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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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转帖]

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农历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20岁的皇太子赵顼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当时，宋朝已经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大幅度增长，开支也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小。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暮气沉沉的局面。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

　　他曾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可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在王安石看来，做什么官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王安石“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王安石官至宰相，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就说免役法，它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麻烦在于，“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社会上的闲散无业人员找到了差事。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在变法期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王安石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

　　那么，变法的结局为什么会是这样？

　　原来，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在他看来，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王安石怎么也想不到他搞的改革帮了###的忙！

　　比如青苗法。其实，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

　　而青苗法，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还要高。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富户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后来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道道手续，都要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更是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市易法也一样。熙宁五年（1072年），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控制商业贸易。这个办法，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

　　但这样一来，所谓“市易司”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

　　我们现在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大开方便之门。

　　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不做。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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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解读 “招蜂引蝶”背后的历史典故[转帖]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李煜《相见欢》

古代花粉用途很广，满足了做药啊，酿酒啊之类的需求，最后才轮到敷脸。敷脸的花粉主要成分是蜜和蜡。“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花黄就是蜡，这说明花木兰的时代，花粉的运用就很广了。

招蜂引蝶的最初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晋献公的爱妃骊姬要谋杀太子申生，她在自己的头发和脸上搽上花粉调蜜的香膏，召太子陪她游园，引来了蜜蜂和蝴蝶，蜜蜂和蝴蝶显然把骊姬的头发当做蜜蜂窝了。看到骊姬头上集结了那么多蜂蜂蝶蝶，申生忙着为她驱赶蜂蝶，而早早埋伏在远处楼台上观看的晋献公相信自己的眼睛，太子调戏骊妃已成事实，太子申生也因此掉了脑袋。在爱情物语里，“招蜂引蝶”被用来指责一个女人的品行有问题，大约与这个惨烈的故事有关。骊姬本是骊戎首领的女儿，属于蛮夷之地，晋献公打败骊戎后，骊姬是求和的道具。她设计杀死申生，许多人说，这验证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骊姬死后的墓地，多年里都有人去践踏，以泄其恨。

这个招蜂引蝶的杀人案例在中国被无数次地修改，而且屡获成功，近些年风靡一时的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也看到招蜂引蝶的杀人计谋。导演钱雁秋在《神探狄仁杰之蓝衫记》中，安排了太子侍女小红离间刘家父子的一出戏，道具就是可以诱惑蜜蜂的西域奇花。小红同样故意把刘老爷引来，在一边观看自己的儿子调戏小妾的“好戏”，结果小红离间成功，老刘杀了小刘。

　 在野史的记载里，杨贵妃因为有狐臭，所以每天都必须涂抹很多花粉才出去见人。那么“羞花”的来源就更容易理解了，她摸到的花都受不了她的体味，花瓣收缩也是为了抵御臭气入侵，是大自然中最普遍的自我保护之道。杨玉环用花香来装扮自己实在是最高明的行为，而她也成就了牡丹花的高贵特质，算是对花感恩了一回。

　　当然，要达到招蜂引蝶的效果，仅仅靠花粉是不行的，还要有别的装饰工具，比如胭脂与口红。

“胭脂泪，留人醉。”很美的句子，写这句的李煜爱情却不那么美，尽管他拥有令人爱慕的大小周后。

南唐后主李煜是个情种，十八岁时，娶了南唐重臣周宗之女娥皇大周后。娥皇精通文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特别擅弹琵琶，李煜与娥皇结为伉俪后，不仅找到了生活中的知己，也找到了艺术上的知音。夫唱妇和，浅斟低吟，多么令人神往的人生。他们恩爱的十多年里，生下了两个聪颖的孩子。

　 北宋乾德二年，娥皇突患重病，这个时候，她的妹妹小周后闯入他们的生活。小周后完全是青春版的大周后，在情种李煜眼里，早把这对姐妹花当做娥皇和女英，他决定效仿舜，再娶了小周后。祸不单行，大周后生的次子仲宣意外夭折，病中的大周后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在二十九岁时撒手人寰。

大周后病逝后，李煜写下了著名的《昭惠周后诔》，长约两千言，命石工镌刻在娥皇陵园的碑上，通篇追述了娥皇的端庄娇美和出众的才华。

　　《相见欢》也作于这个时期：“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关于这首词，许多名家都有解读，就不拾人牙慧。我只是感慨像李煜这样的风流才子为何会生于帝王之家，最后死于非命，让后人从悼亡妻的词中寻找亡国的靡靡之音，真是令人遗憾之至。

接着说胭脂。汉武帝金戈铁马打下了西域，也使美人有所收获，胭脂就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送给汉代女子的奖励。这种红色的颜料原产于中国西北的焉支，翻译的时候取了很雅致的谐音“胭脂”，据说它开花时很美，许多妇女会在开花季节守在边上，摘取最鲜艳最大的，为以后的爱情铺好道路。胭脂流传到中原地区后，不仅女人用，男人也用。后来我国妇女流行“不爱红妆爱武装”，胭脂肯定是没有人用了。

现在女人也用胭脂，不过改名叫腮红了。网络上许多“90后”妹妹号称“非主流”，其特点就是嘟着嘴巴，腮边有着异常鲜红的颜色。据说这个象征着唇印吻出来的痕迹，说明自己长大了，种种怀春心事叠上去，重重欲说还羞留下来。

而古人用的口红材料是朱砂，又称丹砂、辰砂，朱砂的粉末呈红色，可以经久不褪。

　 与花粉和胭脂不同，口红一开始是男人在用，他们用来炼丹，说吃了可以成仙。不过，男人辛苦，往往受益的是女人，你看，嫦娥就是典型的例子，丢下男人自己奔月去了。之后，学乖了的男人不再炼丹，而是把朱砂炼成膏送给女人涂抹，男人管这样的女人嘴巴叫“朱唇”。

古人送好的口红给女人，是很容易讨得欢心的，张生就给崔莺莺送过。鼎炉大火烧通天，为的就是樱桃小嘴点绛唇。那个时候，口红不仅红艳，还很香甜，是招蜂引蝶的好材料。有个词牌名就叫做《点绛唇》，文字也开始有谋划杀人的行动。

《红楼梦》中，有一段关于花粉胭脂的有趣描写：

　　宝玉一旁笑道：“姐姐还该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凤姐姐赌气了似的。况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发了人来安慰你。”平儿听了有理，便去找粉，只不见粉。宝玉忙走至妆台前，将一个宣窑瓷盒揭开，里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拈了一根递与平儿。又笑向他道：“这不是铅粉，这是紫茉莉花种，研碎了兑上香料制的。”平儿倒在掌上看时，果见轻白红香，四样俱美，摊在面上也容易匀净，且能润泽肌肤，不似别的粉青重涩滞。然后看见胭脂也不是咸张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那市卖的胭脂都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渣滓，配了花露蒸叠成的。只用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够打颊腮了。”平儿依言妆饰，果见鲜艳异常，且又甜香满颊。宝玉又将盆内的一枝并蒂秋蕙用竹剪刀撷了下来，与他簪在鬓上。忽见李纨打发丫头来唤他，方忙忙的去了。

　　现在少了如宝玉般会吃胭脂的男人，也少了像李煜那样会写胭脂的男人，多的只是化身为蜂蝶的男人，罪不在女人，女人应该从“招蜂引蝶”的原罪中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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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盗孙殿英临终忏悔：对不起民众和共产党[转帖]

　 庙会道长孙殿英忏悔生死场

孙殿英，字魁元，河南永城人，1889年生。行伍出身，曾在洛阳加入“庙会道”，不久为会道道长。北洋时期混迹于各派军阀之间，以流窜掠民、贩毒敛财著称。1928年改投国民党新军阀，任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曾在河北马兰峪盗掘清东陵。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为张学良收编。抗战爆发后，历任冀察游击总司令、新五军军长，1943年在河南对日作战时被俘，旋投汪伪任“豫北剿共军总司令”。

一个面有雀斑的戎服大汉，头戴一顶美式军帽，手举一把锈迹斑斑的“莫邪宝剑”，背景是“庙会道”的“告徒红吾”、日酋冈村宁次颁发的“嘉奖令”、蒋介石签发的任命状……

　　这就是孙殿英在抗战胜利后的公众形象。虽说这幅漫画是两年后才刊登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报纸上的，但是老蒋签发任命状的这一笔速写，却是抢在日本天皇宣读“停战诏书”之前就开始的。

　　1945年8月，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庆祝民族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欢欣中时，窝在重庆的蒋介石已考虑起了“反共建国”的“大计”。实施“大计”的紧急措施之一，就是把华北地区的伪军统统改编为国民党的“先遣军”，从而为他们摘去汉奸帽子，使他们对蒋感激不尽，从此服服帖帖地投入反共内战。11日，蒋介石以十大伪军司令为各路“先遣军”总指挥的任命状，正式通过广播昭告，孙殿英就是其中之一，具体任务是“调防”京汉铁路沿线新乡至安阳间，继续与八路军作战。于是，孙殿英摇身一变，由“曲线救国”的“功臣”，转为反共内战的先锋。

　　同年9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奉蒋介石命令，率军暂驻新乡，待机北上进犯解放区。孙殿英却疑心孙连仲要解决他的部队，连夜坐火车去面见胡宗南，道是为贯彻老蒋的战略意图，准备把部队拉到汤阴，目的在堵住八路军下太行山；同时使起“钱可通神”的法宝，一出手便赠送胡黄金三万多两，借以换取他的庇护。果然非常灵验，胡宗南马上表示对孙殿英“换防”的支持。此后，孙殿英不断贿赂国民党军政要员，连连奏效，不到一年时间，又弄来一纸蒋介石亲署的中将第三纵队司令官的任命状，乐得他捧着烟枪哼梆子，仿佛又寻回了当年掘宝东陵、骤发横财时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

　　胡宗南

　　“麻哥，共产党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呀！”孙殿英奉老蒋军令进驻汤阴前，两个同他过命深交几十年的老兄弟悄悄地劝他：“俺们又不是没吃过老蒋的亏，可别又让他耍了。”

　　“你麻哥肚子里有数。”孙殿奖满不在乎地说。在他看来，国民党有着强大的海陆空军，并有美国作后台，战争只要打响，必获全胜；共军人少势弱，武器装备较国军更是悬殊，将来肯定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眼下的局势对自己也很有利，只要打胜这一仗，既可显显自己的威风，同时也有了对蒋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个赌博场上的不败将军，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次却是押错了宝。

　　1947年3月下旬，解放军刘邓大军挺进豫北，在短短十天之内，便攻克了豫北大部分国统区，拿下了孙部驻守的五陵，将包围圈迅速向汤阴紧缩。孙殿英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胡宗南的援兵解围上，对于刘伯承的劝降信拒不作答。双方激战近半个月，解放军铁壁合围，困守城池的孙殿英兵力锐减，弹粮愈少。蒋介石从汤阴的战略地位着眼，倒是派出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第二机械化快速纵队驰援，却恰巧落入解放军的运筹之中，他们以大部兵力从两翼延伸，形成一个口袋形的阵势，待敌军接近汤阴时，即从两翼包抄，一举将其歼灭。

　　解放军歼灭了孙的援军之后，便集中兵力，向汤阴大举进攻。这时的孙殿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安。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仗如败，蒋介石会摒除自己，只有死守城池，坐等“时机”。啥是“时机”，孙殿英自己也讲不清楚，更没法向弟兄们交代，只好乞灵于“庙会道”的祖师爷姜太公，特地集合所部“道徒”官佐一千多人，在汤阴城的南大街筑起神坛，供起他那把不离身边的“莫邪宝剑”，焚香祝祷，跪请祖师爷指点神机。据登坛弄法念咒的“大师兄”称，祖师爷的神机指点是“义师不亡”，结果发布后，士卒们的斗志更加涣散，传到孙殿英耳朵里的纷纷议论是——

　　“义师不亡，是说解放军吧。俺们这种‘两杆枪’，能算义师？”

　　“解放军不亡，那就是俺们亡了？俺的娘呀，可怜她还在家里等俺给送终哩……”

　　1947年5月1日夜晚，解放军的总攻开始了。猛烈密集的炮火霎时间将汤阴东北角的城墙轰开了一个大豁口。抽饱大烟的孙殿英打起精神，指挥部下据险顽抗。可是官兵们大多躲避藏身，再无战心。很快，解放军控制了全城局势，退逃到东南角寨墙据点里的孙殿英自知大势已去，被迫向解放军缴械投降。至此，前后仅仅28个昼夜，孙殿英的第三纵队终于全军覆灭。

　　作为战俘的孙殿英先被送到河北武安县的冶陶镇，刘伯承司令员和他作了谈话，希望他认真反省，走向新生。此后，孙殿英去到漳河边的第二野战军训练班，揭开了人生的新一页。

　　横在孙殿英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他自知罪孽深重而缺乏对解放军俘虏政策的理解，面对每一顿“优待餐”，心里充满忐忑，老担心吃完后就要拉出去枪毙。其后感到自己生命确无危险后，又为部下担心起来，怀疑这些老兄弟们早已不在人世，而自己的侥幸活命，仅仅是为解放军起到宣传作用。为了消除他的疑虑，漳河训练班领导特意安排了一些同在汤阴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前来孙殿英的住宅，与他们的“麻哥”见面。眼见为实，孙殿英服了，特别是当他听说那些跟随其多年的“子弟兵”全都获得解放，有愿意参加革命的都加入了解放军，不愿当兵的全发给路费回家时，心情激动难以自抑——这个以赌发迹，贩毒发家的“双枪司令”，一向以江湖义气带兵，有“爱兵如子”之名，得知大家全有了光明平坦的前程，不由他不打心底里承认，只有解放军才是真正的“义师”，而自己的部队必“亡”。

　　孙殿英的敌对情绪彻底消除，话也多了起来，但是另一重困扰又缠住这个开始悔过的“双枪司令”不放：解放军是禁毒反毒的军队，可他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被俘后每被烟瘾折磨，发作时就像一根随风而倒的枯苇，可以躺在炕上一连几天不动弹，几让人怀疑已经咽气。

　　为了挽救孙殿英的性命，漳河训练班经请示上级，决定对其采取特殊的政策——派人化装进入敌占区买来鸦片，每日限量供其吸食，同时使用逐渐减少烟膏、增加桂皮含量的掺和办法，终于帮助他在不知不觉之间，完全戒除了毒瘾。当孙殿英于恍然间知道真相后，竟跪倒在地失声痛哭，喊道：“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解放军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孙殿英不再相信姜太公了，那把视如至宝的“莫邪宝剑”也用不着了，他开始进入痛苦的反思，对自己四十年的兵匪会道生涯，作了真诚的忏悔。他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

　　孙殿英的认识在逐步提高，身体却益加衰弱下去——他患了不治之症。训练班尽能力所及，为他请来了最好的医生，可是回天乏力。

　　孙殿英希望活下去，就在今生今世报效解放军的大恩大德。当其自己明白已无药救后，又指望至少能活到解放军攻占郑州，使他能再见亲人一面。他说想看看儿女，给他们讲述父亲的过去，让他们代父补过……

　　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没能挨到这一刻。一个秋风吹拂的日子，孙殿英带着生死关头的真诚忏悔，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人世。

　　四十年后，他的儿子、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孙天义教授出任了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分管的工作中包括保护历史名胜和文物古迹。他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孙殿英的临终遗愿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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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陈云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转帖]

　 陈云敢断家务事，明确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和江青草率结婚；经过慎重考虑，陈云和于若木结为夫妻，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发生了一次变故，他和共同生活了11年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分手了。后来，他同江青结了婚。

一般情况下，婚姻关系的缔结和解除，在主张婚姻自由的共产党统治区，完全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但由于毛泽东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以及江青的复杂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因此，毛泽东、江青结婚遭到了当时党内几乎所有高级领导人的一致反对。但以毛泽东那富于挑战的性格，越是遭到众人反对的事情，他就越是坚持到底，并将其办成，尽管事后证明他的这种固执有时并不总是正确甚至会带来灾难。他和江青结婚就是一例。

毛泽东决定和江青结婚是在他和贺子珍的感情出现裂痕、贺负气出走之后。关于毛泽东和贺子珍分手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贺子珍出走之后，毛泽东的个人生活显得非常寂寞，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工作又异常繁忙，身边没有人照顾，确实很难。这给随后来到延安的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用张闻天夫人刘英的话来说，就是\"毛主席身边无人，江青就钻了空子\"。

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青州人。在来延安之前，曾混迹上海演艺界，取艺名蓝苹。她一向争强好胜，爱出风头，在上海曾闹出过一连串的风流韵事，而且其政治面目也不很清白。由于她争强好胜的性格，来到延安后，总爱出人头地，表现自我，一心想居人之上的强烈欲望使她寻求机会积极向毛泽东接近。而机会对于一心想获得成功的江青来说也是存在的。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延安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经常到一些干部学校去讲课，毛泽东也不例外。有那么一段时间，毛泽东经常去鲁迅艺术学院讲课。正好江青也在这里学习，好表现自我的她，常常在前排就座，并总是打扮得入时得体，显得与众不同，招人注意。在听课当中，她常显得莫明地兴奋，有时还带头鼓掌。在讲课结束后，她还经常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提一些幼稚的问题，以获得单独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机会，而在生活中倍感孤独的毛泽东也确实需要感情上的慰藉。就这样，日久生情，毛泽东终于和江青结为夫妻。

　　就毛泽东而言，他之所以选择江青作为妻子，除了生活上的客观原因外，从主观来说，他认为江青也有其可取之处。她不怕困难，大老远地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来到贫瘠的延安，能耐得住清贫，坚持下来，是不容易的。而且，江青在来延安的女同志当中长得很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她有一定的艺术才能，在上海演过进步电影，被国民党下过禁令。她演的《打渔杀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一致好评。她的字写得也不错。用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的话来说，就是：\"七七事变\"后，投奔延安的女青年数量颇为可观，许多都是德才兼备。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将领都是从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妻子。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毛泽东的魅力无疑是最大的。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择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但毛泽东毕竟是党的领袖，他的婚姻已不单纯是个人的行为。而且，他所选择的江青，由于其有在上海的不良表现和一段不清白的历史，因此，当毛泽东表示要与江青结婚时，遭到了党内高级领导人几乎一致的强烈反对，军队中的许多领导人也很有意见。一天，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胡耀邦，带了两个人来到陈云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向他反映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的意见。因此，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根据他对江青的了解和党内军内广大干部的意见，明确表示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①。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与会者只好表示同意他和江青结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也就是说，她在同毛泽东结婚后必须遵守\"约法三章\"，即：20年内江青不许从政；江青在和毛泽东结婚后只负责毛泽东的生活；对外江青不得以毛泽东夫人的名义公开露面②。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的一段时间里，表现也还不错。她给毛泽东织了新的毛衣，做了适合毛泽东口味的饭菜，搜集到不少毛泽东喜欢听的京剧唱片。但是时间一长，她那争强好胜、喜欢出人头地、不甘仅仅充当家庭妇女角色的本性就逐渐暴露了出来，其政治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她开始讲究吃穿了，逐渐习惯于对人颐指气使了，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在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她也试图用她的那一套食不厌精、穿讲时髦、行讲便捷、住讲安逸、玩无限度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影响毛泽东。为此
，两个人经常闹矛盾。新中国成立以后，江青的贪欲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她常常到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去游山玩水，还时不时接受各地的馈赠甚至主动索取地方土特产品和高级衣料，毛泽东发现后，总要用稿费来替她还债。她还经常讲她同毛泽东是政治夫妻。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她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处心积虑地想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她利用毛泽东的晚年失误，在党内大搞阴谋活动，疯狂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搞得天怨人怒，众叛亲离，也严重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形象。以至于后来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因陈云曾反对过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因此，江青对陈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文革\"中，陈云拖着病体一个人被\"疏散\"到江西，爱人于若木也因在中南海贴出第一张揭发江青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被造反派押送到湖北、湖南劳动改造，昼夜都有人看管。在其他人都回到北京后，她又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监督劳动。直到陈云写信给北京市委，说自己身体不好，需要于的照顾，才被放了出来。

与毛泽东的婚姻引起广泛注意和很大争议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是，陈云和于若木的结合显得较为平静。

陈云与于若木相识、相恋，纯属偶然。陈云从小时起，就有流鼻血的毛病。1937年11月底，他从新疆来到延安后，由于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加上工作又十分劳累，他的老毛病又复发了，组织上决定派人照料他。这一工作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具体负责安排。他决定到陕北公学女生队去挑选合适的人选。

邓洁来到陕北公学后，与该校女生队的领导进行了商量和研究，一致认为于若木最合适。因为于若木已是中共党员，政治上可靠，历史清白。于若木起初有些犹豫，因为她来延安前仅是个中学生，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告诉她，这是组织上经过研究后才作出的决定，考虑到陈云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只有像她这样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有可能被选中。经这么一说，于若木也就同意了。

那时，陈云住在延安城里的一个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门口摆了一张办公桌，值个班。陈云有什么话，就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就去喊。没事，她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不到一个月，陈云的病好了，她也就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后来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在护理陈云的这段时间，她和陈云产生了好感。起初，陈云有意识地询问了她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的经历向于若木作了介绍。空闲时，陈云还让她唱些歌曲。后来，陈云问她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说：\"我还不懂。\"陈云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并如实地告诉于若木，他过去结过婚，但后来分手了。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交个朋友？

相处日久，陈云向于若木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这样，他和她日益接近，关系也日益密切，慢慢明朗化了。不过婚姻毕竟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大事情，一向严于律己的陈云，在这件事情上也未草率行事。毕竟于若木的人生阅历还不够深。此事的最后敲定，还得跟于若木的家人商量后才能作出决定。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陈云郑重其事地把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向他很认真地说了他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道源是于若木在延安惟一能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长。于道源知道陈云是一个很老实又有很深革命资历的领导人，对这桩婚事也就欣然同意。

经过简单的准备，陈云与于若木于1938年3月在延安正式结婚。他们的婚礼极为简单，在结婚的那天晚上，陈云仅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倒不是陈云穷，花不起钱，或是他小气，舍不得花钱，其实，陈云当时手上还是有一些钱的，而是因为陈云一向不喜欢铺张。
　　
婚后，于若木除了积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自觉地担负起照顾陈云生活起居的重任，以使陈云能集中精力和时间处理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在工作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和配合，丝毫看不出在年龄、职务、能力上的差异而带来的不和谐。不止一个人用不无羡慕的口气问于若木：\"你和陈云同志在年龄、职位、生活经历上相差这么大，你们是怎样处理这个矛盾的？\"有的还略带\"妒意\"地说：\"于若木怎么搞的，和陈云同志的关系那么融洽和谐！\"在近60年的夫妻生活中，陈云和于若木始终相濡以沫，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化学的于若木对营养学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她曾在《红旗》杂志1983年第17期上发表《营养--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一文，指出：\"人民的营养状况如何，是关系到人民的体质强弱，关系到民族繁衍昌盛的大事；人民的营养状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科学文化发达程度的标志。发展体育运动是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手段，而改善营养则是增强人民体质的物质基础。\"这篇文章在1984年获得了\"优秀理论文章\"奖。此后，她又发表了《关心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是当代人的天职》、《食堂和营养配餐》等营养学论文。

　　晚年的陈云，在夫人于若木的精心照顾下，生活上真正做到了\"起居有时\"。通常，他在晚上11时做就寝的准备工作，11时半上床。早上8时起床，半小时后进早餐。中午要午睡。早餐，喝一杯豆浆和一碗稀饭，吃两片面包。中餐一荤一素，晚餐一个豆腐一个蔬菜。在于若木的安排下，陈云的菜谱在一星期内不重复。陈云是南方人，喜欢吃带鱼、黄鱼，也爱吃上海的\"鳝糊\"和\"烂糊肉丝\"。豆制品是他的常菜。于若木总是变点花样做给他吃，比如做豆腐干丝，上海的\"百叶包肉\"，还有豆瓣酱，等等。此外，还要炒点青菜、大白菜等蔬菜。

陈云每顿中午吃二两米饭，晚餐一两半。由于牙齿不好，对饭的软硬要求颇为\"严格\"。有一段时间，陈云的厨师病了，于若木做了将近一年的饭。她用硬纸片剪成两个圆桶，再缝上底。她用这两个一大一小的圆筒盛米，再用秤称米，使大圆筒正好盛二两米，小圆筒盛一两半米。这样，给他做中饭，用大圆筒量米就行了；做晚饭则用小圆筒量米。至于控制水量，于若木也有\"发明创造\"。她做了个\"量水器\"，专门测量加水后米层上面水的高度。经过一次次试验，在陈云以为软硬最合适的时候，她在\"量水器\"上划个刻度。从此，她一直照这个刻度加水，做出来的饭不软不硬。

本来，陈云吃梨、苹果等水果。在晚年，改吃香蕉，这是考虑到香蕉是润肠的，可防止便秘。陈云从不喝酒和饮料，而喜欢喝白开水和茶。他上午喝白开水，午睡后喝一杯淡淡的龙井绿茶。于若木从营养学角度知道，微量元素硒有抗衰老的功能，又得知陕西省紫阳县所生产的\"紫阳保健茶\"，天然富硒。她就汇钱从茶厂购买这种茶叶，掺在龙井茶里给陈云饮用。先是加少量的硒茶，陈云没有提出异议，她就慢慢增加，以至增加到40%～50%，最后增加到2/3。于若木还知道灵芝有抗衰老作用，向保健医生建议，服用灵芝提取液制的灵芝胶囊，对于促进安眠、减轻肺气肿，具有一定的效果。她还曾把花粉制剂，掺在豆浆里，给陈云服用。陈云以一病弱之躯，能活到90岁，与于若木这位营养学家的精心调理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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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晚年的五次重大手术[转帖]

由于长期的劳累与缺乏睡眠，1967年2月2日，医生诊断周恩来患有心脏病。2月3日，工作人员和几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劝周恩来注意睡眠，保重身体。周恩来看到后，在上面签字答复：诚恳接受，要看实践。而在4月处理广交会的问题时，他又连续工作长达84小时未睡眠。周恩来终因过度疲劳、紧张与严重睡眠不足引发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自此以后，周恩来每晚睡觉前开始吸氧，并每天服药4次。

　　1967年9月27日，周恩来应要求为国庆节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均因手发抖而未成功。1970年9月5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出现异常。此后，周恩来办公时均有医护人员守在门外以便随时抢救。这年10月19日与老朋友斯诺谈话时，周恩来在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时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的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73了。”

　　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5月18日，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

　　1973年1月13日，因膀胱癌突然出现血尿，接下来两个月病情持续恶化。直到3月10日，周恩来才到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此次检查，肿瘤直径只有0.5公分，呈绒毛状，很表浅。治疗效果非常显著，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然而，10月下旬，又出现全程血尿，恶性肿瘤再次复发。周恩来的病情已较为复杂，原有的心脏病加重，膀胱癌复发，血尿日益明显，实际上已不能再拖了。然而他又拖到1974年3月12日才做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第二次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术后不久，肿瘤再次复发，并伴以大量血尿。自4月份起，周恩来病情日趋严重，膀胱内每天的出血量从几十毫升至200多毫升。周恩来的体质日渐虚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轻微苍白，走路、洗漱等活动都会使呼吸与脉搏加快。1974年4月，周恩来在西花厅生平第一次接受输血，直到逝世，共输血89次。

　　1974年,周恩来的癌症继续恶化，病情越来越严重。由于肿瘤发展快，恶化、溃烂、出血量增多，膀胱里淤积了大量的血液并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排尿严重困难。初时，凝结的血块较小，小便时稍微用力即可排出，后来血块大了不容易排出，排尿时异常痛苦。工作人员看到周恩来用晃动身体、扭腰、不由自主的跳动等方法，把堵塞在尿道口内的血块移开，或是挤出来。当一些小血块随尿液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后，周恩来往往会长嘘一口气，额头沁出汗珠。此时，精疲力竭的周恩来会躺到沙发上静养一会儿，积蓄力量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战斗”，真是令人见之心痛，闻之动容。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告别了生活26年的西花厅,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305医院,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323天。自6月1日住院,做了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

　　本文根据已经出版的几种读物，对周恩来做过的几次大手术，作一综合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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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土葬的真实内情[转帖]

许世友惟一一次“不听毛主席的话”内情

许世友，原南京军区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1985年10月22日，许在南京逝世后，经邓小平特批，土葬于家乡河南新县。许是大陆进行殡葬火化改革后，第一位“入土为安”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坊间传说很多，许墓现在成了当地一大新兴人文景点。

　　1905年2月28日，许世友生于河南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洼一户农家。小时候为混饱肚皮，跟乡里会武术的人跑腿。8岁时，到少林寺学习武术，这也是“许和尚”说法的由来。

　　许世友一生忠于毛泽东，是毛的好战士。但从其传记上看，在1930年代红军长征时期，许是后来叛党叛军的张国焘的爱将。1937年红军长征结束后，许被安排进林彪当校长的红军大学学习。期间，学校批判张国焘，因观点不同产生了想法，许挥拳打了毛泽东，差点让毛泽东枪毙了。幸好毛改变了处决他的决定，不然就没有后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了。

　　《一代名将许世友》一书中，交代了许世友对毛泽东“动武”的背景和经过，顺便摘录如下——

　　血气方刚的许世友第一个站了出来，并串联了一批原红四方面军的高、中级指挥员，秘密商定重返大巴山打游击。事情泄露后，许世友、洪学智等30余人一起被抓，许世友被关进红军大学禁闭室。作为“反革命武装集团”的首犯，许世友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许世友把这一切全部归咎到毛泽东身上，他当着看押人员的面大骂毛泽东。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他了解到这起串联外逃事件并不是一次反叛行为，只是这些人对批张运动存在的严重扩大化倾向，把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和张国焘一起当成批判对象而感到强烈不满，因此愤而反抗的情况后，亲自前去看望许世友。毛泽东没有料到，许世友并没有消减半点怨气，他甚至一步蹦上前要和毛泽东拼命，冲着毛泽东大骂：“我要有枪，今天就一枪崩了你！”

　　许世友“挥拳打老毛”就是毛看望许时发生的，这也可能是毛一生中惟一次有人敢打他骂他。处决许世友是康生提出来的，但后来毛认为，“许世友是一名有影响的将军，还是不杀为好。”

　　许知悉后很感动，从此忠诚于毛和毛的军队，终身“听毛主席的话”。但惟有在死后葬事处理方式上，许世友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这也是惟一的一次“不听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个性的高级将领很多，如陈毅以文著称，是儒将。许世友则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对母亲敬重如山、孝顺非常。乡民说，1952年冬，时为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许回乡探望20年不见的老母。相见时，母子抱头痛哭。哭罢，高兴的母亲赶紧去烧水给儿子喝，一时忘记叫跪在地上的许起来了。结果，许就一直跪在那不动。

　　1979年，许世友指挥广西对越自卫反击战。图为许在作战前线。

　　看着头发花白的老母，许也许就在这时刻，萌生了“自古忠孝两难全，死后尽孝侍老娘”的念头。自己身居要位无法亲手侍母，许世友牺牲了长子许光的前途，让他呆在老家，以方便照顾老人。

　　1959年，已升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再次回乡时，母亲已经作古。许长跪在母亲的坟前，泪洗满面，坚定了死后回来给母亲守坟的心愿。许在父母的脚边——离父母合葬墓前五六米处，选了自己未来长眠之地。

　　许的家乡处于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山凹里，许氏祖坟在离家不远的半山腰，前面是大片开阔田地，还有水塘，正前方远处则有堪舆术中所谓的“案山”五虎山，后靠山岗。许自选的那块墓地，四周长着五棵松树。奇怪的是五棵松树的长势，从不同方向弯向许自选墓地，呈合抱状。古代堪舆理论将之称为“山水有情”，算是一块难得的通人性的风水宝地。

　　但很遗憾，许最终并未能长眠于这块奇特之地上，下葬时墓穴易址了。

　　许世友墓地

　　许病逝后，南京军区根据许生前的安排，立即派出工程兵前往新县。但有一位据说是南京天文台的专家在看了许的自选墓地后，发现地势太洼，容易积水，这不利于棺木和尸骨的保存。而在许父母墓东偏北约40米处，则有一块地势高爽的空地，出于保护老首长的善良目的，建议葬在这里。许家人觉得有道理，便放弃许生前的自选墓地。现在的许墓，不在父母的“脚边”，离许出生的老宅子比较近，大约有50米。

　　许世友将自己百年之后的葬地选在父母的“脚边”，系过去民间一种最为传统的葬法。明代风水大师柳洪泉所著的《三元总录·茔元》中，列有10种“乡俗通葬”法，许用的方法便是其中的“抱孙葬”，即俗话说的“怀中抱子”。这种葬法，据说可保家道亨通，子孙兴旺，香火绵延不绝。许生前是有眼光的，但死后未能如愿，实在可惜。如果许世友真的地下有灵，大概又要发脾气了——竟敢不执行我的命令，拉出去！

　　回过头再来说，许世友惟一一次不听毛主席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1956年，在一次中南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首先提议，所有共产党人在死后都实行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不建坟墓。在一份火化《倡仪书》上写道：“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字。凡是签了名的，就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火葬的志愿。”

　　许世友与参谋长周德礼在164师炮团进入对越自卫反击战阵地前的合影。

　　在当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包括时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各界知名人士共151人，都表示同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康生、彭真、董必武……在倡仪上庄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独独新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许世友没有签名。

　　当《倡仪书》传到许世友手中时，许拒绝签名。不只拒绝签名，许还找到首先提议的毛泽东讲理，诉说对火化的不理解，表示自己死后要土葬，回到母亲跟前尽孝。据说，毛泽东在听了后，未作任何表态，只是笑了笑。但许世友却铁了心，坚决不火化。

　　1949年以后，国家领导人没有实行火化的仅有三位，第一位是任弼时，第二位是毛泽东，第三位就是许世友。

　　为了实现土葬侍母的心愿，在毛泽东逝世三年后的1979年，时已74岁、到了民间迷信说法“阎王爷不招自己去”年龄的许世友，着手安排自己的后事。这年的10月22日，许世友口述，让秘书代笔，给留在新县的大儿子许光写了一封信。

　　许世友十分注重部队建设，他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图为他深入部队视察训练时的情景。

　　据公开的出版物，许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许光：

　　邮去现金伍拾元整，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我今年74岁了，身体很好，活到八九十岁，也只有十多年了，你们可以先作准备。

　　许世友 10月22日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或许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运数。六年后的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第八病区去世了。而这一天，正是他6年前给许光写信，要求准备葬具的日子。

　　许世友是患肝癌去世的。1985年刚过了元旦，许世友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便让秘书给中共中央写报告，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了土葬的要求。许称，为（共产）党工作了么多年，对组织别无他求，只要求党中央在自己死后允许实行土葬。许理由很充分：自幼参加革命，报效生母不足。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葬在老母坟边以尽孝道。

　　但直至许闭眼时，也没有等到党中央的回复。

　　许世友和战士演习少林棍术

　　据说，许的报告送给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时北京高层传阅，但却定不下来。邓小平知道许世友当年拒绝火化《倡仪书》的事情，与许世友的关系相当不错，邓很尊重许。在复出后，邓到南京见的第一人就是许世友。最后，还是邓小平拍了板，同意许不火葬，但“下不违例”。

　　1984年，邓小平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在中山陵8号许家合影。

　　许去世后第四天，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王震，受邓小平委托，带着邓小平的亲笔批示，飞到南京军区。王转述了邓的意见，“许世友在60年的戎马生涯中，战功赫赫，百死一生，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邓小平同志签的特殊通行证，这是特殊的特殊。”

　　许世友的遗体告别仪式，安排在1985年10月31日下午，是个晴天。但在告别开始时，天气出现异象，这事至今还有知情人会当“怪事”提起。一位南京军区离休首长曾亲口对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进入礼堂时，也没有下雨的迹象，待仪式开始，天气突然变坏了，大雨如注，持续了十几分钟，之后却又突然停了。

　　如果按照过去迷信的说法，武将许世友是天上的一颗星宿，老天感应了，在向许哭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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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在昏迷中喊着什么？ [转贴]

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坦荡地说：“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在上海市长任上，除了在经济上与陈云配合着打赢“银元之战”和“棉纱之战”，陈毅更被后人所怀念的，是他对上海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尊重。陈毅说：“上海的文艺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那时候上海有很多电影公司、书店、文艺演出团体、报纸，陈毅跟夏衍谈，旧人员的清理，千万不能怕麻烦，不要采取简单的办法。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原先安排了30多人。陈毅说：“太少了，人数加个零。”扩大10倍，上哪找人呢？向下要，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这个不合条件，那个历史有问题。陈毅最后发了火：“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一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的。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

　　上海有个旧交响乐团，军管会成立后有人提出解散它，“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没用”。陈毅却指示保留，“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乐团”。老乐团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场，不利于排练，在陈毅的关心催促之下乐团终于搬进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

　　1958年2月，副总理陈毅正式出任外交部长一职，他用自己的魅力创造了一种外交风格，也留下很多颇具个性色彩的“外交辞令”。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某国一位新闻记者问：“贵国最近打下了美国制造的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陈毅先生，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是导弹吗？”陈毅举起双手在头顶做了一个动作，俏皮地说：“记者先生，美国飞机经不起导弹打，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

　　还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陈毅：“贵国在什么时候爆炸第三颗原子弹？”陈毅巧妙地说：“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什么时候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

　　该表达愤怒的时候，陈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1965年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美国政府扩大越南战争时，面对极端反华分子公开呼吁进犯中国的时候，64岁的外交部长陈毅挥舞着双拳，用手指着斑白的头发激昂地说：“我们等待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持打下去。请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1967年2月，在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等为一方，与以“中央文革小组”为另一方，发生尖锐冲突，这就是震撼全国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陈毅此后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恳切地要求见面谈谈，希望能面对面澄清事实。几天后，他盼来了回信，开头写了一段“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的话，结尾写了八个字：“见面有期，稍安毋躁。”

　　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石家庄。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毅又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此后，陈毅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71年12月26日清晨，多日未进食的陈毅突然提出要吃面条，他费力地吞下了几根面条后告诉医生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最后时刻的陈毅在昏迷中经常喊道：党中央、毛主席、长征等等。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

　　周恩来当即委托叶剑英火速赶往医院，叶剑英对着老战友说：“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让姗姗念给你听。”姗姗在父亲耳边大声读完毛泽东的批示，此时的陈毅已无力说话，姗姗对父亲说：“您要是听清楚了，就闭闭眼吧。”陈毅闭了闭眼。姗姗又念了一遍，陈毅已没有任何反应……

白晕居士

苏俄境内曾经的中国国土

毛泽东访苏结束，乘列车回国，车入伊尔库茨克，很快就见到了贝尔加湖。这时候，他突然这样问在身边的陈伯达：“陈夫子，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吗？”
陈伯达未加考虑就回答道：“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
毛泽东听了，有些不高兴地说：“我问你历史上这是什么地方。”
陈伯达吞吞吐吐地再重复道：“是乌兰乌特。”
毛泽东显然是生气了，站起来对陈伯达大声说：“我还不知道是乌兰乌特吗？”
正在人们疑惑不解时，毛泽东再一次问陈伯达：“我是问你，这是个什么地方？我是问历史上这是什么地方，明白吗？”陈伯达无言以对。毛泽东像憋了一口恶气，对着陈伯达道：“请记住：这个地方，历史上叫乌金斯克。原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居民基本上都是蒙古人，也有汉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苏武曾经牧羊的地方！”

　

luo

白晕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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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转帖]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9月20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回忆，是1975年8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7月29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1975年9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禀。

这架“专线电话”，便是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毛远新充任“联络员”，使江青与毛泽东的联系变得密切：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1975年1月7日写给###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1975.1.7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写信，而且要###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毛远新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他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在江青看来是最佳人选。

1991年7月20日笔者在上海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毛泽东一共有两个侄子。

贺麓成（本名毛岸成）是毛泽覃之子。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笔者在1997年8月4日采访了贺麓成。

贺麓成的生母是贺怡，贺怡即贺子珍胞妹。所以，贺麓成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

然而，也正因为贺麓成的母亲是贺子珍的胞妹，所以受到江青的排斥。贺麓成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尽管他在北京工作，无缘见毛泽东一面。直至毛泽东去世之后，经毛泽东和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李敏再三坚持，才把贺麓成列入毛泽东亲属名单，参加守灵。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结婚，于1941年2月生下毛远新。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毛远新也就随方志纯住在江西南昌。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把毛远新也带往北京。会议结束后，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

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上学。这样，毛远新就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上育英小学。毛泽东、江青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1954年，毛远新小学毕业，考入北京一○一中学。

1960年，毛远新上完中学，由于学业优秀，学校打算保送他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毛泽东听说此事，摇头道：“保送，不算本事。”

毛远新当即说：“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

毛泽东笑道：“要么北大，要么清华。”

毛远新说：“我就考清华！”

果真，毛远新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毛远新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

毛泽东同意了。

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逢寒暑假，毛远新回到毛泽东身边。

1964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1964年11月9日，高等###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

《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接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

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在家中，江青喊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而毛远新则喊江青为“妈妈”。

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一是在1973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1974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1975年9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江青和毛远新的密切关系所作的交待，说得十分清楚：

姚文元：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在批邓中毛远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扶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问题？

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受，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审判员：好，今天就交待到这里吧。

被审人签名：以上记录我看过，补充说明附后。

姚文元（指印）

1980年7月25日