始。彼得十七岁从姐姐手里夺得政权，把索菲亚送进修道院。
　　第四，康熙亲政的时候，清王朝处于封建社会的成熟期，无论是国家制度建设，还是社会发育情况，都已经处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彼得比康熙晚十一年亲政，当时俄罗斯还是一个完全的农奴制国家，错过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大好时机，社会发育情况远远落后于康熙时的满清。
　　第五，康熙亲政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亚洲第一强国，是一个巨大的临海国家。彼得接手的俄罗斯几乎是一个完全的内陆国家，生产力落后，国家贫弱，他一生都在为俄罗斯寻找出海口而战斗。
　　第六，康熙当政期间，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三征蒙古，巩固满蒙联盟，基本固定中国今日之版图。彼得执政期间，分别在北方和瑞典作战，在南方和土耳其作战，俄罗斯最后都获得胜利，而且基本上是以弱胜强。这些战争为俄罗斯获得了大量土地，并得到梦寐以求的通向西方的出海口。在彼得一世的经营下，俄罗斯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两位君王在位期间，中俄在远东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手。中国以三千人对俄罗斯八百人获得胜利，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中国割让东北的一些领土给俄罗斯。
　　第七，中俄签订条约以后，俄罗斯在远离欧洲本部的情况下，持续不断的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满清继续封锁关外，不让汉人进入他们这块龙兴之地进行开发。导致一百多年以后，东北依然人烟稀少，为俄罗斯侵蚀东北，夺我土地创造了条件。
　　第八，康熙在明知世界已进入热兵器时代的情况下，却始终把冷兵器的弓马骑射放在国防的第一位。终康熙一朝中国只有落后的水师，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海军。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以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侵略时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彼得在位时引进国外新式武器和战略技术，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一举奠定俄罗斯三百年世界军事强国地位。
　　第九，康熙一生致力于封建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压制工商业的发展，中国自明末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康熙朝被消灭殆尽。彼得在位期间对俄罗斯现代化和西方化开展了大规模的改革，鼓励工商业发展。在他统治下，城镇规模扩大了，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增长了。
　　第十，康熙在位期间大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使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没有活力。终彼得一世，虽然俄罗斯还基本上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但他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在初步探索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
　　第十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熟悉中西文化的君主，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和掌握。但他只是把这种熟悉了解当做个人的爱好，非但没有在全社会推广学习，反而大力提倡封建理学，大兴文字狱，钳制人民思想。所谓对文化的贡献也只是编了几本如《康熙字典》这样对社会推动几乎没影响的书籍。彼得亲政之后曾化装去西欧学习，鼓励西方工艺和技术的引进，把许多西方技术人员带入俄国，还派遣许多年轻的俄国人到西欧去留学，并在在俄国创办非宗教学校，鼓励发展科学。彼得还引进了儒略历，并使俄文字母现代化。
　　第十二，康熙开创了我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但全球范围来说，已经在科学文化方面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彼得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奴制国家的基础上，把俄罗斯建设成一个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是很大的强盛国家。当然当时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可能还是要超过俄罗斯人民。
　　第十三，康熙当政后期，倦于政务，国家纲纪松弛，官员贪腐横行，财政紧张。彼得在位中后期不断征伐，大力建设面向西方的新首都彼得堡，使之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并在1723年使俄国正式成为“俄罗斯帝国”。
　　第十四，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彼得在位四十二年。
　　从上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尽管康熙的个人修为可能还在彼得之上，但在对国家的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康熙的作用是远远不如彼得一世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而言，康熙也是较彼得一世逊色太多。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呢，归根结底是康熙是北方少数民入主中原。虽然他嘴上不停的推销“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和治国方略，但在实际操作中总是猜忌压制汉人。在他眼里，最为重要的是维护爱新觉罗氏一家一姓之江山，而不是整个华夏民族之社稷。从这一点上说，他非但不能和彼得一世相比较，其气度胸襟甚至远不及历史上的前秦天王苻坚和魏孝文帝拓跋宏等少数民族英主。
　　我们还是承认，就康熙一生来说，他毕竟不是一位庸碌之主。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方面，他还是很有作为的。就如前面的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以及后来亲征朔漠，解决北部边疆问题。
　　台湾收回来之后，康熙面对的外部挑战就是漠西蒙古不断向南发展，威胁满清统治的问题。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下，满清已经完全臣服了漠南蒙古。为加强对其内部的管理，皇太极便将满洲八旗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形式，推行到漠南蒙古各部，分旗设盟，并在中央设置理藩院监督管理，这就是盟旗制度。臣服漠南蒙古对满清入主中原意义非常重大：首先，通过漠南蒙古满清完成了对明朝的战略包围。其次，使得满清后方稳定巩固下来，不再担心附近蒙古的袭扰。第三，通过联姻和军事征伐实现的满蒙联盟使满清获得了强大的蒙古铁骑，对于它征服南朝，维持自身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
　　皇太极时期，喀尔喀蒙古（漠北蒙古）就已臣附清朝政府。清朝初期，喀尔喀蒙古形成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三大部。崇德元年，皇太极遣大臣到喀尔喀蒙古，劝其归附。崇德三年，喀尔喀三部开始向清朝政府纳贡，每年贡一峰白骆驼，八匹白马，史称“九白之贡”。顺治十二年，清朝政府按照满洲八旗制度设置喀尔喀左右翼八札萨克。车臣汗、土谢图汗及赛因诺颜部属左翼，札萨克图汗属右翼。双方关系更加密切。康熙执政后，通过一系列的笼络措施以及完善盟旗制度对喀尔喀蒙古进行了有效管理，完全解决了该部蒙古问题。
　　漠南漠北蒙古问题的有效解决给抗击厄鲁特蒙古之一的准噶尔部（漠西蒙古）的入侵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康熙通过三次亲征，彻底打败了葛尔丹，并依例逐步解决漠西蒙古的管理问题。
　　在充分运用军事手段的同时，康熙还通过修建承德避暑山庄、热河木兰围场，在蒙古地区建立黄教中心等软手段来怀柔管理蒙藏问题。尤其是承德避暑山庄，康熙把这座清王朝夏季的政治中心建于长城之外蒙古人的牧场上，并兴建藏传佛教庙宇，以宗教、文化的民族融合手段解决边患，体现了康熙的政治智慧、强大信心与博大气魄。虽然康熙是在继承先祖的基础上处理蒙古和西藏问题，但这个困扰中原政权两千多年的边疆问题毕竟是在他的努力下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而且解决的手段也非常高明，有效，且具有持续性，所以必须承认这是康熙对中国边疆稳定，国家统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历史上，康熙还有为后人所称道的就是抗击沙俄入侵。现在看来这样的抗击行为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这主要是因为：首先，东北是满清的龙兴之地，被满清视为国之根本，所以万万出不得问题。其次，对于俄罗斯来说，当时基本上是一种探索冒险行为，算来算去两次战争人数都不满一千，比一般游击队的人数还少。第三，双方力量悬殊太大，东北对于满清来说是在家门口，而对于沙俄来说远离欧洲本部，只是一些殖民的初步经营的小据点。但结果却是中国把一些土地割让给了沙俄，并且也没有从战争中得出教训要开发这片土地。
　　最为重要的是，这样一场战争已经明显可以看出满清与西方武器的差距。对于世界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这样一个事实，康熙采取的不是勇敢的面对，而是掩耳盗铃一般的回避。而且从康熙处理当时的武器天才戴梓一事中也可以看出他是极力避免中国进入热兵器时代的。以致中国出现明朝的热兵器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可到了三百年以后，满清还是靠弓马长矛和西方人战斗的荒诞现象。一代明君康熙何以如此，无非就是因为冷兵器对于满洲人来说有一定优势，一旦热兵器发展起来，满洲人弓马骑射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这会大大动摇满清的统治基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康熙始终对汉人是充满提防和猜忌的。为了维护满清的统治，他不惜以毁掉国家发展前景为代价，实行禁民愚民的政策。这样的行为换来的是愚昧独裁统治的延续，以及国家民族的日益落后。单从这一点来说，如果一定要认为康熙是所谓的千古一帝，那也只是满清之明君，非我华夏之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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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怀云水的草原“细娘”[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萧绰小名燕燕，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其父萧思温爱读史书，格外喜欢这个小女儿。年龄增长，萧绰逐渐出落得楚楚动人，她以独特的气质在草原上赢得了“细娘”的美称。在她15岁那年，萧思温看上了英俊潇洒的27岁的韩德让。萧思温与德让之父韩匡嗣同殿称臣，情意笃厚，于是萧韩两家便缔结下儿女婚约。

　　969年春，二人正待成亲，忽然辽穆宗被属下杀害，萧思温、韩匡嗣他们拥戴耶律贤（史称辽景宗）即位。谁也没想到21岁的辽景宗对“细娘”垂涎已久，一登上皇位，立即宣萧绰入宫伴驾，立为贵妃。萧绰虽然对韩德让心仪已久，忽然一下子又被耶律贤搂入怀中，她那心情自然是相当复杂的。可这个聪明之极的女子，牢牢地记着父亲萧思温在她入宫前的叮嘱与教诲，伴君如伴虎，善解君主意，致使辽景宗耶律贤龙心大悦，时日不久，又册封萧绰为皇后。

　　宫廷斗争风雨无常，耶律贤早在四岁那年，就因宫廷政变而被“藏积薪中，因此婴疾”，即位后身体一直不大好，一切朝政大事，“皆后决之”，交由萧绰处置。由是萧绰名声很大，甚至连老百姓也说，他们只知道萧皇后，而不晓得什么耶律贤。

　　幽云十六州（即今北京、河北及山西北部）在936年被后晋的石敬瑭作为献礼送给了辽国，此地即成为辽国的粮仓和聚宝盆。而北宋建国后，一直想收回这个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便成了双方战争的导火索及主要战场。969年、976年，北宋两次出兵进攻，皆被萧绰发兵挫败。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了后汉，乘着余威，转戈伐辽，包围辽之南京（即今之北京）。萧绰在援汉新败、易州刺史与涿州判官举城降宋、韩德让在南京死守待援的困境里，临危不乱，果断发兵，增援南京的同时，诱敌深入，然后集中突破与侧翼攻击相结合，在幽州西北部的高粱河展开激战，宋军大败，宋太宗身中流矢，“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就在辽国大胜后的第三年（982年），时年35岁的耶律贤因病而卒，12岁的儿子耶律隆绪嗣位，为辽圣宗。景宗临终颁下遗诏：“军国大事皆听皇后命。”萧绰陪伴景宗14年，从此而临朝称制，更被推到了政治权力的顶峰。这一年，萧绰。

　　摆在萧绰面前的形势相当严峻。新帝年少，外敌觊觎，她便哭泣着向枢密副使耶律斜轸、南院枢密使韩德让他们讨教安国之策：“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二位大臣表示：“信任臣等，何虑之有。”由于萧绰“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室昉、张俭、邢抱朴、马德臣、刘景、王继忠等汉族人士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臣僚们“咸竭其忠”，帮助萧绰将辽王朝治理得大有起色。对于刑狱大事，萧绰“犹虑其未尽，而亲为录囚”，凡是她所到之处，一时“人自以为无冤”。

　　由于10多年前曾有过婚爱之约，本为汉人的韩德让自然是萧太后最信任、最倚重、最密切的一个人。萧绰风韵正好，韩德让英壮当年，趁耶律贤葬礼之机，萧便对之表示愿谐旧好，要让幼主称帝后尊韩为继父。早欲重温旧梦的韩德让得闻此言，心花怒放。以后韩即出入宫中，昼为君臣，夜为夫妻，接见外来使节时二人并坐于一辆车上。萧韩之风流韵事，在辽国传为佳话，但在中原，宋王朝则视为伤风败俗的丑闻。对于宋人的看法，萧绰一笑了之，988年秋，她在韩的寝帐中大宴群臣，公开宣布改嫁给韩德让。从此，二人名正言顺地成为夫妻。而中原呢？雄州知州贺令图早就向宋太宗上奏：“契丹主幼，其母把持朝政，与汉官韩德让通奸，深受辽人痛恨。大宋可趁机###。”赵光义大喜，经过数年准备，986年三月，向辽发动大规模进攻。

　　宋军此举，萧太后早有所料。宋军兵分三路；东路主力由曹彬统率，自雄州向幽州进发；中路由田重进统率，自飞狐出发；西路由潘美、杨继业统率，自雁门关出发。其战略方针是东、中两路将辽军主力牵制在幽州，西路乘机攻占大同，挥师东进，合围幽州。

　　萧太后集中兵力对付东路的曹彬，虚张声势、诱敌深入，继而夜半突袭，切断水源与补给线之后，对其实施前后夹击。激战之际，宋军淹死于拒马河中不计其数，其残部逃过沙河后，一支辽军又冲了过来，为首者正是一身戎装、长枪在手的33岁的萧太后，直杀得宋军掉头鼠窜，自相践踏，尸体塞满了沙河，导致河水一度中断。嗣后，萧绰又抽出身来对付西路军，潘美强令杨继业在朔州出战，杨被逼无奈，负气出攻，孤军死战，浑身几十处受伤，射落马下，被辽军生擒。杨继业从军一生，威镇边关，时人称曰“杨无敌”，这次败在萧绰手中，万念俱焚，绝食三日而死。萧绰对杨宁死不降的气节赞叹不已，特传谕在塞外古北口修建杨继业庙，塑像供人祭拜，受尊奉于异域北国。

　　这一次燕云大战时，萧太后出征，要求16岁的儿子圣宗同行，大臣们纷纷阻拦，为防万一，不让她携着幼帝上路。萧绰说道：我们是马背上的民族，连女人也御骑擅射，纵横千里，圣宗日后要独掌朝纲，怎么能不上战场，不懂军事！

　　从公元999年起，萧太后经常调兵遣将，攻入中原，几乎每次都是大胜而归。1004年，年逾半百的萧太后一身戎装，亲率20万大军，突然出现在黄河北岸的澶州（濮阳），对岸就是北宋的京城——汴梁。宋、辽几经争执，双方终于订立了《澶渊之盟》：圣宗称赵恒（宋真宗）为兄，赵恒称萧绰为叔母；宋每年给辽上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自此，契丹与中国114年间了无争战。

　　《杨家将》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全国上下广为流传，其实，佘太君这个人物却虚虚实实，多采自传说故事，其间有的情节，时或流于怪诞，倒不如这个史有其人确有其事的萧太后，年逾半百犹马上亲征，反而来得真确可信；况且，杨继业绝食死后，她传谕为之立庙塑像、尊其气节，作为一个出自北地草原的女性，更属于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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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转帖]

　　邓稼先夫人许鹿希：

　　“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1992年在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时，为了表现杨振宁与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如兄

　　弟的真挚情谊，我们决定采访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

　　4月初，我在京几经周折才与刚出差回来的许鹿希通上了电话。我十分激动地说明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担心她挂断电话，我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和诚意，以及已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我说了半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一味的韧性坚持，最后她终于答应见面。

　　崇德中学

　　次日一早，我先顺道访问了北京31中。31中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一位老教师听到我要去采访许鹿希，马上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是能赚大钱吗？也不会这么早死了！”31中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十几岁的娃娃们竟说：“像他这样，值得吗？”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

　　在北太平庄一个简陋的大院里，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曾一度同住清华西院宿舍。

　　邓比杨小两岁。两人中学就是同学，大学又一起住校，关系很亲密。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较近的普渡大学。杨和邓学的都是理论核物理，邓稼先做博士论文时，从俩人的讨论中受益很大。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自然真挚，推心置腹。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后当即回国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时定的一份要见的亲友的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许鹿希的语气突然转而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当时有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极其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邓稼先因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骨髓里全有了放射性，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跌得很低，全身大出血,难以挽救。

　　许鹿希说：在中国的核试验中也有事故。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丢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性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了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习惯，与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

　　“片子里不能出现许鹿希！”

　　两个月后，我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请求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这绝对不行！”

　　第二天去许鹿希家，我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有些人的方式就很不妥当，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

　　许鹿希说，报社、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她不知推了多少了。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许德珩与邓稼先

　　许鹿希是许德珩的女儿。当邓稼先领受任务神秘“消失”的那一年，许鹿希才30岁，而家里既有双方的老人，还有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许鹿希说：“许多人认为我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优越，其实正好相反。我父亲年轻时多次被捕过；后来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家里生活很困苦。我是家中长女，所以许多事情得我做。”

　　许鹿希说:按北方一般的习俗，是常要叫女婿到家来干活、向老人问寒问暖的，而邓稼先非但做不到这一切，还去向不明，还要家人成天为他提心吊胆。之前，我父亲尽管不知道女婿在搞原子弹，但知道是搞国防武器，在做保密工程，他又不能问，唯有把好烟好酒留给稼先……

　　　(《档案春秋》2009年第7期　倪既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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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拜倒石榴裙下:她的石榴裙长什么样[转帖]

　　\" 拜倒在石榴裙下\"，我相信大家早已熟知这句俗语，多比喻男子对风流女性崇拜倾倒之意。那么到底有没有\"石榴裙\"？究竟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裙子呢？居然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这其间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唐朝以石榴喻红裙

　　\" 石榴裙\"自然是与石榴有关。石榴原产波斯（今伊朗）一带，公元前二世纪时传入我国。\"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迢递河源边，因依汉使搓。\"据晋·张华《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中国人视石榴为吉祥物，暗含多子多福。故古人称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民间婚嫁之时，常于新房案头或他处置放切开果皮、露出浆果的石榴，亦有以石榴相赠祝吉者。常见的吉利画有《榴开百子》、《三多》、《华封三祝》、《多子多福》等。
　　也许因为石榴是中外结合的产物，所以历代名家吟咏石榴的诗词甚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石榴文化。石榴有许多美丽的名字:丹若、沃丹、金罂等。丹是红色的意思，石榴花有大红、桃红、橙黄、粉红、白色等颜色，火红色的最多，所以留给人们的颜色是火红的，农历的五月，是石榴花开最艳的季节，五月因此又雅称\"榴月\"。唐代大诗人杜牧在《山石榴》中写道:\"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诗人虽没有直接写石榴花为红色，见丽人发簪榴花，却担心红艳似火的榴花会不会烧坏少女的翠簪和秀发？这真是赞美榴花的神来之笔。
　　石榴与中国的服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许是因有人说石榴花像舞女的裙裾，梁元帝的《乌栖曲》中有\"芙蓉为带石榴裙\"之填词，\"石榴裙\"的典故，缘此而来。古代妇女着裙，多喜欢石榴红色，而当时染红裙的颜料,也主要是从石榴花中提取而成,因此人们也将红裙称之为\"石榴裙\"，石榴裙在唐时是一种流行服饰，尤其中青年妇女，特别喜欢穿着,穿着它的女子也显得格外俏丽动人。如唐人小说中的李娃、霍小玉等，就穿这样的裙子。唐诗中亦有许多描写，如李白诗:\" 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诗:\"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杜审言诗:\"桃花马上石榴裙\"；万楚诗:\"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武则天诗:\"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韦庄也唱道:\"莫恨红裙破，休嫌白屋低\"等。石榴裙一直流传至明清，仍然受到妇女欢迎。《红楼梦》里亦有大段描写，可相印证。

　　
　　红裙妒杀石榴花

　　久而久之，\"石榴裙\"就成了古代年轻女子的代称。南北朝诗人何思徵在他的《南苑逢美人》诗中就写过两句:\"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用石榴来暗比心中美女。元代的刘铉《乌夜啼》中就把石榴直指女子的裙裾了:\"垂杨影里残,甚匆匆，只有榴花全不怨东风，暮雨急，晓霞湿，绿玲珑，比似茜裙初染一般同\"。到了明代，石榴裙的说话就固定下来，如蒋一葵的《燕京五月歌》:\"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
　　至于\"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来源，据说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有关。
　　传说杨贵妃非常喜爱石榴花，爱吃石榴，特别爱穿绣满石榴花的彩裙。唐天宝年间，唐明皇投其所好，在华清池西绣岭、王母祠等地广泛栽种石榴，每当榴花竞放之际，这位风流天子即设酒宴于\"炽红火热\"的石榴花丛中。
　　杨贵妃饮酒后，双腮绯红，唐明皇爱欣赏宠妃的妩媚醉态，常将贵妃被酒染之粉颈红云与石榴花相比，谁红得艳丽？因唐明皇过分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大臣们不敢指责皇上，则迁怒于杨贵妃，对她拒不使礼。
　　一天唐明皇设宴召群臣共饮，并邀杨玉环献舞助兴。可贵妃端起酒杯送到明皇唇边，向皇上耳语道:\"这些臣子大多对臣妾侧目而视，不使礼，不恭敬，我不愿为他们献舞。\"唐明皇闻之，感到宠妃受了委屈，立即下令，所有文官武将，见了贵妃一律使礼，拒不跪拜者，以欺君之罪严惩。
　　众臣无奈，凡见到杨玉环身着石榴裙走来，无不纷纷下跪使礼。于是\"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典故流传千年，至今成了崇拜女性的俗语。
　　看来这条被男人拜倒的\"石榴裙\"原来是条美丽女性的魅力和权力的\"裙子\"。现如今女人已经没了美人杨贵妃的权势，只剩下隐形的魅力，如何运用好这条\"裙子\"是乎已经成了女人们的难题，而且让男人拜倒岂是易事？一时容易，一世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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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哪个更牛[转帖]

　　　　康熙大帝

　　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历史很短，北欧维京人9世纪南徙，与斯拉夫人组成基辅-罗斯公国，到现在只有一千年多一点。沙皇的名词始于15世纪的伊凡雷帝，来自拉丁文西泽。历史上，俄罗斯的皇帝大多是废物、疯子，而且弑君成风，一片野蛮、混沌。

　　不过，踏足圣彼得堡便会发现，这座皇城比起西方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想起彼得大帝(1672-1725)的辉煌功业。

　　本来，圣彼得堡的称呼来自宗教，与彼得大帝无关，但这里每一处都让人想起他———300年前，这里还是波罗的海边的沼泽地区，仅用了30年时间便建起一座大城，而且城市美轮美奂，市中心巴洛克建筑栉比鳞次，难以驾驭的艺术风格驯服、和谐，花园和雕像星罗棋布，悦目安详，散发出一种高贵、和平的高尚品位。

　　彼得大帝乃是历史的异数，按俄国人的说法，他是一个伟人，身材高大(身高两米多)，人更伟大。他从小受到排挤，却因祸得福，随母亲住在莫科斯近郊小城，生活自由，该城有一个外侨区，聚居着外国商人、手艺技师、各色人等。彼得常在区内流连，了解西方世界，结交了一批外国朋友，其中几个成为日后的忠心助手。

　　
　　彼得大帝

　　他当上沙皇后，为打开俄罗斯作为内陆之国的出海通路，向土耳其开战。虽然苦战得胜，却深感没有舰队之苦，因此，1697年组织大使团前往西欧。成员分为两部分，外交官员负责游说欧洲列强组织反土耳其联盟，更多的留学生则学习先进的科学、工艺，尤其是造船技术。25岁的彼得也改名换姓，微服同行，身份是航海科学学生。16个月中，他到过波兰、奥地利、德国、荷兰、英国等地，到处参观学艺，弄刀舞斧，在荷兰和其他学生一手一脚造出一条三桅战舰。

　　回到俄罗斯后，全盘西化贯穿了他以后20多年的统治。他的所作所为，小至禁穿传统的宽袖长袍、聘请外国技师和专家，大至创立各种中央机构、改革贵族继承权、订立公务员制度、改进俄国文字等，短时间内便扭转历史的走向，重塑了民族的灵魂，把俄罗斯从愚昧落后的古老传统里解放出来。

　　圣彼得堡是这个彻底变化的成果和象征，普希金在诗歌中称之为开向西方的窗户，俄罗斯走上现代社会之路，正是从这里开始。

　　回头看中国，与彼得大帝同时代的是康熙皇帝(1654-1722)，统治时间长达61年，超过彼得大帝一倍。在中国人眼中，他也是一个少有的好皇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

　　然而，当清朝与彼得所属的罗曼诺夫王朝同在20世纪初灭亡的时候，中国仍停留在落后的农业社会，而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却跻身西方工业强国之列，10月革命前一年，俄国政府债券在英法等地上市，大受欢迎。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轨道脱节，中学教科书的解释是，明清法律摧残资本主义萌芽，包括：1、推行官营制度，限制商业发展。2、奉行海禁政策，阻挠对外贸易。3、限制民间开矿。4、重征商税，压制私人商业发展。

　　其中第二项引人注意，康熙与彼得类似，也有机会接触过外国人，而且都是学问渊博的传教士，如南怀仁、徐日升、张诚、白晋等，见识过外国的新科技，钟表、天文仪器、望远镜无所不备，不会不知道西方世界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他曾模仿外国科学院建立了蒙养斋算学馆，在1685年部分解除了从明朝开始的海禁，设置4关(海关的名词便是这时候出现的)。但到了1727年，因为害怕汉人内外联合造反，又走回头路，重新建立海禁。之后一百多年，他的继承人萧规曹随，闭关自守，错过了汲取西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大好机会，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保住手中的权力，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是康熙模式的失败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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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最后遗言：“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留取丹心照汗青”与组阁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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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0月6 日，“四人帮”被捕，外交部反对乔冠华的人马上贴出大字报，
　　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内容是：��

　　　　一、党中央��

　　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
　　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
　　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
　　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

　　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

　　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
　　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
　　公安部长：祝家耀
　　农林部长：徐景贤
　　财政部长：金祖敏
　　教育部长：张铁生
　　文化部长：杨春霞
　　卫生部长：刘湘屏
　　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四人帮”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乔冠华成了“上‘四人帮’贼船的人”，理所当然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这年1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决定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

　　被审期间整理诗作��

　　乔冠华因“四人帮”的牵连而长期受审查，他和章含之被隔离开来。乔冠华、章含之分别写了上万字的陈述和申诉，全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1977年3 月，乔冠华的心肌梗塞复发，住进医院，病情稍为稳定，又出院接受审查。不久，乔冠华患了癌，此时竟有人要将乔冠华送进牢房，亏得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阻止了。

　　同年8 月，乔冠华住进北京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有关领导又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邓小平、王震出面说话才作罢。1979年2 月11日，乔冠华做肺癌手术愈后，章含之接他回家养病，隔离了780 个日日夜夜的一对恩爱夫妻，这才喜得重逢。��

　　乔冠华出院，休养了一段时间，又住进北京医院化疗，1980年秋，再次出院回家疗养。此时，外交部送来一个“改正”通知，说：1958年批判乔冠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批错了，撤销当时所给予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可是，这有什么用？他到底是不是“四人帮”的骨干，审查了两年多，此时尚没有结论，乔冠华对此泰然处之。��

　　此后，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多。��

　　遗憾的是这本集子1984年才问世，他生前未能亲眼看到。与此同时，乔冠华还把他1971年至1976年的诗作，工工整整抄了一遍，并作了大量的注释，共计三十五首，自己留作纪念。还口述了自己的身世《童年。少年。青年》，由章含之录音整理，在他逝世后发表。��

　　中央宣布为他“平反”��

　　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他们两位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最后习仲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 又说：“外交部线需要你发挥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了。”乔冠华非常激
　　动，尽管当时他知道自己癌症已经扩散，但他仍说：“虽然我病了，我还是希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后来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章含之任对外友协常务理事。��

　　为了庆祝乔冠华重新工作，1983年元旦那天，章含之特地把乔冠华最亲近的朋友夏衍、冯亦代和郑安娜夫妇、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以及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等人请到家中来吃饭。老友相聚，乔冠华十分兴奋，他让章含之打开尘封已久的茅台，端起了久违的酒杯，和大家频频干杯，尽欢而散。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饮酒了。��

　　乔冠华的癌细胞进一步扩散了，这年的9 月2 日，他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 9 月21日下午，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探望乔冠华，章含之凑在他耳边说：“仲勋同志来看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对仲勋同志说说？”可乔冠华只是笑着对习仲勋说：“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轻声对章含之说：“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章含之明白他的意思，一切已迟，生命已到尽头，何必再说。��

　　送走习仲勋，夏衍又急匆匆拄着拐杖走来。乔冠华见了夏衍，脸上泛出一阵喜悦。他拉住夏衍的手，不等夏衍开口，就清楚地说：“两次，1958年我就说过‘留取丹心照汗青’。1996年，你进去了（指进牛棚）。我没有更多要说，还是这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段完整的话，是乔冠华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言。他说的”两次“，一次是1958年，他在外交部被错误批判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一次就是1976年的冤屈，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乔冠华终因抢救无效，于9 月22日上午10时03分逝世，享年70岁。

　　她没能成为一位纯粹的外交官。在那个一切皆政治处处是斗争的年代，章含之跨入外交部这个“文革”重灾区，权力斗争就迎面而来
　　在外交部5年里，章含之卷入了一生最大的是非漩涡中：1971年，她被钦点进入外交部亚洲司，顶着章老（章士钊）女儿、主席老师的光环；1976年，她随丈夫乔冠华的下台离开，背负“倒向四人帮”、“借刀杀人”的罪名，在外交部两次全体大会上遭受批判。

　　在章含之看来，毛主席有一种“神的力量”。“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老人家的一句话，就改变了她后半生的命运；而在1976年，“主席的指示”，再次改变她的命运。“说是毛主席说，乔冠华借刀杀人。毛主席真会这样说吗？他怎么会这样说呢？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毛主席对我们特别好……”去年，她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说。
　　因为主席的钦点，章含之一进入外交部就“与众不同”：“因为我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后来出席第一次联大会议又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
　　而为了和乔冠华在一起，她拒绝主席建议，放弃出使加拿大、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机会。
　　1973年，章含之不顾众议，和年长自己23岁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结合。乔当时处于事业巅峰，他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大会上仰头大笑的场面，他的激情演说，令他成为国际风云人物。
　　两人的结合，是真正伟大的爱情，还是权力的媾和？
　　章含之说：“在几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华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声中外的中国一流外交家，从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很少人知道我当时的矛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舍弃自己面临的政治机遇而甘心与冠华荣辱与共。”
　　从此，两人命运捆绑在一起，共同经受历史沉浮。
　　她没能成为一位纯粹的外交官。在那个一切皆政治处处是斗争的年代，章含之跨入外交部这个文革重灾区，权力斗争就迎面而来。
　　在所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她回忆道：“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
　　在外交部，章含之从科员一路升至亚洲司四处副处长、亚洲司副司长，但却没能如愿当上新闻司的发言人，对于调驻美大使受阻一事，她写道：“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
　　两个特殊人物即所谓“通天人物”，指的是毛泽东身边的唐闻生和王海容。
　　1976年4月25日，章含之以“我们”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称有人“诬告江青、春桥同志”，被举报对象正是两位“通天人物”。而这封信，成为乔、章夫妇向江青告密的证据，“把乔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直到1983年乔冠华去世，他在“文革”中犯错的定论，在讣告中仍提及。由于章含之的反对，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外交人物的离去，报纸只发四十多字的简短消息，未介绍其生平，未发表评论。
　　多年后，乔冠华的遗孀章含之出版《我与乔冠华》、《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请著名雕刻大师给丈夫塑了雕像。她更愿意将那些历史解释为“时代造成的悲剧”，她试图洗涤丈夫的“冤屈”和耻辱。
　　章含之对于1973年反戈一击批判周恩来之事“常常自责”；而“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她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
　　难以想象，主席身边的几个女性——唐闻生、王海容，以及他的“英语老师”章含之，在那段重要的历史中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他们曾是好友，最后却成为“阶级敌人”。
　　章含之说自己一生“总被人误解”，但当年她在外交部亚洲司的同事们，仍然坚持“他们背叛周总理和陈老总”，“一点也不冤”。“到了后期，她到处帮江青拉帮结派，这谁都知道。”一位资深外交官说。由于乔冠华深受周恩来的培养与提携，且周恩来在乔冠华落难时力保其复职，乔、章夫妇更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 “唯独这条最不可原谅。”
　　前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在去年出版《外交风云亲历记》一书，其中写道：1974年冬，她和丈夫回国向部长乔冠华述职时，正逢周恩来病重，乔、章夫妇劝说他们要“识时务”，并称江青很欣赏他们夫妇。
　　乔冠华的继任者，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黄华在回忆录中也提及此事，“这段回忆十分深刻鲜明地展示出乔冠华、章含之的心态”。
　　老外交官们会把章含之和乔冠华1971年病逝的前妻、中国第一位外交部女发言人龚澎对比，乔冠华在两段婚姻期间的“政治表现”迥然不同：龚澎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即使受到冲击立场依然坚定；而乔、章二人最后却倒向“四人帮”集团。
　　从1974年到1976年，乔冠华任外交部长的两年，正值“文革”最后的疯狂，这位在联合国纵横捭阖善于把握复杂国际形势的“外交才子”，却难以把握复杂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众所周知的，王洪文家里搜出的“组阁名单”中，乔冠华赫然在目。他被免职的原因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而章含之坚信，正是那个条子给老乔带来了厄运。“至于其他，比如说老乔不批邓、借刀杀人，后来又说老乔倒向‘四人帮’批邓，那不过是说法而已。事情是同一个，可以有完全相反的解释。”她对《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说。
　　章含之写回忆录，接受媒体访问，却似有意无意总跳过某些重要阶段，或模糊代过，留与他人无限遐想空间。
　　晚年的章含之说自己不懂政治。“真是挺复杂的。我们稀里糊涂被弄得团团转，你以为你是在捍卫什么，你以为你是在反对什么，可是后来发现都不是那么回事。”
　　历史学者章立凡初看章含之的诸多著述，感动不已；而当找寻史料细细考究，以及看到其他历史见证人的描述后，不免有些感慨。“大历史带不走，带走的是细节。”他说。
　　在一位资深外交官的印象中，章含之不过是外交史上的一个泡泡，却总在历史人物身旁留下挥之不去的影子；她算不上“外交家”，更多的时候，她是“乔老爷夫人”；她外语很好；她从不低调，她很活跃，爱交际；她很漂亮，她像是个演员，喜怒无常，难以读懂。
　　外交官们退休后常组织聚会，“没人敢邀请她参加。”上述资深外交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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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葬到永久保存 毛泽东遗体保护工作揭秘[转帖]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21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晚，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要保护主席遗体，让各界人士吊唁、瞻仰，时间初步定为15天。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是政治局里第一个在文告上签字逝世后遗体火化的领导人。所以，最初决定的遗体保护只是为了15天内各界人士的追悼活动，遗体保护的医务人员只做了一般性处理，往遗体里注射了一些甘油、酒精、福尔马林等，以防止腐烂。

　　然而，就在追悼活动进行期间，也就是9月10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永久性的瞻仰。

　　这可给医务人员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一般来讲，遗体保护在死后2小时就要进行解剖，取走内脏，用冲洗液把全身血管，包括最细微的毛细血管冲净，然后注入福尔马林、凝固剂等。但因为最开始只是做一般性处理，遗体的血液没有及时放掉，再要按部就班地去做已经不可能了。

　　医务人员面临一个重大的难题。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由刘湘屏、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徐静、李志绥组成。和吴阶平以前执行过的许多任务一样，这首先是一项政治任务，只是需要由医务人员去完成。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后来，吴阶平在回忆文章《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的回顾》中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9月11日，我得到通知要负责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那时我才知道毛主席的遗体要长期保护，要建造纪念堂，供群众瞻仰。显然这个决定刚作出不久，很可能就是当天的决定。我虽然承担过多次重大医疗任务，但对这次的任务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充满自信了。保护尸体并不难，所要求的只是长期不腐烂，已有成熟的科学方法。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的则完全不同，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多，实际上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而且又必须及时采取保护遗体的措施，不能丧失时机，以免出现不能弥补的损失。对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困难很多，却不能不承担下来，因此心情是很复杂的。

　　9月18日追悼会结束后，中央要将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叫\"769\"的地方。

　　遗体转移后，具体的保护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这件事的责任实在太大，谁也说不好到底应该用哪一种办法。　

　　在北京，各方面的专家成立了\"遗体保护组\"，以中央的名义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各地的科学家一起开会研究了许多次。

　　人民大会堂里，通宵达旦的讨论进行得十分艰难，因为遗体保护是以北京的专家为主，先由北京方面提出一个个具体的操作方案。

　　首先是液态保存。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普通、最常用的保存方法，医学院校大量的尸体、标本都是采取液态保存的方法。“就是把遗体浸泡在高浓度的防腐液中，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周围环境条件。”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这是最可靠、最稳妥的方法，但不能说它是最高水平的。

　　果然，上海方面的专家首先对这项方案提出了异议：毛主席遗容是供广大人民群众瞻仰的，而这种方法会使人觉得像浸泡在水中的标本，群众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

　　其次是气态保存。气态条件下保存遗体给人们的感觉自然，栩栩如生。但气态保存中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防干保水，遗体会变干、变形、变色，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

　　观点一个个被提出，又一个个被否决。每一个保存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短处，而每一个短处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遗体保护工作在根本上的失败。难怪科学家们在选择时颇费踌躇，拿起、放下，又拿起，又放下。

　　最终决定按照北京专家的建议，暂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原则。

　　所谓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原则，是指皮肤需要暴露在外的部分，主要是头部和两只手在气态中，隐蔽的部分，即身体是在液态中；平时在气态中，一年一度的大保护时在液态中。但无论是气态还是液态，都只属于遗体保护的措施之一，即化学保护。此外还需采取物理的、光学的等综合保护措施，使整个遗体保护工作变得千头万绪、纷繁复杂。　　

　　9月20日凌晨3时50分，一列车队穿过了静静的长安街，驶向毛家湾。

　　早在1969年珍宝岛战役打响后，毛泽东就向全国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各地都挖了大大小小的防空洞。就在北京城下也有一条沟通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一直到西山的秘密通道，四通八达，林彪生前居住的毛家湾也有一个入口。载着毛泽东遗体的车队徐徐前行，华国锋、汪东兴、刘湘屏、黄树则，以及遗体保护小组的医务人员吴阶平、林均才、徐静等也随车队驶入了这个地下世界。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立在大铁门旁。汽车在大门口停下了，人们都下了车。步行进入隧道后，吴阶平才发现，这里面十分宽阔，足以使4辆汽车并排通过，大家闻到了一股很重的霉味，显然这样长的隧道，通风条件不很理想。又走了100多米，方来到了这个颇为神秘的遗体保护室。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吴阶平他们将在地下度过整整一年的时间，执行这代号为“一号任务”的特殊使命。而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震惊中外的变化，也都是在这一年中。

　　这个代号为“769”的遗体保护室原来是某医院的地下手术室，设施完善，条件齐全。按照遗体保护的要求又对每个房间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一个密封、隔氧、低温的环境。在保护室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盛放遗体的钛金属容器。容器里盛满了药液，遗体就浸泡在药液中。　　

　　遗体保护小组进行了严格的分工，黄树则、吴阶平、林均才3人带班，每人24小时，要交班以后才能离开。

　　遗体保护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最重要的当然还是防腐。不仅仅要遗体不腐坏，还要注意遗容的颜色、神态。要长期保存，遗容就不能进行化妆，任何化妆品对遗体都是一种损害，只能将柔和的、略带红色的光照射到面部，效果上能够更接近真实。

　　遗体需要长期保存，但实际上肯定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科学家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这种变化减到最小、最慢。这样每天的监测、记录就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许多监测的方法也称得上是绞尽脑汁。比如，面部皮肤的高低，有时很难用科学的尺度来衡量，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借鉴军事上绘制地形图的等高线的原理。当然面积小多了，精度却大大增加。肤色呢，怎么标明是深了？还是浅了？深了多少？浅了多少？经过反复研究并查阅了相关资料，最终决定采用\"邮票法\"。专家们找到了符合\"邮票法\"标准的大本子，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每一种颜色都由浅到深，逐渐递进，差别很细微。工作人员每天都拿着这个本子进行核对，现在是和这个颜色近似，过了一个月，看看有什么变化，三个月以后又有什么变化，依此类推。尽管这是一个很原始的办法，需要由肉眼来判断，但经过专家们的讨论，并参阅了各种资料，没有比这更行之有效的方法了。大家都同意姑且先用这个方法，以后有了更好的办法再改进。

　　这天，专家们要讨论为遗体隔氧后要注入什么样的惰性气体的问题，一开始大家提到氮气。从氮气的活跃程度和各方面的相关指标来看都是理想的，可这时一位专家又提出了一种比氮气惰性更强的气体--氦。这当然是更好了，可是造价却高得惊人，在一般情况下是无人敢问津的，而这时既然有人提出来了，就没人再能坚持用氮气了。因为在遗体保护这个问题上，钱不能作为考虑的因素，一切都要最好，认为这是对毛主席无比忠诚的表现。

　　接下来讨论的是照射到遗容上的光的色彩问题，有的专家主张颜色鲜艳一些，显得毛主席十分健康。可有的专家提出异议，主席已经故去了，弄得这么红和事实不符么。就这样一个问题也反复讨论了许多次，才定下一种各方面都比较满意的颜色。

　　1976年10月6日清晨，吴阶平像往常一样来到毛家湾的遗体保护驻地。刚刚过了第二道岗进入洞口，他就觉得今天的气氛和以往的不一样。这里是一个100多米的大斜坡，以前是没有岗的，可今天设置了一个大障碍物，进出的人要从旁边才能进去。也增加了好几道岗，所有的伸缩铁门都拉上了，只留下够一两个人通过的空隙。士兵们一个个都站得笔直，表情肃穆，对平时都熟悉的人这时又严格查起证件了。吴阶平带着一串问号走到下面，原来一直轮流值班的警卫局毛维忠、张耀祠都不在。10月6日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吴阶平是在以后才慢慢知道的，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正式逮捕了“四人帮”，同时摧毁其整个阵营。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即：（一）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二）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

　　决定的公布给承担纪念堂建设和遗体保护工作的人员加了很大的压力。经过一年日夜奋战，克服了无数难题，1977年8月20日凌晨运载遗体的车辆从“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驶向了毛主席纪念堂，经过短暂的适应性处理后，于当天上午遗体移入水晶棺内。

　　遗体保护最终按照原定的气态、液态相结合的原则，配合这套原则，纪念堂建立了一套安全可靠的升降系统。当纪念堂开放接待群众瞻仰时，毛主席的遗体处在水晶棺中可瞻仰的位置，但不能给水分，因为水晶棺里温度很低，一给水分就会结雾，只能采取干湿结合的办法，在遗体的衣服里都包着水，也就是不裸露在外的地方实际上是处于液态环境，只有面部是处于气态环境。瞻仰结束后遗体降到地下保护间一个特殊密闭的容器里，在这里给遗体更多的水分。每年毛泽东的生日之后，也就是12月26日后，都要停止瞻仰一段时间，把遗体完全泡在液体里补给充足的水分。

　　毛泽东主席遗体进入纪念堂后，遗体保护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遗体保护的具体技术逐渐规范化。科研基地的工作继续进行，并在年终举行学术讨论。至此，负责前一阶段遗体保护的专家们胜利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此后的工作，遗体保护专家还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关于遗体保护工作，各方面都认为已尽了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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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女皇,用谋登基[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在中国的历史上,武则天是惟一的一位女皇帝,而且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女皇帝;她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能与皇帝合葬的女人;她死后,在乾陵立了一块中国惟一的无字大碑,她所占的“惟一”实在太多了。这样的女人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很有雄才大略。在无数杰出的古代女性当中,在数不清的争权夺利的帝妃皇后当中,能占得到一个“惟一”的就已很了不起了,而武则天却在许多方面都创下了历史纪录。如果把中国的历史比作是一场群雄逐鹿的运动会,那么武则天不仅囊括了女子项目的绝大多数金牌,而且连男子项目的一些奖牌也让她当仁不让地拿走了。

武则天性格果断刚毅,能够知人善任,但她也有凶残的一面。她是一个在政治上相当杰出但又心狠手辣的女人。在太庙里她千秋享配,是整个唐朝的祖母,但她同时又是一个篡位颠倒朝代的人物,不过纂修国史也真够难为她的。尽管她做了很多坏事、耻事、恶事,但在她统治下的岁月又被史书上称为是从初唐的“贞观之治”过渡到盛唐的“开元盛世”的关键,绝对是一个好时代。尽管后人至今议论纷纷,但是武则天的出现确实使史书焕然一新,她的历史意义还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

武则天生于公元624年,山西文水人,她的父亲武士彟是一位木材商人。武士彟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当时正赶上隋炀帝统治时期。隋炀帝是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但有个毛病就是好大喜功,喜欢大搞基本建设,到处修建离宫别馆。特别是他修建东都洛阳时,对建筑木材的需求量特别大。武士彟是个精明人,他看准了这个商机,开始做起长途贩运木材的生意,借此发家,一夜暴富。

但在当时人们对于商人有很多歧视,因为他们认为商人都是投机取巧,没什么真本事。但武士彟是个有理想的人,他不愿意这样一辈子老遭人鄙视,不满足仅仅当个富翁,所以就去从军了。武士彟有钱,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从军伊始他就当了一个小小的武官。后来李渊奉炀帝之命###反叛,路过武士彟当官的地方。武士彟一看有大人物经过,于是赶紧巴结,好酒好肉款待李渊,宾主尽欢并给李渊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李渊做了皇帝后论功行赏,武士彟虽然没有什么战功,但是一直主持军需、保障后勤,后来经过几次升迁成为三品的工部尚书,主管工程水利建设,是个部长级的要员,那也已经是高官了。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出身于名门望族,武则天的外公杨达在隋朝就是宗室宰相,而到了唐代在京城里杨家也还是显赫的宗族,但是武则天的家世在当时只能算是上流社会的“寒族”。虽然武则天的父亲被李渊尊为“太原元从功臣”,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家族出身。因为按当时的门阀观念,所谓的名门望族都是指在一百多年间一直控制着西魏、北周和隋、唐政权的关陇集团家族的人,只有这些人才能获得朝廷的认可,才有资格在朝廷中担任重要的官职。所以按武则天父亲的经历和官位,虽然是跻身于士族之列了,但论其血统出身他却是寒微之族。更不幸的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朝廷在修订《氏族志》的时候竟然不把武姓列入其中,于是社会上也开始攻击武家是下等族姓,甚至连突厥人都称:“武,小姓。”此后武家就被排斥在贵族之外了,所以武氏家族要想取得很高的权力和职位的希望是相当渺茫的。

武则天就在这样一个既有着上流社会的荣华富贵,同时又有着寒门微族历史出身的家庭里成长着。但正是这种上流社会的生活刺激了她的权势欲,而寒门微族的出身又使她无法实现攫取权势的欲望。所以武则天自小就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长大,而她也渐渐地养成了仇视名门士族甚至说是对他们不屑一顾但却又不惜用一切手段来攫取权力的性格。

在我们眼中历史上的武则天是一个杰出的女人,她的智慧才能绝顶超群,天生异禀且胆略过人;但同时她心狠手辣、残忍恶毒。在位期间她任用酷吏实行高压政策,她诛杀政敌和正直的大臣,甚至残害无辜百姓。她的生活作风也很差,先后嫁给父子二人,据说在称帝以后她的生活作风更为糜烂。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女皇帝,她能够统治长达半个世纪,排除万难,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且能够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破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任用贤才,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地改革以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能有这样的历史功绩确实不简单。宋庆龄就对她做过诚恳的评价,说她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没错,武则天的历史功过恰如她给自己立下的那块无字碑,是非功过只能由历史和后人去做评断。

不过武则天能坐上皇后的位置也算是凭着自己的“出色”表现,只不过她的“出色”不同于别人的出色,她是一个有心机的女人,可以为了自己的权力放弃一切,不惜一切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

唐太宗贞观十年,即公元636年,太宗皇后长孙氏病逝。第二年,武则天因美貌出众而入宫做了才人,当年她年仅十四岁。不过在那时的社会,女子到了这个年龄基本上就要出嫁了。

武则天是一个相当有野心的人,她不甘于平凡,在进宫之后,太宗曾赐给她“武媚”的称号,所以人们管她叫媚娘。不过她的确是一个非常妩媚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是应该被宠爱着的,但由于她倔强的性格以致她缺少女人该有的温柔,所以在当时她并不是很受太宗的宠爱,因此武则天进宫十二年她的称号也没有提升。十几年的半幽禁生活尽管使武则天虚度了最好的一段青春,但这却是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而且也是关键的一步。

武则天之所以能成功,机会主要就来自太宗的儿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太宗在世时,李治就和武则天产生了感情。贞观二十二年,即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按宫中的惯例,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们是要出家做尼姑的,而生育过的则要打入冷宫,为死去的皇帝守寡,因为她们都是皇帝的人,即使皇帝死了她们也是不许任何人去动的。武则天则因为没有生育过而被送到感业寺出家。然而她在感业寺出家的两年中并不是安心念佛,而是处心积虑地想出来。李治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到了太宗的忌日,所以他就要到感业寺里进香,而武则天则抓住了这个“机会”。她用自己的美貌和一些小伎俩弄得高宗神魂颠倒,后来高宗竟然不顾忌佛教和礼教的种种约束,义无反顾地将武则天带回了皇宫。

就这样已经二十八岁的武则天又重新回到了皇宫,并且回去以后她下定决心要利用与高宗的感情夺回失去的青春年华。而事实上在这次入宫后,各方面已经成熟的武则天就开始在权力之争中大显身手了。

在武则天回宫之初,李治当时只有二十七岁,王皇后即李治的正室正在和另一位嫔妃萧淑妃争宠。当王皇后看到李治把武则天带回宫并且相见时“流泪眼对流泪眼”,就想拉拢她一起来对付萧淑妃。等到武则天的头发渐渐长长后,李治就纳她为姬妾。武则天是一个玩“手段”的人,所以萧淑妃显然不是她的对手,因此没过多久她就被打入了冷宫。

除掉萧淑妃以后,武则天的野心更大了,她一想到过去的生活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她知道在宫中要想不低于其他人,就必须当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所以她想取代王皇后之位,自己做上“宝座”。但是,王皇后可不像萧淑妃那么好对付,她背后有强大的门阀士族势力支持,于是她就另想他法寻找机会。其实王皇后也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当武则天怀孕的消息传出以后,王皇后因自己没有生子就十分恐惧,她恐怕武则天一旦生下皇子,自己的皇后之位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她就联络她的舅父中书令柳爽等人,让他们提议立后宫刘氏所生的唐高宗的长子李忠为太子,并把当时的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拉进了辅佐太子的班子,经营得如同铁桶一般,这样一来武则天就少了一个机会。她以为这样自己的皇后之位就可以坐稳了,但是她低估了武则天,因为武则天绝不是一个容易被打败的人,所以她对于皇后之位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

通过宫廷内外的人联合起来抢立太子的事使武则天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时的她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既使没有当过太宗的妃子,也不可能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自己出身寒微。而且从中她也看清了在内宫中王皇后是容不得她的,而外廷中士族大臣更是容不得她,所以她处于内外夹击的境况上了。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靠正常的手段是行不通了。于是,她就变得更“出色”了,我们也都知道武则天的性格是遇强则怒,迎难而上。她开始大肆收揽人心,凡是王皇后不喜欢、不重用的人她都倾力接纳,而且还把自己得到的赏赐全都分给他们,也正是由于这些人,使得皇后的一举一动她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其实武则天对皇后的位置一点儿都没有放松,她一直在寻找机会。公元654年的春天,她生下了一个女儿,这女孩儿看上去极其灵秀可爱,深得李治的喜爱。王皇后见高宗很长时间都没有来自己的宫中,就猜想他肯定夜夜泡在武昭仪宫中了,于是想去打听点儿口风。这天下午她便来到武则天的宫里说是来看看武则天母女。武则天装作一副亲热的样子与她闲聊,过了一会儿还让宫女把女儿抱了过来。

王皇后也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自己又久无子女,所以她一见这孩子长得伶俐可爱,心里就十分喜欢,忙逗引着小孩子玩,直到玩得累了她才起身离去。

武则天在王皇后走后就来到女儿床前,想要扼死自己的亲生女来陷害王皇后。但当手伸到女儿的脖颈时又下不了手了,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心头肉,再说母女连心啊。可想想若是失去这个天赐良机,自己可能就这样做一辈子的昭仪,然后渐渐地失宠,说不定最后连昭仪也保不住。想到这里她心一狠,双手就向女儿脖子扼去。女儿哭都没哭,蹬了几下腿,就不动了。她连忙把女儿放好,又盖上被子,弄得跟睡熟了一般,然后自己赶紧到花园中去了。

高宗一回到昭仪宫,总是习惯性地先到小女儿床边去逗爱女玩,而武则天也正是摸准了这点,才出了这一狠招。平时她估摸着高宗快回来了就早把小孩逗醒,以讨高宗欢心。这天高宗回宫没有看到武则天来迎他,又见小女儿正睡着,心中便不免生疑,环视四周也没什么人,于是便到小女儿床边坐下。但仔细一瞧,女儿脸色已经发青了,掀开被子一看,女儿脖子上还有掐过的手印,于是搭手一摸,尸体居然早已僵硬了。高宗大怒,高喊“来人”。宫女太监们都闻声赶来,围了一圈儿。大家见状,都是又惊又怕。高宗忙问:“武昭仪呢？”有宫女说在后花园,于是忙派人去传。

武则天装作惊慌赶回来,一进屋就抱着女儿大哭,还呼天抢地地骂“不知是谁这么没良心”一句话提醒了高宗,高宗连忙问下午有谁来过。宫女禀报说王皇后来过,于是高宗把桌子一拍就叫人去传。

王皇后来了之后,又惊又怕但有口也难辩了。谁会相信自己会对自己的女儿下此毒手啊,所以一切怀疑都降到了王皇后的身上。高宗在盛怒之下就把王皇后废了。九月,高宗又查出王皇后在宫中搞巫术活动,于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终于在十月双双都被废为庶人,而武则天则顺利地被推为皇后。后来,开国功臣李勣给高宗出了个主意,说皇后的废立是皇上的家务事,没有必要和大臣们商量。同时,李义府和许敬宗等人也在朝廷大臣们中间大造舆论支持武则天。所以在公元654年,即高宗永徽五年的十月十三日,高宗正式下诏废掉王皇后;并且在六天后,即十九日,正式立武则天为皇后。

同年十一月一日,也就是王皇后被废后的半个多月,举行了册后大典,李勣在太极殿主持册后典礼。打扮得如仙女一般的武则天身着皇后礼服在肃仪门的城楼上接受文武百官及外国使节的朝拜,出身低微的武则天终于实现了她登基的第一步,成为令天下俯首、威仪逼人的大唐皇后,时年二十八岁,距她再次进宫只有一年零九个月。皇后受朝拜这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天下闻者无不为之震惊。第二年,太子李忠被贬为梁王,武则天的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

自此之后,武则天更加快了她独揽皇权的政治步伐,以致最后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

其实无论是汉朝的吕后还是唐朝的武则天,身为女人的她们在其柔媚的外表下,掩盖着的却是一颗刚烈、凶残的内心。这些女人们将刚烈与妩媚、雄才大略与阴险狠毒的手段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武则天不就是利用人们“虎毒不食子”的思维定势，自己扼死亲女，然后顺理成章地把罪名栽在皇后身上，轻而易举地夺到了皇后宝座吗？虽然她的很多行为让后人不敢恭维，但身为一代女皇的武则天却犹如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的天空，并闪烁着其独特的光辉，引发后人无限的思考。

不过,武则天想要把李唐王朝变成武周王朝的企图还是失败了,她也没有把中国的男皇制改为女皇制,把中国变为一个她想要的“女儿国”。尽管她不服,尽管她采取了许多畸形的手段进行抗争,但她还是失败了。她所能争取到的最大荣誉就是能与高宗合葬,这或许是她有着同皇帝平等的女皇地位的一种象征,但要想压倒男皇,那是她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但是,武则天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皇帝的宝座上,确实给门阀士族势力以毁灭性的一击,并使这块板结的土壤开始松动;同时也给男人世界以沉重的一击,这就相当于是当众打了中国宗法观念的一记耳光,让中国的男人们从此被迫正眼看待女人,从此也让他们不敢忘记中国女人的威力。

权力本来就是无情的,化作利剑那就更六亲不认了。我们可以从这段权力斗争的历史中知道,武则天这样一个“出色”的女人是凭着自己的残忍手段而不是自己的“出色”做上皇后的。然而武则天的这种残忍并不是个别现象,像她做出的这种骨肉相残的血腥事件在每一个王朝几乎都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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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蔷:我的父亲梁实秋[转帖]

　来源：文摘报

　　梁实秋曾说过，一生中有四个遗憾：一、有太多的书没有读；二、与许多鸿儒没有深交，转眼那些人已成为古人；三、亏欠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的情谊；四、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如今斯人已逝，却给家人与后辈留下了太多珍贵记忆。

　　少年梁实秋

　　1903年父亲出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
才。父亲很小时，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

　　父亲后来很顺利地考上了清华。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进行西式教育。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有国文、历史、修辞等。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课的成绩则不在考虑之列，但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来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对父亲影响较大的一位应该是梁启超。那时梁思成是父亲的同班同学，通过这层关系，父亲很顺利地请来了梁启超演讲。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讲到动情处，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父亲说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负笈美国

　　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

　　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父亲出国开开眼界。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

　　因为旅途漫长，父亲、冰心、许地山等人就兴致勃勃办了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的旁边，三天一换，报名定为“海啸”。冰心的那几首著名的《乡愁》、《惆怅》、《纸船》就在这时候写的。冰心当初给父亲的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但接触多了，父亲逐渐知道，冰心并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不过是对人有几分矜持而已。冰心后来写首小诗戏称父亲为“秋郎”，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还以此为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

　　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文革”中，父亲在台湾听说“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忆冰心》一文以悼念。文章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消息是误传，父亲总算由悲转喜。

　　动荡岁月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亲以教书为生。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过从甚密，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著名的“论战”。

　　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父亲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作品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写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

　　1930年，父亲又带着家人来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年在青岛出生的，1岁多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

　　1937年7月抗战爆发，父亲听说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后来，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7年之久。

　　1944年，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3个孩子和11件行李，从北京南下，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记得我们团圆的那一天，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紧盯着我们三个孩子，用手指着我们一个个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往事不寂寞》李菁著三联书店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